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殼newtalk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5)

生命的有趣、詭異，和奧秘的地方，就在我們每個人可以自主地作決定和選擇，但決定選擇的後續生命發展會把我們帶往什麼樣的後果，卻不是你我可以預知、控制的。 我選擇輟學離開印大，向「門諾中央委員會」申請至非洲當志工的工作，這是我自主的抉擇。 但之後，我的生命就操之在冥冥中天地的變數，人無法預測、理解；非洲那麼大，那麼多的國家，我和太太被派到肯亞，定點在寂寞的小村落Tumutumu，亦非我可安排。此時此地，我的工作、我住的環境，和我認識的人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 我感受到我的工作給了我快樂及生命的意義， 如同年輕志工 Charles Gerber 在剛果一樣的感覺。 Tumutumu 之後，我的生命發展，誰能預料。 但神秘的「生命力量」(life force) 竟然悄悄地促成我到Tumutumu，讓我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料收集，再度改變了我的生命。   1972年，生命無法預知及控制的奇蹟再度發生在我的身上。   Karatina五十公里半徑內附近都是肯亞最大族Kikuyu的居住地。 從Karatina 至肯亞山麓，土壤肥沃，景觀優美，村莊散落各地，較高海拔地區，有種植咖啡的農場。 但大部分環境仍十分荒野，雜草灌木分散遍野及少數非洲大樹「顛倒樹」或「猴麵包樹」(Baobab)矗立其中。 週末時，我和太太都十分好奇附近的風土人情，常常駕著車帶著西濤到處跑來跑去。 有一次在散步時，我發現了各種不同的蜥蜴，其中我對兩種變色龍(chameleons) 感到特別興趣，經初步文獻的蒐集及閱讀，查出一種是Chamaeleo hohneli，另一種是 Chamaeleo Jacksoni。 它們的外型差異極大。Chamaeleo hohneli 的雄性無頭角，體型較小，但Chamaeleo Jacksoni的雄性有三隻角從頭上往前突出，體型較大。 變色龍約有160種，95％分佈在非洲，牠們會隨著環境的不同溫度、不同情境改變顏色。牠們走路慢吞吞，前後左右搖擺，但其奇妙之處是可以準確計算出昆蟲的距離後，以吐出長舌頭捕獲之。腳趾為併趾形，可以牢牢握住樹枝；眼睛屬立體視覺，可以180度以上前後左右觀察外界。   經一、二個月的廣泛觀察，我發現這兩種變色龍雖在同一地區發現，但各自的活動範圍及棲息偏好十分不同。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兩種變色龍的研究歷史，我仔細地從1864年查到1972年，研究變色龍科(Chamaeleonidae)的所有文獻，發現大部分的文獻都是寵物業餘者的觀察資料，毫無生態學術價值。 有關這兩種的學術論文只有14篇而已。 在印大時，我們讀到了爬虫類學家Donald Tinkle，H.M.Wilbur及S.G. Tilley提出了「蜥蜴的生殖策略概念與其生命史演化的關係」（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effor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life history of lizards, 1969）及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lizard reproduction, 1970)的兩篇論文。他們闡釋的蜥蜴生殖理論馬上啟示了我研究這兩種變色龍的極度興趣， 因為這兩種蜥蜴的生殖策略可以作為他們理論的驗證，並可彌補它們的理論依據大都來自溫帶地區的缺陷。 我頓時知道研究這兩種變色龍的生殖策略及其生態在研究蜥蜴的生態領域裡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難得的機會。此時此地，我「碰」上了這兩種變色龍，我感到特別的驚喜與興奮。   經過四個多月的閱讀及野外調查研究，也解剖了不少變色龍，熟知其生殖系統後，我寫了一本九十頁洋洋灑灑的博士論文研究計畫，”Comparative reproductive ecology of two sympatric species of chameleons, Chameleo jacksoni and Chameleo hohneli”（兩種分佈區重疊變色龍，Chameleo jacksoni 和Chameleo hohneli 生殖生態的比較研究），主以生殖生態為軸，探討蜥蜴生殖的演化策略。 我心裡明白我的論文計畫一定會受到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全力支持，因為這個論文可以作為上述的蜥蜴生殖演化策略的理論驗證，而且這兩種熱帶蜥蜴又是分佈區重疊的，可以用來闡釋生殖策略異同的證據及演化，在生態學的研究，機會實在太難得，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寄回論文研究計畫後不久，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Craig Nelson很興奮地回信說，全體委員毫無異議，同意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計畫，只希望我不要過度野心，應以生殖生態為收集資料的重點，也同意由印大生物研究所支應所有的研究預算美金3690元。所有實驗儀器、化學品及玻璃器皿等，也同意由大學採購直接空運過來。          這個論文的計畫卻是大而雜，但是否成功必須要有足夠的採樣數量，至少兩種各需要650隻，總共1300隻以上的雄、雌及未成熟的個體才能準確地瞭解一年以上的生殖模式。為了務必達到採樣數量以符合研究的要求，我必須請兩位當地的助理，協助我收集、測量、記錄(性別、體長、重量、收集地點等)，用氯仿(麻醉)後，綁上標本標簽，置入福馬林(formalin) 溶劑中。同時，我也捕捉近千隻變色龍，紀錄其大小、重量、生殖狀況，標記後釋放到原採集地點，經再捕獲(recapture)所得的資料以互補活體與標本的生殖生態。 我必須在離開Tumutumu以前要把所有需要的數量收集處理後，送回印大再解剖、測量、紀錄及分析。雖然我以生殖生態為主，但因過去缺少研究，變色龍的生態資料十分匱乏。人在肯亞時，不去多多收集其他生態資料實在可惜。 所以我特別買了一部8釐米的攝影機把這兩種的棲息地、昆蟲偏好、捕食行為、侵略、求偶及生殖行為等，隨著季節都系統的拍攝下來，也把所有工作的程序及過程以攝影機一一紀錄下來。我也必須建立一個實驗地區，所以我也建了一座4 x 4 x 4公尺的鐵絲網籠及無數小籠子，收集變色龍，以觀察其生殖的各種細節。 我從1972年3月開始系統的收集各方面的資料，一直到1973年7月為止，總共收集超過1500隻變色龍及無數的生態資料。   在收集研究時，著名，且富傳奇性人物的保育和古生物學家Richard Leaky，曾來電關心我收集那麼多變色龍的原因。我親自至奈羅比當面告以博士論文研究的需要後，他也就不再提及了。但後來從當地收集變色龍的人告訴我，他的關心是因為他自己也在收集。 每月收集上千變色龍轉賣到美國、歐洲做為人們喜愛的寵物。據告，百分之三十的變色龍在運送的過程中死亡。我知道後，對他保育的動機也就有了質疑。           在這近兩年的時間，我必須照顧學校的教學，照料學生的課業。感謝我太太的全力付出，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及西濤，使我有的時間及精力可以全心全力完成我繁重的工作。1973年8月初當我們離開Tumutumu時，這些寶貴的資料幸透過航空公司人員的協助，不須報關，始能安全的運回到印大。   1973年至1975年初，我孤獨地在印大實驗室中，不懈地解剖、測量、分析；多少夜晚，思考資料的意義及詮釋；多少挫折撰寫論文，寫了再改，改了再寫；多少時日，與 Nelson教授討論爭執。 終於在1975年7月完成了我的論文，順利地通過論文口試，獲得了生態學的博士學位。可惜，我無法利用帶回的標本，研究更多其他論文的題材。結果，把所有的標本，經印大的同意，送給美國 Smithsonian Museum（史密森尼博物館）保存研究。    至此我的生命發展的軌跡，似有無法解釋的奇蹟和巧合。 開始一連串的抉擇事件：從印大追隨Charles Kreb 學習齧齒類族群生態學，然後放棄隨他轉至加拿大，然後重新選擇兩棲爬蟲類專家Craig Nelson為論文指導教授，然後婉拒Nelson教授的要求前往厄瓜多爾研究兩棲類生態，然後決定到非洲作志工，適逢兩位學者適時的最新論文，巧遇了兩種變色龍，提供了我博士論文的啟示及材料。 每次的選擇後都充滿了神秘未知數的發展，冥冥中卻一步一步引導著我，完成我的夢想。          我何其幸運，何其感恩。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4)

西濤康復後，我們的生活逐漸穩定、規律下來。 因為學校和醫院離家只有100公尺左右，我們都可悠閒地漫步到學校、醫院。中午就回家午餐看西濤。我們上班時，就由太太訓練過的女傭Grace看顧孩子。   週日上課時，學校還維持著英殖民時代的生活方式，都有早、午茶的習慣。 教職員都匯聚在一起喝茶，吃點心，閒聊。 開始時，我注意到職員都不來，只有少數的肯亞教師參加，大多是外籍教師。 我可觀察到北美人與英國人行為的差別。 肯亞教師都聚在一旁，少與白人聊天，白人更是如此，只會向肯亞同事說聲How are you? 我與雙方相識一段時間後，我想大部分白人也不會是那麼勢力眼。 我想肯亞人不敢主動地與白人交談，相信是殖民歧視政策的心理後遺症，而非是肯亞文化的本質。 我是「異數」，不白不黑，可雲遊兩邊。 我很主動地與當地教職員話家常，回應也是很熱情的。 認識久了後，他們也會向我吐露他們的心聲。課餘私下談天時，也會很公然地說些氣話，如厭惡英國人之類的重話。   我們居住的地方，被叫做傳教士村莊(Missionary Compund)，雖無圍牆，但外人不敢隨便進入。有空，我們就帶著西濤往社區以外的村莊散步瀏覽。 每到一個地方，大人小孩都會圍繞著西濤，逗他摸他。很快的，我們所到之處周圍村民都會跟我們打招呼，問東問西，也借這樣的機會學到一些kikuyu語言。 社區外籍人士很少與外界接觸，但在自己社區內，彼此來往倒很頻繁。 我們搬進 Chania後不久，德國醫師Peter Albrect 及太太也來到Tumutumu醫院報到。有一晚，我們坐在客廳，聽到輕輕的敲門聲，門輕輕地推開一小縫，我看到一位年輕的女子的一副驚恐的眼神。 因為晚上看到陌生的臉孔，我也有點嚇一跳。 這對年輕的夫妻進來自我介紹後才知是新任德國醫師Peter Albrect和他的太太。嗣後兩年，我們常常來往，常常聚餐，討論各種的世事。我們的文化及教育互異，但Peter與我都可以以理性的態度討論問題。我們一起把一個荒廢的網球場整修了，勉強還可一起打打網球運動。 我們的來往讓我學習到很多德國的生活習慣及觀念。兩年半後，我們結束我們的任期，Peter和我變成了莫逆之交。離開Tumutumu，我們互相道別後，相約互訪。   我回美一段時候，再回台工作後，至今我們還時時以email、電話保持聯繫。Peter和太太回德國後定居在德國南部小鎮Oringen行醫，生了一男一女。 從我們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他們是一對快樂的夫妻檔，家庭和樂。 有一年，我趁著到瑞典Lund University作研究時，第一次到德國看他們，兩個孩子都已十多歲了。 Peter有一診所，每天工作忙碌，太太與孩子熱情的招呼我。相談時，她時時提及Tumutumu的快樂時光，很希望能再回去，好像年輕Charles Gerber從剛果回美後的感受。 數年後，我接到了Peter的一通電話，傷心地告訴我，太太上吊自殺，言談中提到她從非洲回到德國後一直都很不快樂。 「為什麼？」我問。Peter說他也不知道，只提到她為了尋求自我，及生命意義，曾遠至印度幾趟尋求印度Guru（印度教的精神導師）的指導。   幾年後，我趁著代表台灣YMCA總會到日內瓦參加世界青年會理事會後，到Oringen去看他。當時，他獨居小鎮行醫。 一晚，我們飯後坐在客廳暢飲啤酒，談及二十年期間的生命變化，不勝欷噓，也各自反省愛情婚姻的困境。我們檢討彼此婚姻的失敗時，兩個大男人卻忘掉了矜持，不顧自我的弱點(vulnerability)及尊嚴，為自我的失敗因素表示極大的遺憾。 我們都自責難過到嚎啕大哭。我們都對年輕時嚴肅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和過渡的自我要求，傷害了太太外，特別對太太的自我認知及生命態度，產生了太大的壓力。Peter自承深深地受到德國文化的影響，看不慣他太太那種不嚴肅且天真無邪的生命態度；看不慣他太太安於家庭主婦的角色，一直逼著太太 do something（做些事）。太太自認已做了很多事，只是她得不到先生的認同、尊重而已。 在Peter不斷的壓力下，慢慢地，她開始懷疑自己，失去信心，責備自己。痛苦之餘，到處尋求心靈宗教的慰藉，看遍了心靈的書籍，參加無數的心靈課程，似乎也幫助不了她。 她決定到印度拜Guru為師，引導她快樂之道。 最後一次從印度回來，無法得到先生的認同後，她就自我解脫。Peter 告訴我，德國人總是有一絲的憂鬱(melancholy)性格，是一種理性智能的標誌(a sign of intellect)，是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的精神，且崇信理性主義是生命至高無上的價值，不斷尋求知識及真善美的創作是最高貴的生命。他說，這是德國文化的優勢，也是德國的悲劇，如納粹主義的發生。   我也犯了與Peter同樣的毛病。我太太是來自一個以家庭為重，自足無慾的宗教文化，我也直接間接地給他壓力，希望他不斷的成長。她有她不斷成長的方式，但我似乎看不慣她的成長方式及力道。 長期的壓力雖也沒有壓扁她的毅力，但我們的成長軌跡也逐漸擴大，直到我自己的軟弱缺陷而出軌後，即一發不可收拾。 嗣後十多年的學習反省，我明白這都是我個人的錯誤，對我們的分離，至今感到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她離開後，我在浴室的藥箱中發現她留下的藥丸Valium。知道Valium是一種鎮定劑，我羞愧內疚到無法承受。   回想，我也在台大時讀過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的中譯本。當時，只是感受到一種探索知識的悲劇。 以後，我收集了一些有關《浮士德》的書籍及電影，愛不釋手。 我受到浮士德的影響不少，但絕不是德國文化式的影響。 歷盡二十多年人世滄桑，又受到《浮士德》的啟發，於1997年寫了一篇短文，「悲劇人生，人生悲劇」，發表於某一日報。 我道出了五種人生的悲劇: 知識的悲劇，愛情的悲劇，美學的悲劇，政治的悲劇及事業的悲劇。 顯然的，《浮士德》也讓我領悟到，除了知識悲劇外，也感受到生命其他的悲愴及無奈。 2008年退休後，我更深切的體會到政治，事業的悲劇了。 我也更深切的體會到，在生命、知識、理想的探索過程，在它們的面前，我只能欷噓、無奈及臣服。 回首過去，內心充滿遺憾、慚愧、謙卑。   我一生尋求反省改變。 這個智慧，源自學習哲學、生物演化學及人世滄桑的啟示。 我最喜愛的一件T-恤，背後印著Socrates的名言，”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一個不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的確如是。反省及改變是一體的， 反省而不改變毫無意義；無反省的結果，生命只會依樣畫葫蘆，習慣性的活下去，而形成他或她的個性、命運。 生物三十多億年的演化，創造出如此多彩繽紛奇妙的自然世界，就是「變、變、變」變來的。           已故演化學家Theodosius Dobzhansky曾說，”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只能從演化學的觀點來看，才能理解生物學的問題)。 我把他的這句話換了一個字，”Nothing in life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只能從演化學的觀點來看，才能理解生命的問題)，我覺得再適當不過了。 早期上梁實秋老師莎士比亞課時，有一句話我一直都放在心頭，好像是出自「李爾王」(King Lear)："We are not the first who, with the best meaning, have incurred the worst”（至少，我們不是第一個人，以最大的善意卻招致了最壞的結果）。 歷經數十年的經驗及領悟，我終於深切的感受到，「通往地獄的道路常常是由善良的意圖鋪成的」。 人的善意不應是自以為是的藉口。Peter和我都對過去的作法，感到深切的愧疚，雖然Peter和我並不是第一位犯了這樣的罪過，但也不應受到寬恕的。 幸運地，現在我們都能從這樣的錯誤中，反省、學習而改變，不再重蹈覆轍。            當今台灣很多的兩性關係，彼此都以最大的愛意、善意要求對方，卻不知可能會以悲劇收場；即便是親子關係，很多也是如此。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3)

生命的故事不斷地考驗著我。   在美國最後的一個星期，我的太太懷疑有孕，因為感覺有類似妊娠初期的晨吐反應 (morning sickness)。 我們的心情十分複雜，又喜又憂。離開美國到肯亞的一路，旅途勞頓；到了奈羅比又兩次南下到坦尚尼亞；到了Tumutumu後，我們又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真正安定下來。 這期間讓太太辛苦了好一陣子，忍受了有喜的難過症狀。   剛到Tumutumu 不久，外籍朋友都來向我們推薦女傭、園丁，說月薪低得可憐，有需要可多請幾個，以解決當地人的失業問題。 當時我不加思索就回絕他們，認為事情都可自己處理。 但經過一段時候，我們發覺白天都在工作，晚上還得處理家事，洗衣必須依賴人工；晚上洗澡的熱水也須靠人工一大桶一大桶燒；整棟房子的清潔整理；庭院雜草必須有人清理。 幾個星期下來，每天的開門七件事已讓我們應接不暇，一段時期我們不得不常以泡麵為午餐。 經考慮未來太太懷孕的不便及生產後還需要有人幫忙，我們就同意請了一位女傭及一位園丁。 當時我們一個月的薪水是150元美金，但女傭及園丁的薪水每月各10 元美金。 當時我拒絕雇用女傭園丁的原因是基於反剝削勞工及反殖民心態的原則，一時引起了社區有些外籍朋友的非議。 現在我明白，一個人徒有意識型態，只以社會是非與公義為藉口，而不考慮現實是否合情合理，是多麼違反常理，可怕的心態。 意識型態最容易導致反理性的行為；習慣性的思想和行為容易導入可怕、錯誤的決定。 這是一個人成長最大的障礙之一。   太太懷孕期間，因為醫院工作非常忙碌，一直都沒有充分休息的時間。 懷孕初期，兩位醫師就建議我們到奈羅比醫院生產，因為他們都不是婦產科醫師，而且 Tumutumu 醫院的生產都是由當地傳統的產婆接生的，設備簡陋。 如此，我們必須臨盆前到奈羅比醫院等待。 眼看臨盆的日子過去了，但太太毫無生產跡象。 我們因感無聊，就到奈羅比國家公園，看看野生動物，也順便運動，看是否有助順利生產。果如預期，因為路況高低不平，一路下來顛簸得很厲害。 回到招待所時，太太就開始感到羊水溢出。及時送到生產室後，還折騰了一段長時間， 無法順利生產。 我必須在外面等候，又無法進入產房，讓我十分緊張、擔心， 會不會是第一胎的關係，生產比較困難？ 或是其他的問題？ 產房外面漆黑一片，又無座位可以坐下來。等著等著，過了約40分鐘後，我聽到了嬰兒哭泣的聲音，衝入了產房， 看著一個自己骨肉躺在太太的身邊，激動得難以自抑。 第三天，我們就高興地抱著兒子回到Tumutumu 家，命名為林西濤。   第一次為人父母，其興奮可想而知。太太堅持以母奶餵食，半夜餵奶，我也就幫不了什麼大忙了。 每次清洗無數的尿布時，曬在前院，一片一片白色的尿布隨風招展，連成一線。 每天從門口望去，與肯亞山匯成一景，至今仍歷歷在目。 西濤五、六個月時，太太開始用當地的各種蔬菜搗成泥，作為補充的食物。有一天，他不停的哭，又吐，又瀉，突地發燒。 不多久，雖恢復正常但發燒現象反覆出現。 剛到不久的德國醫師 Peter Albrect，就住在隔鄰，天天都來探望，但看不出確實的病因，雖也開了一些藥，但毫無起色。 有一天，西濤突然無法進食，這更讓我們焦慮難安。 太太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護士，看著兒子不動也不吃，也不知所措。Albrect 醫師來看他，又換了幾種藥，似乎也沒有什麼效果。 我們有著茫然無助的感覺，但看著西濤無助的樣子，我們不知抽泣了多少暗夜。這種奇怪的病狀，Albrect醫師也似乎束手無策。 為了使西濤進食，太太從醫院找到了一條小管子，從鼻孔穿進食道，開始擠出奶水，一小杯一小杯的灌進去。雖然西濤也不哭、不吐、不瀉，也不發燒，但看起來毫無生機。 我們在無助之餘，只希望這樣的餵食可以恢復他的體力。 一個星期過後，西濤的眼神好像有了回應，膚色也紅潤了一些。 我們每天上班時，總是每兩個鐘頭就輪流回家，她定時餵食，我只能逗他，引發他的回應。不知多少夜晚，我們都難過地無法自己。 我太太要我陪她禱告，我們握著手，她一邊禱告，一邊哭泣。 禱告還未結束，我們都已禁不住抱頭痛哭。 如此一個月後，當我們看到西濤可以自己來吸吮太太乳汁時，我們都奪眶而出，激動與感恩得難以形容。 就這樣，西濤就從此逐漸康復。 之後，西濤在肯亞的兩年多，又健康，又聰明活潑就像一般的孩子。    非洲生活，常有想像不到的的危機。 西濤一歲多時我們常讓他到屋前大片平坦的草地玩耍，拔草看花，未曾想過會有任何可能的危險。 偶爾，我們會時時探頭出來看看他，確保無事。 有一天，突然我們在客廳聽到他不停地大哭大叫。我衝出大門，看到他全身爬滿了軍蟻 (army ants)。我快速地，抱起西濤，往屋子裡跑。在門口明亮地方放下他，我和太太不斷地從西濤的眼睛、鼻孔、耳朵、肚臍、雙手、雙腳、下部、屁股等，用手掃，不斷地挖。 有的咬著不放，硬拔掉牠們，使西濤大哭大叫，我們兩人至少花了30分鐘才把他完全清理乾淨。 軍蟻的屍體滿地都是，可怕極了。 軍蟻是世界上最致命的動物 （world’s deadliest），特別在非洲的一些軍蟻種類，突襲時全巢出動，所經過的地方，哀鴻遍野，大至嬰兒小至昆蟲，無一倖存。很多小型脊椎動物，如蜥蜴，可以在幾小時內化為白骨一堆。 想一想，再慢十分鐘，後果實在不堪設想，我們又感慶幸，又再度地感恩。   人世間有多少莫名其妙發生的悲喜，有多少不可思議的奇蹟憾事，都不是你我可以輕易地找到答案。是奇蹟？是意外？是運氣？是個性？是命運？ 西濤突發的病情及脫險的經過對一個年輕氣盛，自以為是的我，可以說是第一次的生命教訓。 顯然地，知識無涯，有涯的生命所學到的知識，微乎其微，可是智慧難尋。 知識與智慧又無絕對的必然關係，甚至可能發生反比的關係。 所以 一個人可能有高學歷（highly educated）或學識淵博 (highly knowledgeable)， 但行事愚蠢如牛馬； 很多農夫未上小學，但充滿智慧的判斷。 知識是有形的學歷證書，來自學校的制式教育；智慧是無形的資產，來自生命的教育、教訓，及生活的歷練和挫折，來自生命意義的探索過程。 人徒有知識，不足以成大事；人徒有學歷，而自以為是可能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生命走向，知識可以掌控多少？ 西濤的病情及復原，我全然無助。  但對這件事，我誠然的感恩，對誰感恩? 對神？能不能為生命存在的本身感恩？ 這是單純的偶發事件，或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這些生命的疑惑在我的心智中開始醞釀。顯然地，從我自己骨肉發生的事件，開始對我啟示了生命的奧秘。   西濤的病況，作父母束手無策，德國醫生也一籌莫展。 西濤的生死就無法仰賴醫藥、醫術了。 西濤從死神逃生，我深信一方面是西濤的生命對死亡本能的反抗， 另一方面是太太和我的精神意志，堅持這樣的噩耗不應降臨在我們的身上， 尤其太太兩個月來不眠不休地抱著西濤，對他不停的講話，不斷地擠出奶汁，細心灌注互動的結果。 生命的奧秘，生死的神奇從此一直迷惑著我。 我的生命歷經三次瀕臨死亡的邊緣。 我深信有一股神秘的生命力量（life force）保護著每個人。 但瀕臨生或死的發生不是一種隨機的現象，而是有一種因果形成命運(karma)的結果。這是知識？或是智慧？           現在，西濤182公分高挑的個子，滿身肌肉，如同藍波式(Rambo)的人物。每次在一起，他總是會雙手緊緊擁抱著我到無法呼吸，好像要把我和他融為一體，而我使盡全力也無法脫離。 看著他，我總興起難以抑制的激動及感恩之情。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2)

第一學期，我負責生物學的教學及一門初三的英文課外，要準備課程，又要負責生物實驗室的興建工程。忙碌情況，可想而知。 第二學期開始時，儘管實驗室都已蓋好了，因為每星期多了兩個下午的實驗課，我的教學責任更加吃重。但第一年下來，學生勤奮、認真的學習態度，令我感到一種未曾享受過的成就感。 殖民時代英國式的教學方式多呆板嚴肅。 可能因為我是黃種膚色之故，縮短了與學生間的距裡，相對降低了年輕學生心理上對白人的恐懼感；加上我運用活潑生動的美式教學，讓學生與老師有更多的互動，年輕學生心理上較少恐懼，激發了學生對生物學的興趣吧。   儘管我兼任一門英文課，反倒是我在Tumumu 學校近三年的教學生涯中獲益最多、最有趣、興奮的生命教育。 所謂的教學相長，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收穫，遠比學生從我學到的更多，使我在知性及感性上更進一步深化了我對非洲的深情，內化我對非洲的憧憬與懷念。   學校規定每學期英文課，學生至少必讀一本有關非洲的小說。第一本必讀的小說是1948年在英國出版，作者Alan Paton的 “Cry, the beloved country”(「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台灣的文化看不起非洲，看不起非洲人。之前在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時，強調的都是英、美文學，非洲的歷史、文學則付之闕如。徒仰慕史懷哲人文關懷及醫療善舉，卻忽略了成就其偉大事蹟的背景是非洲。 為了給學生導讀小說，我不得不臨時抱佛腳開始研讀非洲的文學、歷史。 1948年南非政府正式通過「種族隔離政策」（Aparteid policy）法時，事實上，種族隔離、歧視政策已在非洲持續了300年。 當我深入瞭解南非的歷史及種族隔離政策的細節及事實，我不斷搖頭嘆息，對白人幾世紀來迫害、欺凌非洲各國及南非種族的殘酷，難以釋懷。 但是對很多不關心或看不起非洲的人而言，恐怕是無感的。   這本小說於1948年出版時，頓時成為暢銷書。我所看到的評論都是一片叫好。 在當時的英、美自視為優越民族，歧視黑人及少數民族的社會的時空，一切讚美的評論，出自白人的眼光、角度，不足為奇。 但是當我細細的研讀這部小說時，困惑、反感油然而生。 我心中十分納悶，為什麼這樣的小說也可以列入肯亞學生必讀小說？ 因為顯然這本由南非白人寫的小說是來粉飾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罪行的目的（whitewash）。 但看著學生朗讀書中一些動人的章句，微妙包裝的描述時，多數學生都在哽咽哭泣。 我心裡有一份深沉的納悶與遺憾。 小說中的罪犯都是黑人；受害者都是白人。 很多情節經細膩包裝，來讚揚各階層南非白人為正義掙扎而痛苦自責； 書中有白人駕車邀黑人搭車善意的情節，但卻看到黑人拒絕白人搭車的描述。 書中常提起黑人政客貪污而不悔恨，但白人貪污都會有一番道德的掙扎及痛苦。 當黑人老牧師的兒子意外槍殺了一個白人而被判絞刑時，牧師父親的信仰遭受到內心的懺悔、煎熬，和自責，但書中卻沒有看到白人對殺人無數，對制度及歷史的殘酷懺悔及煎熬，那來自責？ 書中強調的是「愛」、「希望」、「寬諒」及「恐懼」。 最後還讓一位年輕的黑人助理牧師宣稱：「我內心有強烈的恐懼，說有一天白人變成充滿愛心時，他們會發現，我們變成充滿憤恨。」這段話不斷地在西方的評論中提起，以提醒白人讀者可能未來面臨的恐懼。   「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的作者透過少數白人的善意，以細膩感人的手筆帶出各種情節，表現出白人及黑人可相親相愛合作的可能，無痕地引導黑人逆來順受及自責的性格，提供他們未來的希望。 同時也把殘酷的 「種族歧視政策」放在一邊，得到受害者的默許。 1983年得到絕頂好評的英國電影「甘地」與小說「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有異曲同工之妙。 「甘地」一片宣揚了甘地為聖雄，也同時洗刷了英國殖民政策的犯罪行為。並給英國的殖民政策贏得了不少掌聲，而得到了歷史的默許。（有關細節的分析，請見拙作1983/10/29中時人間副刊一文「甘地與英國」）。   每次看到學生在朗誦小說中的章節時，都會哽咽哭泣，我也會受到感動。從她們的文化社會經驗，及年輕生命的純真無邪，自然地把文學小說以普世人性的價值，宣揚愛、寬恕、希望、容忍、和平、勇氣及尊嚴的理想，轉移到現實生活來看待。 相信如果我仍像她們一樣純真無邪的年代，也會哽咽哭泣。 我很瞭解她們的感受。但我更希望讓她們瞭解：這個世界是善惡、愛恨、是非、公平不義、正義邪惡相互交織形成的複雜世界；歧視壓迫其他人種或族群是不公不義的事，歷史的不公不義，活的人必須記取教訓；小說是人寫的，也會有偏見、粉飾。 所以，我把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分析評論給學生聽，他們有多少領悟，我懷疑，也不期待她們都恍然大悟。我相信很多的學生總有一天會受到啟發的。種族歧視的欺壓者只會美化他們殘酷的行為，以不義的法律壓制；受害者無辜，革命有理，世人應付予同情支持。   我們也讀了奈及利亞作家Chinua Achebe 的 “Things Fall Apart” ，及肯亞作家Ngũgĩ wa Thiong'o的 ”Weep not, Child”。 這兩本書引起了我對其他非洲作家的興趣，如Wole Soyinka (也是奈及利亞人，1986年諾貝爾文學得獎人)。他們的作品都是取材自他們生活周遭的村莊、習俗、語言及歷史。他們的小說、詩集，雖感動學生比感動我來得深，但讓我對非洲人的歷史和現狀感到戚戚焉，更深化我對非洲人的同理心。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一生都勇敢地投入民主的抗爭，既使遭受了政治的監禁，但都無恨無悔，奮力向前。人性最大的悲哀之一，就是對自己社會的冷漠。 他們能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還能發揮那麼多產的創造力，實在令我佩服。   我愈深入瞭解非洲的文學與歷史，愈感慨人世間的不公不義，也愈激起我的正義感。 顯然地，肯亞的經驗把一個質樸理想的年輕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成為更世故的懷疑者。 西方各國17世紀至20世紀中期在世界到處掠奪殺戮，把人當奴隸，非洲是幾世紀來受害最深的地區之一。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歧視主義是西方國家把達爾文生物演化「自然選擇」的機制，以表面的認知，刻意扭曲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應用到人類社會的結果。 當時，不少西方國家政治保守人士把世界視為自然舞台，把赫伯特˙斯賓賽 (Herbet Spencer)自造一詞 「適者生存」(Survival for the fittest)民粹化，認為世界是「弱肉強食」、「張牙舞爪」、「滿嘴是血」、「優勝劣敗」的競技場，錯誤自私地應用到國家對國家、種族對種族、人對人的競爭上，如納粹主意、法西斯主意及種族隔離主義。 瞭解達爾文演化學的人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不正確的達爾文演化學的應用，是一種偏見的意識型態。 盛行的原因是一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在無知下或刻意以科學達爾文演化學作藉口， 行其自以為是的政治經濟野心。   不幸地，在21世紀的今天， 「社會達爾文主義」特別在美國和中國再度逐漸的興起。全球經濟競爭逐漸激烈化後，美國不少保守的共和黨員及其信徒開始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 中國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害的國家，理應排斥。 可惜，自中國經濟崛起到經濟大國後，我觀察到，中國政治權勢階級、新興暴發戶，及中產階級，或多或少都展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型態，並視為當然。中、美 兩國如繼續令其滋生擴散，未來的世界，凶多吉少。          讀者可能說，我想得太多，才有這麼多的懷疑，還請讀者原諒。至少我自己很慶幸，後半輩子都是一個懷疑者，(skeptic)，而不是一個憤世嫉俗者（cynic）；我寧願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romantic idealist)，而不是一個「厚道的粉飾者或野心家」。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1)

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1)   來到非洲，第一次撲面而來的震撼教育竟是籌劃創辦學校生物A-level的教學課程。我除了須設計英制課程內容及教材外，還需包辦實驗室的設計、建造和實驗設施的採購安裝等一應硬體設備。 也就是說，一切無中生有。這種實務是我的教育過程及生活要求最陌生的一環。想到在MCC時參與行前訓練的觀察，個個志工都有實務的技能，使我當時自覺白癡的感覺終於應驗。 難怪甫結束任期，從剛果回來的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知道我到肯亞的工作是教書時，露出不屑的口吻，「教書？」。   太太因為她是有執照護士（registered nurse），具有護理技能及實務經驗，熟習情況後，毫無困難就投入醫院的護理工作。 當我回家向她抱怨學校給了我一個大難題，這種實務技能也不是一時可以學到，我很擔心、不安呢。 她抿著嘴笑，以食指點著我的頭說，「你不是有個好腦袋嗎？」「不好笑耶，」我說。   此時此地，責任心的驅使，我毫無退縮的空間，只能面對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生物學A-level 課程的教學及英文課都不是問題。但實驗室的建築設計、規劃、地基、水泥工、木工、採購等等是我必須面對的。人地生疏，單槍匹馬，如何下手？ 這裡也沒有什麼招標、委辦事。 校長及其他教職員，一旦有外籍人員負責，也樂得推得一乾二淨。 外籍的老師都是白人，只會數落非洲人，相信他們也等著看我的笑話。   此時此地，十之八九得自台灣教育的知識，英雄無用武之地。 想想，我們這一代實在可憐，只在書本及考試之間，浪費了多少青春活力在平面的書本與印刷字間。 一旦合上書本，立體多變的現實生活頓時把你變成白癡，只剩下兩片嘴唇。可能是因我叛逆的性格，自我學習及廣泛閱讀的學習過程，及較少受到台灣正規教育之毒素，培養了我憑直覺行事(Act on instinct，intuition) 或以得自生命經驗的判斷力(常識common sense)作決定。 我的直覺及常識告訴我必須仰賴當地人力資源的協助，我必須不恥下問。 每次趁著與太太下山到Karatina的開放市場買蔬果時，每次我都到村莊的商店、小吃攤及印裔商人聚落，一一詢問有無興建房屋的技術工。 英文有句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或是我是個幸運兒。 茫茫人海中，我幸運的碰到一位很健談，販賣咖啡的肯亞商人。 他看到我是東方人，又是剛到Tumutumu學校的老師，就邀我們到他家喝咖啡。 顯然他是個成功的生意人，家住鎮上一間很大的水泥磚砌成的房子，又有轎車，家中擺設十分講究。 閒談中，我提到學校工程的事，他說很願意幫我忙。   感謝我在哥森學院及印大各兩年的生物學的學習及實驗助理教學的經驗，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參考英制生物學A-level教學、實驗課程的要求，思考生物實驗室內應有的設備空間及動線等。 我很快把整個實驗室內的構想，以簡單的草圖整理出來。 過了一星期，這位咖啡商叫來了五位土木工到學校找我，我們一起勘查討論實驗室的地點，大小規模。 從學校既有的建築物的佈局，我們很快的決定了地點及規模。我還擔心地點、規模的問題，還向校長報告，她說她是外行，只要建造費用不超過預算就好，其他一切由我決定。 我漸漸感受到當地教職員等多抱持著自掃門前雪，及被動的心態。當下我清楚地知道，我毫無選擇，我必須做所有的決定，我將承擔所有的責任。   肯亞在歷經近一百年的外來殖民壓迫，又才脫離殖民統治不到七年，人們有被壓迫的自卑情結在所難免，被動、順從、「看戲」的態度十分普遍，我可了解同情，因此不忍像外籍白人般，語多批評苛責。   我與技工討論了N次，決定了工程總費用及時程，簽下了雙方同意書後，一切就緒，我就決定採購開工了。 我關切的問題包羅萬象，建築物結構及建築地基土木工程等的品質，是否有偷工減料； 實驗室外型及內部的空間規劃與既有的建築物佈局是否和諧，學生來往的動線是否方便，紅磚外型及紅色的波狀鐵皮屋頂（非洲唯一的選擇）的結構是否協調。 所以建造期間，我必須親自監工，並與當地工人一起工作，學砌牆技術或混水泥等。 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勞動的可貴及滿足，手足胼胝，滿身大汗，「四肢趴在泥巴上」的興奮。我知道，我在從事一個使命 (mission)，而不是在做一個為吃飯餬口的差事(job)。 我學習到，一個人感受到快樂及生命的意義，實來自對工作的熱情及使命感。   在積極的趕工下，耗時六個月，實驗室終於蓋好了。 我雖不是十分的滿意，但確信實驗室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最讓我高興的是實驗室的完成，能夠讓第一屆的A-level的學生在畢業前，將四學期的實驗課程，壓縮成三學期的時間，仍及時接受到完整的生物實驗課程。    這兩年的生物教學及實驗課程都是我一個人負責的工作。 所幸，兩年下來，二十二位學生都經教育部派來的入學考試委員（Matriculation team）考試通過，成為大學錄取的新生。校長還特別召開一次大會，邀請學生的家長，來表揚被錄取的學生，也大力讚揚我兩年不眠不休的教學努力，特別指出從實驗室的建造及教學實驗都是由我一手負責。 我也特別邀請來幫助我的技工們參加，使他們感到與有榮焉。   我雖與當地工人打成一片，但因個人及不同文化做事的要求與態度，所產生的挫折與矛盾，是我學習瞭解與諒解的最大的考驗與挑戰。人與人衝突也讓我瞭解當地人的心聲、心態及悲情。 與幾位男老師熟悉後，他們很自然的告訴我他們的真情。  一次看到一位英國老師走過後，一位年長的老師指著白人的背後，向我低聲地說，”I hate them.”（我恨他們）。 生活在肯亞，每日親身所感受到的殖民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與殘酷的後遺症，讓我漸漸同情（sympathy)非洲人，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empathy)，也無形中改變我對人類歷史的詮釋，種下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反感。 嗣後，與肯亞人的互動所建立的感情及神秘無名肯亞人的救命恩情（這段故事，容後道來），一步一步地培養出我對非洲的深情，留下了我對非洲的憧憬與懷念。   離開肯亞後， 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總無法忘懷肯亞的人與物，及神秘的救命恩情。 我曾幾次寫信給肯亞總統尋求他協助尋找這位恩人，但都石沈大海。 我總告訴朋友、學生，”I have Africa in my blood.”(我身體內流著非洲的血液)，將來退休後，我一定會想辦法到肯亞或非洲的任何地方，再作一次志工，以表達我心中的感恩。 或許是冥冥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安排，在2001年，我正式從東海大學退休時，我竟然心想事成，神蹟似地被陳水扁總統「放逐」到西非甘比亞共和國當大使，讓我有機會可以比志工作更多、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段故事，容後道來）。 知道有機會再到非洲的那一剎那，是我一生最興奮的時刻之一，心情如同非洲人回鄉的快樂與興奮。 或許，很多讀者是難以相信的。(31)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0)

回到奈羅比，我們繼續利用這段時間，探索首都四周近郊的小鄉鎮。 所到之處，貧窮落後的景象怵目驚心，貧民窟到處都是。我在中美洲時觀察到的貧窮與在肯亞的貧窮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令我驚覺到日後工作的挑戰。                          Richard Ondeng 邀我們與Hershey 主任午餐，告訴我們蘇格蘭長老教會半世紀前設立的Tumutumu醫院急需一位經驗豐富的護士，很希望我太太Kathleen能儘快就任，而在同一村落的Tumutumu女子中學正要籌辦生物學A-level班級(英國學制的大一先修班)，我自然是理想人選。 因為情況較急，Richard又清楚我的教育背景，同意不需要經過面試，即可上任。 他特別強調Tumutumu是早期肯亞著名的傳教地區，醫院學校成立歷史悠久，是很不錯的工作地方。   我們買了一部二手的Toyota 1000cc小旅行車，第一次到奈羅比唯一的超市採購食品，準備第二天帶往Tumutumu。 結束後便到附近的一家印度餐廳午餐，不料，回到停車地方，嚇見後車窗被打得粉碎，後車廂的食品及乾貨，被搜刮一空。我向太太抱怨，「報警去。」太太冷靜地回答，「不必了，就算是學到一課的代價吧。」   車子修理後次日，我們高高興興地跟著Hershey主任的車子往北至Tumutumu報到。 Tumutumu是位於奈羅比北部約130公里Karatina鎮的半山腰上，海拔1800公尺的小村落。 出了城後，30公里的路程都是典型的熱帶稀樹草原(Savanna)，時值乾季，兩邊景象十分貧瘠荒蕪。 我第一次靠左駕車不太習慣，好在車子不多。兩個鐘頭後，一些建築物逐漸進入眼簾，也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蔬果，擺在路上兜售。 這是Tumutumu附近最大的小鎮Karatina，人口數千人。再走3、4公里後，我們轉左進入一條凹凸不平，坡度很陡的小路，車子過後塵土飛揚。 不久，我們停在一個看似醫院的門口廣場，出來迎接我們的是Trevor Thompson醫師，加拿大人，是負責此地長老教會醫院的唯一醫師。 他正忙著巡視病人，要我們跟著她一起見習後，才帶我我們去看房子。 他並堅持我們把所有的行李搬進屋裡，才能放心。言談中，他給了我們一些不安的訊息，說此地食物欠缺，民情焦躁不安，或有動亂的可能。   Thompson醫師結束工作後出來時，已近黃昏。他要帶我們去認識所有外籍工作人員，也看看他們住的地方。那是二月肯亞的天氣，天空一片蔚藍，乾爽的空氣，適度的溫度，宜爽的氣候令我想到台灣秋高氣爽的季節。 我們繞到一條小路，兩旁長著高高的樹籬，前有一拱狀的缺口，上面爬滿了籐蔓。 我們走進後，猶如進入世外桃源，似與外界隔離的大草坪呈現眼前。遙遠5200公尺高聳入雲的肯亞山（Mt. Kenya）出現在我們的左前方，與我們遙遙相望。 從我們所站的地方海拔約1800公尺，周圍除了幾顆巨大的尤加利樹外，山腳下面一望無際，遼闊的草原矮叢，佈滿了不少村落，遠遠望去，一直延伸到肯亞山麓，美到令人窒息。 當我們正在聚精會神地欣賞美景時，突然，一尖銳的聲調從後面的房屋傳出來，我們轉身一看，一位瘦弱的女人出現在我們的前面，身穿一件長袍睡衣，頭髮綁在後頭。 她伸出纖瘦的右手，露出勉強的微笑。 當她和Thompson 醫師握手時，她用一種疲憊無奈的聲調說，「39 days to go.」 「Marlene Hunter 醫師，」 Thompson 醫師介紹， 「她在醫院工作已經三年半了。他離職回加拿大後，有一位德國醫師Peter Albrect會來接任。」 「這兩位是剛到的志工， Edgar and Kathleen。」她看著我們，只點點頭說「歡迎，你們會喜歡這個地方的。」 當我們轉身道別時，我聽到Thompson 醫師低聲的問她，「還吃Valium(一種鎮定劑)才能睡覺嗎？」 她點點頭。 她轉身走回房子時，我不禁再回頭看她一眼，心中滿是疑惑。   Thompson醫師指著後面的房子，大聲的宣布，「Hunter醫師住的這棟房子就是你們一個月後要搬進去住的地方。這棟石造大房子，在1920年代為了第一任蘇格蘭長老教會的牧師而建的，取名為Chania。」 Thompson醫師看著我們，笑笑地說，「房子很大，可多生幾個孩子。 不過，你們必須將就一下，先住在附近的一間小木屋。」   這間小木屋座落在較遠的地方，確實很小，只有一間臥室及小小的廚房而已，有電但無自來水。外面有一儲水的大塑膠桶，水源是來自屋頂匯集的雨水。 因乾季的關係，桶中空空如也。 我們在奈羅比門諾招待所一個多月的享福，有時還抱怨不知身處何地的感覺，現在小小的時空轉移，我頓時感到竟然有如此天差地別的處境。 當晚，我們從Thompson 醫師家簡單的晚餐後回到木屋，卸下行李，先把寢具鋪上後，拴上房門。看著外面漆黑一片。 我們緊緊抱著，彼此安慰，只要我們在一起就好，一切都會安然無恙。太太笑著說，「你不會再抱怨了吧。」   當時，肯亞從英國殖民統治獨立（1964年12月）才不到七年，一切百廢待舉。 我們的木屋較靠近Kikuyu族 (肯亞最大族) 居住的村落，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當地人民生活的困苦。 有一次，有人傳出人餓死的消息。 住了木屋一個多月後，我們聽說Hunter 醫師突然不告而別。我們終於可以搬進Chania了。經過一個多月的生活困頓，我們很高興地搬進去。這棟房子夠大，四房一大廳，一大廚房，另有與主建築物隔離的傭人住處。 有一個小冰箱及小瓦斯爐，但無熱水的設備。前院有一大片庭園，面對肯亞山從山麓至山頂，一望無際。當我們搬進時，發現Hunter醫師臥房、客廳十分髒亂，廚房更無法忍受，到處都是空酒瓶，空罐頭食物。打開冰箱，臭味撲鼻而來，過期的食物層層皆是。 我與太太一邊清理打掃，一邊談論著Hunter 醫師離開前的生活及精神狀態。後來我們知道Hunter醫師對醫院及鄰近的村莊貢獻很大，單身在Tumutumu三年半的時間不停的工作，沒有回過加拿大。我們可以想像她若不是感到心灰意冷，就是感到精疲力竭。不管是心灰意冷，或是精疲力竭，我們都為她感同身受，敬佩不已。   住定後，我們的心情似有一切都已就緒，全心面對任何困境的準備。 太太已在醫院工作了三個星期，我因學校尚未開學，還有些空閒做些安家的雜務，偶而到醫院和學校幫忙。 Tumutumu女子中學與醫院於1908年，由蘇格蘭長老教會同時創立，在肯亞，都是最具歷史的醫院及女子學校，因該校是肯亞數一數二的女子初中，才被指定籌辦生物學A-level的教程，學生經兩年的訓練，畢業後經考試通過即可進入大學成為一年級生（fresher），再念三年即可畢業。   我的工作是籌劃辦理學校第一次生物學A-level的課程教學，實驗室的建造和實驗設備的採購安裝，除此，還需負責一班英文的教學。 肯亞獨立後，種族複雜，政治尚未穩定，整個國家還無行政獨立和經濟獨立的能力。 籌辦這次A-level的生物學課的經費都是國外募集而來。校長、教職員，雖多有心，想辦好學校，但也都在學習中，少數英籍教員仍左右一切。   以前，我只要讀好書、考好試、耍耍嘴皮就可過好日子，就像過去的讀書人，四體可以不勤，五穀可以不分，只要動口不必動手。我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工作要求，心中十分惶恐、不安。我必須和校長瞭解一下情況，「還有誰跟我一起籌辦生物學教學的規劃？」 校長不解地看著我，「還有誰？ 只有你啊，也只有你才有資格啊。我們等著你來開始，時間已很緊迫了！學生馬上就到了，他們只有兩年的時間而已。」 我的天啊！   課程倒是沒問題，但設計、建蓋實驗室、實驗設備從哪兒開始啊！當時沒有個人電腦，更沒有Internet及Google等讓人輕鬆地找資料，又無圖書館和共事的同僚可諮詢。 位處1800公尺海拔高地的Tumutumu如同一個小孤島，人地生疏，哪來救兵？ 當下，我清楚地知道，我只能面對挑戰，孤獨迎戰。         肯亞，肯亞，我來了。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9)

既來之，則安之。身在非洲的土地上，我的心情好像穩定多了，也不再像在美國時的那樣急躁。心想我們可以好好利用這兩個星期的機會，來熟習肯亞的環境。   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就開始安排我們的日程。第二天一早，我們就跳上了往城中心的私人轎車叫Matatu。車資只合美金6分錢。在英國殖民下所建設的奈羅比市可以說是當時非洲最風光        的大城市之一。 市容及建築物十分別緻，街道兩旁綠葉成蔭，店家比比皆是。肯亞又是東非野生動物國家公園最多的地方；奈羅比外圍就是野生國家公園，因此觀光事業發達。城裡的希爾頓旅館是遊客及活動聚集的地方。我們在旅館四周圍散步，很難相信 身處非洲。我們特別到了販賣當地的蔬菜水果等的傳統市場Westlands Market閒逛，學習到了很多新奇的蔬果。穿梭在人群中，感受到現實生命的躍動。       第一個星期日，我們經推薦到奈羅比浸信教堂做禮拜。 信眾大都是英國白人。 第一次在非洲白人的保守教會聽道，我聽到一些讓我不安的聖經章節的詮釋。當我出來時，我開玩地向太太說，「我們來非洲不是來聽道，而是來行道的。」 我們第一次經驗到，做禮拜進出教堂，竟然沒有人與我們打招呼。可見這個教堂信眾的態度。   Sam Yoder教授有兩位女兒，Phyllis和ElaineYoder都嫁給醫師。Phyllis 和夫婿曾在越戰期間到南越服務，並收養了兩個孤兒。我在招待所時得知Elaine，夫婿Roger Unzicker及兩個幼子全家正在Tanzania(坦桑尼亞) Moshi鎮，等待到Lake Victoria (維多利亞湖)東岸的Musoma小村莊服務。 Sam教授過世後，遺孀Ethel Yoder 也跟他們一起來到坦桑尼亞。 他們很高興知道我們在奈羅比等著，歡迎我們去找他們。        剛好Hershey主任也要到Moshi探望他們， 歡迎我們一起搭他的車前往。Moshi 是在坦桑尼亞東北端（在非洲最高山吉力馬札羅山（Mount Kilimanjaro）的山麓），從肯亞越境至坦桑尼亞，我又碰到簽證的問題。 當時東非聯邦剛解散，但肯亞移民局還負責坦桑尼亞及烏干達的簽證事宜。 首先，我必須到「再入境」窗口，填了表後，馬上就得到肯亞再入境證明。 當他們把我的護照移到坦桑尼亞入境簽證的窗口時，我看到辦事員在抽屜中找來找去，抬起頭來問了一下隔壁的辦事員後告訴我，「你的護照必須送去坦桑尼亞外交部批准才可發給你。」 「送坦桑尼亞批准！」我大叫一聲，「要多久啊！」「兩到三個月，」他說。   辦簽證時，我心裡就毛毛的，因為坦桑尼亞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國正在為坦桑尼亞和贊比亞（Zambia）蓋一條坦贊鐵路（TanZam Railrosd），因此被坦桑尼亞和贊比亞奉為宗主國。 我的心情壞極了，拿了中華民國護照，來到非洲還要受這種窩囊氣，太沒有尊嚴了。 經過我 一再地央求，並把太太搬出來，讓我們一起成行，終於打動了辦事員的慈悲心，他拿著護照到裡面去問上司，出來時給了我一些希望，要我下午再來一次。 我在兩點上班時就準時來排隊。等到我時，他看著我說，「有兩個中國，坦桑尼亞是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你是來自那個中國？ Socialist？」我轉頭避開他的眼神，嘴巴跟著咕噥一番，「soso...cialist」, 不斷的點頭。 他又回到裡面向上司報告， 十分鐘後，奇蹟似地，他把護照交給我，「多次的，」他還說。 我轉過頭向他說，「肯亞政府的不結盟政策（non-alignment policy）太棒了！」我感謝他後，拔腿就走！   Moshi 離奈羅比南方約100公里處。由於是兩國邊界的大鎮，又在非洲最高山吉力馬札羅山的山麓，遊客很多。我們往南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紅土矮叢，車子一過，灰土濛濛。附近的Massai族（馬賽族）都集中在Moshi 的附近吸引觀光客，我們急著到Unzicker家，雖對馬賽人十分好奇，可惜也沒有機會多停留瞭解。   我們至少兩年沒有看到Roger 和Elaine Unzicker了，也很高興看到Ethel Yoder來到非洲。在哥森時，我可以說是他們的一家人，能一起在非洲團聚，反映了我們對生命超越國界、超越文化的共同態度。 所以我看到他們倍感溫馨。 Roger 是一位很有愛心的醫師，志願與太太Elaine帶了兩個稚齡的孩子，來到維多利亞湖東岸偏僻荒野的內陸行醫，令我欽佩感動。在我離開非洲前，我和太太帶著兩歲多的兒子林西濤，專程跑到偏遠的Musoma向他們說再見。 途中發生了一件神秘又奇蹟的故事，改變了我的生命，深深領悟到生命的謙卑和奧秘。這個故事容後再慢慢道來。 1974年Roger一家離開非洲後，住在哥森，默默行善。但不幸，二十多年前，Roger在一次割除腦瘤的手術時，缺氧過世。 Sam Yoder 一家人，都自然流露出的無私、勇敢的大愛，對我影響很大。至今，我努力謙卑，學習是非，拒絕自私，厭惡貪婪，都是他們留給我的資產。   對我學生態的人而言，非洲是生態的聖地。Roger也對非洲野生動物及生態景觀非常熱衷。 第二天他就載著我們到附近Arusha國家公園去看Ngurdoto 火山口。 Ngurdoto 火山口直徑最寬3.6公里，深100公尺，火山底部是一片濕地，四周都被森林包圍著。 出奇綠油油的四周，往下看如同綠野仙洞一樣。看完後，我感到非常慶幸，來到非洲才一個星期，就看到如此難以相信的生態奇景。   回到奈羅比第二天，Roger突然電告說他要去Ngorongoro Crater（N. 火山口），問我想不想去。 哇，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怎能不去呢。印大時，生態課裡，Ngorongoro Crater 一再地被提起，是世界最令人嘆為觀止的野生動物及生態體系奇景之一。雖然路途十分遙遠，但我們毫不遲疑，和太太馬上就動身，好像恐怕以後再也看不到似的。 首先，我們要從奈羅比搭公車至Moshi，再往西到Arusha後，與Roger會合，再驅車到Ngrongoro Crater。   這是我們第一次搭公車到坦桑尼亞，車況像台灣五零年代的巴士一樣，路況是坑坑洞洞。 一路下來，只有我們三、四個乘客，偶而會有幾個人上上下下。在快到Moshi前，上來了一個Massai的年輕女孩子，穿著馬賽傳統的赭紅長衫、耳環。她坐下到我們的前座，不斷轉身看著我們。 不久她轉過身來，看了一回，開始從我的頭髮到臉上，輕柔地觸摸著，然後轉向我的太太，也一樣從她的頭髮到臉上，輕柔地觸摸著。 我們不動地看著她好奇且露出驚喜的美麗表情，彼此對著微笑。看著她真誠、驚奇的眼神，流露出一股自然的神色，實在太美了！當時我口裡含著口香糖，從袋子裡掏出一包給她。現在我真感到後悔。我應該站起來清柔地擁抱她。   Moshi附近是Massai族的傳統牧游的地區，一路也可看到Massai族人趕著牛群。馬賽族是東非一個非常獨特迷人的族群，其文化傳統也非常古老。 女人的頸上掛滿成串的串珠，手臂也掛滿圈環，耳珠的大耳環，十分賞心悅目；男人身材高而修長，穿著赭紅長衫，右腳翹在左腳跟後，以右手握著長矛支撐著身體，站在無際大草原中，遠遠對著陽光的輪廓，難得一見的美景。   到了Roger家時，前後已五個多小時了。這一趟真是不虛此行。我們在Roger家待了一個星期，一共去了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和Lake Manyera國家公園，三個連在一起，但有不同的野生動物及生態多樣性的國家公園。當時，這些國家公園的管理不是很嚴格的，我們可以直接駕車到處漫遊。一般人很難想像，Serengei 地區內一百五十萬頭的牛羚(Wildebeests)，二十萬的斑馬(Zebras)及三十五萬的瞪羚（Gazelles）跨越1200英里非洲土地大遷徙的雄偉、壯闊景觀。如今，在「發現」電視台(Discovery Channel) 看到大遷徙的景觀就已令人嘆為觀止；一旦置身在那廣闊無際的大草原中，令人驚心動魄，其震撼感受，難以描述。瞭望這些非洲野生動物的原始棲息地，人類演化的搖籃（Olduvai Gorge），我心中充滿激動、謙卑、感恩。   我想到，達爾文22歲時即冒險隨「獵犬號」（Beagle）航遊世界五年，收集、觀察各地動植物生物變遷。在Galápagos Islands島上的觀察給他解釋生物演化機制「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啟示，可惜獵犬號沒有停留在東非，否則，達爾文會更早洞悉到「自然選擇」的機制。   我想到，莎士比亞說，「自然就是我的書」（Nature is my book）。 科技越發達，自然宇宙更奧秘，未知越多，人類的無知愈多。 我所知的生態知識，已微乎其微，只是滄海一粟，只能謙卑地敬畏自然，驚嘆其奧秘。   我想到，David Attenoborough畢生以相機拍攝自然的奧秘，令人驚嘆，呼籲人們敬畏自然。 今年86歲高齡的他，憂心地球未來之餘，感嘆地說， ”We are a plague on the Earth.”「人類是地球的瘟疫」。人類以現在破壞自然的速率下去，誠非虛言。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8)

肯亞，肯亞，我來了！            捱過了六個月等待的煎熬，我們終於在1971年1月19日 收到了肯亞政府的工作證。 第二天一早，我們興奮地拎著五箱行李趕往紐約肯亞大使館辦理簽證，希望能搭上當天晚上飛往倫敦的英航班機，以便次晚可以銜接上飛往肯亞首都奈羅比(Nairobi)的東非航空班機。 一切如願，我們順利拿到了簽證，於是按照行程出發。 第二天早上到了倫敦。踏上了英國國土，讓我聯想到英國文學史書本上的人與物，總想印證一下。 而且，接下一班的轉往肯亞的飛機尚有十多個鐘頭，雖然很累，仍想把握時間到城裡觀光一番。 把行李安頓後，走上出關窗口時，沒想到我的護照又出了問題。 雖然我解釋在倫敦只是過境而已，移民官員也不放行。 經過我苦口央求，說太太已在通關門外邊等著，折騰了一個多小時，官員才同意我以付費的方式得到24小時的簽證。   在台灣時，國人申請護照或出國時（早期有護照還需出境同意書），受到自己政府的刁難，心裡已忿忿不平；在國外時，又受到外國政府的刁難，心裡實在很難消受。記得，作研究生時，為了到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加勒比海島嶼作研究，因為持中華民國的護照，受到很多簽證的困擾；這次到肯亞因簽證所受到的叼難，感觸實在太深了。難怪早年國人都想盡辦法移民，拿個他國的護照，不再受氣。   第一次到倫敦，我們也只能蜻蜓點水地看了一些著名的景點，也第一次嘗到了英國的 ”美食”， fish and chips、Kidney pie等。觀光倫敦雖感興奮，但在參觀大英博物館，看到了不少英國殖民地時代掠奪來的文物時，我都有些忿忿不平的感覺。 回顧當年參觀日記，我驚訝地看到我日記中寫的一些評語：「...殖民帝國主義的掠奪；皇宮沒什麼了不起，灰灰的又普通；戴著奇怪帽子的御林軍，踢步像機器玩具一般，多麼無聊的傳統」。   我們玩到最後一刻才趕回西思羅機場(Heathrow Air Port)。東非航空首停德國，後又在烏干達(Uganda)恩得培(Entebbe)機場稍事停留後，於次日清晨到達肯亞奈羅比(Nairobi) 機場。下機後，乘客擠成一團等著檢查黃皮書。 一位肯亞官員在吵雜聲中，拿著一個擴音器，不知在說什麼。 一個抽著煙斗的英國男士，手裡拿著一本鵜鶘 (Pelican) 出版社的偵探小說，趾高氣昂地用食指勾向內，使喚那位肯亞官員說，「你過來告訴我你說什麼？」 那傲慢的態度令我不屑，但拿著擴音器的肯亞官員竟然乖乖地走向他說明。 二十分鐘後，我們擠到提領行李的地方。沒有行李輸送帶，我們只能在分散的行李堆中找。通過海關時，海關人員看到我們有四大箱行李，堅持我們打開受檢，一一翻查。 當我從出境處出來時，已是滿身大汗。 MCC 駐東非主任Hershey已在外面歡迎我們，並有肯亞隨員幫忙行李。 他一再地抱歉，解釋延誤我們申請工作簽證的原因。人已站在非洲的土地上，過去的懊惱，早已不翼而飛了。 出了機場，一路看到的都是紅色乾結的土壤，植被很少，偶而也會聞到似燒焦腐爛的味道。看著太太不安的神情，我握著她的手說，非洲，我們終於來了！   進入奈羅比城，兩旁街道的房屋看起來十分簡陋，雜亂骯髒。不知為什麼我並沒有感到不適應。 可能是過去我都在野外工作慣了，也習慣了少年時期台北巷道簡陋雜亂的記憶。 一路上看到各色人種，黑、白、棕、黃，來來往往，十分熱鬧。 不久，我們的車子在一戶古色古香的大庭院前停下來。 這是門諾教會在奈羅比接待各地來來往往的傳教士、志工等人員的招待所。 一進門就看到一片整理得漂漂亮亮的內院，高聳的樹木隨風飄搖，綠茵處處，夾雜著紅花白花的矮叢。屋內家具擺飾十分典雅，又有幾分非洲的味道，但門內門外，猶似不同世界。 我心裡想，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馬上被引介給負責招待所的女主人 Elizabeth Hostetler，一位典型傳統門諾女士，頭上戴著傳統的頭紗（head veil）。她帶引我們到房間後，毫無表情地離開。房間大，家具設備十分舒適。我們因旅途勞累，稍為梳洗後，就躺下休息，很快地睡著了。突然，我們從睡夢中被敲門的聲音驚醒，還來不及開門，只聽到一聲，”Tea time!”我們趕快起身走出房間。 一看，內院草坪上有一大型桌子，上面擺滿了各種小點心，走廊上已坐了一些人。我們猶疑地跨出門檻，找了個位子坐下後，當地服務生立即奉上茶來；我還來不及說不，牛奶已倒進茶裏。Hershey主任不久進來，一一給我們介紹客人。顯然，大夥都是MCC派出來到東非各國的傳教士及志工們。 一開始，大家看到我都很好奇，不敢相信，在MCC的志工中，居然會有一位東方人，但又不便直問。 一陣子後，知道了我們都是哥森學院畢業的，太太又是純門諾的背景後，大家聊起來就放鬆多了。 我很興奮地聽他們各地工作的經驗。牛奶加糖的英國茶是我第一次的經驗，一邊喝著，一邊享受周圍美麗的環境，我似有身處英國，不在非洲的感覺。   早茶結束後，我們到四周的庭院散步。 這一棟建築物顯然是英國殖民時代所建造的，設計規劃與英國中小型的庭園不相上下，很多矮灌木圍牆，草地寬長；高聳搖動的鳳凰樹(Flame tree)和紅木槿(Hibiscus)上下輝映，與散佈四周紅磚的建築物渾然一體。我們回到房間，稍事休息，不久，我們又被一陣鈴聲嚇了一跳，原來那是要所有房客到餐廳吃午飯的信號。 兩扇大門後是一間雅緻的餐廳。用餐時，每個人都有指定的位置，須站在椅子，等著Hostetler女主說， 「請坐」 (You may be seated”)後，大家才拉出椅子坐下來。 她說，「讓我們一起禱告。」之後，兩旁各有一位非洲服務生，拿著一大盤的食物，一一夾到每人的盤子上。當三大盤的食物（一主菜及兩副菜）都分配完了後，大家才啟動。甜點咖啡完後即可各自離席。哇！這一輩子，我都不曾受到這樣的服侍。 說實在，當時我確是感到點尷尬不安。 把招待所的規定一一了解過後，才知道這兒仍維持傳統英國式的生活作息，早餐七點半，午餐十二點三十分，晚餐八點；早茶十點十五分，下午茶四點十五分，早午晚餐必須準時，服裝整齊。 回房間半路上，我有點酸酸地向太太說，”What a nice life!”(多麼好命啊！)   第二天早上，Hershey主任載著我們到城中心的MCC辦事處。城中心來來往往的人群擠來擠去，到處都在蓋房子。 擦鞋孩童及各種攤販比比皆是，車子常被人群堵住不動。但到處仍有不少綠地花叢。 進入MCC 所處的大樓，我們走上五層樓梯，來到一小房間， 門口招牌寫著Mennonite Board and Central Committee(門諾董事會及中央委員會)。 坐定後，Hershey 主任告訴我們，我們必須等待肯亞「教師服務局」（Teacher Service Commission, TSC）的面試後才知道被派到那裡。 聽了後，我滿肚子狐疑不快，到現在還不知道被派到那裡？還得面試？ 我們填完了面試申請單後，就急著問， 「還需要多久才能知道去那裡？」Hershey主任似無奈地回答，「至少兩個星期吧。面試後再說吧。」 「那我們這段時間作什麼？」我笑笑地問。 他也笑笑地回答 ”Enjoy yourselves.”(你們喜歡作什麼就作什麼吧) 「喔！」我笑著，「可以見到Richard Ondeng嗎？」Richard 是肯亞人，是我在哥森學院時的同學。他現在是肯亞Christian Teaching Association」（基督教教學協會）的秘書長，負責肯牙政府招募外籍基督徒教師 「他幫了很多忙。他昨天出差去了，下次再安排吧。」Hershey 主任說。             回到招待所，我不禁向太太說，「我不相信我們是來作志工的。」 「等到知道派到哪裡再說吧！」太太說。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7)

面對這段前後五個多月的煎熬等待，我逐漸安心下來。 這段期間，我悟到了象牙塔裡觀察不到的生命經驗。   我們來到MCC總部等待的時間，每次見到MCC的人，我難免抱怨一番，但他們總會說，「這是考驗你的耐心。」我總是說，「我已沒耐心，只有無奈(resignation)。耐心也不全然是個美德，不要忘掉耶穌從未耐心過。」   期間，我碰到很多來來去去等待的志工們，他們都有同樣的抱怨。我們交換意見後得到一個共識：MCC的工作同仁，特別是上面的「大官」們。都只會作些表面功夫，以承歡門諾教會的各地大老及會眾，以便支持的捐款源源不絕。至於承辦人員的工作效率、用心，及對事務判斷的能力，也難以恭維，大家未免都有些怨言。   有一次，MCC董事會剛好在總部開會，我參加了一次大會的公開議程。這個議程是討論MCC在世界各地支部提出的年度報告、成果和下年度的工作計畫和預算，希望得到董事會的同意支持。董事們都是來自各地的教會大老，其中一位大老是Orie Miller，MCC是他一手創辦的，雖十分老邁，但影響力非同小可，他問的問題特別多，但他只允許報告人yes 或 no簡單的回答。 最後當亞洲部主任Paul報告時，分發了一些資料。Paul報告沒多久，Miller先生突然揮著一疊資料，問道，「你是從第六頁開始嗎？」Paul露出困惑的眼神，但馬上看出端倪，知道Miller根本心不在焉，但未便得罪，只好說，「對不起，您看的是最後一頁，請翻到第一頁。」 此時，在場的董事們都低著頭，不敢互視。報告完後，Paul介紹一位女士，要她說幾句話，她站起來第一句話就說，「不知道我是不是還會說英文！」董事們都哈哈大笑。「我在南韓十一年，負責貧困幼兒中心。既然要我說幾句話，我只要說，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工作，但我碰到的人都說錢、錢是問題，希望各位董事能幫幫忙，多加一點。」   大會結束後，幾位董事問我來自何方，作什麼。我告訴他們我來自台灣，被派到肯亞，但前後等了五個多月了。 「耐心，耐心！年輕人，」是他們的回應。 我只好苦笑，無以為對。 整個大會都無檢討工作效率及溝通志工的意見，只要我們大家耐心地等。 到了1971年初，我們仍舊得不到任何的訊息，而他們冷冷淡淡、漠不關心的態度，有時真讓我感覺被利用或忽視了。 在這無奈的等待氣氛下，大家碰面時總是說些抱怨總部顢頇的事。 久而久之，大家似乎也習慣了。   這段期間，我有兩次有趣的「邂逅」，讓我觀察到象牙塔裏學不到的事。   一次，我在早餐時，碰到了一位甫結束任期，從剛果回來的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滿臉鬍鬚，不修邊幅。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在這裡作什麼？」     「等著到肯亞，」我無奈地說。     「作什麼？」他咄咄逼人地問。     「教書罷？」。     「教書？」他不屑似地說。     他告訴我他從剛果回來，是個技工，什麼都修理。「你們會喜歡非洲的，也值得的。我很羨慕你們知道要作什麼。回來後我必須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他似乎感傷地說。   隔天早餐，他坐上我旁邊的位置，看起來睡眼惺忪說，「我的天啊，太早了。」 「你在非洲時，不是早起嗎？」我不禁好奇地問。 「哦，他們跟太陽一起起來，一起睡覺。」 他的眼神似乎突然充滿了精力，好像跟太陽一起起來，一起睡覺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那你不是應該已經很習慣早起了？」我質疑他。 「在非洲，你有高興起床的原因。 在這裡，我卻沒有。在那兒，你覺得活得有意義，在這兒，我不覺得。真的很想再回去。」他嚴肅地說，眼神飄向遙遠的地方。 「有趣的說法，」我說。 他才離開非洲不到一星期而已，生命似乎就開始給他絕望的感覺。顯然在剛果的經驗提供他對生命一層新的領悟，點燃了他生命不同快樂的燭光。 然而現在，他似乎看不到生命的新意義，臉上毫無表情。 這種感覺好像我也曾經掙扎過。 我注意到他提到在剛果時，用「你」，提到在現在時，用「我」，好像在他的潛意識中，非洲的他和美國的他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剛果經驗影響你這麼大嗎？」我好奇地問。 「太大了。我已不是過去的我了。」他肯定地說。   另一位我碰到有趣的人是Hans de Boer。他是應邀來總部及教會作一系列演講的德國人。 我們在餐廳碰到時，第一句話就問我來自何方。當他知道我是來自台灣後，就不停地抱怨他在兩個星期前訪問台灣的痛苦經驗。 他邊說邊表演台灣海關人員搜查他全身及行李的動作。當搜查員發現一支小剪刀時，很不客氣地問他這是什麼。 「看起來像原子彈嗎？」他不爽而故意諷刺地說。 這下慘了，海關人員把他全身搜透透，連他的一支原子筆都被一一拆卸下來，仔細察看，還用力揮抖幾下，看會不會抖出什麼。「Too stupid, no common sense.」（太笨了，沒常識）他不客氣地說。   對台灣的政府，他還罵些髒話。在1960-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聲名狼藉，被國際視為一個Pariah state (遭排斥的國家)。 當時我雖想為台灣辯駁，但心裡實在說不出來。我無法忘懷國民黨反民主、反人權的記憶，我又不相信所謂的「愛國或民族主義」，不願違背自己的認知，對自己不誠實而說謊。 我只笑一笑，無以為對。 當他談及美國時，他用                      “ Pepsi Cola generation”（百事可樂世代）、 ”Micky mouse education”（小兒科的教育）及”Pathological liars”（病態的說謊者）來描繪，我才恍然大悟，他可能是反美的所謂的左派份子，很可能當時台灣政府已掌握到他的背景，讓他入境，已算十分客氣了。   他在兩場的演講中提及他的出身背景。1925年出生自豪富家庭，十八歲時因政治因素被抓入牢，釋放後，以一戲劇性的喪禮向外宣佈死亡，而逃離德國納粹統治。來到美國賓州父親經營的Pillsbury食品公司工作。 根據他的敘述，他變成一個無憐憫心的資本主義者，賺了大錢後，決定到非洲，參加了喬莫˙肯雅塔 (Jomo Kenyata) 帶領的肯亞獨立革命運動。 他在印度工作四年，見過尼赫魯(Nehru)總理，時常到中國，北越，也訪問過周恩來及胡志明，出版了一本書“The Bridge is Love”(愛是橋樑)。   在他的演講中，他十分同情第三世界的苦難與困境，並以周恩來或胡志明的訪問內容說明；對美國，他以強烈的字眼大力批評美國的右派保守的文化言行，對美國的資本主義作風卻隻字不提。我感覺，他的所謂左傾思想來自美國60年代的反越戰、環保及民權運動等興起所帶引出的民主自由思潮罷了。在第二次演講後的討論時，我不客氣地說出我的看法，並問他有什麼建議改善第三世界的苦難。 他的回答是，「不斷地禱告，不斷地抗議，不斷地自我教育。」我心中有個疑惑：他有左派的意識型態，又似是理性型的基督徒，兩者相容嗎？「不斷地禱告」是講給保守的門諾教徒聽的；「不斷地抗議」是想激起門諾教徒的社會正義意識？ 不論如何，他的生命經歷及第三世界的關懷仍令我印象深刻、感佩。 顯然的，他從年輕時，為了尋求生命意義，摸索知識，試探理想，實踐夢想，勇敢地走入人間，活出他自己驕傲的生命。                  我與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和Hans de Boer的「邂逅」，再度印證我輟學前往非洲的決定，與他們一樣，是一種探索生命意義的一種實踐。 每個人的生命，多在應付每天食衣住行，柴米油鹽庸碌生活的細節，汲汲營營，不外為自己、為家庭、為前途，鮮少會想到生命意義的事。 但哪一天生命的困境、哀傷、不平，突地撲面而來時，可能才會覺醒自問，我活著是為什麼？為誰？目的何在？ 到底要活出什麼樣的生命，要追求什麼樣生命意義？面對這些生命的衝擊， 有人依然故我，有人付諸行動，改變了自己。 年輕的Charles Gerber決定到剛果當志工，剛果的經歷啟示了他，改變了他；Hans de Boer顯然透過自己長期的尋求，找到他的生命意義了。         但我仍在探索中。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6)

短短兩個星期，真實世界的震撼教育接連而來，讓我經歷到另一個生命蛻變的過程。         最後一週的重點是「文化及心理適應」的課程。總部請了Karl Bartch 教授來上「不同文化適應問題討論課」。他首先把我們分成五個小組，要求每人寫下各自認為在不同文化環境下會面對的問題。 我想想，認為語言應該是我會面對的重要問題。Bartch然後針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一回應。 關於我的問題部分他說有一這方面的研究。 研究者把美國和平工作團員分成兩組，一組給予行前當地的語言訓練，另一組則否。 結果發現未學語言的一組團員適應不同文化的能力比學有語言的一組團員更好，證明語言工具在適應不同文化的重要性是被過度渲染了，而非事實。 我聽到這樣的結論後，心裡十分懷疑，馬上就在筆記本上寫著，「語言能力對適應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當然重要。 這種研究的變數太多了，研究者不可能都考慮進去。 何況，適應的定義為何？ 結論：這個研究有問題！」   在各自分組討論時，我再度提出行前語言訓練的重要性。 小組成員Anne Wengner反駁我說，「Bartch 教授已說明，語言已被證明不重要了，為什麼你還這麼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呢？」 我說，「首先，我認為語言是一個文化的生命，不知道語言，如何融入當地文化？再者，我從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學到『一個單項研究的結論不能擴張解釋為唯一的真理』。 我懷疑那個研究的結論可能有偏差，因為要適應一個不同文化的環境，可能有很多的變數（因素），研究者很難把所有的變數都加以考慮， 並在研究中釐清。 因此對於Bartch 教授提出的研究結論，我很難採信。」  隨後成員提到食物、衣服、風俗及其他外在的文化行為等等時，我也指出這些差異都是很容易克服的。 可惜人們把別人各種文化的差異都加上自己文化價值的判斷時，問題和偏見才會出來。小組成員經我解釋說明後，也很認同我的看法。   當各小組作最後的報告時，Anne Wengner及我組的成員都要我上台報告，我就把在小組討論的內容重新敘述了一遍，並對Bartch 教授提起的研究結論會有的偏差加以說明。報告完畢後，Bartch教授對我說了一些話，我不是很清楚，也沒回應他。沒想到，突然Bartch教授轉向我，臉紅脖子粗地向我咆哮，「你是在嘲笑我嗎？」 我心裡根本毫無準備這種事情的發生，看著他，我不知所措，結結巴巴地重複，「嘲笑，嘲笑」。 所有的學員突地哄然大笑，我卻感到問題的嚴重性。 約十多分鐘之久，Bartch 教授不停地辯解他的立場，我一直想插話解釋。 突然，他向我大聲吼叫，「這就是我和你不同文化衝突的好例子。」教室內，我是唯一的東方人，我馬上感到他在暗示我們的衝突是來自他和我種族、文化的不同，這是一種歧視的傲慢。一向主張「世界公民」的我，馬上大聲地反駁說，「才不是呢！」我雖心裡不爽，為了化解尷尬場面，要求不要繼續談下去，但他一直不停地想辯解。 很多學員可能看不下去了，站起來為我說話。 此時Bartch 教授對學員說，「這只是一個教案而已，不必這麼認真。」 一位年紀較大的學員馬上起來說，「那麼，您提的語言適應研究的結論是很難採信的囉？」此時，Bartch 教授面露怒氣。有一個學員對文化適應能力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期待問題就是問題本身；一直擔心、期待有問題就會產生問題。」我覺得學員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語言可能就是這樣的例子。 我就說出我很附和這樣的說法。 此時Bartch 教授又突然地轉向我，對我大吼，「你又在侮辱我嗎？」   我認為這個課程既然叫做「不同文化適應問題討論課」，大家提出不同想法的討論，彼此才會受益。 對Bartch 教授強烈情緒的反應，我感到莫名其妙。 看到Bartch 教授這樣抓狂的態度，顯然地，他無法接受批評，把批評當作個人「面子」的問題，忘記了我們在討論針對的是「問題（issue）」，而不是對人。 無法掌握對事不對人的客觀討論，這是常人的毛病。 所以，我一再要求不要再繼續辯論下去( Let’s drop the topic)。 眼看著Bartch 教授來勢「凶凶」，好像不放過我似的，且一再地辯解。 我覺得這樣下去也解決不了問題，我就站起來，離開教室，以避免更大的衝突。   我在印大兩年半的時間，經Krebs教授在生態學第一堂課的啟蒙後，讀了不少Karl Popper 的論述，熱衷地陷入了Popper科學哲學及知識論 (epistemology) 的興趣中。我體會到Popper的科學哲學及知識論的精髓：就是不斷地「批判」(to be critical)、不斷地「提出反證」(to falsify)以追求真理。 在印大時的討論課，教授和研究生經常對問題熱烈討論激辯，從未動氣、失禮。課後，大家都感到獲益良多，甚至深化了彼此的交情。   我出來後，討論課也就結束了。對這次的衝突，我心裡感到很難過。我太太陪著我到街上散步，以抒解我內心的緊張及焦慮。我知道我太太不喜歡衝突(confrontation)，看著她的先生與人衝突，她心裡一定也緊張焦慮。我們牽著手，在鎮上繞了一個多小時，我很感謝她默默地與我走在一起。 我向她解釋，從Popper的方法論來看，衝突才有可能導致問題的可能解決，請她安心。    第二天早晨，我和太太吃早餐時，Bartch 教授走過來，希望我能和他談談。我們兩個走出餐廳到了會客室，站著，他獨自坐下來，以似乎未睡覺的眼神，嚴肅地往上對著我說，他要為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向我道歉。 我說我實在也很難過，希望我們忘掉，不再提起。我也向他表示歉意，說我不應該過度地評論，應該點到為止就好了。不過我也點出，種族文化歧視的話讓我難受。我們尷尬地握手道別，結束這場有意義，也沒有意義的衝突。   在美國四年多來，我對門諾的信仰及文化也感受良深。 我的岳母和太太就是門諾文化的化身。 我認為門諾文化是一自足、自然、自在、自立及自傲的少數族群。 私下，八卦是罪過；公開，只說善言，不出惡語。 對事對人，絕不先入為主地作任何的判斷 (judgment)、評論(comment)，更不作批評、指責。 私下或公開，大家都迴避任何語言及行為的衝突。 這在一個較封閉（closed）、自足(self-sufficient) 的文化或團體裡， 它是一個十分溫馨，令人嚮往的和諧社會。 但在一個開放、自由及競爭的世界，衝突是必然的，門諾文化就常常與外在的世界發生格格不入或不適應的現象。 在這樣的文化下，門諾人很容易把問題的評論，解釋成對人的攻擊，而不是對事的論證。我可瞭解Bartch 教授的行為可能是門諾文化下或個人的反應。 我與太太就常常發生類似的衝突，鬧冷戰。她常指責我太先入為主的判斷心態( too judgmental)，或批評時讓她有是針對她個人的感覺。 我得常常解釋，我的批評是因她講的話或作的事，與她個人無關，還是愛她，請她諒解。   我一生的挫折之一是常常碰到、看到、聽到對被批評產生反感的人，究其因，多是他們把自己說的話或作的事視為當然的正確，幾無反省的可能。自然地，他們就會把任何不同意見、觀點解釋為對人的攻擊。 一個國家，在文化、學術、政治上，也如此的話，乃非社會國家之福。 我深信「批評 --> 反省 --> 改善 --> 批評」的反饋互動才能使一個人成長，社會進步。 簡言之，批評是改善個人、國家的動能 (Criticism is the agent of improvement)。        套用聖經的表達方式： 「樂意接受批評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得以長進；拒絕批評的人，哀哉，因為他們會重複錯誤」。 我們必須學習及培養出「對人要寬容，對事要堅持」的能力。可是，我也必須強調，批評的人必須是建立在善意、求真的動機上。 我想，生命的過程，要作「懷疑者」（skeptic），而非「憤世嫉俗者」(cynic)。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5)

1994年李登輝總統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專訪時，提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一語道破了台灣人多年潛藏在心底深處的無奈、沈痛、認同。 但遠在1970年代，在國民黨洗腦、壓制的環境下，連李登輝也不敢說出「我是台灣人」的時空，我已意識到「悲哀」的感受。 那是從美國前往非洲彼岸的過程中，我深切的感受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印大Bloomington到太太的家鄉Allensville，我們已「無所事事」地等待了四個多月，煎熬煩躁的心情可想而知。十二月初，「門諾中央委員會」總部終於來電告知我們好消息，說肯亞政府已口頭同意我們一個教職及醫護的工作。 「門諾中央委員會」的主事者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們儘速前來總部報到，接受行前訓練(Orientation)。 「所有行李都一起帶去嗎？」我不安地問。 「對！我們大概需要五天的簡報工作，再加兩三天的簽證的時間，週末前你們就可上路了，」他說。 對當時中華民國護照的憂慮，我不信地問，「您確信簽證這麼快嗎？」 「簽證沒問題，」他向我保證。 我閉上眼睛，作了個深呼吸。多麼令人興奮的好消息！非洲，我們來了。   我們開始整裝打包。太太堅持什麼都帶，我堅持除了書外，什麼都少帶，我們還為了一雙穿了幾年的舊鞋子，是否也要帶，爭得彼此啼笑皆非。 幾天後，我們終於帶了140磅重的四大箱行李，向家人揮別上路到「門諾中央委員會」總部報到。下午時分，我們到了總部，興奮地進去，但主事者都不在。 一位秘書請我們稍坐等候，經半個鐘頭過後，還是沒有人出現。 顯然，我們的興奮與總部的態度有落差。 後來那位秘書就帶我們去找負責住宿的小姐，先讓我們安頓下來。 第二天早上早餐後，我們終於見到了一位主事者。他很客氣，也表示歉意，讓我們久等了。當天上午我們就被安排到附近大都市Reading的醫院打了黃熱病及腦膜炎預防針，下午就開始作簡報。我們都很納悶，兩個鐘頭的簡報都是有關「門諾中央委員會」的資料。肯亞的資訊呢？結束時，我再確認一切是否OK，他說「肯亞方面都說沒問題。」    一切似乎按照行程，雖然我心裡沒那麼自信，但相信最遲也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吧。第三天，我們與負責非洲事務的主任Verne Preheim見面時，他面有憂色說，「雖然肯亞政府已同意工作證，但還得申請移民局的入境證，而且只有在紐約的肯亞大使館才會發給簽證。」 我急躁地問，「要多久呢？」 「至少一個半月吧。」他無奈地說。 這一青天霹靂的打擊真叫我們心煩難耐。 「難道這些冗長的程序，您們事先不知道嗎？」我有點不快地質問。         「我們不知道你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Preheim主任似以反擊的口氣回應，「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問題，也給我們增加很多的困擾。你要感謝是經由我們的保證，肯亞政府才同意發工作證呢。至於入境證和簽證，希望一切順利。」         其實，我心裡一直有個疙瘩，不敢向他們直言，那就是我持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當時東非聯邦，包括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我心裡總嘀咕入境證及簽證可能會是個問題，但是我總安慰自己，我去肯亞是作美國教會「門諾中央委員會」的慈善工作，情況可能不同。   這時聽到Preheim主任的「反擊」，我再不敢抬起頭來，更不敢以不快的態度質問。 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僅是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尊嚴盡失，而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全無，只因為我出生在台灣。 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的殘酷無情，無論多少崇高無私的人道關懷，善意、慈悲，在冷酷無情的國際政治現實眼中是被蔑視的。面對我太太無助的眼神，自責連累到她的無辜，我不知如何說起。                    還在懊惱、慚愧的心情下，不知如何結束這場尷尬的場面時，我突地聽到，「現在你們怎麼打算？回到Allensville或怎樣？」Preheim主任講話的態度，讓我很不舒服。 我腦中立即的反應是，好啦，就因為我的中華民國的護照，給了您們很多困擾，您們就不管了，就讓我們自生自滅了！我腦海裡剎時出現Ethel Yoder的話，「不要讓『門諾中央委員會』利用你」。 我看著我的太太，嘆了一口氣說，「讓我們商量一下吧。」           其實我們的選擇已不多了。 回去學校已太遲了，回到Allensville岳母家那麼久也不是辦法。 留下來等待，雖然難熬，有機會去非洲，還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經過一天的尷尬不安的考慮，我們決定留在總部等待，希望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作些對我們未來有幫助的事。 除了看有關肯亞的書籍外，學習當地的語言是我們需要的。我們就向Preheim 主任提出我們願意留在總部，希望總部能請一位老師，來教我們語言。 這個建議雖也符合「門諾中央委員會」的規定，Preheim主任也面有難色，猶豫了一下子，但經我極力堅持，他才同意配合。 幾天後，他們請了一位在賓州大學就學的肯亞學生來教我們Kiswahili (Swahili語言之意)。Swahili語是東非海岸及其他附近國家的共通語言，也是東非聯邦（由肯亞、坦尚尼亞及烏干達三國組成，現已解散）的主要語言。 我們早上學語言，下午自習。 一星期下來，我們也感到日子過得稍有意義，心情也不再那麼煩躁。   不久，一團二十幾位分配到非洲的志工來到總部作兩星期的行前訓練，他們來自不同工作及教育背景（老師、農夫，機械工，高中生），年齡層分佈甚廣，從二十幾到六十幾歲都有。 我們很高興碰到這些將到非洲服務的伙伴們，也要求與他們一起作息，一起上課、討論日後在非洲可能面對的問題。 在討論時，大家針對非洲實際需求，諸如土壤分析，什麼是最適合的農作物，如何找水源、如何鑿井，如何設計，維護及修理簡單的農具、如何設計房子等交換意見，預作準備。 他們各各身懷不同的實務技能，儘管他們的知識不是來自正規教育，沒有滔滔不絕的理論，但卻有解決問題的實力；生活、工作中的實務經驗，培養了他們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實用技能。 二十多位志工中，我是唯一擁有碩士學歷的， 但談到對生活及對知識的實務經驗及實踐，則如同白癡。 他們每個人都能對自己所長的技能談得頭頭是道，深入有趣。 每次討論，我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如同小學生一般，讓我感到十分汗顏。 面對這樣的震撼教育，我感到以前所受到教育如同廢料，徒只能在象牙塔裡，耍兩片嘴皮，自以為是。 看到這些個個擁有實用技術能力的志工，我懷疑這個擁有碩士生態學位，只懂理論的書呆子，在非洲又能作什麼？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校園，從一個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跳入一個真實世界。 看著這些老中青的志工，充滿信心，滔滔不絕地述說如何來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環境時，我告訴自己，我體悟到教育與實踐、生命與意義、生活與幸福、智能與創造之間的重要關係； 在生命的旅途上，我跳離印大的虛擬實境到非洲的真實世界，尋求生命意義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很慶幸，在三年與非洲土地、人民及文化的生命挑戰經驗中，我終於從四書五經、八股文文化及教育的桎梏，跳脫出來。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4)

嚮往非洲的主意及決定是如此輕易，但抵達非洲彼岸的現實障礙卻充滿懊惱及挫折。   1970年7月，我向印大申請休學，太太向Bloomington醫院辭職。我們以一種無我 、信任的心情，向「門諾中央委員會」正式申請到非洲的志工工作。「門諾中央委員會」看到我們這樣生態、醫護背景的資歷，又是異國婚姻，最適合在第三世界的國家做志工，很快地同意了我們的申請，並表示他們會積極地為我們尋找一個適當的地方及位置。 我們都以為找到工作的時間不會拖延太久，決定留在Bloomington等候消息。 果然，不久後，電話告知，有一賑災工作，是在阿曼，約旦(Amman, Jordan)，問我們是否願意去？ 我與太太商議後，覺得非洲才是我們想要去的地方，而加以婉拒。 但是，之後，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音信杳然。 我雖曾數次電話詢問，但所得的回應都是正在積極地尋找適當的位置，請我們耐心的等待。 到了十月底時，我們都開始感到心煩不耐，整天又無所事事，好像生命懸在半空中，不知所措。 加上Bloomington昂貴的生活費用及房租的壓力，讓我們開始感到坐吃山空的危機，如同失業般的茫然。 我們也不願時時打電話探詢進度，因為對門諾教會慈善機構的善意與效率一直毫無懷疑。  我鼓起勇氣，打了一次電話，承辦人員也語焉不詳，無法給我們一個確切的答覆後，我們決定離開Bloomington，暫先到我太太的賓州家中等待。 除了可節省費用外，又可在離美前，與獨居的母親團聚一段時候。「門諾中央委員會」的總部在Akron，離太太家也不遠， 一旦有消息，我們也可以很快的報到。     十一月初，我們把所有家當放進車裡，一半以上都是我與太太的書籍。我們決定在回家路上，先到哥森鎮去看Sam Yoder 教授的遺孀Ethel Yoder。我在哥森學院兩年求學的這段時候，Sam 及Ethel 對我關懷有加，視如己出，寒暑假時都住在他們家。我很想在離開美國到非洲前看看她。他們在二次大戰後也在蘇聯、非洲從事服務難民的工作。 越戰時期還志願到越南教書過。我們在她家停留兩夜。年前Sam過世後，她消瘦了很多，但那雍容可親的態度仍讓我感動。我們兩個晚上飯後都靜靜地在客廳裡閒話家常。 第三天離別時，我可感受到她道別的哀傷。擁抱離別時，她問，”這次離開會多久？””至少三年吧！”我說。她輕輕地對我說，”不要讓MCC（「門諾中央委員會」）利用你，你知道。”當時我不瞭解她話中的用意，也不知如何回應。 在回家的路上，我與太太討論時，都對Ethel 說的話感到迷惑。 用一種不信任及不誠心的眼光來對待一個教會的慈善機構，對我們而言，簡直是不可能想像的事。「門諾中央委員會」的人會利用我們？ 作志工，不就是要被利用嗎？ 但我們想不出任何的理由，懷疑「門諾中央委員會」的誠信與效率。 一路上，會被利用的念頭，一直徘徊在我們的腦海，也讓我們耿耿於懷，悶悶不樂了一陣子。   太太的家座落在Kishacoquillas 山谷，位於賓州中部一個十分美麗的農業地區，是貴格、門諾、阿曼門諾等教徒集中的地區，附近城鎮也是觀光區。 我太太的家鄉Allensville就在Kishacoquillas Valley的半山腰上，周圍人口約在13000人。 回到太太家裡等待，沒想到竟然又待了五個星期之久。雖然在這段等待的時候，我盡量看一些有關東非及肯亞的書籍外，也對Kishacoquillas Valley的歷史文化作一些實地的瞭解，但那心煩不耐的心情總是揮之不去，到底有什麼理由在五個月內得不到任何消息。每次詢問，總是要我們耐心等待。 不過，我也在這段時候學習了很多。 我對當地文化及宗教的多樣性及和諧甚為讚嘆。 特別對阿曼門諾教徒的農耕方式不用化肥及農藥，只用自然的肥料Alfalfa(紫花苜蓿)卻能生產每單位面積最高的小麥產量，嘖嘖稱奇。 他們以馬車代步，拒絕現代文明的電話、電視等科技產品，鄙視世俗的價值，不隨波逐流，還能受到政府及社區的尊重及容忍，令我感佩不已。 對一個來自迫害異己的政府及大一統的中原價值洗腦過的我，簡直是無法想像，但內心卻十分認同他們反科技的堅持及信仰。 這個經驗更深化了我對科學與技術的懷疑，確認科技的發展與運用必須經過有系統的分析評估，並接受科技倫理道德的規範，不可照單全收，否則科技的恐怖將如英國小說家 George Orwell (喬治‧歐威爾) 所說的：「假如你想遇見未來科技的遠景，你可以想像到一隻軍統鞋踩在人的臉上—永遠地。」   我岳母的家族是早期1850年代從德國移民來的，成長時期都說賓州荷語(Pennsylvania Dutch)。她獨居於五英畝的農地裡，一生鮮少使用現金，食物都來自自己勞動的收成，果樹及蔬菜耕種從未用過任何的化學藥劑，地窖滿是玻璃罐裝的隨季節自製的水果、蔬菜及果醬；家裡的自來水是從山上流下來未經處理過的天然溪水，可直接生飲。 從我岳母及我太太出生至今仍飲用同樣的溪水，我可感到此地傳統的生活是多麼生態健康，如同天堂人間。              男女相愛而結合，但並不代表對彼此百分百的認識。新婚之前一、二年，雙方還在磨和、理解、契合中，我對太太所知一二，不知八九。回到她成長的地方，才有較長的時間觀察體驗她母親的生活，瞭解太太成長的家教及環境，在知性上，我才進一步認識到我太太性格的來源。上一篇（22）引述美國詩人Walter Whitman詩中的智慧，誠非虛言。        現在回想，我們經歷大學的認識，結婚，非洲三年離奇、夢幻、風險、困苦的生活，及二十多年在台灣的動盪、煎熬、陌生的困境，我才真正地認識到她的八九。認識我太太越久，我的心就越感受到太太是一位真正非常樸素、務實、獨立的女人；對人，對事實事求是，溫和謙虛，從不虛假，從無惡念的生活態度，這些令我激賞、心儀的特質也影響了我的一生。我深深地感受到她的生活，她的生命就是活生生的「宗教信仰」及「生態主義」的具體表現。 她默默、勇敢、獨立地在非洲、台灣全然不同的異文化中展現出她獨特的韌性； 為我，為家，默默面對生活、生命的逆境。 我們雖然共同經歷過二十七年的婚姻生活後分手，都是因為我個人的軟弱過錯，至今我內心仍十分內疚，對她，我只有敬愛及感恩，有生之年是永遠不可能忘懷的。 她不只教養出我們三個優秀、獨立、懂事的孩子，給了我們一個溫馨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位影響我一生最重要的伴侶。有關她默默地塑造我個人的生活、教育、社會及政治的正確價值觀，使我把持著自我的風骨，我都要拜謝她的「監督、提醒」。 這些細節容我在以後相關的情節中來敘述罷。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3)

生命的道路玄妙難測。   1969年我在印大的第三學年度開始後，我要跟隨的論文指導老師Charles Krebs突然決定轉校到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任職。我因剛結婚的關係，希望能過著平靜求學的新生活，決定留在印大，不隨他到加拿大。Krebs教授的離開引發了我很多必須面對的煩惱，我必須找一位新的指導教授；必須從一個比較熟習的專業領域，再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回到學校後， 我內心感到十分挫折懊惱，似有一種無形的壓力揮之不去。 剛結婚成家，又一無所有，又已年過三十，想到未來學業的壓力，想到家庭的責任，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還有像以前那樣「什麼都不驚，向前走」的意志力，心情自然更煩悶、恐慌。當時很多結婚的同學得到PhD 學位 (Doctor of Philosophy) 時，都幽默地說，太太也應得一個學位叫PHT學位 （Put Husband Through）才對，因為先生的成就，都是太太辛勞工作支持先生的結果。 雖然我新婚太太有固定的職業，也非常樂意支持我好好作研究到獲得博士學位為止，但我還是有自己的尊嚴及責任感。 儘管心裡煩躁不安，開學後，我還是要面對一個當下立即要接受的現實—選擇一位論文指導教授，儘速進入專題研究。   我選擇了一位專門研究有關爬蟲、兩棲類的生態的年輕教授Craig Nelson作為我的指導老師。 Nelson教授，在所內被譽為十分smart的年輕教授。我十分欣賞他的演化學課。 那年他從科學基金會拿到一筆研究經費，研究兩棲類的生態區塊分佈問題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niches)，研究地點是南美洲的厄瓜多爾 (Ecuador)。在研究生中，他挑選了我來執行這個研究計畫。說實在，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有經費，可旅遊看世界，又可得學位，何樂而不為？ 如果我當時是單身的話，絕不會錯失這個大好機會。但是，我需要為太太著想。當我回絕Nelson教授時，他很不高興。 之後，他也一再地要求我重新考慮，我也一再地婉辭。 為此，我們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了一段時候。   1969年第一學期。 我希望靜下來好好尋找論文的題材， 只選修了論文研討。 Nelson教授除了專研爬蟲、兩棲類的生態及演化學外，也對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涉獵甚深。我在他的實驗室中出入頻繁，也接觸了不少他收集的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閱讀這方面的文章時，很高興地說，「科技的影響及衝擊將來是社會、政治、文化等的重要課題。你一定要注意。」就像Charle Krebs 教授在第一堂生態學上課時談到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啟發了我對科學哲學的興趣；Nelson 教授也因他的一句話帶引了我進入科技社會學、科技政治學的領域。 以致，十幾年後，我回台後第一次在台大動物所及東海大學開了一門「生物哲學」；出版了三本專業以外所謂「不務正業」的書籍：「科技文明的反省」、「打破科技中立的神話」及「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這都是我在生態學及演化學專業以外，因受兩位老師的啟發所得到的額外知性的禮物及發展，讓我對自己專業以外的世事有了更寬廣的視野，而不受自己狹窄專業的限制。 「一個好老師所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傳道、授業、解惑（instruct），不如說是啟發 (inspire)。」對我而言，誠非虛言。     這一學期的自習、旁聽，我自覺對我的專業開始有了方向。 但我心境也開始有了變化，不時感到疲憊倦怠(listlessness)與焦慮不安（restlessness）。 年輕時，這種感覺常不定時的發生在我的身上， 我自稱為「生存的真空」(existential vacuum)。 這種「生存的真空」產生的不安感，常讓我想換個新的環境，尋求「變、變、變」。 根據生態學研究，齧齒類的族群中，有少數的比率屬於傾向向外遷徙的「基因變異群」（genetic variants）。他們經過一定的時間，在外界環境的變遷下，都想離開原來的族群，去找一個新的合適的區塊(niche)；其他大多數的比率都屬於安於現狀，不想外移者。人也有類似現象，有安於現狀者；也有少數不安於現狀者。可能是個人的基因作祟吧！我想我是屬於後者。 從淡江英專、台大、師大，從文學到生物學，我不是一直都在「變」嗎？ 我常想，如果我一輩子都作同樣的工作，一成不變，當躺在床上吐出最後的一口氣時，我一定會很遺憾後悔的。從小學至今，三十多年的歲月都躲在學校裡讀書，我必須要換個環境。       來美已翻騰了快五年矣，五年埋首的讀書過程中，也體驗美國60年代發生的政治大變動， 再加上演化學及生態學的啟示， 我感受到生命的壯闊和繽紛，可以海闊天空，任人遨遊。1970年5月，我通過了博士候選人的資格考試，也獲頒碩士學位後，心情浮動不安的情況更加劇烈，腦海中不時環繞著各種問號。 讀書、結婚、就業、退休？ 隨波逐流？ 難道大學只是提供職業教育，保障就業的場所嗎？ 生命誠可貴，可是活著是為什麼、為誰，目的何在？ 我到底要活出什麼樣的生命？ 要追求什麼生命的意義？要尋求什麼生命的價值？ 難道唯有在學院、研究所及正規的教育中，讀書、攻讀博士學位，我可以尋找到生命知識、價值及意義的答案嗎？ 教授可以給我答案嗎？ 閱讀偉大哲人大師的答案是我的答案，或是只有我自己才可回答？ 這些問題值得問嗎？ 矛盾複雜的掙扎似乎在我腦海裡試圖尋求一條出路。 夜闌人靜時，想起在台大時受到史懷哲的影響及對非洲的好奇。 此時，我內心一直聽到史懷哲的呼喚，揮之不去。 我曾向台大時的女友提議過，畢業後一起到非洲去，「您瘋了，您自己去」是她的回應，我也堅決地回她，「我一定會去。」 現在，有了不同生命價值觀的伴侶，我想太太一定會舉雙手贊成，支持我； 因為門諾教會設有「門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專門招募支援非洲的志工，所有門諾教會的會友都為他們的年輕人到第三世界國家當志工為榮。 我告訴太太我的心情，想暫時輟學，去探索生命中沒有碰觸過的角落及不同生命的經驗，去尋求生命的意義。 我聽到了非洲、史懷哲的呼喚，我要到非洲去！ 我可從事教育的工作，你可以從事醫護的工作，我們可以在非洲開創生命的新經驗。 她猶豫了好一陣子，僅以沈默回答。 有一天，她握著我的雙手，凝視著我說，「Proud of you. Let us go.」 我緊緊地抱著她，強忍著盈眶的熱淚。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2)

美國1960年代，對我而言，是一個豐富，撼動人心的十年。 我有幸恭逢其盛。   1963年，給美國帶來希望的甘乃迪總統遇刺身亡；1968年3月，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及甘乃迪的弟弟羅伯特‧甘乃迪相繼被槍殺。 爭民權、反越戰聲浪此起彼落，如野火般在美國各地延燒。 繼承甘乃迪總統的約翰•強森總統甚至迫於排山倒海而來的反越戰的示威活動，宣布放棄尋求總統連任。   二次大戰後，美國充滿希望的年代就在如此令人沮喪的事件一一衝擊下，敲醒無慮安逸生活的睡夢，年輕學生及30歲上下的美國人開始覺醒，質疑上一代的價值觀，無法解決當下政治社會的現實，終於站出來群起抗議美國政治社會文化的問題。他們要求結束對黑人不公不義的待遇、結束兩敗俱傷的越戰、解放婦女，提倡兩性平權。  他們關心環境生態的問題，展開環保生態運動，要求立法保護；他們關懷少數族裔的的人權，並鼓勵少數族裔爭取文化權利的自覺。   不滿、思變的心態，年輕人以反傳統的行為表達。1967年在舊金山，有兩萬人參加了嬉皮集會。1969年，50萬年輕人湧入了The 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現通稱為 Woodstock Festival) 放縱自己，展現自我，追求不受拘束的自由。他們開始反抗，留著長髮，穿著奇裝異服，並透過音樂來盡情表達對生命、社會的不滿。       1967年夏天，就在這樣的氛圍中，我來到印大。 經過一段助教教學的經驗，修習課程的考驗，及與同學交往的認識，我逐漸對自己建立了信心。 我自忖，如果好好地用功的話，博士學位的獲得，並非難事，指日可待。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美國政治社會的巨變，各種運動如火如荼的掃遍了全國的校園。 我發現自己也無法置身度外。我毫不諱言， 基於相同的價值與理念，我很興奮地捲入了這場風暴。 我當然支持黑人民權、環保生態，及反越戰運動。 在台灣，228的殺戮、白色恐怖，我的家族就有受害者；台灣人的文化語言、人權、就業、福利等不是遭受類似歧視嗎？ 我學的是生態學，還有不參與保護環境生態的理由嗎？ 受哥森學院的薰陶，能不反對戰爭嗎？ 各種活動中，我參與最多的是環境生態保護運動和反越戰運動。 校園內主辦的反越戰集會，代表亞洲的聲音很多次是由我負責上台。 1970年4月20日第一次世界地球日的宣告，達到了運動的高潮。 印大校園舉辦的地球日，就是由我們生態研究生負責舉辦的。 1965年到1969年間，哥森學院的教育，印大生態學的薰陶，及社會運動的熱烈參與，把我從一個只知追求博士學位的書呆子變成一個積極實踐的行動者。   60年代，政治、社會及文化的變動不僅發生在美國，社會主義左派的思潮也席捲西歐各國。1968年，在東方，毛澤東也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這反思的風潮下，我們一些台灣留學生，組織讀書會，研討分析美國政治社會的各種運動的本質，咸認這些運動不僅是政治、社會，也是文化的反省運動，並質疑資本主義下的文化本質、經濟發展的目的、進步的意義等。平時，我們一起研讀討論各種社會主義的書籍（如Paul Sweezy的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也關切第三世界被西方國家剝削的問題，並以台灣為例。讀書會的成員中，我最佩服的一位朋友是葉新雲。 他是台大哲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受當時馮滬祥台大哲學系政治事件之害，也出國唸書， 來到印大讀哲學。 每次他在讀書會中的報告條理清晰，說服力強，令人印象深刻。在芝加哥大學的林孝信也是當時受人尊敬的一位運動者。   這些運動的參與讓我認知到關懷社會正義公平的必要性，走出象牙塔的正當性，訓練我學習到忠於自我、勇於表達理念的自信心，更進一步深化了我對民主政治的信仰。 我很幸運地在美國各種社會、環保、民權及反越戰運動的熾烈發展時期恭逢其盛，此影響了我回台後，對台灣各種政治社會的不公不義的反感，並埋下了我積極參與改革的決心。特別在生態環保的議題上，我投入了我二十年的艱辛歲月，也改變了我的生命。   這段時間，我個人的生命也像美國的社會產生了重大的變動。我結婚了！   1968年夏天，Kathleen Yoder 從哥森學院畢業後在Bloomington醫院找到了一份護理的工作，我們又開始來往。到了1969的春天，我們彼此存著一種淡淡的情愛，週末相聚彼此都感受到情投意合的喜悅。 有一長假，我們一起回到她賓州的家鄉，探望獨居的母親。 從高速公路下來，一路上經過都是遼闊的農場，景觀之美，令我稱奇。 他家的小鎮Allensville，處在俗稱大谷（Kishacoquillas Valley）半山腰上。 老母親獨居在一間古老的兩樓房子，被十幾公頃的果園林地包圍著，整個環境如入仙境。 她所吃的食物都是來自果樹菜園，山上流下來的溪水直入家中水管，可以隨時安全飲用。Kathleen 就在這裡出生，在這裡長大，全在自然的擁抱滋潤中成長。在回途的路上，我告訴她，看到她成長的環境讓我想起美國詩人 Walter Whitman 的一首詩，”Now I see the secret of making the best person: it is to grow in the open air, and eat and sleep with the earth.” (現在我知道了，養成最好人的秘密： 就是在野外開放的地方長大，和大地一起吃飯、睡覺。）看著她樸實滿足的笑臉，濃密憐惜疼愛之情油然而生。   我雖在學業與結婚間有些掙扎，但愛情的力量顯然消弭了我的恐懼。愛，就是她不嫌我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我們雖然是異國聯姻，來自不同的文化、種族，但我毫不懷疑她會是一位好太太、好母親。 不同的文化，難不倒彼此的溝通；不同的種族基因的結合才會產生混種的優勢（hybrid vigor）。 這是遺傳和生命演化的道理。當我們告訴她母親結婚的消息，她衷心地祝福我們，只希望我們的婚禮一定要在Allensville舉辦。   那年暑假我獲得了美國科學基金會的獎學金從6到9月要到Costa Rica及 Panama的雨林去接受三個月「熱帶研究組織」(Organization for Tropical Studies)主辦的的熱帶生態學訓練。按照行程，我在8月30日從Costa Rica回到美國，結婚的日子就決定在9月5日，地點就在賓州Allensville母親的家鄉舉行。 8月30日下機後，匆匆忙忙地趕到她的家鄉，買了新人該有的一雙新鞋，穿上從台灣帶來的西裝，就步入教堂了。美國結婚的風俗是由女方主辦，我想協助，也幫不上忙，一切都由她全部處理，我只要作個現成的新郎，出席即可。 我們就在當地教堂裡以傳統正式的儀式結婚，除了我的室友Jerry Bontrager做我的男儐相（best man）及一些哥森的同學參加外，所有的來賓都是女方的親戚朋友，男方只有我一個人。 結婚儀式後就在她家後院花園裡舉辦歡迎餐會。她的母親為了點綴出東方的氣氛，還在會場裝飾了很多的小燈籠。並作了一些東方的餐點，場面十分溫馨。 餐後，我們揮別送行的客人後，就駕車往西，以三天的時間，一邊度蜜月，一邊趕回 Bloomington。         結婚是生命的大事。從一切可預料的情況，我將回到學校繼續完成博士論文的研究；她將繼續在Bloomington醫院工作，我們可以預期未來兩三年，沐浴在新婚規律安定的生活，直到我獲得博士學位後，再來面對一個生命的新選擇。 可是，生命的變數卻不是我們可以預料掌握。1970年在我結婚回到學校後不久，生命神秘的力量就一步一步地把我們推向非洲的道路上。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1)

1953年時，James Watson和 Francis Crick發現DNA 化學分子結構後，於1962年獲得諾貝爾獎金。當時DNA    被喻為揭開「生命秘密」的研究物質。 到了1967年，我從Goshen學院畢業時，DNA相關的研究乃是生物界最流行的熱門研究題材，生物學都是有關「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的研究。畢業之前，我必需開始申請生物研究所。 到底申請哪所大學最適合我研究的興趣呢？我不是很清楚。我只申請了三所大學： 哈佛大學，印第安那大學，及麻省大學，因為他們都有很好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教授。結果三所大學都給我研究獎學金（Fellowship）或助教獎學金(TA, Teaching assistant scholarship），能獲得哈佛獎學金令我興奮溢於言表。 我第一個直接的反應，當然就是接受哈佛大學的獎學金，到哈佛大學去啊！但當我高興地告訴 Merle Jacobs 教授說我得到了三所大學的獎學金，也決定要到哈佛大學時，他就緊皺著眉頭，看著我，顯然不同意我的看法。   Jacobs教授是我見到Goshen教授群中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 他沈默寡言，不教書， 只作研究，像是一位中古時代埋首於實驗室的怪博士。每天騎著腳踏車上班，不與人打招呼。美國學生嫌他怪，他嫌美國學生不正經好學。 我在他的實驗室作了整年的助理。他喜歡我的原因，大概是我好學認真，也是好助理。在實驗室時，我們無所不談，我才認識到他是一位興趣多元、知識廣泛、談笑風趣的「嚴肅」學者，而非是一個只會研究的死板教授。他主要的研究是有關果蠅黑色素遺傳與行為的關係。 平時一個人默默地埋身在實驗室中，卻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論文，每年都獲得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補助。他另外的研究興趣是蜻蜓的生殖行為，雖是業餘，卻也出版了很多專業的論文。 言談中，他時時提及對未來地球遭受到生態危機的憂心。 他嚴肅的告訴我，希望我能到印第安那大學研究生態學，原因是生態學才剛起步，而全球未來三十年生態環境的惡化一定是此起彼落。 解決這些問題，非生態學莫屬。  印大有很多優秀的生態演化教授，他可以幫我介紹。 這一下子，我不知怎麼辦，內心卻也產生很大的掙扎。 我選擇哈佛是因為哈佛的名氣，對生物學哪門的研究，不是很在乎，何況，哈佛給的獎學金也最多。 但Jacobs教授建議我不要跟人家趕時髦，把眼光看遠一點的話，生態學才是對未來地球有用的學科，才是作為選校的依據才對。 沒有想到，平時躲在實驗室角落，獨來獨往的學者，內心卻深深關懷地球生態環境的健康，他寬闊的心胸、長遠的視野讓我感動不已。 Jacobs教授的建議打動了我的心。 我特別做了印大與哈佛兩校在生態學的師資及研究成果的評比。 的確，當時印大是以生態演化學研究著名的五大學校之一，哈佛不在其列。 不過，哈佛在分子生物學的評比名列前茅。我在學校名氣、時髦與學科目的、意義之間考慮再三。 最後決定聽從我內心的呼喚，毅然決然的放棄哈佛，選擇印大。現在我很感謝Jacobs教授的建言，因為他，我放棄以名氣選校；因為他，我選讀生態學；因為他，我領悟到生態學是一門顛覆性（subversive science）的科學。 因為生態學，它改變了我的生命。            1966年我在微生物學課上認識了同班同學Kathleen Yoder。她是三年級，晚我一年，主修護士學， 來自賓州的一小鎮，是一位非常虔誠、純樸、善良的姑娘。 我們曾經與其他男女同學一起去看過電影，課後談過幾次話，彼此多有好感。1967年暑假，我有較悠閒的時間和心情，開始與她交往。我很欣賞她的門諾傳統的生活觀，簡單樸素，不化妝，學習能力又強。當我離開哥森到印大的所在地Bloomington時，我們相約道別，彼此都有離情依依的感受。              印第安那大學是美國中西部十所大學(Big Ten)中，公認為最美麗的校園。所在地Bloomington是個美國典型的大學城，現代、古典的建築物分散在偌大的校園，校外餐廳、啤酒屋、比薩店到處林立。附近令人著迷的景點不計其數，如Lake Monroe，Brown County Park，每年秋天，滿山遍野黃金色的楓葉令人著迷。 我從一個區區千名學生的小學校來到一所三萬多學生的大學校，心情是又興奮，又惶恐的。興奮的是我將進入真正學術研究的新殿堂，惶恐的是我才學習生物學短短的一年半，又是半路出家，對生物學方面的涉獵不是很豐富，與來自美國各地的優秀學生在一起競逐學業，總覺沒有太大的信心。   開學後，一方面我每星期要負責兩班，各三個小時的大一生物學實驗課，事先又要準備好實驗材料及程序，上課也要說明並回答學生的問題。這個教學經驗讓我更進一步學習到較全面性生物學領域的知識： 胚胎發展學、細胞學、解剖學、遺傳學等。兩年教學的經驗對我的信心增加了不少。另外一方面，我必須確立研究方向和找一位論文指導教授。 一般而言，論文的方向就是指導老師的研究題材。我們系上最熱門的教授是Charles J. Krebs。他研究的是有關齧齒類族群成長模式與基因的關係。當時，動物生態行為與基因的關係是熱門的研究題材，因此研究生都趨之若鶩。 第一學期，我選了三門課：Charles Krebs的生態學課，Craig Nelson教授的演化學，及一門討論課。 這三門課對我的思想影響十分深遠。記得Krebs教授第一天上生態學時，不談主題，卻大談闊論哲學家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理念，什麼驗證主義(Verificationism)、否證主義(Falsificationism) ，什麼Inductive fallacy (歸納法的謬論) 。 我一句話也聽不懂，也無法理解與生態學的關係。下課後，我到他的辦公室請教他，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與生態學有何關係。 他跟Sam Yoder教授在台大時回應我的問題態度一模一樣。 Krebs 教授皺著眉頭，思索了許久，不知如何回答。最後說出，”說來話長，生態學在科學哲學裡是一門最複雜難纏的學科。 Karl Popper的科學哲學理論最能說明其原因。你可以在我的辦公室閱讀我有的資料好了。” 以後兩年，我因他的啟迪把我帶入了「科學哲學」及「生物哲學」的世界裡，也讓我對知識、生命有了新的領悟。生態學與演化學的相互影響指引了我解開知識、生命的迷津。 在討論課(Seminar)中讓我體會到教授群及學生們相互的評論批判過程是探索科學暫時的「真實性」(Validity)的唯一方法（Popper知識論的精髓）。我現在認知到了，要爭論，要有方法。 所謂「真理」（永恆真理）在科學哲學的領域裡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僅是暫時性的「真實」。 因此在科學中，所有實驗證實的結果都不是「真理」，而只是暫時性的「真實」（validity）。 在一個沒有科學哲學論證的中華文化裡，所謂的「『真理』愈辯愈明」， 縱有辯論的假象，卻缺乏科學哲學的論證方法，徒淪為政治鬥爭（引蛇出洞）、意氣用事（為反對而反對）的藉口或工具，對暫時性「真實」的釐清都毫無助益，奢談「真理」。   掌握到各種索引的方法，及不斷地閱讀相關的書籍，我寫的報告或考試成績都讓我在課堂裡表現十分突出，也受到很多教授的賞識。學年末了，我決定找Krebs教授為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他也很樂意接受。暑假期間我們幾個Krebs教授的學生都要到野外，作補捉、記號、釋放老鼠的田野實驗，雖然辛苦，但熟習了很多實驗的技術。         兩年下來，學業都進行得十分順利，學校提供的助教獎學金，每個月雖僅＄300元，足以讓我生活無憂無慮，放膽地積極參與學校內外的課外活動。但外在美國政治、社會的大變動，加上我個人內、外在的生命變化，交織形成一股激盪的暗潮，不知不覺地把我再度推向「變」的道路上去。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20)

第 一學期結束時，雖然心中有些掙扎、惶恐，我轉行的心意已定。 我過往求學過程中，鮮少接觸理工學科。 除了在初中時代念過幾何、代數及理化外，又未讀高中，在淡江英專、台大、師大時從未上過數學、生物、物理、化學等的理科課程，我開始懷疑，我真的有讀科學的能耐嗎？而且該讀哪一系的科學：數學、物理、化學或生物？我想我的腦袋大概不適合學習如數學、物理 和化學等所謂的「硬科學」。 當時我正在看一本 John Steinbeck  的小說《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知道這本小說是所謂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小說代表作之一。史坦貝克把人當野獸（Human beasts）放在解剖台上，用科學的客觀性，以疏離的態度，仔細的觀察描繪出人在天性、激情、遺傳及環境交互影響下的衝突及困境，及其生物本能的解脫方式。頓時，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選什麼了：生物學。我自忖，它是一門「軟」科學，也是一門文學。這種看似荒唐的決定方式，卻讓我選擇了正確的科系。文學的啟示只能體會，其功能絕不能等閒視之。                 我先向Sam Yoder 教授表示擬轉行的想法，他不但毫無反對的意思，反而鼓勵我。我再向負責國際學生事務的主任Viola Good說明我想轉行的意願，她也樂觀其成，並願意提供第二學年的學費獎學金。她特別對我在學校與同學密切互動的關係讚賞有加，強調國際學生在學校與美國學生互動的重要性。我也明白表示第二學年的住宿膳食費恐有困難，希望暑期能有打工的機會。她爽快答應學校可以幫忙找些適當的工作，暑期工作的收入支付住宿膳食費應無問題。我心中深深地感受到被尊重的溫暖，美國真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 最後，我必須得到生物系主任Frank Bishop教授的同意。 一天，我準備好了淡江、台大的成績單，忐忑不安地走進Bishop教授辦公室，還未坐定，我就急著開口說，「我想讀生物學，但以前都沒有讀過科學的課程，」我遞上我的成績單，「不知可以嗎？」Bishop 教授很快地瀏覽一下成績單，笑著說，「Why not, of course. You can take my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first.」 (為什麼不可以，當然囉。 先修我的生物學導論好了。) 我實在難以相信，就這麼簡單啊！沒有一句質疑或不確定的話？ 我還是不大確定地問，”Really？ You are sure.”( 真的嗎？您確定。) 他看出我的不安，慈祥地說，”You never know until you try, right?”（你試了才知道，不是嗎？）還以鼓勵我的神情，用手輕拍我的左肩。 我興奮地回到宿舍，大聲地向室友說，”I am going to study Biology, not American literature anymore.”(我要學生物學了，不再學美國文學了)。他無法相信我做了這樣傻的決定，還問了我，”Are you sure?”             短暫興奮過後，我必須面對我的傻勁決定的現實後果。來美國，我原是想拿個美國文學博士，但現在整個情況發生了180 度的大轉變，我面臨的挑戰比我早期預設的目標更困難，更險峻。一想到我這一轉行讀生物學，未來的讀書日子還要多長啊！心中打了一個寒顫。 但我已沒有退出的選擇了，只能勇往直前。         我不能想太遠，第一要務是儘快完成我在哥森學院的生物學學士學位。經過學校的仔細的評估， 我除了需要修完生物系的必修課程外，還需補上數學、化學及物理三科，其餘可由我在台大及淡江英專修過的課程補足畢業的學分。 這需要兩年的課程，但我如果每學期拼16個學分的話，我可以在三個學期就修完學位。我決定以拼命三郎的毅力戰勝時間。             第二學期開始前，藉著還有兩週的假期，我借了三本不同作者版本的「生物學」教科書，還買了一本生物學小字典，準備事先自習一番。 翻了翻生物學的字典，發現一個字也不認識；從教科書第一章看了一下，一大堆專有名詞，我也看不懂。這下子，心裡有點慌了。第一次上生物學導論時，雖然事前也約略作了預習，但第一堂上課下來，好像「鴨子聽雷，有聽沒有懂」一樣。 連cell這個字的意思也不知道是細胞，想到的是cellar（酒窖）或是小房間、牢房等意思呢。細胞的結構更有又多又複雜的專有名詞，什麼  Centriole，Endoplasmic Reticulum, Lysosome,  Ribosomes, Mitochondrion,    Golgi Apparatus等, 我的天啊！這些天書有中文嗎？什麼意思呢？怎麼能夠記得住呢？每個字又提及其他化學，或遺傳學專有名詞等，我更無從知起。回到宿舍，感到事態嚴重，有點恐慌。   兩星期下來，我拼命以上課筆記和教科書相互參照來瞭解，發覺生物學的教科書與文史哲書本中的使用的字彙差異極大，我滿腦袋子都是文學抽象多義的字彙語詞，少有像生物學教科書大都是具體有形的專業名詞及其相關的用語，讀來相當不適應。兩個星期後，我還是感到十分挫折。某一週末閉著門猛啃教科書，對照講義及筆記，讀著、看著、想著這些專有名詞，突然間，我似有茅塞頓開的感悟，頓時解開了我思維的死結。過去研讀文史哲書籍的內容如同彩虹的變化，文字語詞抽象多義讓我的思維抽象開放，豐富了我想像的空間。但科學字彙比較單純，直接了斷，專有名詞有其固定的定義。 我告訴自己，必須把過去認知的習慣改正過來，瞭解生物學專有名詞或相關字彙的精確定義就好，不要再遐思其他可能的意義。Cell 就是細胞，沒有其他的意思了。細胞的結構有Centriole, Endoplasmic Reticulum, Lysosome,  Ribosomes, Mitochondrion, Golgi Apparatus，瞭解它們的功能、位置，及與其他結構相關連的作用就好了。   打破了我過往思維的慣性，掌握了正確的讀書方法，再參考三本不同版本、不同作者生物學導論的教科書，從不同的角度學習同一主題，使我學習得更豐富，更迅速。上課前先研讀當天的內容，把重點作筆記。上課起來，再也不會鴨子聽雷了。這種讀書方法雖需投注很多的時間及心力，但是幾個星期下來，我開始覺得學習科學不再是件困難的事了。考起試來，也覺輕鬆愉快。重建起我的信心後，我不再恐慌了。三個學期下來，除了週末到系上的一位研究教授Merle Jacobs的實驗室作助理，賺點外快，一個暑假打工賺錢外，我都是閉門苦讀，終於把數學、化學、物理科學基礎課程修完；生物學分等也修完了生物學、微生物學、遺傳學、海洋生物學、細胞生理學及生物技術等，滿足了生物學學士學位的要求。                    1967年初夏，我終於以優異的成績畢業（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r）。    現在想起來，我雖完成了自己加諸在自己身上的「使命」，但這是我一生付出身心最大痛苦代價的經驗。挑戰的壓力有時讓我寢食難安，特別在大考前，都必須靠Anacin的頭痛藥過日子。我雖自許與世隔絕，與過去切割，但在無數下雪的深夜裡，或陽光春情蕩漾下，難以自制，不免自憐自嘆，這一切所為何來？ 值得嗎？如果當時我有現在的認知及經驗（智慧），再給我一個選擇機會的話，我會斬釘截鐵地說，我絕對不會再選擇相同的道路。為什麼？ 不是因為我後悔我的決定是錯誤的，或是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不值得。現在我還是對這樣傻勁的決定感到驕傲，對我有此能耐承受苦難，渡過難關，我感到慶幸。而是基於對生命的瞭解。生命應可以是多采多姿的，像自然一樣的繽紛壯闊。 難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難道「讀書思量只做狀元」？ 難道讀書是生命唯一的選擇？ 難道博士學位是讀書唯一目的， 生命唯一的追求？ 現在這套的說法，我再也不相信了。            回想當時的選擇，並不是出自我內心自由意願的選擇。 而是來自存在於我潛意識中的文化、社會、家庭傳統和世俗價值的要求。 我未經深索，在當時無形潛意識的驅使下，堅持追求讀書、博士學位是唯一的途徑。 生命是開放的體系， 難道生命裡沒有其他的選擇嗎？ 為什麼我當時沒有選擇一條較少人走的道路，追逐自我的夢想呢？ 因為我沒有自己的價值，沒有自己的主張，沒有夢想，只隨俗浮沈。 所以現在我有機會再做一次的選擇，我一定會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一條我要追求的道路，不是別人加諸於我的世俗之途。 雖然當時，我對「自我」的認知多於一般人，但對生命的奧秘所知太少，尚未能掌握到它的本質。 希臘格言就曾說過，”Know thyself”（知道您自己）是一輩子的工作。真誠謙卑地探索自己是什麼，自己要什麼，誠實的面對自己，不要人云亦云、欺騙自己，否則後悔莫及。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19)

與明澤道別後，獨自坐在灰狗巴士上往北至印第安那州北部哥森學院所在地Goshen小鎮路上，長久未曾感受到的孤寂感油然而生。三十多天來東西南北的奔波，身心疲累使我全身感受虛脫模糊的意識。 車上朦朧中驚醒時，想到一個人必須面對生命未來的困境及變數：讀書、生活、經濟、感情等的問題，頓時一股鬱悶襲捲心胸。不久，我清楚地醒悟，我必須勇敢地面對新環境的新挑戰，別無他途。這時我心中有數，這一趟橫跨太平洋及美洲大陸的遨遊經驗，至少暫時讓我失去對外在世界的興趣，我要藏身在 Goshen 新天地，與世隔絕，專心致志地面對一生最大的挑戰，決定一步也不出門，把過去一切都加以封鎖在心底深處。           四、五小時後，終於到達了Goshen 小鎮。下車乘客寥寥無幾，卸下兩箱行李後，整個車站只剩下我一個人。事先也未曾與學校聯絡接送，我只能走上售票口詢問到Goshen College的走向。「喔，不遠，走路約3、40分鐘。出去往右直走就會看到學校了。」裡面的人輕鬆地說。拖著兩大行李箱，我想，走上40分鐘不熟習的路，也不是容易的事。正在躊躇不決時，車站走進了一位中年的太太，她走到售票窗口與裡面的人聊起天來，眼睛不時看著我。顯然我躊躇不決的表情讓她對我說，「你要到哪裡？有人來接你嗎？」不待我回答，裡面的人就說，「他要到Goshen College。」那位女士，馬上熱情地向我說，「不遠，讓我帶你去。」這時，我心中感動萬分。這個社會實在是太可愛啦！          十分鐘就到達了校園，我不斷地感謝她。她只說，「Enjoy and work hard.」Goshen College 校園就在路旁，圍牆低矮，入口是一拱門，上面嵌著兩個大字， Goshen College。我循著小徑走進一棟大樓的辦公室，裡面的工作人員，一看到我，露出嚇了一跳的表情，大聲地說，「You must be Edgar Lin. Welcome!  Why didn’t you tell us when you are coming, we can pick you up.」這是我感受到最溫暖的歡迎了。           哥森學院是一所在美國中西部頗富聲譽的人文學科(liberal arts)的小學院，學生人數約一千多名左右，大部分學生都住校，三餐也在學校的餐廳用膳。學校外國學生十位，五個分別來自奈及利亞, 肯亞, 兩個來自南韓，一個來自巴勒斯坦，一個來自瑞典，我很高興的知道來自台灣的只有我一個。大學校，台灣學生多，大家天天綁在一起，連英文都沒機會講，更不必提美國文化的經驗了。           開學後，因學校沒有美國文學研究所，我可修的課目不多。除了再修了一門在台大時已修的「修辭學」外，也修了「藝術欣賞」和「基督教史」。我另外修了一門英文語言的課程，旁聽 Sam Yoder教授美國文學的兩門課程。 哥森學院的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來自門諾教徒的家庭，甚至有來自阿米胥（Amish）門諾教派的學生。阿米胥教派是自門諾教會分裂出來的一個宗派，篤信聖經絕對正確。 信徒均為德裔瑞士移民後裔， 散居於美國賓州、俄亥俄州及加拿大安特略省等地。他們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以農耕為生，拒絕使用汽車、電器、電話等現代任何科技產品；拒絕當兵，以馬車代步，農耕不用電力機具，不用化肥等。 我幾個同學都是屬阿米胥教派。為了瞭解他們的歷史、教義及生活，除了看書外，我常常跟他們聊天。因為阿米胥教派不相信世俗官辦的教育機構。他們自辦學校，到高中為止。 父母大都不讓孩子上大學。這些阿米胥的同學大都是背叛家庭來上大學的。 六零年代在台灣，我們對美國的刻板印象都是來自好萊塢的電影，對美國人的印象是家家有車，有錢，對美國的商品都搶著要，我萬萬無法相信在現實生活中，還有如此令人稱奇的文化及族群，與一般人生活在同一社區，和平共處，而美國政府還允許他們不當兵，以「良心的反對者」稱之（Conscientious objectors）。瞭解他們，與他們來往，與他們討論、辯論，讓我興奮不已。為了真正瞭解他們，第一個暑期時，我還與Amish同學回到他家住過兩星期。半學期下來，我學了不少課外的知識，交了很多知心的朋友。           兩學期下來，我真的完全躲在 Goshen 角落，暫時忘掉過去，足不出戶，以校為家，專心致志地投入學習所修課程，並在閒暇之餘，瞭解門諾教會的歷史、教義。 每週日上學校教堂欣賞 由 May Oyer教授指揮信徒合唱的聖歌真是一大享受；聽牧師講道，以門諾教義評論美國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好萊塢主義的各種世俗價值，反對任何擁槍、暴力和戰爭，讓我認識到宗教信仰除可安撫個人的心靈外，也教導鼓勵信徒要有社會意識，對社會要有貢獻。 Oyer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教會音樂家，修習她的「藝術欣賞」課，從古典音樂至繪畫，從宗教音樂到流行樂曲，打開了我對藝術欣賞的大門。 她對教學的投入，課程內容的豐富，令我感動敬仰。在這門課中，我們必須交不少報告，我寫了一篇有關英國詩人、畫家和神秘主義思想家William Blake表達生命哀傷畫風的報告，得到Oyer 教授的稱許。後來， 我到非洲肯亞時，她為了研究非洲音樂，來到肯亞與我家人住在一起半年之久。週末，我都載著她到處訪問，收集當地音樂，其間，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容後再述。沒有想到，因緣際會，1997-2000年間，她受台南神學院院長駱維道之邀到南神任教，得以在30多年後與她再度相聚，當時她已白髮蒼蒼，舉步蹣跚，然而仍風塵僕僕，到處為教會音樂的傳播，努力不懈。 看到她，我突然心潮澎湃，不禁熱淚盈眶。 我非易動感情的人，但看到她，勾起我在Goshen 學院兩年時間往事的懷念，想到當時的教授們對教育、信仰、學生熱情無私的奉獻，感懷他們對我生命的影響，使我難以抑制。           第一學期快結束時，我心裡開始感到急躁不安。 何去何從？ 我來Goshen 學院的目的只是作為攻讀美國文學博士學位的過渡階段。 我必須轉到他校才有機會。 可是，我太沈迷於這個小學校的一切，我想如果能夠繼續待在Goshen一學年的話，我也會很樂意的。 只是，學校只同意一年的學費獎學金，會不會再同意第二學年呢？ 而且，生活費呢？ 我有與世隔絕的決心，好好讀文學，哥森學院是個溫馨讀書的好地方，我非常地喜歡，可惜，並非我攻讀文學碩士、博士的學校。            突然間，我興起了轉行讀科學的念頭。 什麼原因讓我興起如此傻勁的想法？我想，第一原因是現實的經濟問題。帶來的1200元美金，一學年的食住費用800元扣下來後，所剩無幾。文學及知識的探索會「把你送到天堂去」，但現實會「把你拖到地上來」。資本主義的社會以錢為主，孤身在外，舉目無親，無法自立於世，遑論什麼文學的真善美。 第一次，我感受到生存的壓力及恐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攻讀理工學位可不擔心就業的問題，但是一個外國人得了美國文學博士學位也找不到教職。 台大外文系的畢業生到美國留學不都是轉行學圖書館學或會計嗎？ 第二，在台大時，文學的浪漫讓我有種藐視理工科的傾向，認為理工學生的腦袋都是四四方方的。 在台灣，我不是沒有想讀科學過，而是因為教育制度的限制。 我又未讀高中，根本不可能從文科轉念科學。 什麼甲組、乙組、丙組的限制，不是把人無限的潛能(potential)抑制死了嗎？把人「物化」了嗎？ 教育制度已當政治文化的洗腦工具，整個教育制度就是對生命最大的侮辱。 現在我已脫離了那壓抑的教育體制，我想試一試，考驗自己！ 第三，有一次和學繪畫的室友Jerry Bontrager 談論文學時， 我提及喜歡叛逆體制，崇尚自然的美國作家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 其膾炙人口《湖濱散記》中一章開頭就說，”simplicity, simplicity, simplicity” （簡樸，簡樸，簡樸）。 我自得其樂地向他大聲唱著，simplicity，simplicity，simplicity。不待我唱完，他瞇著眼睛笑著說，”Henry Thoreau, who?”（誰是亨利•梭羅啊？）當時我就愣住了，心想美國大學生竟然不知道自己國家有名的作家，我還念什麼美國文學？失望之餘，開始懷疑是否值得在美國繼續研習美國文學。       當時我已二十八歲矣，又未曾唸過有關科學課程，這種想轉行讀科學的念頭及推理是否太離譜、太衝動了？ 是否是一個欠深思熟慮，脫離現實的浪漫想法？一個憑藉主觀情緒所做的決定會導引我走上什麼樣生命的旅途？ 未來的際遇，我無從預知。 但我知道突破生命的困境，我必須勇敢的改變，採取迅速的抉擇。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18）

揮別紐約大都會後，我們束裝北上至麻省大學的所在地Amherst, 探望陳明澤在該校攻讀博士學位的哥哥陳明堂。 早期留學生的經濟壓力大，生活都十分困苦，幾個人一起租間房子，窩在一起。 言談之間，難免唉聲嘆氣，感覺出他們讀書生活的辛苦和落寞。 當時我一路從台灣興奮地過來，無法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的消沈？處在這麼好的讀書環境，到處充滿知性的吸力，及文化的誘惑，不是應該天天興奮不已才對嗎？我告誡自己未來絕對不能如此消沈。   談到陳明堂，我必須說些他對我的一些影響。 明堂兄於1970年罹患胃癌過世，得年三十五歲。 他是東海大學第一屆化學系畢業生，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我和陳明澤才能有一個暑假期間，躲在東海宿舍讀書自習，享受東海創校時校園寧靜的環境。 明堂以優秀成績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核工研究所，因為研究的要求，必須與當時清華唯一的原子反應爐時常接觸。 清華畢業後，獲獎學金到美唸書，得了碩士學位後不久，就發現得了胃癌，不久不治過世。 後來從各方面資料的收集，始知在同時期與原子反應爐接觸密集的研究生們，大都因輻射污染過量累積，而得癌症過世，因為當時防護設備，因陋就簡，主事者馬馬虎虎的結果。 因為如此，我對核能輻射十分敏感，也在我的潛意識中埋下了日後我積極反對台灣發展核能發電的動力之一。   好友的哥哥，又是同年代的朋友英年早逝，讓我對生命的脆弱無常感受特別的深刻。 年輕時，很難想像到死亡的可能性，這是生物演化的要求。不過，人必須要有理性對待死亡無常的意識，始有刺激、催促個人對生命意義探索的動機。 在我三十歲時，明堂尚未得到博士就過世，讓我對追求知識的堅持及探索生命的意義之間的矛盾產生強烈的質疑；為博士而博士的求知，或追求生命意義的探索孰重孰輕？ 這不是歌德巨著「浮士德」所要明示世人，生命悲劇中的一項「知識的悲劇」嗎？ 當下，在1969年得了碩士學位後，我作了一生重大的決定之一：暫時放棄繼續修習博士學業，帶著新婚的太太，前往非洲，探索生命的意義。   我們北上到麻省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與女朋友決定分手後，來到波士頓作最後一次愛意的告別。 我必須承認，我與女友遺憾的分手都是我個人過份堅持不必要原則的後果。 現在想起來，年輕時的堅持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或許這就是生命的過程。 男女相遇、相知、相愛，本無想當然爾的腳本。 我們最後一次情愛的告別，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歌德在「浮士德」所要明示世人另一項生命的悲劇 --「愛情的悲劇」。   訪問波士頓，不參觀哈佛大學是人生一大憾事。囿於時間，無法詳細的參訪，只在幾個哈佛著名的景點，如約翰哈佛(John Harvard)銅像，哈佛圖書館等，拍照留影而已。對哈佛嚴肅校園的學術氛圍，我印象十分深刻。   哈佛大學確是一所了不起的學府，但我年歲越大，我越不會像很多人把哈佛大學奉為神主牌， 好像上哈佛或經哈佛鍍金者，就變成才氣縱橫的才子，要人膜拜。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拜網路科技之賜，知識的傳播及教育方式已產生天翻地覆的改變。求知的來源已不是教育機構的專利了。 要得到優質的教育已不是僅靠教育機構的優劣，而是靠個人生命意義的認知、求知的意願，及個人期待從生命得到什麼的結果。 所以，一個人是否真正地受到教育(truly an educated man and woman)，不是靠一個教育機構多偉大、多優秀，而是靠個人的自我教育和受教的動機。 一個真正有教育的人，靠的不是一張文憑，而是一顆飢渴求知的心，不斷地自我學習。 盛名的教育機構也會教出蛋頭學者、笨蛋，或是bumbler；平凡的教育機構也會教出真正偉大的男女。 遺憾的是，台灣的教育部、從事教育工作者、父母、政策擬定者、政客還是以19世紀以前的教育典範(paradigm)作為教育政策、教育方法的依據。學校教學的科技確是21世紀的產物，但內容教法還是依據中國孔孟封建的教育典範，為統治者洗腦。 因此，台灣的教育改革不但不符合時代的改變，反而退步到孔孟封建的內容；更糟糕的是，高等教育機構已變成商業獲利的公司，徒以利潤為追求目標而已！悲哉！   1994年我曾到哈佛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與Stephen J. Gould教授作了半年的訪問工作。我到哈佛不是慕哈佛名氣而去，而是因我敬仰Stephen J. Gould的essays(散文)作品。 古爾德教授除了學術論文外，自1973年起，每月在美國Natural History <自然歷史>雜誌撰寫專欄 ”This view of life”(「生命的我見」)，直至2002年過世，從未間斷。 ”This view of life” 引自達爾文強調的一句話，”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這個生命的看法，才能看出生命的壯闊偉大）。 他以演化生物學為主軸，融合哲學、科學、歷史、藝術、文學等探討社會、文化、生命的現象，以詮釋生命的本質及意義。他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最負盛名的科學散文家，媒體稱他為「演化先生」、現代蒙田（Montaigne）。我每星期一次和他一起共進午餐時，就是我與他閒聊發問的時間。 當時他已被肺腺癌纏身二十多年矣，但仍研究寫作不輟。他打開了我很多知識的複雜脈絡， 但從他讓我我看出自己知識的盲點。我在東海教演化學時，古爾德教授的散文集是學生必讀的課外讀本。（見第九篇）         離開波士頓，我們就往南到肯塔基州（Kentucky）和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明澤在台灣申請美國大學時，獲得三所入學許可證，一所學校在肯塔基州， 一所在西維吉尼亞州，一所在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他要先看看每所學校的情況再做決定。我已決定到印地安那州的哥森學院，所以沒有所謂看看了解的問題。我們決定先到最遠的肯塔基州，再回轉往西維吉尼亞州，結束後再往印第安那州，最後再往西北至明尼蘇達州。這一趟路程也十分遙遠，但當時傻勁十足，心想，反正交通費免了，多看看美國，就扛起行李坐上了灰狗巴士往南直奔。一路下來，經過西維吉尼亞州後，我們慢慢發覺食物及沿路的景象，每況愈下，經濟狀況看起來也十分蕭條。當我們到肯塔基州的學校時，我們只短短巡視了校園及幾條主要商業街景後，明澤覺得環境並不太適合，就決定放棄。拖著疲憊的身軀，我們轉往西維吉尼亞州的學校。結果，明澤也不喜歡。怎麼辦？ 遊蕩了半天後，我們再度往西向印地安那州的大城Indianapolis前進。我們從洛杉磯開始後已在路上奔波遊蕩了三十多天了，兩人都已精疲力盡。 心理上，也想安頓下來，已無心享受外在的事物了。明澤別無選擇，必須到明尼蘇達州的Bemidji College去。所以我們決定就在Indianapolis分道揚鑣。 明澤與我自初中認識以來，一路就讀建國中學初中部，台北商業職業學校、淡江英專，台大，一起逃學，一起讀書，一起看電影，從早場看到下午，誠為最早期的一對「拒絕聯考的小子」，又一起坐船橫渡太平洋，又在美國 一起奔波東西南北，如同難兄難弟、「師公神杯」。 到了Indianapolis，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前途茫茫。 此番離別的心情，是十分感傷複雜，但當時我們對生命充滿著希望與自信，沒有多愁善感的餘力。我們沒有擁別，只瀟灑地握握手，互道保重，各奔前程。 生命是無數選擇的結果，我們可以自主的選擇，一旦作了選擇後，一切後續的走向，就不是我們能夠安排控制了。 明澤與我分道揚鑣後，我們的生命歷程  就此分歧。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十七)

到了美國加州Long Beach港，船停靠在 San Pedro碼頭。移民局派了一位移民官上船辦理我們十一名乘客的入境手續。他坐下後不久，我看到二副拿了兩瓶威士忌酒，偷偷地塞進該移民官的公事包裡。移民官回頭看了一眼，向二副點點頭。 入境手續就很快地辦完了。行李都卸下船後，我特別走向船長致上我的感謝和祝福。 我們十一個乘客也都依依不捨地互道珍重後，各奔前程。至於那位為愛而苦的女生，仍滿臉沮喪，失神地坐在一邊，相信，這個愛情的經驗一定會讓她的生命更加豐富吧。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十一個來自不同背景的生命能在一艘船上共度十六天的機緣，誠屬難能可貴。十年修得共船渡？ 可惜至今47年後，我們都失去了聯繫。   陳明澤的楊姓朋友很興奮地走上來歡迎我們。行李上車後，我們就直接回到他Pasadena的家。一路上楊姓朋友不停地介紹美國的文化及風景。一個多小時的路程，我真被高速公路之大之長，車速之快感到有點不安；放眼望去，周遭空無一人，對空間幅員之遼闊實在感到難以適應。在地狹人稠的台北長大的我，第一天踏上美國國土，心理上就受到極大的衝擊。   楊先生是陳明澤在美軍顧問團工作同事的弟弟，與陳明澤素昧平生。第一次看到同鄉親切又熱情，堅持要我們留下來多住幾天，帶我們到處逛逛。 沒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帶我們到迪斯奈樂園參觀，到處人山人海，經驗了不少新玩意，覺得十分有趣，但明澤與我私下同意，儘管迪斯奈樂園老少咸宜，終究仍是父母帶孩子來玩的好地方，我們腦袋都是未來嚴肅的課題，開過洋葷，以後恐怕再也不會來了。散步在Pasadena的住宅區是一大享受，走在人行道上如置身在公園裡。楊先生是成功大學建築系畢業的，告訴我們，學校教授上課雖強調都市公園化、鄉村化，「但你看台灣都市像樣嗎？都是說一套，做一套。這些人根本不想把台灣好好建設。」來美第一次碰到的人就讓我們心有戚戚焉。   三天後，楊先生就送我們到洛杉磯的灰狗巴士車站，我們感謝揮別前，他還一再地叮嚀一定要去拉斯維加經驗一下賭城。 坐上灰狗巴士，車上人數約有20乘客，一對摟抱上車的年輕戀人，其餘都是中年以上的男女。司機行前告訴我們車子每兩小時停靠休息站十分鐘，讓乘客上洗手間；每四小時停在休息站50分鐘讓乘客進食等。第一站休息站Las Vegas。想到楊先生的建議必到賭城一遊，也是我們行前規劃的，雖然口袋沒幾個錢，很想去試試手氣，但對到賭城的情況毫無概念。   巴士快到拉斯維加前，明澤向一位也要到紐約的老先生問，「Are you going to stop over to Las Vegas?」（你要到拉斯維加停一停嗎？） 沒想到，他狀似驚愕地回應，「Are you kidding me?」（你在開我玩笑嗎？） 我們嚇了一跳，好像得罪了他，趕快說，「No.，no， no. Why?」 「It costs too much. The bus stops at one end of the Strip. You have to take a taxi to get in, and find a motel to …, Just too costly to go.」(太貴了。巴士停在拉斯維加大道的一端，你還要坐計程車進去，找住宿…, 太貴了。) 他急著說。我們聽不懂他部分的話，但知道他要說的重點，太貴了、太遠了，需花大錢的。聽了他的話後，我們才清楚，我們實在太不清楚情況了，一直還是以台灣的思維及習慣模式看世界，無法意識到美國一個州都有數個台灣大，到了美國還是不知不覺。也難怪，多年培養出來的習慣思維及經驗行為很難改變；也感悟到習慣思維及經驗行為是不一定正確的。   感謝老先生的指點，我們與賭城只作了短暫的接觸。巴士到站後，我們在休息站內，還是扳了幾下五分錢的吃角子老虎，過過癮。 到了講英文的國度，自以為英文多溜，也會有詞窮出醜的經驗。肚子餓了，看著漢堡攤上擺著十幾項各種配料，就說，「Hamburger.」老闆看了我們一眼，知道是外國人，大聲地說，「Everything?」聲音太大，讓我一時想不出 everything跟hamburger的關係，遲疑了一下，說「What?」，回來的還是一句「Everything.」 我還是抓不到其中的關連性，乾脆就大聲地說，「Yes! Everything.」。他笑笑地說，「OK」，還特別把OK拉得長長的。 我專注地看著他作漢堡，當他把煎好的漢堡肉餅放在圓形大麵包上時，開始從十幾項的配料，洋蔥、蕃茄、酸黃瓜、生菜、小蘿蔔、蕃茄醬、芥末醬、甜黃瓜、起司等一一放在漢堡上，好像故意把每項都放得特別多，結果把另外一片麵包放上時，至少有半英尺高。 他笑得很開心地把漢堡壓了一下，放到紙袋裡，遞給我說，「Here you go！」這下子，我當然馬上會意到everything 的意思了，豎起大拇指說，「Great, thanks.」 一時不熟習漢堡文化，突然熟習的字彙也不知其意了。第一次在美國吃到的漢堡令我印象深刻，其五味雜陳的美味直到現在仍讓我垂涎三尺。   灰狗巴士全程從洛杉磯到紐約市距離約4500公里，經過Las Vegas、 Salt Lake City、Cheyenne、 Omaha、 Chicago、 Cincinnati六大都市, 總共行程四天三夜。當然我們都在車上過夜睡覺，停靠休息站時，吃的不是漢堡，就是熱狗。每個地方的漢堡，都是「手工」現做的，各有特色，還有不同口味可以選擇。可能看在可憐這個飢餓的外國人份上，他們在漢堡中都會特別為我擠得滿滿一大團的佐料，吃起來配上可口可樂，又夠味、又過癮。 我再不必說everything（有什麼都放），或補上a lot了 （多放點）。 現在麥當勞的漢堡，甚至巨無霸（Big Mac）怎麼能夠相比呢？   當時美國經濟正值戰後的黃金時期，生活富庶容易，人民純樸、樂觀、好施，對初臨美國，好奇、又飢渴求知的我，橫跨美洲四天三夜，所經過的每一個都市，每一州呈現出不同的風土人情，地理環境，人形地貌，令我驚嘆不已。在車內、車外向人問東問西，所見所聞所學，是我想像不到的一次知性和感性的大豐收。         到了紐約，正值「1965年世界博覽會」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博覽會的主題是 ”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透過瞭解邁向和平)，獻給 ”Man’s Achievement on a Shrinking Globe in an Expanding Universe” （在膨脹宇宙中逐漸縮小的地球，向人類的成就致敬）。」，充滿信心的美國以戰後最新的想法、科技和潮流，在「世界博覽會」傾囊而出，展現無遺，預測著人類樂觀的未來。九月初秋，豔陽普照，遊客如織，我與陳明澤穿梭於思想、科技、潮流及五光十色的展覽場所，目眩神迷，興奮、感動不已，感覺美國真是一個可愛偉大的國家。 從英國獨立後，短短兩百年的時間，因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解放了人民傳統禁錮的思想、文化，釋放出人民的創造力。 想想中國三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扼殺了人民的自由思想的空間，三千多年後，中國依然封建如秦始皇的時代。 驚嘆之餘也讓我怨嘆過去我們成長過程所受到的知性和文化的禁錮；台灣整個社會、文化、人權所遭受到的欺凌及壓抑，至今我仍耿耿於懷。

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十六）

船上一切對我們都是新鮮有趣的事物，呆在船上三天我們並不感到無聊。兩個人在船頭船尾、上下甲板四處溜搭，流連忘懷；和船長混熟了，便央求他讓我們到底艙參觀。船長爽快的答應，還特別要輪機長、大副帶著我們四下參觀，說明渦輪的運作、 船員的工作情形及貨艙的裝卸狀況等。三天下來，我們學到了一門未曾接觸過的新知識，也粗淺地感受到船上工作的樂趣。   船長看似一位歷經滄桑，深明人情世故又精鍊的老手。午晚餐時，我們常好奇地問他一些個人的經歷，他也侃侃而談，如何從上海基層船員做到船長；期間，經歷過1947年輸載成千的難民、貨品來往上海、廣州、香港、台灣之間的不堪過往；看盡在那兵荒馬亂的年代，人性光輝及醜陋的生命故事。聽他娓娓道來，委實讀了一本充滿血淚的近代史書籍，令人感動、敬佩、也嘆息。在這艘船上，曾經有生離死別的悲痛，也有奸商牟利的行徑，一旦面臨挑戰，人性基本面展露無遺。但現在一切都化為烏有，僅剩下老船長及伴隨他十數年的這艘老船還實實在在的擺盪在太平洋兩岸。我問，「您不斷來往太平洋，無聊嗎？」「不，我只有在太平洋上孤獨的時候才能平安，」他淡淡地說。或許，相依為命的老船才是最踏實可靠的，或許漫無邊際的海洋才是最能平靜心寧的，或許，或許… 凝視著他，我說「你在逃避什麼，我知道。」船長笑著說，「跟你的不一樣。」   三天後，大家又回到了船上。當晚，船緩緩駛出基隆港時，天色已黑。半個鐘頭後，我已看不到陸地了，遙望模糊的四周，我和陳明澤悄悄地走到船尾，我們兩個一起向著大海吐了一口痰，大聲喊出「SALABA！（日語，永別之意）」，永別了，台灣！我向陳明澤說，「是的，我們是在逃避什麼的，也是一種不同層次的感情問題吧！」   我心裡強烈落寞鬆放的心情使我當晚一覺睡到天明， 就在不知不覺中遠離了我在台灣27年的歲月和記憶，揮別了獨裁政治的陰影。   這艘貨輪「基勝號」（Keelung Victory Class）屬二次大戰中期為加速盟軍物資運輸而臨時趕工建造的貨輪，船齡至少已有25年以上。與老船長一樣，歷經滄桑。 船外表邋遢，但最內部還算十分整潔。最上層甲板僅有四間睡房及一餐室。 四間睡房中一間為船長臥房，一間為我們四位男生臥室，另兩間分別為七位女生的臥室，都為木製上下鋪的雙層床。餐廳寬敞，中間有一大圓桌可坐14個人。外面還有寬廣的瞭望甲板，站在欄杆旁360度無際的海洋盡在眼前。   颱風過後，外海風浪還很大，船身搖晃利害。 啟程不久後，十一個乘客中，除了陳明澤和我外，個個就暈船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無法進食。 船長說，這是我們留在船上三天適應的結果。 沒有想到短短三天不同的生命經驗也會帶來未預期的效果。 第二天傍晚，船停靠在橫濱(Yokohama)外海， 一夜卸貨後，第二天繼續往北沿著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s）挺進。從此我們就在一片無際的汪洋中。站在甲板上，環視四周，任何一方向都可航向未知的前方；我們的前方，在老船長的掌中，在我們的心中。 在這無際的汪洋，從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及心靈的感應，我頓覺生命經驗的重要性，書本閱讀無法超越經驗、實驗（實踐）的真實。我很高興我和陳明澤沒有選擇飛機，這個不同的選擇，日後對生命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不知道，誰也無法預料。   這次遠渡重洋，又發誓永別台灣，但我與明澤倒沒有丁點的傷感，反而感到生命都被解放了似的， 每天愉快地盡情享受著北太平洋的景色。每到午晚餐，船長、大副、二副與我們十一個乘客一起用餐。 船上提供五星級的江浙寧波美食、服務。圍在我們餐桌的後面站著五個穿著整齊的男服務生，替我們盛飯，把每人桌面杯盤狼藉即時清掉，隨時倒酒。年輕時，光顧好餐廳的機會不多，也分辨不出江浙寧波菜的差別，只知道這些菜餚實在好吃。一次，我不斷的讚美，對面坐的一位秀氣的女生說，「還好啦，台北某某餐廳好吃多了。」飯後大家又一起聊天、說笑、喝酒、跳舞等。幾天下來，個個親如好友。我才發現我們十一個乘客中，除了陳明澤和我是台灣人外，個個都是來頭不小；不是父母乃政府的高官，或國民黨的高幹，就是國營事業主管的孩子。我也才知道搭乘貨輪到美國不是屈就，而是特權。我也查知每個乘客船票價格不一，就看來頭的大小了。陳明澤和我的票價最低，不是因為我女朋友家族的官位，而是商業利益拳頭賣的帳。一般老百姓想坐貨輪到美國只能望洋興嘆了。   每天天氣陽光普照，蔚藍的天空點綴著朵朵白雲與碧綠海洋的浪花水波，廣闊無際，上下輝映。傍晚海平線上的落日雲彩，千姿百態，變幻莫測。自然的壯麗雄偉只能在自然的擁抱裡才能感受。什麼偉大作家的描述，什麼偉大畫家的彩繪也感動不了我當下的心靈、生命渺小的感悟，和孤芳自賞的孤寂。所以，我不斷慫恿所有船上的朋友早晚都要走出船艙曬曬太陽，欣賞自然大海的美景，因為這是生命難得的機會。女生都以天氣太冷了、風太大了，陽光太刺人了，或紫外線太強婉拒；男生則以起不來了，或天天看了也無趣為由婉謝。可是大家對室內的活動，喝酒跳舞說笑十分熱衷，每晚都到凌晨才叫停，這些活動我也有時熱情參與，談天說地，也學了不少以前未經驗的世態。但陳明澤不喝酒，大都很早上床。 我想這些朋友都是含著金湯匙長大的孩子，嬌生慣養，受父母呵護，少見世面，一旦離鄉背井，藉著喝酒聊天打發難過心情，是可瞭解的。   我記得俄國作家Dostoyevsky曾描述觀察很多渡輪來往的旅客，發現大致有兩類的旅客。一類排隊等候渡輪上船時，一窩蜂地湧上，急忙到處尋找座位。有的特別尋找角落的位置，坐下後，就抱頭睡覺；有的找靠海的座位，坐下後就閉目養神；有的隨便找個座位，拿起報紙就看。這些人一到對岸，也蜂擁而出。另一類的乘客不疾不徐走入船艙，隨便找個位置站著等船啟動，然後悠閒地走到後面的甲板，欣賞著渡輪徐徐的離開，港灣慢慢地消失的景色。看到笑瞇瞇的乘客，也會熱絡的打個招呼。不時，走到船頭的甲板，觀賞渡船乘風破浪的前景，或登上渡輪上層的甲板，欣賞船尾海水被捲起波浪的景光。 到了對岸後，他們也不疾不徐的離開。前類的乘客，他們關心的是到達終點。後一類的人，他們重視的是到達終點以前生命過程的體驗。基勝號船上，陳明澤和我是同一類，其他朋友是另一類。重點是，在生命的旅途上，不管在什麼樣情境下，好奇外在的環境，願意觀察體驗的動力，本是生命的本質，是推動生存適應能力的熱能。   船繼續往東北時，突然大風大浪，船搖晃得比以前更利害，大家都暈船到站不起來，不得不躺在床上，連陳明澤和我都無法倖免。甚至有一段，搖晃得嚇人，船長要我們睡覺時用繩子綁起來，以免掉下床來。   第六天的晚上吃飯的時候，船長向大家報告說，「洛杉磯 Watts地區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黑人大暴動，情況並不是很樂觀。Watts在洛杉磯的南部，離我們船停靠的Long Beach港不遠，希望不再擴大。」女孩子聽了後個個緊張萬分，大家七嘴八舌的說來說去，類似像「美國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黑人不是生活也不錯嗎？」船長搖頭地說，「美國種族歧視問題大囉。不僅是黑人，亞洲人、西裔人也是被歧視一族；中國人在加州被歧視的歷史久啦。」我們當時雖很關心，但無收音機可聽，只能問船長才知道點消息。我在大四時，修了美國文學一門，稍微瞭解美國歧視其他種族的問題，讀到一些令人感慨的歧視內容的文藝作品。黑人的暴動其實是一種自殘的吶喊及抗議。   第十天的晚上，船長笑笑地告訴我們，「引擎發生故障了， 因在深海無法拋錨固定，船已開始飄搖離開航道。不過不要害怕，引擎不久後可以修好的，請大家安心。」大家都不相信，心裡都開始擔憂，忐忑不安。幾個女孩子聚在一起，有的開始怕到哭出來。我和陳明澤跑出甲板，感受船飄搖的程度，離開航道的感覺。我們可以感受到船不再直航，而是左右搖擺，但可感覺出搖擺的度數不大。我和陳明澤回臥室後，安慰大家只要沒有颱風，一定沒問題。   果然經一天的時間，引擎修復了。根據船長，船已飄離航道200浬以外，不久就可以回到航道了。經驗老道的船長說，「這不是很嚴重的事，常常發生，因為這是艘舊貨輪。喔，暴動事也平靜下來了，死傷破壞很慘重。你們不要擔心了。」 幸好以後的航程都平安無事。 一般而言，當時台灣到美國西岸的航程最多十來天，但我們到了加州San Pedro碼頭時已是第十六天了。十六天中，除了有兩次的大風大浪讓很多人暈船外，其餘的航程都風平浪靜。特別在第十天後，每天汪洋大海的海天變化，可以說是太虛幻境、波詭雲譎，美極了！          第十六天，船靠碼頭，大家準備下船時，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我們發現少了一個女生。大家分頭去找，才發現她在二副的房間裡拒絕出來。她哭得死去活來，堅持留下來與二副一起不分不離。我們才知道在這貨輪上，短短十六天的時間， 發生了一起「驚天動人」的愛情故事。船長要我們去勸她，但她死也不出來。我們一邊勸著她，一邊拉著她，她哭啊哭，踢啊踢，最後還是二副把她拉出船艙，我們終於硬把她拖下船，活生生斬斷了一段情緣。我目睹愛情的澎湃力量，短短數天的情緣，可能讓人懷念終身。愛情的美麗和偉大，如同大自然大海一般，我默默地感同深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