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至1984年期間，我生命的能量似有燒不盡的極限，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寫作，不停地演講。五年期間，我出版了約數十篇經評審過的 (refereed) 的學術論文，不知出版多少篇文章在各種報章和雜誌，撰寫幾個報紙的專欄及社論，也南北奔波到處演講。我所有文章及演講論及各種議題，從環境生態、核能發展、教育文化、政治評論等，都是針對政府政策的失當加以嚴厲的批判。從1982年開始，我在學校開始感到一些壓力。梅可望校長時時提醒我，不要再寫了，同仁都轉告我一些國民黨內傳出的訊息，要我特別小心。

1983年暑假，我受邀至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Lund University)，參與中國科技政策及科技轉移問題之研究。當我申請出境時，竟受到境管局的否決。我照例請梅校長幫忙，也打了回票。臨走前幾天，我再找梅校長請他再幫次忙。「Edgar，我真的希望你好好教書研究，不要再浪費時間寫那些批評政府的言論。你知道我是很照顧你的。」梅校長語重心長地說。 許久，我對著梅校長，一言不發地看著他，長嘆一聲說，「謝謝啦，梅校長」。 第二天，我就接到境管局的電話，同意我出國研究。

瑞典倫德大學政策研究院院長 Jon Sigurdson 對 中國的科技發展十分專研。擔任瑞典駐中國外交官時，通過各種管道，民間、大學、研究機構，有系統地收集了中國文革以前及文革以後各種有關科技發展管理的學 報、文件、雜誌等。他希望我能從這些資料中找出中國科技政策的蛛絲馬跡。我十分興奮地看到這些豐富難得的資料，但在我閱讀的過程時，我被很多有關中國 環境生態的報告，及無數地方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報告所吸引，忍不住地開始收集、一一影印有關的文章。 一個星期後，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所影印文章如何帶回 台灣呢？一旦回台時，在機場被搜查到這些「匪情」資料時，我會百口莫辯，什麼藉口都無濟於事，一定被冠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怎麼辦？ 我想出研究生時代的原始辦法，把閱讀的主要內容寫在一張 3 x 5 索引卡 (index card) 的兩面。我在大家午餐時間和下班後， 作這些額外的工作。因為資料太多，我必須加以篩選。當我離開瑞 典時，我寫了近三百張索引卡，前後兩面密密麻麻地寫上每篇文章的出處、摘要及其他主要細節。我把這些索引卡分散在行旅箱中較隱密的角落，或衣服的內袋裡， 期待海關人員查不到，或查到的話，也難以仔細查讀，查讀了也是中文繁體字，看不出與中國大陸出版的匪情關係。

我回國入境時，果然期待的事情發生了。還未走到海關檢查站前，幾位海關人員就用手勢，叫我到一旁接受檢查。我忐忑不安地打開所有的行李，海關人員檢查第一件行李時，在衣服夾層中發現一本我在機場買的英文「新聞週刊」 (Newsweek)， 封面是毛澤東的肖像。他們馬上把雜誌放在一邊，繼續搜查。我擔心的索引卡，有一包被他們發現了。海關人員抽出幾張的卡片，一一察看。顯然的，因為字跡潦草，又小，又密密麻麻，看了幾張後，轉頭問我，這是什麼？「我研究的筆記。」我含糊地回答。可能他們沒耐心了，其餘的行李中，雖然也翻到了一些索引卡，也未加理會，不過，對我購買的新書，一本一本的翻閱。 在七、八本書中，挑出了三本，二話不說就把它們丟入一旁的桶中。 我開始感到焦躁，「這是我買的學術書啊！為什麼？」「你來申請要回吧！」他不在乎地說。我急著問，「哪裡申請？」「警總。」

最後，有位海關人員說，「<新聞週刊>」，不能帶進去。」我抗議地說，「一本全球性的新聞雜誌，為什麼不能帶進去？」他看了我一眼，從櫃臺下拿了一顆戳章，就在毛澤東的臉上，用力蓋上。拿開時，我看到一個長方形的框框裡，兩個粗粗的大字「匪酋」。 他再一張一張的翻著<新聞週刊>，當看到一頁有毛澤東的照片時，也重重地蓋上「匪酋」，然後把雜誌丟給我。 往事已矣，但我真的希望讀者有一顆政治的敏感心及同理心，可以感受到當時我內心的怨恨與不屑。  現在看著這些密密麻麻的資料卡，我不禁驚訝於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也不禁感慨多少時間與精力因而浪費。

上述發生的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在我身上。我一生愛書如癡。因怕人借書不還，還以幽默的方式，在書房各角落，貼上紙條，寫著：「愛書如愛妾，恕不外借」。新書雖昂貴，收入雖微薄，我總是禁不住忍痛買書。1975年到1983的八年期間，每次到美國開會，我都會到柏克萊校園附近 Telegraph 街上的 Cody’s 書店瀏覽買書（2009年10月，我再回到柏克萊時，悵然地發現 Cody’s 已關門了）。當時，買書是我到美國最大的享受，可是每次回國，經過海關卻是我最大的心痛。每次都被迫壓下數本書，我拒絕向警總申訴，因拒絕失去 自尊。書錢泡湯已是小事，眼看心愛的新書莫名其妙地被丟入垃圾桶中，我的心似被一把利劍不停地穿刺。

現在，這一代年輕人很難感受到我的痛苦經驗。他（她）已習慣性地把享受著台灣放任的自由生活，視為當然，很難瞭解國民黨獨裁戒嚴下的胡作胡為及警總人員扭曲人格的行為；更難理解戒嚴令下228及白色恐怖的殺戮會產生對個人及社會無法磨滅的悲痛、恐懼及創傷，及對教育、文化的遺害。 至今，我仍耿耿於懷，國民黨仍未對戒嚴時代所產生的「罪」與「罰」的問題 (Crime and Punishment)做任何的處理；這才是228及白色恐怖殺戮善後的核心問題，而不是賠償就可了事。只有在「罪」與「罰」得到妥善處理後，如二次大戰後德國納粹加害者的公審，南非白人加害者公開的懺悔自白，才能撫平台灣近代史的最大悲劇。這些228及白色恐怖的加害者仍躲在黑暗的牆角，享受著榮華富貴，毫不受良心的譴責。

這一代的年輕人更無法相信那個時代，各種政策及手段會如此的反智及荒謬。 這也難怪，因為人是活在當下的動物，健忘，又不會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當下的認知。每人性向不同，不愛書、不看書、不買書、不想知的人一輩子可能也不會經驗到因 買書而通過海關的恐懼，也可能不會感受到我忍痛買下心愛的書籍，無端地被拋棄的痛苦，也可能抱怨我為什麼要買書，自找麻煩，而不會同情我的怨恨。

這一代的年輕人把享受民主自由的生活視為當然之餘，是否還天真地認為民主自由生活方式將永遠持續地存在？ 我個人的遭遇實微不足道，但我必須不斷地向他（她）們提醒，「民 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一旦得到，不是會自動持續地存在下去，因為沒有人會用筷子持續地挾著自由與權利餵到你們的嘴裡；自由與權利隨時都會因人，因時空而腐蝕。」

在民主自由開放的社會，如果人民只把「獨善其身」、「自掃門前雪」及「明哲保身」視為保命的德性，視為生命的意義，那麼，自由與人權會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你們現在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是前人種樹、努力、犧牲 的結果，你們也要為後人繼續種樹、努力、犧牲，代代相傳。

民主制度的運作，不能只依賴法制、法治的健全，也不能信賴法治執行機構人事的公正，更不能仰賴政黨及政客，而是要靠你我每一個人的民主文化、疾「大是大非」如仇的素養，如老鷹護蛋一樣，隨時警戒，遇有異狀，必須隨時挺身護衛。否則，助紂為虐，如江教授之流，昏君、暴君就會趁勢而起。台灣人民善良憨直的文化，就會變成令人宰割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