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公不義的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反應。 事件發生後，我對主編向陽若無其事的淡定無為，內心甚為悵然；當時我還天真的把他視為共同的受害者，應同病相憐才是，但他卻謝絕分享被害心境的態度，讓我感到向陽冷漠、自保的性格，使我心裡嘀咕不已。 對是非正義反應慢半拍的人，我總是不以為然；對太世故、富心機的朋友，我總認為大可不必。 「忍」字功夫，至今還是我在學習的一種德性；面對不公不義的警總，我還天真地想討回公道。隨著時間，我才慢慢地感悟到警總事件讓我學習到不少的事情，使我的生命精明世故多了。
最後一次見面時，向陽把我的原稿交還給我，並告訴我他被報社記了個大過。我翻了原稿，也未看出有任何的更動，「你沒有錯啊！報社為什麼記過？」我不懂。 向陽轉移了話題，「整個事件幸賴吳三連先生發揮了保護的作用，否則後果就會像柏楊的結局。」「是你，還是我？」我好奇地問。向陽也不作正面的回應，只嚴肅地說，「當時警總給報社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之後，我們就這樣互道珍重，各奔東西，面對未來命運的撥弄了。但我心裡不快，總覺得有些內情隱瞞著我，或未告訴我實情。為什麼？
1998年8月29日，事件發生十五年後，人事已全非。 我自電子郵件收到一篇向陽登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看完後，不但十五年來的疑惑記憶重回腦海，更指引我更大的迷惑，更多的疑點。 我一讀再讀，面對睽違十五年受盡恐懼朋友的生花妙筆的描述，我雖百感交集，但不感動。 我很高興，十五年後，我終於看出了真相。我心裡還是有疙瘩。
歷史的真相才有值得學習的價值。我經歷的事件實不足為道，難與江南越洋謀殺事件、林義雄家族謀殺案、陳文成陳屍台大校園案及無數家破人亡的慘劇相比。時過境遷，我很慶幸一生逃過身心的傷害，感謝背後貴人的相助。我也祝福向陽一切順遂，不再恐懼。
為了使下一代能過體認獨裁戒嚴時期的恐怖、反智與荒謬，我希望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小說 <一九八四> 一書所勾出的一幅意象「一隻軍統鞋踩在人的臉上」在台灣永遠地不再發生。我轉載向陽的文章，讓年輕一代的朋友可以從人的觀點，約略地感受到政治不民主黑暗的可怕，希望大家努力的警戒，不讓它再度發生。
以下是向陽描述「一九八四年自立晚報事件」的文章：
空白與黝綠交錯的夢
向陽
在暗鬱的黑森林中，什麼最恐怖？不是黑沉沉的林木，不是沙沙撕扯著樹葉的風聲，不是低鳴的蟲語，不是低伏身子在叢林之上潛行的飛鼠，不是梟鷹陰沉的眼睛，不是一切可以想像的危機或不能預想的意外。而是帶著黝綠顏色的死寂的寧靜。以及連想像也停止呼息的空白。
台灣的五○年代，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在反共抗俄的「大纛」之下，在反「紅」的雰圍之中，清鄉運動如火如荼地進展著，與中共有瓜葛有關聯乃至無瓜葛無關聯的人紛紛落獄、入監、失蹤、慘死，在禁絕赤色洪流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掌控下，白色恐怖年代從此展開。那是個死寂的年代，也是個喧嘩的年代。死寂，因為花鳥不 放不鳴，整座叢林中連風聲也不敢聒噪；喧嘩，因為鑼鼓鳴放、喇叭齊響，在一定的時辰奏鳴一定的樂聲。
我 沒有走過那樣的年代，我只是出生於那樣的年代中，而且延續著五○年代，走過六○、七○年代，到進入八○年代之際，剛好是三十而立之年，卻沒有而立的喜悅，因為就在一九八四年﹝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那年，我農曆歲數三十歲的那年，三月十三日，我主編的「自立副刊」被警備總部以「為匪宣傳」的罪名查禁了。 當天的副刊在剛從報社印刷廠印出後不久，全數被抽出正刊之外，還沒印好的緊急停機；主編副刊的我，忐忑著心跳，慘白著臉，跌坐在副刊室的椅子上，不敢想像，明天，在哪裡。
被停掉的副刊版面上，嘲諷似地，標著「政治的邪靈」的黑色標題，以極其不懷好意的眼睛，斜睨著我。寫出這篇不到一千兩百字文章的人，是當時擔任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亞洲生態協會會長的林俊義教授；被認為是「為匪宣傳」的文字只有一句，「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 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這麼短的一句話，運用簡單的反諷技巧，諷刺毛澤東的「偉大」來自中國大陸不是民主國家；卻可能更加諷刺地毀掉作者的林俊義和編者的 我。
白色的恐怖，在遇到紅色的禁忌時，從而彰顯了它的無堅不摧，無敵不克。白色的恐怖，原來不是只停留在我出生的五○年代，它以更多的眼睛、更細膩的手套，直到我出生三十年後的八○年代，依然夜梟一樣盯著在暗夜中行走的我，以及我周邊的所有的人。
時隔多年，我已經忘掉當天回家後，如何向剛懷第二胎沒幾個月的太太暗示我可能的麻煩，如何痴傻地看著才兩歲半的大女兒的睡顏而垂淚；我已經行入黑蔭的森林、幽谷在看不到的前方等待著，靜寂與死滅，是而立的我所能想像的唯一畫面。
時 隔多年，我卻還是清楚地記得，被警備總部約談的當天的每一幅畫面：下著陰濕的細雨的早晨，一層層薄霧無情漂浮在掩耳之前；我從副刊室走向社長室，以著告別的心情向一直栽培著我的社長吳豐山報告警總約談的事，而立的我有稚童的無助；然後是離開濟南路的報社，一步一步在雨霧中走向位於青島東路有門牌而沒有任何 機關名稱的所在；然後是，被帶往二樓，一個小房間中，我坐著，手中握著被要求帶來的<政治的邪靈>的原稿，上頭有我發稿的標記，一字未改的原稿，足以證明看稿的編者與寫稿的作者是腦袋瓜子一樣的人；然後，進來一位穿中山裝的先生，劈頭就說：「你不必知道我是誰，我知道你是誰就夠了。」然後是我的辯白，他的指控；我的辯白很簡單，這是高級的反諷，如果那句話不是批評毛澤東的話，把「毛澤東」換成「蔣總統」 你覺得如何？他的指責也很簡單，你以為老百姓都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一樣看得懂這一句嗎？他們只會看到下半句。
那一天，一個小時的約談後，我被飭回，等待國家機器代理人拋給我的「靜候處理」。細雨薄霧，落在從青島東路走回濟南路的大道上，人車雜沓，我卻感覺自己行在黑森林中、周邊闃無聲息。
此後我繼續編副刊，到一九八七年轉任總編輯為止，每個月固定有兩組人來約我喝咖啡；林俊義教授則在事件後遭到實質流放，滯美三年，不能返台。
這白色的、叫我一生難忘的、陰森而又鮮明的八○年代，直到今天為止，還在我的夢中以黝綠黑森林，以及停格的空白，交錯地召喚著我。
─1998.08 .28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