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初，我發覺護照的「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即將到期，（戒嚴時期的控管方式，護照有效日期外，必須再加回台加簽有效日期內始可回國），為了確保隨時都可返鄉，我即向台灣駐 D.C.代表處提出延期回台加簽的申請。當我把證件送進後，他們要我等候取回護照。沒多久，一位先生出來，告訴我，「對不起，我們需要報回國內批准，您先拿回護照，一有消息，我們就通知您。」「為什麼？」我反感地問。他聳聳肩，把手一攤，狀極無辜。心中一股怒氣，拿了護照，轉身離開。我知道我已被列入黑名單，已無法回去了。

回途路上，我心中的怒火，不斷地上升，各種念頭不斷地在腦海裡打轉，我到底犯了什麼法? 做了什麼不可原諒的罪過，竟也無端地被列入黑名單？有這種混蛋的政權，一定要把它推翻掉。好吧，既然如此，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吧！我腦海理不斷地胡思亂想，喃喃自語。

為了吃飯餬口而教書的窩囊感受，再加上受到國民黨的無理刁難，滿肚子的怨氣，確有前途茫茫的失落感。這一年半來，我獨自一個人在 D.C.也時時想到太太孩子，虧欠的心情只能有時在電話中聊表心意而已，心中的愧疚不斷地纏繞著我。親情的呼喚要我不再留戀 D.C.了。但離開D.C.後，收入也就斷絕了，怎麼辦？不管如何，我要回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

我的生命際遇一而再，再而三如此幸運。就在我心情沈重，感覺像隻鬥敗的公雞準備孤獨無助地離開D.C. 時，守護天使再度出現。我獲知得到「台美基金會」1986年「科技人才成就獎」。「台美基金會」由王桂榮和王賽美於1982年於美國加州洛杉磯成立，其宗旨乃「以獎掖並肯定海內外，不論出生地，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傑出人士」。當年，另一得獎者是簡逸文教授與我分享這份成就獎。簡教授時任紐澤西州立大學藥理學系教授兼主任，為美國醫藥科學院院士，對嗎啡解毒及干擾素之癌症治療，有卓特的研究，實得之名副其實。至於我，在學術上，我的研究是有關蜥蜴的生殖生態學，毫無經濟實用的價值可言；在社會上，作為一個公共知識份子，我是一個政府的眼中釘，並被列入「為匪宣傳」的黑名單中。我自己心中明白，「台美基金會」勇敢地以「關愛台灣、認同台灣為故鄉」的理由，以此「成就獎」來公開肯定、鼓勵我。處在生命窘境之時，我倍感溫馨，心中十分感激；  因此在卻之不恭，受之有愧下，我欣然參加了在洛杉磯舉行盛大的頒獎典禮。在這個典禮上，我也忍不住發表了一篇「面對台灣的未來」的講話；我也禁不住借了這個機會，看著坐在底下的太太，說出了我內心的感受：「最後，我要特別感謝過去十年，與我共同背負苦樂的牽手，她不是在台灣出生的，但與我到台灣後，她努力學會說台灣話。她對台灣的感情、關心與熱愛與在座的各位一樣。沒有她的支持與鼓勵，今晚我就無法站在這裡。」聽到如雷的掌聲，紅著眼眶，我看著她，為她而驕傲。

來到夏威夷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溫暖，再加上夏威夷的陽光、海洋及悠閒度假的氣氛，來來往往歡笑的遊客，令我領會到「與世無爭」幸福快樂的感受。在夏威夷，我多方受到好友陳明澤生活的照顧。 明澤可以說是一個歷盡人生滄桑悲痛的智者。我倆的友誼並沒有因個性、背景及經歷的差異而疏離。他與我同時（1965）乘著貨輪來到美國，讀了幾個學校，得了一個會計的碩士後，在紐約受聘在The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從事會計的工作。其間，歷盡各種讀書、就業、移民的麻煩及挫折，更不幸地，他得負起處理哥哥罹患肝癌去世之前的醫療及照顧，及之後的喪葬事宜。1972年辦完喪葬後，顯然受不住紐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有一天，在走出地鐵時昏厥倒下。幸賴愛心人的協助，急救送醫。之後，他領悟到生命之無常，及生命終必歸零，在無職業的保障下，毅然離開紐約，帶著太太搬離紐約，來至夏威夷。

雖然嗣後的精神壓力稍加疏緩，但不幸的事件接踵而來。 我印象最深刻的傷心事是，明澤的妹夫在維吉尼亞州行醫，也因工作的壓力，英年早逝（1986）。明澤特地協助其妹，安排安葬在夏威夷。當時，我剛來到夏威夷，也參加了喪禮。我記得很清楚，一早，喪葬禮在一片斜坡廣闊的墓園上舉行，空無一人。參加的只有五人，明澤、他妹妹、兩個十二及十四歲的兒子和我。儀式十分簡單，當儀葬社的人慢慢把棺木落土時，由哥哥以提琴，弟弟以喇叭，分別拉著，吹著父親身前喜愛的曲子，向父親做最後的道別。當哀傷的旋律飄浮在空中時，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淒涼及哀傷。明澤的妹妹和兩個孩子孤獨地回去維吉尼亞。幾年後，喪夫的哀傷，生活的勞累，使她不幸中風。 一年後，她的大孩子顯然無法承受長年照顧中風母親的壓力，在一次載著母親上醫院時，直衝撞上路旁的巨樹，雙雙死亡。不久，弟弟突然離家消失，不知去向。過了不久，明澤母親又患癌症，幸賴他以Macrobiotics的生機療法，細心照顧而得以安祥無痛地辭世。 之後，又得照顧父親，直至過世後，始得片刻安靜的生活。

由於明澤一生的傷心經驗，他常常勸告我，生命不必太計較堅持，什麼大是大非終將過去，人生苦短、無常，好好地活在當下吧。他也一再地希望我有一天能舉家定居在夏威夷，和他一起享受生命。這次在明澤妹夫的葬禮時，我深受極大的衝擊，再加上幾個星期無憂無慮地與家人享受夏威夷的悠閒生活，明澤的生活哲學及生命哲學，一時打動了我的心。

直至1986年，我有幸尚未經驗到直系親人往生的衝擊，在心智上還無法切身地想像到死亡的威脅。雖然經驗上，也參加過很多朋友親戚的喪禮，但都是行禮如儀後，依然故我；理性上，明知人終將死亡，但潛意識中，總以為來日方長。雖然如此，但從淡江英專末期，生命目的及意義的問題，不時浮上腦海。之前，我也參加過讀經班，想透過宗教來瞭解。我喜歡的一句聖經的話語，「虛空的生命，在風中追逐」（All is emptiness ， chasing the wind）。受歌德《浮士德》啟示，我也寫了一篇「人生悲劇，悲劇人生」的文章；我也很欣賞莎士比亞麥克白的獨白，「熄滅吧，熄滅吧，瞬間的燭光，生命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 is but a walking  shadow…），隱約透露了我對生命意義消極的態度。 我們都會琅琅上口說出「人生如夢」、「人生海海」等的世俗人生哲理，但顯然的，人的行為是，哲理歸哲理，現實歸現實，除非受到極大的衝擊及反省。明澤的反省與他的領悟，使他毅然地採取行動，選擇他要的生活方式及生命態度。他告訴我說，「看到哥哥早年過世，我看穿了人世間的金錢、名利都隨著死亡而去。我要搬到夏威夷，照顧我的健康，家人的健康。這就是我的生命意義。」

我在感情上，瞭解認同他的生命態度，但理性上，我仍在掙扎著，懷疑自己對生命的意義及目的是否即如明澤的認知而已。也因為如此，退休至今，我仍無法搬離台灣，到夏威夷去，與他一起享受他所謂的「生命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