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是台灣的命脈」,這是我們從小就耳熟能詳,並信以為真的一句話。但五十多年來,國民黨即以這句話作為詐騙洗腦的口號,行摧殘台灣命脈的伎倆。
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即制訂與日治殖民時代相反的森林經營政策,言明「應以經濟觀念為出發點,盡量發揮土地的生產力……並以獲得最高之收益為提高森林之經濟價值。現有天然林儘速開發,」據以開始大量砍伐原始森林。1956年在十三個林區厲行「多造林、多伐木、多繳庫」之三多林政;1959年更公布台灣林業經營方針:「全省之天然林,除留供研究、觀察或風景之用者,檜木以 80年為清理期限,其餘以40年為清理期」。這一連串長期瘋狂式的伐林政策,必然注定台灣森林全面淪亡的悲劇,也帶給土地、人民無止境的災難。自1960年改制後的「林務局」,並不是政府中的公務機構,而是事業機構,即林務局必須自籌預算以「伐木養人」而變成了「砍樹局」。其間,各種令人難以相信的荒謬政策,如「林相變更」及「林相改良」,把台灣的天然闊葉林視為無用的「劣勢林」或「雜木林」而砍伐。如此荒謬的森林政策在獨裁政權的壓制下,全民莫可奈何,任令「森林是台灣的命脈」在官商勾結、森林學術研究單位的支持下,無止境的摧殘。
1980年代末期,台灣公害問題十分嚴重。因此當1988年1月5日成立了「綠色和平工作室」時,我們認為運動的焦點應都放在反公害問題上,但當愛好自然的賴春標先生,默默經過多年的深入調查後,在1987「人間」雜誌一連串揭穿全台深山林區,大規模違規濫伐及不法官商勾結盜伐檜木林,及其他林區盜林連連的弊端時,全國輿論一片譁然。經賴春標的指點,我們馬上將問題與其他社運團體分工合作。工作室就在3月時發佈「1988年搶救森林宣言」,馬上獲得全國大學百名教授的連署,十五個以上的環保團體及無數市民出錢出力的鼓勵後,我們經過兩個星期不眠不休的籌備,開記者會、刊登活動廣告,終於在3月29日發動「森林上街頭」示威遊行,人數雖然不多,但很多精彩遊行道具首次出現台北街頭,像似嘉年華會,讓很多市民快樂地瞭解森林破壞的嚴重問題。
雖然首次森林上街示威遊行運動的規模不大,但卻吹響了的第一聲搶救森林的號角。我們經過1988年整年的努力,國民黨卻老神在在,毫無改變林務政策的跡象。 為了持續施壓,加速禁止砍伐天然檜木及天然森林,和「林務局」改制成公務機關的最後目標,我們決定將「綠色和平工作室」擴編改組為「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並推選我為首任會長。就這樣,我與很多同道的朋友,分頭招募會員,聯繫各大大小小的綠色環保組織,開始我們既定的目標。 我執筆「爭取綠色曙光 – 綠色和平組織1989年宣言」於1989年一月十四日發表於自立晚報的副刊上,並以此宣布正式成立。
成立了「綠色和平組織」後,我們開始籌劃另一次大規模的搶救森林遊行。我們邀請了多達五十個民間團體和個人參加,包括影藝界人士胡茵夣、虞戡平等人,河左岸劇場、臨界點劇場、優劇場、關點、零場等。政治人物如蔡仁堅、林正杰、朱高正等成立了「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由我們規劃在三月十二日植樹節舉辦「1989搶救森林大遊行」。
一月二十一日,我們在元穠茶藝館舉行了第一次籌備會。為了使這次的大遊行能從社會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及迴響,我們總共舉行了四次的籌備會,決定了我們明確的訴求目標:一、 林務局改制為公務機構;二、禁止砍伐檜木及天然林;三、修正森林法。我們要以和平、對抗與歡樂相互交織的活動,擬定一套別出心裁的遊行示威,由各參與團體獨立地發揮創意,推出遊行的內容及活動方式。特別由藝文界負責的行動劇,會在百貨公司及街頭演出,吸引觀眾參與。一切就緒後,我們為了使各種活動成為媒體關注的新聞,我們從三月二日起開始逐日舉行記者會,宣布一連串的活動,從媒體上山、各報副刊配合刊出文章、舉辦公聽會、宣布給總統的公開信、搶救森林宣言、遞狀控告林務官、森林行動劇的預演等。終於,由以這些新聞的連續性,而形成社會的焦點,使三月十二日植樹節上街頭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那一天,我與許多演藝界的朋友們等,包括胡茵夢、虞戡平、蔡仁堅、朱高正、賴春標等,率先走上街頭。戒嚴令剛解除不久,率眾走上街頭,很多人還是有點顧忌。不久,街上好奇的民眾也跟著我們加入了遊行的行列,遊行隊伍不斷的聚集延長,浩浩蕩蕩。之前十點多,環墟劇場在鴻源百貨附近的街頭即興演出森林受難的情景;河左岸劇場則在建國北路高架橋下,定點表演森林受到殘害的場面。整個活動持續到「搶救森林」的遊行隊伍抵達時,演員才結束演出,加入遊行行列。 零點劇場的團員們扮演日本商人,高舉造型詭異的木偶,步行至林務局面前演出官商勾結,濫伐森林的諷刺劇,遞送抗議書等。同時,近兩百位環保團體人士在台北市議會抗議林務局砍伐森林,身穿綠色背心的兒童,由父母陪伴,把自己扮成大樹,希望大人關注,一起保護森林。遊行聚集了上千人的行列,車上、車下又有劇場的表演,又有小朋友歌唱著搶救森林的主題歌,有七爺八爺、有民俗高翹隊,很多遊行的人都變成了一棵棵珍貴的檜木、鐵杉、圓柏、扁柏等,整個示威活動反像嘉年華會,在活潑、新穎、歡樂的氣氛中完成。
遊行結束後,我與數十位環保人士直奔林務局長辦公室,與官員提出我們書面的要求。 當我在描繪林務局是「砍樹局」的情形時,很多關心森林的朋友們都很激動,對著官員咆哮不斷,要求立即回應我們的要求。此時場面有些混亂,警察圍來維持秩序時,更激起了團員的不滿。 官員們眼看著緊張的情勢逐漸升高,心虛勉強地同意簽下了我們的要求。
事後,「搶救森林行動委員會」作了一次內部的檢討,大家都認為我們創下了很多社會運動史的先例:一、遊行參與的團體及個人參與遊行的人數,是任何社會運動最多的一次; 二、第一次教授、演藝人士首次走上街頭,為森林而發聲;三、以具體的事實依法控告瀆職的林務官;四、以嘉年華會的不同示威方式上街頭等。媒體都一致公認,這是一次成功遊行示威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