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瑞典回校後的第一個學期，我開始收到奇奇怪怪的信函，揶揄的，威脅的口氣都有。 之後，我就開始至少一週兩次，定期的收到同一格式的牛皮紙袋，地址及我的名字故意寫得東倒西歪，林俊義教授惡意寫成「叫獸」。裏面有時裝了一疊一疊的冥紙，有時各種對聯咒詛辱罵我，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 幾次後，每次收到時，我就把它們原封不動，丟在辦公室的角落。 幾個月後，也累積了半個人高的數量。
不久，1984年3月16日清晨6點 多鐘時，我被一個朋友的電話鈴聲驚醒，「俊義啊，趕快逃命啊！」我睡眼惺忪地趕快坐起來，「什麼事呀？」「你還不知道啊，前天傍晚「自立晚報」被查禁了， 晚報被扣押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我不解的問。「被查扣的原因就是你寫的文章<政治的邪靈>啊！今天早上中國時報第二版上已登出來了，你自己去看吧。趕快逃吧！」
我趕快跳起來，駕著車子到校園外買了一份 <中國時報>， 急著翻開第二版，找到了一小塊的新聞，標題是「自立晚報十三日版 警備總部宣布查禁」，六行小字登著：「〔台北訊〕自立晚報本月十三日第一次版第十版所刊載 <政治的邪靈> 一文，部分內容為匪宣傳，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十五日為警備總部依法查禁，並依該管制法扣押其出版物。」看完後，一頭霧水，<政治的邪靈>一文「為匪宣傳」？ 戒嚴時期，「為匪宣傳」罪刑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回到家裡，我卻未感到任何的恐懼，只感到獨裁戒嚴時期的可怕。我 心裡確信這是無中生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並對警備總部大言不慚地「依法」查禁及「惡法亦法」感到荒謬可笑。我無任何的恐懼，因為我知道登載在自立晚報 副刊上「林俊義專欄」的<政治的邪靈>一文，其內容主以批判前美國國務卿季新吉邪靈似的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其罔顧、鄙視人命、人權的決策應以「戰犯」或「黑暗大使」稱之而不為過。 這篇文章與國民黨或共匪毫無關係，所以我想不出為什麼會招致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大帽子？
我更不解的事，為什麼前天（13日） 發生的事，至今報社的人，副刊主編向陽，社長吳豐山都未告知我呢？我不斷地打電話到報社，一直都找不到任何人，告訴我任何的訊息，及發生的真實情況。 他們的去向呢？被約談了嗎？ 我孤獨地坐在客廳的藤椅上，也不知如何求救？太太急著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從何說起，說我寫了一篇文章違反「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報紙被禁，我也會被抓入牢。 太太無法瞭解，徒增加她的恐慌。 按我的瞭解，警總一定會來家裡搜索想要得到更多「為匪宣傳」的證據。當下，我不能坐以待「斃」，馬上開始把書房裡不少可被懷疑為所謂「左派」或共產主義的書籍裝箱，搬到屋外較遠的樹林隱密處藏起來。我在樹林裡，挖了個大洞，特別將馬克斯的 <資本論> 及 其他著作綁在一起，放在裡面，蓋上泥土，再以樹枝堆在上面偽裝。我如此謹慎的原因，是因為我已以「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之規定被戴上「為匪宣傳」的帽子了，如果再被發現一兩本以上的共產主義書籍，那我更百口莫辯，罪加一等了。 年輕一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我有謹慎過度之嫌，那是因為他們無法體會出戒嚴時期的恐怖。
可藏的都藏好了後。 這時，孩子都上學了，太太和我落寞地喝著咖啡，一語不發。朋友建議逃命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裡掠過。第一、我深信<政治的邪靈>一文，絕無「為匪宣傳」的內容；第二、逃了表示自己心虛、認罪、畏罪；第三、說實在，我也不知道要逃到哪裡？怎麼跟太太和孩子交代？ 我要等著他們來約談我，我要理直氣壯地為我自己辯護。
16日下午自立晚報刊出了一篇「本報說明『查禁』事」，其說明內容：「〔台北訊〕警備總部日昨來函，以三月十三日本報第一次版第十版部分內容不妥，對該日報紙處以查禁。本報為使讀者瞭解真相，特說明如下：三月十三日本報副刊<政治的邪靈>一文第一段說：「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然後對匪酋毛澤東有所諷刺。
「 本報十三日副刊先行印刷，印出後社內先行閱讀人員，以該段文字之最後一句雖為反諷，但仍易被誤解為『為匪宣傳』，即提出報告。經即決定：一、已印好的部分全部毀棄；二、將該句易生誤解文字在版上全部塗掉後重印；三、若有已流出部分則悉數收回。」
看完自立晚報的說明後，我心裡十分納悶。 我寫這句話與前後文的結構、語氣，依據修辭法的原則或一般中文常識，本就是一種反諷法，是用來責難、諷刺中國缺乏民主，揶揄毛澤東，絕無易被讀者誤解的可能。這也是我撰文的 立意。如被誤解，怎麼是報社及作者的錯？ 報社的說明不是承認自己的錯嗎？不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警總的人不識中文而硬要誤解「為匪宣傳」作為入罪的依據，這不是太反智、 太荒謬、太可笑的欲加之罪嗎？
我終於聯絡上了向陽，急著問他，「您好嗎？ 豐山兄呢？有問題嗎？為什麼都沒告訴我呢？現在沒事了嗎？」一連串的問題顯然使他不知如何回答，從他猶豫的口氣，好像他 也不想回答。最後他說，「林教授，您不必擔心罷。」但我說，「文章是我寫的，那句話是卻是修辭學的反諷句，是在諷刺毛澤東的，我作者最清楚了，就是用來諷 刺毛的，警總怎麼會把它扭曲成「為匪宣傳」呢？你們自己怎麼也承認呢？」向陽不耐地說，「我知道，我知道。」「警總給了您和社長壓力嗎？為什麼報社說明，承認那句清楚的詞句「易被誤解」呢？」我擔心地問，但他不想再說下去，要我再 找個時間再談。我急著問，「警總約談了你嗎？」向陽支吾以對，掛斷了電話。
我猜想，報社受到極大的壓力，吳社長的妥協只是為了息事寧人，不再受到干擾，我可瞭解。到底，警總整肅的對象是我，不是報社。 我的觀察如果屬實，警總如此反智、荒謬的行徑，息事寧人的妥協只是助長姑息養奸。 我心中甚感納悶。
這段被警總誤解為「為匪宣傳」的文字如下：「今天的世界是一個朝向民主的多元世界…，任何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都難滿足多元的需求。因此，一個現代政治家的毀譽參半是自然正常的現象。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領袖都是可以被批評的，唯有中共的毛澤東才會永遠是中國的救星。」 為了慎重起見，我一再地研讀這一段文字，也請教了幾位不同的中文教授。他們都一致同意我是以修辭學的反諷法，諷刺毛澤東。其中一位教授說，「如果把毛澤東 換成蔣中正，警總就會高興嗎？這批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外一位教授加了一句說，「欣賞反諷是思想成熟的標誌，你還期待這批人會欣賞反諷嗎？ 」
這段時候，我像活在悶鍋裡，隨時都會爆炸。 我找不到報社相關人員可以讓我瞭解真相；另一方面，我又要面對警總隨時可能約談或抓人的壓力。 同時，我又遭受幾份雜誌及報紙，顛倒是非地污衊、譴責我的文章，以配合警總的指控，我必須回應反駁。 有天晚上，徹夜難眠，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無知的「國家」機器，應聲蟲的媒體。 清晨，我跳起來寫了一封信，要求警總說明「為匪宣傳」之事證、依據何在？ 第二天一早，我就以掛號信寄給當時警備總司令陳守山將軍。這封信寄出後，雖石沈大海，但我心中積累不平之氣也消散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 深夜也沒人敲門，我也沒有受到搜查，約談。自立晚報繼續正常的發行，一切似乎平息下來。心想，我也應當相安無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