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遠哲的科學成就是他寂寞地煎熬半個甲子的結果，現在他終於戴上世界最高科學榮譽的諾貝爾桂冠了。他和我是同時代的人，深知在那貧瘠蕭瑟的環境裡長大的感受；他和我一樣從家人的言談及警告，親戚朋友的談話，學習到「有耳無嘴」的保命道理；他和我體驗過台灣小學、中學、大學、研究所的洗腦教育，認識到自學的必要；他和我親歷228和白色恐怖的肅殺，掛念好友張昭鼎「是否會有人打小報告而遭受到一上岸便被逮捕的下場」，看過高中時同班同學無辜的被捕而被逼成瘋子；他和我留學美國，享受那令人興奮的學術自由，呼吸那民主自由的空氣，體認獨裁的可惡，相信他和我心中蘊藏著鄉土和根的呼喚。所以，我心底深處，清清楚楚地知道李遠哲內心一定藏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鮭魚必定返鄉的心願。
從媒體報導的表象，李遠哲的獲獎給人一夕成名的感覺，因為國人過去鮮少知道他的名字。事實上，國人對李遠哲的陌生，都是國民黨營造出來的結果。李遠哲在化學研究的成就早露光芒，舉世皆知。他關心台灣的科學發展，就在1972年，時任芝加哥大學副教授時，就主動返台為清華大學學子授課半學年，來回台美多次。但因他出生台灣，又在美期間參與過「台灣同鄉會」及「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活動，國民黨早就點名做記號，視李遠哲為「可疑人物」。當他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榮銜，又被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聘為榮譽教授後，始於1980年被被提名遴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但李遠哲心中來自台灣的呼喚，總忘不掉故鄉科學的發展；他促成「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後，才有機會時時返國，積極默默地參與國內的科研工作，但始終未曾發表任何科學以外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遠哲與好友張昭鼎私下研商如何回饋鄉土的計畫，不過當他聽到張昭鼎突然往生的噩耗時，他說，「該是我回家的時候」。因此在1980年前後，國民黨刻意在媒體上鮮少提到李遠哲，並刻意營造他成為一位「不受歡迎的人物」」（persona non grata）。
國民黨萬萬沒有想到一位台籍學者竟然獲得諾貝爾獎。 所以十月十五日瑞典皇家學院宣布諾貝爾化學獎後，明知李遠哲在台灣出生，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究所都在台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又時時回台積極參與國內教學研究的工作，但各報還是以「美華裔」，「華人」，「中國人」，「中國學者的光榮」，「中華民族的後裔」，「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華人家庭的子弟」，「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中華文化偉大的潛力」，「中華民族為榮」等等來描述他的獲獎事。因為他「得天獨厚」受到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及中華文化偉大潛力的結果，所以，他的得獎是「中國人之光」。什麼都可以說，就是他是「台灣人」及得獎是「台灣人之光」這兩句話，絕不能出口，讓台灣人知道。這種蠻橫的族群歧視及治國心態，直至今天，仍存在國民黨政治文化中。
十二月十日是李遠哲在斯德哥爾摩接受頒獎的日子。 當天，中時「人間副刊」連續兩天（十、十一日）全版推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 的專訪文章。 沒想到，出刊後，立即引發了媒體及各界的震撼，因為李遠哲直言不僅批評台灣的教育不好，竟也把國民黨引以為傲的經濟、科學、社會及文化的進步，說是「沒有進步」及「真的沒有覺得那麼進步」，並說「不在意被人說是『台灣人之光』，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還鼓勵大學生應勇於批評，大學教授應『教授治校』，最後期待台灣『進一步的民主化，步伐要快一點』」。幾天後，各報紛紛撰寫社論加以評論，名人作家的專欄（陳映真，也行等）都從各種角度抒寫己見，大都被該專訪的科學人的知性、人文的魅力所感動。李遠哲的魅力，與其說是來自其科學的成就，不如說是來自其對人文、社會、文化、政治及台灣的關懷。顯然國民黨冷不防被李遠哲在訪談中坦誠的直言吃了一記悶棍，但在1986年台灣民主化的洪流下，國民黨顯然也難以招架。李遠哲效應就在整個社會民心思變之下自然地發酵，終於掀起國人期待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回國的高潮。
1986年專訪之前，李遠哲一直無機會公開表達他的科學以外的想法。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是李遠哲以台灣人自居，又以諾貝爾的桂冠助燃台灣民主運動的烈火。但萬萬沒想到就在他返國的一個星期前，中時的「人間副刊」適時地登出了<立足小分子 縱情大宇宙>的專訪，適時地灑下了要求加速民主化的火種及激起了社會期待改革的熱潮。
這一下子，國民黨蓄意低調處理李遠哲十二月十七日返國的如意算盤，必須全盤重整。國民黨只能借助掌控的媒體及行程的擺佈，寄望李遠哲返國的衝擊減到最低。負責安排返國行程的國科會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表示必須「以最慎重的態度研擬」，所有行程必須經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的認可，並嚴守行程的秘密，以封鎖記者的訪問。中研院長吳大猷馬上表示國內這種「過度的期望不需要，因為學術不是一件「湊熱鬧」的事。短暫的回國就加防備，國民黨更不希望他回台定居，變成一個永遠的「麻煩的製造者」。當李遠哲透露有意返台定居，貢獻所學時，這種耽憂更由台灣最高科研機構，中研院長吳大猷口裡配合說出來，更令人不解。吳大猷不但沒有表示歡迎，還表示「遲遲以為不可，如果他回台定居，研究工作可能會停頓下來。」
李遠哲返台的第一天（十二月十七日），在機場召開的記者會，根據記者李楠的報導，開始「由電視台記者問些窮極無聊的國民黨八股，好不容易報社記者逮到機會問他有關台灣政治、社會、文化轉變的問題時，擔任主席的國科會主委陳履安突然喊停，原訂一小時的記者會馬上縮水為二十分鐘。事後，陳履安對記者說，別問太多政治的話題，那對一名科學家是不合適的。 第二天，李遠哲顯然拒絕再受擺佈，所到之處，他以一貫溫和、平易、活潑的科學人的真誠個性，更直接地直言台灣科學發展、教育、社會及政治的缺失，如「基礎科學重要，不能純從功利著眼」，「師長，習題太多，誤人子弟；學習，照單全收，像垃圾桶」，「蹺課很好呀，多看三倍書」，「不要成為不當教育方式的犧牲品」，「對訓導處與課本所說的話都認為是對的，最腐敗的學生」，「不合理的事，就不能妥協」，「傳統，以批判眼光省察之」，「用自己更多的生命，向權威挑戰」，「大學生到立院請願，並不是大不了的事」，「提升大學品質，教授治校」等等。
李遠哲在台十天的行程，十天的直言，媒體以「旋風」、「震盪」及「震撼」描述之，每天的言行佔據了平面媒體的版面，特別對學子們的衝擊尤深，引發了保守派及民主派學者的議論。他的一言一行似與政治無關，但明眼人心裡都明白他的用意，卻在談笑風生中賦予了當下台灣社會要求民主的正當性及合理性。我個人認為，從李遠哲的獲獎，中時「人間副刊」的專訪文章，至回國訪問的前後兩個月期間，他這一道「台灣人無可抑制的光芒」照亮了台灣人的尊嚴，種下了日後台灣學生運動及教授治校的濫觴。現在，我們都知道，他對世界及台灣科學發展的貢獻毋庸置疑，但他有意不惜以諾貝爾的桂冠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扶助也不容懷疑。我心裡告訴自己，「遠哲兄，藏在心中這麼久，等待了這麼久，選擇這麼恰當的時間點，您終於豁出去了！Bravo！(真棒！)」
「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 是的，不僅是科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