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十五）
1965年初，哥森學院派了國際學生處主任Viola Good來台面試我。她仔細介紹學院的歷史、學系特色、創校目的等。她特別提醒我哥森學院尚無研究所，我可在Yoder 教授的英文系裡學習美國文學。學院同意免學費的獎學金一學年800美元，其餘有關膳宿費約每學年800美元，必須自理。雖然獎學金不多，也無法上研究所，我也樂意地接受了。我選擇離開台灣；我慶幸還有選擇的機會。 在那白色恐怖充斥的年代，在那思想壓抑的時空，一個對生命充滿熱情，對未來充滿期待的年輕人，離開台灣，奔向開放自由的美國是一生最興奮的一件事。我有如困在魚缸的鮫魚，游入大海，天涯海角任我遨遊。我馬上回家向父母央求給我800美元讓我有機會出國讀書，父母滿臉落寞的表情，默默的坐著。為了安慰他們，我半開玩笑的說，「賺錢後我會寄錢回來的，對了我可以放棄繼承權好了。」母親大不以為然，忿忿地說，「繼承什麼？你會寄錢回來嗎？」第二天早上，早餐時，父親只說了一句話， 「只好賣造林地了。」我默默的感恩在心，同時充滿興奮，又些許感傷的複雜情緒。 陳明澤在台大，像我一樣，也無法正式畢業。 他已安於在美軍顧問團優渥的工作，從未想過越洋讀書。 知道我確定要到美國讀書後，突然變卦也決定辭職和我一起到美國進修。他開始急著申請學校，隨便找了三個學費、生活費便宜的學校，一個在Minnesota州北部的小鎮，另外兩個分別在 West Virginia及 Kentucky州。 因他以自費申請，學校又名不見經傳，很快都拿到三個學校的入學許可證（I-20）了。他決定赴美讀書，除了我的誘因外，他也想看他在麻省大學攻讀核能工程博士的哥哥陳明堂。 我也非常高興從初中開始到現在一直都像「師公神杯」的好朋友，在這生命的轉型點上又能一起到美國。 當時出國留學還得通過三關，首先必須通過教育部的自費留學考試，另一關是英文托福考試。前者是種不必要的政治控制，幸好我還能以同等學歷報考。我完全不記得考試的內容，但顯然過關了，托福考試也無問題。最後一關申請出國護照是最令人咬牙切齒的事， 因為當時掌控人民出入境審查大權，歸屬於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的黑機關「入出境管理局」。單純學生出國留學申請護照還得警總考核，「思想沒有問題」才能由外交部核發護照。而且護照有效時間只有兩年，目的無非用來控制人身、思想自由。 難怪當時出國留學生沒有一個是想學成回國的。 陳明澤和我在台大外文系尙有一門課的學分必須補足始能畢業，我的是軍訓課，他的是體育課。 我們都同意既然要出國了，台大有無畢業已是微不足道的事了。 春節過後，師大第二學期開始，我已無心上課。一方面是期待即將到來的美國之行，尚有很多細節待辦，陳明澤突然的決定，使計畫更加複雜。另一方面，感情方面的事情逼著我，但我還沒有結婚的念頭下，心情煩躁，只想一走了之，越早離開台灣越好。 師大的學業也不得不放棄，只得向梁實秋老師告辭感謝，這次梁老師不捨地看著我，只說，「好好走你自己要走的路吧。」 陳明澤擅長安排細節，又有人脈，他說，坐飛機又貴又快，我們來坐船冒險享受一下。我很贊同他的想法，但想哪來的郵輪停靠台灣？ 他大笑地說，「貨船啦！什麼郵輪。」我聽了更興奮，「坐貨船到美國，真棒。」很快的，他查詢出復興航運公司有一艘貨船準備在八月初赴美載貨。 透過了關係，買到了我們兩張票，每人只要美金50元的船費。他事後悄悄的告訴我說，「要感謝你的女朋友家族的關係。」 不久，船票由復興航運公司專人送到陳明澤手中，開船的時間是八月五日上午十時，登船地點是在基隆港。 船期確定後，陳明澤就在七月初辭職，我們約有一個月的時間一起規劃在美國的行程。 當時我們看到了美國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的廣告：「Travel in USA, 99 dollars for 99 days」( 99元旅遊全美國99天 )。 我們就決定以灰狗巴士做為我們行程的交通工具。 我們計畫到了加州後，坐著灰狗巴士到 Las Vegas試試運氣，然後到紐約，參觀紐約世界博覽會，然後北上到麻省大學探望陳明澤的哥哥， 後轉到南部的 West Virginia 和 Kentucky的學校參觀一下陳明澤申請的學校，決定是否喜歡；喜歡哪所學校，陳明澤就留下來，我就和他分道揚鑣。如果兩個學校都不喜歡，我們就再坐上灰狗巴士北上至美中西部的Indianapolis，彼此就分道揚鑣， 他往北至Minnesota 州北部的Bemidji College，我往北到Indiana 州北部的Goshen College。 前後時程約一個月，剛好可以趕得上9月中上學。 有一天在家裡晚餐後，父親走到我的面前，遞給我一張1200元美金支票，以他平常木訥的表情說，「以後你自己就照顧自己了。」母親趕快地插嘴說，「這是賣了造林地的錢，以後自己保重，也不要忘了寄錢回來。」此時此地，瞭解母親的性格，我也不想頂嘴了，只說，「會的，會的。」從他們幾天來的心情，可以看出他們的心理都很清楚，再也看不到這個拴不住的孩子了。 我高興地告訴陳明澤，父母多給了我400元美金，他嚇了一跳，「我才帶1000元而已。不管了，到美國再說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在兩家20多個家人揮手祝福下，看著父母頻頻拭淚的沈重心情，我們從基隆港登上復興海運公司的貨船「基勝」號（Keelung Victory class）。 登上船後不久，我們才知道全部有11乘客，都是留學生。中午時，船長突然告訴我們，外海颱風警報的關係，船將延誤三天才啟航，請大家回家，三天後再回船上來。 所有乘客都高興的跑回家，只有我們兩個人央求船長讓我們留在船上，理由是不想與家人再說一次再見，讓他們再度傷心。當天晚上吃飯的時候，船長偷偷地問我們，「你們不想回去，一定是在逃什麼吧！」陳明澤嘻皮笑臉地指著我說，「他是，我沒有。」懂事的船長對著我笑笑地說，「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逃感情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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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師大神父Folly學到有關索引的功能後，讓我以後在讀書求學求知及科學研究的過程，培養出只靠自己，不再依賴老師，獨立求知的能力，一生享用不盡。 因為瞭解索引的功能及重要性，我在美國讀書時開始對索引做了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西方有關學術及非小說類的出版物，都有「索引」一欄附在書末，但台灣及中國此方面的出版物，書末「索引」大部分都付之闕如。為什麼？這個現象一直到現在仍困擾著我。寫到這裡，請讀者容我岔開話題，跳躍時空的限制，漫談有關索引、電腦及文化種種個人的冥思。 從英專時期，我就開始喜歡買書，以收集自己喜歡的書為樂。在東海大學執教時，家裡的書房滿地都是書，學校的辦公室也是書滿為患。東海的同事學生都知道，我在學校的書架上貼了一張紙條，上寫 「書如愛妾，恕不外借」。很多朋友都會好奇地問，「你買的書每本都看嗎？」言下之意是買了那這麼多的書又沒看，有什麼意義，徒浪費金錢而已。相信，這都是大多數人對買書的看法。記得， 東海大學圖書館一度預算不夠，很少購買新書，受到很多學生的批評。 一次，學生找校長要求學校多買新書，不料校長大發雷霆反問學生，「圖書館中的書你們都看過了嗎？你們要知道，沒看過的書就是新書。」學生聽後個個一頭霧水，個個搖著頭離開。 社會一般人的對買書的看法如是，連最高教育機構的態度也如此，令人遺憾。 法國作家蒙田（Montaigne）卻說 「You should have more books than you can read」 (書要比你會讀的多才對)。 愛書是一種癖好，但看書是一種方法。當朋友問我，你買的書每本都看嗎？「當然沒有，除了小說」，我說，「沒有人有能耐及時間把一本非小說類的書，從頭到尾逐字地看完，也不必要。」那你怎麼看書呢？朋友好奇地問。學海無涯，想要知道的知識實在太多太多了，沒有人有時間精力把沒本書從頭到尾都看完。所以求知必須要有方法， 書末索引就是必要的工具了？ 自從學到索引的功能後，每次買了一本外文書，我都要先閱讀作者的序言（Preface）、目次（Contents）及導言(Introduction)。 一般而言，序言讓讀者認識作者寫作的動機、目的，每章的簡要重點，及書的範疇及限制，以吸引讀者的興趣；目次把全書內容的組織分章羅列，用最「精確聳動」的文字吸引讀者的注意；導言較細節地陳述作者寫作的目的，每章節的重要性或結論等，使讀者開始閱讀前有全書的概念。 最後我就從書末的索引中，尋找我興趣的人地、主題、概念及、詞語，並認識它們相互參照的條目(cross references)，把自己興趣的地方記號下來或劃底線，寫些摘記在書旁後就歸類上架了。我從各書的索引引導我閱讀時學習到知識的繁多面向，提供我比較開闊的思路。 難怪很多學者說，「若想學問進步增加速度，索引是一種利器。」的確，在我探索知識的歷程中，我從書末的索引學習得更多更快更有效率。 相同的，各種期刊、學報、雜誌、專刊、報紙等都有其各自彙編的索引期刊，種類不計其數。 這類的文獻索引提供學者、各專業的研究者從事研究時，快速地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料，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西方很早就認識到索引的重要性，從十九世紀中期各種科學、哲學學報（journals）期刊(periodicals) 的索引出版即十分盛行。 以神父Folly 介紹的“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為例，1882年即開始出版。索引制度的建立乃累積人類文明的知識和智慧，從浩瀚繁雜的各種知識，經整理、分類編輯成冊，隨時能讓每一代的人迅速地檢索，找到他們興趣需要的文獻及文章，經閱讀、分析、比較、評估，去蕪存菁，使社會避免過去的失敗，檢驗過去成功的經驗，從中創新。這就是一個國家科學、醫學、哲學及社會科學創新活力的無形工具。有志從事學術研究的年輕學子，對相關的索引信息資料，不能不知。 我相信一個社會文化文明的品質和進步主要來自兩方面： 一、學術、專業R&D研究機構的創新能力；二、社會閱讀人口比率的多寡，越多越好，不論閱讀內容屬小說，或非小說類都無妨。在台灣，學術界和研究機構的出版物都有完整的索引系統讓學者及研究者利用； 可惜一般為社會閱讀人口的出版物書末卻無索引，讓閱讀者利用。 我逛書店時，特別注意中文非小說類的出版物書末是否有索引，直到今天，還是一樣，超過95%以上出版的中文書籍（非小說類）還是沒有索引。為什麼？原因何在？我百思不解。 我相信沒有索引的中文非小說類的書籍， 妨礙台灣社會文化的創新活力，結果無法與西方世界文化的創新活力抗衡。 對這個問題，我曾請教學術界、文化界、媒體界及出版界的朋友，我的朋友都說不出大道理，有的認為不重要，或沒注意到，有的說這是文化、體制的問題。有位索引專業的教授同意我的關心，告訴我，「以前台灣報紙沒有索引，歷史就被隨意扭曲；以前TV媒體對各種政策及政客講話內容沒有製作索引，執政者可以胡言，政客可以瞪著眼睛再說謊言，沒人知。 現在有了索引後，他們一說謊或牛頭不對馬嘴的說話就可馬上被拆穿。 這就說明了索引對民主、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性。」 為什麼書籍的索引對知識文化的進步及社會政治發展如此重要，數十年來台灣都無法建立索引的出版制度呢？ 是人和整個社會的懶惰和無知嗎？ 政客官僚沒有遠見，不關心或不瞭解知識和智慧的累積事，文化界和學術界呢？不知誰可以解開幾十年來我心中的鬱悶？寫到此，我不禁悲從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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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出國留學的興奮還未平靜下來， 怪事竟然發生了。我萬萬沒有想到，當所有課程的期終考試結束後，最後還剩下軍訓一科。 我按時應考，當要進入考場時，一位教官站在門口，拿著一本名冊，問我名字。 「林俊義，林俊義，對不起，你不能考試。」「為什麼？」我緊張地問。「你沒來上過課啊！」教官理直氣壯地說。 「我們很多其他的課也很少上課，但老師也沒有禁止我們期終考啊！」我也理直氣壯地回答。突然不知從哪兒跳出了幾位其他外系的同學，圍著我和教官，「是啊！我們很多課都很少上課，老師也不禁止我們考試啊！」他們七嘴八舌地聲援我，有的還向教官懇求，不然畢不了業啊，但教官理都不理，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態度。 我看希望渺然，聳聳肩轉身就離開。 走了幾十步後，我回過頭看了一眼，再也看不到那些向教官求情的學生，考場大門已關上。 我心想，他們也和我一樣離開了？或已進入考場了？ 哀求有效嗎？ 突然，我想起了其他同學在求情時提及「不然畢不了業」的印象，怎麼辦？已經來不及了。當時我有一種奇怪 who cares的態度，畢不了業，誰在乎啊！ 眼看著同學都在忙著拍畢業照，成群穿著畢業服，帶著學士帽在校園與家人、同學拍照留念，期待著畢業典禮的到來。想想我在英專時也未參加畢業典禮，我不是也畢業了嗎？不參加軍訓期終考，真的會畢不了業嗎？系上的課程不及格還可補考或補修，難道軍訓課比系上的專業課程更重要嗎？ 期末考試結束前，想到畢業後還有一年多的時間，如何打發？如果明年順利出國留學，我必須準備些積蓄。主意一定，我就透過報紙的求才廣告，找到了出口貿易商的秘書工作。 過慣了自由灑脫學生生活的我，經過三天朝九晚五的打寫英文書信的呆板工作，覺得實在無聊。 心想，我不想浪費生命在這樣無意義的工作上，我乾脆辭職不幹了。 但是，下一步路，何去何從呢？ 為什麼不繼續唸書？ 當時唯一有英語研究所的師範大學正在招生碩士班， 研究所成立不久，規模不大，每年報考數十人，只招收五名學生而已。 當時的所長，梁實秋老師，是赫赫有名的研究莎士比亞的權威及散文作家。 我決定報考，幸好天無絕人之路，我可以拿著台大成績單，以同等學歷報考師大英文研究所。 放榜前幾天，我收到梁實秋所長來電，希望能和我談談。我受寵若驚，緊張地走進梁老師的辦公室。坐定後，梁老師看著我，微笑地說，「不要擔心。你的英文作文及英國文學史考得不錯，但中文才考23分。按照學校的規定，國文成績少於25分不得錄取。你中英文的能力不該如此懸殊，我很想知道為什麼國文考得這麼差？」 聽了後，我心跳稍稍平靜下來，「梁老師，學生國文程度如何，我想絕不是像這次中文考題可以考出來的。」我慢慢回答。 梁老師頓了一下，「怎麼說？」 「不知梁老師知道嗎？ 中文的考題只有兩長段摘自「後漢書」的文言文，又無標點符號，就這樣要我們翻成白話文。這怎麼能夠考出我們的中文程度？」 我越說越激動，「梁老師，我現在可以出個國文考題，看看您怎麼說？」梁老師並未因我的大逆不道及大言不慚的態度而反感； 相反的，他更加集中眼神看著我，一言不發地期待我繼續說下去。 「如果我摘下了一大段『山海經』中奇奇怪怪的野獸或光怪離奇的巫術醫藥篇，又不分段落、不標點符號，您翻得好嗎？這種考題可以測試出學生的中文程度嗎？」 或許太急著為自己的中文程度辯護，或許反感中文老學究輕率的出題方式，我不知道如何含蓄委婉地表達我的想法，繼續激動地說，「梁老師，您會用莎士比亞在世時的伊莉莎白時代的英文來測試我們現在的英文程度嗎？或用Beowulf的古英文來測試我們的英文程度嗎？」 說完後，我心跳七上八下，低著頭自覺不安。 梁老師看著我，點點頭，只淡淡地說，「很好，知道了。」 過了幾天放榜了。五名錄取名單中，我竟然名列榜首。梁老師不愧是學者大師，我想，他的涵養、氣度及風範，無出其右者。 梁老師對我的包容與肯定，我一直由衷感念，深藏心底，並不時將梁老師教才育化的風度傳述給關心教育的朋友。 一來，我很慶幸碰到梁老師，啟示了我有理直說的勇氣，間接無形地播下了我日後對理性、是非表達的激進種子；二來，我很感嘆今天台灣的教育界的人與事已四不像矣！我個人以為會寫膾炙人口的散文作家不少，會翻譯莎士比亞翻譯全集的也有，但要找到像梁老師氣度與風範的教育家及為人，已不可得矣。 我欣賞梁老師的散文作品，但我更激賞梁老師對知識本質的認知，對生命多樣性的欣賞，及對傳統陋規違抗的勇氣。 師大英語研究所第一年，我選修了梁老師的「莎士比亞」及楊景邁的「古英文」，從兩位老師我都獲益良多。但從美國天主教神父 Folly的「研究方法」一門，我獲益最大。之前，我所碰到的老師沒有一位提過我們有關研究人文學科的研究方法及參考工具書。 他帶我們到圖書館介紹 ”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期刊文獻索引）。這是將美國一般期刊雜誌，以主題、作者、年代分類而成的索引參考工具書，其對研究人員、老師、學生從事研究工作之方便，不言而喻。 不過當時，圖書館訂閱美國雜誌學報數量極少，找到了需要的文章，也只能望洋興嘆。大家可以想像當時台灣研究工作何其困難。不過，Folly神父告訴我們掌握利用各種文獻工具書，學習就可無師自通了。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打開了我做學問的一扇大門，好像發現新大陸時的欣喜。 從那天開始，我好像掌握了做學問的竅門，只靠自己，不再需要老師了。至今，這個簡單做學問的竅門，讓我以後求學求知的過程一帆風順，一生享用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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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茫茫之際，意想不到的事情奇蹟似地發生了。大四第一學期結束前，系上公布第二學期新開的一門課程 – 「美國文學」，由美國Goshen College（哥森學院）英文系教授 Sam Yoder 執教。他到越南大學當了一年的Fulbright教授，結束回美前，同意來台大教一學期的 「美國文學」。 我特別找到Goshen College 及Prof. Sam Yoder簡單資料，知道Goshen College 在美中西部是一所門諾教會 (Mennonite Church) 創辦的學校，也是公認優秀的小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美國文學一課是Yoder 教授的專門課程。 我記得從閱讀羅素及史懷哲有關反戰的和平主義書籍中，初步瞭解美國除了貴格教會外，門諾教會也是積極反戰的基督教派。早期門諾教會派遣傳教士至世界各地偏遠地區宣揚教義。在台灣，他們在台北、台中、花蓮地區設立了幾個門諾教會傳教。另外，瞭解花蓮地區原住民醫療設施缺乏，也特地在花蓮設立了門諾醫院照顧原住民。 但基於台灣政治情況，門諾教會很少強調反戰和平主義的教義。 選修這門課的同學不多。因為當時系上課程，強調的都是以英國文學為主；而我個人以前對美國文學的粗淺瞭解都是從看電影來的，如Arthur Miller 的 “Death of a Salesman”「推銷員之死」、John Steinbeck的 “The Grapes of Wrath”「 憤怒的葡萄」等，對美國文學認識不多，因此對這門課程特別感到興趣，並且很興奮在外文系畢業前，能透過這門課程有系統地認識美國文學。 Yoder教授一開始介紹英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在美國的發展歷史。他說幾乎美國革命獨立後，至1900年之一百多年間，學術界及大學課程只教授希臘經典和英國文學，拒絕接受美國文學一詞。 他發的講義中，有一個例子我永遠不會忘掉，是1873年由John Seely Hart 所寫的少數教科書之一， ” A Manu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美國文學手冊」）。書中，Hart教授給「美國文學」下的定義是「在美國土地上寫的英國文學的一部份」。 「甚至到1900年代，」Yoder 教授無奈的說，「有一書評家說，『美國沒有所謂的美國文學，除非那些原住民在石頭上及樺樹皮上的塗鴉被分類為文藝作品』。」我相信Yoder教授一定很難認同他的先民獨立後經過一百多年後，仍對自己的文化如此沒有信心。 Yoder教授對這段長達100多年的美國文學發展歷史的闡釋，震撼了我，不僅影響了我對台灣文學的看法，也粉碎了我對台灣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神話。當時我也想在課堂問他對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看法，但我一直提不出勇氣。 課後，我悄悄地告訴他說，從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後，國民黨政府否定台灣文學的存在，只強調中國古典文學及中國人寫的東西。 台灣文人所寫作品都被視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如同早期的美國情況。 Yoder 教授聽後十分驚訝，但他沈思了一下後，急著提出了解釋說，「不過美國文學作品並不是因為政治的因素而受到歧視…」 我打斷了他的話，「台灣文學受到歧視是政治的因素啊！」 他皺起眉頭，支吾了幾句後說，”I do not know.” 這樣的回答，我可瞭解，因為可能他對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一無所知，對台灣政治也知道不多或不想介入。不過，有一次我問他，美國南北內戰的原因是林肯總統堅持黑人民權的正義，或是因為美國南北經濟發展的矛盾而發生？Yoder 教授聽了後想了一陣子，皺起眉頭說，” I do not know. ”回想起來，我現在才知道，我以二分法問這個問題的幼稚；他說不知道也不是他真的不知道，而是因為他對知識的真誠態度。這種複雜的政治、社會、經濟、民權的問題不是兩分法黑或白、漢或賊的問題，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我相信一個對知識有真誠態度和瞭解的教授，「I do not know」是最誠實的回答。 每次上完課，只有我上前問他很多問題。 一次我提到門諾教會的反戰神學，他很驚訝我知道門諾教會反戰和平主義的教義，開始很驕傲地向我說明門諾教會是16世紀歐洲新教激進改革派Anabaptists（再洗禮派）的信徒，要求信徒能自主表達信仰的告白，因此反對嬰兒洗禮的教義。談到他所信仰的宗教教義，Yoder教授說得滔滔不絕，最後告訴我說，「我們教會從16世紀後都受到天主教及其他教派的迫害才逃到美國，因為我們反對戰爭的暴力，崇尚和平。我們拒絕手拿刀槍，拒絕參與軍事活動。」一生腦中把戰爭視為當然，又經歷金門當兵的我，當時聽這番話的當下，非常的感動、震撼，心想，世界上居然有這種教會，有這種教授，有這種事啊！ 學期結束最後一堂課後，Yoder 教授走到我的面前說，「Why don’t you come to Goshen for a year? We could offer you a tuition scholarship. ”（你願意來Goshen念一年書嗎？我們可以提供你免學費獎學金。） “ I’d love to，”我興奮地說。 他說回去後會安排學校國際學生處Viola Good主任，隔年初到台灣來面試我，可以來得及在1965年秋季到Goshen入學。 1964年8月前，除非我能拿到獎學金，我看不到任何出國留學的可能性。 Yoder教授決定順道，從越南來台大停留四個月再回美，與我也素昧平生，在特定時空，兩個生命的相遇改變了我的際遇，也改變我的生命，是否巧合？ I do not know. 我記得一位著名物理學家曾說過，「在宇宙中，兩個粒子的相碰並不是偶然的，是有因果的關係。」 我想，如果在宇宙數十億、數百億粒子中，兩個看不到，毫不相關的粒子相互碰在一起，是有因果關係的話，那麼兩個無數粒子組合的生命，他們的相碰（encounter）絕非偶然。什麼樣的因果關係呢？有什麼生命的意義呢？ I do not know. 這就是生命的奧秘啊！ 生命的點滴，有否意義？生命的走向，誰可預料？ 我隨機閱讀到史懷哲的反戰和平主義理念，及上課時的專注和好問，竟在特定的時空，發生冥冥中的影響，引導我與一位來自主張反戰和平主義教派的教授發生了共鳴，主動提供獎學金而改變我的一生。 改變生命軌跡是隨機湊巧的際遇，或是命中注定的氣數？I do not know. 地確，我不知道，我也膽敢說，沒有人知道。我們只能透過自己有限的觀察、閱讀、經驗的認知，道出自以為是的「人生智慧」。 個體生命如此複雜，變數如此之多，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How to live?）是個大哉問。 它絕無標準答案，更無正確答案，遑論集體生命形成的社會、國家？個人生命刻骨銘心的起伏，社會國家重複愚昧、悲情、血淚的興衰，只是人類不斷地敘述、欷噓、廻腸蕩氣的故事？ 我只能在熱愛生命的前提下，摸索我不確定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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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轉型期，發生的種種一步一步帶引著我走上探 索生命意義的神秘旅程 大四第一學期，我選修了吳炳鍾的翻譯，蘇維熊的英詩。蘇老師是早期少數留學日本帝大專攻英美文學的學者，也是台灣文學運動的先行者，重視鄉土，放眼西洋。 他是唯一戰後任教於台大外文系的台籍教授，擔任英詩選讀課程。 當我上了兩星期的課後，雖能體會到他對學生十分鼓勵，然明顯中感受到他對教學已失去熱誠。 期中考後，他請我和陳明澤到他的辦公室， 表示希望我們能幫忙翻譯一本 Directory of Navigation (航海指南)。 我們一看，很多專有名詞都不熟悉，不敢貿然答應。 蘇教授說一本航海專有名詞字典就不會有問題。 師命難違，我們只好硬著頭皮答應。為了儘速達成任務，我們招募了幾個同學合作，負責不同的海域、港口。兩個月後就交稿了。雖說完成任務，但私下，我與陳明澤都不敢保證翻譯的正確性。 擔心萬一哪天哪地方沈船了，我們可真負不起責任。 我修過台大外文系的老師中，吳炳鍾是我最欣賞的一位。他早年在中國內戰時期是修習化學的，英文造詣都是苦讀自學來的，自習的英文足能擔任「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及「參謀總長」貴永清的英文秘書。可見他苦讀的功力深厚。50年代時曾在台大外文系教授莎士比亞研究，據報導，某天他在上課時，連續一小時不停地朗誦「哈姆雷特」，一人分飾多人角色，融合了感情的聲韻，抑揚頓挫，久久震動全場。 他第一堂上課時，告訴我們翻譯的成功，不僅要具備好的語言能力，更重要的在於博學，要像一個 Renaissance man （文藝復興式的人物）。 他以幽默的口吻說，我們翻譯以「信、達、雅」為原則，但是西方人說 “ Translation is like a woman. If she is beautiful, she is not faithful. If she is faithful, she is not beautiful.” （翻譯像女人，假如她美麗，就不忠實。 假如她忠實，就不美麗），引起男生莞然一笑。他上課時，旁徵博引，幽默有加，記憶過人。上吳老師的翻譯課是一種知識的饗宴。 一學期修課下來，週末時吳老師會邀我吃飯，我請教他讀書的過程，他說，「英文原本不是我的專業，我也沒有什麼高學歷。 只是時代的動亂使他從軍來台。我學英文不是靠學校教育，而是靠自己不斷閱讀、閱讀、閱讀，重複看電影學英文，看小說自習而成的。」他私下提起，曾因是孫立人的英文秘書，致受到排擠，暗中遭打壓的事。或許因為如此，他獨來獨往，蠻孤獨的，只以讀書為樂。據聞，他退役後也未受到重用，僅被安排在亞盟秘書處作文書工，大材小用。 最後只能以編字典，編英文教材及補習班教學為生。 現在大家都以教英文大師及編著字典稱許他的成就，其實我對他的瞭解，編撰字典及英文教材，對他是最無創意的乏味工作。 我們畢業許久後，朋友告知吳老師已移民到舊金山，曾以導遊為生，約十年前，不幸病死異鄉。 台灣社會糟蹋人才莫此為甚。現在，我已垂垂老矣，想到他晚年的孤獨，我們如能相聚，閒聊人生，我會以挖苦的幽默說西方把晚年說是 ”golden age”，翻成黃金歲月…，我想他一定會不待我說完，就以幽默的口吻回應，「哈哈！黃金歲月時，只有小便是黃金色啦。」 生命受到不平、不義的遭遇，到了晚年，實令人欷噓！ 外文系正式的課外活動中最受人矚目的是每年的畢業戲劇公演。 這年所選的戲目是 Oscar Wilde 所著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rnest，導演是 Father Ohara。我被推選為男主角，女主角是現在李家同校長的太太。其餘細節我記得不多，只記得在謝幕時，郭同學代表仙人掌俱樂部的成員獻花。我還留著幾張全體演員合照的黑白照片，我滿臉粉白，嘴唇似塗有顏色，看起來很不自然，後面還站著不少同學，一幅非常熱鬧的樣子。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這是一句60年代的順口溜。台大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可說是天之驕子，他們大都可以容易申請到獎學金到美國。文學院的畢業生能申請到獎學金，則是難上加難。 大四那段期間，家庭富裕的同學都在忙著申請美國學校，準備托福。 我自己看不到任何留學的遠景，除非我能拿到獎學金。我曾試過寫幾篇論文，以增加獲得獎學金的可能性， 但結果都失敗了。黯然之餘，也只能放棄，期待奇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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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第一學期，我大都獨來獨往，躲在圖書館看自己愛看的書，其中以英國文學史中的小說居多。閱讀小說提供了我縱橫古今多角度思維的新觀念 （ideas）， 培養我質疑傳統世俗禮教的價值，認識人性各種感性情愫及道德的困境，更啟發我無拘無束，自由解放的想像力。 與同學們交換意見時，我常揶揄他們的傳統世俗禮教的觀念。 有一次，與女同學們談到不久前發生一件少女自殺的社會新聞。 發生的原因是這位剛結婚的少女在回家路上被一個男人瘋狂地撫摸胸部，被報紙登出後，鬱鬱寡歡，感到十分羞愧，又得不到丈夫的諒解，於是上吊自殺，以結束自己生命方式來證明清白。不少同學對這位女生表示惋惜、敬佩，我則持相反的看法，認為這位少女受縛於貞節的傳統價值觀，致白白犧牲了寶貴的生命，太遺憾，太不值得，太笨了。為什麼她要自殺？自殺達到什麼目的？錯並不在她，錯在男人，錯在那吃人的禮教，什麼「男女肌膚不親」、「貞節美德」、「貞節牌坊」啊！這種吃人的禮教都是統治階級搞出來控制女人的勾當。 我很難相信到今天這些傳統的價值觀仍陰魂不散地潛藏在不少女人的意識裡。 魯迅的小說都不看啊！ 耳朵、鼻子、眼睛等與乳房都是身體的器官，為什麼不同的器官被摸後會有如此不同的強烈反應？ 我這番話真嚇壞了女生。 當時，不管同學怎麼以異樣眼光看待我，我仍堅信以logos態度、生命意義的探索來看待才是合理、必要的。 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系上同學開始蠢動起來，男女交往活動特別多。當時，跳舞在校內外都是禁止的，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學生都在校外辦起舞會，學校教官抓不勝抓。舞會大多是在朋友透天屋的二、三樓上，長方形的空屋擺滿了座位，男生坐在一邊，女生坐在對面，女生期盼著被邀請起舞，沒被邀請的，只好東張西望，彼此嘰哩咕嚕，避免尷尬。男生則起動狩獵本能，眼光像探照燈來回往女生中掃瞄。 膽怯的男生，就只有喝一晚上的飲料，作壁上觀的份了。簡單的音樂設備放置在桌椅上，播放的舞曲大都是華爾滋、布魯思、吉魯巴、恰恰、曼波。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大家跳舞都保持臂長距離，看來似乎可笑，但是當時舞會確是打破男女矜持的障礙方式。 跳過幾次舞後，特別是布魯思，彼此的關係就活絡起來了。這種活動確促成不少成雙成對的佳偶，可惜，外文系的女生興趣的是醫科及理工科的學生，我們外文系的男生只好各顯神通了。 當時，外系的女同學倒比較開放，有次，哲學系郭姓女同學要我和陳明澤找些人一起到YWCA做志工，我們欣然配合，並建議大家組織一個郊遊社團。我建議這個社團的名字就叫Cactus Club。 郭同學問為什麼這個名稱？ 我說，「ㄟ，不是聽起來很浪漫嗎？ 對了，台灣現在是沙漠文化，只有仙人掌才能適應生存，向仙人掌學習啊！」男生由我和陳明澤招募，女生由郭同學挑選，幾個月來，我們竟有二十多成員來自各系，差不多男女各半。到了畢業時，我們都常聚會郊遊，彼此相處也都十分自然開放，在那個時代裡，仙人掌俱樂部的成員有如此開朗的關係，是件不簡單的事，這都要感謝郭同學活潑、開朗的個性。 雖然我們很少談到學術、未來及抱負的事，更不談政治社會文化的問題，但大家都對未來充滿一份自信的憧憬。 大三開始，家教的機會源源不斷，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很多學生的家庭，觀察到父母對孩子的心態，也學習到人生百態。 我接受仙人掌俱樂部郭同學之邀當她妹妹、弟弟及兩位姪女的英文家教，解決了我捉襟見肘的經濟窘境。因家教關係，我與郭家家人都相當熟悉，仙人掌的活動使我與郭同學也時常相聚，進出郭家也很自然。但我們之間的關係十分微妙，一切都在不言中，是否「友達之上，戀人未滿」的關係？ 我不敢確定，且說是緣分的一種吧。 1963年暑假開始，郭博信副教授在上完最後一堂課後，說要帶我到杭州南路口的威廉補習班見老闆。 「我替你找份工作，我太忙了，希望有時你能代我上課。」他說。 「我替老師上課？」「沒問題，」郭老師肯定地說。我們見到老闆娘時，「這位林先生是畢業班的高材生，新班就由林先生來教好了。」老闆娘一口答應，我就突然變成了當時頗有名氣威廉補習班的老師。出來時，我躊躇了一陣子說，「老師，我還沒畢業呢。」「沒問題，你夠資格了。你不提就是了。」他不假思索地說。當時我確有怪怪的感覺，怎麼老師在學生面前公然說謊，但仔細一想，當時老師的收入十分可憐，物質匱乏，大學老師必須身兼數職以補家計。看多了台灣社會的道德標準，老師無惡意的謊言，給大家都帶來了幫助，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一年的暑假，家教、補習班、郊遊等讓我忙得不可開交。在威廉補習班時，除了有時要替郭老師代課外，我有一班是開給經商移民的社會人士，學習一般會話的課程，參加的大都是女性，年齡參差不齊，英文程度也與年齡一樣高低懸殊。難怪郭老師說，沒問題，我夠資格。這工作輕鬆愉快，毫無壓力，也讓我體驗到當時台北形形色色的人物。 相信這些女性的家境都不錯，在那壓抑的年代，學習英文為了移民經商，也為了消遣。 有一晚上下課後走出灰暗的街角時，突然跑出了一位女學生，「老師，我好喜歡你的課。我請你喝咖啡。」他大方地說。 不過這次看到這位女士如此開朗大方，我也大方地接受了。平常上課時，她總坐在教室右後角落，穿著保守。那天，她帶我到一家咖啡廳，一進去，裡邊有點昏暗，還需服務生帶路。兩旁座位挑高的後背看不到顧客的人頭。坐定後，他就脫下她的外套，露出了短袖的襯衫，小檯燈的微光更顯露了他上半身豐滿曲線之美，又靠那麼近，我情不自禁地多看了幾眼。到底，美麗的事物是永恆的喜悅。我們都訂了咖啡後，她說學英文準備移民到美國。「移民容易嗎？」我問，知道當時台灣移民到美國十分困難。「我有親戚已是美國人了，我可依親申請。」她說。我找不到什麼話題，又不想問私事，但眼神總忍不住窺視她的雙峰。 顯然她很驕傲她的身材，也注意到我的反應，很自然地用兩手掌往上撐著胸部說，「其實都是撐起來的啦！你看這底下有鋼絲支撐著。」他用小指頭劃了弧形的手勢，接著說，「你摸摸看。」我心裡楞了一下，猶疑不定時，她拉了我的手往胸部的底下劃了一下，我突然感到一根小鋼絲硬硬的，如同觸及高壓線的感覺。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撐起胸部的秘訣。他繼續提到不少家裡的事， 我腦袋則一片茫然。待稍平靜後，我很突兀地就向她告辭了。 我如此巨細無遺的描述，只是要告訴各位這是我感受到最sexy的經驗。 這位女生以天真無邪、自然自信的言行散發出女人青春嬌媚性感的魅力，實在太美了！在那世代的我們對性充滿矛盾，to be or not to be，自然一度讓我難以克制。生命的多樣性令人贊嘆，一粒米不只養百樣人。 人性中實在充滿太多情感體驗及愉悅的故事。 後來我向仙人掌俱樂部的女生們描述這個真實故事。 很多女生不信，認為這是我編造的故事； 郭同學卻哈哈大笑，「只有你不知道，哈哈，不過這個女人很適合你。」這位女士來上了幾次課後，就從此消失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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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秋，從金門回到台大校園，我好像變了個人。走在椰林大道，兩旁的建築物，似乎失去了往昔的莊嚴雅重；走進文學院拱廊入口，我再聞不到典雅的氣息，感受不到知識的重要及求知的驕傲。看著穿梭在校園裡穿著花花綠綠的女生、斯斯文文的男生，想著她（他）們被呵護成長的過去，有了一張文憑卻無生命的經驗，所學到的片斷知識又會有什麼用處？又如何面對未來漫長多舛生命的挑戰？ 我想到毛姆 (Somerset Maugham) 小說「剃刀邊緣」(Razor’s Edge)的故事及主人翁 Larry的感受。戰爭改變了他，他好學，更堅持生命經驗及意義的追尋。 在未婚妻的反對下，他拒絕傳統世俗的人生價值，決定拋棄物質生活的享受，走進人間，追尋他生命的意義。 之前，閱讀毛姆小說啟示了我對探索生命意義的興趣，金門戰地的經驗更加深我瞭解毛姆小說用意之深。 但在台灣我如何去尋覓生命的意義呢？ 大三這一學年，我的心情十分孤獨、傷感，與複雜。 一方面，我必須有一份工作的壓力，另一方面，我陷入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充滿想像、孤獨、傷感、困惑， 全身滿溢著熱情（passion），無處宣洩。 外文系的課程中，我只能學到語言、文學片斷的知識， 對生命意義又會有什麼用處？沒有生命的經驗可以找到生命的意義？ 生命中，沒有感情的慰藉，知性還有意義嗎？ 兩人的情愛必須有知性的相容性嗎？ 換言之，我渴求情愛的關係，我已經在想像裡墮入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1962年秋天，陳明澤和我又在台大一起了。 但1961年秋天他退伍後找到了一份在美軍顧問團優渥的工作。我好奇地問，「那上學年你也註冊上課嗎？」。「當然啦！我邊讀書，邊工作，有時間才上課，我只考期中、期末考而已。」陳明澤以視為當然的口吻回答我。「你都不上課啊！」我不信地問。 「Yes!」他說。 「所修的課都及格嗎？」我再不信地問。 「Yes!」他驕傲地說 大三的心情使我對台大上課的興趣缺缺，決定先把系上及外系的必修課全部修完再說。系上的課，我和陳明澤只選修美國天主教修女Sister Josephine 的修辭學，我自己也另外選修了郭博信副教授的一門課。 外系的選修課程，我幾乎不上課，期中及期末考時，向不同女同學借筆記，參考複習一下就應試了。當時台大上課老師不點名，這一點校風堪稱「自由」，但因國民黨倉促撤退來台，學術人才稀少，阿貓阿狗的講師、教授都在學校中濫竽充數；上課內容千篇一律，年復一年，因此也不敢嚴格要求，學生考試，大都全部及格，皆大歡喜。 Sister Josephine 的修辭學顯然不是她的專才，因為每星期上課時她都只發給我們兩張條列式修辭學類型的原則或規則，要我們死背下來。上課時他就點名要同學站起來說明講義中第幾條的內容。 同學都乖乖地背給她聽。 有一次，她叫到陳明澤，要他說明講義第幾條的內容時，陳明澤站著背不出來，但不久後，陳明澤突然說，” If you give me a wrong sentence, I will correct it for you.” Sister Josephine 有點老羞成怒的樣子。我長期不屑死背讀書方法的激憤頓時爆發，這時，我舉起手來說，” He is right. Just to ask us to regurgitate the rule is not a way to learn.” 這時她真的老羞成怒了厲聲說，” I did not ask you！” 很多女同學看到老師動怒，緊張地要我不要再說了。Sister Josephine 指著我， ” You answer page 1, number 10.” “I am sorry. Again if you give me a wrong sentence , I might be able to correct it for you.” 我順著陳明澤的道理回應。 周邊女同學個個急著勸阻我不要再發言了，有的還扯著我的手，要我不要說。 這時怒氣沖沖的Sister Josephine 大聲地說，” You get out!” 我二話不說，昂然走出了教室。 這事件後，陳明澤和我被同學以異類眼光視之，走在校園，碰到同學時，他們都表現出欲言又止的樣子，好像要教訓我們一頓，但又不敢。 是不是這些同學想告訴我們死背知識，本就是天經地義的讀書學習方法？老師要我們背修辭學的規則也沒有不對？ 學生答不出來是自己的問題，為什麼還抗議？ 向老師說那番不禮貌的話，應該嗎？ 我懷疑。 暫時把鏡頭轉到2011年，49年後的一天，我在台南長榮大學演講，結束討論後，有一位聽眾上台來，我一看還記得是我以前東海生物系的吳姓學生，現在已是為人師表。 他說他修過我教的演化學。 當時，我曾要他們閱讀三本有關演化的課外讀物。 他也曾努力地讀，但是讀了半天仍摸不出頭緒，不知如何是好，因為背書是他大三時唯一知道的讀書學習方法。 現在他感謝我，並拿出了一封信遞給我，誠懇地說，「謝謝老師。」 以下是這位吳姓學生親筆信的逐字內容，我只把他的名字及執教的學校劃掉而已。 「老師，您好， 學生從高中至大二，一直是辛勤死背，事倍功半，苦於及格的平庸學生。 大三必修您的演化學，改變了我的生命。 您要我們閱讀古德的 <達爾文大震撼>、<雄貓的大拇指>及克若寧的 <螞蟻與孔雀>。當時的我，總是辛勤死背各課本知識，在您的命令下，我翻開三書照舊辦理，開始死背，以便考試能及格，並遵照您的指示，「讀書要作筆記」，至於筆記有何用就不知道了，或許日後檢查筆記要打成績？對我而言，那是重要的一刻。我發現這三本書似乎無從背起！我逐漸發現，原來「讀書是什麼？」 修您的課要交5000字的報告，將閱讀所知 轉記為筆記，再轉為自己的想法，終整理為報告，我始知讀書的樂趣。大四選修「生物哲學」，您開的書單22本，我閱讀了10多本，受您啟發，讀書成為我的興趣。 多次回東海，都嘗試去生物系，期待奇蹟和您相遇，可惜您已很少開課，奇蹟未曾發生，終不能告訴您「您啟發了我，影響我深遠」。轉眼已十四年了。 學生現任教台南市 XX女中，也當老師。除了交生物知識，我分享內容相關的教科書、小說，及哲學書籍，補充科學史與科學家生平故事，並引導、塑造學生「讀書方法」，這些都是來自您的啟發。」 學生 吳XX 敬上 2011.11.25 我講出這段真實的生命故事，目的是用來佐證49年前上述我對台大同學在知識、教育、傳統觀念的懷疑，也是用來佐證，在1997年吳姓學生從東海畢業前，台灣的教育和大部學生還是以「背書」為讀書學習的唯一方法，並視為當然？ 我曾在東海、台大執教多年，碰到學生無數，相信至今大部分的學生仍毫不懷疑背書、補習仍是讀書學習的方法。有次與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材生，哈佛博士，前任僑委會委員長張富美聊天，她也同意當時學生讀書的方法是背書和補習。她告訴我有位北一女高材生，台大外文系畢業，雲林同鄉好友，曾告訴她說，她讀書都是用背的，連在高中時，數學也是用背的。我好奇地問，「數學怎麼背啊！」 對於吳姓同學的表白，我當然非常高興，至少我啟發了一個學生， 啟發他的不是演化學知識的事實，而是啟發他讀書學習的方法，播下他自我學習興趣的種子。 演化學事實的知識，一本圖文並茂的教科書可以說明得比我更清楚。所以我當教授時，常向學生說「老師無用論」，不是說來自貶，或對老師的不敬，而是因為我知道，知識的本質不斷地變動。 老師不好學，不持續自學，很快就會被知識淘汰。 教育真正的目的，該是培養學生評述判斷的能力（critical thinking）及自學的能力。事實是知識，而非智慧。如果老師只會教事實的知識，要求學生把事實背得滾瓜爛熟的教法，只是把教育當作應付一時考試的工具而已，考試結束了，還剩下多少？ 所以一個好老師的角色，與其是「傳遞事實」，不如是「啟發」 (inspiration）。”The role of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 much to instruct，as to inspire.” 這句名言是寫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入口的拱門上。Silent Spring(寂靜的春天)作者Rachel Carson曾說，「老師引導學生『感受』（to feel）的能力比『知道』(to know)更重要」。 我喜歡的詩人 Robert Frost也有一句教育名言，” I am not a teacher but an awakener.” 「我不是老師，而是喚醒者」。 這才是「老師」的定義。 這位吳姓學生坦誠的告白，道出他生命成長的過程。 他那句我「改變了他的生命」，讓我感受到了猶太人的一句話，「救了一人，就是救了全世界」的感動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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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戰地雖沒有每天槍林彈雨的戰況，但每單日從早到晚的砲擊，深夜水鬼的偷襲，時時提醒著生命的威脅。 對老道職業軍人而言，金門的戰況實在不足掛齒，但對未經戰爭洗禮的我，金門的戰況足以令人提心吊膽。 我的自保、自習、維護軍紀三贏策略，執行得十分辛苦。 本該是排長、副排長及組長維持晚上站崗紀律的責任，都落在我的肩膀上。 這是不應有的軍規現象。 不久，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對我輕蔑的態度。 他們有這樣的態度，我可以諒解。 到底他們都有離鄉背井的淒涼身世，從軍至少二十年以上，在撤退來台以前，經歷戰爭，經歷軍中的壓抑，前途茫茫，鬱卒心情，可想而知。看到一個青澀幼稚，毫無戰役經驗的預官，是他們的上司，他們不平、不服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事。我自知經驗不足， 輕蔑我是一回事。 但我無法瞭解的是他們怎麼能每晚睡得那麼安穩，難道不怕被水鬼摸走嗎？ 全排同袍的安危也不是他們的責任嗎？軍紀是如此懶散，反共必勝可能嗎？ 我心裡明白生命失去意義，生命就失去活力，什麼也不在乎了。 不久，副排長突然向我表示全排早晚都要集合訓話。我雖有不同的想法，一時也未堅持，還請他主持集合訓話事，我在一旁觀察。 一開始，他似乎非常的高興，但一星期後，集會事也停止了，一句話也沒告訴我。 我看在眼內，一句話也不說， 好像沒發生過一樣。 有一天晚上，我巡視時轉到他們的住宿區，發現副排長及兩位組長竟然與充員在一起聚賭喝酒。 他們看到我時，都把賭牌收起來，怕我看到。 我看了他們一眼，一句話也沒說，轉頭就走。 白天，兩位兵器組長什麼都不做，只關心他們養雞事，叫充員們餵雞，找蛋。 問及如何操作各兵器時，愛理不理的樣子。 中、晚餐都在一起吃飯，他們都喝起高粱，我心裡覺得很不該，但也不說話。 我和他們這樣心照不宣的緊張關係，維持了一段時間。 事情終於爆發了。有一天晚上，副排長闖進了我的碉堡，顯然喝醉了酒，手裡拿著步槍。他對著我，大聲地叱喝，「行不通的，行不通的。你不懂。你不懂！」我突然看到他，滿臉通紅，手裡又拿著步槍，嚇了一跳。 我本能地拿起床邊的卡賓槍，站起來，馬上靠近他，要他坐下來好好談。 他看了我快速抓起卡賓槍，突地轉身回頭。這時兩位組長正好趕來，抓住副排長的手，一邊拉著他離開，一邊說，「沒事，沒事。」事後，我一聲不吭，也未做出任何的行動，好像沒發生過一樣。我知道以後日子，將有很多的麻煩，但不是我可以掌握了。 每個禮拜，我都要步行四公里的路程到連部開會報告。連長都很高興的歡迎我。 一次，開會結束後，他留下我一起吃飯，還帶我到他的辦公室聊天。我很高興看到他座後，堆滿了英文書，「您喜歡英文？」 我說。 「是啊。我知道你是讀外文的，我可以請教你嗎？」他客氣地說，從抽屜拿出了一張寫滿各種英文句子，請我給他說明。我一看都是一些從文學或哲學書中摘下來的句子。我一一向他詳細地說明。他高興地說，「我向很多人請教，都說不出所以然來。你是第一個說得很清楚的人。謝謝！」他高興得堅持用他的吉普車把我送回水頭村。 生命的轉折，誰可預料？誰知道生命的旅途中，英文救了我？ 我會在軍中接觸到一位好學，又喜愛英文的連長？他要我每星期週末到連部， 和他討論英文的問題。我們於是變成好友。 連部有位柯姓政戰指導員，也是預官，高雄人，從事軍隊保防、監視、考核軍官等事。他每兩星期都來水頭「關心」我。他知道我不是國民黨員，但私下並未鼓勵我加入。幾個月後，大家熟了，看我無害，他也打開心防，告訴我些心底真話。 他知道我為什麼被分發到小金門的事，提醒我要小心。他也知道兵器排的軍紀問題。我請教他怎麼辦？他說到處都一樣，充員好管，老兵難纏。 在一個充滿變數及風險的戰地，我有三位對我不服不敬的屬下，我只能更堅持著我「自保、自習及軍紀三贏策略」。自從上次副排長發飆事件後，一切暫時平息了一陣子。 不久，喝酒聚賭再度發生。這樣下去軍紀渙散，我擔心，如果發生大問題的話，我得負起責任。 有次巡視時，又看到他們聚賭，突然我感到生命無救的哀傷。 停了一會兒，看著他們視若無睹，我突然爆發出來，「來來來，我跟您你們來賭！給我找個位子。」 他們嚇一跳，不知如何是好，幾秒後還真的找了個位子，我也真的坐下來。 沒多久他們好像都覺得很尷尬，不久後都說累了，結束吧。 沒有想到，這一招竟然奏效了；以後他們只在週末時才賭了。 副排長仍時時喝酒鬧事，我決定向連長報告，並希望他把副排長調走。 幾天後，副排長就被調走。從此，組長們也較守規矩了，彼此間緊張的關係就淡化了許多。 我養了一隻狗作伴兼警衛，晚上時到處亂跑，我吹幾聲口哨，牠就進來碉堡讓我摟抱幾下。 有狗，我深夜時能安心全神灌注地看書。 有一天週末，我從金城回來，充員急著向我報告，說我的狗被迫擊砲組長把牠的前腳跟割到快斷了。 為什麼？「狗咬死了他的雞。」當我看到愛狗躺在那兒，右前腳踝已被割斷，只剩一層皮，牠眼汪汪地看著我，不時發出痛苦的哀嚎。 我的憤怒無法自抑，一轉身，跑到碉堡，拿起卡賓槍，直衝到組長處。充員看得目瞪口呆，緊隨著我後面追。進入宿舍，我看到組長睡在蚊帳內，二話不說，就猛地翻開蚊帳，「給我起來，你怎麼可以做出這樣殘忍的事。」組長從睡夢中驚醒，坐起來，看到我咆哮震怒的樣子，手中又拿著卡賓槍，臉上先是一愣，突然手蒙著臉，開始痛哭失聲。頓時，看他伶仃無助的樣子，我反而不知怎麼辦，只好轉身出來，要充員馬上把急救箱拿來。消毒、敷傷後，我將牠的腳踝用繃帶緊緊地包紮接上。經數次的換藥，牠卻奇蹟似地癒合，但走起路來，卻一擺一擺的。事後，組長來向我道歉。了解他的心緒，我也不忍苛責。 我只希望彼此都學到了教訓。 在金門短短八個月，我看到充員士兵在水深及胸的海岸搬運補給品時的掙扎，及被海浪沖走後溺斃的慘狀；有次，我們師團部舉行兩天一夜的作戰演習中，我曾獨自在深夜安慰一位不慎被炸重傷的充員，聽他臨死前淒厲的哀嚎，看顧他血肉模糊的屍體，等待急救人員的到達。 當第二天太陽升起時，我們又行禮如儀，運作如昔。 演習結束，我們這排竟以戰術突出，策略出奇制勝獲獎表揚。我們得了這個獎章，我直覺莫名其妙。我感受到戰爭的可怕及荒謬。 我對人類將戰爭作為解決紛爭的方法一直難以接受。人類的歷史中，戰爭不斷，問題都是舊瓶裝新酒，老問題換個新藉口而已。 說人類是智慧的物種Homo sapiens，是文明的創造者實在令人難以苟同。歷史上，戰爭的殘忍、愚昧不斷的重演，戰爭起因的荒謬罄竹難書，但都被視為當然。 反戰和平主義的思潮，只是曇花一現。戰爭一旦開打，雙方都在打混戰，戰勝一方，也不知道為什麼，戰敗的一方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戰爭過後，戰勝的一方凱旋的原因都是編製的謊言；戰敗的一方挫敗的理由也是編製的藉口。戰爭被統治階級美化頌揚，被視為愛國、英勇、守護家園的途徑，我們都被洗腦而不知，而視戰爭為當然。 八個月金門服役很快地過去，連長特別在我除役前給我放假兩個星期，讓我在金門到處自由遊蕩，晚上留在連部教教英文。八個月來，我有很多的感傷，生命經驗的收獲，卻無法衡量。 晚上不睡覺，我終於看完了四大本「世界文學代表作摘要版」。生命必須透過閱讀及經驗不斷相互的驗證才能成長，金門的經驗深埋我心。 誰可預料，分發到小金門以不安開始，卻以深層的生命經驗作結。 生命是開放的體系，什麼都可能，似無絕對的現象。在生命的旅途上，「生命由我不由天」？ 我相信「我」是獨立的存在體， 但冥冥中似有guardian angels (守護天使，或樂於助人的好人) 時時照顧著我。直至現在，我心底深處存在著無處表達的感激。 1962年8月底，我終於平安地抵達高雄，回到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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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馬祖是耳熟能詳的島嶼，因為1958年8月23日發生了所謂的「八二三炮戰」而聞名全世界。淡江英專林姓同學於1957年輟學後，即入伍當兵，不幸在「八二三炮戰」時中彈身亡。當消息傳到班上，未經戰火洗禮，年輕的我們雖嘆息他不幸的遭遇，但對不幸與戰爭視為當然，對生命與無常尚無感懷。 1961年底的我，站在航向金門船上的甲板上，少年不識愁滋味，當碼頭邊閃爍不定、忽明忽滅的燈火漸漸消失在海平線，我的腦海仍毫無一絲對死亡、戰爭及生命不可預知的恐懼與不安。 不多時，補給船陷入在茫茫無際的黑暗及寒氣逼人的北風中，孤獨地朝目的地前進。 四周的死寂，突顯海浪沖撞船身的澎湃，更激發我心中那份激動。 年少浪漫的我，忍不住歌頌出，美國詩人Walt Whitman一首歌頌美國Abraham Lincoln (林肯總統) 詩開頭的四個字，”O Captain! My Captain!” （哦 舵手！我的舵手！）。那一剎那的感觸與Abraham Lincoln無關； 只是想到朗誦出來時的聲調，與當時海天四周情境的契合，在海上航行的澎湃多麼豪情壯志，多麼浪漫！ 第二天清晨，補給船緩緩駛進料羅灣。 整船滿載充員士兵。下船後，他們靜靜地排隊等待分發到各自的部隊，我看著他們充滿了徬徨恐懼的眼神，腦際閃過了我自己的處境。 少數幾位預官則被帶到一間大房子，等待各自部隊派來接送的人員。 不久，所有的預官都被接走了，除了我。 在空洞的房子裡，我孤單一人，感受如同棄兒。 負責管理的一位軍人，看我一人左顧右盼，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終於走過來瞭解。 「哦，你是要到小金門的，對了，馬上來，因為他們路途較遠。」遠？多遠？ 終於，我看到了一位年輕的軍官，走過來，確認我是林俊義後，就帶著我出去，坐上一部吉普車，朝著顛簸的小路奔馳而去。他告訴我說，現在他們都在忙著搬家的事，很亂。 我前一晚都未睡覺，上岸後又無休息，我已經很累了，因此，我對他講話的內容也不太注意。 不久，我們到了一個小碼頭，行李卸下後，我們就登上了一隻只有兩個座位的小快艇。 「要多久呢？」我開始好奇。 「很快。」他說。 快艇不停地衝進迎面而來的浪頭，激起浪花，撲上船上。 剎時之間， 在這茫茫無際的海空，我感受到生前未有的不安。 不到三十分鐘，我們到了小金門。我好奇地環視，沿岸佈滿碉堡，有刺鐵絲的斜鐵柱排排的插在灰黑色的海灘。整個視野在光天化日下，卻給了我一種陰森森的景象。 我終於來到了戰地。 我被副官帶到沿岸高地的一個碉堡， 「這個地方是你這幾天工作睡覺的地方」，他說。 「不過，你大概不會在這裡太久。」他笑笑地說，我正要問個到底時，我們已經走到連長的碉堡，「連長會告訴你，」他說。 連長看起來不是一個老芋仔，像個讀書人。 他說，「你一定很累了，你來得不是時候，大家都忙著搬家。」這下子我真的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報告連長，搬家，搬到哪兒去？」 他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金門啊！你不知道嗎？」我搖搖頭， 「不知道。」「沒人告訴你嗎？再過一個星期，我們這一師將被調動移防到金門。 沒人告訴你嗎？」連長好像不相信我的話，連問了兩次。 「我真的不知道，連長，我只知道被分發到小金門第八軍團師部隊，擔任步兵連排長而已，」我從容地從口袋裡拿出了分發令。 在這個星期內，我主動在連部幫忙移防事。 我碰到的所有官兵都以像在搬新家的雀躍心情整理打包，顯然地離開小金門，移防至大金門是一件令大家很快樂興奮的事。大家都告訴我，這一年來在小金門的駐防，「太緊張了。」為什麼？「水鬼啊！」 我心中才開始慶幸，來到危險地區的小金門，竟然在七天後就離開了險境？ 運氣或安排？ 生命發展的軌跡就這樣莫名其妙地發生在我身上，似有隻無形的手，在扭轉乾坤。 但從小金門轉至大金門的變化是轉禍為福？ 誰也無法預料。 調動移防金門後，我們這一步兵連負責金門西岸自莒光湖至水頭村的海岸線的防衛。一連有四排，三個步兵排，一個兵器排；如同先前我被派往小金門一般的「幸運」，我被派任到責任重大，任務艱難，人事複雜的兵器排排長； 駐地是距離連部偏遠的水頭村，至少有四公里之遙，除了負責沿岸的安全外，也負有水頭村漁民出入海捕魚的管制。這個距離匪區最近的陣地，就是要我一個毫無戰事經驗的小伙子，一介浪漫書生，獨立地負責安危？ 之前，在鳳山三個月訓練，我們都在從事爬上爬下、出操、打靶、跳水坑等體能訓練。 少數術科也未涉及戰事或武器功能方面的知識。 金門、小金門的戰略重要性及戰事細節更是隻字未提。 預官任期在部隊的時間僅八個月，我們將預官訓練不當一回事，有時甚至吊兒郎當； 軍方可能也認為這些公子哥兒們在台灣島上的部隊裡作作文書或助理教官工作就好了， 最好不要惹自己麻煩把這些公子哥兒派到小金門、金門等著上戰場；除了那些政治不正確的傢伙。 此時此地，站在水頭村的沙灘上，四周似空無一人，遙望對面近在咫尺的匪區，我頓時感到無限的不安、不平。 1961年的水頭村只有幾排的破舊民房，村民在退潮時以漁網及簡陋的捕魚器具出海捕魚，所謂管制站只是有個衛兵站在出海的入口處管制村民的進出而已。沿岸較高地區，有兩棟磚土混合蓋起的老屋，分別為60mm迫擊炮組及75mm無後座力炮組的房子。 房子前面有一寬廣的平地，作為部隊集合訓練、煮飯、吃飯的地方。排長單獨的碉堡最靠海邊，距離兩房約30、40公尺。碉堡有只容許單人進出長方形無門的小開口，裡面右牆是水泥床，左邊是一片水泥桌，中間剛好可放一張椅子。四周有10cmX5cm三個長方形洞口。沒有電燈，只有一盞煤油燈。 兵器排有一位四十多歲的老兵副排長，一位不識字的60mm迫擊炮組老兵組長，一位不識字75mm無後座力炮組老兵組長，及四十位大都不識字的充員。在戰地，軍方有軍方的傳統。一開始，我想最好能觀察一陣子再說。 1958年的823炮戰，水頭漁港亦為解放軍攻擊的主要目標。 十月後，共軍改採取「單打雙不打」（單日炮擊，雙日不炮擊）的策略。我在小金門短短七天的時候，已經驗到單打的滋味。 來到水頭村，一、二星期的觀察後。我的結論是匪軍單打不可怕，晚上睡覺時被水鬼殺害，割掉耳朵才是可怕的事。 因此加強充員晚上站崗的警覺、反應及通報系統的建立是首要的工作。 可是我發覺充員大都不識字外，生活毫無紀律可言。晚上站崗打盹睡覺，及記不住暗號問題相當嚴重。 充員甚至連「反共抗俄」的暗號都記不住，何況每晚必須更換暗號。 衛兵站崗紀律懶散，整排的安全就有問題。 我向副排長及組長表示希望加強晚上站崗的軍紀，但說幾次，他們對這種事似不在乎，也不理不睬。我開始感覺到，他們似有意以不合作的態度抵制我。 我私下不得不決定採取自保、自習及軍紀三贏的策略。 自保、自習及軍紀三贏的策略是我晚上不睡覺，至清晨四、五點才休息，以隨時保持警戒以自保。 半夜後不時自己拿著卡賓槍巡視衛兵是否睡覺，是否記得住暗號， 以維護軍紀。 這個時間也是我清醒自習的時間，在煤油燈下，閱讀我帶來的「世界文學代表作摘要版」。 我必須學習生命的一切唯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何況我還負有全排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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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中旬，陳明澤退伍還鄉。他一再地建議我先結束當兵的義務，好在日後更有彈性的規劃未來。我想想，當兵義務既然無法逃避，不如及早結束，免得橫生枝節。 況且深信我這顆熾熱的求知慾是不會消失的， 我就決定辦休學，申請入伍了。 生命過程中，我們不斷的面臨各種不同的抉擇； 走到任何一個叉口都導向無法預知的未來。選擇提早入伍當兵，或繼續留在台大，看似不同的決定，但或許冥冥中有支無形的手，引導我們走向內心追求的方向。 自古民間流傳的一句諺語「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反映了社會瞧不起當兵的事實。1954年，台灣海軍驅逐艦太平號「遭四匪艇偷襲沈沒」事件，國民黨藉此事件發動愛國獻艦復仇與從軍報國的運動。 當時我建中初三，全校同學被帶上街頭遊行喊口號，抗議共匪挑釁，並要求同學排隊一一簽名從軍報國。當晚回家晚飯時，我告訴父親簽名從軍事，父親一語不發，一巴掌打了過來，大聲吼叫，「當什麼兵！憨孩子！」我一邊哭著，一邊喊叫，「又不是我志願的。」父親憤怒地吼，「不是志願，簽什麼名。」 在那不懂事的年齡，哪裡理解父親經歷過戰爭的痛苦經驗，及擔心兒子安危的苦心。不過簽名從軍報國一事確實讓我一直擔心不知何時會被抓去當支那兵呢。 這記耳光一直鮮明的留在我的意識裡。 當時整個社會逃避兵役現象氾濫，有錢有勢的家庭極盡各種不法行徑，或請醫生偽造證明文件，或行賄兵役課職員等等設法逃避兵役或延役； 沒有辦法的家庭則要孩子在體檢前以喝醬油使之暴瘦，或大吃大喝，使之暴肥。 我淡江英專的很多朋友都已延役了幾次，擠進淡江就學就是逃役的方法之一。 現在聽說各種伎倆更多，裝傻扮成智能不足，假裝罹患憂鬱症等招數，層出不窮。 我與陳明澤的家庭使不出什麼招數，只是臣服於體制現實，但絕非是為了榮譽，為了國家。 1961年8月我入伍的梯次為大專院校預備軍官第十期步兵科。入伍後必須先到鳳山受訓三個月後，再視情況決定分發到部隊去，繼續剩下八個月的役期。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公子哥兒」都禁不起大熱天下的操練煎熬。 三個月在鳳山操練的過程，個個唉聲嘆氣。 我想，與其唉聲嘆氣，不如把單調無謂的操練及勞動除草的任務變成我的健身運動。上術科時，我把一本英文小字典，隨機撕下五頁學英文單字。三個月下來，自覺身體健康多了，英文字彙也增加了不少。群體生活中很容易觀察到人生百態。 很多自私自利，不為別人設想的行為，特別在吃飯的時候，每次菜一上桌，總是有人第一個動筷子揀個不停，直到有人抗議為止。 這雖是個不足掛齒的小事，不過從小看大，也可以看出個人教養的差距。隨著時間的增長，及閱讀各種小說，我學習到，一個自私自利，不為別人設想的性格，在生命中是缺乏ethos及pathos的，更是一種導致不幸或悲劇的缺陷（tragic flaw）。 三個月的受訓快要結束前，分發到什麼地方、什麼部隊是大家關注的焦點。各種關說行賄的傳言滿天飛。 私下不少人都已知道他們分發的地點、部隊及工作，致使很多人心中忿忿不平。 軍方為杜絕各種的傳言，宣布分發的標準是根據最後考試的成績，絕無關說特權。 考試的內容都是政治性的問題，只要橫著心說謊，符合政治正確，都可得到滿分。 但是一再鼓吹忠於自我的人而言，則是生命中考驗的開始。 當我看到一題是非題，「反攻大陸必勝，反共抗俄必成」時，心裡就十分納悶。 這種如此重大複雜的政治軍事問題，我實在無從預知，我不加思索，就打上了一個大X，交卷了。 結果不出所料，我被分發到小金門，在第八（?）軍團師部隊，擔任步兵連排長。知道後，不像大多數人對小金門的恐懼與排斥， 我倒沒有感到沮喪恐慌，反而，慶幸有機會到一個神秘的小島探險，感到好奇興奮。在我們這一梯次的預官中，我是唯一，被送到外島的小金門。 很多人分發的地點就在台北或鄰近的地區，或在台灣各地。 有的分發在部隊的工作是教英文或作文書、幕僚、會計等工作，下班後還可回家。這樣的當兵法當然是輕鬆愉快，但毫無挑戰性。 發表分發結果的那個晚上，大家都高高興興地慶祝。 只有我， 找不到同年級或同班同學分享我的心情，只好看著他們盡情的歡樂。 心想，與我相比，是禍是福，誰都無法預料？ 生命的事，絕不是看一時的，只待最後一口氣才能作最後的評斷吧！ 一個星期的假期後，我們必須向各部隊報到。回家時告訴家人，我被分發到小金門時，母親只一再地嘀嘀咕咕抱怨個不停， 父親只一再嘮嘮叨叨那是危險的地方，一再叮嚀要我小心。 我無法與他們分享我的心情及想法，只能安慰他們一切都會OK的，但心底深處的好奇興奮，實在盼望有人傾訴。 一星期後，我從高雄港，在夜霧茫茫的晚上，興奮地登上海軍露天補給船，航向金門，航向生命的另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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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事底定，我們又面臨兵役的問題。陳明澤決定先休學一年，完成預備軍官當兵的義務。他的理由是提早結束當兵的義務，不再受其限制，好做其他的人生規劃。當時，我在淡江英專所燃起熾熱的求知慾，深藏我心，期盼能在台大優質的教育環境下，得到更大的啟蒙和成長，所以我決定留在台大繼續讀書，與陳明澤暫時分道揚鑣。我倆雖做了多許多不同的選擇，但是在生命的旅途中，我們不時交會，各自的人生發展，誰也無法預料。 開學前，我常獨自到校園漫步，感受台大校園學風氣息。 走在椰林大道，看到兩旁各學院莊嚴雅重的建築物，引發我對知識的敬重及欣悅。 走進圖書館，忍不住深呼吸幾次撲鼻的書香。 看到高挑的天花板，一排一排古色古香的大書桌，令人神往，心想竟然有這樣美好的讀書環境，我一定要好好利用它。來到文學院的系館，進入文學院拱廊入口，寬敞又大方，環狀樓梯散發出典雅的氣息，置身其境，感受到知識的重要及求知的驕傲。 外文系館就在這棟文學院裡，想到未來三年我將在這樣的教學環境受教，心中十分的興奮。 第一學期，我選修了英國文學史。這門課是外文系的重頭課，由剛從美國學成回國，獲有文學PH.D.的顏元叔副教授授課。當時他剛三十出頭，意氣風發，學生搶修他的課，趨之若鶩。偌大的教室，男女生都搶著坐在前面，端詳顏老師的文學風采。我則默默地坐在後頭，專心聆聽授課內容。 顏老師授課認真，時有考試，寫報告等課業要求。幾次考卷分發下來，我都很高興的看到顏老師在考卷上的稱讚評語，也在課堂上稱讚我英文寫得不錯。 期末考前，也有不少同學向我請教問題。 一個學年下來，我也修習不少外系的課程，雖然同學告訴我這些外系的課程很容易過關，我還是很嚴肅地看待。 記得外文系的課程中，我修了一門孫靖民老師教的「西洋文學概論」，及Father O’Hara的「舊約」與「新約」。 孫靖民老師也是一位好老師，「西洋文學概論」課上要求很多的閱讀，包括Greek mythology, Odyssey，Iliad 等書。她都會要求我們寫報告。 記得我曾交了一篇反對希臘神話中Oedipus 所發生弒父戀母的悲劇（Oedipus complex）的報告，約略記得我是以命運(fate)及自由意志（free will）的觀念來辯駁 Freud 所言心理分析的無稽。 結果在課堂上受到孫老師的大力讚賞。 至於Father O’Hara的「舊約」與「新約」課，我印象不大，只覺得在西方文學及文化傳統，「新約」本是一部不能不看的一本書。 在台大第一年，我感受到知識豐收的興奮。 除了加強了我對自己的信心外，也深化了我對知識本質的認識。 之前，我所閱讀的書籍都是信手拈來，內容五花八門，包羅萬象。雖然我相信廣泛隨意閱讀的優點，但來到台大外文系後，我開始接觸到文學知識系統化的課程，如「英國文學史」，「西洋文學概論」等，與以前閱讀方式對照之下，我深切地感受到閱讀有系統知識的重要性。 以前，在毫無系統的閱讀時，當看到不同的作者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詮釋、意見或態度時，我雖能從中學習到培養自己寬廣的思考空間，然難免感到困惑。 透過系統文學史的學習，我能清楚地分辨出知識的評價與政治、社會、經濟等時代背景間的複雜關係，使我對知識的不同面向有一較整體深入的認識。 從我閱讀到不同版本的英國文學史的教科書時， 我才恍然大悟為什麼不同教科書的作者以不同的意識型態及文藝理論，對同一作家賦予不同的評價，而注意到文藝理論的重要。 我開始初嚐知識中「絕對主義」（Absolutism）及「相對主義」(Relativism) 所引發的哲學問題的重要性。 我們從小的受教過程，都有一本官方審訂的教科書，考試的問答是非題只有「唯一標準答案」。 這種誤解知識本質及絕對主義的教育制度，只會箝制我們的思維空間，僵化思考模式，以致我們無法瞭解「是非」是存在於相對的意義，更無從據以做出正確的判斷。這種箝制思維「唯一標準答案」的教育源自中國文化及政治文化的傳統，這種教育無異是培養政治獨裁的溫床，摧殘民主的敵人。 我有幸，在生命不同的階段蒙受不同的啟示，使我日後對知識、對人生有更深入的探索和領悟。人類經過數百年探索知識論(Epistemology) 及科學哲學 (Philosophy of Science) 的結果，告訴我們人類的歷史充滿錯誤或難以適用的理論、思想觀念及行為政策。 因此，人類科學的進步及文明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社會要有能力及方法，以較正確，較可行的理論、思想觀念，及行為政策，不斷地加以取代或修正，如此社會進步即會隨著時間逐步地展開。 換言之，沒有什麼「真理」是永恆不變的。所謂的「真理」一直都在變動著 (in flux)。甚至，科學發現或證明的真實（validity）也只是暫時性的，而非絕對的。現在，如仍以「路有高低，人有上下」作為知識的典範，民主、人權及平等觀念很難發展。 四書五經適用於孔子的時代嗎？有可能。適用於今天的世界嗎？我懷疑。 修課之餘，我在台大更有接觸到各種書籍的好機會，閱讀英國文學史每一年代的代表性小說變成我的嗜好。 外文系圖書館是我常去尋寶的地方。看到好書，圖書館管理員老孟（絕子）總是說，「拿去拿去，要看喔。」 這一年， 我閱讀了Albert Schweitzer（史懷哲） 的反戰和平主義」（pacifism）主張的小冊子 「和平或核戰」(Peace or Atomic War)，及 Dietrich Bonhoeffer（潘霍華）的 「自牢獄的書信集」（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這兩位非凡的人物讓我認識到世界竟有如此偉大的生命故事。 他們在我心底深處撒下了「反戰和平主義」、「非洲」、「宗教力量」及「生命堅忍」新觀念的種子。我記得曾向女友開玩笑地說，「我們畢業後到非洲去。」，她瞪著我說，「你自己去吧！」 生命的走向無法預料，所以，生命中一點一滴潛移默化的影響，請勿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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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我們終於畢業了。 但是接下來何去何從呢？ 恰巧，當時台大外文系正在招收大二插班生，對象是主以其他大學外文系的二年級的學生為主。台大外文系是聯考乙組響噹噹的熱門科系，考生，特別女生，趨之若鶩。我與陳明澤決定報考一試。這一試，又啟動了我生命中的另一章。 當時的教育風氣，各級學校存在著國立、省立、縣立、市立及私立的優劣差別，及建中、北一女、成功和附中是所謂的菁英高中。 台大是大家優先想擠進的大學，整個社會在此價值認知下，造就了可怕的階級觀念，及不當的優越感。以父母聘請家教老師為例，台大、師大外文系的三、四年級的學生受到優先考慮。我親身經歷了毫無機會獲得家教機會的經驗，因此，我和陳明澤剛從無校區的私立英專五年制畢業，想考上台大？ 確實有種難以言喻的自卑感，當時只圖報考一試，瞭解一下自己的程度，可以考上與否，並未抱太大的信心。 知道報考應試的科目有四科：西洋史、英文、中文及英文作文後，讓我們更惶恐不安。我們五年專科教育未上過中國史，更未上過西洋史；中文也不像其他正規高中、大學學生，受過多年有系統的中文教育，我們對四書五經等的文言文也鮮少涉獵； 英文方面，與其他唸過三年高中英文課程及兩年外文系的學生相比，我們也缺乏信心。 迫於距離考試時間，只剩短短一個月，我與陳明澤經一番討論後，決定集中火力惡補西洋史，因為中、英文及英文作文已來不及準備了，腦子裡有多少語文基礎，就上戰場吧！主意定下來後，我就跑到重慶南路賣惡補參考書店，買回了一本西洋史的參考書， 再參考一些過去的考古題後，我們就選擇了西洋史中二十個重大議題為準備的重點。 我們躲在陳明澤三峽的老家，足足準備了一個月，寫下每題的詳細答案，並相互質問，到滾瓜爛熟的程度。然後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應試了。 放榜當天，我和陳明澤以最壞的打算前往看榜。我的天啊！有這種事！我竟然名列榜首，陳明澤名列第二。 萬萬也不敢相信，一個被北商退學，沒上過高中，勉強擠入剛成立無校區的五年制英專的我，竟然也可以如此轉彎抹角地走進台大外文系。 我簡直不敢相信，惡補一個月就能考上名校？ 這種考試證明了什麼？考試可以透過補習、惡補進入名校的話，這樣的選拔優秀學生的方式，是正確的嗎？這次事件及往後三年的台大經驗讓我感覺到台灣的教育有太多不可思議的問題，不禁質疑我們的教育目的何在？ 這次我考入台大外文系並未使我洋洋自得，自以為傲，反而刺激我思考教育和知識本質的問題，也種下了我對台灣正規教育不屑的種子，及質疑未來正規教育的功能。 不過，這次考進台大外文系的經驗加強我對知識需由自己學習的認知，與學校的名氣無關，也重建自我信心的新開始。 在西方的文化傳統， “an educated man”的定義，絕不是中文字典所翻譯的「受過教育的人」的內涵。 ”An educated man” 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An educated man”與個人有無就學、受教學校、文憑、成績、學位無關。 一個真正的 ”an educated man”至少必須：第一，具備從事獨立、批判思考的能力，能自省自知，並處理自身問題；第二，閱讀廣泛、生命經驗豐富，且終生學習，面對生命的各種挑戰，能淡定應對，不自戀，不傲慢；第三，能接受、容忍他人不同意見，而不失自我；開放接受新思想，不輕易下判斷。這種對教育的態度是建立在「人和生命是最終目的，而非工具」的原則上。 換言之，教育最終目的是要培養出一個有 “Ethos”（道德內在化的修養），“Pathos”（感性關懷及具同理心能力）及 “logos”（理性辨識及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這個詮釋是可以接受的話，那麼台灣教育措施只製造出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受教育的人口」，至於，培育出真正 ” educated men and women” 則少之又少。 幾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意識型態的維護和鞏固，改革只是換湯不換藥；教育事業嚴重商業化後，大學院校一再增設，增加的僅是店鋪商家而已，賣的東西多也是為了利潤。台灣教育的最終目的何在？ 教育商業化後，人只是工具，只是商品？ 何況今天資訊科技的革命行將顛覆幾千年來人類的教育方式，教育定義，教育方法，資訊及知識的運用等，教育哲學行將面對一次大革命風暴的來臨。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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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最後幾年，我似乎經歷了「少年維特的煩惱」。 自我探索知識、生命產生的不確定感，及與現實脫節的矛盾，導致內心無法言喻的煎熬、感傷。加上無法與家人溝通獲取諒解，使我與父母之間的衝突不斷發生，離家出走發洩心情，不記其數，直至畢業後，衝突的張力才逐漸減低。 這時，我雖好學，但絕不是只會躲在家裡看書的宅男。 特別在淡江英專的最後兩年時間，晚上家人睡覺後，夜闌人靜，我坐在角落狹窄的書桌上，全神貫注，看書查字典，直至深夜。 但白天上完課後，我總是心境不安 (restless)，感到無聊。有時出去，看電影，或到重慶南路書店瀏覽盜版英文書。 一次看到一套四大本的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Digest form 1955，Edited by Frank N. Magill」（世界文學代表作摘要版，1955，編者Frank N. Magill），心中好想有這麼一套，但口袋空空，只好失望地離開。 三年後，我終於有錢買下了這一套書。在我苦悶寂寞的日子，世界偉大的作品給我想像、希望和憧憬。直到現在，我還珍藏著這部書，它一直陪伴了我半個世紀。 陳明澤的四叔，開了一家委託行，展示著各種美國的產品。當時，來自美國的任何東西，都被視為珍品。很多人都靠跑單幫賺了不少錢。陳明澤的生意腦袋比我靈光，提議向美軍顧問團駐台眷屬收購各種家用電器產品，玩具等的二手貨，轉賣給親戚朋友以獲利，賣不出去的，可擺在四叔委託行寄賣。 第二學年的暑假，陳明澤向他的四叔借了一 些錢，我們就帶一個大布袋，騎著腳踏車沿著美軍眷屬集中的天母地區，挨家挨戶地敲門。 當門一打開，我們的第一句話就是：「Hi, anything to sell?」。 開始時，我們都很膽怯，但敲了十家的大門，竟有兩家的太太們會帶我們進去，叫我們等著，他們去翻箱倒櫃找出一些二手貨。 我們出來時，我一定會問，「Any books too?」 第一天，我們敗興而歸，什麼也沒買到。 第二天，我們不氣餒，敲門快到中午，就做了第一筆生意，是一支廚房用的電動攪拌器(mixer)，只要50元新台幣。 回家後，我們向一位家做生意同學的媽媽推銷，他看了一下，試了一下，馬上說好，給了我們200元。這是我們平生做了第一筆賺錢的生意，150元的利潤，太興奮了！ 每天上、下午在大熱天下，騎上騎下，挨戶敲門，實在不好受。一個星期下來， 我們買了幾件廚房用具， 最後買到的一件，是可以在水上躺著的吹氣塑膠浮筏，結果所有的東西，一個也賣不出去。幾個星期下來，我們鬥志全失，只好悄悄收場。 還好我們損失不大，不過倒賺了不少經驗。剩下的暑假，陳明澤和我用了塑膠浮筏作「餌」，吸引了不少女同學到三峽溪遊山玩水。 這雖是我一生唯一微不足道的生意經驗，但我相信生命中有可能的話，什麼事都要試一次 （Try everything once in life）。 給自己一個考驗的機會，誰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唯有開放的生命才有創造可能性的機會。何況沒有一件失敗的事是全然沒有好處的。我們倆可是賺到了許多女生的仰慕呢？ 1958年暑假，我很想有個英文家教的機會，賺點外快，就不必向家人要錢買書了。 但一個念私立五專英文的學生，很難找到英文家教的機會。 因為一般父母想聘請的老師，一定是國立台大、師大外文系的三、四年級的學生，不會把私立英文專科學校的學生看在眼裡。 我應徵了幾次失敗後，失望之餘，就決定參加暑期救國團在霧社舉辦的先鋒營。家住在台北的孩子，難得有機會到中南部旅遊，尤其是到偏遠地區的霧社；加上救國團舉辦的活動，經濟實惠，我就抱著好玩、好奇的態度參加。 活動的內容無太多的記憶，但每天體力的運動量蠻大，一星期訓練下來，缺乏運動的我，免不了全身酸痛，但確實給了我一種舒暢、健康感。 活動期間，認識了來自台灣各角落的年輕朋友；更大的收穫是，參加這次救國團的活動打開了我認識台灣的窗口，體驗到農村的美麗純樸，欣賞到河川瀑布的美貌，驚嘆高山峻嶺的壯麗，更感受到森林野地的神秘。在此之前，自然一詞，對我而言，原僅是個抽象的名詞，但經這次親身體驗，不但感受到自然的具體影像，且與自然融為一體。這次經驗在我腦裡刻下無形的印記，或許冥冥中影響了我以後求學的選擇。 當時團員中，有一對年紀比我稍大的男女朋友，在聊天時，告訴我他們準備在先鋒營結束後，從霧社走中橫到花蓮。當時我對東西橫貫公路毫無概念，哪裡是起點，哪裡是終點，沿路地名什麼，我一概不知。 活了20年的我，只知台北及其他的都會區，台灣對我而言只是個抽象的島嶼，幾無具體的認知。 來到霧社才具體地知道台灣中央山脈的存在，霧社是櫻花之都，更別談其他的了。 突然間，從霧社走到花蓮的念頭頓時興起了我莫大的吸引，在遙遠太平洋那邊的花蓮好像在呼喚著我。 活動結束後，我馬上向這對朋友問說：「你們要走中橫到花蓮，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去嗎？ 不過，我對中橫這條路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想到他們竟一口答應。 當時我背包只帶來簡單盥洗用具，幾件襯衫、內衣褲及一本書。 當我再度強調，我對這趟行程什麼都不知道，也無裝備、睡袋，他們一再地說沒關係，沒問題，只要你走得動。看來他們對這趟行程好像成竹在胸。 我們在霧社多留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一早採買了一些罐頭食物、乾糧及其他用品後，我就興奮地跟著他們上路。 我完全不知道這個行程的細節，也不知中橫何時開工，何時完工通車，更不知所經地名及情況。上路後，他說我們至少要走兩天的上坡路程到大禹嶺，再接主線到天祥。 我急切地問，「晚上我們有地方住嗎？」，「沒問題，我們會睡在工寮裏。」「中橫完工通車了嗎？」 我問。「還沒呢，大概還要一、兩年吧。」我不敢再問了。晚上有地方睡，我就安心了。 這對朋友來自台南，喜歡爬山，跑野外。 第一、二天都是爬坡，把我累壞了，又不敢說，躺下去就睡著了。第三天越過了大禹嶺後，路程平坦多了。一路走來，我無法相信我所看到的景觀，台灣竟有這麼美麗的地方。 我也看到了幾段在進行的工程，看起來很多爆炸過的路段正在清理。 我很感激這對朋友都很照顧我， 怕我累，就把腳步放慢，休息吃東西。除了罐頭麵包外，有時還可在工寮的地方，與退伍老兵一起吃飯，一起睡覺。 到了第八天，我的腳力已不勝負荷；第九天是到達天祥的最後一段路。一大早，這對朋友為了趕路回家，先走一步，告訴我慢慢地循著路走，就會看到工程人員的工地帳棚，要我不要怕。 我依依目送他們離開後，就我一個人循路前進。 走了數個鐘頭後，我的腿肌已不聽話了，走下坡一步，我的腿就挺不住，整個身體就塌下來，動都動不了，有幾段下坡路，我就乾脆滑下去。 坐在地上，孤獨地在藍天青山，曠野無盡的大自然懷抱裡，孤寂渺小的感覺油然而生。 休休息息一步一步地慢走，終於看到遠方的帳棚，快到工地時，裡邊有人看到我如此狼狽的樣子，都出來扶持著我到帳棚裡坐下。他們都在吃午餐，馬上拿出豆漿饅頭出來給我吃。 這是我平生享受到最好吃，也最感恩的一餐。 稍作休息後，我就搭了工程人員的便車，直奔花蓮公路局車站，經蘇花公路回台北。回到家裡，父母看到兩個星期不見蹤影的我，突然出現，有如重拾失去的兒子，又驚又喜又氣。我也看到不善表達感情的父親，眼中泛出的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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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淡江英專五年制首次招生，對象是初中畢業生。成立於1950年的淡江英專三年制是國民黨來台後第一所私立高等教育院校，招生對象是高中畢業生。當時，民間對私立學校都認為是野雞學校，考不上國立、省立院校的學生才不得已應試，但因僧多粥少，想擠進淡江英專的學生還是比比皆是。我也在家人催促下，就去報考首度招生的五專，竟然高中，而且還在一百位考上的名單中，我還是名列前茅呢。 首屆淡江英專五年制設立時，我們的校舍不在英專三年制的校區裡。 我們教室及宿舍是暫借在淡江中學大門右側的一棟二樓木造建築，男生宿舍及教室幾乎相連，10位女同學住在另一棟宿舍的二樓，其餘90個男生都被集中在一間一樓10X15公尺，擺滿上下鋪的雙層床的大統艙內。教職員則被安排在方圓100公尺內的大小宿舍中。全體師生均須住校，白天上、下午都上課，晚上自習，簡陋餐廳就在教室旁邊，定時用餐。因為上課、生活幾乎都被「綁在一起」，一個月下來，我們都像是一家人一樣，無話不說。 淡江中學校園座落在淡水半山上，遠眺台灣海峽，近望觀音山，淡水河，周遭環境充滿自然人文、歷史的氣息。自淡水舊街尾經美麗哥德式的紅磚長老教會禮拜堂，循真理街一路爬上，行經文化小學、淡水國中、淡江中學、純德女中、牛津學院（真理大學），左轉至山下可達荷蘭人建造的紅毛城，後成為英國領事館。真理街左邊幾間西班牙式優雅的建築物及寬廣的草坪，是早期長老教會派來的女傳教士住宿的房子，昔稱姑娘房。這整個地區是我認為台灣北部最富歷史，最古老，最幽美，最優雅的生活及教育的環境。 由傳教士創辦的優質學校，素有「北有淡江中學、純德女中」，「南有長榮中學、長榮女中」之稱。 傍晚，在校園附近散步可以看到淡水夕陽西下的美景。 有機會在此優質的環境受教育是我莫大的幸福。 淡江英專校長居浩然有心辦好學校，特別引進密西根大學的英文實驗教材，還特地聘請了一位新婚的哈佛大學的畢業生 Jason Alter及一位華裔美籍的教員來台教學。因是實驗班的關係，我們不按正規的高中制式化的教學課程，不必修習三民主義，沒有軍事課，更無教官，既使國文、歷史、地理等課的教材都是使用授課老師自己編撰的講義，非教育部出版的教科書。這種開放式的教育方式，至少提供了我們開放的學習空間。 課程安排上，上午都是英文課，由 Mr. Alter負責授課。 這個實驗課程開始時，要求很多操練（drilling），每字，每句的發音，造句，對講都要不斷地重複練習，個人講一次，集體再重複。 同學的程度參差不齊，鬧出了很多的笑話。有一次，老師在提醒大家，第三人稱單數動詞必須加s，一位同學還自以為是地舉手發問，「那為什麼always後面要加s呢？」 對英文上課及下午的課程，老師、同學的互動，我有很愉快的回憶。晚上自習也很自由，老師不在時，狗屁倒灶的荒唐事在所難免。畢業後，每次與同學相聚時談到發生的事，我們都會哈哈大笑不止，回味無窮。 當時招收的百名學生，家庭背景五花八門，年齡也參差不齊。至少一半以上的同學都是富家子弟，或是來自地方勢力的家族。有的輟學多年，有的無校可讀，他們能夠被錄取進來，都是父母走後門關說送紅包的結果。有幾次，吃飯閒聊時，同學們甚至誇言比較誰的父母給的錢最少，而引以為傲。 第一學年後，我發現大部分的同學沒有唸書的意願，但他們社會經驗都十分豐富。有時週日，他們會邀我與好友陳明澤一起回台北到他們家裡鬼混。他們會以機車Vespa帶我們到處吃喝玩樂，找女朋友。兩學年下來，我經驗了當時很多一般初中生不可能經驗到的事物，看到了有錢有勢的家族花錢的行事作風，聽到了很多解決子女胡做非為，而行賄警察，法官消災的故事。我們這些寵壞的同學敢作敢為，有一次，他們獲知主任向餐廳老闆收回扣，要我們大家翻桌抗議，表達不滿餐廳的伙食，並包圍主任宿舍，要求改善。居浩然校長知悉後，不但不懲罰肇事的同學，即把主任解聘。當時大家正值年輕氣盛，調皮搗蛋的叛逆期，什麼傻事都做盡了。多少晚上自習課後回到宿舍，等到十點熄燈後，不少同學都會摸黑翻牆跑到淡水戲院看電影，或喝花酒。有一次，夜遊回來時，在文化小學轉彎空曠地，突然跳出三個彪型大漢，朝著其中一位同學圍毆他，別的同學也蜂擁而上，我個子小，不知所措。突然，我看到同學都突圍出來，要大家快跑。我也跟著他們快跑回學校。好在那些人也不再追趕，我們一一翻牆摸黑回宿舍，還好這次管理員尚未來查勤，一切平安無事。 兩年宿舍的生活，養成我們同學有如「幫派」般的團結與義氣。 即使考試時，我們也展現兄弟般的情誼。有一次，一個A同學完全抄襲隔桌B同學的考卷，第二天，老師一一唱名發回考卷，也大聲說出分數。B 同學得分95，A同學，61分。 A同學顯然不服，站起來說，「老師，為什麼B同學95分，我才61分呢？我和B同學的答案都是一樣啊！」全班都轟然大笑。儘管如此，第一學年下來，仍有約40個學生學期課業二分之一不及格為由，而被留級重念。很多留級的同學就乾脆不念了。 當時我是十六、七歲的小孩子，與學校脫節了一陣子，有了這個學習的機會，腦子裡也想好好讀書，不能再放蕩了。 關在校舍的兩年的密集英文訓練觸動了我對英文的興趣。這時兩位朋友陳明澤及陳崑堂讓我領悟到少年荒唐的無聊； 特別是陳崑堂啟示了我對英國文學及古典音樂的興趣。 陳崑堂虎尾鄉下人，大我三歲，從小自習成性，看了不少書，性格上較屬古怪型（eccentric）的人物，來到淡江時，他的英文程度大大超過了其他的同學。 隔鄰純德女中的校長陳泗治先生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也是牧師。他住的一棟日式宿舍離我們的宿舍不遠。 幾乎每晚9時後，從陳泗治校長的宿舍就會傳來美妙的琴聲。 陳崑堂都會說出，這是蕭邦的作品，這是李斯特的作品，這是…，我們都在心中敬佩不已。 不僅文學、音樂的興趣，言談中，他也常常談到他的最愛，各種機器的構造，想要發明一種很有效率的農具。我向他學習了不少，除英文外，他那種為了興趣不屑現實的心態，也感染了我。陳明澤後來說他啟蒙了我們。 今天回想，我在淡江開始的兩年，顯然受到了不同的刺激，及啟蒙，或自我探索產生了挫折及煎熬，經過一段的自我掙扎，我茅塞頓開，好像解開了腦認知神經的死結。這時看什麼書，我都有看得懂的感覺，不像以前看書，都感到內容模糊不清，不知所云，無法理解。 這種感覺鼓舞了我對知性的熱情，觸動了我強烈的好奇心，啟動了我對知識的積極追求。在這段時期閱讀的書籍中，還記得的是，一套數本 Otto Jespersen著的「A Grammar of Modern English」，幾年內，我才斷斷續續地從頭看完。羅素的「西方哲學史」進一步系統性的啟發了我對哲學的興趣。另一本書名已忘了，是由美國人 Lafcadio Hearn，日名為小泉八雲所著一本有關日本怪事記。 他在日本一生的經歷深深地吸引了我。 前後五年在淡江英專的日子裡使我感覺，我在知性的發展，似有「脫胎換骨」（transformation）的感覺。特別最後三年時間， 因不住校的原因，同學都分散了，少有聯絡。 我孤獨默默地在家裡，收集、閱讀英文書籍，從英美小說，至非小說及哲學，無所不讀。陳明澤和我也看了不少電影，有時從早場，看到下午。我們從電影學習英文外，也從各種電影情節，學習到各種故事所表達人生、生命、生活中在知性、情感及道德上遭遇到的困境及複雜。 這時期，自我學習變成我的習慣，看的書都與課程無關，不在乎學校的課程或要求，不在乎考試的壓力。我真正地感受到閱讀各種知識的樂趣。 淡江五年英專的特殊教育讓我免於當時制式化高中教育的污染，我可以在一片無毒的白版上，自由地寫上了我獨立學習到以英文為主的各種知識。今天，我要感謝淡江英專五年制第一屆的教育方式（可惜只辦了三屆），給我自由開放學習的環境，使我能自由解放地思考、分析事理的真實，並做出獨立自主的判斷。 我也要感謝眾多不想讀書，但富有各種社會經驗的同學，讓我年少時，就淺嘗了台灣社會的黑白，及人生百態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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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一個人的生命故事都是美麗的，自然界中所有的動、植物的生命史也都是美麗的。 雖然科學進步神速，生命的演化至今，仍充滿著令人讚嘆、驚奇、敬畏，及未知的奧秘。生命的美妙、壯闊，及奧秘，令人難以置信，難以想像，難以預測! 個人及集體生命，都是人類歷史最洶湧彭湃的動人故事，值得不斷地敘述、回味。 當每個人活到自己的黃金年齡時，不論生命當時多麼動人或平凡，終究都要面對死亡的到來。每人應有一個共同的感受與認知： 死亡是演化的必然現象；在生命及智慧的大洪流面前，我們只能感嘆、欷噓於個人生命的渺小；無奈、臣服於生命的無常，及體認謙卑、接受生命的必然。接納真實的自我，才會讓我們得以自由解放。 既然每個人的生命的體驗、知識、智慧的探索都是獨一無二的，且在任何的情況，都是豐富的；因此，大膽地分享自己對生命的體驗，不必自慚形穢，也不必矯揉粉飾。 ＿＿＿＿＿＿＿＿ 每個人生命的形成，是經由數十億的男女，數十億的卵細胞，數十兆的精蟲中，隨機地結合而成。單一卵子何時何地受精，誰也不知道；再經過九個月奧妙的懷胎過程，能夠順利平安的出生，就已是奇蹟，再能長大成年，更是神蹟。我有幸能出現在這神奇的太陽系的地球上，我只能大聲地喊， 「wonderful! 太神奇了!」 你我的生命就是如此神奇，每個人的遺傳因子DNA是幾十億年從單細胞開始連續不斷演化，一代一代地承繼下來的骨董，每一生命本生都是價值連城的寶貝，我們當所珍惜、尊重。現在，我感謝我父母無心隨機的遺傳給我，他們最佳的基因變體。他們在惡劣生存的環境，受限的教育程度下，掙扎地以最好的意圖扶養我長大，他們對我影響的功與過，現在，我只有感恩、懷念。 正因為我不是出生豪門世家，我才有機會面對、經驗各種生命的現實及困境，使我有學習、洞視生命的真實及自我的認知。所以，每個人不要介意出生的背景、家世，更不必羨慕、忌妒別人的好運，把自己生命的挫折、失敗嫁禍給父母錯誤的教養，是最不負責任的藉口。 我有一段漫長、崎嶇探索知識的歷程，至今仍持續不斷。 我小學就讀於台北在圓環旁邊的日新國小。 圓環附近，包括延平北路，後車站附近是早期台灣北部小吃的勝地，有賣肉羹、滷肉飯、雞捲、蠔仔煎、蠔仔麵線、麻油腰只、胡椒餅、肉粥等等，種類之多，無法細述，也是戰後，日人留下的交通、教育建築結構(後車站、公賣局、小學等)，及本土經濟及庶民文化的活躍地區。 圓環附近方圓五公里地帶的一切，充滿著我成長過程無法磨滅的記憶。 很不幸地，馬英九市府當政時，或不懂或輕視台灣文化的特質，而以外省人的心態，把圓環改成他們想看到的樣子，結果，整個圓環建築物成了蚊子館，失去了該有的文化生命。這是建築規劃與文化衝突活生生的一個例子。 至今（2012）幾已成為廢棄的建築物，毫無建築、商業的價值，不僅磨滅掉台灣人對傳統美食、地方文化的記憶外，也具體地彰顯出他們多麼無知、無心及貪婪。 紅磚建築，樸實、開闊的日新國小是我小時候活動範圍的中心。接近圓環的重慶北路，中央戲院，後車站前鄭州街的小吃攤，延平北路的第一戲院，太原路販賣各種商品的店舖，巷口的一攤胡椒餅，赤峰街的小吃等，仍讓我懷念不已。 我讀小學時期的種種，記憶不多。印象較深刻的兩件事，一是我讀二班的級任老師陳石松老師（童謠「三輪車」的作者）。 至今，我仍感受到他是一位典型日據時代訓練出來的好老師，默默地把學生的生活和教學照顧到無微不至；二是在國小二年級時，我與隔壁一班同學郭松棻打架的事，（已去世），他父親是畫家郭雪湖。有一次，兩班在上完體育課時，發生了小磨擦，爭執不下，有人建議各班推派一個代表在操場上摔角毆鬥來決定。我和體型跟我相似、短小靈活的郭松棻被慫恿硬推出場，兩班人馬雙邊圍著我們鼓譟推扯。我們兩人就這樣互抱摔起角來，打到後來雙雙掛彩，他鼻孔出血，我則只是擦傷，算是我打贏了，受到我班上的喝彩。當天，下課後，我被一班的級任老師叫到教室去，不問青紅皂白，就打了我一記耳光，其痛無比，至今記憶猶新。 為應付升學考試，當時即十分盛行課外補習。不知是因家境的關係，或我不在乎，六年小學，我都未曾補習過。畢業後，參加初中聯考，也莫名其妙地考上建國中學。建國中學是當時所謂的菁英學校，其管理、教學都相當的嚴格。考進去後，大概正值少年的懞懂期吧，根本無心唸書，逼著自己念書，也念不好。記得初一的時候，同班同學杜維明，英文呱呱叫，我連字母草寫都有困難。有一次，英文女老師叫我上去黑板以草體寫: “This is a book”。 當時，我只會寫正楷，面對黑板，久久寫不出來。冷不防，老師從背後猛推我的頭，撞上黑板，讓我眼冒金星，痛苦遠不及羞辱，及受損的自尊。這次事件促動我立志學好英文的決心甚至日後改變了我生命的途徑。 那天，放學回家後，就騎著腳踏車，從太原路一路騎到中山北路四段當時台北唯一賣外文書籍的敦煌書局。在店裡，我不知買什麼，只好上下瀏覽。在一堆便宜書籍中，我看到了一本 “Jane Eyre” ，似曾相識，大概是看過『簡愛』這個電影吧，我就不加思索地買下來。 回家後，急著打開書本，從序頁開始，一字一字看，發現每個字都看不懂，每個字我都得查字典，查了單字的意思後，整句還是看不懂。幾個星期下來，大概看了整本書的三分之一，還是不清楚主人翁是誰，也不知道女主角做什麼，男女主角的愛情關係是怎麼回事。 數年後，我還留著這本書，曾感嘆地瀏覽著每頁滿滿是中文單字、畫線和問號。我真不敢相信，以初一的學生，沒念幾句英文，字母草體還不會，竟不知天高地厚，無感於自己的愚昧和無知，想征服一本英文古典名著。好高騖遠又自負的心態，實在可怕又可敬！然徒有立志的決心，但是欠缺方法，不知如何循序漸進，在實現自我的過程中，徒勞無功。顯然地。這是年輕人的通病，也是年輕人學習成長必經的道路。 三年初中下來，也許尚未開竅，雖然有了決心，努力似乎毫無作用。每學期的英文成績還是不及格，需要再補考才能勉強過關，我想應該要感謝老師的慈悲心吧。回想初中這個階段的求知過程，顯然，我茅塞未開，思路不通，尚未學習到讀書的方法吧。不過，我確實認知到一點：對以背誦方法求知，我是十分厭惡的。 建中三年的記憶也十分模糊。當時班上同學外省籍的比本省籍的多，上課下課同學的互動似有省籍文化階級的隔閡。畢業後，杜維明是唯一還曾接觸交換過意見的初中同學，以後，在哈佛、台北有數次的會面談天，但因隔行如隔山及時間的限制，我們也無法暢談各自的關懷。 畢業後，隨著大家一窩風地參加高中聯考。現在想來，高中聯考落榜可能是我一生大幸的開始，因為落榜，才使我有脫離僵固政治化的教育方式及課程的機會。 我雖考不上高中，但考上了在成功中學隔壁的台北商業職業學校（北商）。在商業學校要學算盤、會計、借方貸方、商業之類的課程，我毫無興趣，才上了半學期後，我就感到無法忍受，所以我每天都背上書包出門，就落跑逃學去了。開始時喜歡泡在撞球店，打彩色撞球(snooker)，看電影；沒錢時，只好，東逛逛，西逛逛，一段時候常跑進書店看書，圖書館看雜誌等，結果第一個學期末了，學校就通知我退學，家人才發現我幾乎天天逃學的事，當然也受到父母莫大的責備。現在想起來，實在是夠大膽，毫無後果的觀念。就這樣在家裡「賦」閒了半年多，讓我有一自發性探索知識的機會。當時雖有無知的傻勁，但似是荒唐的經驗，也無形中萌芽出喜歡看書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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