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newtalk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5)

我在東海時，發生自己也無法相信的遺憾事件。 1979年夏天，我擬聘請一位歸國學人鍾XX博士，擔任微生物學的教授。在來回的聯繫通信時，他都一再地要求學校在規定的薪資外，提供他特別的薪水補助款，因為他自稱有特別資深的經歷，還動用了幾位政治人物來說項。我告訴他，「學校並無特別補助的案例，因為東海教職員的薪資有一定的制度，不能因人而異。 不過國科會確有獎勵優秀教授的特別補助，目的是獎勵優秀的研究。」   他一再地說，「別的學校都提供給資深教授的特別補助費，為什麼東海沒有？」我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耶，系上也沒有預算，學校也沒有這樣的辦法。」「你可以問問學校嗎？」我只好說，「我會，我會。 我們急需一位微生物學的教授，希望您能來東海，您回來上任後，您可直接向國科會申請特別補助款，我相信應無問題。為了系上的需求，我歡迎您到東海來。」    九月初開學，他提早就來到東海。 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問我，「我可以領薪水了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過您向學校人事處報到了嗎？」他說沒有。 後來，我從人事處的職員告訴我，這位教授向人事處報到後，堅持要領八、九月份的薪水。雖然人事處說明因才報到，八、九月的薪水會在十月發薪時一併發放。但這位教授堅持現在要，竟與職員吵起架來。   第一學期開始，他就要求減少授課時數，因為他要做研究。「對不起，學校的規定是教授每學期授課時數是八個小時，只有擔任行政職務時，可減免兩小時。做研究本來就是教授工作的一部分，」我理直氣壯的告訴他。 他聽完後，滿臉不快，開始抱怨，「美國大學都有這樣的規定，請問大學是研究重要，還是教書？」我馬上回應他說，「教學和研究都重要。」   第一學期末了，不少學生向我抱怨，微生物學老師上課常常遲到，常不在辦公室。我幾次想要私下和他談談，也找不到人，系務會議也不參加。 第二學期末，研究所招生考試，鍾教授負責微生物學的試題。招生考試後隔天，我們在系上走廊碰到時，他就向我說，「林主任，出題費呢？」 我愣了一下說，「喔，教務處會通知，可能要一些時間吧！」我開玩笑地加了一句，「鍾教授，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怎麼要也要不到。」他不悅地掉頭就走。我心裡十分納悶，只怪自己當時聘請時只專注在他的專業上，而忽略了他的德性。   一年下來，顯然地，他長袖善舞，得了國科會的計畫。他似把計畫視為禁臠，也不告訴系上計畫的細節。不久，他不斷地拿些發票要我系主任簽字。 開始時，發票數額不大，且是人事費之類，我也相信他，就簽了。 後來數額越來越大，我總會詢問一下採購的項目等，他就顯得很不耐凡，好像我不應如此似的。 我雖簽了一些，但感覺很不舒服。   這種情況發生一段時間後，有一天中午，系上空蕩無人。他走進我的辦公室， 我坐在辦公桌的後面，他站在辦公桌的前面，拿出了幾張數額相當龐大，採購大型儀器設備的發票要我簽字。 我就問了一些問題，如儀器設備的功能？做什麼研究用的？放在那個實驗室？ 他都支吾以對。我告訴他，「我希望儀器裝置在微生物實驗室，同學也可利用做實驗。這是國科會要求的。」他脫口就說，「儀器是要放在中興大學的實驗室，因為我與某教授共同研究。」 我開始感到事有蹊蹺。 他以東海大學教授申請到國科會的儀器設備補助，怎麼會不把儀器設備放在東海生物系上呢？ 儀器設備除研究外，還必須作為學生實驗教學之用才對。 我看了一下發票後，寫下了儀器公司的名稱電話，請他給我合作教授的名稱及服務單位時，他就表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還沒寫完，鍾教授突然向我咆哮，說我每次刻意找他麻煩。我看情勢不對，趕快站起來，請他鎮靜下來。突然地，他拿起桌旁的椅子向我拋過來。幸好，我閃得快，沒被打中。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愣住了，根本無法想像，在我辦公室裡，他竟動起粗來。 我再也忍不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的教授。 我走向他的面前，鎮定地說，「是您先動手的，對不對！」我還沒講完，他就大聲地說，「又怎麼樣！」這時，我更火大了，火氣顯然沖昏了我的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使盡了所有的力量，雙拳快速地朝著他的臉，左右開弓。 我看著他踉嗆倒退，跌倒了下去。 他爬起來，走到我的面前，滿嘴是血，似想動手。我瞪著他，大聲地說，「你打，你打，我讓你打。你敢打，我就讓你站不起來。Get out！」他瞪著我，我瞪著他。 瞬間他擦拭著嘴角流出的血跡，憤然轉頭離去。   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在大學的殿堂？ 我實在不敢想像。好在發生當時是中午時刻，系上學生大都不在。我懊惱了好幾天，不知如何是好。這種事情發生了，怎麼解釋似乎也是無濟於事。教授都不能動粗嗎？不管什麼理由都是不對嗎？我心裡無法接受這種不講理動粗的人，但總感覺不安。   事後，我打電話到他合作的教授處去求證，他的回答是他們正在商量合作事宜而已，還未開始。對儀器設備的採購，他都不清楚。我也電詢儀器商有關某教授採購儀器的細節，對方都支吾以對，細節都不敢明講，後來就掛斷不聽。 整個儀器設備的採購疑點重重。我為確定我心裡的懷疑， 親至儀器商查證，結果證實，整個儀器的採購卻是一樁私相授受的違法行為。   沒有想到，鍾教授卻到醫院驗傷，拿著驗傷證明，一狀告到梅校長辦公室。好久後，梅校長才要我到辦公室說明。  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發生的原委。 梅校長聽完後也沒有作出任何的評論，他只淡淡地說，「唉，這個人是 trouble maker。」   幾個星期後，一切似乎都平淡下來。學校行政部門似乎都知道我打人的事。碰到我時，職員們都急著要告訴我，他們與他發生衝突的事，每次都是為了錢；他們對鍾教授那種又不講理、又傲慢的態度，都嗤之以鼻，說連校長都受不了他。 大家的口氣都好像我為他們出了一口氣一樣。 一次，某主任告訴我，在一次餐會時，梅校長也提到這件事，「Edgar ，打得好，」梅校長說。   學期結束後，大概鍾教授自己心裡也明白，他在東海已呆不住了。自動 辭職後，聽說轉到東吳大學，沒多久後，也離開東吳，去向不明。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4)

從1975年代至2008年期間，台灣的社會運動中，環保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及保護森林運動，我都直接地參與、規劃；我也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運動，跳入了充滿「鯊魚」的政治漩渦裏，投入了齷齪的三次大選，及經歷五個不同政務工作的挑戰。在這動盪、洶湧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中，我仍繼續東海的教職，直至2000年才自東海大學正式退休。   寫到此，回顧過去近四十年的生命歲月，我經歷了台灣政治及社會最洶湧澎湃的年代。 多少面孔、多少事務、多少齷齪、多少辛酸、多少煎熬、多少憤慨、多少嘆息、多少淚水，像電影般的片段快速地浮現在腦海裡。退休後，錯亂的時空讓我實在不知從何寫起，難以活在當下。    但我必須把時空轉回到東海校園來。1977年，謝明山校長在多方指責下，落寞地離開校園，但在離職半年前，謝校長曾邀我及江玉龍，一位社會系的教授，到辦公室，很客氣地希望我們能加入國民黨。 我半開玩笑地說，「校長，留一個非黨員的人也愛國，這才是民主啊。」        1978年，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從此東海創校精神及學術獨立就開始受到嚴酷的考驗，我首當其衝。 當時，教授升等必須首先經過教育部的學術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審查成績送回東海，再經東海的升等委員會的審議通過後，始由教育部發給教授證。1978年6月，我將已出版的三篇論文向教育部申請升等教授。十月審查結果送回校方，三位校外審查人均以85分以上的成績肯定我過去三年的教學及研究。 學校升等委員會開會審查時，由剛到任梅可望校長親自主持，所有審查程序經報告並討論後，所有委員對我的升等均無異議。但當委員們準備投票時，梅可望即以剛到校不久，對我不熟習為理由，希望在下一次升等委員會開會時再議。全體委員啞然無聲，唯有生物系王忠魁教授舉手發言，「升等是一種制度，林既已按照程序，經過教育部的審查通過，委員們不應以一個人熟習教授與否的理由，延遲再議。何況，其他升等申請的教授，按制度投票，為什麼 不必延遲再議呢？ 為什麼唯獨林教授需要再議呢？」 梅可望在眾目睽睽下，說不出道理出來，不得不開放投票。 結果，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我經其他委員告知，始知王教授為我仗義執言。經我懇求後，他才透露出當天開會的細節。我當然對王忠魁的性格十分清楚。 在我負責生物系所長長達十年的期間，他是系所中我唯一敬重的教授。我們常常在辦公室促膝長談。他從1959年開始，在台灣各地收集植物標本，是一位孜孜不倦，一生奉獻苔蘚植物分類學者。從大陸逃亡至台灣，赴美獲取博士學位後就執教於東海，直至退休。 為人耿直不阿，每次與之閒聊討論，對時事、系務、校務都十分關心，觸及胡搞的校務及時事，激昂時，如見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勢。   對我的生命，升等與否並不是生或死、正義或邪惡的大戰。我也清楚這個文明裡充滿邪惡，充滿邪惡的人群。是的，雖然這個事件讓我心裡發毛，但我絕不能因為世界是如此，我就要變成一個絕對悲觀的憤世嫉俗者( a cynic)。 我相信這個悲慘的文明中，還有很多至善的人性，如王忠魁、日航的職員、肯亞的老人，否則我的生命一定悲憤淒涼，永不知如何愛人、被愛，如何犧牲，如何寬恕，如何自在。 這也是我為什麼喜愛法國作家雨果的 <悲慘世界>  (The Miserables) 這本小說，因為 <悲慘世界> 給了我希望、樂觀。 感謝書中主角 Jean Valjean，這位為了偷竊一條麵包的囚犯，被當時法國文明迫害、凌辱，後來竟會變成如此寬容、愛人；我也喜歡 Javert，那位盡忠職守、無情的警官，一直想把Jean Valjean 繩之於法，執行法律要求的「正確」行動，最終他從 Jean Valjean身上學習到「依法行事」或「惡法亦法」是那麼不道德、可怕，而感悟到「愛」與「知恥」的重要。 他內心的煎熬及羞愧竟讓他投河自盡，從中國的文化，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他沒有選擇其他可行的方法，如辭職退隱，繼續自覺羞愧，苟且偷生。 對我，這種高貴的情操，實在太偉大、可敬了。雖然世上到底還有很多很多至善的人性，讓我活得自在，充滿愛意，但我心中仍渴望，中國三千年的「文明」，何時才會產生這樣有腦袋、有心靈，有廉恥、有憐憫、同理心、有道德勇氣、有人道的社會、官員、及政府呢？而不是只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掛在嘴邊，說給別人聽而已，肚子裡，都是錢、錢、錢。不管社會多麼黑暗，不要失去希望，也不要忘掉世間還有錢買不到的東西，有錢也有不應該買的東西。   梅可望接任校長時正值東海財政最困苦的時候，教職員薪水已到發不出來的窘境。他把東海財政困境救了回來，還是要感謝他的黨政關係。梅校長寫信給蔣經國請求資援而得到了四千萬元新台幣的貸款，其利息，東海只付百分之四十而已，餘由政府（納稅人）負擔，可見當時人治、黨治的濫權。 有次，梅校長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幫他忙，把學校辦好。我雖知梅校長對我的成見，但把學校辦好，也應是我分內的工作，因此我也認真地協助他。 我們彼此工作十分愉快。 一段時間後，他告訴我說，「我來東海前，已有情報要我注意你。」 我很嚴肅地告訴他，「我未曾做出任何違背國家法律的事。我只寫寫文章，評論環保政策，這樣不行嗎？」梅校長笑著說，「Edgar，不要太過分就好。」 我反問他說，「最近校園裡傳出東海有個危險人物。據說謠言來自人事處的「人二」，這樣對嗎？」 「有嗎？」他裝傻。         梅可望與我共事十四年中，我們有很多衝突，也有很多諒解。 不知多少次，我被叫到辦公室，第一句話就說，「又寫什麼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寫的一篇 「永恆的真理：非暴力主義」，梅校長以不屑的口氣說，「什麼真理，非暴力主義！」我火了，「那您要我寫暴力正義論嗎？」「好啦，好啦，不要再寫了，」他不想再說下去。 「再說吧，」我掉頭就走。有次，他勸我不要參與外務，還說警總不大高興。我很不客氣地說，「梅校長，東海是大學嗎？這樣好了，就請警總來調查我，如果我犯了國法，那就抓我，起訴我好了。」 諸如這類的緊張的場面，時時發生。我想上面一定給梅校長很大的壓力，我可了解。         梅校長是一位很聰明，在國民黨官場混過的官僚。 他父親是牧師，成長在基督的家庭，可能因此還帶點基督的精神。在公開場合，總是向人說，我是他的好朋友。的確，他也私下照顧我很多。從1977年後，我每次要出國開會，都無法成行。每次到最後關鍵時刻，我不得不找上梅校長幫忙。他每次都說，「誰要叫你這麼做。」我也說，「我沒作什麼啊！」我就靜靜地站著，等著他的回應。幾分鐘後，他就掏出一張他的名片，在背面上寫著：某某先生等的，請他協助的話。我就拿著這張名片到台北博愛路「入出境管理局」旁門，遞上名片。不久，一位先生出來，以不耐煩的口吻說，「好啦，好啦，一個鐘頭後來拿。」1984年，自立晚報因我專欄的一篇文章「政治的邪靈」被警總查封一天，並逼迫我離開台灣（另述）。三年後，梅校長也「網開一面」歡迎我回東海（按校規只能離職兩年）。我一步一步涉入政治，越陷越深，他也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似乎默默地鼓勵我。宋時選擔任省黨部主委時，曾邀我演講餐敘，希望我與梅校長談談入黨事。有趣的是，梅校長一直未曾向我提及入黨一事。         我與梅校長之間維持著一種非常有趣、微妙的恐怖平衡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彼此卻相互尊重。這樣我們一起共事了長達十四年的歲月，很多回憶讓我十分感恩。從人的觀點，梅可望校長還蠻可愛的。現在他已九十多歲了，我還常常懷念他。   在生命的道路上，我珍惜、感恩遇到相惜的人。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3)

從1978年開始，我寫作的動力再也無法停止。我開始針對國內的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現狀，農業的隱憂，科技發展的失策，教育內容的迂腐等，提出犀利的批判。 我以跨國公司把台灣作為一個輸出公害的樂園為軸，及國民政府全面的配合或袒護為輔，分析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的根源，說明各種化學污染物對人體健康的危害，生態破壞對國土安全及人民財產的威脅。 我也從經濟發展只強調「國家生產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1970年代的用詞) 的數字，而忽略全體社會及人民的福祉，實乃導致「國家污染總額」 (GNP，Gross National Pollution) 的結果，大肆批判經濟理論的荒謬，並把不斷成長以「成長狂」(growthmania)稱之。今天，「國家生產總額」 (GNP) 已不再使用，而以「國內生產毛額」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代之，實為換湯不換藥的可笑。 「國內生產毛額」的增加仍與社會及人民的福祉無關，有時反而有害，如，八八嚴重水災人命的死傷，及財產的損失，卻換來台灣 200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而為經濟官僚引以為傲，作為施政成功的數據，悲哉！         我深深地相信，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的科學 (subversive science)，因為它是一種新價值觀及新思想典範 (paradigm)。 我意圖以不同的價值觀及理念，來顛覆當時傳統的社會思維。 70年代時，我的生態教授告訴我們，二十世紀是資本主義對抗共產主義的世紀。結果，共產主義消失。 但二十一世紀將是綠色、生態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工業及消費主義的世紀。 從上篇（52）所描述的21世紀10年代的世界現狀，假以87年的時間，我深信，今天吃人的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經濟制度等即將消失，親人、親土、親自然、親未來的新政治、經濟、教育、科技制度將取而代之。我講了這些聽起來很學術理論的觀念， 骨子裡的目的就是要用來喚醒民眾對這些上述「新未來」的關心及憧憬，及提醒政府政策的不當，寄望人民的不滿能夠匯集成為政治反對運動的力量。 換言之，我把環境生態的運動視為民主政治運動的一環，只是因為當時直接批判政府的施政措施，一定會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我必須以學術的包裝，評論政府的環境生態政策，免得被扣上反政府言論的罪名，無端鋃鐺入獄。         1970年陳明澤哥哥死於胃癌，乃因在清華大學核工所讀書研究時，受到輻射污染的結果。 我在研究所時也閱讀了不少有關核電廠的種種問題。回台後，對台灣核能發電的龐大計畫甚感不安。1978年，一天在某一報紙看到台灣電力公司大肆吹噓核能發電的安全性，董事長陳蘭皋竟公然宣示「抱兩個核廢桶比抱一個女人更安全」，終於逼出我心底深處的噁心。那年，我認識到曾來東海訪問過的台灣日報或台灣時報的記者王世勛，我電告他希望能夠與他聊聊台灣核電的發展。 有一天，在我的辦公室，我們長談幾個小時，把我對核電的憂慮一一說出。不久，聳動的標題，「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在台灣日報以頭版新聞刊出。      這篇突如其來的報導立刻引起國民黨政府的注意。之前，在台電的宣傳下，社會上一片擁核的聲音。 少數學術界私下雖對核能發電有不同的聲音，但都噤若寒蟬 。根據王世勛本人的告知，當時就職台灣日報的魏吉助就曾斥罵王世勛的不是。從此調查局、警總把我作為監控的對象，收買東海生物所的不肖研究生作線民，記錄著我的一言一行。   在那個時代，想刊登一篇反核的文章何其容易！我試了幾份雜誌，到處碰壁。幸好，透過唐文標，我認識了尉天聰教授，也經他，認識了發行「中華雜誌」的胡秋原先生。 我向胡先生作了一個核能安危的簡報後，他希望我能寫篇文章發表。 不久，我以筆名「何能」在1979年6月號「中華雜誌」發表了「核能發電的再思考」一文。 「核」文發表後受到中、南部媒體的引用報導，引起了台電及各界的關心。 一個月後，「中華雜誌」收到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呂應鐘的來稿。 「中華雜誌」編輯委員會要求「呂先生慎重其事，避免涉及與主題無關之文字」予以修正。編者為慎重起見，將修正後的呂文與我的答辯文同時刊登。兩篇文章，《「何能」何能談核能？》及《答呂應鐘先生「何能」何能談核能》於9月號登出後，卻引起學術界的譁然， 原因是「呂文」以打手的架勢攻擊我，實不應該，以毫不專業，又文不對題的內容投稿回辯， 反映台電及原子能委員會對核能發電的專業能力及敬業精神的不足。呂文中的一段：「我是學核工的，若想插手生物的事情，定要虛心地學習生物，才不會被生物界白眼相待。同理，「何能」教授是學生物的，想插手核能的事情，我勸還是多找一些有關書籍來勤讀，學通後才發言論。不要純以「維護環境」的想當然耳方式談核能，因為任何懂核能的人會說：「何能」教授根本不懂核能！」 這是讓我最受不了的一段對人、對知識最無知，最侮辱的話，典型的國民黨教育的核工人才。 這就是我提到的「偽專家」的無知及恐怖，與政治獨裁不相上下。 今天反核的陳藹玲、劉黎兒，及無數的藝文界的朋友，年輕的學生，您們是核工專家嗎？您們反核，實在不該。 但我由衷地感謝您們！   可能是時代走到了一定的時機，「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數年後，反核學者張國龍、施信民、黃提源、高清波等逐漸地走出台面；反核的文章如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反核運動開始烏雲密布，尚待白浪掀天。   我想1978年王世勛「林俊義挑戰台電，辯論核能電廠」的新聞報導，繼之以「中華雜誌」的「核能論戰」可以說是啟動台灣反核運動的濫觴。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2)

1960年代末期，我接觸到英國科學家 J.D. Bernal(1901-1971)的一生及其著作。 他是一位多采多姿的傳奇科學家，朋友都稱他為「科學的哲人」(Sage of science)。他的科學成就，X-ray crystallography （X-光結晶學）及其學生的研究奠定了日後DNA結構的發現。 但他的人文關懷，藝術造詣及政治參與，使 C.P. Snow（著名「兩種文化」的作者） 為他寫了一本小說，The Search(尋覓)。至今我仍收藏他的三本的書：1.Science in History(「歷史中的科學」1954)，2. World without War （「沒有戰爭的世界」1958），3.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他開啟了我對科學與政治、社會、環境及人文的關懷，導引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注。   傳統上，科學的中立價值：客觀的、萬能的、國際的、公開的、崇高的、造福，及無私的觀念及宗旨，要求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良知，如同醫生的醫德一樣。 但自1960年代開始，科學中立價值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大學學子看到美國登陸月球，海盜一號登陸火星、新遺傳，基因的控制、合成，人腦的控制，電腦一再地更新，微粒物理一再地深入，科學似乎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但軍事預算不斷地增加，越戰一再地擴大，中東戰爭不斷地發生，劫機，暗殺，中南美洲游擊隊的攻擊層出不窮，都市腐朽惡化。 向貧窮、癌症、生態破壞宣戰的高貴目的竟成了空言，直至今天，持續地惡化。可是人類生活的品質、條件與環境竟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而遞減；在核子戰爭的陰影下，人類及生物圈(The biosphere)的生存竟也無法保障；國與國間的關係卻每況愈下，仇恨、猜忌充滿人間。顯然地，科學發展的成果卻沒有自動地增進人類的福祉，建立起較好的世界。新的一代，舊的一代都發出了懷疑科學的口號。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兩本暢銷書中，”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反文化的誕生」)和”Where the Wasteland Ends”（「荒地的邊緣」)指控科學的發展並未促進和平，增進人類的福祉，提升文化的品質。1970年代後，很多第一流的年輕科學家公然地抨擊科學，並轉移他們的才能從事對社會有益的服務。不只很多科學家本身對科學的變化感到震驚，宗教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都提出警告，除非科學家本身再度對科技的目的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重新評估，尋求科學與社會、人民福祉的一個新的關係，否則科技將給人類帶來浩劫。   今天，回顧過去五十年科技的進步發展，是否提升社會功能、地球自然的永續及人類福祉？ 我只舉兩項為例，第一，化學科技、農業科技的進步、基因改良的農業有無讓全球飢餓的人口減少？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最新的資料顯示（2009)，今天世界飢餓人口超過十億，比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且每年不斷的增加；食物安全反而令人擔心，威脅世人的健康；黑心食品，全球充斥，危機重重。五十年來，聯合國每年的口號，「向貧窮宣戰」，但貧窮消失了嗎？ 事實上，世界貧富懸殊更加嚴重，貧窮人口年年俱增。 第二，醫學科技的突飛猛進令人讚嘆，但今天醫學的進步卻無助於廣大民眾的「平民病」（如瘧疾）的消除。四十年前，雷根總統的「向癌症宣戰」所投入的研究經費，不不計其數！有減低了癌症的發生率嗎？癌症發生率反而越來越高。四十年後，癌症的治療還是開刀、化療及放療三種及近期的標靶治療。使用的醫藥不同，但療效依舊，後遺症及副作用令人憂心； 診斷及治療的影像儀器更新穎，但療效及診斷存疑。罹癌患者與年遽增，治癒率改善了嗎？ 所投入龐大的資源誰受益最大？   科技的誤用和濫用的問題比70年代更尖銳化了；科學家的良知及社會責任也逐漸式微了。我們再看不到美國在1986年3700位科學家及工程師，包括十五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李遠哲教授，以及全美最好的二十個物理系的百分之五十七的教授都簽名拒絕雷根總統的「星際大戰」的研究及經費。我不得不說，今天科學的中立本質已完全喪失。60年代及70年代關心的科學議題全然受到遺忘。究其因乃科學已不中立矣！   今天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全然受到商業化的扭曲，只為了利潤，已不再是造福人類，促進地球永續發展的工具，因為科技已政治化， 一切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目的而存在，如堅持核能及核武的發展；今天的科技已商業化到了極點，不計一切的後果，只以專利、利潤為目的，如基因改造生物的發展； 今天的科技已軍事化，戰爭即是科技的戰爭，不計其殺傷破壞的倫理。五角大廈給予的科學研究合同深入每個科學的領域，把很多工業及學術研究都為了戰爭及反恐而服務；今天的科技必須秘密化，以保障商業的利益，軍事的優勢，及政治的操作；今天科學已不再國際化了，而是國家化，就是為了自己國家經濟的利益、軍事的優勢；今天的科學已制度化、職業化了。科學的工作已無法像達爾文、愛因斯坦等人的工作方式了。現在的科學家就像在一般職業的機構工作，朝九晚五，為了餬口，無視傳統科學的倫理及科學家的責任。如同今天的多數醫師，無所謂的醫學倫理可言，只為了賺大錢。沒有醫德的醫學，醫療制度就會陷入危機；沒有傳統中立的科學倫理、科學家的良知及責任心，科技就會陷入危機。今天的科學危機與70年代的科學危機相比，更令人憂心。我與漢先生有關科學的論爭，即是我對台灣科學危機關注的開始。因此在1976年代開始，我奮筆疾書，大唱科學不中立的危機。1984年出版的「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即針對台灣的各種科技問題，從農業、核能發電、食品工業、醫學藥品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警告，不僅呼籲政府仔細檢討自身的科技政策，也要求民眾關心切身利害之科技引進及產品。我也在1989年，針對科學、科學家的文化問題及科學政策擬定的過程所會面臨的諸多陷阱，出版了「科學中立的神話？」一書，並對核能發電的危機寫了「反核就是為了反獨裁」，說明核能發電危險的根源：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的結果。 所謂提供能源需求及抑制氣象變遷是幌子，政客、科技人員、偽專家及財團集體行圖利之實。因此，要改善氣象變遷，唯有改變政治、科技、教育及經濟體制 ，因此，System Change，Not Climate Change! 已變成改善各種問題的核心口號，包括核電，生態環境危機。   回台十四年後，這兩本書的出版終於撫平了多年來，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懷，但不幸地，科技危機更變本加厲地持續存在；核能發電終於爆發了三哩島、車諾比及福島核災的悲劇。以台灣核四建造過程的貪贓枉法，偷工減料，官官相護的情形，一旦任令其商轉，龍門核四核災將是下一個悲劇。   今天寫到這裡，我非常傷心。自然和地球還有未來嗎？人類會不滅絕嗎？ 我相信，除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及社會文化有有一革命性的變革，我一點都不樂觀。 為什麼？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個別引發的結果，而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已形成牢不可破的霸權聯體怪嬰，其勢不可當矣。 它們都「只為了利潤」，結果，人及其他的一切都被物化，包括道德倫理。 戰爭、貧窮、動亂、公平正義及自由人權的喪失、垂死的自然，及瀕臨滅絕的人類勢必發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1)

回國前，我告訴自己頭兩年，我必須沈潛低調，務必只致力於個人的學術生涯，不要涉入學術外的其他活動。 但回國一年多後，我可感受到整個社會，特別在知識社群裡的無奈及敢怒不敢言的氛圍。 戒嚴控制下的報紙、雜誌、電視仍可隱約地透露出不滿的訊息。 我也感受到台灣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財富的提昇及教育水準的提高，使他們更關心政治，期待參與，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極為不滿。我每天看報及雜誌，對國民黨那弊病百出，僵化的政治體制和腐敗無能的官僚作風常搖頭嘆息。 隨著黨外運動及黨外雜誌的興起，我可意識到一股強烈政治的旋風即將颳起，使我按耐不住，蠢蠢欲動。   1976年初，我在某一場合中認識了台大數學系唐文標教授，他雖專攻數學，但文武雙全。1973年，他撰文嚴厲地批判余光中等人的現代詩，開啟了嗣後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是張愛玲風潮的啟蒙者，著有「張愛玲雜碎」及「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 我們一見如故。 晚飯後，我們在一籃球架下，一直深談到清晨，從台灣到中國，從教育到顛覆，從革新到革命，可以說把我回台一年多來心中累積的塊磊，傾洩而出。 嗣後我們都一直保持著友情，用盡心思，想以筆桿顛覆專政，直至1984年，我被警總逼離台灣，羈留美國三年（另述）。 當我仍滯留美國時，傳來老唐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友人曾來電希望我寫一篇追悼文，我試了再試，一直都無法完成而作罷。如今，世事已非，底稿已失，感傷悔恨之情，常留我心。至今，老唐仍是我心中最純真、最磊落、學識最廣、最值得尊敬的知識份子。   1976年5月，老唐告訴我「夏潮」月刊已出版了兩期，並送給我剛出版的當期雜誌。我翻閱後，令我十分振奮，因為大部分文章都以關懷鄉土、文化提昇以及實現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為主軸。我毫不加思索地答應他為「夏潮」義務撰寫文章。 我猶記得，我第一篇文章「尋覓未來的一代」即以筆名「林宇心」，出版在「夏潮」第五期中。 「尋覓未來的一代」一文只是忠實地寫出哈佛大學教授及醫學諾貝爾獎金得主喬治‧華爾德(George Wald)在校園向學生演講的一席話而已。 現在在台灣享有民主自由的年輕人，看完這篇文章，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文章為什麼我不敢以真名出版？會那麼恐怖嗎？他們一定不會相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竟會如此不講理的統治台灣，可能還會和我爭論一番呢。不幸地，歷史，不管多麼殘酷，很快地就會被人遺忘。 我常想在人類的歷史上，為什麼暴政會持續不斷地重演，因為人們不斷地遺忘。生物必須活在「當下」，生物求生存的競爭本能必須表現在「現在」，不是在「未來」或「過去」；「未來」是不能確定的未知數，因此，生物不能以未知數的「未來」作為當下生存競爭的基礎，除非有先見之明的人。「過去」已不復存在，因此，生物更不能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生存競爭的條件。 演化學告訴我們，為什麼「未來倫理」在生物（包括人類）的族群中很難發生； 為什麼歷史事件受到遺忘或懷疑，為什麼人類很難記取歷史的教訓。 可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出「未來倫理」文化的話，我很擔心將因政治掛帥、科技進步、人口成長、能源短缺、糧食短缺、經濟貪婪下， 地球與人類將無法健康永續生存下去，未來世代將是最大的受害者。   從此，我不但持續地以各種筆名為「夏潮」撰稿，我更進一步與蘇慶黎（總編輯，已逝）、唐文標、王津平及蔣勳等人不定期開會磋商，參與雜誌的編輯方針，直至1979年「夏潮」被國民黨勒令停刊為止。讀書人手無寸鐵，唯有筆桿作為顛覆的工具。 雖然「夏潮」的媒介消失了，卻刺激了我開始積極寫作的動力，也忘掉了必須沈潛低調的自我要求。我滿腦袋子似有寫不完的題材，從經濟發展的理論、第三世界的問題、農業生產的生態後果、科學發展、科學哲學，至環境污染及生態保育、文化教育等的議題，逼迫著我拿起筆桿。   有一次，在書店中看到了漢寶德翻譯的「文明的躍昇」（Jacob Bronowski著 1974年出版）一書。 讀完後，我似有按耐不住，想豁出去的心情。 Bronowski 的這本書在英美暢銷一時，又被英國BBC2 製作成13集電視節目，由 Bronowski 教授自己親自解說，轟動歐美各界。我對Bronowski 把科學文學化、浪漫化和個人化的佈局，及文字技巧的運用，毫無話說， 但對他的內容的安排與暗示，及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甚感不安。此書為一強調西方優越、傲慢意識， 貶低其他文明的科普書，對西方讀者影響很大。 這本書的原名是 “The Ascent of Man” （人類的躍昇），但漢寶德教授竟將書名翻成「文明的躍昇」。我翻遍全書，我看到的全是「白人」、「歐洲人」的「文明的躍昇」。 但我認為這還是其次， Bronowski 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使我深感不快。 他的一句話，”Science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even in the ruins of Nagasaki.”（「 甚至在面對長崎的廢墟，科學沒有任何必須感到羞愧的」）令我反感。 這是典型對科學不中立心態的例子。 科學的發展歷史一直都是「中立」的，即是科學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全人類的幸福及福祉，促進世界和平。 漢教授顯然對近代科學的變質而導致「科學不中立」及其後果，毫無認識，再加上漢教授對當時歐美年輕學子「反科學」的態度以「偏激」批評之，我真的按耐不住了。我清楚的瞭解歐美年輕人所謂的「反科學」，不是反科學的方法，而是反科學不中立的後果：軍事化、秘密化、政治化、商業化、組織化。 如此，科學一旦不中立，科技發展的目的不再促進全人類的福祉，和促進世界和平，反而導致反人性、反社會、反自然的後果。   當時不知那來的能量、時間及動力，在無個人電腦下，寫草稿後得一字一字地爬格子。 我一口氣寫了一篇近萬字的「再換個角度看文明 — 與漢寶德先生論科學和『文明的躍昇』」一文，以筆名林雋義，投稿到中時的「人間副刊」。不久竟在「人間」大篇幅的登出，引發了一段與漢寶德教授的筆戰。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50)

東海校園滿布相思樹林。 每天步行上下班時，我觀察到，相思樹林內隨處可看到台灣攀木蜥蜴及美麗的石龍子等；黃昏後，家裡或教室牆壁或玻璃窗上都可看到不少的壁虎，不時傳出呱呱的叫聲。 我馬上知道，台灣攀木蜥蜴及壁虎是我應研究的對象。   因為當時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從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及魚類的研究微乎其微，除了經濟魚類還有些最基本的研究，及英國人(Robert Swinhoe) 和日本學者留下的資料外，其餘幾乎是一片空白，至於無脊椎動物就不必提了。雖然，生物學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分類系統學(Systematics)的健全上，但當時國內的生物學界視分類系統學為一門古典、不流行、不重要的學科。 至於各種動植物的生態學研究更少之又少。基礎科研工作費錢又費時，學術界必須依賴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經費的支持，始能進行。 顯然地，國科會的政策及重視對各學科的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每年各大學教授們必須依時向國科會申請經費，因僧多粥少，競爭十分激烈。 為了瞭解國科會申請的詳情，我向同仁及台大友人請教後，得知國科會研究經費的申請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政治學 ( Politics of research funding)。第一，國立大學優先於私立大學；第二，資深的教授優先於年輕的、低階的教師；第三，生物科學預算的分配受學術流行風潮的影響。 當時生物學界研究流行的風潮是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而不是個體生物學 (Organismal biology)，更不是爬蟲類的生態研究；第四，研究成果必須要有實用性，以利台灣經濟發展。我回來時已過申請時間，又是第一年的資歷，又我興趣研究的是蜥蜴的生殖生態學，屬基礎科學，是要瞭解生物生殖演化的策略，其效果不在經濟，而在於瞭解生物與演化的關係。在這樣的條件下，我知道，獲得國科會的研究經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決定草擬一個只靠自己及研究生的努力，而不必靠國科會研究經費的資助，即可進行的研究計畫。我感謝在非洲時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精神及經驗，讓我有勇氣和信心，發揮在台灣的研究工作上。   研究生鄭先祐和我從1975到1977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每天費廢寢忘食，收集了三種蜥蜴(斯文豪氏攀蜥，草蜥，蝎虎)的生殖生態的資料， 發表了兩篇該三種的生殖生態的論文，出版於中央研究院動物所的期刊。鄭先祐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我們於1990年共同出版了「台灣蜥蜴誌」。     顯然地，我第一年在教書及研究付出的努力，「感動」了系上的同仁，他們一致要我接下系務及所務的工作。 處理行政在學術機構中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工作，特別系上重量級的同仁都是很資深的教授，意見很多，他們之間傾軋排擠，互不相讓。但我不加思索的接受下來，因為我知道這個頭銜，對我想轉化東海以生態演化為生物系的特色，及推動生物學界及國科會對生態演化的重視是有幫助的。 從第二年開始，我要準備教書，又要研究，又要撰寫論文，又多了兩位研究生，現在又因負責系、所業務，增加了很多行政、外務的工作，幾年下來的確使我精疲力盡。 我相信驅使我產生那麼大的旺盛精力一定是來自蘊藏在心底深處獻身的自我要求。      回台第二年開始負責系、所業務的工作後，讓我深入的認識到學術界、教育部及國科會的運作情形。東海生物系在一窩風分子生物學的流行下，說服學生重視生態演化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覺得說服，不如去啟發學生對生態演化的興趣。有一項蜥蜴族群生態的實驗課中，學生學到用釣竿去「釣」攀木蜥蜴，作記號，再釋放，再捕捉等，以分析族群數量、密度、棲地分佈、地域範圍等。他們對出「野外」作生態研究，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台中至竹圍，我帶著學生在當時骯髒不堪沿岸的紅樹林內（水筆仔，mangrove）作實驗，讓學生瞭解紅樹林在生態體系中的重要角色，讓他們感受到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讓他們目賭國寶級的生態資源竟受到如此的糟蹋，讓他們知道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與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我也對課程慢慢地作了些調整，把演化學成為一門必修課與本為必修課的生態學結合在一起。   1970年代，國科會的政策大都為「產業科技發展」及「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為其主要的任務，因此，「支援學術研究」的預算與上述兩項主要任務的預算簡直不成比率。負責國科會的主委及官員，其背景大都與生物學無關，對生物學的發展不求甚解亦不關心，加上經濟優先的政策，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申請書中，都要求註明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有何貢獻？ 有一次，生物學界的幾個朋友們聚在一起，對此不當要求都議論紛紛，搖頭嘆息，但都因經費掌控在這些官員手上，都不敢公開表示意見，以免得罪他們。 每次討論後，他們都慫恿我說些話。我當然瞭解他們的心態，明知是非，但缺乏道德勇氣的現象，我一直都耿耿於懷。   當然，我很想說些話，可是到了1976年底時，與其說是我的學術認知與國科會政策間的掙扎，不如說是我對國內至今仍如此忽視個體生物學的現象，內心感到萬分不解，讓我的挫折感達到了極限。我曾提到，我蹉跎十年歲月，繞了整個地球，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 「愛鄉愛土」的本能，是因「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演化的結果。 因此，「愛鄉愛土」及關心熟習自己土地周遭的人、物、地理、山川、動植物等，應是土地住民求生存的興趣本能。我在東非執教時對學生必須以北美楓樹作為實驗材料甚感不安。回到台灣，當我教生物學時，面對無脊椎動物的實驗，即以北美的蝲蛄（Cambarus bartoni）為實驗材料，甚感汗顏。我們的學生不知道台灣河川甲殼類的種類，型態結構，但卻對北美的蝲蛄瞭如指掌。 我們無脊椎動物的實驗材料大部以進口的玻片為學習的材料。 1976年11月，台灣南部二期稻作不稔現象，我們只能斷定說是某種「蟎」為害的。 農復會有意培植蚯蚓以嘉惠農業，可惜對台灣蚯蚓的種類分佈茫然不知，其生態習性更無資料。 台灣是全世界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最豐富的島嶼之一，特有種無數，我不禁感嘆地說，「我們為什麼會連自己到底有什麼動物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如此糟蹋自己的生物資源？為什麼我們土地認同的本能消逝了？」 我雖心知肚明為什麼，也不可明講。 這種感嘆、挫折與不平，大概是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終於，我趁聖誕節前的假期寫了一篇不自量力的文章，「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 戒嚴時代，報紙只有三大張的版面，這種文章投到什麼地方呢？ 之前看報時，我倒很喜歡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但「人間副刊」是屬藝文性的副刊，這篇評論生物學的方向及國科會政策的科學性文章，會登嗎？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寄出了！沒想到，聖誕節後的第一天，「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竟然在「人間副刊」一字不漏地在顯著的版面上登出。   刊出後，萬萬也沒有想到竟然得到來自初、高中，台大動物系、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及師大的老師們熱烈的回應；私下，我得到很多初、高中老師來信的認同。 我記得在一次生態研討會中，中研院植物所周昌弘教授熱情地握著我的手，再三地讚賞我的勇氣。    三十七年後，這篇文章的時代意義已然消失，但我再翻出來仔細地閱讀後，也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文章的內容實在是給了國科會的官員們上了一堂有關生物科學的說教。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雖自不量力，但我很高興我的目的確是達到了。 之後二十年的時間，國科會對台灣生物多樣性的基本研究及各類的生態研究開始重視，相對地增加了很多預算。 今天我很高興，台灣各種動植物的圖鑑及有關生態研究的書籍到處可見，各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立，國家公園，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的成立等，除了因國科會的重視及經費的支援，學術界和民間等的努力結果外， 「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一文是否扮演了濫觴的角色，就留待後人的研究了。 不管如何，至少這篇文章當時讓我宣洩了我內心的怨氣。   我更高興，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版，及之後的議論，東海大學生物系以生態、演化學為特色的名聲竟不脛而走，廣為人知。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9)

東海大學創校伊始 (1955) 確為台灣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及希望， 以信仰、人文、自由、民主的精神，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以小班制、勞作制度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小型師生全體住校的大學。這是台灣首次富有教育理想的新創舉。 不幸地，1970年代開始，東海大學的創校宗旨就開始受到嚴厲的政治考驗。在美國董事會的支持下，第一、二任曾約農及吳德耀兩位校長尚能抵制國民黨的政治干預，維護學術獨立的精神，但當到了第三任校長謝明山的手中時，東海校務開始變型。當時學校財政拮据，教職員士氣渙散，學校似乎群龍無首。就在這樣尷尬的時期，我進入了東海大學生物系。   生物系創辦時，在陳兼善教授主持下維持著傳統的生物學（博物學）的教學及研究。到了1975年時，師資只有Paul Alexander (動物生理)，王忠魁（植物分類），陳賢芳（植物生理），孫克勤（昆蟲），于名振（魚類分類）及林善雄（苔蘚分類）六位。1970年代，美國個體生物學（生態及演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已快速發展，但台灣尚無法急起直追，即因人才和研究經費的短缺。 很多留學學成的學者，因台灣薪水低，設備簡陋，研究團隊尚未形成，基礎研究不受重視，再加國內政治因素，寧願滯留美國教學研究，也不願回國。那年，只有兩位所謂的「歸國學人」來到東海大學，江玉龍博士（社會學）與我，因此在校園的活動都受到校長的重視及特別人士的注意。   我們全家很快地愛上了東海的校園，一來住家庭院廣闊，綠地、相思樹及榕樹環繞四周，二來，校園尚有不少來自各地的外籍傳教老師，可以來往，減低太太的鄉愁。我們也慶幸，校園內離家不遠設有東海大學附設小學，孩子們可以安全、自在、快樂地走到附小上學，回家，不像在台北的父母必須浪費時間、精神來接送。 從宿舍到系上辦公室約有二十分鐘的快步路程，每天來回至少四趟，是我每天最佳的健身運動。我很高興，我選擇了東海，放棄了台大。上述的生活品質，多少金錢也是買不到的。   之前，我告訴自己，開始的兩年我必須好好教學、研究，以建立個人在學術上的名譽。 一切安頓後，我開始全心地規劃我的教學、研究工作。我喜歡教學，也想能成為一位好老師。我不想，像以前我的一些老師的教法，敷衍了事，誤人子弟。 從我個人的學習經驗及閱讀，我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學習必須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 （Learning is a self-discovering process），換句話說，被動的學習成效不彰。我認知傳統方法只教事實（facts），等於只給魚吃，而不教捕魚技術一樣。 事實不但學不完，而且很快就會忘記。 學生如能獨立地好好研讀教科書，那麼事實的知識都可在一本好的教科書中得到，何況，一個老師在課堂所能講授的事實有限，所以，老師的角色不應在事實的授業上而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座右銘：”The role of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 much to instruct, as to inspire.” （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說得再好不過了。因此，我只能啟發學生對知識的飢渴、好奇，對生態、演化學的興趣。因此，一個老師的教學要有啟發性外，他必須使用各種的教學方法，鼓勵、鞭策學生主動地發揮一個自我發現的學習過程。所以，我在正常的講課外，特別要求學生每學期都得提出一個自己興趣的題目，找出至少二十篇以上相關的論文，經閱讀消化後，有系統地寫出一篇期末報告。 題目的訂定是否適宜，二十篇論文是否與題目相關，每個學生都必須向我說明訂定該題目的理由等，並一起討論各論文的相關性。教學時，我總用一些時間，從事所謂「蘇格拉底對話」(Socratic dialogue)的教學法，與學生一問一答的辯論方式，逼使學生思考，尋求答案。   第一學年下來，學生都議論紛紛。有的學生叫好，看到我時，攔著我問東問西；有的害怕，遠遠的看到我時，都避之唯恐不及。在課堂上，部分學生為了面對我的挑戰，都自己閱讀更多其他的讀物，有時同學都會相互呼應對付我，我不但不以為忤 ，反而鼓勵他們。 除了教科書的閱讀外，我還給了一些其他的相關文獻，讓他們到圖書館去找出來閱讀，同時讓他們知道期末考會包括這些讀物的內容， 以給學生一點壓力。 事實上，這種也不是什麼特別有創意的教法，可是當時很多學生就難以適應。學生可能私下抱怨連連，但我相信，很多同學學習到主動的讀書方法後，一定受益無窮。   我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學生身上，但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常常被提醒「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良心的事業」等的話。我必須在此離題一下，寫些十多年後的事情，來說明我對這些話的感受。來到東海，我的確以校為家，下完課後或晚上都留在辦公室。當時學生對年輕的歸國學人十分好奇，都會探頭進來請教一些問題或閒聊。第一年，在很多學生當中，吳仲義（大四），林良恭（大三），及鄭先祐（剛畢業）等常主動地在課餘找我討論各種議題。吳仲義顯然的是一個主動好學的學生。雖是生物系學生，但選修課程多樣，包括多門數學及物理；林良恭才大三，但很喜歡參與一些知性議題的討論；鄭先祐剛畢業，想上研究所。我馬上看出吳仲義的潛能，一直鼓勵他畢業後，留美攻讀演化學。吳畢業後，我留他做了一年的助教，之後，我推薦他到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與我以前的老師 Charles Krebs 攻讀演化學或生態學。這三位同學與我相處了兩年後，吳出國留學加拿大，鄭上研究所，與我研究蜥蜴，得到碩士後，赴美杜蘭大學攻讀博士。林畢業後也和我研究台灣哺乳類，後留學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 十多年後，鄭在台大任職，我鼓勵林下鄉，他選擇到屏東大學任職。多年後，他們對台灣的生態學研究及教學貢獻良多。吳在芝加哥大學演化生態系教學研究，被譽為全世界最有前途的演化學者之一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in the world)。他從事分子演化學的研究，著作等身，不久即被芝加哥大學生態演化系聘任為系所主任。2004年被台灣中央研究院選為院士。   短短十年期間，年輕人能從基礎教育，展現出一流的學術才華。年輕人的潛力實在是無窮的，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就，我深感驕傲。他們的學術成就，不是誰教出來的，而是他們自我發現努力的結果。在他們主動的知識成長過程中，我只是給了他們適時的啟發而已。年歲越大，教學越久，我越深感學問是不可教的 (knowledge is not teachable)，因為，學習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知識的學習是自主性的吸取，而非被動性的餵食；我也越認知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座右銘「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的真實。   做老師的人都很容易責備學生的不是，但他們大部分是無辜的。責備與責任大部分都應該落在老師的身上。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8)

生命唯一可確定的本質就是「變」；「變」是生命的香料。 拒絕選擇變的挑戰，生命就停滯不前；失去改變機會，就難以成長。 生命的壯闊是不斷選擇適應的結果。既然選擇是如此重要，那麼有沒有理性的方法讓我們決定我們的選擇？我不知道。   一般人的選擇，大都依循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這樣的方式作為選擇的基礎，我感到不安。 有趣的是，我過去大大小小的抉擇，大都靠著直覺(intuition)的決定，很少陷入「優柔寡斷」或「猶豫不決」，而造成沮喪、焦慮。 我相信，不少人選擇的決定也是來自「直覺」。雖然直覺的能力因人而異，又不科學、不具體、摸不到，難以形容，很多人就以為它不存在。   直覺是一種難以證明的洞察力 (insight)，一種超自然的經驗，也是一種內在靈性的呼喚。有人稱之為「第三眼」、「第六感」或「內在智慧」。 積年累月的理性經驗中，我們的左、右腦 (brain)，感官的察覺力，和精神 (mind)在複雜的交互運作下，有時會產生一種神秘直覺「知」的力量。愛因斯坦說，「一個無能力驚嘆的人就沒有驚奇的能力，如同一根被吹熄的蠟燭。」 著名分析心理學家 Carl Jung （卡爾 • 古榮格）說，「一般而言，直覺與神秘、無意識的因素是生命重大抉擇的來源。」美國先驗文學家 Emerson （愛默生）說，「不經直覺感受的選擇，我不會接受它。 直覺超越一般的思維及經驗。」 我不厭其煩地舉出例子，就是要說明直覺的存在。當然，我確實感到直覺的存在，因為我很多過去抉擇，大都來自直覺的結果。基本上，生命在面對選擇，是沒有所謂的「準則」，因選擇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事，必須由自己作決定。 我以為直覺不是一種神秘「知」的力量，而是一種不斷透過閱讀各類書籍，體驗形形色色的生命經驗下，冥冥中學習培養出「瞭解自己」、「忠誠於自己」，及「自我價值觀」的結果。這才是生命面對外在變遷真正的適應能力及智慧，而使生命蓬勃發展。生命難以算計，因為生命一旦做了選擇後，無數的變數不再由你決定選擇的走向了。 沒有自我而依賴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我個人認為他或她失去了很多生命開放的機會，相信他們在生命的旅途中，至少一定有些的懊惱與後悔吧？                    今天，這一代大多數的年輕人只知道，並相信網際網路的資訊 (information)、影視（video），而誤把資訊、視訊當知識，而自以為什麼都知道，產生了「知識的傲慢」，久而久之，自以為呆在客廳可以取代「閱讀」，「實踐生命經驗」的誤解。實際上，卻導致「知識的貧窮」（Poverty of knowledge） 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很容易只知事實(fact)，而無智慧（wisdom）。因此，面對生命的選擇，要以網路的資訊作為決定或參考的基礎，後果堪慮。 現代生命的「悔恨、悲劇」何其多，我懷疑很多是以網路的資訊、別人的價值作為選擇決定的結果。    現在，我面臨另一個抉擇：東海或台大的教職。   這次，我又作了一個「傻勁」及「直覺」的決定。我違逆世俗傳統價值觀及流行風潮的選擇：我選擇了接受私立東海大學生物系，婉拒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的教職；選擇放棄每月120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國立台大教授的光環，選擇每月74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私校東海教授的教職。 詩人Robert Frost 指出，「面對前面分歧的兩條道路，我選擇人跡罕見的小徑」，但是否會讓我未來的旅途大不相同？ 誰知道。   為此，我向台大動物系黃仲嘉主任一再地抱歉，但他大表不滿，無法瞭解為什麼我會選擇東海，拋棄光環的台大教職，選擇沒落的東海，無視薪水幾乎兩倍的差別及其他國立大學的福利及保障。的確，從別人的觀點，我做了一個傻勁的選擇。不幸，黃仲嘉主任英年早逝，但他在我生命短暫的接觸中，對他的真誠及專業，留下了一層深深的感恩及尊敬。   我選擇東海，為什麼？ 第一，我想到太太時，我直覺的知道，我要到東海。我留在台大，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已，但對我太太及兩個寶貝孩子是不公平的。 台北市是一個人情冰冷、不容外人的冷漠都市。 孩子語言不通，上學、交通及接送的問題，太太語言不通、文化適應問題，租屋環境的問題等等，不，我直覺的知道，我不能讓太太承擔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為太太和孩子著想。東海校園遠離台中塵世，老師學生都生活在校園裡，形成一教學生活的溫暖社區。外國人較多，校園又有附屬幼稚園、小學等，孩子可安全走路到學校，不必接送。 東海又是一所教會學校，有一美麗莊嚴的教堂，太太一定會很高興。 她可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學習適應。 這樣的環境與條件，對我及家人，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第二，因為我瞭解自己，並忠誠於自己回台的原因。回國時，我清楚的自知，我願意致力獻身的目標 (commitment)是教育和顛覆，期待獨裁專制的消失。 前者，台大或東海都是一樣，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弟；後者，我必須耐心地等待，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1975年，台灣嚴峻肅殺的政治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任何反國民黨的言論可能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因此我的一些朋友都終日鬱卒，垂頭喪氣。 大家在一起，大都清談、抱怨，滿肚子牢騷。 我留在台北的話，我很容易浪費時間在清談、發牢騷、喝咖啡上。我必須遠離台北到台中偏僻的東海校園。我可好好專心教學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聲譽，等待時機才是上策。   當時，我如此的決定，也受到很多回國朋友的反對。但38年後的今天，我沒一丁點的後悔，反而驕傲，雖然從錢及世俗的價值觀看來，我損失雖大，但我「賺」得更多，不是錢，而是我自己及家人所獲得的一切，都是錢買不到的幸福、快樂。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7)

我在國外十年了，已習慣享受著自由民主的經驗，把言論自由、人權等視為當然，已無法想像到戒嚴及特務橫行的恐怖；加上在非洲三年的期間，又無電視、網路及國外報紙的接觸，對台灣的政治變化全然一片空白，自然對國內獨裁政治的恐懼淡忘多了。 我有一種天真無忌心態，我又沒有犯了什麼罪，我沒什麼好怕的。 這種無忌的勇氣，現在想起來實在天真無知到可笑，忘掉了獨裁政治的恐怖就在不講理，不講法暴力就是它的工具。1970年代，由於 台灣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接連受到重大打擊（被迫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斷交）。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於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台灣的將來須由台灣住民自決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因而國民黨大舉鎮壓和逮捕異議份子。1975年4月蔣介石死後，國民黨更感不安，整個社會瀰漫著肅殺的氣氛。 1975年8月底啟程離開美國時，我心裡又興奮，又不安。 在機上，我們和西濤西湘全程玩著各種遊戲，但當飛機著陸時，我開始心跳加速。 我們一家四口進入機場，排隊進入海關時，太太還刻意地握著我的手安撫我。 心想，萬一我被扣留的話，怎麼辦？ 心中忐忑不安之下，我們卻都平平安安順利地過關，進入國門。 那一剎那的驚喜，實在太興奮了。傻勁有傻福，我好像感覺到守護天使都在我們身旁一路照顧著我們。   么弟暫時安頓我們在一家商務旅館裡， 我陪著太太和孩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熟習環境及生活的細節後，我就安排求見黃仲嘉主任。見面後，他只簡單地說，學校沒問題，現在還在等著教育部的回應。根據他的看法，教育部也應無問題，因為系上特別強調需要一位生態學的老師。  之後， 我就帶著太太和孩子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歐保羅教授。 歐教授是美國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教育傳教士，很巧的是他的博士學位也是得自印第安那大學動物系。他從1958年來到東海大學，一生奉獻給東海生物系。一見面，他就道歉延遲回信的原因，自稱是一位無藥可救的拖延者（procrastinator），他喜歡能大家見個面，當面談是最好，最簡捷、最有效率的辦法。 他知道我是印大畢業的，一開始就談到他的老師及同學，使我感到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最後他毫無遲疑地希望我能到東海生物來。他並一一詳細告知聘任細節：每月月薪7400新台幣，校園宿舍一棟， 每週授課 8 學分。 我也坦承地告訴他，我也向台大動物系申請，尚待教育部的同意。當時，雖知道有個教職等著我， 但是否同意來東海，心裡還十分保留。我心裡想的還是以台大的教職為優先，因為當時我認為能夠受聘擔任台大教職，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及驕傲。   在美國認識，早我一兩年回台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回台後都會相約茶敘。他們大都執教於台灣大學。大家見面時，一談及國民黨，或不合理的政治現象，或政府的官僚作風時，都紛紛搖頭，左顧右盼，小「聲」翼翼。 最後，大家唉聲嘆氣，抱怨收入少，住在台北生活不易，小孩因呆板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問題一籮筐，又看不慣社會風氣，心情都十分鬱悶，想好好教書都很困難，有的還懷疑回來得不是時候。 朋友們的抱怨，我還無法感受。有些人都在美國多年，習慣生活在美國的富裕與自由，回台後，受不了太多物質的羈絆，還無法適應，可想而知。我想也有不少人是因自認沾了一身美製醬油後，自以為身價比別人高，但因得不到自以為應有對待後，所產生的失望及挫折吧。   我想我不會有那樣消極或不平的感覺，我必須感謝我的非洲經驗；非洲貧乏的物質生活，我都可自在安詳地接受。 台灣的經濟條件，與非洲相比，天差地別，我更能甘之如飴。 對那些沾了美製醬油後，就自認為高人一等，我也不以為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決定回台的動機為何，但我知道自己有一清楚生命致力獻身的目標。我未曾介意太多生活的細節，別人活得下去，我應該也活得下去，我太太也應該活得下去。 我更沒想過沾了美製醬油有什麼高人一等的驕傲邏輯。   說實在話，回到台灣後，我的每個細胞好像都活化起來，充滿精力，像一隻動物回到他成長熟習的環境，奔奔跳跳，自由自在，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不再像十年前，接受那種「立足台灣，遙指神州」，違背「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法則的政治口號，相信那種政治的謊言。 紮根鄉土是人與動物的本能，到底生命是從大地而出，攝取泥土的養分長大茁壯。出生的地方有一股魔力；長大地方的泥土、空氣、視野、人物也有一股魅力，怎樣摔也摔不掉它。生命與土地枝脈相連、互賴互存、互長互佑；依戀大地是生命的自然情愫；耐心、善心、和愛心是只能從大地的滋潤中萌芽出來。 生命本是「生物地域主義」的表現而已，不幸地，我蹉跎了十年的光陰，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還不遲！   兩個星期過去了，音信杳然。 學期也快開始，我決定再親自造訪黃仲嘉主任。剛進入他的辦公室，他就向我握手說，「恭喜了！我剛通了電話，部裡已同意增加一位師資。歡迎你！」我真的十分高興。他交給了我一疊表格填寫，並當面告知生態學與演化學是我主授的課程。當他告訴我的薪水是每月12000新台幣時，我也不敢相信公、私立大學教職員月薪的差異竟如此之大。不管 7400元 或 12000元，與當時美國的收入實在無法相比。我猶記得，1967年時，我到印大當助教的薪水是美金300元，以當時的匯率（美金1元=新台幣40元）換算的話即等於新台幣12000元。 1975年，台灣的經濟才開始慢慢起飛，生活、物資的條件才開始慢慢得以改善，難怪早幾年回來的朋友，抱怨生活之不易！      從回台的念頭開始到飛機著陸台灣時，我毫無概念會住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教職。只憑一份莫名的信心，我不會餓死的傻勁，冒然回鄉，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竟有兩個教職等著我。我又何其幸哉！冥冥中，兩位守護天使： 台灣大學動物系主任黃仲嘉教授，及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Paul Alexander 教授伸出信任溫暖的手，歡迎我。這種事在美國大學機構教職的申請，在既未曾謀面，也無面試下，是不可能的。   這下子，我必須作一個選擇。台大？或東海？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6)

但回台灣的念頭一直在我的腦際徘徊，揮之不去，但太太堅決的反對，讓我無計可施。她也提醒我自己的誓言永不回台灣的往事，以確定我不能食言。我知道太太對政治毫無興趣，結婚六年期間，我們很少談到台灣的政治現狀，更少有關台灣、日本與中國間的歷史糾葛。 她知道我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也無法原諒228的殺戮等。有一次，她問我，「為什麼你要台灣獨立呢？」「KMT的ROC，Free China是美國搞出來的政治把戲，那能代表中國呢…」我不知道從何開始，反問她，「美國為什麼要從英國獨立出來呢？   我很想告訴她台灣人的心聲，為什麼我一定要回台灣的的背後思維，我知道她一定會受到感動；我也很想告訴她，我如何興奮，發現到William Perry一書對我生命啟示的重要性，找到台灣作為我必須獻身的去處，我知道她一定會聽得進去的。但我沒有時間或耐心與她分享我內心的苦悶，只知道有一天他一定會瞭解的   我強烈回台的主觀意願與客觀情勢確有一段的距離。首先，太太表示現在不是時候，以後會再考慮。 我清楚太太的性格，除非她願意，我絕不願意強求她。我試圖向她說服，並說明我個人的感受。 我提出，「妳心甘情願和我去了肯亞，我很感謝。這次，我不可能違背妳的意願，堅持回台，因為孩子還小，不管我個人的意願多強，我想，我們大家一定要在一起。」 她看著我，「孩子還小是其次，我最擔心的是你回去一個熟習的文化，但我卻是到一個陌生的文化。」 「那麼為什麼妳毫不遲疑地同意與我一起去非洲呢？」我馬上就問。 「因為，」她解釋，「非洲的文化對我們來說都是陌生的，肯亞又是講英語的國家，如此，我們可以一起分享、承擔一個新文化的挑戰，但在台灣就不同了，何況，我還有語言的障礙呢。十天在台灣，我像啞巴，我已受不了。」 我心裡很瞭解她的顧慮，但心中還是悶悶不已，無可奈何。      有一次我們受邀到朋友家吃飯，有一道菜是用海帶煮的，也有海菜沙拉。她知道後，堅持不吃。 回家後，我說，「受邀吃飯，拒絕主人的菜餚，是不禮貌的。」 「對不起，我實在無法想像吃海菜、生魚片或臭豆腐等，」她抱怨地說。 「這只是不同吃的文化習慣而已，相信一定會很快適應的，」我答說。 「Not me,」她搖搖頭說。      從單純吃的習慣的爭執，我擔心她在台灣將面對無數的文化衝突。    八月上旬了！如果回台，我必須找到一份教職的工作。我心裡實在很著急，但也束手無策。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有一天早上起來，孩子還在睡覺，她一早就到醫院上班。我起來準備早餐時，看到餐桌上留著一張小紙條。一看字跡就是她的，上面寫著：”Honey,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Your wife” (親愛的，你到那裡，我就到那裡； 你的人民，就是我的人民，你的太太)  我看完了後，久久無法自持，紅著眼睛，叫醒孩子，告訴他們，我們一起要回台灣了。 早餐時，我問他們知道台灣在什麼地方嗎？他們齊聲說，「No！」，但我問他們要不要和爸爸媽媽一起回台灣？他們都揮手齊聲說，「Yes！」  幼稚孩子的天真可愛，真是我們父母喜悅的泉源。 當晚太太回來時，我紅著眼眶，緊緊地擁抱著她。 天真無邪的西濤和西湘拉著我們的手，不停地大聲唱著，”Mommy，We are going to Taiwan, we are going to Taiwan.”我們也跟著唱。 笑聲中，看著太太憂鬱的眼神，閃爍著淚光。 孩子入睡後，我緊緊地抱著她，深情地問，「很感謝你，改變了想法，為什麼？」「Silly question,」她含情脈脈，把我抱得更緊，「Because, I love you. You thank God ,too」          我必須很快地寫一封求職信到台灣大學動物系。 難以相信，不久，系主任黃仲嘉來信告知，說今年新任教授配額已滿，但因為我的生態學背景是系上需要的，他想向學校及教育部申請一位額外的名額，是否能夠同意，他無法確定，一有消息就會告知。東海大學生物系，是我求職信的第二對象。東海一直都是我很喜歡的校園，因為在淡江英專時，陳明澤的哥哥陳明堂是第一屆化學系的學生。明澤與我暑假時常住在學生的宿舍裡自修。 當時我覺得東海校園及學風是一流的。我就寫了封信給東海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歐保羅(Paul Alexander)。這封信一直石沈大海，直到我們快要離開美國時，我才收到他的一封簡短的來信，只說很希望我回台灣時能到東海見個面。   我到中國一事，台北機場受到日本航空公司人員的義助，無簽證地”偷渡 ”至香港，我只天真地希望國民黨的情治單位並未察覺。葉新雲是1972年台大哲學事件中的一位受害者，他在印大期間都仍存有國民黨情治人員還在到處追緝他的夢魘與恐懼。 他堅持我的活動細節都在他們的掌握中，希望我不要太天真。我既心意已決，心裡十分篤定，但我還特地不時地打電話回家，婉轉地詢問家中最近有無異常的現象，如警察或陌生的人，到家問東問西等事。 他們都說一切平安如昔。不管如何，既已決定，難有轉圜的餘地，我必須不顧一切，承擔這個不可預期的風險。         我們決定離開美國之前，我雖不確定是否有一教職等著我，但我一點都不擔心。 非洲的經驗，更讓我有一種不怕沒飯吃的信心與傻勁。生命是留不住真空的，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我辭去了印大生態組的研究工作，開始準備全家八月底離開美國，回台灣。   從肯亞回到美國三年後，我的生命也產生了重大的蛻變。這次回台灣的抉擇會導引我走上什麼道路？ 塑造我什麼樣的生命？ 我不知道，也無法預料。 生命是無法算計的。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5)

我離開台灣十年的時間，正值一生的壯年期。 十年期間的經歷讓我感覺到個人的生命，包括心靈、知性等的發展，好像經過了一個神奇的蛻變，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了；來美時的夢想已不再是我現在的願望了。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必須好好思考我未來的方向及行動才是。獲得了印大博士學位後，印大「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給了我一個生態調查研究的工作。在生活還勉強過得去的情況下，我關心的不是職業有否的問題，而是我未來獻身的地方了。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集會，見到了幾位回歸中國的學者。飯後談到回歸祖國的感想時，個個淚流滿面，痛不欲生。70年代初期，很多台灣留學生在政治運動澎湃的熱潮下，投奔「祖國」。 現在，他們很多都憤而離開，感慨年輕時都未經冷靜、客觀的思考，把理想濫用與誤用。他們激昂地道出了中國的現狀，從外面的觀察，中國的現實與事實，永遠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真象與假象難以區分，因為中國社會之大，人口之多，資源之缺乏，分配之不均，教育水準之差異，人治之文化，極權之傳統，導致人性之墮落、自私、險惡、虛偽，及政治之鬥爭術令人髮指。這些政治傳統、文化、人性的問題，絕不是一時可能改善的。   我一再提醒大家，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沒有未來的，文革是一大災難。 除非中國透過半世紀，有系統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文化的改革，如同明治維新的堅持，中國將因其對歷史的驕傲及受西方的羞辱形成一種傲慢變態的心理。中國一旦崛起，中國人將成為人類及自然的瘟疫。從朋友理想的幻滅及對共產中國現狀的的控訴，我心中已很清楚。 現階段，我會投身中國作為我獻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不少印大朋友聚會慶祝。 大家的話題都圍繞在台灣的可能未來。我分析了蔣死後，國民黨的極權專制岌岌可危，除民主化外毫無其他的選擇。有人說，「五年內，國民黨一定會倒掉的。現在是你回台灣，不是回中國的時候！」大家都興奮地拍手同意。 對國民黨五年內一定會倒掉的說法，我和葉新雲持著不同的看法。葉的解釋是用Karl Popper 的看法，「社會的改變不可能一蹴可幾，任何的社會改革都是一步一腳印的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不是烏托邦似的改革方法」。因此，他說，「期待國民黨五年內倒掉，是不可能的。」我雖同意，但擔心國民黨是從中國獨裁專制的傳統出生，它是否能夠允許民主及容忍的方式對待異己？使用理性及妥協來解決政治的衝突？我懷疑。    這次聚會討論後，在我的腦袋裡開始滲入回台的念頭。         非洲近三年的經驗，我學習到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人必須雙手趴地，兩腳踏實地做事；多少理論知識，如不付之實踐，實是泡沫而已。常識、常識，行動、行動比什麼都重要。 非洲的歷練是否把我從一個強調抽象、喜歡炫學、傲骨不羈的理念人，蛻變成一個講求行動、冀求解決問題，關心社會、公平、正義的行動人？如馬克斯所說，”The point of philosophizing is to act.” (談論哲學理論的目的是要來付諸行動)。是的，我必須受到考驗。我想，台灣是我接受考驗最佳的地方。    留在美國的吸引力已不復存在，也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 但我無法一意孤行，太太及兩個孩子的未來，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想法。 我心中實在舉棋不定。 當時，我的實驗室裡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後的研究生，他已是伊朗 Pahlavi University的教授。他知道我拿到博士學位後，邀請我到巴勒維大學執教。 他提供的條件十分吸引人，高薪水，實驗室的設備任我採購。這倒打動了我的心。 伊朗雖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但伊朗的歷史文明及地理生態卻吸引了我。 我羞怯地徵詢太太的看法，她搖搖頭，”NO!” 堅決表示不贊同的態度。   隨著時間的緊迫，我想回台灣的心情卻越來越強烈。不錯，我曾大聲喊出 「Sallaba，台灣，永不再見」。但彼一時，此一時也，十年歲月改變了時空，也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的心思。我的父母，及兄弟妹妹，親戚仍然在台灣，我可以到貧瘠落後的非洲當志工，教育他們的子弟，但我卻拒絕回到長我育我的地方？當時，像所有能離開台灣的人，都無國家、土地的認同，還慶幸自己能逃離長我育我的土地，還發誓不再回來，卻毫無怨懟「逼」我逃離的KMT和戒嚴體制。當時，我還驕傲地宣布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這樣的心態！現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恐懼，我也不再是綿羊，更不相信台灣永遠是個被殖民的孤島；歷史是人創造的，權利是人爭出來的。 我相信世上有自由、公平、正義、人權、和平、是非及尊嚴；我也相信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理想夢想有時比吃飯餬口更重要。 我要回去長我育我的土地，表達一個人應有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立命安身，獻身的地方，投入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教育及顛覆，期待 一個獨裁政黨的消失。           我與讀書會的朋友討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卻都反對我回台灣。他們相信我在美國時的左派言論及集會都已在國民黨的掌握中，因此回去是不安全的。我也想到，國民黨的情治單位難道不知道我到中國的秘密嗎？我越想越煩躁、不安。當晚回家時，我告訴太太，我想回台工作，希望她能瞭解。沒想到，她卻一話不說，回絕了。 走開後，又回頭說，”No way!”  一時，我似有無路可走的感覺。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4)

口試完後不久，我與指導老師在辦公室聊天時，我們提到一個人的知性發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過程。他突然脫口說，”Edgar, it is time that you make a commitment, not just reading. Make a commitment and then keep reading.”（Edgar，你現在是要找到一個願意獻身的工作，不是不停地看書而已。先有一個獻身的工作，然後不停地看書）。 說完後，他從桌上書堆中翻出了一本書給我，”read it.”   我回家後開始翻閱。 這是著名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 William G. Perry, Jr. 於 1970 出版的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大學時期知性與倫理發展的類型)。簡而言之，Perry的實驗研究結論是，一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瞭解的發展有三個主要階段：一、二分法修訂階段（the modifying dualism）；二、相對主義瞭解階段(the realizing relativism)；三、致力獻身發展階段(the evolving commitment)。每個階段可分析出各三個細目，總共有九個發展的細目。人當然不像機器一樣，一定會根據這樣的模式發展，有的會拖延一年或不等的時間不斷地摸索；有的感到疑惑，對下一步猶豫不決；有的無法從二分法及絕對觀發展到第二階段；有的到了第二階段時，更感到不安，會借受到挫折理由，或拒絕責任而逃避，而或停滯不前；有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摸索，而是否發展、跳躍到第三階段是最難預料的。 後來很多的教育學者，依據這個主要發現，設計出一套教學課程，根據學生知性的發展階段，引導學生順利發展到最終願意致力獻身的方向。 這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使每個年輕人寫出自己的生命意義。          我看完了後，誠實地分析自己，甚感汗顏。 我已三十八歲矣，但在知性及倫理的發展階段上，還在美國大學生二十多歲時應有的第二發展階段而已，最多，我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探索，尚未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道理，奢談致力獻身的方向。 難怪，我的老師要我有一個致力獻身的工作，而不是一直看書而已，好像一直看書是一種逃避的行為，不知如何打發生命的目的。      我試著追溯我的知性及德性的成長軌跡。 從淡江英專時期正式教育或社會教育下，我以黑或白、是或非、漢或賊的二分法（dualism）的認知來看世間的一切。 所有問題只由「權威」提供的「絕對正確」答案而已。 這個漢賊二分法的知性發展又在戒嚴下一再地被加強，因此，效果特別地顯著。在這段時期我雖然似懂非懂地企圖尋求不同的認知及問題的看法，但效果不彰，因為戒嚴威權的控制下，不容有任何的另類思考。知識的來源(如書、媒體等)都受到嚴格的控制。事實上，中國哲學即以「陰 vs. 陽」作為認知世間宇宙主要的原則。難怪中國人的腦袋思維都在「漢與賊」、「是與非」、「黑與白」不兩立的二分法中團團轉。現在，從事教育哲學工作者都會指出這是一個人最幼稚的知性及德性的發展階段。 如果你已是二十歲以上的人，看人，看世界仍停留在這個階段時，對不起，你應好好反省了。不幸地，極大多數的族群，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還不知自己的幼稚無知，還自以為是。不幸地，這都是台灣政治化教育的「成果」。           我在台大及師大時期，比較有機會多樣地閱讀文學及哲學的各種書籍。國外出版的英文書籍，不同作者對同一議題的看法，透過不同的假設、理論及邏輯，導致多樣的結論；國內出版的中文書籍，對一樣議題的意見都大同小異，是非分明。我可開始看出當時的政府宣傳的破洞、矛盾，開始懷疑政府的政策。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力，這是在相對主義認識下，才會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這一代都在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的制約下長大，很難跳脫出二分法的絕對思維模式。 人世間的問題，特別是道德、文化、政治、歷史等的問題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我開始慢慢地從漢賊勢不兩立的幼稚二分法跳脫出來，進入了一切都是相對的（relative）的思考模式。           根據我的經驗，從二分法的絕對主義，發展到各種觀念的相對主義是一個人知性發展的一大突破及解放。當時，我最喜歡閱讀英國歷代的論說文作家（essayists）如 Charles Lamb，Bertrand Russell, Ralph Emerson, Francis Bacon等， 以獨特異於傳統的各種觀點，論述各種問題的散文，如，論愛情、野心、婚姻、離婚、狡猾、英雄崇拜等等。我也喜歡閱讀懷疑性、爭論性、批判性的文章。這些散文打開知識的N度空間，鼓勵懷疑及想像的空間。 與朋友聊天論事，我總是拿出了各種與眾不同的論調，表示自己獨特的看法。 我想，當時一定給人一種炫學、耍嘴皮的「跩」印象。           所以，1973年回到美國後，我開始重整我學習的方向。我專注的問題：第三世界的發展，包括台灣。我開始注意到，知識透過相對主義的研析，確能對問題的瞭解更廣闊深入，但對問題的複雜度越認識，問題好像越來越多，越不單純，延伸出來的解決及答案卻越來越難。 學生時代，可以耍耍嘴皮，賣弄博學、炫學，除了滿足了自我 (ego) 外，對問題的解決也可以撒手不管。現在，我不能繼續學生時代的心態，因為現實的社會必須要有答案，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趣的是，科學探求真相，或解決問題有一原則，「簡易原則」(law of parsimony) ，即問題不必加以繁雜化，有兩種或多種理論時，優先選擇最簡易的理論，較可能是正確的。我感覺相對主義的知性發展是每人應走的階段，但知識繁雜的認知有時使我心煩，又答案無門，只能撒手不管，無所作為 (inaction)。 一個人不能面對外在的世界，不求答案，只沈迷於相對知識樂趣的話，他就變成了一個無所作為的人了(a man of inaction)。根據Perry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是，學生開始領悟到在相對的世界（relativistic world）裡，不能什麼都興趣，他必須找到符合自己性向的意識型態，願意致力於個人社會的改造。 經過一段時間知識的深耕、探索、解析，以確認他選擇致力獻身的方向。         我慶幸在摸索的時候，我的老師顯然地知道我的迷惑及無作為，給了我 Perry 的研究結果，適時地給我指點迷津。 是的，學位拿到後，生活的壓力也迫在眼前，我更不能只停留在知識樂趣的探索，耍嘴皮，不知作為，而自以為是。 我必須強迫自己，忠實於自己及信仰，考慮出一個安身立命、致力獻身的方向；我必須嚴肅、急速地思考我未來的抉擇。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3)

1973年，從Tumutumu知識貧瘠的小社區，回到滿佈書籍的印大校園，使我心中沸騰著知識的飢渴。 除了上述對第三世界關懷的議題外，我積極參加讀書會，旁聽政治系的討論課，或自我閱讀中，涉獵了很多所謂「基進」(radical)、「左派」觀點，對環境生態危機根源及政治經濟學的分析。這些作者的分析指責政府高官、大企業家、經濟學家、媒體及華爾街的理財專家們，不負責任及信口開河地報喜不報憂的心態，假以時日，終將深陷美國及全球於經濟、財政及生態的危機。當時有一組織，「基進政治經濟學聯合會」(The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出版的學報中有一篇擲地有聲的警告文章，「銀行：在薄冰上溜冰」（Banks: Skating on thin ice），清清楚楚地預測出，美國政府對銀行不加管制、放任的(laissez-faire)經營方式終將導致銀行的破產，除非政府注入大量貸款融資，才不致造成全面的金融恐慌。 不幸地，2008年美國發生的經濟、財政及金融界危機的情況，如同1973年該篇文章所預測的一模一樣。 除此，這些聯合會的學者們常譏笑當時的主流經濟學家為占星家。 在逐漸全球化的經濟體制下，他們也懷疑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相容性，未來世界不僅經濟財政問題難以收拾，環境生態危機將不斷浮現。 有些文章分析現代科技文明的危機，日後也影響我對科技發展的看法，及懷疑以科技解決環境生態危機的樂觀心態。   Jovel Kovel(2002) 寫了一本”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或世界的結束）分析民主制度、資本主義及科技發展的變形扭曲，已變成了人民及自然的敵人。Kovel教授認為未來革命只是時間的問題。 這本書及其他閱讀使我意識到未來的世界，人民的自由及人權將逐漸喪失，環境生態也將繼續惡化，有日，自然的終結不是不可能的；人類的滅絕也指日可待（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說有可能；澳洲教授Frank Fenner說100年內），所有民意支持的環境生態運動將無濟於事。   1970、80及90年代，有識之士擔心資本主義及全球化的經濟在激烈競爭下，只以擴大利潤、不斷成長原則的發展，社會及地球終將無法承受。 他們的警告及預言，終於在二十一世紀開始慢慢浮現出來。事實上，今天 (2013)，有錢有勢的1%菁英、政客、財團，掌握資源，只為利潤，貪婪成性，偷雞摸狗，什麼事也做得出來；他們胡謅、瞎掰民主及資本主義的虛實，以全球化為藉口，到處蹂躪、剝削、改造自然，視為當然；透過行政、媒體的掌控，愚化民心，以行「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之實矣！   2013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來到了紐約參加我媳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畢業典禮。 結束後，指導老師在家辦了一個茶會，邀請她的畢業學生及家屬參加，我也跟著去。茶會中，這位教授已白髮蒼蒼，但精神奕奕，開始起立致詞時，說了一些恭賀的話，最後，轉了口氣說，「這個世界已惡化到太不像樣了，我希望我的學生走出這個大學後，就從事革命的運動吧！」我嚇了一跳。 離開時，我禁不住走上與她握手說，「我很高興聽到您對學生的忠告…」，「那是唯一的一途。」，她打斷了我的話。我盯著她，不斷地點頭。          我亦持續研讀 Karl Popper 的著作，靠著第二手詮釋的作者得以慢慢地掌握到Popper的科學、政治及歷史哲學的精髓，其中，我最感激 Bryan Magee 在1973年出版的「哲學與真實的世界：Karl Popper入門」（Philosophy and the real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Karl Popper））一書。這本書整合了我過去凌亂閱讀 Popper 著作的片斷認識，讓我從知識論(Epistemology)開始，慢慢瞭解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後，才真正地抓到了 Popper 的科學哲學的原則。 我也進一步認識到為什麼社會科學（政治、歷史及經濟）及心理分析必須以 Popper 的見解評論之。我開始看出 Popper 偉大的成就是在他顛覆了西方過去三百年，以歸納法(Inductionism)的科學及思想的傳統觀念，並提出區別科學與偽科學（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的界線(Demarcation issue)。 Popper 的創見不僅衝擊了自然科學，也影響了社會科學。 因此， Popper 於 1994年過世時，被很多諾貝爾得獎者譽為「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無出其右。」           我認為，Popper打破了西方歸納法的謬論 (fallacy of induction) 後，使西方傳統科學方法從「歸納法」(inductionism) 進入「假說演繹法」(hypothetical deductionism)，再進入批判思維 (critical thinking)，是使西方科學的進步突飛猛進的原因之一。中國知識文化傳統仍受限於觀察、經驗、證實的歸納法，對Popper的科學知識論難以接受。可惜，台灣各大學忽視哲學，對Karl Popper更缺乏興趣。         早期，我常常聽到「二十歲時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理想的人，但四十歲後仍然相信共產主義，是沒有理智的人」等的話。Popper 年輕時亦為馬克斯主義信徒，共產黨員，但親歷希特勒納粹主義及史達林共產主義的劣行，Popper 開始追溯歷史以尋求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根源。Popper 以他的科學哲學的創見及方法，應用到政治及歷史的分析。在「開放社會與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書，他大肆批評伯拉圖 (Plato) 及馬克斯。特別對馬克斯主義的批評，犀利有理，深獲我心。Isaiah Berlin在他的「馬克斯傳記」裡，寫著，「對馬克斯主義的哲學及歷史教條，Popper 提出最嚴謹和最令人驚嘆、欽佩的批判。」我當時讀完 Popper對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後，心想，我不可能再相信共產主義了，如同 Bryan Magee 自己說，「我不相信，任何理性的人，讀完 Popper 對馬克斯主義的批判後，還可以是一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我必須在此告白，我必須感謝 Popper 的精闢見解，使一個天真的年輕人，不因有理想而誤入歧途。 Popper 的政治哲學影響了我即將面臨的決定；Popper 的科學哲學影響我研究科學的態度；Popper 的整體哲學影響我後半輩子看社會、看世界的角度，誰說哲學只是清談，不實在？一無是處？   我來到美國短短的五年內，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志願到國人鄙視的非洲，只為了滿足我對非洲的憧憬，結果豐富了我探索生命的內涵。我來到非洲，非洲改變了我；生命神秘的力量卻同時讓我完成博士學業。 當時離開印大的心情是完成學業與否，我已不是太在乎了。 因為當時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在探索知識和生命意義之間產生了一些懷疑與矛盾；知識是無涯，生命是有限。浮士德晚年悲嘆學術象牙塔裏生命的空虛，我可體會， 因此我對早期迷信於博士學位的的迷思也就看淡了。 但我個人也深切的瞭解，作為一個凡人， 有如浮士德般的執著於追索真善美的偉大精神，我個人是無法想像的，更無能力或條件去追隨。 如果，浮士德高貴的理想和不妥協的精神也可容許自己受梅非斯特 (Mephistopheles) 的引誘而與之訂定「賣身」的契約，去探索生命另類感官的享樂，那麼我這個凡人的「妥協」，甚至「墮落」又算什麼呢？           我從台灣傳統文化價值，及「錢錢錢」價值觀的家庭環境長大。我去非洲，只是想到非洲滿足我對生命的憧憬，去尋求生命的多樣性而已；我去中國，只是想瞭解、感受人類文化革命的震撼。 生命的開放及奧秘才不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左右駕御。 每個人的生命，沒有理由必須受到傳統、歷史及政治的束縛。當時我就體認到世間確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也有錢買不到的東西。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2)

回到 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學的校園，感覺恍如隔世。一個多月前在非洲Tumutumu，對照在美國 Bloomington 的經驗，其差別竟是天壤之別，實在很難瞭解人處在不同空間，際遇竟會如此不公不義。美國的生活如此方便，物資如此豐富，使用資源如此浪費，一時我還難以適應。在美國因收入微薄，非洲儉樸生活的習慣，倒使我們適應簡單的生活。 我認為這是我們一生最大福氣之一，不但沒有人比人的壓迫感，還對他人無謂奢華的生活感到遺憾。 影星 Kirk Douglas 年老受訪時說，他一生最大的資產來自他幼年時的貧窮經驗，使他瞭解生活及生命的滿足、快樂及意義，與物質及金錢的多寡無關的智慧。      我們回到美國印大後不久，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西湘就出生了。我的太太決定全心留在家裡照顧兩個幼兒。 幸好我有研究獎學金及兼差其他計畫，過著一個月四百多美元的收入，勉強維持家計。我很感謝太太為了孩子，寧不工作，且能安貧樂道，為孩子、為家庭的愛心，使我能專心研究論文。 我們住在校園裡的研究生宿舍Redbud。每天一早，我就散步到 Jordan Hall 生物系實驗室，解剖從非洲收集的變色龍。因為論文提出的問題很多，我必須解剖的器官也很多。蜥蜴生殖器官又細小，又要測量、記錄，工作十分單調、乏味、又冗長。解剖時又要忍受嗆鼻、眼的福馬林，工作實在不好受。經過八個多月不眠不休的解剖一千多隻的變色龍的生殖結構，包括雄性的睪丸、附睾、輸精管、脂肪體、腎、及肝等；雌性的卵巢、卵泡、輸卵管中的卵數或胚胎數（這兩種變色龍都是卵胎生的蜥蜴）、脂肪體、腎、及肝等。這些冗長乏味的工作結束後，就必須整理分析資料。論文寫作又是一件頭痛苦惱的事。因為資料收集太多了，我必須暫時割愛很多有趣的資料，如生殖、捕食行為及族群結構的分析。 從解剖、資料收集、論文分析、撰寫、討論、修改，經我篩選出四篇主要的論文作為我的博士論文。我把篩選出四篇主要論文的大綱交給Nelson 教授後，他不置可否。 每次看到論文的大綱擺在桌上，動都不動，我心中就有些不適。 這段時間，做著冗長無趣乏味的工作，每天都感到十分挫折。 寫作論文期間，我與指導教授Craig Nelson發生了多次論文中一些觀點差異的爭論。Craig對我的一些論文的意見常常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吹毛求疵，刻意挑剔，好像是他要告訴我什麼似的，又不敢明講。 當時大學教授們的出版論文多寡是一件割喉似的競爭遊戲，不是「出版」(publish) 就是「陣亡」(perish)。我不知道，他是否擔心，我不會把他列在論文出版時的共同作者？ 每次爭論，我也為我自己的觀點辯護，但心情總是不快。寫作無心之餘，我常常到政治系的研討課旁聽一些政治經濟學的課，或到圖書館瀏覽。  我在四月上旬就完成論文的撰寫，但因四位口試委員的時間關係，我的論文口試的時間只能安排在七月上旬暑假的時間。雖然還要等待三個月的時間，但我的心情倒沒有急著完成口試，也樂得有時間思考我的未來。 那一天論文口試的大日子，我自信充分的準備了我論文的報告，但心理還是緊張。報告完後，四位委員開始都稱讚我的論文資料十分豐富，分析清楚。 之後，個個卻針對我的論文討論部分有關生態及演化理論的推測及假設大加拷問，我雖力辯，也出現不少令我尷尬的場面。 經過兩個小時的煎熬後，我的信心頓失，臉色蒼白，像隻閹雞，垂頭喪氣地走出來。我回到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屁股用力地栽入沙發椅中，心神忐忑不安地等著。久久後，我的老師開門進來，就高興地喊，”Congratulations，Edgar! You did a good job.” 我站起來，抱著他，感謝他。我就跑著回家，興奮告訴太太論文通過的好消息，感謝她一路的支持與鼓勵。 通過口試那天的下午，Nelson教授邀我到一家酒吧，開了一瓶白酒慶祝，宣稱從今而後視我為摯友。我很高興，也很感恩他的支持及鼓勵。他說我離開印大到非洲時，他確實對我很不滿，因為我拒絕了他希望我到南美做研究的要求。不過他看到我在非洲獨立地完成了如此龐大的研究工作，研究經費又花費不多，是極其不簡單的事。因此他很為我而驕傲。 對我的刁難，他坦承地說，是因為有點嫉妒的原因。美國人的可愛的地方就在誠實，不虛偽。 我主動地建議論文的最主要一篇（Comparativ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wo sympatric tropical lizards Chamaeleo honeli and Chamaeleo jacksoni）與他聯名出版，其他三篇我各自處理。他也很感謝。後來，這四篇論文都在德國及美國的兩棲類的權威學報出版了。 從解剖等資料收集、分析、撰寫論文至通過口試，獲取博士學位，這一段期間是我一生知性的學習、成長和整合，收穫最豐碩的兩年。除了生態演化的專業知識外，還包括其他專業以外的知性學習，特別在科學哲學、政治、經濟發展理論，及科技社會學等。 當時，我自信博士論文的撰寫及通過只是時間，而不是有無的問題。因此，除了後來，與指導教授之間發生了一些摩擦外，我心情感到毫無壓力，因而可以悠閒悠哉的做一些撰寫論文以外的探索。從非洲回到美國後，我的整個知性的定位好像是被一座特殊的指南針，對準非洲及第三世界問題的方向。看電視、報紙和雜誌報導的內容，我總是從非洲人的觀點，從制度的不公不義，從西方的帝國及殖民主義的殘酷，作為評斷批評的基準。 1970年代，第三世界是美國知識界關心的議題，因此，書店擺滿為第三世界抱不平，以及批判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和資本主義本質的書籍。 從學術清談的象牙塔，體驗非洲的生活和目睹非洲的慘狀，再回到探討知識的學術校園，我有一股強烈的欲望，想從知性的層次來瞭解第三世界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當時，第三世界不只包括非洲，也包括台灣、東南亞各國、中國及拉丁美洲等落後的國家。我於1965年離開台灣時， 對台灣國民黨的厭惡，除了個人家族被迫害的原因外，對政治懵懵懂懂，我僅從基本的民主認識，唾棄國民黨的專政獨裁，從一般常識，厭惡國民黨的欺騙伎倆，但對台灣將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的發展及其模式，未曾想過。       看到非洲國家獨立後，各國卻有對未來的社會有不同的理想及政體。坦桑尼亞獨立後，把社會主義、農村互助（Ujamma） 及自立更生 （self reliance）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中國以馬克斯社會主義思想推動人民公社制度，拒絕西方的影響，以冀求發展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模式。我關心非洲的發展，自然也開始關心中國、台灣的經濟發展。當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及發展中的國家以剝削農民，鼓勵中小企業，以及外銷導向的政策，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唯一經濟發展模式，也把發展的定義只以 GNP的成長（國家總生產毛額）作為指標及目的，對經濟發展與人、社會和環境的矛盾、衝擊置若罔聞。我從當時閱讀各種批判資本主義的瞭解，以及從發展中的國家所發生的各種社會與環境問題為證，對這種發展模式，甚不以為然。因此，我特別興趣閱讀有關第三世界的發展理論，及西方跨國公司如何剝削第三世界的案例，希望能透過理論與案例的學習，使我對世界複雜的問題較有進一步及系統性的瞭解，希望未來能為第三世界被壓榨的人民伸張正義。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1)

一個星期很快的過去了，我們準備轉往一個不可告人的地方。   七零年代初期，台灣戒嚴肅殺的政治氣氛依舊；兩岸人民的接觸是天大的罪行。所以，我開始感到擔心，相信我在出境時一定會比入境時更緊張。我們飛的是日本航空公司（JAL）的班機，我們到了機場時已慢了半個鐘頭，太太孩子順利地辦完登機手續，等到我時，日航小姐翻著護照，問我的香港簽證呢？我一時啞口無言，香港簽證？我與中國使館商談時，我以為到香港的事都已安排好了。我就說到了香港就沒問題了，但小姐說什麼也不同意。我們在櫃臺上僵持了半個鐘頭。因班機客人都報到了，他們也要我的太太和孩子先出境上機。這讓我更心急，我懇求小姐讓我上機，保證到香港後絕無問題，一來一往，引來旁邊「機場工作人員」探頭關心。 小姐也急了，找了日航經理來處理。 他知道了情況後，很平淡地說，你沒有香港簽證，我們實在無法讓你登機，對不起。 我急著說，「太太和孩子已登機了。請讓我到香港後，我保證一定沒有問題的。」 這位經理看著我，也不為所動，我急了，看著他，我說，「我要到中國去，我已安排好了。」這下子，他轉過頭來，盯著我說，「你不要胡說八道！」 他左右環視一下，馬上從櫃臺走出來，以台語急著說，「跟著我來！」我跟著他穿過日航辦公室的後門，出來後，他拉著我的手，快步地走往停機棚。顯然地，我是最後一位，他親自把我送入機艙後，就要空服員關機門起飛。 我找到了太太和孩子的座位後，我全身無力地癱了下來。不久飛機起飛，我激動地很想痛哭。我紅著眼眶，看著無辜的太太和孩子，我終於哭了。 我告訴太太說，「I met a guardian angel again.」(我再碰到一位守護天使)。            飛機降落到香港機場後，停在空地的停機棚位。空服員要大家坐著不動，等機門打開後，突然衝進來了兩個穿制服的航警，直接就走到我的位子旁，很粗魯地要我站起來和他們一起出去。 走到機門時，航警一邊一個用手插進了我的左右手臂，押著我下階梯。我回頭看著太太和西濤，所有的乘客都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被押下去。           我被押到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出來了兩位官員，要我坐定後，開始質問我。 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我已安排好到中國大陸，請他們打個電話到某某先生。 三十分鐘後，進來了一位先生，自我介紹後，請我再等一回，說辦完手續後一切就沒問題了。果然不久，我就被釋放出來了。他帶著我到航站大廳，說太太和孩子在那兒等著我。我們三人緊緊地抱在一起，高興又團聚了。他與我握別時笑笑地說，「歡迎回到祖國。」      第二天，這位先生就帶我們通過羅湖，坐了短程的火車到了廣州火車站，搭乘京廣鐵路到北京。京廣鐵路長達 2300多公里，行經二十多個城市，費時約38個小時。我們買了三張來回普通臥鋪，心想如此可以和中國普羅大眾一起，感受到中國人一般的生活。 我們一上火車，找到了我們的臥鋪後，我們就被車內的乘客圍繞起來，車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有的逗著西濤，有的向我問東問西，有的向我太太學英文，一路上都得不到安寧。 時值八月燠熱的天氣，西濤只穿著尿布，每到一站停靠時，我們都帶西濤下車讓他東跑西跑，吸引了很多人逗著他玩。時值文革末期，但氣氛仍十分肅殺，人民生活及衛生條件仍十分簡陋，一切似有百廢待舉的景象。   第二天傍晚，我們終於到達北京。下了車，就有人來接我們。當我們步出車站時，突然後方有人追上我們，手裡拿著一把未吃完的香蕉，說是我們忘記帶走的。的確，香蕉是我們不要了才留下的，請他留著用，但他堅持要我們帶走。文革期間，我閱讀了不少這類感人的故事，我竟能親身體驗，真是令人感動。            我們被安頓在一家旅館內，三天的安排行程外，其餘時間就自由遊覽北京各處的名勝古蹟。 第一天，參觀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所後，與研究員座談。文革的激情熱潮雖不再，但學術界的工作人員還是活在恐懼中，科研工作尚待恢復。與他們討論，個個都緘默不語，只客氣的說，要聽聽我的生態學的看法。 我向他們報告博士論文的研究內容；感嘆廣大多樣的中國生態體系，就像非洲一樣是生態研究的寶地。他們都說對演化理論的研究較少，希望我能學成後，回祖國。 第二天，與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等見面會談。座談會中，台籍學者大概沒有超過一半，照說，我們應該可以熱烈地討論，但整個過程似乎十分詭譎，好像無法暢所欲言，談的都是制式化的東西，如歡迎回祖國效力等的內容。 會後我特別邀他們私下談談，他們也說不方便而作罷。 第三天，受邀與有關當局會面餐敘時，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也受到邀請，但整個餐敘十分沈悶，只看到當局的黨務高幹高談闊論，內容千篇一律。對全國受到如此重大衝擊的文革運動，好像大家都無意見，我就提出同情文革的另類看法，大家都緘默不語，好像文革都沒發生過似的。對當時中國讀書人的無奈，我印象深刻。          在所有見過面的人中，唯一我仍記得的是林盛中，北縣永和人。他是美國       Brown 大學博士，是七零年代保釣運動中最早回歸祖國的留美學者之一。 當時回歸的朋友不少，現在大家都已近退休年齡，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們內心的感觸。            三天剩下的日子，我們參觀了長城、紫禁城、明十三陵、天壇、頤和園和北京市的著名景點等。當時在外吃飯時，還需飯票的時候，餐廳都很樸實，菜色都很簡單，味道也很普通，但剛從肯亞的簡樸生活，來到中國，我覺得菜色很多，味道也很好。不過，官方請客的排場、菜色及作法，另當別論。          我相信京廣鐵路來回兩趟後，對中國沿路一般人民生活的情況是可以稍微瞭解的。常常有些停靠站的停留時間相當長，我常與下車休息的旅客閒聊，深感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集體的教育運動下，人雖純樸善良，但溝通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國後，經二十多年社會主義自立更生式的經濟發展下，社會雖患寡，卻不患均；我擔心有一天讓走資派蔓延下去，人民貪婪無度，社會不患富，卻患不均。      回到香港，稍定下心後，思緒不斷。想到這一次在台灣機場臨危的狀況時，冥冥中守護天使又再出現。這次是一位善良、慈悲、果斷、勇敢的台灣人，不顧一切地，毫無理由地保護我，讓我不因一時的衝動及無知而受害，否則，後果實難以預料。至今，我一直都十分感念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機會當面感謝他，也要以他為榜樣，善待別人。 一生未種善因，怎能受到上蒼一而再，再而三如此的眷顧？         生命是選擇的結果。來到美國一連串的選擇後，命運一步一步地推展引領著我的未來，我無法預測，也無法控制，但卻改變了我的生命。事後，自覺選擇的過程天真無知，只以傻勁行事，結果卻能平平安安地走過來，心中充滿了感恩及神秘。          這趟中國之行也讓我學習到很多的政治現實，體悟到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對我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衝擊呢？ 當時，我也無法回答，只知道，我必須完成我的博士學位後，才能做進一步的決擇。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40)

我只能以「五味雜陳」來描述我必須離開肯亞的心情。學校和醫院都為我和太太各舉辦了歡送會。肯亞人歡送我們的熱忱，我以後也未曾在任何的場合經驗過，一直到30多年後，在2005年離開西非甘比亞時總統的送別會，再度地體驗到非洲人的熱情。 但是很多在醫院、學校及社區附近結識的朋友，另外在山下的一間小吃的地方為我送別時，最令我感動。 難過的他們再也無法私下或週末時，與我在他們家或樹下，安心地發洩他們心中的塊壘，與我分享非洲歷史的哀傷與氣憤了。       來到 Tumutumu，我有一種天真浪漫的潛意識，以為可以改變非洲。平時看當地的報紙，我常禁不住以讀者回應一些對新聞的不同看法。 但短短不到三年，我發現我不但沒有改變非洲，反而非洲改變了我。 這樣透過實在生命的經驗，所體驗出來的認知是我生命最深層的蛻變(transformation)。 我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天真理想，太多與肯亞不可分割的關係，沒有非洲的經驗，沒有陌生肯亞人的救命，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再見，肯亞！我誠摯地感謝您，我會再回來的！       我們依依不捨揮別肯亞後，在曼谷停留了三天，轉往台灣。想想我自1965年離開家人已經長達八年了，其間很少與家人聯繫。 結婚時未曾徵詢父母的同意，也未邀請他們來美參加婚禮。 想到台灣父母望子成龍，期待兒女衣錦返鄉的傳統，我心理著實涼了半截。此次返鄉，不是從人人羨煞的黃金國度，而是來自人人排斥的黑色大陸。 伴隨著我，不是期待的美國奢侈的舶來品，而是一位異國的女子及混血的孫子，不知家人將作何感想？ 飛機快到台灣上空時，看著太太憂鬱嚴肅不語的神態，我僅能溫柔地握著她的手，傳達我內心的不忍與安慰。 一位清純門諾傳統的少女，勇敢地愛上了一個異國的男孩； 結婚不久，就毫無選擇地嫁雞隨雞，無端地接受非洲窮困及文化的衝擊及挑戰。 不到三年，她又必須毫無選擇地面對另類的陌生文化，我可感受到她所受到的心理的震撼及壓力。 這次，她必須面對的是從未謀面的公婆及兄弟妯娌，我更能體會到她的不安。 看著她不停的往窗外看，我心酸不已。 何況，我心理更是複雜不安，長達八年後，我仍一事無成。 父母家人的期待，我可橫心不管？ 之前，我已是一個不循規蹈矩的不孝子；他們可否瞭解及諒解我放蕩不羈，不顧家人，只顧自我生命追尋的意義？何況我心底深處，還有一個危險密訪中國不可告人的秘密。             飛機著陸的那一剎那，我卻沒有感受到著陸非洲那一瞬間的興奮。 我心情忐忑不安地走出機門。 太太抱著西濤一起走近入境櫃臺時，我心臟怦怦地跳動到快要爆炸，看著檢查員拿著護照，不斷的翻來翻去，狀似發現有什麼不對的樣子。 檢查員抬頭看了我一下，「這麼久沒回來過嗎？從非洲來的嗎？」我點點頭，看著他蓋上戳印，心中還是上下跳動地走出關卡。 炙熱的天氣，滿身大汗推著行李走出松山機場大門，看到人山人海混亂的接機人潮，我興奮地左顧右盼，期待接機的家人。 許久，我卻看不到任何家人的蹤跡。我們等著等著。記得離家時，家裡也無電話，看到太太落寞的表情，卻未曾說一句抱怨的話語，只耐心的看顧西濤。在經一段時候，人潮逐漸散光，仍看不到接機的家人，那份興奮的期待頓時落空。 我開始懷疑家人是否收到我離開肯亞時寄送的信函。 七零年代，來往台灣與非洲的郵務一定不是十分暢通，信件往返時間很難確定。我雖在很早就用航空郵簡告知家人到達的時間，顯然他們還未收到。唯有一途，坐上到台北的公路局車子再說了。           當時我落寞孤寂的感受，不知如何向太太交代。八年了，台北的變化，我還可以認出嗎？ 我們只好坐上計程車告訴司機前往南京東路四段的一條巷子。到了附近時，一切彷彿還可辨認，不久就看出老家的樣子。我興奮地走進去，看到母親低著頭坐在櫃臺旁，專注著整理文具，抬頭看時，她那驚訝的一瞬間，卻讓我沒有感到回家的溫暖。 我心中抑鬱不快，對著母親說，「你們不知我要回來嗎？」 母親卻答說，「你也不寫信回來告知啊！」   當天晚上，我就感覺到家裡氣氛詭譎，大家在一起都很冷淡，無話可說；弟弟妹妹們都已長大成人，八年的分離，又疏於聯繫，彼此看起來很陌生的感覺。 哥哥、父親坐著默不出聲，只見母親不斷的數落大哥，不照顧家庭。 一度還與母親吵起來。 經弟弟私下告知，大哥在外不知在幹什麼，常有外人到家討債事。家裡經濟狀況一再地惡化，使得家庭難以和睦。   回家一星期，每天總是聽到母親的抱怨。 大家團圓吃飯，氣氛十分沈悶，閒話家常時總是圍繞著錢的問題上。 當時我又無財力幫助家計，只能私下拿些錢給母親。 平時， 只在父母逗著西濤玩耍時，家庭尚有些歡樂的情景。 全家人沒有興趣問及我們在非洲的經驗。 我在家時，心中抑鬱不適，只好帶著太太和孩子到處逛逛。          我不敢告知家人，離開台灣，密訪中國的事，只告訴家人離開台灣回美國唸書，並堅持家人不必到機場送別。 這一趟千里迢迢回到闊別八年的台灣，見到家人的經驗，我心中難過不已。 想到家裡的未來，想到自己，心中充滿混亂、壓抑、矛盾的心思。面對家人窘迫的困境.，想到過去十多年來，我滿腦袋子浪漫理想，自我本位利己的作為，對家人的困境無能幫助， 還在關心著文化大革命，探索自我生命的意義，我心如刀割。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9)

我來到肯亞後不久，有一次到機場接 Ethel Yoder。我看到了兩個東方人，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樣子明顯是來自中國。我移了幾個位子靠近他們，用英文問，「From China?」。 他們點點頭，我就以中文問，「講中文嗎？」這時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著我，轉過頭，就沈默不語。我再問了一次，「講中文嗎？」其中一位搖搖頭，我覺得怪怪的，不會中文卻會搖頭，「您是中國人吧，不講中文嗎？」 搖頭的那一位突然說出，「會啊！」話匣子一打開，就問我哪來。我說我來自台灣，在美國讀書，被教會派來肯亞作志工。 那位搖頭的先生，顯然是位高層，就不停地數落美國帝國主義，到處侵略，選舉民主是假象，都是階級在作祟，美國工人有自由嗎？ 談到台灣，他更激動地說，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台灣歷史上是「祖國」的一部分。 我開始時靜靜地聽，心中十分納悶。 最後，我耐心地說明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歷史沒有必然性，歷史更不能決定什麼，如果能的話，那麼台灣應屬於台灣原住民啦，日本、韓國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啦！我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似乎與他的格格不入。他就不耐煩地站起來說，「中國變化太大了，歡迎你到中國參觀訪問。」         中國為了拉攏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特別不遺餘力經援社會主義的國家坦桑尼亞及贊比亞。建造「坦贊鐵路」是為當時世界經援最大的計畫。中國人在東非出入動輒數千，媒體都是有關中國的新聞。 站在非洲的土地上，我可感受到非洲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殖民蹂躪的悲慘及激憤，寧願接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經援。看著他們兩人離去，我心理十分複雜。 一方面，我感到他們的想法可怕與可憐，當數億中國人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裡一樣，一模子印出來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人的價值何在？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感到，有尊嚴受損的中國人誰會理性回應敵對的國家？ 我也可瞭解，中國統治者強烈的激進，是一種不想再受到列強屈辱的尊嚴表現吧！   有一天，我驚喜地收到了中國駐肯亞大使館參加國慶酒會的邀請函。 收到後我毫無猶豫地接受。那晚，我和太太駕車至奈羅比，進入中國大使館時門禁森嚴，參加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洲人，白人不多。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使館的酒會，看到場面如此盛大而豪闊，印象深刻。我們拿著酒杯，穿梭在賓客中，見人就舉杯互敬。突然一位年輕的中國人上來自我介紹，他說他是代表使館來歡迎我們參加酒會，並提及機場與兩位中國人談話的事情。他特別帶我們進入一間辦公室，拿了一袋雜誌書籍給我，並說很希望我能考慮回「祖國」參訪，他們會全力協助。   在肯亞最後的六個月，各種思緒在我腦海裡不時盤旋。 未來生命的走向，我必須作些選擇。 非洲的經驗已讓我掌握到「生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Life is an open system)，我應自由地打開胸襟，追求自我的夢想；非洲的經歷也顛覆、改變了我出國時的價值觀。教學的生涯對我吸引力已不大，企業賺錢的工作從未想過。但我未來的夢想是什麼呢？我必須好好考慮一下。 現實是我必須回到美國完成我的博士學業，時間要多久呢？ 結束後，做什麼呢？ 我也開始感到徬徨。   我已離開台灣八年的時間。 開始規劃回美國時，我們已決定取道台灣探視心中想念久別八年的父母及家人，也讓父母第一次與媳婦和孫子見面。 規劃行程，從未想過訪問中國的事。 但從中國大使館酒會回到 Tumutumu 後想到中國參觀訪問的念頭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 從台灣結束探望家人後，不是可以順道轉往中國參訪，滿足我對中國文革的那份浪漫的憧憬嗎？ 從未來世界的發展，我體會到政治上，台灣是一個自欺欺人，窮途末路的神話王國；中國是一個掙扎突破，充滿未來希望，無法忽視的大國。在非洲，我可感受到中國的誘惑力。 在那蠢蠢欲動又不確定的年代，未來將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提供每個人可以追求夢想的實現，感受什麼都可能的機會。 我必須到中國，以滿足我對中國的那份浪漫的情懷，就如同我來到非洲的心情一樣。   三年在肯亞的時間，我與台灣的資訊和聯繫完全斷絕，但瞭解台灣仍在戒嚴時代，我還是很擔心先到台灣，再轉往中國所冒的危險，所以我一再地要求使館人員絕對的保密。時間原則確定後，包括所有費用自理，我親自到大使館與他們敲定最後的細節：我們從台北先到香港，再從羅湖至廣州，再從廣州坐火車至北京，前後十天。他們給了我各地必須聯絡的人與電話，並安排在北京的行程，一再地保證絕對保密。   就在離開肯亞一個多月前，MCC 駐奈羅比總部的會計長突然要來Tumutumu 拜訪我。因為舊識，我們也很高興的歡迎他。午餐後，他才說明此行的目的。他說，奈羅比有一位美國企業家很希望我能同意在下個週末的時間，到他家吃個午飯，我很高興的同意了。當天，我準時到達他家，出來歡迎我的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的美國人，十分老成專業的樣子。 他先帶我巡視整個房屋的四周環境，其景色佈局只有在好萊塢的大明星的豪宅才可看到。 客廳挑高的高度簡直無法相信，四周玻璃的採光及各種植物讓人如在叢林中。坐定後，穿著制服的女傭就送上飯前酒。 他說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及政治，知道我是來自台灣，很想跟我討論一些中國的現況，特別是在文革以後可能的政治發展。我毫不掩飾地表達我個人的看法，從瞭解中國三千多年迂腐的文化，我坦承十分同情中國的文化革命。 我希望中國能夠透過文化反省及革命運動產生中國的「文藝復興」。可惜，從各方面所得的資訊，毛澤東利用文化大革命作為他打擊政治對手的鬥爭工具，那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運動，不是文化革命運動。，現在看來這是一場大災難。但我仍相信如果中國未來沒有經過長期有系統真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生活及法律文化改革命運動，後果不僅是哀哉中國而已。 中國崛起後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將是人類與地球的瘟疫。 我們也談了很多中國哲學的問題，他對我指出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百家不再爭鳴，先秦豐富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即從中國哲學中散失， 感到特別興趣。   分手後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也十分狐疑，事情絕不是如此單純。記得我在印大時曾參加幾次反越戰大會的演講後，一些朋友就曾被美國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央情報局）的人調查，問及有關我的事。我也相信這頓午餐也與CIA有關，但我認為問心無愧，只是書生之見，也就坦蕩蕩地表達我的看法。我回到美國後，MCC肯亞會計長曾來電證實，他是美國CIA派駐東非的主任。 他因知道我曾進出中國大使館兩次，而引起肯亞情治單位的不安。因我的「雇主」是美國機構，想要逮捕我之前，先徵詢CIA的意見。經CIA主任認定，確定我是書生一個，絕無任何不法的陰謀。我才得以平安順利地離開肯亞。           生命的遭遇無常。 有人天真浪漫而受害；有人天真浪漫也無辜。我何等幸運。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8)

不久我就要離開Tumutumu了。 快三年的時間，我經歷了無數大小的生命經驗，感受到非洲族群和歷史的悲情，驚嘆非洲自然生態的壯麗奇觀；我也學習到無數的生命智慧。 我知道我已不是我過去的我了。   但在離開肯亞前，我必須簡要地向讀者做個交代，那就是有關我的政治思想及意識型態的發展歷史，您們才能瞭解我在肯亞所做最後的決定：密訪中國。   在我懵懂的年歲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什麼特定或強烈的政治思想或意識型態。我到七歲前，正值二次大戰的時期。 1942年，父親也被派往海南島負責林木的砍伐任務。 幾個月後，父親的音訊全然斷絕，全家頓時陷入陰影。 大戰結束前二、三年，盟軍大舉轟炸台灣北部。 我家曾分別兩次疏開（撤居）至三峽父親的老家及新店母親的老家避難。 兩地生活，我都有十分快樂的回憶。 戰後不久，我家幸賴四叔的幫助回到台北，暫居在華陰街的一棟簡陋日式房子。 1945年日本投降後，整個台灣陷入倚門望親、家破人亡的哀怨、困窘、混亂的年代。 有一深夜，敲門急促的聲音驚動了全家，門打開竟是我的父親，只見母親淚流滿面，父親嚎啕大哭。 看著大人圍著父親，忙進忙出，東一句，西一句。我們三個稚齡的兄弟，看著父親手裡握著一包小行李，消瘦的身軀，狼狽的樣子，似曾相識的面目，呆呆的站著，不知所措。   不久，1950年初，在我懵懵懂懂的歲數時  就遭受到政治暴力的烙印。 戰後，我父親這一代兄弟們都住一起。 某一天深夜，急促粗暴的敲門聲驚醒了大大小小的家人。 當門打開時，突然衝進了二十多個荷槍實彈的軍人，把所有的人從夢鄉中粗暴地叫起，一面用槍桿子，一面大聲ㄠ喝著，把我們推擠到靠門的客廳，另一群軍人亂竄至房子的各角落，翻箱倒櫃地搜查著。 我緊握著父親的手，驚慌地倚靠在他的身旁。 我們全家大小十多人站著，擠在客廳，一排全副武裝的軍人圍繞著我們。 一個多小時後，全數突然撤離，留下一陣錯愕、騷動與寂靜。   雖然我親身經歷了這次政治恐怖的經驗，但事過境遷，小小的心靈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心理的創傷， 因為事件後，父母及其他長輩不曾在我們面前提及這一事件的原委。 經過七、八年後，我慢慢地透過耳聞、拼湊，才知道整個事件的始末。我的堂姊林雪嬌的先生郭琇琮醫師，被「警備總司令部」（警總）認定為潛伏在台的共產黨員。 在事件發生前幾天他們將幼嬰阿明改名換姓，匆促送至遠房親戚處。當晚，警總大肆入侵民房，目的即為了搜捕堂姊夫及堂姐 ，發現不在時，立即轉往郭琇宗士林老家，但也無所獲。 後來他們夫婦逃亡至嘉義附近時被捕。 1950年5月堂姊夫郭琇宗醫師未經公開審判即被槍決，堂姊雪嬌（至潔）無辜牽連被判入牢十年。   就像很多的228或白色恐怖受難的家屬，在長期的恐怖高壓統治下，迭遭情治警察的騷擾恐嚇，不是噤若寒蟬，就是自暴自棄。我父執輩們屬於前者，要我們孩子「有耳無嘴」。 父親在我們面前，每提及中國人的惡行惡狀，總以日文說「Changoro」(支那奴)。 所以我自懂事以來，潛意識下對在台的外省人總持著一種不信任的心理。 父執輩對國民黨以洗腦教育及戒嚴統治，雖感不屑，也得過且過，要求我們孩子好好讀書。 記得在建國中學讀初中時發生了太平艦被擊沉事件。當時學校把我們都集合起來，走上街頭遊行抗議，並要求大家簽名，投筆從戎。 像所有其他的同學，我也毫無選擇，莫名其妙地和大家簽了名。 回家時，我還漫不經心地告訴了父親。 我突然看到父親一巴掌打了過來，斥罵，「憨孩子！」心中雖忿忿不平，但父親那麼強烈的反應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一直到台大後，較自由的學術氣氛使我有更多資訊的來源，我開始經驗到更多政治齷齪的事實； 「文星」雜誌與叢刊活化了我反骨的細胞，深化了我對當時政治真偽的認知。當時，教官橫行霸道令人反感；政治洗腦內容荒謬，方法拙劣令人反感。 嗣後警總對「文星」雜誌的查禁封殺，把我幼小恐懼的經驗、父親隱藏的氣憤、伯母一家十年的哀怨無奈等， 開始在我心中串連起來。我常常蹺課，認識了一些反骨的朋友，他們談起台灣的處境及228事件，莫不義憤填膺，也對當時政治反對人物，如高玉樹、李萬居等稱讚不已。在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時，我心裡已有數，到底誰是台灣人民的公敵了。 難怪，1965年，赴美留學，搭船離開基隆港後不久，我與明澤走到船尾，吐了一口痰，大聲叫喊，「 Salaba，台灣!」（台灣，永不再見！）          到了美國後，讀書之餘，我很興奮地接觸到各種政治思潮及另類的台灣資訊，讓我進一步瞭解台灣的歷史及政治的真相。國內228殘酷的屠殺後，持續白色恐怖及人權的迫害，國民黨肆無忌憚的黑手伸入美國校園台灣的學生及社團，再度撩起我隱藏在心中的不平。 第一年到了印地安那大學後，十幾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很快的就組成了一個讀書會，每星期，除了分享台灣的政治社會的現狀外，我們有系統地閱讀討論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第三世界被剝削的問題及左派馬克斯的理論。列上至今我仍收藏的幾本好書，如 Neil Postman &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 (“教書是一種顛覆的活動”);  Paul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資本主義發展理論”)；Richard Edwards， “The capitalist system: A radic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ety” (“資本主義制度：美國社會的基進分析”)等，好讓讀者稍稍瞭解我的政治意識型態形成的影響來源。同時，兩年下來，我也參與美國的民權、環境、反越戰及教育改革運動的活動，深感美國社會問題的改革必須從文化的層面著手。 我認為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和制度的包袱，如果不隨時代的變遷而反省拋棄，社會國家將逐漸停滯不前，難以突破發展進步的瓶頸，而逐漸受到沒落亡國的命運，如同羅馬、埃及等。   因此，毫無疑問的，瞭解中國幾千年迂腐的文化及制度，對內對外，如何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與競爭？ 如果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中國還想站起來，建立起一個不同文明的國家，我們深深地認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確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必要！ 我曾告訴朋友，60年代的美國社會運動的蓬勃即為美國小型的文化革命。 在印大時，朋友堆中，我蒐集了最多的文革時期的出版物，與大家分享。 我們這群朋友都同意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是醬缸，吃人的文化，必須以革命的方式改變之，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文明中國。   1965年8月法國文化部長 Andre Malraux訪問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語意深長的話，「中國年輕人必須接受考驗！」毛一年後，發動文革。1970年，當我看到這篇訪問稿時，不知為什麼，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人類歷史中，統治階級只知道維護傳統文化制度， 不可能發動革命毀棄之。 毛澤東有種，敢以革命方式，建立中國新的政治文化制度，以迎戰時代變遷的情勢，建立一個理想美麗的新中國，天真理想浪漫的我，心中嘖嘖稱奇。          我開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產生一份理想浪漫的憧憬。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7)

駛往Roger Unzicker途中，我腦海裡一直徘徊著剛發生在我們身上奇妙、神秘的事件。 太太默默的坐著一旁，我想進一步知道太太的感想。「我知道這可能是一種神蹟(revelation)，我也瞭解你的想法。但我腦海裡一直驚嘆著生命的奧秘，這也可能是神蹟、必然或偶然，也是一種宗教的情愫，不是嗎？」          「告訴我，」太太堅定的說，「當你聽到這位老先生對我說，『Be not afraid. It is alright now』時，你怎麼感覺？」          「我差點不禁放聲大哭，是一句溫暖撫慰窩心的話。」我卻是這麼感覺。          「好了， 我知道老先生講的話是主耶穌要告訴我的，祂對我說了兩次。他的口氣不就是你說的溫暖撫慰窩心嗎？」 太太驕傲地看著我說，「他怎麼不向你說呢？只向我說呢！」我不禁嗤嗤的笑起來，愛意地看著她。      不久，我們到了坦桑尼亞邊界的哨站，警衛看了一下護照後，就問， Chinese？為了避免囉唆，我點點頭就讓我們通過了。 顯然地，他分不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護照的不同。 傍晚，我們到了Roger 家後，談及了整個事件，他說最近附近有些騷動，也有些衝突。 但Roger對整個事情的發生，嘖嘖稱奇。他說這就是聖經上所說「天啟」(Revelation)。我太太一直地點頭。               Roger 醫師帶著太太 Elaine 和兩個幼兒來到此荒郊小鎮行醫，實在令人感動。 Sam 和 Ethel Yoder 這家人一直在我心中，永難忘懷。 每次在人生的低潮，或憤世嫉俗時，他們都給我一些人性光輝、善良的啟示，讓我活得自在，充滿希望、寬容。他早年不幸過世的事（見第21篇）， 令人悲痛扼腕，嘆息人世間的不公。 宗教標榜「給與眾生安樂、拔除眾生痛苦」，「上帝的完美無缺、萬能慈悲」，與人世間的悲痛殘暴、悲情苦難對照，不論神學有多少邏輯的解釋，仍讓讀神學的達爾文無法接受、信服。當他瞭解生命演化的精髓後，達爾文在他的筆記中寫道，「人世間充滿悲痛，但他們還在大談「創物主的完美無缺」。達爾文在他十歲愛女Annie病痛時，每天坐在病床旁陪著她，直至過世。他深知生命演化的無常，但Annie之死是他一生的最痛。 達爾文使我領悟到生命中存在著「變」的法則，因此生命的本質是沒有所謂的「可預知性」(Predictability is not in the nature of life) 。 奇妙、神秘、無解事務的發生，如同令人驚奇無法相信的新種時常發生一樣。 我很慶幸當年自己，憑著一股傻勁、隨心地選擇來到非洲大陸寂寞的角落，感恩能夠看到 Roger 最後的一面，進一步讓我體驗生命深沈的奧秘，使我謙卑、反省、不怨天尤人，自怨自嘆。              我們離開 Musoma 往西南至當時坦桑尼亞的首都沙蘭港（現在的首都是Dodoma）。這一程的距離超過1000公里，經過 Mara 和 Arusha 國家公園。非洲大陸之大難以想像。 東非是人類的起源地，我們身心基因的結構還是數百萬年演化出來的，與黑猩猩的基因差異只不過3%而已。我們嚮往大自然是從基因底深處分泌出來的。人類從狩獵、農業、都市化的過程，生理、心理被馴化成都市人，但還是逃不掉千古神奇基因運作的影響。 人類生命演化至今，身體存在的基因組（Genome）是數百萬年一代一代演化延續下來的寶貝古董。 生物演化的「飲水思源」意識深植在每個人的生命裡。 所以我常常鼓勵年輕人一定要去非洲一趟，體驗生命始源，浸漬在綠色原始的視野裡，感受「回家」的感覺。     第一晚，我們住在 Arusha國家公園內的小木屋。當天，從 Mara 至 Arusha，沿途所見的景觀是如此另類，令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畢生最豐盛的生命饗宴。這才是人所應嚮往的景觀，不是摩天大樓啊！ 我們從 Arusha 再轉南至Dodoma過夜。第三天再轉東至沙蘭港，沿途所見，再也沒有那麼舒服了，因為人為的破壞及後果處處可見，再加上物質的缺乏所呈現的凌亂和貧窮，我心裡總覺得非洲人的不是。現在，我倒有不同的看法，環境生態的破壞是現代物質文明惹的禍。人類心靈、人文、倫理的式微是科技文明的「成就」。       坦桑尼亞經歷近80年德、英殖民的統治。 1961年度獨立，第一任總統 Nyerere熱中「泛非社會主義」(Pan-African socialism)，主張 "UJAMAA" (familyhood，互助農村政策，類似中國「人民公社」的集體農業政策)。Nyerere 即與當時號稱馬克斯社會主義的中國一拍即合，接受中國各種計畫的援助 (如，坦贊鐵路)，其條件是所有計畫必須由中國輸入的勞工及物資來完成。Ujamaa農業政策的失敗與中國集體農業失敗的原因如出一轍，再加上中國所有援助計畫未解決當地的就業問題，中國勞工的移民又逐漸掌控了市場的買賣，使坦桑尼亞的經濟一塌糊塗，受益者還是所謂的「援助國」。 經過20年的經濟萎縮，坦桑尼亞不得不低頭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貸款，結果，坦國的經濟又受到第二次的傷害。       非洲遭受西方百年以上悽慘奴隸買賣的摧殘、暴力的統治、家庭社會文化傳統的解體、及資源的掠奪剝削。非洲人幾代下來所遭受到心理的創傷，自我的認知和信心的恢復絕不是三、四代就可癒合、建立的。 不幸的，至今西方國家的非洲外交政策，只換個美麗策略的說辭，花言巧語，換湯不換藥，本質還是剝削，沒有改變。        從我後來在甘比亞作大使的經驗，我很無奈地說，當今所有國家對非洲所謂的「援助計畫」都是「糖衣炮彈」（即外表具誘惑力，內含陷阱的一種手段）。過去二十年來，中國也加入了掠奪的陣營，於今為甚，使西方國家酸溜溜地不知如何回應。我很高興地說，不論原因，只有台灣是最「慈悲」的援助國。現階段，中國崛起的大國心態，對非洲掠奪之狠術，態度之粗魯，看在非洲人眼裡，實與過去西方帝國有過之無不及。 中國一旦變成帝國，非洲恐無撥雲見日的一天。中國的崛起，如與西方一脈相承，充其量，只不過是歷史帝國興亡循環的一環而已，決無法提供人類新的希望。人類的衝突、 戰爭及災難勢所必然，徒增歷史的欷噓而已。      到了沙蘭港後，很快的見到了這位爬虫類的教授，但收穫不大。我想原因是願意出野外做生態研究工作的非洲教授少之又少，再加文化上，非洲人對變色龍有恐懼的傳統。 看到變色龍都立刻閃避，露出驚慌的表情。 非洲是生態研究的寶地，但過去三十多年來，非洲學者對生態學的貢獻，實在不多。當晚，我們住在坦桑尼亞大學的學生宿舍內，整晚蚊子嗡嗡不絕，打了再打。 我很擔心全家回去後，染上了瘧疾。       第二天，我們趕往 Moshi 與朋友會合。我太太與西濤留在山下招待所，我與六位朋友一起上山。我們花了五天的行程，才到達山腳，但接近山腳時，海拔高，氣溫低，腳趾似已凍傷，頭痛、 嘔吐的高山症狀開始出現，令我十分難過。我們紮營山下休息了一夜，但凍傷、頭痛、嘔吐的症狀整晚持續。第二天清晨三、四點，我們就拔營攻頂。 說實在話， 當時我已痛苦萬分，咬著牙根，我一步一步向上爬，心裡一直質問自己 why why why? 因為整個路段都是碎石坡，我好像爬上兩步，溜下一步的感覺。接近到山頂的時候，高山症更變本加厲，我發誓，是我一生身心最痛苦的經驗。 沒想到，我的意志力克服了一切，終於爬上了非洲第一高山。 此刻，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冰川，之高之廣，令人屏息凝視，旭日東昇，泛紅冰川與淡藍天空輝映一氣，美極了。但當時因為肉身的痛苦實在無法欣賞下去，因此只能勉強地拍了一些360度山頂冰川的照片，就急著溜下山來。       經過一晚的休息，隔天起床，發現我的臉已浮腫到沒人能認識的程度。這是六天來，受到高山強烈紫外線灼傷的緣故。 因為體力的消耗，瘧疾似已開始作祟，我感到十分不適。但還是得開車回程。傍晚，當我回到Tumutumu時，我已非得躺下來不可。 晚上我就開始有了瘧疾忽冷忽熱，顫抖的症狀。 好在Albrect 醫師的照料，幾天後自覺已擺脫了瘧疾，但身體還是持續發燒，虛弱到無法站起來。經檢查後，確定是腎臟炎。 躺在床上兩個星期後才慢慢的恢復了。 我很慶幸太太和西濤平安無事。有一次，陪伴在床邊的太太嘻笑的說，「你有想到為什麼我們得不到瘧疾嗎？為什麼只有你呢？」我只好苦笑的回答，「不好笑耶。」      這次十多天的旅途，我進一步經驗到非洲的神秘及吸引力，深化了我對生命本質的認知。 在那廣闊孤寂的地球角落裡，我經歷了生命寶貴無價的經驗；邂逅了陌生神秘的守護天使，陪伴著我走過可能是死亡的幽谷；爬上了非洲最高山；遭遇了瘧疾、腎臟炎的痛苦。身心的挫折、痛苦是爬上高山頂必然的代價。 心存感激，我從未後悔。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6)

一個人如何活出他或她淋漓盡致的生命（To live fully his or her life）？活出生命的意義？我不知道。我也不必抱歉，因為這是個大哉問。我相信哲學家羅素說出來的答案也不是我要的答案。至今，我只知道珍惜熱愛我的生命，因為他太寶貴了，我要好好地活他。 怎麼活才是好好的活？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我不要糊里糊塗跟著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走；爸媽要我作什麼，我告訴他們我想作我想作的，對不起。 我用最大的努力來瞭解自己，及外在的人與世界，所以我不斷地閱讀，不斷地體驗，不斷地觀察，使我不人云亦云，輕言相信。我知道錯誤是一種成長的資源，我願意冒風險以嘗試新的不同的事務。 我有點foolish，不是笨，而是有些傻勁。這就是活出淋漓盡致生命的要件嗎？我不知道。我還在摸索中。   我一直嚮往爬上非洲的兩大高山，非洲第一高山吉力馬紮羅山（Mount Kilimanjaro， 高約 5900公尺）和第二高山肯亞山(Mount Kenya，高約 5200公尺) 。隨著季節的變化，每日的雲層陰晴，肯亞山就呈現出各種不同的姿態。每天出門上班，總是禁不住佇足觀賞一番。我必須在最後一年，忙完了變色龍採集告一段落後，趁暑假的開始計畫行程。          我們的計畫是從Tumutumu 到奈羅比休息幾天，然後再往西南過境至坦桑尼亞維多利亞湖旁小鎮Musoma找 Roger Unzicker醫師，然後轉往東部海港到坦桑尼亞首都，沙蘭港(Dar es Salaam)，找一位坦桑尼亞大學的一位變色龍專家討論有關我個人的研究。 然後北上到 Moshi 與一群美國朋友會合，一起爬吉力馬紮羅山，下山來後再回到Tumutumu。 這一趟下來，來回 2000多公里左右，所經道路人煙稀少，又在少有柏油路及加油站的道路上，可以說是險象難測；再加上我尚有未滿兩歲的西濤在側；我的車子又是一部只有1000cc引擎的二手小型旅行車，平時又未好好保養；出發前也未做過詳細的路況及補給規劃。 現在想起來，仍心有餘悸。我實在不是傻勁十足，而是蠢漢一條。 當時，那種天真無懼，不知天高地厚，好像都有天佑我也，一切不會有事的心態，不知是如何來的？讓我想起，在20歲時單獨背了一個小背包，塞進一堆食品罐頭後，就從霧社，循著尚在開鑿的橫貫公路，往東至天祥、花蓮一樣。           我們從奈羅米往西出發，首站是要到坦桑尼亞維多利亞湖邊的Musoma鎮。在肯亞境內的路程約230多公里才到坦桑尼亞的邊界。 從奈羅米往西海拔逐漸減低，熱帶地區植被逐漸明顯。我們在一條兩旁尚有坡度的赭紅土的道路上奔馳，車後捲起長長的紅塵，很少看到人跡。四周矮叢、草地一望無際，相思科的大、小樹種稀疏的聳立其中。            我們在路上已經三個多鐘頭了。一個轉彎，突然約在前面的道路上，看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坐在路中，一部半舊的腳踏車橫臥在他的旁邊。我減速下來，停在他的前面。開門下來時，他也慢慢地站起來，走到我的面前。 「可以載我一程嗎？」他以流利的英文面無表情地說。  在非洲一段時間後，在荒郊路上，這類的事情時有耳聞，可能是一種陷阱，一般人都會心生警惕，避之唯恐不及。 我心理著實有點狐疑。 但當我看了他一眼時，那柔和的眼神好像讓我一瞬間無法拒絕。 為了要載他一程，我必須重整後面行李空間，以便塞進他的腳踏車。我請太太至後座，抱著西濤，讓這位陌生人坐在我旁邊。進來時，他往後看了一眼太太和西濤，坐定後，面向前，一語不發。 車子開動後，我看著他，說一聲，「Hi!」 但他卻面無表情，一副不理人的樣子。我再問，到什麼地方？他卻只是手指著前面方向，不說一句話。    我專注地開著車，外面視野所及，一切就像車內般的寂靜。從後視鏡，我看到太太那張充滿憂心不安的臉孔。 約四十分鐘後，我們開始接近坦桑尼亞的邊境。前面轉個彎後，我突然在幾百公尺前面，看到至少三、四百人以上，一片黑壓壓蠢動的人群。 我趕快的減速慢行，約在二百公尺左右前停了下來。群眾遠遠地面對著我們，手中揮舞著灣刀(machete)、木棍、鐵條，木枝等，一邊叫囂著，一邊跳動地朝著車子走來。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我中了這位陌生人的圈套了！我急忙地看著他，他鐵青著臉，無動於衷，一副老僧入定的樣子。我心裡只想急著轉個彎，快速的反方向開走。 但一看兩邊的坡度很深，路寬也不夠大，根本無法轉彎；想要倒退逃離，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眼看著群眾慢慢地接近，我緊張、焦慮、恐懼地不知所措，回頭看到我太太驚恐的表情，緊緊抱著西濤。這時老先生突然自己打開了車門，一語不發的下車，關了門，便朝著群眾走去。 我們如同龍中之鳥，受困在車內，眼睛盯著這位老先生走向群眾。 相會時，群眾圍繞著他，靜了下來。 顯然的，這位老先生與群眾在討論著什麼。偶而，不少群眾會轉頭向我們的方向凝視。這時，我想轉個彎逃離，但又怕被他們發現，可能後果更不堪設想。 我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能屛息凝視著前方的動靜，但內心其實天人交戰，恐懼緊張得令人窒息，時間一秒一秒的過去，心焦如焚，如坐針氈。 回頭一看，太太緊抱著熟睡的西濤，低頭禱告。偶而，可以聽到爭論的聲音，有人揮動著長矛指向我們。 如此延續了近四、五十分鐘，突然群眾散開到兩邊，讓這位老先生轉身出來。 這時，群眾又開始鼓譟，高舉長矛、木棍等，在空中揮舞。 老先生徐徐地走回來。走到車子前面時，我們四目交接，他盯了我一眼，打開車門，坐下，關了車門後說，”Go.” 我緊張失神，不動地看著他。 他轉頭對著我說，”Please.”    我毫無選擇，啟動引擎，頓時，群眾靜了下來。 當車子慢慢地駛向群眾，快接近他們時，又是一陣騷動，手上的灣刀、木棍、鐵條，木棍等，又再度揮舞、叫囂、跳動著。但車子來到他們的前面時，群眾突然地一步一步地退後散開，瞬間我感受到此情此景有如聖經出埃及記第十四章，紅海分開的故事。 當車子緩緩前進時，我只能以微笑揮手來掩飾我心裡的緊張不安。 車子緩慢地向前移動，兩邊的群眾向著車窗揮舞著手中的東西，時時敲打車身，作威脅狀。看著太太緊抱著西濤，心驚膽戰的樣子，我的心跳不斷地加劇。當我看到車子慢慢地駛出了人群後，我卯足了馬力，快馬加鞭地飛奔向前。從後視鏡看著群眾慢慢地遠離時， 我有如獲再生的深沈激動，心潮澎湃。我感激地看著這位救命恩人；回頭看著太太，憂鬱的眼神報以絲微的笑紋。                   我不斷地轉向隔座的老先生謝了再謝，但他仍面無表情，一語不發，直視前面，只點點頭。 突地，他轉頭看了我一下，再看著後座的太太和孩子說，”Be not afraid. It is alright now.”「不要怕，沒事了。」 知道太太和孩子受到很大的驚嚇，第一次聽到他說話，卻是一句如此溫暖撫慰窩心的話。我差點不禁放聲大哭。每次我感謝他，他總是點點頭回應。當太太向他感謝，他卻輕輕地說，”It is alright now.”「現在沒事了。」    大約三十分鐘後，他說要下車了。 但我環顧四周，荒無人煙，路絕人稀。 我告訴他說，我很願意載他到他要去的地方。但他堅持下車離去。 我停下車，把腳踏車搬下交給他，再次不斷地感謝他。 他看了我一眼，當我們的眼神交會時，我似有觸電的感覺。 他轉身看了我的太太和西濤一眼， 一轉身就騎上腳踏車快速地離開了。 我還來不及問他的大名，對著他的背影急叫，”Sir, sir...”但他頭回都不回，直往前走。 我們目送他轉進了一條小徑後，就消失了。    傍晚一片赭紅的土地上， 四周矮叢、草地仍一望無際，稀疏大、小相思樹仍矗立其中，幾棵高聳的顛倒樹點綴著非洲大草原。 大地一片寂靜，遙遠天際的晚霞點燃了人世間的美麗善良；生命的奧秘深植我心，我不知如何解釋？             老先生消失後，驚魂甫定，我和太太回想整個歷程的奧秘。 我們與陌生的老先生在茫茫人海，非洲無際大草原的小徑相碰，在特定的時空，是巧合、奇蹟、神蹟，或生命的力量？ 我提到，「宇宙中兩個粒子的相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因果律（causality），是必然的。」 那麼，我問太太，”Why us? ”太太認真地看著我，”You know my answer. Let us be thankful. ” 「你知道我的回答。讓我們感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