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 8月，經過三年的放逐，我終於「可以」再度回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國家。1987年秋天，當我再度踏上這塊土地時，國民黨的威權獨裁統治似乎已到強弩之末；廢止戒嚴令後，台灣的政治、經濟會發生怎麼樣的演變？權利是爭來的，而不是被賜予的，何況，國民黨內掌握特權利益的統治階級，除非在內外的壓力下，是不可能輕易放棄的。 台灣未來民主的道路實仍崎嶇不平，充滿難以預料的變數。
我這次回國，台灣時空及主、客觀的環境已與1975年，我第一次回國時差異極大。我的心境，經過三年放逐的見識與學習，也與1975年時有很大的變化與差異。 87年回國之前，我曾思考，到底我一生中能做什麼？要什麼？我已走過「四十不惑之年」，但還是對生命、人生充滿迷惑，能做什麼？要什麼？我一生只想作教育的工作，從未想做什麼「偉大」的成就，更不屑偉人為何物。因為從文學、哲學的閱讀，我深知人性之懦弱、真知之難求、生命之無常，及人的困境，所以，好好做自己，做人，就很困難了。我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愚民的「聖人文化」，從未信過，總以斜眼視之，常以「滿口仁義道德，肚子裡男盜女娼」答之。我也看出在人類的歷史中充滿「偉人會做出偉大的錯誤和恐怖駭人的災難」，因此，Karl Popper說，「世界沒有偉人。」
從演化學中， 我深知「構成世界的真實材料：人與萬物」是由各種不同、平等族群所組成的，什麼「聖人」、「偉人」、「救星」並非構成世界應有的現象；賞識與尊重每一個實實在在的個體才是演化的基礎。要我做偉人，除非作假，我一定是一個失敗者，因為我只想做一個忠實於自我信仰的知識人，否則我會心虛而不快樂。一生深受達爾文及人文影響的我，早就洞穿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什麼「聖人文化」、「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漢賊不兩立」等等的都是統治階級愚民的詐騙洗腦術，因為這些詐騙術的根源均來自中國人對科學、生命的本質及達爾文演化學機制「變異多樣性」(variability)觀念的無知或不尊重，而墮入伯拉圖「理想」、「單一」 (typological concept) 型態觀念的錯誤；再加中國哲學中缺乏「知識論」(Epistemology) 的傳統，很多人及讀書人都學不到「知識論」的本質就是批評、反省、再批評，才能創新；他們也.學不到生命演化活力的精髓來自變、變、變，因此中國政治文化及人的思維和行為大多停滯在數千年的依循和循環，至今少有變化。瞭解生命、人生的本質，忠實於自己，做自己之所愛，我能如此，我已一無所求。
為了忠實於自己，回國後，我決定不再遮遮掩掩，躲躲閃閃； 我要誠實地說出我的話；我心中已無所懼。環保運動就是民主政治運動。這次回來，我不再假環保運動之名，行民主政治運動之實。 戒嚴令解除後，整個社會似有一股蠢蠢欲動，期待一線曙光的來臨，我心中有一個直覺，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已近黃昏矣。但剛回到東海，我必須花不少時間準備第一學期的教學及研究工作，十分忙碌。到了1988年初，兩件事情的發生更印證了我的直覺。一件是蔣經國的去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一月十三日）；第二件是自立早報的創刊（一月二十一日）。我在東海時曾有一次受邀與當時李登輝省主席會餐及談話的機會，我可觀察到他的台灣人的性格仍在。一個曾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台灣人，又曾同情共產主義的青年，我確信他會是一個較有使命感及理想的人。我心中暗喜，因為我相信至少他會對台灣的歷史同情點。自立早報的創刊自然讓我興奮不已，因為我相信它的創刊將加速啟蒙更廣大的民眾。歷史的發生的事件不管是偶然或必然，一旦發生，其餘後續的發展就很難加以控制，而影響成千上萬人的命運。蔣經國去世時，如果副總統是郝柏村或宋楚瑜時，很可能你我現在還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戒嚴令」下呢。剛好蔣經國去世時，正巧副總統是位台灣人李登輝，這個巧合（偶然）卻對台灣的民主運動產生了加速的影響。 寒假一開始，我心就蠢蠢欲動，開始聯絡一些同道的朋友，瞭解他們對未來環保及核能問題的看法及計畫。很有趣的是過去的朋友及新的朋友開始與我聯絡，提供不少環保生態的信息、文章、及著作。八零年代之前，台灣媒體敢於報導環保問題的記者並不多；之後，有關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報導日日有之。少數記者雖專業知識不足，但仍冒國民黨之大不韙，大力報導。我想是大家看到台灣的公害污染和生態破壞，實在太嚴重了。我回來後，發現不少優秀的環保記者挺身而出，為環境生態而說話、出書，如楊憲宏、李疾、楊渡、方儉等。
很自然地，我開始和記者們一起到高雄反五輕後勁的災區，瞭解受害的情況及居民的心聲。每次學習之旅總是一次震撼的教育，我再也無法置之度外。與記者楊憲宏、方儉、林美挪到後勁、鹿港受害的民眾們（劉永鈴、粘錫麟等）商議的結果，我們決定與五大環保團體聯合聲援後勁鄉親，發表「反公害，爭人權」聲明，籌劃成立「綠色和平工作室」，由我執筆寫了「1988年綠色和平宣言」於1月5日正式成立時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