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6年，台灣的環保生態問題的嚴重性與日遽增，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運動前仆後繼，「民主進步黨」終於在戒嚴令「黨禁」下「非法」成立，但頑強壓制的強度依然不減。在海內外的民主運動及美國國會、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國民黨的控制也逐漸潰散，顯然地，已難抵擋民主的洪流。國民黨中常會終於在十月十五日通過解除戒嚴，開放黨禁。我心中知道，我回家的時程已不遠矣！

就在十月中旬，我突然收到來自「台灣與世界」雜誌總編輯葉芸芸的來電，急盼我能在十月二十日至加州柏克萊訪談剛獲得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教授。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為1978年時，我在柏克萊第一次見到李教授時，就有一見如故的親切感。當晚，他邀唐文標教授與我到山下晚餐，長談後，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李教授是位有心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八年後，我很希望借這次的訪問，印證一下我當時的印象和預感，也好好再與他討論一些對科學的看法，及科學之外的關懷。

葉芸芸告知時間地點都已安排好了，並叮嚀這是李教授至今同意接受國內唯一的採訪，希望我們會有一次深度的訪談，因為李教授已受盡了來自台灣無數以電話膚淺的訪談經驗。

因時間緊迫，人又在夏威夷，資料收集不易，我只能匆匆蒐集了一些各報的報導。二十日當天匆忙地上了飛機，告訴自己利用這段五小時的飛行時間，好好整理思緒，提出一些我個人對科學及科學家的想法。到了舊金山時，已快近中午時分，朋友老趙到機場接機，隨即轉往柏克萊。我們匆匆吃了午餐後，老趙就載我至柏克萊山腰上李教授的住家。

李教授親自開門歡迎我們，進入窗外一大片樹叢圍繞的客廳。坐定後，他就請我們等一下，說到廚房拿點東西。我看著他端著一碗熱湯，從廚房裏出來，匆匆地下樓；不到五分鐘，他又匆匆地上樓，一邊擦拭著嘴唇，一邊招呼我坐下。

看著他那麼匆忙，我知道我一分鐘也不能浪費，開門見山地問道：「李教授，老實說，這次您榮獲諾貝爾獎是意料中的事吧？」沒想到，他卻搖搖頭否認了；我楞了一下，受西方訓練及習慣西方思維，但深知中國虛偽文化的我，當下認為這是一種有成就的人，常刻意地謙虛，目的是為了博取人家更多尊敬的「伎倆」。我不信，刻意轉個彎說：「原諒我，假如我說您好像很早已把獲得諾貝爾獎當作您生命的目標？」他看著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這回事，沒有。學術的成就也不是掌控在我的手裡。」 現在回想，我有點自以為是，而感到愧疚，到底李教授的謙虛是真誠的，因為它是來自台灣傳統文化及嚴格家訓的薰陶吧！

訪談中，門鈴不停地響，李太太無法應付時，把客人帶進客廳來，李教授總是站起來，親自迎迓，只聽到李教授耐心和氣地：「已經談得很多了，實在不必了」，或「謝謝，以後再談，好嗎？」最後免不了再照幾張相。每次李教授回到座位時，我可感覺到他他實在很累了，我不斷地抱歉，但李教授卻毫無倦意地說：「沒關係，我們繼續談吧！」

就這樣，我們很嚴肅地一來一往。我們似有談不完的題材，從科學的本質，科學人才的訓練，科學中立的問題，科學家的社會責任，第三世界的問題，台灣的現狀及未來的發展，兩岸關係，學生的角色，教授治校等等，足足地談了近三個鐘頭。

回到夏威夷，看著幾十頁的談訪手稿，聽著三、四個鐘頭斷斷續續的錄音帶，我不知如何下手整理這麼多的內容，從各種問題的討論，如何整理出前後不相關的題材，而有起承轉合的連續性。我思索半天，如何把科學人性化，如何把科學融入人文、社會及政治的議題，而不留痕跡；如何透過李教授的影響，喚醒年輕人、科學界及學術界的良知；如何把兩岸敏感的關係處理妥當，及如何定位自己，而凸顯李教授的言論，而不致使他受到誤解。我花了將近兩個星期的時間，翻來覆去，改了再修，修了再改，終於我在十一月上旬完稿後，就直接寄給李教授，希望他能仔細過目修訂。知道他在十二月十日會在瑞典領獎後回國訪問（十二月十七日），我建議最好安排在他回國前，在國內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海外的「台灣與世界」雜誌同時刊出。不久，我收到李教授的回函，同意我的建議，並由我全權安排出版事宜。李教授可能為人客氣，竟然對近兩萬字的長文甚少更動，這讓我更加謹慎，不得不在稿子寄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審閱，特別對敏感的部分一再地斟酌，務使整篇文章不出差錯。

稿子寄出後，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這次的專訪讓我更對李遠哲感到興趣，更對我在1978年第一次見到他時的第一個印象：「他是一位深藏若虛，有心的人，好像他一生的計畫都一一寫好了」，深信不疑。訪問時及細心整理專訪內容的過程，我又感覺到另一個深刻直覺的預感（hunch），這次李遠哲回國訪問後，其日後一定回國定居的決定，我當時就確信不疑。我更確信他將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我應利用這段空檔，開始收集國內外中英文媒體有關李遠哲的資料，以備日後寫作之需。

一個星期過去了，中時「人間副刊」杳無消息。十幾天後，我突然收到了「人間副刊」主編陳怡真的電話。開始時，語焉不詳，轉彎抹角後，才提出文章中有些文字、段落希望我能刪改。「刪改？」對方悄然無聲。才不久受過國民黨文字「獄」的我，立即的反應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太不可原諒了，太蔑視李教授了！我忍住心中的憤怒，直問陳主編，「這是誰的主意？」她支吾以對。「上面的意思嗎？」她不說話了。知道她的處境，我不忍為難她，就請她一一提出必須刪改的地方。我把要求刪改的文字及段落一一記下來後，告訴她我無法作主，必須徵詢李教授的同意。要求刪除或修改的地方全部有七、八處，有些是自欺欺人的兒戲，如「中國」必須改成「大陸」，或涉及李教授對台灣歷史的看法等。經我研判後，我認為有機會讓李教授很多其他重要的訊息及理念廣泛流傳，比一時的原則或細節的堅持更重要。我急電李教授商議，最後建議李教授看遠一點，我們還是忍辱一下。在電話中，我等著，大家默無一言，靜悄悄的。許久後，我突地聽到，「就讓他們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