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回家後，我也一五一十地告訴太太。急性的我，很希望能在當晚與她討論出一個何去何從的初步決定，但她紅著眼眶聽完後，說要有一點時間思考，希望以後再好好與我討論。我知道她做任何決定，都需要一段自己的思考空間。 這麼多年來，我也從她學習到急不得的耐性。
心底深處，我很不願意臣服在威權統治的威脅下，而垂頭喪氣、無奈、怨恨地離開台灣。可是我內心很不願意離開台灣到美國，自己確有難言之苦。 九年的教職下來，幾無積蓄，幸賴父親在生前，把他一生的積蓄平均分攤給五個兄弟，一個妹妹及長孫等七份，每人各得約四十萬元。 這是我一生最多積蓄的時候。我買了一部最便宜的裕隆轎車代步，其餘就放在銀行孳息。沒料到，警總人員把我的隱私都查得一乾二淨，那陳先生還在上面動歪念頭，試圖勒索，令我難過。
我的難題是，如果離開台灣到美國，一家五口的生計，三十萬元新台幣能夠撐多久？ 這突如其來的威脅，時間上，要我在暑假以前在美國學術研究單位找到一份工作，或任何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更擔心的是，這一去，何時才能再讓我回來呢？ 幾天下來悶悶不樂，心中的鬱卒 、孤寂，無人宣洩。
幾天後，我終於有機會和太太坐下來，商量如何回應警總的威脅。她一開口，就把她這九年來在台灣生活的辛酸歷程，紅著眼眶平靜地告訴我，為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全心全力學會中文，也學會台語；為了滿足我與孩子的味覺，學會台菜、中菜；為了省錢，還刻意地到骯髒雜亂的建國傳統市場買菜。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她可以使用這兩種語言與人溝通，但受到的歧視、挫折的經驗也得不到我的安慰與同情，只能忍氣吞聲。兩年前 (1982)，我們第一次回到美國檀香山，只因生產我們的第三個孩子 (林西洛)，為了節省支出，產後不顧身體的虛弱，第二天，就急著回到台灣。九年來，她在一個異國文化中，照顧整個家計，辛苦扶養三個孩子，其中一位是嗷嗷待哺的兩歲幼兒，但卻少有得到我的幫忙及支持。九年來，她沒有回家過，探望她獨居年邁的母親。最後她說，「很希望借這個『機會』回到美國，有較長的時間與母親相聚。」我聽著聽著，心中的辛酸與憐愛，難以抑制，突地嚎啕大哭，抱著她一再地道歉。的確，這麼多年來，我對家庭缺乏關懷，都因被我個人信念、理想的驅使，把她及家庭視為當然，忽略了她的困境、感受及犧牲。此時此刻，什麼話也不必再說了，我清楚地知道我必須為她及孩子，借這個「機會」離開台灣，一方面，讓太太和孩子們得以回娘家看看母親及外婆，另一方面，不讓自己和全家留在台灣，生活在警總威脅的不安狀態下。
我必須趕快地找到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 但這時，申請一份工作或研究獎學金的時程實在已來不及了。 無計可施之下，我想到外國駐台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當時駐台代表為謝孝同 (Shel Serverenhaus) ，因為彼此都對生態環境十分關懷，我們曾與很多教授等一起推動台灣國家公園的成立，幾次在內政部營建署的安排下一起與很多關心的學者至八通關等地考察。之後，謝代表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申請到一筆經費，調查研究台灣高山哺乳類動物，邀請我做為共同研究員。 一年期間，我們必須每個月帶領東海研究生等，從埔里徒步上山至八通關附近高山地帶，從事哺乳類動物的生態調查。 因這段因緣，我們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當我向他詢問「亞洲基金會」是否有獎學金（fellowship）的計畫時，他告訴我，他們正在物色國內各界的人士至美國各政府機構及民間機構實習及研究。他說現在申請正是時候，還問我是否有興趣？ 就這樣，申請後不到兩個月，我很順利地獲得了「亞洲基金會」的研究獎學金，更讓我興奮的是，我要去的機構竟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美國眾議院 。
當晚，我高興地告訴太太獲得了獎學金的事及細節，但她的心情似乎相當沈重。經我逼問下，她才說她算過了我們到美國一年必需的費用，把旅費、租屋費、孩子的教育費，及基本的生活費等等加起來，我們的積蓄，甚至加上獎學金也是不夠的。之前，住在東海大學的宿舍，沒有租金，孩子們上的是東海附屬小學，幾乎免學費，薪水雖少，但生活倒無問題，省吃儉用下，我一直都沒有感受到沒錢生活的困境，安心地作我自己喜歡的事。此時，獲得獎學金的高興心情頓時消失，茫然地看著她，不知如何是好？
再度我感受到無助的恐慌。一輩子沒想過向人開口借錢的事，向誰借錢呢？ 萬萬也沒想到，兩個星期後，天上竟掉下來四十八萬元新台幣到我的銀行帳戶。這筆金錢來得如此適時，如似天助，實在讓我感覺又神奇，又諷刺！ 幾個月前，我才被警總公然扣上了「為匪宣傳」的罪名，還威脅我離開自己的國度；幾個月後，教育部竟然宣布我是台灣「傑出教授」之一，頒發新台幣四十八萬元獎金給我，獎勵我多年來在學術研究及教學的成果及貢獻。 多年來的教學研究工作，受到肯定，我當然十分高興，但在前後數個月的時間內，我又是「為匪宣傳犯」，又是「傑出教授」，我真不知如何自處，不知如何解釋。短期內，發生前後完全相反的事件，真是又荒謬，又諷刺，不僅令我啼笑皆非，外界也對這樣的矛盾，嘖嘖稱奇。
我的生命旅程，特別在困境、危急的時刻，常常在冥冥之中受到人與事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在我身上，絕無法單以幸運 (luck) 可以解釋的。幸運不是我們可以製造出來的，但幸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時，我們必須由衷的感恩。但連續發生在我生命的「幸運」，再度加深我對生命的謙卑，了悟生命不是全然只是肉體存在的化學物理現象，而是有一種”elan vital”(生命的力量)。 對自然和生命（Nature and life），我們確是無法完全的瞭解、掌握。 我雖學習自然科學，但我不相信科學主義 (Scientism) ，認為透過科學可以知悉解釋生命的一切。經過我個人的經歷及無數的體驗，我清楚地領悟到在自然世界及生命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存在。我們唯有以敬畏、讚美與謙卑的心對之，以感恩和內省，反求自我，善待眾生。
加上教育部的獎金，全部已有的經費，勉強足以支付全家赴美一年的費用。說實在，教育部的獎金雖無任何附帶的條件，但把教育部的獎金使用在私人的用途上，縱有理由或藉口來合理化我的決定，心裡卻有點疙瘩。此時此地，我實在沒有多大的選擇。經過一番的思考與家庭會議，為了節省費用，我們決定接受家弟的協助外，把家人安頓在檀香山，好讓住在檀香山的好友陳明澤就地照顧，我則隻身赴華盛頓 D.C.工作，再俟未來的發展，尋求更好的安排。
離開前，梅可望校長特別邀我們餐敘送別。整場餐敘十分尷尬。 我落寞地坐著，不發一語。最後他說，「對不起，這次我真的幫不上忙。上面給警總太大的壓力了。」
暑假快結束前，孩子們和太太很高興地整理他們的行李。他們興奮，因為可以回到美國，住在檀香山，我卻以無奈落寞的心情，一起和他們把全家五口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及衣物等裝在五個行李箱。 一天清晨，請了校車直往機場。 離開校園時，我向孩子們說，「東海再見了，一年後再見吧！」 孩子卻高興地大喊，「好哇，東海再見，我們要去美國了。」握著太太的手，我眼眶含著淚，彼此深情的凝視，心裡清楚，這一離開，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