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75)
「森林是台灣的命脈」，這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並信以為真的一句話。但五十多年來，國民黨即以這句話作為詐騙洗腦的口號，行摧殘台灣命脈的伎倆。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即制訂與日治殖民時代相反的森林經營政策，言明「應以經濟觀念為出發點，盡量發揮土地的生產力……並以獲得最高之收益為提高森林之經濟價值。現有天然林儘速開發，」據以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 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這一連串長期瘋狂式的伐林政策，必然注定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人民無止境的災難。自1960年改制後的「林務局」，並不是政府中的公務機構，而是事業機構，即林務局必須自籌預算以「伐木養人」而變成了「砍樹局」。其間，各種令人難以相信的荒謬政策，如「林相變更」及「林相改良」，把台灣的天然闊葉林視為無用的「劣勢林」或「雜木林」而砍伐。如此荒謬的森林政策在獨裁政權的壓制下，全民莫可奈何，任令「森林是台灣的命脈」在官商勾結、森林學術研究單位的支持下，無止境的摧殘。 1980年代末期，台灣公害問題十分嚴重。因此當1988年1月5日成立了「綠色和平工作室」時，我們認為運動的焦點應都放在反公害問題上，但當愛好自然的賴春標先生，默默經過多年的深入調查後，在1987「人間」雜誌一連串揭穿全台深山林區，大規模違規濫伐及不法官商勾結盜伐檜木林，及其他林區盜林連連的弊端時，全國輿論一片譁然。經賴春標的指點，我們馬上將問題與其他社運團體分工合作。工作室就在3月時發佈「1988年搶救森林宣言」，馬上獲得全國大學百名教授的連署，十五個以上的環保團體及無數市民出錢出力的鼓勵後，我們經過兩個星期不眠不休的籌備，開記者會、刊登活動廣告，終於在3月29日發動「森林上街頭」示威遊行，人數雖然不多，但很多精彩遊行道具首次出現台北街頭，像似嘉年華會，讓很多市民快樂地瞭解森林破壞的嚴重問題。 雖然首次森林上街示威遊行運動的規模不大，但卻吹響了的第一聲搶救森林的號角。我們經過1988年整年的努力，國民黨卻老神在在，毫無改變林務政策的跡象。 為了持續施壓，加速禁止砍伐天然檜木及天然森林，和「林務局」改制成公務機關的最後目標，我們決定將「綠色和平工作室」擴編改組為「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並推選我為首任會長。就這樣，我與很多同道的朋友，分頭招募會員，聯繫各大大小小的綠色環保組織，開始我們既定的目標。 我執筆「爭取綠色曙光 – 綠色和平組織1989年宣言」於1989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於自立晚報的副刊上，並以此宣布正式成立。 成立了「綠色和平組織」後，我們開始籌劃另一次大規模的搶救森林遊行。我們邀請了多達五十個民間團體和個人參加，包括影藝界人士胡茵夣、虞戡平等人，河左岸劇場、臨界點劇場、優劇場、關點、零場等。政治人物如蔡仁堅、林正杰、朱高正等成立了「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由我們規劃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辦「1989搶救森林大遊行」。 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元穠茶藝館舉行了第一次籌備會。為了使這次的大遊行能從社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及迴響，我們總共舉行了四次的籌備會，決定了我們明確的訴求目標：一、 林務局改制為公務機構；二、禁止砍伐檜木及天然林；三、修正森林法。我們要以和平、對抗與歡樂相互交織的活動，擬定一套別出心裁的遊行示威，由各參與團體獨立地發揮創意，推出遊行的內容及活動方式。特別由藝文界負責的行動劇，會在百貨公司及街頭演出，吸引觀眾參與。一切就緒後，我們為了使各種活動成為媒體關注的新聞，我們從三月二日起開始逐日舉行記者會，宣布一連串的活動，從媒體上山、各報副刊配合刊出文章、舉辦公聽會、宣布給總統的公開信、搶救森林宣言、遞狀控告林務官、森林行動劇的預演等。終於，由以這些新聞的連續性，而形成社會的焦點，使三月十二日植樹節上街頭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那一天，我與許多演藝界的朋友們等，包括胡茵夢、虞戡平、蔡仁堅、朱高正、賴春標等，率先走上街頭。戒嚴令剛解除不久，率眾走上街頭，很多人還是有點顧忌。不久，街上好奇的民眾也跟著我們加入了遊行的行列，遊行隊伍不斷的聚集延長，浩浩蕩蕩。之前十點多，環墟劇場在鴻源百貨附近的街頭即興演出森林受難的情景；河左岸劇場則在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定點表演森林受到殘害的場面。整個活動持續到「搶救森林」的遊行隊伍抵達時，演員才結束演出，加入遊行行列。 零點劇場的團員們扮演日本商人，高舉造型詭異的木偶，步行至林務局面前演出官商勾結，濫伐森林的諷刺劇，遞送抗議書等。同時，近兩百位環保團體人士在台北市議會抗議林務局砍伐森林，身穿綠色背心的兒童，由父母陪伴，把自己扮成大樹，希望大人關注，一起保護森林。遊行聚集了上千人的行列，車上、車下又有劇場的表演，又有小朋友歌唱著搶救森林的主題歌，有七爺八爺、有民俗高翹隊，很多遊行的人都變成了一棵棵珍貴的檜木、鐵杉、圓柏、扁柏等，整個示威活動反像嘉年華會，在活潑、新穎、歡樂的氣氛中完成。 遊行結束後，我與數十位環保人士直奔林務局長辦公室，與官員提出我們書面的要求。 當我在描繪林務局是「砍樹局」的情形時，很多關心森林的朋友們都很激動，對著官員咆哮不斷，要求立即回應我們的要求。此時場面有些混亂，警察圍來維持秩序時，更激起了團員的不滿。 官員們眼看著緊張的情勢逐漸升高，心虛勉強地同意簽下了我們的要求。 事後，「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作了一次內部的檢討，大家都認為我們創下了很多社會運動史的先例：一、遊行參與的團體及個人參與遊行的人數，是任何社會運動最多的一次； 二、第一次教授、演藝人士首次走上街頭，為森林而發聲；三、以具體的事實依法控告瀆職的林務官；四、以嘉年華會的不同示威方式上街頭等。媒體都一致公認，這是一次成功遊行示威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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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 8月，經過三年的放逐，我終於「可以」再度回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國家。1987年秋天，當我再度踏上這塊土地時，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似乎已到強弩之末；廢止戒嚴令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會發生怎麼樣的演變？權利是爭來的，而不是被賜予的，何況，國民黨內掌握特權利益的統治階級，除非在內外的壓力下，是不可能輕易放棄的。 台灣未來民主的道路實仍崎嶇不平，充滿難以預料的變數。 我這次回國，台灣時空及主、客觀的環境已與1975年，我第一次回國時差異極大。我的心境，經過三年放逐的見識與學習，也與1975年時有很大的變化與差異。 87年回國之前，我曾思考，到底我一生中能做什麼？要什麼？我已走過「四十不惑之年」，但還是對生命、人生充滿迷惑，能做什麼？要什麼？我一生只想作教育的工作，從未想做什麼「偉大」的成就，更不屑偉人為何物。因為從文學、哲學的閱讀，我深知人性之懦弱、真知之難求、生命之無常，及人的困境，所以，好好做自己，做人，就很困難了。我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愚民的「聖人文化」，從未信過，總以斜眼視之，常以「滿口仁義道德，肚子裡男盜女娼」答之。我也看出在人類的歷史中充滿「偉人會做出偉大的錯誤和恐怖駭人的災難」，因此，Karl Popper說，「世界沒有偉人。」 從演化學中， 我深知「構成世界的真實材料：人與萬物」是由各種不同、平等族群所組成的，什麼「聖人」、「偉人」、「救星」並非構成世界應有的現象；賞識與尊重每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才是演化的基礎。要我做偉人，除非作假，我一定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只想做一個忠實於自我信仰的知識人，否則我會心虛而不快樂。一生深受達爾文及人文影響的我，早就洞穿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什麼「聖人文化」、「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漢賊不兩立」等等的都是統治階級愚民的詐騙洗腦術，因為這些詐騙術的根源均來自中國人對科學、生命的本質及達爾文演化學機制「變異多樣性」(variability)觀念的無知或不尊重，而墮入伯拉圖「理想」、「單一」 (typological concept) 型態觀念的錯誤；再加中國哲學中缺乏「知識論」(Epistemology) 的傳統，很多人及讀書人都學不到「知識論」的本質就是批評、反省、再批評，才能創新；他們也.學不到生命演化活力的精髓來自變、變、變，因此中國政治文化及人的思維和行為大多停滯在數千年的依循和循環，至今少有變化。瞭解生命、人生的本質，忠實於自己，做自己之所愛，我能如此，我已一無所求。 為了忠實於自己，回國後，我決定不再遮遮掩掩，躲躲閃閃； 我要誠實地說出我的話；我心中已無所懼。環保運動就是民主政治運動。這次回來，我不再假環保運動之名，行民主政治運動之實。 戒嚴令解除後，整個社會似有一股蠢蠢欲動，期待一線曙光的來臨，我心中有一個直覺，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已近黃昏矣。但剛回到東海，我必須花不少時間準備第一學期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十分忙碌。到了1988年初，兩件事情的發生更印證了我的直覺。一件是蔣經國的去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一月十三日）；第二件是自立早報的創刊（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東海時曾有一次受邀與當時李登輝省主席會餐及談話的機會，我可觀察到他的台灣人的性格仍在。一個曾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又曾同情共產主義的青年，我確信他會是一個較有使命感及理想的人。我心中暗喜，因為我相信至少他會對台灣的歷史同情點。自立早報的創刊自然讓我興奮不已，因為我相信它的創刊將加速啟蒙更廣大的民眾。歷史的發生的事件不管是偶然或必然，一旦發生，其餘後續的發展就很難加以控制，而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蔣經國去世時，如果副總統是郝柏村或宋楚瑜時，很可能你我現在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戒嚴令」下呢。剛好蔣經國去世時，正巧副總統是位台灣人李登輝，這個巧合（偶然）卻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產生了加速的影響。 寒假一開始，我心就蠢蠢欲動，開始聯絡一些同道的朋友，瞭解他們對未來環保及核能問題的看法及計畫。很有趣的是過去的朋友及新的朋友開始與我聯絡，提供不少環保生態的信息、文章、及著作。八零年代之前，台灣媒體敢於報導環保問題的記者並不多；之後，有關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報導日日有之。少數記者雖專業知識不足，但仍冒國民黨之大不韙，大力報導。我想是大家看到台灣的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實在太嚴重了。我回來後，發現不少優秀的環保記者挺身而出，為環境生態而說話、出書，如楊憲宏、李疾、楊渡、方儉等。 很自然地，我開始和記者們一起到高雄反五輕後勁的災區，瞭解受害的情況及居民的心聲。每次學習之旅總是一次震撼的教育，我再也無法置之度外。與記者楊憲宏、方儉、林美挪到後勁、鹿港受害的民眾們（劉永鈴、粘錫麟等）商議的結果，我們決定與五大環保團體聯合聲援後勁鄉親，發表「反公害，爭人權」聲明，籌劃成立「綠色和平工作室」，由我執筆寫了「1988年綠色和平宣言」於1月5日正式成立時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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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發生可能面臨死亡是在肯亞神秘的獲救事件，已在前文提及（見#36，#37）。第二次是在1981年的夏天發生。我們回到賓州太太的家鄉看她年邁的母親。 有一天，我和太太到附近的農莊的桃果園摘桃子。在巡視一排一排的桃樹時，看到一個狀似漂亮的桃子掉落在樹下，我彎身檢起，突然在大拇指感到一剎那的刺痛，一支小黃蜂(yellow jacket) 就在面前飛走。起初我一點都不在意，只是在針刺的部位擠壓一下，因為過去在野外常被蜜蜂叮刺，紅腫一陣子就好了。沒有料到，這次在幾分鐘內，我的臉孔、脖子及全身開始奇癢無比，紅腫到變了樣子，我開始感到不適。我太太一看，知道這是極端嚴重的過敏反應。一話不說，馬上開動車子，把我拉進了前座，綁好安全帶後，超速地直奔三十公里外唯一大鎮的醫院Lewistown Hospital。 車子以100公里以上的速度飛馳，不久，我開始呼吸困難，胸口悶痛，我已無法挺直坐著，身體直往前彎，我幾無法呼吸。她一手扶住我，一手握著方向盤，我只聽到不斷地大聲哀求，”Please，please， we’ll be there soon.”我不斷地用力呼吸，但已力不從心。不久，我的意識開始模糊，最後只隱約地記得太太一直搖晃著我低垂的頭…。 醒來時，我模糊地看到太太哭泣的臉形。她低下身體緊抱著我，我好像從深邃漫長的睡境中重新回到另一個世間的感覺，毫無表情地巡視四周，再看到太太熟悉的臉孔，我不禁淚流滿面。 後來醫師進來向我道賀，說我實在太幸運了，剛好醫院有一批 epinephrine (腎上腺素) 進貨，才及時地把我救回來；也要感謝太太及時送到醫院，再慢十分鐘，我可能就窒息而死。醫師還向我道歉說，為了不讓我的無名指(ring finger)壞疽（necrosis），不得不把結婚戒指切斷；還警告我說，以後必須隨身攜帶一組蜂螫急救包（bee sting kit），以防萬一。回家的路上，我默默緊握著太太的手，無盡的感恩在心中。我自然地轉向他她，”you are my guardian angel.” 第三次的經驗是發生在夏威夷的北海岸。1986年冬天，我們全家都到沖浪著名的北海岸沙灘去游泳。北海岸的巨浪又壯觀又恐怖，有時可高達30英尺以上。我向來喜歡在海灘與家人嬉戲游泳，因北海岸海灘很長，人潮擁擠，不久後，孩子們就不知去向了，太太留在沙灘上看書，我就走到人少的一端讓巨浪沖來沖去，隨之浮沈。 一段時候後，我發現我的位置已稍離岸邊，但也不覺有何擔心。突然，一陣巨浪衝上來，我只覺得我被捲入水中，好像好久，腳不著地的浮上浮下。等我露出水面呼吸，東張西望時，我發覺四周空無一人，好像也看不到陸地似的。我再定神一看，哇！我竟離岸至少有150公尺以上。 我想我可以慢慢地游回來，但我發現我越游，我離岸的距離越遠似的。我開始慌了，只能舉起雙手揮來揮去，好像也沒有人看到似的。 我不得不繼續地游，終於體力不支，任令大浪浮沈。 幾度想趁著巨浪衝來時，趕快向岸上游，但退潮的力量又把我拉離得更遠。我更慌了，只能想法浮著，用雙手飛舞求救，喊著HELP！漲潮的力量有時把我衝到半空，退潮的引力又把我吸離海岸，心知，我絕無法靠自己的體力游回岸上了。海浪一再地嗆進嘴裡、鼻裡，不斷地嗆咳。我開始害怕，在那茫茫大海中恐懼、孤獨、無助、痛苦地死去，我將面臨一個最沒尊嚴的死亡。我的體力已到終點，無法再撐下去了，我已隨浪潮上下浮沈, 不斷地嗆咳，腦海一片空白。朦朧中，我遠遠地看到有些人朝著我游過來，我被拉上了沖浪板，讓我趴著，有人握著我的手，慢慢地拉向岸邊。突然，一陣巨浪又沖上來，把沖浪板和我衝上了半空，我無力抓住沖浪板而飛出去，掉下來時好像受到了重擊，失去知覺似的。我又再被拉上了浪板，趴在那裡。不久，被兩個救生員扶上岸，讓我朝天躺在沙灘上，問我有不舒服的地方嗎？我搖搖頭，感謝他們救命之恩後，他們就離開了我。 許久，我茫然地坐起來，看著四周圍觀的人群。我勉強地站起來，裝著好像沒發生什麼事似的，才發現我的泳褲已脫落到屁股下，趕緊一邊走著，一邊拉上。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我的兩個孩子，西濤和西湘，兩個人狂笑到東倒西歪地向我走來，顯然不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只看到我令人發噱的窘態。當我告訴他們我剛從鬼門關撿回這條命的經過時，他們還是半信半疑，還在調侃我泳褲脫落的窘態。這時我心中充滿了對生命的哀傷。 這些難以置信生或死之間的事件都是不由我掌控的，卻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在我長期透過科學、哲學、宗教等的閱讀，以便瞭解自己，瞭解自己與外在世界、自然的關係。生命難以置信的事件的發生，不管多麼神奇，我實在很不願意以宗教和迷信來解釋成是一種「神意」（Providence)的結果。 科學家研究宇宙、自然、生命的各種現象時，大都不會以所謂「神意」、「命定」 作為因果關係的解釋，而是以「必然」(Necessity)作為研究的假設，很少以「偶然」（chance）來探討。「必然」的話，那麼必有法則（laws）可作解釋；如果是「偶然」的話，有些科學家即謙卑地接受是自然奧秘的一部分，除非其他科學家發現其「必然」的法則。 從我對自然生態、演化學的認知，我深知「必然」法則存在外，「偶然」也在宇宙、自然和生命的演化扮演極重要的角色。這是我教「生物哲學」課時一再強調的的信仰。 Steven Weinberg，諾貝爾物理學得主， 是一位二十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1993年時，我看到他剛出版的新書時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earch for the Fundamental Laws of Nature >（「最後一個理論的夢想：尋求自然的基本法則」），我心想，他真是一位唯科學主義（Scientism）是從的傲慢學者。相對的，同樣偉大的諾貝爾物理學家 Richard Feynman就沒有Weinberg的看法。Feynman 一再地告訴後進學者，「不管你們作什麼，想想自然吧。」 Richard Dawkins，分子生物演化學家，著書無數，著有<Selfish Genes>（<自私的基因>），他是堅持以一切生命演化的現象均可以從DNA得到「必然」的解釋 。他反對基督教，是主張無神論者的大砲，認為宗教是理性的敵人。相對的，也是生物演化學者 Stephen J. Gould 就與 Dawkins 持不同的看法。Dawkins認為科學早晚可以解決一切，認為「命運」這種東西是宗教的術語；Gould較有人文宗教情懷，認為自然、生命的演化很多難以置信的現象是「偶然」因素的結果。 我堅信生命史，如同歷史的軌跡，很少是「必然」的結果，Stephen J. Gould 說，如果我們能夠把生命的演化史倒帶重新演化一次，結果這個生界一定會是與現在的自然完全不同：可能是一個外星人的世界，可能沒有智慧，也沒有人類。生命史的演化，一路上，各種生物及非生物因子的一擰，一撚，一扭，一搓，一轉及各種意外、偶發事件等都會產生不同的結果。今天，所謂的「蝴蝶效應」（指系統中某處的微小變化可能在其他地方產生非常大的影響）處處可見。生命中稍加修改一點小小的情況或劇情，就可能產生截然不同的命運。是的，我相信宇宙、自然、生命及人生沒有一個所謂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演化史也告訴我，宇宙、自然、生命有一種內在的力量（inherent force），它可以找出一條自我的生路。 我也相信，生命中是留不住「真空」的，意即每個人都會找出自我的一條活路，且什麼都是可能的。基因組（genome）本身的萬千變化，以及它們與體內萬千化學、物理、生理等等的互動，以及它們與外在環境萬千變數的刺激、反應及適應，將產生無法預測的後果。生命不可預測的「偶然」、「奇蹟」即是生命現象的寫照。Stephen J. Gould在<奇妙的生命> (<Wonderful Life>)一書的論點是：「『偶然』是在地球上生命演化的決定性因子之一」（Chance wa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life on earth）。沒有「偶然」或 「奇蹟」的生命，就不是生命了。那麼它們發生的結果是禍、是福？那就看你的造化了。命運，如達賴所說是自己的個性 (personality) 及習慣性(habits) 的結果。 我面臨的死亡經驗是難以瞭解的所謂「偶然、神蹟」的現象，但我相信「命運」的存在，心中也充滿宗教的情懷。我心中時時充滿著對自然、生命的敬畏（Reverence ），深深地感受到自然、生命的奧秘(Mystery )， 對自然、生命充滿讚嘆（Wonder），面對自然、生命，感懷無限的謙卑（Hum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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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6年底，民主運動的洪流洶湧澎湃。國民黨知道大勢已去，只得冬烘地自圓其說，以「民進黨雖然是『不法』組織，但不能斷定為『非合法』組織」。 民進黨即於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決定黨綱及規則。民進黨的成立是政黨民主政治的開端而已，我心裡就開始盤算回家的規畫。隨時可以回家的自由，我竟然得苦熬48年的時間才能得到。 國民黨的強權統治已難維繫，戒嚴令已正式解除，「報禁」也名存實亡。1987年12月25日當天，根據記者蔡漢勳、黃能揚的報導，「國民黨國民大會在中山堂舉辦『行憲四十週年紀念會』，鄰近整個西門町及中山堂周邊聚集兩萬多人，導致鐵路平交道無法放下柵欄，火車交通為之中斷。群眾抗議萬年國會活動，訴求的主題就是『垃圾是不會自己跑進垃圾桶的』。這一代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當時國民黨反民主及反民權的歷史細節，如當時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等所謂的國會議員，全都是在1947年在中國選出來的，其間死亡的代表委員們，都可不經選舉加以遞補。時國大代表平均年齡是76歲，立委是80歲，監委是81歲，民間都稱這批老人為「老賊」。當時在中山堂開會的國代人數達865人，其中竟有343人是以遞補方式接任的。」 當時中山堂內開會，「場內民進黨代表只有11人。他們一字排開站在蔣經國面前拉開布條，每人身上背心前面綉著「全面改選」，後面寫著「維護憲政」。此時情治單位已無法阻擋民進黨國大代表集體的抗議，喊了二十分鐘的「國會全面改選」的口號。老國代卻只能指指點點的反制，放話叫警察，不料，民進黨國代卻高舉「老賊混蛋」布條，遊走於會場，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當時，風燭殘年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目睹民進黨國代的抗議場面，只默默地呆站坐在輪椅上，一言不發，無可奈何，似有不勝欷噓之意。 17天後即吐血猝死。蔣經國死後，黨威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已不復存在矣！」 對我，無端被放逐一直在我心中忿忿不平；現在，我可以回家了，但回家的「自由」仍須經過加害者的批准，使我心中悶悶不樂。 想想，幾十年來，無數為台灣民主奉獻犧牲的先賢，民主政治才能踏出一小步，我實在只能感恩不盡，沒有抱怨的餘地。 我羈留美國已兩年半矣，首先我必須取得回台加簽後始能再向東海大學申請復職。我就在1987年中，再度把回台加簽的申請書寄到北協夏威夷辦事處。不久後，我就收到回函，要我親自到辦公室拿回護照，希望能向我說明。我真的不想見他們，有什麼話可談？他們可以告訴我什麼？他們講的那套話，一定會讓我生氣。我請他們以郵寄送回，拿到護照後，發現回台加簽延長年限至1987年底而已（意即在回台加簽時限前，可回台），並註明乃依「指複護字第30047號函辦理之」。 知道可以回家後，我急著寫信向東海大學教務處申請復職，希望能在1987學年第一學期9月時回台。 到七月中旬時，學校教務處終於來了一紙公文說，根據校規，請假教授超過二年，即視同辭職，並希望我能在半年內回校辦理離校手續。 這真是一記青天霹靂，讓我無法相信，也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的，讓我回家，但不讓我有工作，當時我心中之憤恨，實難以形容。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決定寫一封信給梅可望校長，表達我個人的憤慨，並坦言我當時被迫離台，既得不到校長伸出援手，已痛在心頭，現在又遭落井下石，令人心寒，實是大學獨立、學術自由之恥。我回想，當時我寫這封信的動機，可能心知回東海的希望渺茫，在忿恨、挫折、驚恐的情境下，表達了我一種洩恨的心情。沒想到，不久，我竟然收到梅校長的回函，語氣充滿鼓勵，歡迎我回校服務，希望我能以國家利益為重，回校後能安心教學研究。之前，我與梅校長共事近十年之久。 之間，我與他維繫著衝突、諒解、微妙且緊張的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從人的觀點，我曾說「梅校長還蠻可愛。我真的還相當懷念他。」 一個人的際遇或命運實在很難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茫茫天地之間是否有「羯磨」(karma)掌控一個人的命運，我不敢確定，但圍繞著我們周遭的人決定我們的不少造化卻是我們每個人活生生的經驗。梅校長的回心轉意，首先批准「人二(事)」處不讓我回去的決定，然後再同意我回東海這件事，卻天翻地覆地改變了我的生命。 可是，梅可望校長回心轉意的原因何在？我想和上述政治時勢的變遷不無關連。我幸運地就在這個時候， 湊巧遇到這個時代的大變遷。梅校長是位聰明的政治人，我相信他因領悟到時代的變遷而「放人一馬」；他也可以頑固不悟，拒絕讓步，說實在，我也無可奈何，再度受到第二次的傷害。事實上，每個人的造化與一個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 我們周遭的人以及很多不由自己的變數，也左右了我們的命運。 這讓我想起一位商業鉅子的朋友告訴我，「林教授，你們看我生意做得這麼大，錢賺這麼多，不要以為我很能幹聰明，很偉大。不是啦，不是我會賺錢，而是別人讓我賺的啦！」這種簡化、率真、謙虛的智慧，也讓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成就、榮耀只能感恩你周遭人的扶持或時勢，而謙卑以對；如能時時反省、檢討、勵行，則能更深化對人生、生命的認識，成為更有素質、深度的人；一個人的挫折、失意如能更加誠實地反省自己，改過，才有可能再造的機會。不幸地，在當今的官場，謙虛自省的人幾難找到。 我一路走來，經歷了大大小小生命難以置信的事件，我只能以命運（fate 或 destiny）感念之，而不墮入宿命論(fatalism)的思維。這次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回台事件，雖無聲無息地劃過，也讓我對「命運」這個觀念產生更進一步的好奇。事實上，到了1987年，我一生經歷了三次可能面臨死亡邊緣的事件，感觸良多，更使我對「命運」是否存在，及其與哲學、宗教、心靈、科學的關係產生極大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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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的科學成就是他寂寞地煎熬半個甲子的結果，現在他終於戴上世界最高科學榮譽的諾貝爾桂冠了。他和我是同時代的人，深知在那貧瘠蕭瑟的環境裡長大的感受；他和我一樣從家人的言談及警告，親戚朋友的談話，學習到「有耳無嘴」的保命道理；他和我體驗過台灣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的洗腦教育，認識到自學的必要；他和我親歷228和白色恐怖的肅殺，掛念好友張昭鼎「是否會有人打小報告而遭受到一上岸便被逮捕的下場」，看過高中時同班同學無辜的被捕而被逼成瘋子；他和我留學美國，享受那令人興奮的學術自由，呼吸那民主自由的空氣，體認獨裁的可惡，相信他和我心中蘊藏著鄉土和根的呼喚。所以，我心底深處，清清楚楚地知道李遠哲內心一定藏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鮭魚必定返鄉的心願。 從媒體報導的表象，李遠哲的獲獎給人一夕成名的感覺，因為國人過去鮮少知道他的名字。事實上，國人對李遠哲的陌生，都是國民黨營造出來的結果。李遠哲在化學研究的成就早露光芒，舉世皆知。他關心台灣的科學發展，就在1972年，時任芝加哥大學副教授時，就主動返台為清華大學學子授課半學年，來回台美多次。但因他出生台灣，又在美期間參與過「台灣同鄉會」及「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活動，國民黨早就點名做記號，視李遠哲為「可疑人物」。當他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榮銜，又被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聘為榮譽教授後，始於1980年被被提名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李遠哲心中來自台灣的呼喚，總忘不掉故鄉科學的發展；他促成「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後，才有機會時時返國，積極默默地參與國內的科研工作，但始終未曾發表任何科學以外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遠哲與好友張昭鼎私下研商如何回饋鄉土的計畫，不過當他聽到張昭鼎突然往生的噩耗時，他說，「該是我回家的時候」。因此在1980年前後，國民黨刻意在媒體上鮮少提到李遠哲，並刻意營造他成為一位「不受歡迎的人物」」（persona non grata）。 國民黨萬萬沒有想到一位台籍學者竟然獲得諾貝爾獎。 所以十月十五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諾貝爾化學獎後，明知李遠哲在台灣出生，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所都在台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又時時回台積極參與國內教學研究的工作，但各報還是以「美華裔」，「華人」，「中國人」，「中國學者的光榮」，「中華民族的後裔」，「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華人家庭的子弟」，「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中華文化偉大的潛力」，「中華民族為榮」等等來描述他的獲獎事。因為他「得天獨厚」受到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及中華文化偉大潛力的結果，所以，他的得獎是「中國人之光」。什麼都可以說，就是他是「台灣人」及得獎是「台灣人之光」這兩句話，絕不能出口，讓台灣人知道。這種蠻橫的族群歧視及治國心態，直至今天，仍存在國民黨政治文化中。 十二月十日是李遠哲在斯德哥爾摩接受頒獎的日子。 當天，中時「人間副刊」連續兩天（十、十一日）全版推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 的專訪文章。 沒想到，出刊後，立即引發了媒體及各界的震撼，因為李遠哲直言不僅批評台灣的教育不好，竟也把國民黨引以為傲的經濟、科學、社會及文化的進步，說是「沒有進步」及「真的沒有覺得那麼進步」，並說「不在意被人說是『台灣人之光』，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還鼓勵大學生應勇於批評，大學教授應『教授治校』，最後期待台灣『進一步的民主化，步伐要快一點』」。幾天後，各報紛紛撰寫社論加以評論，名人作家的專欄（陳映真，也行等）都從各種角度抒寫己見，大都被該專訪的科學人的知性、人文的魅力所感動。李遠哲的魅力，與其說是來自其科學的成就，不如說是來自其對人文、社會、文化、政治及台灣的關懷。顯然國民黨冷不防被李遠哲在訪談中坦誠的直言吃了一記悶棍，但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的洪流下，國民黨顯然也難以招架。李遠哲效應就在整個社會民心思變之下自然地發酵，終於掀起國人期待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回國的高潮。 1986年專訪之前，李遠哲一直無機會公開表達他的科學以外的想法。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李遠哲以台灣人自居，又以諾貝爾的桂冠助燃台灣民主運動的烈火。但萬萬沒想到就在他返國的一個星期前，中時的「人間副刊」適時地登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的專訪，適時地灑下了要求加速民主化的火種及激起了社會期待改革的熱潮。 這一下子，國民黨蓄意低調處理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返國的如意算盤，必須全盤重整。國民黨只能借助掌控的媒體及行程的擺佈，寄望李遠哲返國的衝擊減到最低。負責安排返國行程的國科會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表示必須「以最慎重的態度研擬」，所有行程必須經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的認可，並嚴守行程的秘密，以封鎖記者的訪問。中研院長吳大猷馬上表示國內這種「過度的期望不需要，因為學術不是一件「湊熱鬧」的事。短暫的回國就加防備，國民黨更不希望他回台定居，變成一個永遠的「麻煩的製造者」。當李遠哲透露有意返台定居，貢獻所學時，這種耽憂更由台灣最高科研機構，中研院長吳大猷口裡配合說出來，更令人不解。吳大猷不但沒有表示歡迎，還表示「遲遲以為不可，如果他回台定居，研究工作可能會停頓下來。」 李遠哲返台的第一天（十二月十七日），在機場召開的記者會，根據記者李楠的報導，開始「由電視台記者問些窮極無聊的國民黨八股，好不容易報社記者逮到機會問他有關台灣政治、社會、文化轉變的問題時，擔任主席的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突然喊停，原訂一小時的記者會馬上縮水為二十分鐘。事後，陳履安對記者說，別問太多政治的話題，那對一名科學家是不合適的。 第二天，李遠哲顯然拒絕再受擺佈，所到之處，他以一貫溫和、平易、活潑的科學人的真誠個性，更直接地直言台灣科學發展、教育、社會及政治的缺失，如「基礎科學重要，不能純從功利著眼」，「師長，習題太多，誤人子弟；學習，照單全收，像垃圾桶」，「蹺課很好呀，多看三倍書」，「不要成為不當教育方式的犧牲品」，「對訓導處與課本所說的話都認為是對的，最腐敗的學生」，「不合理的事，就不能妥協」，「傳統，以批判眼光省察之」，「用自己更多的生命，向權威挑戰」，「大學生到立院請願，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提升大學品質，教授治校」等等。 李遠哲在台十天的行程，十天的直言，媒體以「旋風」、「震盪」及「震撼」描述之，每天的言行佔據了平面媒體的版面，特別對學子們的衝擊尤深，引發了保守派及民主派學者的議論。他的一言一行似與政治無關，但明眼人心裡都明白他的用意，卻在談笑風生中賦予了當下台灣社會要求民主的正當性及合理性。我個人認為，從李遠哲的獲獎，中時「人間副刊」的專訪文章，至回國訪問的前後兩個月期間，他這一道「台灣人無可抑制的光芒」照亮了台灣人的尊嚴，種下了日後台灣學生運動及教授治校的濫觴。現在，我們都知道，他對世界及台灣科學發展的貢獻毋庸置疑，但他有意不惜以諾貝爾的桂冠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扶助也不容懷疑。我心裡告訴自己，「遠哲兄，藏在心中這麼久，等待了這麼久，選擇這麼恰當的時間點，您終於豁出去了！Bravo！(真棒！)」 「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 是的，不僅是科學而已。 註：如讀者有興趣閱讀<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林俊義專訪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上、下兩篇的專訪文章，請電郵 <[email protected]>，即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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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6年，台灣的環保生態問題的嚴重性與日遽增，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運動前仆後繼，「民主進步黨」終於在戒嚴令「黨禁」下「非法」成立，但頑強壓制的強度依然不減。在海內外的民主運動及美國國會、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的控制也逐漸潰散，顯然地，已難抵擋民主的洪流。國民黨中常會終於在十月十五日通過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我心中知道，我回家的時程已不遠矣！ 就在十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來自「台灣與世界」雜誌總編輯葉芸芸的來電，急盼我能在十月二十日至加州柏克萊訪談剛獲得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教授。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1978年時，我在柏克萊第一次見到李教授時，就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當晚，他邀唐文標教授與我到山下晚餐，長談後，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李教授是位有心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八年後，我很希望借這次的訪問，印證一下我當時的印象和預感，也好好再與他討論一些對科學的看法，及科學之外的關懷。 葉芸芸告知時間地點都已安排好了，並叮嚀這是李教授至今同意接受國內唯一的採訪，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深度的訪談，因為李教授已受盡了來自台灣無數以電話膚淺的訪談經驗。 因時間緊迫，人又在夏威夷，資料收集不易，我只能匆匆蒐集了一些各報的報導。二十日當天匆忙地上了飛機，告訴自己利用這段五小時的飛行時間，好好整理思緒，提出一些我個人對科學及科學家的想法。到了舊金山時，已快近中午時分，朋友老趙到機場接機，隨即轉往柏克萊。我們匆匆吃了午餐後，老趙就載我至柏克萊山腰上李教授的住家。 李教授親自開門歡迎我們，進入窗外一大片樹叢圍繞的客廳。坐定後，他就請我們等一下，說到廚房拿點東西。我看著他端著一碗熱湯，從廚房裏出來，匆匆地下樓；不到五分鐘，他又匆匆地上樓，一邊擦拭著嘴唇，一邊招呼我坐下。 看著他那麼匆忙，我知道我一分鐘也不能浪費，開門見山地問道：「李教授，老實說，這次您榮獲諾貝爾獎是意料中的事吧？」沒想到，他卻搖搖頭否認了；我楞了一下，受西方訓練及習慣西方思維，但深知中國虛偽文化的我，當下認為這是一種有成就的人，常刻意地謙虛，目的是為了博取人家更多尊敬的「伎倆」。我不信，刻意轉個彎說：「原諒我，假如我說您好像很早已把獲得諾貝爾獎當作您生命的目標？」他看著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這回事，沒有。學術的成就也不是掌控在我的手裡。」 現在回想，我有點自以為是，而感到愧疚，到底李教授的謙虛是真誠的，因為它是來自台灣傳統文化及嚴格家訓的薰陶吧！ 訪談中，門鈴不停地響，李太太無法應付時，把客人帶進客廳來，李教授總是站起來，親自迎迓，只聽到李教授耐心和氣地：「已經談得很多了，實在不必了」，或「謝謝，以後再談，好嗎？」最後免不了再照幾張相。每次李教授回到座位時，我可感覺到他他實在很累了，我不斷地抱歉，但李教授卻毫無倦意地說：「沒關係，我們繼續談吧！」 就這樣，我們很嚴肅地一來一往。我們似有談不完的題材，從科學的本質，科學人才的訓練，科學中立的問題，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第三世界的問題，台灣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兩岸關係，學生的角色，教授治校等等，足足地談了近三個鐘頭。 回到夏威夷，看著幾十頁的談訪手稿，聽著三、四個鐘頭斷斷續續的錄音帶，我不知如何下手整理這麼多的內容，從各種問題的討論，如何整理出前後不相關的題材，而有起承轉合的連續性。我思索半天，如何把科學人性化，如何把科學融入人文、社會及政治的議題，而不留痕跡；如何透過李教授的影響，喚醒年輕人、科學界及學術界的良知；如何把兩岸敏感的關係處理妥當，及如何定位自己，而凸顯李教授的言論，而不致使他受到誤解。我花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翻來覆去，改了再修，修了再改，終於我在十一月上旬完稿後，就直接寄給李教授，希望他能仔細過目修訂。知道他在十二月十日會在瑞典領獎後回國訪問（十二月十七日），我建議最好安排在他回國前，在國內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海外的「台灣與世界」雜誌同時刊出。不久，我收到李教授的回函，同意我的建議，並由我全權安排出版事宜。李教授可能為人客氣，竟然對近兩萬字的長文甚少更動，這讓我更加謹慎，不得不在稿子寄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審閱，特別對敏感的部分一再地斟酌，務使整篇文章不出差錯。 稿子寄出後，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這次的專訪讓我更對李遠哲感到興趣，更對我在1978年第一次見到他時的第一個印象：「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深信不疑。訪問時及細心整理專訪內容的過程，我又感覺到另一個深刻直覺的預感（hunch），這次李遠哲回國訪問後，其日後一定回國定居的決定，我當時就確信不疑。我更確信他將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應利用這段空檔，開始收集國內外中英文媒體有關李遠哲的資料，以備日後寫作之需。 一個星期過去了，中時「人間副刊」杳無消息。十幾天後，我突然收到了「人間副刊」主編陳怡真的電話。開始時，語焉不詳，轉彎抹角後，才提出文章中有些文字、段落希望我能刪改。「刪改？」對方悄然無聲。才不久受過國民黨文字「獄」的我，立即的反應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太不可原諒了，太蔑視李教授了！我忍住心中的憤怒，直問陳主編，「這是誰的主意？」她支吾以對。「上面的意思嗎？」她不說話了。知道她的處境，我不忍為難她，就請她一一提出必須刪改的地方。我把要求刪改的文字及段落一一記下來後，告訴她我無法作主，必須徵詢李教授的同意。要求刪除或修改的地方全部有七、八處，有些是自欺欺人的兒戲，如「中國」必須改成「大陸」，或涉及李教授對台灣歷史的看法等。經我研判後，我認為有機會讓李教授很多其他重要的訊息及理念廣泛流傳，比一時的原則或細節的堅持更重要。我急電李教授商議，最後建議李教授看遠一點，我們還是忍辱一下。在電話中，我等著，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許久後，我突地聽到，「就讓他們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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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後(2010)，眼看著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令人眼花撩亂，但我對科技的懷疑論更深信不疑。我這二十多年的觀察，特別對電腦科技突飛猛進，感到不安。我學到的道理很簡單，科學與技術 : 一，創造出來的科技產品，是工具，不是目的；二，科技產品是為了提昇人及人文的價值，不是墮落人及人文的價值；三，提昇及深化人的知識，及道德倫理的成長；四，必須受人控制，而不是科技控制人。對我而言，PCs也好，tablets也好，smartphones也好，我把它們當作工具，以促進上述四項的目的，而不是讓科技產品墮落我，隨著設計的軟體擺佈我。科技產品的好處可以馬上顯現，透過媒體渲染，容易被視為當然，但科技各方面負面的衝擊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十年、二十年後始能察覺出來。如基因改造農產品(GMO)可以一時提高產量，不受蟲害，但對人體及生態的後遺症就必須經十、二十年長期的研究始能察覺。不幸地，今天科技產品過度商業化、廣告化，再加媒體的操控，使消費者變成它們的俘虜，人就被物化，變成科技公司的玩意兒（gadget）。在快速變化的電腦科技世界裡，每個人必須拒絕隨俗的洪流，把電腦產品當工具，促成有意義的目的。比如，我不會浪費時間玩電玩，要娛樂，我會看一部令我讚嘆感動，充滿人性愛意的電影，讀一本瞭解自己、社會、世界的eBook. 。我不參加臉書，Twitter等。 研究報告指出，隨著虛擬社交媒介臉書的瘋狂流行，年輕人更感覺寂寞，因為，人和人間友誼的感情及親密，是要眼睛對著眼睛互視、肌膚互觸互擁下才感覺真實滿足，每個人必須找到自我的定位，才能與人分享，才有真誠互動的快樂(happiness)。虛擬臉書的社交，只是滿足自戀的要求及一時的快感(pleasure)而已，很多人從虛擬社交學習如何欺瞞、誇大自己，真誠難料；見面時，反而不知如何表達自己。總而言之，科技不僅改變人的行事作為，它也會改變人性，減低對外在世界的自覺（mindfulness），反而不知如何與人互動。那才是對個人及社會無法預測的可怕後果。 我很少看電視（特別對台灣的電視節目），原因是我對電視這個科技，對人、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不懷好感。但五十年來，在商業化的資本主義洪流及政治的擺佈下，電視任令低俗、幼稚、暴力、民粹、以取寵觀眾，愚化人民。沈迷於電視，改變人性，不但未提升社會文化教育的品質，反而使人的品質及社會文化不斷的沈淪。 三十多年前，我在東海課堂裡都鼓勵學生閱讀，「Reading, reading and reading is the only way to know」（閱讀、閱讀和閱讀是求知的方法）。只有透過閱讀的過程，讀、思、再讀、再思的過程，知識才能真正內在化，變成一個人腦細胞的一部分。所以，我告訴同學，不要浪費時間看電視。我嚴肅地說，「看電視，不看不呆，越看越呆，」因為電視是透過跳動的影像來呈現資訊，只刺激視覺神經而已，而快速地繞過認知腦神經，一縱即逝，又因跳動的影像受時間的限制，資訊（非知識）都是片段的，觀眾在被動地灌輸資訊下，都無時間去思考、反芻。看完後，內容短暫地在記憶中留駐，無法內在化，不多久，腦袋空空，什麼大都忘掉了。因此，電視作為娛樂、殺時間，或成為沙發洋山芋(couch potato)可也，作為教育求知的工具，效果不佳。此外，絕大多數的民眾把看電視，如吸鴉片上癮了，而無法自拔。個人身體健康的惡化（肥胖症是其中之一），家庭親情關係的疏離（失去彼此溝通的能力），也連帶失去關懷(care)別人的能力，此外，閱讀能力也消失了等等，對個人及整個社會的後果，可想而知。怎麼辦？不看它，不受它的「毒害」，或選擇性的看些優質的節目，當作娛樂就好了，把看電視的時間用來看書，和家人、朋友相聚吧！ 出版<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後，我一直也十分關心及收集有關各種科技對人、社會負面衝擊的文章和書籍。我一直懷疑，為什麼「網際網路」等的正面的影響從一開始都被視為當然？負面的衝擊卻少被提及？事實上，自1980年代後，學術界對於科技負面衝擊的研究就很少了。我猜想掌控科技的財團用各種辦法反對負面的研究及出版吧。 到了2008年時，谷哥搜尋(Google search engine)已變成大多數人搜尋資料的引擎，很多年輕大學生視谷哥為知識的來源。 他們認為他們要知道什麼，谷哥就會找出答案來。很多大學生把搜尋到的資料，未經消化，就東湊湊，西湊湊拼成一篇論文交差。年輕人以為透過谷哥搜尋引擎很快找出他們要的資訊，如「史記牛肉麵店在哪裡」、「長江有多長」等，或其他事實（fact）的資訊，就以為是知識。習以為常後，潛意識裏以為他們十分博學、在行，並藐視知識的培育過程。我曾提到所謂知識可分成六種層次：1)資料(data)，2)資訊（information），3)事實(facts)，4)知識(knowledge)，5)智慧(wisdom) 和 6) 集體智慧(communal wisdom)。每一層次的提升都是有賴長時間的閱讀，應用歸納演繹方法，邏輯，經驗而融會貫通後的結果。在腦神經裡，閱讀累積的資訊，經過錯綜複雜，融會貫通的過程，才會產生千變萬化個人的創意。谷哥使年輕人失去耐心、沈思、深度、孤獨閱讀的能力，因而失去培育出自我及創意。可怕的是，這一代及未來世代可立即獲得無數的資訊，自以為博學、在行，心中充滿知識的傲慢，但其實仍停留在資訊或事實的層次。我的觀察是，隨著人手一機後，閱讀書籍的人口越來越少，腦部認知神經隨著退化，報章雜誌只登千字報導人、地、時的事實新聞外，拒登較長分析的文章，電視「跑馬燈」不斷地出現。這些延伸出來的後果已一一浮現。看看現代年輕人的膚淺，自傲；語言運用及談吐如聲樂的斷音(staccato)，生命、人與人、國與國的錯綜複雜的關係在缺乏批判思維及分析能力下，我們的這一代年輕人已難以適應急速變遷的世界了。我敢預測未來台灣很難產生各領域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才，外交折衝的能力首當其衝。這種現象特別在政界裡已很清楚的浮現出來矣！ 我很高興看到一篇登在2008年7/8月的大西洋月刊，”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谷哥讓我們變呆了嗎？「網際網路」對我們腦子有什麼影響）。這一篇文章引經據典應證了我的認知，也引起了很大迴響。我才深深的領悟到，心理學家 Maryanne Wolf所說的，「我們不僅是我們閱讀什麼的結果，我們也是如何閱讀的結果。」(We are not only what we read；we are how we read) 我也察覺到，電腦、「網際網路」實是電視影響人的延伸，但前者影響人及社會的力道強度及衝擊程度，將百倍於後者，尚待時間來應證。 可能是因為我早期深受人文的薰陶，及研究所時碰到幾位好老師給我對科技的啟發，而對科技充滿懷疑。今天，我希望科技發展的文明，最終的目的是為「人」的福祉及幸福。任何科技的應用使人成為「機器人」，使人只知「效率」及圖利的工具的話；科技的發展，一旦產生剝奪人權民主自由，形成科技法西斯主義統治的話；任何科技的發展及應用削弱人文的價值及尊嚴的話，我都感到不安。 難怪，Alexander Pope在1734年時，看到西方科技的蓬勃發展後，憂心地寫出一句名言，”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is man.”他說，「人以科學學習自然、宇宙與上帝的創造，科學給人力量後，使人昏了頭，想做上帝。科學進步嗎？笨蛋，人啊！你知道太少了。」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發展更令人難以相信，但也告訴我們，人類所知也實在太少了。我深信，科技非萬能，可以解決人類所有重要的問題；因此，科技的發展及應用如果沒有受制於人文的蓬勃薰陶，或宗教心靈的信仰，我很擔心，「自然的終結，人類的滅絕，及世界的末日」終有一天到臨的決戰及預言，並非危言聳聽。 但願有生之年，還能寫一本「科技文明的再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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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網際網路」(the Internet)才剛開始，尚未普遍，都侷限在學術研究機構。「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尚未成形。對我而言，電腦只是文書處理的好工具而已，所以有一段時候，我專心地練習中文的輸入（注音輸入法），使我的中文輸入又快又準。寫作時，再也不必打草稿，不再一字一字爬格子謄寫在600字的稿紙上，寫錯了更正也不留痕跡，文句編輯也可隨時刪去或貼上，句子也可轉來轉去，寫起文章來，我覺得又好玩、方便、爽快。掌握到電腦文書處理的功能後，我好像停不住寫作的衝動，收起夏威夷懶散的生活方式，開始積極地寫起文章，投稿到國內各報章雜誌。自立晚報也闢了一個「開窗看世界」的專欄，任我隨意冥思、發揮。聯合報也邀我在其副刊的「資訊與文化」專欄中撰稿。回看這段時候(1984-1986)的後期，可能是因為經歷美國平靜的生活，及遠離國內齷齪的政治環境後，使我心裡的怒火及不平調適了不少，我的心情也平靜了很多；因此我感覺這段時候的寫作都以較感性的散文方式，來關懷台灣各方面的現狀（如<還不遲！>，<自由的滋味>，<女神下的冥思>等），較少有氣勢凌人的文章。我自己很驚訝地發現，特別在1986年後半年，我竟寫了這麼多的文章。我想，最大的動力是來自學習到電腦的文書功能後，提昇了寫作效率，也刺激了我寫作的動機吧。 在夏威夷這段時候，我結識了很多台灣人的醫師朋友。他們都非常關心台灣的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問題，對人與環境的健康特別關懷。知道我對環保生態的關懷及參與，他們願出錢出力，鼓勵我成立一個環境組織，把台灣的環境生態問題，廣為在美的台灣人知道。過去兩年，我雖在D.C.出版的「台灣與世界」月刊上寫了不少文章，但較少觸及到環境生態及核電的問題上。這兩年收集的資料也應好好整理一下。在夏威夷成立一個環保組織正是時候，讓我有機會好好整理發表。在鄉親的鼓勵下，我們成立了「台美環境研究中心」。藉助電腦編輯的功能及排印的方便，我開始不定期出版有關台灣環境生態的文章，並開始全面提出我個人對台灣發展核電的看法。此時此地，我對評論核電文章的火力全開，「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是我對核電評論，最「大膽」的一篇文章。到了1986年，我也不再像以前常常掩飾我反核的動機了，因為我清楚，在獨裁國家中，任何的社會運動也都是民主運動的一環。所以環保生態運動就是政治民主運動；反核運動就是政治民主運動了。 二次大戰末期，美國在日本的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所造成的人間慘劇，引起國內外的嚴厲抗議；直接參與「曼哈頓計畫」原子彈研發的科學家們，如被譽為「原子彈之父」Robert Openheimer事後大都感到非常內疚，因為他們認為科學的用途，本來是要來造福人群（即科學中立學說），但沒有想到他們的知識結晶，卻被用來殺害那麼多無辜的生命。歐本海默知道原子彈試爆成功時，他懺悔地說，「現在，我變成死神，世界的毀滅者。」二次大戰後，他極力呼籲控制核武，防止擴散，而遭受右派國會議員的政治迫害。幸至1963年詹森總統頒給他Enrico Fermi獎章，以恢復他的名譽。此時此地，我可以感受到Openheimer遭受到政治迫害的氣憤及無奈。 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也因反對核武發展而得諾貝爾和平獎。當時，美國政府為了繼續發展原子軍事用途，與蘇聯抗衡，但在國內外的質疑及抗議下，遂提出所謂的「原子和平用途」的口號，以消弭、轉移人們對原子彈的恐懼及反感；同時把原子輻射性的短期、長期對人及自然危害的嚴重性，刻意忽略或降低，並大力推銷核能發電的安全；「原子和平用途」的口號是美國政府企圖以和平、能源及經濟以掩飾，以淡化其核武發展的企圖。 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蔣經國即以發展能源、經濟為幌子，來發展核能電廠，其實是為了發展原子彈以對抗中共，而且一口氣規劃了24個核電反應爐，分設在島上四個不同的地區，以加速提煉發電過程產生的鈽，做為核彈的材料。國民黨也在中山科學核能研究所從事秘密核武研發。美國CIA吸收一位中科院核能物理學研究員張憲義，從事間諜任務。1988年1月12日張憲義在CIA 的協助下，逃離台灣，並將台灣核武研發機密資料轉交美國，並參加國會秘密聽證會，指證台灣核武已接近完成階段。1月15日美國會同「國際原子能總署」突擊檢查中科院核研所，拆卸設施，並帶走大量儀器設備。此為震驚國際的張憲義事件，也拆破了國民黨發展核能為經濟的謊言。 現在，我們沒有24個，只有8個反應爐（核一、核二、核三、核四）分設在四個不同的地區，核四尚待擁核及反核雙方拔河決定是否運轉。小小台灣有這麼多的核反應爐，為什麼？不僅反映了「科技、專家獨裁」外，實乃反映「政治獨裁」本質的結果。從1960年代，台電不斷地威脅國人，不發展核能，台灣的經濟成長就無法持續，大家就會過著停電的生活。科技社會學有一句名言：「科技（如核能）的集中導致政治權利的集中」(Centralization of technology leads to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wer)。1960年至1990年期間，台電集團在政治上呼風喚雨，即為例證，至今如是。2000年後，政治獨裁暫時消失後，使科技、專家獨裁難以發揮，核能發展的爭論才有理性民主的論辯，結果核四緩建、停建的決策才有可能。不幸地，國民黨在立法院絕對多數席位的壓力下，核四再度復工至今。今天，「反核是為了反獨裁」除了必須反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及專家獨裁外，又多出了一個「財團獨裁」。直至今天，核四延宕至今近20年尚未完成，可說是世界建造最久而無法完成的唯一核電工程，是世界上最貴的尚未完成的核能廠，是全世界唯一的「聯合國」拼裝廠；核四也是尚未運轉前事故發生最多，偷工減料違規被抓到最多的建造工程。想到不知多少錢都被A入私人的口袋，而每天還要聽自總統府、國民黨立法委員、能源會、原委會、經濟部、台電等人的廢話及謊言，想到這些人是我們納稅人養的，我就有嘔吐感。我在此保證，核四一旦運轉，哪一天一定會出事的。 我是科技懷疑論者(technology skeptic)，科技不但不是萬能，而是利刃的兩面，隱藏著各種危機。隨著閱歷、認識更深，我更深切瞭解想以科技來解決生態危機，或安全的運轉核電廠是不可能的，核電廠出事只是時間的問題。一旦發生事故，台灣將永無寧日。再過幾年，核一、核二即將除役，除役後的費用、技術、高度輻廢料處理安置的安全問題尚待規劃。反核三十多年來，我更相信，台灣必須成為一個非核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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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夏威夷，享受了幾個月和家人團聚的快樂生活，我開始感受到一種不安的心情(restlessness)。我想，最大的原因是無業的失落感，及對前途的迷茫。台灣的民主運動何時可以開花結果，誰可預測？那麼，我何時可以回家的時程，就懸在半空中，只能期待台灣民主黎明的早日到來。無業的感受確實難受，但在夏威夷這個地方，我能找到什麼工作呢？我想到Bishop Museum和夏威夷大學，這是兩個我可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又是生命難以理解的奧秘，當我在Bishop Museum 的手冊上尋找可能的工作部門時，我驚喜地看到博物館脊椎動物所主任 Allen Allison的名字。Allen 是我在1969年到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參加熱帶生態學課程的同學。他來自加州大學Davis分校。二十多位來自美國各大學的研究生，近三個月的時間整天在野外上課、實驗及研究，因此大家都十分熟悉。結束後，各自回到自己的學校，但都還繼續保持聯繫。1979年時，我在東海大學擔任生物系主任時，突然收到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武瓦生態研究中心（Wau Ecology Institute）的一封信，寄件者就是 Allen Allison。當時，他是該中心的副主任，他很希望我能參加他們的研究團隊，一起研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熱帶生物多樣性。整個計畫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的，因此財力雄厚，工作的條件及薪水非常優渥，與東海的薪水相比，地確十分誘人，但我還是婉拒了，因為巴布亞新幾內亞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 沒有想到十七年後，他已是Bishop Museum 脊椎動物所的主任。我立刻跑到博物館，找上了他。我們一見如故，我很誠實地告訴他我的現況，並直接向他說，「我須要你的幫忙，我須要一個工作。」沒有想到，他竟然說，「沒有問題，我手邊有一個爬蟲類的分類計畫，須要人幫忙，不過薪水不高，希望你不介意。」 我們分享了各自十七年的成長經驗。在談話的過程，我發覺彼此因文化、國情及關懷的不同，對學術、社會及政治的看法鮮少交集，不像在學生時代有那麼多的共識了，甚至對學術的本質及研究的方向，亦有不同的看法。最後他把計畫的文件交給我時，很感慨地說，「如果你當時來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話，你就沒有這種麻煩，就會像我在夏威夷享受生命了。」 我笑笑地說，「我也可以像你及我的朋友在夏威夷，享受生命，但目前我受不了這個地方。」他不懂地問，「為什麼？」我笑笑地說，「這個地方一切都太美好了！但在台灣我有更重要的事待辦。」 回家後，我仔細地瞭解工作的計畫內容，主要工作是整理他從巴布亞新幾內亞歷年收集到的爬虫類標本，包括牠們的的鑑定、描述、紀錄及收藏等的技術性工作。這種技術性的工作，對我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但考慮良久後，我忍痛地婉拒了。 為什麼？ 因為這是十分乏味，又無挑戰的技術性工作，我已無興趣矣！標本又那麼多，我必須付出我全天的時間及精力，如同我在收集博士論文資料時的工作一般。以前是為了學位及學術的挑戰，這次只是為了吃飯餬口。我在D.C.時為餬口而兼課的痛苦及懊惱，猶在心中。因此，我決定不再為餬口而工作了。我寧願生活辛苦點，找些工作是來自我內心的「呼喚」。 我在東海大學擔任生物系主任期間，受到學生要求教學電腦化的壓力。當時，我非常排斥所謂的「電腦化」的教學，一來，我在美國讀書時，個人電腦（PC）的科技尚未成熟。實驗資料需要電腦計算時，我們只能到電腦中心把資料數據打卡後，送到中心去處理。我需要的統計分析，如T-test或ANOVA等只靠一台最新的計算機就覺得方便多了。因此，我總覺得讀書是靠自己，靠自己的腦袋，而非靠電腦。我也瞭解了一下，當時電腦有何特殊的功能，使學生如此瘋狂，他們總告訴我必須先學習BASIC才知道。我認識了一下BASIC是什麼，才知道是一種電腦程式語言。我當時就認為學好了 BASIC 實與做學問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只是好玩而已。事實上，有人文背景及懷疑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我，說電腦可以取代人腦，我壓根兒也不會相信。 但學生一再地要求設立電腦教室，因為別的系所及別的大學都已設立了。這實在不是正當的理由，但我以人文及不信科學主義的論述，想來說服學生，他們也聽不懂，也聽不進去，還以為我是跟不上時代及拒絕進步的老學究。學校也在整個潮流的壓力下，鼓勵並補助各系所設立電腦教室。我雖心裡覺得沒有必要，但補助預算都分配到系上來了，我也不得不執行了。所謂「電腦教室」就是買了兩部電腦放著。當時國內教學軟體欠缺，國外的軟體又不適用，其他教授們也無興趣，因此根本毫無教學的效果。兩部電腦就閒置在實驗室裡，偶而有人來參觀，看到實驗室裡的電腦，都會讚賞幾句，我只好顧左右而言他。有一段時候，全國大、中、小學買進了無數的電腦，結果也是一樣大都閒置在角落，收集塵埃，浪費公帑。 到了1986年，電腦科技進步神速，IBM 的PC 上市後，各種個人電腦的硬體，如中央處理器(CPU) 的速度也加快了，MS-DOS 也出現了，floppy disk(軟盤)也變小了。我覺得電腦科技不斷進步，來勢洶洶，將來一定會變成人類的第二個腦袋，取代現有的圖書館。我心想，我還是必須不恥下問，趁在國外偷偷學習一下。 因以為電子學與電腦關係的誤解，我就買些電子入門書籍等來自我學習。幾個星期的自習後，我幾乎想放棄了。我心理確實開始對學習電腦有一種所謂的「電腦恐懼症」。有一次在書店，買到一本書 < Computer for Dummies > (給笨人學電腦)。看了幾章後，我馬上察覺出來電腦的硬體都是由一個個模件(modules)拼裝起來的，如同一個細胞是由很多的結構組織起來的一樣。各模件按圖裝上，連接起來，電腦就可以運轉，可不必瞭解什麼電子學的東西。恍然大悟後，我找到了為高中生學習的電腦裝配課，就報名去上課了。與一些年輕的高中生一起拼裝電腦，他們都很樂意地教導我，並不厭其煩地告訴我，硬體與軟體的關係。在拼裝好電腦及熟習軟體的應用後，使我對電腦的恐懼感完全消失。當時Internet及Search Engine（搜尋引擎）如Google都還開始發展，因此對知識的提供和搜尋，不像現在的方便及包羅萬象，但我可看出其潛能無限。我學會了以注音輸入中文的文書處理軟體，使我可以直接在電腦上寫文章。這段時候，我很慶幸能突破學習電腦的障礙，讓我至今掌握、跟上電腦的發展。 今天，在我書桌面前擺著Apple 的iPad, 微軟的Window 8.1的PC，任我探索、收集文章、電子書等，把電腦作為知識成長的工具，發揮得淋漓盡致。現在，我在電腦的外接硬碟中藏有至少四、五千本電子書（ebooks）及無數學報、雜誌的文章資料，讓我安心地捐出了五分之四畢生收集的書籍，把「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的過時觀念，丟進了垃圾桶裡。看到喜歡的電子雜誌，即可訂閱，60秒內即時收到，方便快速到令我讚嘆。電腦是我的第二大腦，因為它容納比我更多的知識。還好，至今它仍聽命於我這個小腦袋的指揮，使我能棲身於斗室裡，得到盡情探索知識的滿足及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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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澤生命的遭遇再度觸發我對生命意義深究的興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我只在書本中瀏覽，掛在嘴邊，鮮少深思過，歷盡十年歲月的滄桑，我才逐漸體會到生命意義的重要性。 大哲學家羅素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一時也無法回答。 我相信，多數好思，想要瞭解自我，及其與外在世界關係的人，都曾疑惑過生命的意義、目的是什麼。我們從何方來到這個地球上？為什麼來到這個地球？此行有什麼特殊意義？將來往哪裡去？我也曾試圖瞭解宇宙存在的秘密與意義。這些迷失把我帶入了哲學和科學的領域；遺憾的是，對這些問題的答案，至今我仍十分茫然。 什麼是生命意義是一個難解，或者無解的問題，因此，我只能與各位分享個人的看法。我相信一個人探索生命意義的過程是必要的，而且無法逃避的；任何人在生命中，總有一天會問到這個問題。我相信，常問生命意義的人，較會自省而改變；不問的人，則較缺乏自覺而依循。未經自我探索過程尋找生命意義的人，生命中縱有短暫愉悅，終難感到較自在、無憾、滿足、幸福與真正的快樂。生命意義沒有一組標準答案，供人選擇，世界人口有多少，就有多少答案。不同的答案雖無關是非，但有些會令人舉帽致敬；有些令人搖頭嘆息，不勝欷噓。像我的母親常說的，「錢啦！沒錢就沒有意義。」每次過年時，看她笑瞇瞇，高興地算著孩子給她的紅包時，我總是搖搖頭，笑著說，「爽快喔！」我心裡知道，這是她一時感官的爽快(pleasure)而已，而不是心底深處，那份溫馨幸福感的快樂(happiness)，因為我知道她一生都不快樂。 生命意義及目的的問題確是個複雜及綜合性的大哉問。有人從生命存在的問題(Question of Being)的角度探討這個問題，包括宇宙的形成及存在，有什麼意義。虛無縹緲的宇宙中有其他的生物？為什麼我們在這裡？有什麼目的？ 幾千年來，偉大的思想家也只能提出無數的理論，但無明確的答案。著名德國哲學家 Martin Heideggar專研「存在哲學」，結果只能做出這樣的結論。「人到死時，還是無法瞭解為什麼我們活在這個地球上。我們只知道我們與物質世界存在的事實。」Heideggar 關心的是地球及宇宙生命和物質（生命與物質是一體）存在的深層大哉問。這是科學、哲學的大問題。我建議云云眾生的我們把這個大問題放在一邊，靜待有一天科學及哲學給我們答案。 有人從另外的角度探討：地球上你我存在的生命問題，我是誰？我是什麼？我來自何處？我會去哪裡？活著的每個人的生命有意義嗎？這個問題也是個大哉問，又是一個難解、無解的問題。因為它的答案牽涉到你或我如何看待「人的問題」（人性及人文human nature and the humanities），「生命的問題」( life itself，「人生」（人活在世上學到智慧）(wisdom learned by individuals)，及「如何生活」( how to live)。人、生命、人生及生活四者的範疇雖有差異，但都互有重疊；四者的關連錯綜複雜，涉及宗教、科學、哲學、價值論、人道主義、人性論及倫理學等等，其中有客觀，也有主觀的因素。 我認為尋求生命意義的客觀答案是不存在的，個人主觀的答案每人迥異。既然生命意義的認識是無法逃避，因此，每個人都需要經過一段自我生命的探索始能找到自我的答案。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大多數人論及生命的問題，大多以為生命的意義是涉及到「人生」的層次而已，內容大多是以世俗生老病死之無常，及人性之荒誕難料等的各種的人生「哲理」、感悟及感嘆等。由生命過程中學習經驗到的人生世俗哲理、感悟，或許可形成個人的生命意義，但我以為其範疇受限於狹隘的來源及經驗。很多人以為生命的意義來自宗教的信仰及啟示。不管其信仰是基督教、佛教或其他宗教，這樣認知的生命意義非但狹隘，且有受限於組織性的教條主義。盲目的以為生命意義存在於玄虛的宗教奧密，只在少數修行、或受神示、天啟特異的人士指點下才可知道，乃遍訪深山名剎，求神問卜，聆聽大師的指點。到頭來發現參拜名師，聆聽大師的教誨，仍是一頭空。悲觀者，在失望挫折之餘，把人生的無常、荒誕，自我的淒涼哀傷歸罪於生命是沒有目的及意義，而詛咒生命，放棄自我，變成憤世嫉俗者。也有些人的生命意義來自成長過程在傳統文化及家庭價值觀的薰陶下所形成，或只靠父親的指示。終其一生，因未經自我的探索，生命意義無異是傳統文化及家庭價值觀的附屬產物。臨終前，如他或她被問到對生命有何意義時，大多數的人都會無奈地看著你，不斷地搖頭嘆息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在我探索生命意義及目的大哉問的過程，達爾文自然演化學的理解，而非神創論影響我最深。從達爾文的演化學，我瞭解到Homo sapiens (人類)在「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機制下，透過基因的隨機突變和複製，環境的適應而演化出來。我們只是自然生界演化出無數生物的一種而已，他們生命的存在毫無內在的意義及目的。如同Monty Python’s （英國70年代一個滑稽電視節目）The Meaning of Life (人生狂騷曲)的電影中的歌詞說， ”We are just simply spiraling coils of self-replicating DNA.”（我們只是不斷複製雙螺旋DNA的圈圈而已） 我學習到既然生命外在客觀的目的及意義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必須摒棄尋找各種所謂客觀的生命意義及目的，因此，我必須拒絕別人世俗的人生哲理和感嘆，宗教的教條迷信，及傳統文化及家庭的價值等，轉而反求諸己，透過現實經驗、人文等閱讀努力培養自己的價值觀及對生命、自然及社會的關懷，而以積極的態度問自己，「我的生命可以做什麼？」更進一步地自問，「我要賦予自己的生命什麼意義？」 而不是「生命是什麼？有什麼意義？」事實上，找到生命的意義不需要什麼特殊的智慧才華，只要你寶貝自己生命的尊嚴及自主，掌握自我，把權利及責任從別人收回在自己的心中，誠實地探索所發現的生命意義即是。 今天，我自覺我的生命充滿意義、快樂自足，不是因為我有什麼成就、擁有，而是在賦予我自己的生命意義後，我忠誠地付出自己，完成了這個意義的過程。 最後，我必須借這個機會警告自己和敬告讀者，因為我受過去的教育影響，崇信以理性及人文作為判斷生命意義的濾光鏡。但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從直覺、玄奧先驗、啟示中學習到地球、自然、生命的奧秘，不是理性人文等可以全然解釋瞭解。甚至有時，理性思考反而成為盲點。要找到生命意義仍須培養與生命、自然及地球（母親大地）的心靈關係。不管科學如何進步，不要忘掉生命、自然、及地球永遠充滿奧秘及未知數(unknowns)。它不是渺小個人生命全然可以操控，所以你隨時都要感恩、謙恭、慈悲，不得傲慢。切記，生命中埋伏著太多「理性的信心，抗命的心靈」的故事及挑戰。 以理性認知生命意義的內涵，滿足快樂不一定會油然產生。你必須學習與人分享意義的成就，認知這個世界不是為你而存在，芸芸眾生等待著你慈悲的分享。生命如此脆弱、難測，你所需要的只是愛，「愛人及被愛」 (to love and to be loved)的能力及智慧，如此，有意義的生命才能百花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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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初，我發覺護照的「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即將到期，（戒嚴時期的控管方式，護照有效日期外，必須再加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內始可回國），為了確保隨時都可返鄉，我即向台灣駐 D.C.代表處提出延期回台加簽的申請。當我把證件送進後，他們要我等候取回護照。沒多久，一位先生出來，告訴我，「對不起，我們需要報回國內批准，您先拿回護照，一有消息，我們就通知您。」「為什麼？」我反感地問。他聳聳肩，把手一攤，狀極無辜。心中一股怒氣，拿了護照，轉身離開。我知道我已被列入黑名單，已無法回去了。 回途路上，我心中的怒火，不斷地上升，各種念頭不斷地在腦海裡打轉，我到底犯了什麼法? 做了什麼不可原諒的罪過，竟也無端地被列入黑名單？有這種混蛋的政權，一定要把它推翻掉。好吧，既然如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吧！我腦海理不斷地胡思亂想，喃喃自語。 為了吃飯餬口而教書的窩囊感受，再加上受到國民黨的無理刁難，滿肚子的怨氣，確有前途茫茫的失落感。這一年半來，我獨自一個人在 D.C.也時時想到太太孩子，虧欠的心情只能有時在電話中聊表心意而已，心中的愧疚不斷地纏繞著我。親情的呼喚要我不再留戀 D.C.了。但離開D.C.後，收入也就斷絕了，怎麼辦？不管如何，我要回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 我的生命際遇一而再，再而三如此幸運。就在我心情沈重，感覺像隻鬥敗的公雞準備孤獨無助地離開D.C. 時，守護天使再度出現。我獲知得到「台美基金會」1986年「科技人才成就獎」。「台美基金會」由王桂榮和王賽美於1982年於美國加州洛杉磯成立，其宗旨乃「以獎掖並肯定海內外，不論出生地，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傑出人士」。當年，另一得獎者是簡逸文教授與我分享這份成就獎。簡教授時任紐澤西州立大學藥理學系教授兼主任，為美國醫藥科學院院士，對嗎啡解毒及干擾素之癌症治療，有卓特的研究，實得之名副其實。至於我，在學術上，我的研究是有關蜥蜴的生殖生態學，毫無經濟實用的價值可言；在社會上，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我是一個政府的眼中釘，並被列入「為匪宣傳」的黑名單中。我自己心中明白，「台美基金會」勇敢地以「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理由，以此「成就獎」來公開肯定、鼓勵我。處在生命窘境之時，我倍感溫馨，心中十分感激； 因此在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下，我欣然參加了在洛杉磯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在這個典禮上，我也忍不住發表了一篇「面對台灣的未來」的講話；我也禁不住借了這個機會，看著坐在底下的太太，說出了我內心的感受：「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過去十年，與我共同背負苦樂的牽手，她不是在台灣出生的，但與我到台灣後，她努力學會說台灣話。她對台灣的感情、關心與熱愛與在座的各位一樣。沒有她的支持與鼓勵，今晚我就無法站在這裡。」聽到如雷的掌聲，紅著眼眶，我看著她，為她而驕傲。 來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溫暖，再加上夏威夷的陽光、海洋及悠閒度假的氣氛，來來往往歡笑的遊客，令我領會到「與世無爭」幸福快樂的感受。在夏威夷，我多方受到好友陳明澤生活的照顧。 明澤可以說是一個歷盡人生滄桑悲痛的智者。我倆的友誼並沒有因個性、背景及經歷的差異而疏離。他與我同時（1965）乘著貨輪來到美國，讀了幾個學校，得了一個會計的碩士後，在紐約受聘在The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從事會計的工作。其間，歷盡各種讀書、就業、移民的麻煩及挫折，更不幸地，他得負起處理哥哥罹患肝癌去世之前的醫療及照顧，及之後的喪葬事宜。1972年辦完喪葬後，顯然受不住紐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有一天，在走出地鐵時昏厥倒下。幸賴愛心人的協助，急救送醫。之後，他領悟到生命之無常，及生命終必歸零，在無職業的保障下，毅然離開紐約，帶著太太搬離紐約，來至夏威夷。 雖然嗣後的精神壓力稍加疏緩，但不幸的事件接踵而來。 我印象最深刻的傷心事是，明澤的妹夫在維吉尼亞州行醫，也因工作的壓力，英年早逝（1986）。明澤特地協助其妹，安排安葬在夏威夷。當時，我剛來到夏威夷，也參加了喪禮。我記得很清楚，一早，喪葬禮在一片斜坡廣闊的墓園上舉行，空無一人。參加的只有五人，明澤、他妹妹、兩個十二及十四歲的兒子和我。儀式十分簡單，當儀葬社的人慢慢把棺木落土時，由哥哥以提琴，弟弟以喇叭，分別拉著，吹著父親身前喜愛的曲子，向父親做最後的道別。當哀傷的旋律飄浮在空中時，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淒涼及哀傷。明澤的妹妹和兩個孩子孤獨地回去維吉尼亞。幾年後，喪夫的哀傷，生活的勞累，使她不幸中風。 一年後，她的大孩子顯然無法承受長年照顧中風母親的壓力，在一次載著母親上醫院時，直衝撞上路旁的巨樹，雙雙死亡。不久，弟弟突然離家消失，不知去向。過了不久，明澤母親又患癌症，幸賴他以Macrobiotics的生機療法，細心照顧而得以安祥無痛地辭世。 之後，又得照顧父親，直至過世後，始得片刻安靜的生活。 由於明澤一生的傷心經驗，他常常勸告我，生命不必太計較堅持，什麼大是大非終將過去，人生苦短、無常，好好地活在當下吧。他也一再地希望我有一天能舉家定居在夏威夷，和他一起享受生命。這次在明澤妹夫的葬禮時，我深受極大的衝擊，再加上幾個星期無憂無慮地與家人享受夏威夷的悠閒生活，明澤的生活哲學及生命哲學，一時打動了我的心。 直至1986年，我有幸尚未經驗到直系親人往生的衝擊，在心智上還無法切身地想像到死亡的威脅。雖然經驗上，也參加過很多朋友親戚的喪禮，但都是行禮如儀後，依然故我；理性上，明知人終將死亡，但潛意識中，總以為來日方長。雖然如此，但從淡江英專末期，生命目的及意義的問題，不時浮上腦海。之前，我也參加過讀經班，想透過宗教來瞭解。我喜歡的一句聖經的話語，「虛空的生命，在風中追逐」（All is emptiness ， chasing the wind）。受歌德《浮士德》啟示，我也寫了一篇「人生悲劇，悲劇人生」的文章；我也很欣賞莎士比亞麥克白的獨白，「熄滅吧，熄滅吧，瞬間的燭光，生命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 is but a walking shadow…），隱約透露了我對生命意義消極的態度。 我們都會琅琅上口說出「人生如夢」、「人生海海」等的世俗人生哲理，但顯然的，人的行為是，哲理歸哲理，現實歸現實，除非受到極大的衝擊及反省。明澤的反省與他的領悟，使他毅然地採取行動，選擇他要的生活方式及生命態度。他告訴我說，「看到哥哥早年過世，我看穿了人世間的金錢、名利都隨著死亡而去。我要搬到夏威夷，照顧我的健康，家人的健康。這就是我的生命意義。」 我在感情上，瞭解認同他的生命態度，但理性上，我仍在掙扎著，懷疑自己對生命的意義及目的是否即如明澤的認知而已。也因為如此，退休至今，我仍無法搬離台灣，到夏威夷去，與他一起享受他所謂的「生命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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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底結束國會工作前，我心情十分惶恐，因為一直擔心國會工作結束後的生計，及何時返鄉的不確定感。 有一次在朋友家庭聚會中，我有幸認識了 Barbara Finamore 律師。 她在「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 工作，對核能發展及環境生態運動十分關切，也知道我在台灣的反核運動工作。 當她知道我即將結束美國國會的工作時，特別邀請我，轉到「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協助她的研究。 Barbara 能適時地提供我在NRDC的工作，暫時消除了我生活的憂慮。 這一切似乎也是一種冥冥中的奇妙安排。 每個人生命都會面臨困境，但我一生都在面臨困境時，守護天使都適時地出現，讓我平安地度過，我何其幸哉！更令人難以相信，生命互動因緣的巧合，她後來的先生竟是美國駐台灣AIT的大使 Stephen Young (楊甦棣)。他於2006來台就任後不久，我也於2007從英國回到台灣，擔任「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的主委。接觸後才知道Barbara就是他的太太。 22年後，Barbara和我終於在台再度相會。 「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成立於1970年，現有300多位律師、科學家及專業人士。早期以遊說國會及行政機構，推動保育、防制環境污染的公共政策，並時時向聯邦法庭提出對財團及政府環保機構違犯「清潔空氣法」（Clean Air Act）及「清潔水質法」(Clean Water Act)的訴訟，而聲名大噪，紐約時報稱NRDC為美國最有效率的環境行動組織。近年，NRDC 的工作計畫涵蓋廣泛，主以減低全球暖化，推展開發清潔能源，制止有毒化學物質的氾濫，及加速綠色中國計畫等。 國會的工作經驗打開了我對政治及立法事務的新視野；NRDC的工作經驗啟蒙了我對民間機構可以透過法律來揭發大公司及政府機構濫權違紀的惡行，及遏止其不當的政策。在NRDC 時，我從 Barbara 看到她以五年的時間（1981-1986），不屈不撓地向「美國能源部」不斷地提出告訴，要求美國當局負責清理幾十年來，製造核武所產生的輻射廢料及有毒物質。我從一位核能物理學家 Thomas B. Cochran，看到他以科學的技術，偵測微量輻射物質，用來監督美國、蘇聯政府小型的秘密核武試爆，防杜兩國核武器的發展。我從 Mike Rich, 一位社會學者，學習如何監督、揭發國際援外機構的弊端與偽善，如聯合國的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及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他當時正在揭發「世界銀行」如何貸款給落後國家而導致環境危機的事件，逼使「世界銀行」後來改變只關心貸款賺錢，不管破壞環境的政策。我從Barbara 及 Thomas 的研究及文章 學習到核能發電所產生的低、中、高度的輻射廢料的可怕，及其處理高度輻射廢料的困難，並收集了不少有關的文獻，使我回台後在反核運動中受用不盡。 我在「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工作的經驗，加深了我對政府機構、公共組織（public institutions）的不信任感，特別是國家層級的組織、跨國公司，及財團。 我學習到不管它們對外宣稱的理念如何高尚，意圖如何純真，動機如何善良，一切依法行事，人民絕不可輕信它們的甜言蜜語。人民還是需要以老鷹護蛋的精神加以監督，否則它們常會因人性的弱點、制度的缺陷，唯利是圖而腐化、墮落。 因此，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只靠政府既有的監督部門還是不夠的，社會還是須要有中立的各種媒體，以理性批判，事理分析的態度，告知人民，來監督政府涉及公共利益的政策及計畫；更進一步，還需要各界公民力量所組成的「非政府機構」（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 NGOs)，來揭發弊端，透過法律，提出告訴，如「自然資源保護協會」。 自由、中立、公正的媒體常被認為是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 (the Fourth Estate)。今天，我想一個民主體制的健全也必須依賴自由、公正、專業的非政府機構的監督，可稱為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 亦不為過。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以前，國民黨掌控所有的媒體，禁止或設限非政府機構的成立，禁止人民結社、言論的自由；解嚴後仍繼續掌控媒體，阻擋民間組織社團及各種非政府機構的成立；拒絕或拖延修訂戒嚴時代反民主的法律。 當時，我想到國內的立法院、監察院、媒體及所謂「非政府機構」，就令人心痛。不幸地，我想今天的情況也沒有改善了多少。表面上，媒體自由開放，但背後，都是受財團的左右，不顧新聞專業精神，泯滅良心，只為利潤，或受政治黑手的控制，醜化、歪曲事實，變成腐蝕社會人心的「亂源」，實令人扼腕。台灣至今，民主仍是一個空中樓閣，為政者仍為所欲為。 我在美國會及NRDC工作的一年多期間，國內的政治，風起雲湧。在海外，我也可以感受到那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顫動。白天忙著工作，晚上我還是無法忘掉國內政情的發展及變化，時常瀏覽報章雜誌，每有看到令我義憤填膺的大小事情，我總想提筆評論。這段時間，我確實也寫了不少東西，出版於國內外各報章雜誌。 1986年6月初，馮滬祥控告蓬萊島雜誌社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總編輯李逸洋誹謗案（即所謂的「七字官司」)。知悉馮滬祥的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的證據確鑿下，二審宣判時，每人竟被判8個月刑期，並賠款二百萬元時，我實在按耐不住了。 因為我與馮滬祥在東海共事達五年之久，曾因他一再限制東海社團「東風社」出版的言論自由，與他發生過幾次激烈的爭論；顯然，他是國民黨黨棍，職業學生，台大哲學系事件的始作俑者。 當時，我從他私下陳姓朋友所提供的證據，確信這個案件實為國民黨借司法黑手，行政治迫害之實，因此，當晚我就急書一封致蔣經國的公開信，譴責司法不公，經國內外報章發表後，引起國內媒體對我的非議。 馮滬祥萬萬也不會想到，他控告黃天福、陳水扁、李逸洋（三君子）的誹謗案，讓他們鋃鐺入獄，竟是幫助了陳水扁步上總統寶座的「功臣」之一。 不知馮滬祥現在在何方？生命走向，誰可預料？ 在這段時間，我也認識了在 D.C. 發行 <台灣與世界月刊> 的主編葉芸芸，她的先生陳文典教授，李哲夫教授及林孝信。透過他們，我認識了不少統獨各派的人士。 <台灣與世界月刊> 創刊於1983年，直至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後才停刊。在這四年的時間中，可以說是台灣民主化十分關鍵性的時刻，<台灣與世界月刊> 在海外推動台灣民主運動，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葉云云主編的鼓勵下，我更勤奮地為月刊寫了不少文章，其中，<台灣與世界月刊> 獨家報導了「林俊義專訪李遠哲」的訪問稿。 我相信，李遠哲教授在這篇訪問稿的談話內容是啟動台灣的大學院校「教授治校」及啟蒙台灣「學生運動」的濫觴。（有關此訪問稿的細節，容後再說） 1985年底，我在NRDC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往後的生活壓力隨即撲面而來。幸賴執教於美國天主教大學（American Catholic University）李哲夫教授的推薦，在第二學期時受聘講授「Seminar on Peace Study」(和平問題討論課)的教職。這門課並非我的專長，但為了生活，我不得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不眠不休地蒐集、閱讀和平問題的書籍，引用不少門諾教會的教義，即時提出了教學大綱。 整個學期下來，教學過程雖然順利，但我已精疲力竭，痛苦萬分矣。我雖因而學習到很多，但也感慨萬千。 從此，我決心再也不想只為了吃飯餬口而工作（ job）。這次十二個星期的教書工作，雖為大學一份專業教職（profession），但我無法感受到在東海大學或台大教書時的興奮、滿足和專注。我希望我未來的工作，不僅視其為專業，堅守執行專業的倫理及行規外，更進一步，能把工作視為使命或任務（mission），把自我的信念，透過工作滿心歡喜地付出，無怨無悔地承受。我相信，一個人能把他的工作當作他的使命時，他才能活得充滿意義，活得轟轟烈烈，活得快樂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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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國會工作期間，我有機會常在眾院餐廳和眾議員Jim Leach 及 Stephen Solarz，及Solarz 的顧問 Richard Bush (後擔任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長) 午餐時閒聊。與他們交談雖獲益良多，但對台灣的問題都很難深入地討論。Jim Leach 與Solarz 都屬自由派政治人物，對台灣十分關心。Richard Bush較屬學者型，典型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嚴肅謹慎，缺少風趣。 政治人物外，我喜歡與「國會研究服務處」研究員來往。其中我與一位將屆退休年齡的社會學學者，彼此有很多共同的興趣，所以常一起到外邊的中國餐廳午餐，每次相談甚歡。有一次，在喝咖啡時，他有感而發地說，「Edgar，我即將退休，回想過去一生的學術研究工作，及來到 CRS「國會研究服務處」後，出版無數，你知道我現在想什麼嗎？」 我搖搖頭，等著他繼續說下去，「我真想把這些研究著作的抽印本（reprints）全部丟進字紙簍裡，」他雙手拉開一公尺長的距離，「現在這麼多的出版對我都沒有什麼價值，對社會也沒有什麼影響，對我也沒有一點意義。我寧願有幾篇文章登載在紐約時報，對這個社會也較有衝擊，對我也較有意義。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當時，我才四十七歲，雖然我升了教授已有七年的時間，但對學術生涯的外在物 （如出版著作等）仍覺得是學術聲望的重要物。一個學者的學術工作，不是 publish (出版) 就是 perish （消失）；著作越多，越受人尊敬，研究經費就源源不斷。自我的肯定即來自工作的成就，意義自然產生，不是嗎？ 我的朋友要把他的學術著作全部丟進字紙簍裡。這一點，當時，我倒有些保留，但登載在紐約時報的文章，對他的意義要比學術論文來得大，對社會也較有衝擊。這一點，當時，我可認同。我有一種怡然自足的感覺，大概是來自非學術的文章，發表在各報章雜誌吧。 「我可能還是太年輕了，而沒有能力去感受到年齡對生命的壓力，或太世俗了，而仍無法放棄所謂『學術論著』的聲望價值。但從紐約時報出版的文章中，你得到更大的自我生命肯定，覺得人生較有意義，這我非常的瞭解認同。」 我很自信地說。 「我再給你幾年的時間吧！」他不以為然地說。「但我必須告訴你，我把學術研究著作丟進字紙簍裡，不是我自暴自棄，而是不想欺騙我自己，因為它們都已沒有價值了。知識不斷前進，很多學者只想以量騙人而已，講的都是自己不相信的陳腔濫調，」我靜靜地聽，「為了聲望而工作常會扭曲自己，忘掉自我生命的呼喚，」 我嚴肅地不斷點頭。 他直視著我，繼續說，「為了聲望而工作不是不好，但不是為了你喜歡自己喜歡的事而工作。 為了外在的動機而拼命只是給你一時的快感，但第二天早晨起來後就不再興奮啦；晚上睡覺時不再滿足了。」我也直視著他，確瞭解他說的感覺。 「還有，這些不得不做的事會把我想做的專注力散失了，終究讓我感到一事無成而懊惱。」他看著我直點頭，嘴角露出絲微的笑意，眼神卻帶著絲絲的憂鬱。 我一直無法忘掉這次的談話內容。歷盡數十年的滄桑後，當我退休時，開始整理幾十年來所累積的東西，包括學術著作，書籍，檔案資料、紀念品等時，我必須平靜下來，孤獨地感受到生命的本質，不禁悲從中來。 1998年，我辭掉台北市環保局的工作，回到久別的東海宿舍，人去樓空。 一天，走進多年來未進過的書房。 站在房門口，看著二十多年來收集的書本、雜誌、資料等堆滿在書桌上，地板上，書架上，我不禁開始瀏覽心愛的書籍時，邊翻邊看，到後來實在無法忍受，無法承擔知識浩瀚的壓力及內心渴求的衝突。當下，我決定把大部分的書籍贈送給東海大學圖書館。當時，心情豁然開悟，解開了「書癡」的心結。 2008年退休後，我把託寄在友人處，數十大箱的書籍、照片、檔案資料及家當，搬回到剛租來的三十多坪公寓。當我一箱一箱地整理裏面的東西時，我第一次看到四十多年來，從未開箱過的非洲的幻燈片及相片；我再看到從肯牙，到美國，再回台灣，再到甘比亞、英國，再回到台灣，這三十多年來的飄泊歲月的痕跡與人物，孩子太太的笑容與親情，家庭的歡樂與悲傷；我再看到台灣三十多年來的變動與震撼，聽到人民的吶喊與怒吼；我再看到街頭的抗爭，校園的澎湃；我看到鄭南榕、陳文成的身影，暴政的血與刃；我看到自己上街頭，反污染、反核能、反森林砍伐，反暴政 …，反到不由自主地跳入了政治的火坑。 我終於無法再整理下去。 當下，我把近千張非洲的風景照幻燈片，悉數倒進垃圾筒裡，我把大部書籍捐給「台灣環境保護聯盟」，我把東海生物系整個辦公室所有書籍、資料，交給林良恭教授管理，開放給學生閱讀。 整理時，我撕下了那張「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的牌子，及堆滿在牆角攻訐我的信函與內藏冥紙信封，我把它們與尙存一大堆的學術著作抽印本一起，毫不猶豫地丟進了字紙簍裏。 頓時，我感覺到解放的自由與豁然。 我深知，我的生命意義在現在與未來，不在過去。因此，迷戀自己過去成就的人，他如何能夠安身立命，怡然自足呢？ 無論過去發生過什麼事，驕傲的，最怕的是自我時時緬懷，逢人就宣耀；委屈的，最怕的是自我怨恨，逢人就抱怨；羞愧的，最怕的是自己不知，還諉過他人。過去已經過去了，生命的力量隨時開始，也隨時結束，是當下，也是過去。珍惜現在，瞻望未來，使我們的生命更有意義。我們可以從過去學習，但過去實無法預測未來。同時， 一個人的專長及生存如不與社會人群結合起來，而付出，他的知識及生命就如同在真空中，虛無縹緲，毫無意義。 我再一次深切體驗到哥德 <浮士德> 一書，給我「知識的悲劇」的啟示；我才瞭解、感恩二十七年前，在華盛頓 D.C.，那一位學者朋友的感嘆。 我有幸，領悟到這個知識的悲劇及生命的意義。否則現在我就變成一個 grumpy old man 了（壞脾氣、又不斷抱怨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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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陳明澤歷經生命的哀傷及挫折，深知生命的意義不在拼命賺錢，早年即決定放棄高薪，全家搬離紐約，定居夏威夷。 以日本文化遵行的義理，投入陌生的房地產為業。他竟能在短時間內，只仰賴少數台灣顧客的賞識及信任，而能在競爭的夏威夷房地產業，獨樹一幟，從此過著怡然自得的生活。 幸蒙他的協助，全家都很順利的安頓下來。 孩子的上學問題也順利地解決了。我很高興孩子及太太都很喜歡夏威夷，又有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離開他們，讓我放心了不少。 來到檀香山後，我的生命似被連根拔起，心境哀莫大於心死，整天心灰意冷，好像失去了讓我獻身的動力。 甚至感受美國眾院的工作只是為了吃飯餬口而已，引起不了我的興趣。 我必須先到舊金山「亞洲基金會」總部報到，聽取基金會計畫的用意及安排。在離開時，我向主事者表達到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任事的意願，他們表示會把我的意思轉告給國會。 因一生成長的歲月，都活在軍事戒嚴令的恐懼和恐嚇的氣氛下，又是 228 的受害家屬，我很自然地認識到國民黨，實以民主自由為幌子，行極權高壓統治為實。 大學時代，雖然涉獵一些政治哲學的書籍，如柏拉圖 (Plato) 、聖奧古斯汀 (St. Augustin)，或盧梭 (Rousseau ) 等的著作，只是啟示一個理想政府應有的基本觀念而已。 可是因耳濡目染國民黨內權力鬥爭及作假選舉的齷齪，我對參與現實政治毫無興趣，對政治哲學卻充滿好奇，也涉獵不少。因此我對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在「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一書，把科學哲學求真的方法論，應用到社會、歷史、政治科學中，認為這是可以用來檢驗優質的政治，而追求政治權利的目的應為造福全民的福祉，如同科學研究的目的乃為造福全人類的福祉一樣。然民主政治徒有理想和理論，而無健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律的制定、執行和遵守，民主只為空殼的名詞而已，實為人治的謊言，還可以到處招搖撞騙，如同國民黨幾十年來的統治。 來到世界政治權利的中心華盛頓 D.C.，能夠活生生地學習民主政治的實務，參與民主政治立法的過程，及權力中心的運作，我突然感到十分的興奮。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學習，因為將來台灣人要當家作主，扎根民主體制時，這不是我們最需要的實務知識嗎？ 但當我報到時，國會主辦單位把我指派到「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下的「自然資源、農業研究和環境小組」(Subcommittee on Natural Resources,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nvironment)工作。我提出希望到「外交委員會」工作的願望，但他們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我沒有美國籍。他們認為我的專業背景最適合「自然資源、農業研究和環境小組」的工作。 美國國會是美國政治活動的樞紐。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下，國會參、眾兩院實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國防、科技等的政策，與總統平分秋色。 談到民主政治，美國國會才是最佳的櫥窗；在那裏，民主運作的具體過程可以一覽無遺。 這一段在國會的工作經驗，一方面令我十分興奮，因為我深深地體驗到在多元社會下民主的真正意義；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沮喪，因為在兩相對比下，我感到台灣的萬年國會裡，這批被國民黨豢養的老古董怎能有法治、法制的觀念，也不知制訂法律的意義。身處在民主美國的立法權力機構的國會大廈裡，想到台灣未來的民主發展，千瘡百孔，百廢待舉，令人百感交集。何時台灣才能擺脫國民黨的統治，使民主生根呢？ 小組的工作人員不多，除了一位主任，兩位專業助理外，餘皆為一般行政秘書。我在主任之下，襄助小組的主席紐約眾議員吉姆˙謝爾(Jim Sherr)，從事與小組有關法案研究、資料的收集及籌辦公聽會等。 這段期間，我可以隨時以小組的名義，要求聯邦行政部門及研究機構提供必要的資訊，讓我收集了很多平時找不到的資料。我也負責了一個「海洋焚化有害化學物質」的公聽會。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個國會特別設立的研究機構：「國會研究服務」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國會審計局」 (Congressional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及「國會技術評估局」(Congressional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已於1995年解散 )。 這四個機構的任務是提供議員、委員會和小組，超越黨派及最新、適時的客觀資訊，以輔助議員各種立法的決策需求，使立法過程可以建立在事實、理性的中立基礎上。因為他們的報告及資料不對外開放，只提供給議員及委員會，我也借了小組的名義，收集了很多的報告資料，學習到很多的東西。 1985年春天，我就急著想把所學告知國人，寫了一篇「提升立法監察和憲政工作品質」一文，發表在自立晚報。最後建議，「現階段我國人才濟濟，財力無慮下，我們應馬上分年建蓋一棟莊嚴的『國會資訊研究服務中心』大樓及其他服務機構，讓立法委員等的立法工作走上正軌。以今天中華民國的條件是一件十分簡單的事，我們還缺乏什麼呢？民主不是只靠好聽的口號而已；立法工作也不是只靠委員本身的智慧與年歲。沒有立法資訊研究服務的制度，沒有專業研究員的諮詢和襄助，立法工作就會流於口水的形式，民主就落入空談，社會就跟不上時代…中華民國前途將何以堪？」 不幸地，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台灣的立法院尚無任何的正式機構提供立法委員、委員會，超越黨派及最新、適時的客觀立法資訊，以輔助委員各種立法的決策需求，使立法過程可以建立在事實、理性的基礎上，如美「國會研究服務」者。這是很難令人相信。 事實上，這重要的工作需要無數專業的人才，不是只靠增加立委助理人數就可達到的。後來想一想，拒絕健全的立法機構，誰獲益最大？ 當然是國民黨，我實在太天真了。 自1987年解除世界史上實施最長時間的戒嚴令後，黨禁、報禁解除，總統直接民選，台灣的政局充滿了民主的信心。1996年總統直接民選後，每四年轟轟烈烈，嘉年華會似的選舉動員，沖昏了政黨及選民的腦袋，以為這就是民主。2000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奪得了政權後，更讓選民忘掉了民主體制的真諦。試想，國民黨逃難到台灣時，帶來台灣的是什麼憲法，什麼典章制度？我大膽地說，至今90%以上的國家各種的法律，包括憲法，仍沿用從中國大陸內戰時使用的法條、字眼。這樣的法制，民主仍為空殼的名詞而已。民進黨執政時，行使行政權，礙手礙腳。 在野國民黨仍在掌控著五權、司法、國防、外交、教育、社會等的法律制度及法條，實際操控著整個國家運作機器的黑手。今天，國民黨，重新執政，如魚得水。未來，整個國家的憲法、典章制度、司法、人事、選舉制度依循不動，哪一黨執政，國民黨都是最大的贏家，民主的遊戲規則還是掌握在國民黨的手中，台灣民主體制仍是一個空殼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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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回家後，我也一五一十地告訴太太。急性的我，很希望能在當晚與她討論出一個何去何從的初步決定，但她紅著眼眶聽完後，說要有一點時間思考，希望以後再好好與我討論。我知道她做任何決定，都需要一段自己的思考空間。 這麼多年來，我也從她學習到急不得的耐性。 心底深處，我很不願意臣服在威權統治的威脅下，而垂頭喪氣、無奈、怨恨地離開台灣。可是我內心很不願意離開台灣到美國，自己確有難言之苦。 九年的教職下來，幾無積蓄，幸賴父親在生前，把他一生的積蓄平均分攤給五個兄弟，一個妹妹及長孫等七份，每人各得約四十萬元。 這是我一生最多積蓄的時候。我買了一部最便宜的裕隆轎車代步，其餘就放在銀行孳息。沒料到，警總人員把我的隱私都查得一乾二淨，那陳先生還在上面動歪念頭，試圖勒索，令我難過。 我的難題是，如果離開台灣到美國，一家五口的生計，三十萬元新台幣能夠撐多久？ 這突如其來的威脅，時間上，要我在暑假以前在美國學術研究單位找到一份工作，或任何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更擔心的是，這一去，何時才能再讓我回來呢？ 幾天下來悶悶不樂，心中的鬱卒 、孤寂，無人宣洩。 幾天後，我終於有機會和太太坐下來，商量如何回應警總的威脅。她一開口，就把她這九年來在台灣生活的辛酸歷程，紅著眼眶平靜地告訴我，為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全心全力學會中文，也學會台語；為了滿足我與孩子的味覺，學會台菜、中菜；為了省錢，還刻意地到骯髒雜亂的建國傳統市場買菜。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她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與人溝通，但受到的歧視、挫折的經驗也得不到我的安慰與同情，只能忍氣吞聲。兩年前 (1982)，我們第一次回到美國檀香山，只因生產我們的第三個孩子 (林西洛)，為了節省支出，產後不顧身體的虛弱，第二天，就急著回到台灣。九年來，她在一個異國文化中，照顧整個家計，辛苦扶養三個孩子，其中一位是嗷嗷待哺的兩歲幼兒，但卻少有得到我的幫忙及支持。九年來，她沒有回家過，探望她獨居年邁的母親。最後她說，「很希望借這個『機會』回到美國，有較長的時間與母親相聚。」我聽著聽著，心中的辛酸與憐愛，難以抑制，突地嚎啕大哭，抱著她一再地道歉。的確，這麼多年來，我對家庭缺乏關懷，都因被我個人信念、理想的驅使，把她及家庭視為當然，忽略了她的困境、感受及犧牲。此時此刻，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須為她及孩子，借這個「機會」離開台灣，一方面，讓太太和孩子們得以回娘家看看母親及外婆，另一方面，不讓自己和全家留在台灣，生活在警總威脅的不安狀態下。 我必須趕快地找到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 但這時，申請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的時程實在已來不及了。 無計可施之下，我想到外國駐台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當時駐台代表為謝孝同 (Shel Serverenhaus) ，因為彼此都對生態環境十分關懷，我們曾與很多教授等一起推動台灣國家公園的成立，幾次在內政部營建署的安排下一起與很多關心的學者至八通關等地考察。之後，謝代表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到一筆經費，調查研究台灣高山哺乳類動物，邀請我做為共同研究員。 一年期間，我們必須每個月帶領東海研究生等，從埔里徒步上山至八通關附近高山地帶，從事哺乳類動物的生態調查。 因這段因緣，我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當我向他詢問「亞洲基金會」是否有獎學金（fellowship）的計畫時，他告訴我，他們正在物色國內各界的人士至美國各政府機構及民間機構實習及研究。他說現在申請正是時候，還問我是否有興趣？ 就這樣，申請後不到兩個月，我很順利地獲得了「亞洲基金會」的研究獎學金，更讓我興奮的是，我要去的機構竟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美國眾議院 。 當晚，我高興地告訴太太獲得了獎學金的事及細節，但她的心情似乎相當沈重。經我逼問下，她才說她算過了我們到美國一年必需的費用，把旅費、租屋費、孩子的教育費，及基本的生活費等等加起來，我們的積蓄，甚至加上獎學金也是不夠的。之前，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沒有租金，孩子們上的是東海附屬小學，幾乎免學費，薪水雖少，但生活倒無問題，省吃儉用下，我一直都沒有感受到沒錢生活的困境，安心地作我自己喜歡的事。此時，獲得獎學金的高興心情頓時消失，茫然地看著她，不知如何是好？ 再度我感受到無助的恐慌。一輩子沒想過向人開口借錢的事，向誰借錢呢？ 萬萬也沒想到，兩個星期後，天上竟掉下來四十八萬元新台幣到我的銀行帳戶。這筆金錢來得如此適時，如似天助，實在讓我感覺又神奇，又諷刺！ 幾個月前，我才被警總公然扣上了「為匪宣傳」的罪名，還威脅我離開自己的國度；幾個月後，教育部竟然宣布我是台灣「傑出教授」之一，頒發新台幣四十八萬元獎金給我，獎勵我多年來在學術研究及教學的成果及貢獻。 多年來的教學研究工作，受到肯定，我當然十分高興，但在前後數個月的時間內，我又是「為匪宣傳犯」，又是「傑出教授」，我真不知如何自處，不知如何解釋。短期內，發生前後完全相反的事件，真是又荒謬，又諷刺，不僅令我啼笑皆非，外界也對這樣的矛盾，嘖嘖稱奇。 我的生命旅程，特別在困境、危急的時刻，常常在冥冥之中受到人與事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我身上，絕無法單以幸運 (luck) 可以解釋的。幸運不是我們可以製造出來的，但幸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時，我們必須由衷的感恩。但連續發生在我生命的「幸運」，再度加深我對生命的謙卑，了悟生命不是全然只是肉體存在的化學物理現象，而是有一種”elan vital”(生命的力量)。 對自然和生命（Nature and life），我們確是無法完全的瞭解、掌握。 我雖學習自然科學，但我不相信科學主義 (Scientism) ，認為透過科學可以知悉解釋生命的一切。經過我個人的經歷及無數的體驗，我清楚地領悟到在自然世界及生命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存在。我們唯有以敬畏、讚美與謙卑的心對之，以感恩和內省，反求自我，善待眾生。 加上教育部的獎金，全部已有的經費，勉強足以支付全家赴美一年的費用。說實在，教育部的獎金雖無任何附帶的條件，但把教育部的獎金使用在私人的用途上，縱有理由或藉口來合理化我的決定，心裡卻有點疙瘩。此時此地，我實在沒有多大的選擇。經過一番的思考與家庭會議，為了節省費用，我們決定接受家弟的協助外，把家人安頓在檀香山，好讓住在檀香山的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我則隻身赴華盛頓 D.C.工作，再俟未來的發展，尋求更好的安排。 離開前，梅可望校長特別邀我們餐敘送別。整場餐敘十分尷尬。 我落寞地坐著，不發一語。最後他說，「對不起，這次我真的幫不上忙。上面給警總太大的壓力了。」 暑假快結束前，孩子們和太太很高興地整理他們的行李。他們興奮，因為可以回到美國，住在檀香山，我卻以無奈落寞的心情，一起和他們把全家五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及衣物等裝在五個行李箱。 一天清晨，請了校車直往機場。 離開校園時，我向孩子們說，「東海再見了，一年後再見吧！」 孩子卻高興地大喊，「好哇，東海再見，我們要去美國了。」握著太太的手，我眼眶含著淚，彼此深情的凝視，心裡清楚，這一離開，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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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晚報事件發生後，期待警總的搜查、約談卻一直沒有發生，因此緊張的心情一直都懸在半空中。半個月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通電話，劈頭就說，「我是警備總司令部的調查員陳先生，我有一些話要告訴你，請你明天晚上八點在台中中正路口車站對面的頂呱呱餐廳二樓會面，我知道你。」就掛斷了。 我一生以理性態度應對問題，面對這樣子帶有些威脅的口吻，電話又來自不講理的警總，此時的心情夾雜著怒氣與憂慮。我告訴太太，她堅持我不能去。她的理由很簡單，「哪有一個國家機器，用這樣的方法辦正事？」 自忖，如果我因一通電話就赴會的話，雖在公共場合，突然衝進了幾個黑道，一話不說就開槍射殺的話，第二天的報紙就大幅報導「林俊義教授涉黑道，慘遭黑道殺害」。這不就比江南、林義雄及陳文成案件更高招了嗎？天衣無縫到極點了。如果我不去的話，後果是什麼呢？ 我想，警總還是會有點人性罷，在公共的場合，不可能把我幹掉吧？ 我考慮了整晚後，雖然擔心，我決定赴會，因為我十分好奇，他們到底要告訴我什麼？ 第二天早上，當我告訴太太我想赴會的決定及所做的安排後，她也就比較安心了。一早，我就找上東海化學系的教授周德璋，請求他的協助。周教授是我早期在美國認識的好友，彼此都有很多的默契。我請他今晚提早到頂呱呱餐廳去用餐，扮顧客，屆時從旁觀察，並以防萬一。他很樂意地同意，很高興能夠做我的「保鏢」。兩個書生就商議，他在七點半時先到餐廳，找個可以觀察一百八十度以上的策略位置，點道套餐，看報紙；我會晚十分鐘到餐廳，找個靠近他的位置，先叫杯飲料，靜待陌生人的來臨。 當晚，我們各自按照計劃進行。當我到時，看到周教授坐在遠處的角落，我就找了一個離他不遠的座位，背向著他。樓上客人都是學生模樣的年輕人，三三兩兩，進進出出。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個很理想的談話環境，怎麼會選在這樣的場所呢？二十分鐘、半個鐘頭過去了，我都看不到任何行跡可疑的人士上來。 正想再過十分鐘不來的話，我也不想再等下去了。不久，上樓來了一個男士，他自稱是餐廳的經理，問我是否是林先生，說有一位你的朋友來電，希望二十分鐘後，在後面另一條街的某某餐廳二樓與我會面。我恍然大悟，這正是情治人員玩的把戲。經理走後，我把餐廳的名字寫在一張小紙條上，偷偷地遞給周德璋教授，小聲地請他馬上到那裡。我刻意等了十分鐘後才離開頂呱呱餐廳。 走到隔街的餐廳，上了二樓，只看到周教授和其他的一對男女客人。因為餐廳二樓相當大，我就選了一個角落坐下。 十分鐘過後，上來了一位三十多歲微胖的年輕人，環視一下後，就直走到我的位子前坐下來。我端詳了他一番，長得還清秀，毫無滿臉橫肉無情的樣子。他自我介紹，姓陳，點了一杯飲料，啜了一口後，就侃侃而談，「林教授，我是負責你的案子。你的卷宗就有這麼高，」他舉起兩手，比劃出上下一公尺左右厚度的手勢，「最近特別多，你應知道原因吧！」他一開始，就來勢洶洶，好像先來個下馬威。 我一句話都不說， 兩眼一直瞪著他的雙眼。「我都知道你以前在美國幹過什麼事， 也知道你和大陸的關係，我們很早就應下手的。但…，」他雙眼低垂，不敢直視著我。 我可意識到他的緊張， 我馬上打斷他的話，「陳先生，我幹過什麼？我犯了什麼罪呢？我心裡坦蕩蕩！」「你不要這麼說，我們心裡都有數。我今天來了，是好意，你要知道，」他威脅的口氣似乎軟下了一點。 「如果你不是娶了個美國太太，你問題就大了。」他講的話讓我反感，我反駁地說，「我又不是美國人。」 「可是你的太太和孩子是！」他不甘示弱地回應我。 「好吧，你要什麼？」我單刀直入地說。 「林先生，我剛說了，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 「好，請你說吧！」 「林教授，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公事，幾個禮拜前發生的事是因為我們受到很大的壓力。的確，你說得對，那是反諷的修辭法，但誰看得出來呢？在陽明山上中山樓，正在開會的國大代表們看到你的那篇文章，群情譁然，逼著我們要辦人。你的紀錄又不好，所以我們就藉這個理由查禁自立晚報，說是內容「為匪宣傳」。 這個罪名可大可小，就看你了。」 我瞪著他，默默地聽，但禁不住地問，「你說這個有道理嗎？」 「不要這麼說嘛， 什麼道理，不道理的，」他很不耐煩地說。 「那些老國代看不懂中文，又不是我的錯，太不講道理了。我希望警總…」 這次他打斷了我的話，「林先生，你們講道理，我們看情勢，我們也有壓力的。」他好像很無奈的樣子。 「好了，我說過你這個案子可大可小，不過我還是勸你離開一陣子吧！」他終於說了。 「什麼意思，離開？是不是可以說清楚點？」我故意地問他。 「離開就是離開，我是好意來勸你的。你自己看著辦吧。」 他一再地強調他的好意。 「你的意思是要我離開台灣？」他看著我，點點頭。我接著問「你的意思，或是上面的意思？」 「我的意思？不可能吧！我說我是好意來的，相信我，」他好像想要說服我什麼似的。 我低著頭，想著。「林教授，我暸解你受的委曲，但我可以幫你一個小忙。」 我抬起頭來，看著他，等著。 「我常常收到很多小報告，你一定很想知道吧！」他充滿信心地告訴我， 「我知道，你有一部轎車，銀行有三十萬的存款。老實說，我需要一些現款。」 我心裡已開始按捺不住，有這種事，實在太過份了。「你的意思是.... ，」 我按住心中澎湃的情緒，慢慢地說， 「你的意思是，你讓我知道誰打小報告，交換條件是我給你三十萬嗎？」我不等他的任何回應，就斷然地說，「我做不到，第一，我不想知道﹔第二，我銀行三十萬是我畢生的積蓄，你要我給你？」我頓了一下，看著他，「陳先生，我知道我沒有做什麼錯事，我也沒有犯什麼法。如果我做錯了事，犯了法，你們來起訴我好了。」 他有點吃驚的樣子，但我繼續地說，「不過，陳先生，我們總有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做個朋友我可以考慮，但不是做任何交換的條件，真的，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誰嗎？」他軟化的口氣，像是一個朋友的關懷。 我搖搖頭說，「陳先生，真的，如果有需要，不是交換條件，我願意幫忙。」我準備動手從左口袋掏出我的皮包，突然他伸出雙手，左右搖動，急著想阻擋我的動作。 「現在不要…，」他噴出這句話之後，顯然感到有點尷尬，馬上起身說，「林先生，再聯絡。」「好，再見！」我說。我站起來，看著他匆匆地下樓離去。 我示意坐在角落的周德璋教授，請他先出去，再碰頭。 我坐了一回兒，付了帳，走出去時，老遠才看到周教授。我一五一十地把整個經過告訴他。周教授認為他看起來像是來自南部的孩子，在警總只是個行政人員，還是菜鳥一隻，只想藉機撈一筆吧？我認為他是奉命來告訴我，要我離開台灣。可能他想藉機要錢，得些好處，但因經驗不足，又沒想到我竟然拒絕他的提議。 結果，不知所措，碰了一鼻子灰，畢竟他還是尚未被警總醬缸染黑，尚未泯滅天良的年輕人。 一星期過後，我收到一封未署名的信函，打開後只發現一張小紙條，寫了幾個字：「務必離開 。注意你四周的研究生。」 顯然地，這封信是來自陳先生。 頓時，我對他另眼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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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不義的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 事件發生後，我對主編向陽若無其事的淡定無為，內心甚為悵然；當時我還天真的把他視為共同的受害者，應同病相憐才是，但他卻謝絕分享被害心境的態度，讓我感到向陽冷漠、自保的性格，使我心裡嘀咕不已。 對是非正義反應慢半拍的人，我總是不以為然；對太世故、富心機的朋友，我總認為大可不必。 「忍」字功夫，至今還是我在學習的一種德性；面對不公不義的警總，我還天真地想討回公道。隨著時間，我才慢慢地感悟到警總事件讓我學習到不少的事情，使我的生命精明世故多了。 最後一次見面時，向陽把我的原稿交還給我，並告訴我他被報社記了個大過。我翻了原稿，也未看出有任何的更動，「你沒有錯啊！報社為什麼記過？」我不懂。 向陽轉移了話題，「整個事件幸賴吳三連先生發揮了保護的作用，否則後果就會像柏楊的結局。」「是你，還是我？」我好奇地問。向陽也不作正面的回應，只嚴肅地說，「當時警總給報社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之後，我們就這樣互道珍重，各奔東西，面對未來命運的撥弄了。但我心裡不快，總覺得有些內情隱瞞著我，或未告訴我實情。為什麼？ 1998年8月29日，事件發生十五年後，人事已全非。 我自電子郵件收到一篇向陽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看完後，不但十五年來的疑惑記憶重回腦海，更指引我更大的迷惑，更多的疑點。 我一讀再讀，面對睽違十五年受盡恐懼朋友的生花妙筆的描述，我雖百感交集，但不感動。 我很高興，十五年後，我終於看出了真相。我心裡還是有疙瘩。 歷史的真相才有值得學習的價值。我經歷的事件實不足為道，難與江南越洋謀殺事件、林義雄家族謀殺案、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案及無數家破人亡的慘劇相比。時過境遷，我很慶幸一生逃過身心的傷害，感謝背後貴人的相助。我也祝福向陽一切順遂，不再恐懼。 為了使下一代能過體認獨裁戒嚴時期的恐怖、反智與荒謬，我希望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 <一九八四> 一書所勾出的一幅意象「一隻軍統鞋踩在人的臉上」在台灣永遠地不再發生。我轉載向陽的文章，讓年輕一代的朋友可以從人的觀點，約略地感受到政治不民主黑暗的可怕，希望大家努力的警戒，不讓它再度發生。 以下是向陽描述「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事件」的文章： 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向陽 在暗鬱的黑森林中，什麼最恐怖？不是黑沉沉的林木，不是沙沙撕扯著樹葉的風聲，不是低鳴的蟲語，不是低伏身子在叢林之上潛行的飛鼠，不是梟鷹陰沉的眼睛，不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危機或不能預想的意外。而是帶著黝綠顏色的死寂的寧靜。以及連想像也停止呼息的空白。 台灣的五○年代，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反共抗俄的「大纛」之下，在反「紅」的雰圍之中，清鄉運動如火如荼地進展著，與中共有瓜葛有關聯乃至無瓜葛無關聯的人紛紛落獄、入監、失蹤、慘死，在禁絕赤色洪流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掌控下，白色恐怖年代從此展開。那是個死寂的年代，也是個喧嘩的年代。死寂，因為花鳥不 放不鳴，整座叢林中連風聲也不敢聒噪；喧嘩，因為鑼鼓鳴放、喇叭齊響，在一定的時辰奏鳴一定的樂聲。 我 沒有走過那樣的年代，我只是出生於那樣的年代中，而且延續著五○年代，走過六○、七○年代，到進入八○年代之際，剛好是三十而立之年，卻沒有而立的喜悅，因為就在一九八四年﹝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那年，我農曆歲數三十歲的那年，三月十三日，我主編的「自立副刊」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了。 當天的副刊在剛從報社印刷廠印出後不久，全數被抽出正刊之外，還沒印好的緊急停機；主編副刊的我，忐忑著心跳，慘白著臉，跌坐在副刊室的椅子上，不敢想像，明天，在哪裡。 被停掉的副刊版面上，嘲諷似地，標著「政治的邪靈」的黑色標題，以極其不懷好意的眼睛，斜睨著我。寫出這篇不到一千兩百字文章的人，是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亞洲生態協會會長的林俊義教授；被認為是「為匪宣傳」的文字只有一句，「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 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這麼短的一句話，運用簡單的反諷技巧，諷刺毛澤東的「偉大」來自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卻可能更加諷刺地毀掉作者的林俊義和編者的 我。 白色的恐怖，在遇到紅色的禁忌時，從而彰顯了它的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白色的恐怖，原來不是只停留在我出生的五○年代，它以更多的眼睛、更細膩的手套，直到我出生三十年後的八○年代，依然夜梟一樣盯著在暗夜中行走的我，以及我周邊的所有的人。 時隔多年，我已經忘掉當天回家後，如何向剛懷第二胎沒幾個月的太太暗示我可能的麻煩，如何痴傻地看著才兩歲半的大女兒的睡顏而垂淚；我已經行入黑蔭的森林、幽谷在看不到的前方等待著，靜寂與死滅，是而立的我所能想像的唯一畫面。 時 隔多年，我卻還是清楚地記得，被警備總部約談的當天的每一幅畫面：下著陰濕的細雨的早晨，一層層薄霧無情漂浮在掩耳之前；我從副刊室走向社長室，以著告別的心情向一直栽培著我的社長吳豐山報告警總約談的事，而立的我有稚童的無助；然後是離開濟南路的報社，一步一步在雨霧中走向位於青島東路有門牌而沒有任何 機關名稱的所在；然後是，被帶往二樓，一個小房間中，我坐著，手中握著被要求帶來的<政治的邪靈>的原稿，上頭有我發稿的標記，一字未改的原稿，足以證明看稿的編者與寫稿的作者是腦袋瓜子一樣的人；然後，進來一位穿中山裝的先生，劈頭就說：「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知道你是誰就夠了。」然後是我的辯白，他的指控；我的辯白很簡單，這是高級的反諷，如果那句話不是批評毛澤東的話，把「毛澤東」換成「蔣總統」 你覺得如何？他的指責也很簡單，你以為老百姓都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一樣看得懂這一句嗎？他們只會看到下半句。 那一天，一個小時的約談後，我被飭回，等待國家機器代理人拋給我的「靜候處理」。細雨薄霧，落在從青島東路走回濟南路的大道上，人車雜沓，我卻感覺自己行在黑森林中、周邊闃無聲息。 此後我繼續編副刊，到一九八七年轉任總編輯為止，每個月固定有兩組人來約我喝咖啡；林俊義教授則在事件後遭到實質流放，滯美三年，不能返台。 這白色的、叫我一生難忘的、陰森而又鮮明的八○年代，直到今天為止，還在我的夢中以黝綠黑森林，以及停格的空白，交錯地召喚著我。 ─1998.08 .28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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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瑞典回校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開始收到奇奇怪怪的信函，揶揄的，威脅的口氣都有。 之後，我就開始至少一週兩次，定期的收到同一格式的牛皮紙袋，地址及我的名字故意寫得東倒西歪，林俊義教授惡意寫成「叫獸」。裏面有時裝了一疊一疊的冥紙，有時各種對聯咒詛辱罵我，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 幾次後，每次收到時，我就把它們原封不動，丟在辦公室的角落。 幾個月後，也累積了半個人高的數量。 不久，1984年3月16日清晨6點 多鐘時，我被一個朋友的電話鈴聲驚醒，「俊義啊，趕快逃命啊！」我睡眼惺忪地趕快坐起來，「什麼事呀？」「你還不知道啊，前天傍晚「自立晚報」被查禁了， 晚報被扣押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解的問。「被查扣的原因就是你寫的文章<政治的邪靈>啊！今天早上中國時報第二版上已登出來了，你自己去看吧。趕快逃吧！」 我趕快跳起來，駕著車子到校園外買了一份 <中國時報>， 急著翻開第二版，找到了一小塊的新聞，標題是「自立晚報十三日版 警備總部宣布查禁」，六行小字登著：「〔台北訊〕自立晚報本月十三日第一次版第十版所刊載 <政治的邪靈> 一文，部分內容為匪宣傳，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十五日為警備總部依法查禁，並依該管制法扣押其出版物。」看完後，一頭霧水，<政治的邪靈>一文「為匪宣傳」？ 戒嚴時期，「為匪宣傳」罪刑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回到家裡，我卻未感到任何的恐懼，只感到獨裁戒嚴時期的可怕。我 心裡確信這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對警備總部大言不慚地「依法」查禁及「惡法亦法」感到荒謬可笑。我無任何的恐懼，因為我知道登載在自立晚報 副刊上「林俊義專欄」的<政治的邪靈>一文，其內容主以批判前美國國務卿季新吉邪靈似的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其罔顧、鄙視人命、人權的決策應以「戰犯」或「黑暗大使」稱之而不為過。 這篇文章與國民黨或共匪毫無關係，所以我想不出為什麼會招致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大帽子？ 我更不解的事，為什麼前天（13日） 發生的事，至今報社的人，副刊主編向陽，社長吳豐山都未告知我呢？我不斷地打電話到報社，一直都找不到任何人，告訴我任何的訊息，及發生的真實情況。 他們的去向呢？被約談了嗎？ 我孤獨地坐在客廳的藤椅上，也不知如何求救？太太急著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從何說起，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報紙被禁，我也會被抓入牢。 太太無法瞭解，徒增加她的恐慌。 按我的瞭解，警總一定會來家裡搜索想要得到更多「為匪宣傳」的證據。當下，我不能坐以待「斃」，馬上開始把書房裡不少可被懷疑為所謂「左派」或共產主義的書籍裝箱，搬到屋外較遠的樹林隱密處藏起來。我在樹林裡，挖了個大洞，特別將馬克斯的 <資本論> 及 其他著作綁在一起，放在裡面，蓋上泥土，再以樹枝堆在上面偽裝。我如此謹慎的原因，是因為我已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帽子了，如果再被發現一兩本以上的共產主義書籍，那我更百口莫辯，罪加一等了。 年輕一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我有謹慎過度之嫌，那是因為他們無法體會出戒嚴時期的恐怖。 可藏的都藏好了後。 這時，孩子都上學了，太太和我落寞地喝著咖啡，一語不發。朋友建議逃命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裡掠過。第一、我深信<政治的邪靈>一文，絕無「為匪宣傳」的內容；第二、逃了表示自己心虛、認罪、畏罪；第三、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逃到哪裡？怎麼跟太太和孩子交代？ 我要等著他們來約談我，我要理直氣壯地為我自己辯護。 16日下午自立晚報刊出了一篇「本報說明『查禁』事」，其說明內容：「〔台北訊〕警備總部日昨來函，以三月十三日本報第一次版第十版部分內容不妥，對該日報紙處以查禁。本報為使讀者瞭解真相，特說明如下：三月十三日本報副刊<政治的邪靈>一文第一段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然後對匪酋毛澤東有所諷刺。 「 本報十三日副刊先行印刷，印出後社內先行閱讀人員，以該段文字之最後一句雖為反諷，但仍易被誤解為『為匪宣傳』，即提出報告。經即決定：一、已印好的部分全部毀棄；二、將該句易生誤解文字在版上全部塗掉後重印；三、若有已流出部分則悉數收回。」 看完自立晚報的說明後，我心裡十分納悶。 我寫這句話與前後文的結構、語氣，依據修辭法的原則或一般中文常識，本就是一種反諷法，是用來責難、諷刺中國缺乏民主，揶揄毛澤東，絕無易被讀者誤解的可能。這也是我撰文的 立意。如被誤解，怎麼是報社及作者的錯？ 報社的說明不是承認自己的錯嗎？不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警總的人不識中文而硬要誤解「為匪宣傳」作為入罪的依據，這不是太反智、 太荒謬、太可笑的欲加之罪嗎？ 我終於聯絡上了向陽，急著問他，「您好嗎？ 豐山兄呢？有問題嗎？為什麼都沒告訴我呢？現在沒事了嗎？」一連串的問題顯然使他不知如何回答，從他猶豫的口氣，好像他 也不想回答。最後他說，「林教授，您不必擔心罷。」但我說，「文章是我寫的，那句話是卻是修辭學的反諷句，是在諷刺毛澤東的，我作者最清楚了，就是用來諷 刺毛的，警總怎麼會把它扭曲成「為匪宣傳」呢？你們自己怎麼也承認呢？」向陽不耐地說，「我知道，我知道。」「警總給了您和社長壓力嗎？為什麼報社說明，承認那句清楚的詞句「易被誤解」呢？」我擔心地問，但他不想再說下去，要我再 找個時間再談。我急著問，「警總約談了你嗎？」向陽支吾以對，掛斷了電話。 我猜想，報社受到極大的壓力，吳社長的妥協只是為了息事寧人，不再受到干擾，我可瞭解。到底，警總整肅的對象是我，不是報社。 我的觀察如果屬實，警總如此反智、荒謬的行徑，息事寧人的妥協只是助長姑息養奸。 我心中甚感納悶。 這段被警總誤解為「為匪宣傳」的文字如下：「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 為了慎重起見，我一再地研讀這一段文字，也請教了幾位不同的中文教授。他們都一致同意我是以修辭學的反諷法，諷刺毛澤東。其中一位教授說，「如果把毛澤東 換成蔣中正，警總就會高興嗎？這批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外一位教授加了一句說，「欣賞反諷是思想成熟的標誌，你還期待這批人會欣賞反諷嗎？ 」 這段時候，我像活在悶鍋裡，隨時都會爆炸。 我找不到報社相關人員可以讓我瞭解真相；另一方面，我又要面對警總隨時可能約談或抓人的壓力。 同時，我又遭受幾份雜誌及報紙，顛倒是非地污衊、譴責我的文章，以配合警總的指控，我必須回應反駁。 有天晚上，徹夜難眠，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無知的「國家」機器，應聲蟲的媒體。 清晨，我跳起來寫了一封信，要求警總說明「為匪宣傳」之事證、依據何在？ 第二天一早，我就以掛號信寄給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軍。這封信寄出後，雖石沈大海，但我心中積累不平之氣也消散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深夜也沒人敲門，我也沒有受到搜查，約談。自立晚報繼續正常的發行，一切似乎平息下來。心想，我也應當相安無事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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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至1984年期間，我生命的能量似有燒不盡的極限，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寫作，不停地演講。五年期間，我出版了約數十篇經評審過的 (refereed) 的學術論文，不知出版多少篇文章在各種報章和雜誌，撰寫幾個報紙的專欄及社論，也南北奔波到處演講。我所有文章及演講論及各種議題，從環境生態、核能發展、教育文化、政治評論等，都是針對政府政策的失當加以嚴厲的批判。從1982年開始，我在學校開始感到一些壓力。梅可望校長時時提醒我，不要再寫了，同仁都轉告我一些國民黨內傳出的訊息，要我特別小心。 1983年暑假，我受邀至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und University)，參與中國科技政策及科技轉移問題之研究。當我申請出境時，竟受到境管局的否決。我照例請梅校長幫忙，也打了回票。臨走前幾天，我再找梅校長請他再幫次忙。「Edgar，我真的希望你好好教書研究，不要再浪費時間寫那些批評政府的言論。你知道我是很照顧你的。」梅校長語重心長地說。 許久，我對著梅校長，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長嘆一聲說，「謝謝啦，梅校長」。 第二天，我就接到境管局的電話，同意我出國研究。 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院長 Jon Sigurdson 對 中國的科技發展十分專研。擔任瑞典駐中國外交官時，通過各種管道，民間、大學、研究機構，有系統地收集了中國文革以前及文革以後各種有關科技發展管理的學 報、文件、雜誌等。他希望我能從這些資料中找出中國科技政策的蛛絲馬跡。我十分興奮地看到這些豐富難得的資料，但在我閱讀的過程時，我被很多有關中國 環境生態的報告，及無數地方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報告所吸引，忍不住地開始收集、一一影印有關的文章。 一個星期後，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所影印文章如何帶回 台灣呢？一旦回台時，在機場被搜查到這些「匪情」資料時，我會百口莫辯，什麼藉口都無濟於事，一定被冠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怎麼辦？ 我想出研究生時代的原始辦法，把閱讀的主要內容寫在一張 3 x 5 索引卡 (index card) 的兩面。我在大家午餐時間和下班後， 作這些額外的工作。因為資料太多，我必須加以篩選。當我離開瑞 典時，我寫了近三百張索引卡，前後兩面密密麻麻地寫上每篇文章的出處、摘要及其他主要細節。我把這些索引卡分散在行旅箱中較隱密的角落，或衣服的內袋裡， 期待海關人員查不到，或查到的話，也難以仔細查讀，查讀了也是中文繁體字，看不出與中國大陸出版的匪情關係。 我回國入境時，果然期待的事情發生了。還未走到海關檢查站前，幾位海關人員就用手勢，叫我到一旁接受檢查。我忐忑不安地打開所有的行李，海關人員檢查第一件行李時，在衣服夾層中發現一本我在機場買的英文「新聞週刊」 (Newsweek)， 封面是毛澤東的肖像。他們馬上把雜誌放在一邊，繼續搜查。我擔心的索引卡，有一包被他們發現了。海關人員抽出幾張的卡片，一一察看。顯然的，因為字跡潦草，又小，又密密麻麻，看了幾張後，轉頭問我，這是什麼？「我研究的筆記。」我含糊地回答。可能他們沒耐心了，其餘的行李中，雖然也翻到了一些索引卡，也未加理會，不過，對我購買的新書，一本一本的翻閱。 在七、八本書中，挑出了三本，二話不說就把它們丟入一旁的桶中。 我開始感到焦躁，「這是我買的學術書啊！為什麼？」「你來申請要回吧！」他不在乎地說。我急著問，「哪裡申請？」「警總。」 最後，有位海關人員說，「<新聞週刊>」，不能帶進去。」我抗議地說，「一本全球性的新聞雜誌，為什麼不能帶進去？」他看了我一眼，從櫃臺下拿了一顆戳章，就在毛澤東的臉上，用力蓋上。拿開時，我看到一個長方形的框框裡，兩個粗粗的大字「匪酋」。 他再一張一張的翻著<新聞週刊>，當看到一頁有毛澤東的照片時，也重重地蓋上「匪酋」，然後把雜誌丟給我。 往事已矣，但我真的希望讀者有一顆政治的敏感心及同理心，可以感受到當時我內心的怨恨與不屑。 現在看著這些密密麻麻的資料卡，我不禁驚訝於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也不禁感慨多少時間與精力因而浪費。 上述發生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在我身上。我一生愛書如癡。因怕人借書不還，還以幽默的方式，在書房各角落，貼上紙條，寫著：「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新書雖昂貴，收入雖微薄，我總是禁不住忍痛買書。1975年到1983的八年期間，每次到美國開會，我都會到柏克萊校園附近 Telegraph 街上的 Cody’s 書店瀏覽買書（2009年10月，我再回到柏克萊時，悵然地發現 Cody’s 已關門了）。當時，買書是我到美國最大的享受，可是每次回國，經過海關卻是我最大的心痛。每次都被迫壓下數本書，我拒絕向警總申訴，因拒絕失去 自尊。書錢泡湯已是小事，眼看心愛的新書莫名其妙地被丟入垃圾桶中，我的心似被一把利劍不停地穿刺。 現在，這一代年輕人很難感受到我的痛苦經驗。他（她）已習慣性地把享受著台灣放任的自由生活，視為當然，很難瞭解國民黨獨裁戒嚴下的胡作胡為及警總人員扭曲人格的行為；更難理解戒嚴令下228及白色恐怖的殺戮會產生對個人及社會無法磨滅的悲痛、恐懼及創傷，及對教育、文化的遺害。 至今，我仍耿耿於懷，國民黨仍未對戒嚴時代所產生的「罪」與「罰」的問題 (Crime and Punishment)做任何的處理；這才是228及白色恐怖殺戮善後的核心問題，而不是賠償就可了事。只有在「罪」與「罰」得到妥善處理後，如二次大戰後德國納粹加害者的公審，南非白人加害者公開的懺悔自白，才能撫平台灣近代史的最大悲劇。這些228及白色恐怖的加害者仍躲在黑暗的牆角，享受著榮華富貴，毫不受良心的譴責。 這一代的年輕人更無法相信那個時代，各種政策及手段會如此的反智及荒謬。 這也難怪，因為人是活在當下的動物，健忘，又不會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當下的認知。每人性向不同，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不想知的人一輩子可能也不會經驗到因 買書而通過海關的恐懼，也可能不會感受到我忍痛買下心愛的書籍，無端地被拋棄的痛苦，也可能抱怨我為什麼要買書，自找麻煩，而不會同情我的怨恨。 這一代的年輕人把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視為當然之餘，是否還天真地認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將永遠持續地存在？ 我個人的遭遇實微不足道，但我必須不斷地向他（她）們提醒，「民 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一旦得到，不是會自動持續地存在下去，因為沒有人會用筷子持續地挾著自由與權利餵到你們的嘴裡；自由與權利隨時都會因人，因時空而腐蝕。」 在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果人民只把「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及「明哲保身」視為保命的德性，視為生命的意義，那麼，自由與人權會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你們現在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是前人種樹、努力、犧牲 的結果，你們也要為後人繼續種樹、努力、犧牲，代代相傳。 民主制度的運作，不能只依賴法制、法治的健全，也不能信賴法治執行機構人事的公正，更不能仰賴政黨及政客，而是要靠你我每一個人的民主文化、疾「大是大非」如仇的素養，如老鷹護蛋一樣，隨時警戒，遇有異狀，必須隨時挺身護衛。否則，助紂為虐，如江教授之流，昏君、暴君就會趁勢而起。台灣人民善良憨直的文化，就會變成令人宰割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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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張「和平主義」信仰的門諾學院畢業，我也崇信人類和平相處的必要性。經過這次動粗的遺憾事件後，兩個惱人的問題經常纏擾在我的心頭：一、一個人品德與專業的關係；二、動手的問題。 首先，作為一個行政主管，面對聘任教職員時，原則上，我必須考量應徵者的品德與專業。但孰重孰輕？ 當時我只以專業為主，適當嗎？ 第二，「君子動口，小人動手」這句古諺語，全然正確嗎？會動手打人，難道一定是小人？君子與小人只在動口和動手的差別而已？動口的語言暴力也是君子的表現嗎？暴力與正義的關係何在？因為動手，不論發生情況及原因，我是一個小人，我實在無法接受，何況我不是先動粗的人。鍾XX事件的發生，特別再度讓我重新思考及評估我自己過去的立場及作法。 我個人的修養及民主的認知 -- 尊重別人，也相信別人的自重自愛；我包容（tolerate）別人，也相信相互包容 (mutual toleration) 的德性，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本要求，也是每個人必有的基本修養。特別在學術機構裡，聘任教員的原則是以專業為主，而對一個人的品德或私德，並不是那麼重視，就是因為相信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在應有自重自愛的品德。 當時台灣的高等教育開始蓬勃發展，各校系所擴充快速，求才甚殷。有博士學位的「歸國學人」，各校都積極爭取，重視的是專業能力，而大都以書面的申請內容為主，大都未經面試。何況，一個人的品德或私德也很難在申請的過程，或短暫的面試時發覺出來。東海生物系長年以來，一直都找不到一位微生物學的教授，當我看到他的專業學歷，我就很興奮地邀請他到東海來，希望他能好好教書研究，發揮他的專業。至於他的品德和私德，如不逾越法律的範圍，我實在難有置喙的餘地。 現在我領悟到這是一個天真、不切實際的想法。在台灣社會生活一段時候，我們天天都必須面對各種不尊重別人、不自重的人。小至在公共場合，大聲宣嚷，唯我獨尊的行為，大至政治意見，不容異己的現象，隨時可見。在台灣任教不久後，我也很快地對不少大學教授的品德及私德搖頭嘆息，對不少的教授的學術精神及學術倫理喪失的程度難以置信。鐘先生只是我親歷的一個案例而已。鍾教授的行為在任何機構內發生，實難以想像，遑論在學術殿堂。現在，我相信品德及私德有問題的教授，專業的研究及教學也不可能十分稱職。 當時國內大學校園內風氣尚待提升，因為當時國民黨的政治黑手，警總及情治單位深入社會各階層，連學術校園也不放過。各單位的人事處裡的「人二」是最囂張的一群，對學術精神及學術獨立，如同對人權的藐視一般，因此很多教授在校園裡倚仗政治的權術，搬弄是非，排除異己的事件，罄竹難書。除了我個人的遭遇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外，有次系上要聘請一位分子生物學的教授胡念台，竟遭人事處「人二」的否決，理由是她在美國校園曾參加過對政府不友善團體的活動。我為了這件事親自求見梅可望校長通融，並向他保證胡教授的清白。梅校長聽了後，笑笑地說，「Edgar，你保證啊，你算什麼！」 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是國民黨馬英九十分倚重的學術智囊之一。他看到國民黨中常委選舉賄選的猖獗，不禁說出肺腑之言，「卅年前，在校園裡反對國民黨，需要勇氣；卅年後，支持國民黨，也需要勇氣，因為檯面上有不少代表國民黨的人，讓一般人民瞧不起。」學術一旦受到政治化，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學術獨立精神，教育的品質，教授、學生的創造力，最後，賠上的是整個國家的未來。 這次的經驗後，對人的品德，我不再認為是可以和專業知識分得開的。有心、有品德，專知的人才會自然地流露出工作的專業精神；有專知而無心、無品德的人容易變成可怕的豺狼。如果我必須在一個無心、無品德，而有專業知識的人，和一個有心、有品德，而較少專知的人之間作一選擇的話，我會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可能造成可怕的破壞力大大甚於後者。專知可以因有心而慢慢成長，專知會因無心而慢慢消失。但無心、無品德的人要學習改變成有心、有品德，我想機會微乎其微。特別在大學的教授，終其一生可以留下來的最重要資產就是一個「學格」而已。 從個人、社會的觀點，動手是否文明或不文明的行為，其發生動機、情況必須經過評估始能斷言。我看到，德國神學家 Dietrich Bonhoeffer 不忍看到希特勒的橫行，計畫進行動手刺殺希特勒的行為；荊軻刺暴君秦王的故事；康德為制止他人殺人而殺人作辯護；對康德而言，這是為人的自由及尊嚴所付出最高道德人格的表現。從人類集體的觀點，以戰爭暴力伸張正義，的確是野蠻的行為，但卻是人類獲取正義的方法之一。連保守的神學家、政治哲學家 Thomas Aquinas， 也同意以暴力的方法推翻不義自利的政權；他主張如果暴力可以制止腐化社會的惡勢力和增進社會整體幸福的話，這種暴利是正義的。我看到，宗教所謂的「正義的宗教戰爭」(just wars)，孫文從事武裝暴力的反清行動，七十二烈士衝鋒陷陣的英勇事蹟。顯然地，在對抗不義的法律、政策或政權，暴力作為一種手段，在人類的歷史及文化資產上，卻未被排斥過，只是歷來統治當權者都把政治正義的動武行為視為「暴力」，自己所使用的暴力視為「公權力」。很多統治當權者為保住不義自利的政權，格殺任何以動武的人，甚至連謀殺異議人士的母親女兒視而不見。統治者暴力違法亂紀，卻要人民守法下，這是不服從運動，或暴力革命的起因。不管哲學家、倫理學家對正義的暴力或正義的戰爭仍爭論不休，但暴力與正義之間卻非全無關係。為了抵制長期無能、不公不義的政權，使用暴力以伸張正義，就是政治哲學家 Jennet Kirkpatrick 所說的「不文明的不服從主義」(Uncivil disobedience)。從台灣近年來政府不依民主憲政原則的苛政，欺壓無辜，違法亂紀，貪贓枉法，「不文明 (uncivil) 的不服從主義」卻才是文明的手段。江XX教授如能讀通Hannah Arendt 在1972年再版的” Crises of the Republic “<美國政府的危機>一書，闡釋：說謊的政治，公民不服從主義，論暴力，及論政治和革命>的話，他講的話就不會那麼官僚了。江教授 說，"civil" 有文明的意思。對不起，但 "uncivil" 也有文明的意義，你知道嗎？ 瞭解暴力與正義之間的關係，雖然讓我動手的遺憾稍微釋懷，但我仍堅信，暴力雖是人類的家常便飯，卻是文明社會的毒瘤，必須全面的剷除。理智上，我仍相信哲學家等及一些宗教的「和平或反戰主義」(pacifism) 的哲學和教義，我發誓在我有生之年，絕不以任何的藉口再動手；我也會致力反戰，反暴力，反苛政。但願我們的下一代享有一個沒有戰爭或暴力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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