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86年底，民主運動的洪流洶湧澎湃。國民黨知道大勢已去，只得冬烘地自圓其說，以「民進黨雖然是『不法』組織，但不能斷定為『非合法』組織」。 民進黨即於11月10日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決定黨綱及規則。民進黨的成立是政黨民主政治的開端而已，我心裡就開始盤算回家的規畫。隨時可以回家的自由，我竟然得苦熬48年的時間才能得到。



國民黨的強權統治已難維繫，戒嚴令已正式解除，「報禁」也名存實亡。1987年12月25日當天，根據記者蔡漢勳、黃能揚的報導，「國民黨國民大會在中山堂舉辦『行憲四十週年紀念會』，鄰近整個西門町及中山堂周邊聚集兩萬多人，導致鐵路平交道無法放下柵欄，火車交通為之中斷。群眾抗議萬年國會活動，訴求的主題就是『垃圾是不會自己跑進垃圾桶的』。這一代的年輕人很難想像當時國民黨反民主及反民權的歷史細節，如當時的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及監察委員等所謂的國會議員，全都是在1947年在中國選出來的，其間死亡的代表委員們，都可不經選舉加以遞補。時國大代表平均年齡是76歲，立委是80歲，監委是81歲，民間都稱這批老人為「老賊」。當時在中山堂開會的國代人數達865人，其中竟有343人是以遞補方式接任的。」

當時中山堂內開會，「場內民進黨代表只有11人。他們一字排開站在蔣經國面前拉開布條，每人身上背心前面綉著「全面改選」，後面寫著「維護憲政」。此時情治單位已無法阻擋民進黨國大代表集體的抗議，喊了二十分鐘的「國會全面改選」的口號。老國代卻只能指指點點的反制，放話叫警察，不料，民進黨國代卻高舉「老賊混蛋」布條，遊走於會場，現場陷入一片混亂 。當時，風燭殘年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目睹民進黨國代的抗議場面，只默默地呆站坐在輪椅上，一言不發，無可奈何，似有不勝欷噓之意。 17天後即吐血猝死。蔣經國死後，黨威在台灣人民的心中已不復存在矣！」

對我，無端被放逐一直在我心中忿忿不平；現在，我可以回家了，但回家的「自由」仍須經過加害者的批准，使我心中悶悶不樂。 想想，幾十年來，無數為台灣民主奉獻犧牲的先賢，民主政治才能踏出一小步，我實在只能感恩不盡，沒有抱怨的餘地。



我羈留美國已兩年半矣，首先我必須取得回台加簽後始能再向東海大學申請復職。我就在1987年中，再度把回台加簽的申請書寄到北協夏威夷辦事處。不久後，我就收到回函，要我親自到辦公室拿回護照，希望能向我說明。我真的不想見他們，有什麼話可談？他們可以告訴我什麼？他們講的那套話，一定會讓我生氣。我請他們以郵寄送回，拿到護照後，發現回台加簽延長年限至1987年底而已（意即在回台加簽時限前，可回台），並註明乃依「指複護字第30047號函辦理之」。

知道可以回家後，我急著寫信向東海大學教務處申請復職，希望能在1987學年第一學期9月時回台。 到七月中旬時，學校教務處終於來了一紙公文說，根據校規，請假教授超過二年，即視同辭職，並希望我能在半年內回校辦理離校手續。 這真是一記青天霹靂，讓我無法相信，也難以接受的事實。是的，讓我回家，但不讓我有工作，當時我心中之憤恨，實難以形容。

在無計可施之下，我決定寫一封信給梅可望校長，表達我個人的憤慨，並坦言我當時被迫離台，既得不到校長伸出援手，已痛在心頭，現在又遭落井下石，令人心寒，實是大學獨立、學術自由之恥。我回想，當時我寫這封信的動機，可能心知回東海的希望渺茫，在忿恨、挫折、驚恐的情境下，表達了我一種洩恨的心情。沒想到，不久，我竟然收到梅校長的回函，語氣充滿鼓勵，歡迎我回校服務，希望我能以國家利益為重，回校後能安心教學研究。之前，我與梅校長共事近十年之久。 之間，我與他維繫著衝突、諒解、微妙且緊張的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從人的觀點，我曾說「梅校長還蠻可愛。我真的還相當懷念他。」

一個人的際遇或命運實在很難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茫茫天地之間是否有「羯磨」(karma)掌控一個人的命運，我不敢確定，但圍繞著我們周遭的人決定我們的不少造化卻是我們每個人活生生的經驗。梅校長的回心轉意，首先批准「人二(事)」處不讓我回去的決定，然後再同意我回東海這件事，卻天翻地覆地改變了我的生命。

可是，梅可望校長回心轉意的原因何在？我想和上述政治時勢的變遷不無關連。我幸運地就在這個時候， 湊巧遇到這個時代的大變遷。梅校長是位聰明的政治人，我相信他因領悟到時代的變遷而「放人一馬」；他也可以頑固不悟，拒絕讓步，說實在，我也無可奈何，再度受到第二次的傷害。事實上，每個人的造化與一個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 我們周遭的人以及很多不由自己的變數，也左右了我們的命運。 這讓我想起一位商業鉅子的朋友告訴我，「林教授，你們看我生意做得這麼大，錢賺這麼多，不要以為我很能幹聰明，很偉大。不是啦，不是我會賺錢，而是別人讓我賺的啦！」這種簡化、率真、謙虛的智慧，也讓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成就、榮耀只能感恩你周遭人的扶持或時勢，而謙卑以對；如能時時反省、檢討、勵行，則能更深化對人生、生命的認識，成為更有素質、深度的人；一個人的挫折、失意如能更加誠實地反省自己，改過，才有可能再造的機會。不幸地，在當今的官場，謙虛自省的人幾難找到。

我一路走來，經歷了大大小小生命難以置信的事件，我只能以命運（fate 或 destiny）感念之，而不墮入宿命論(fatalism)的思維。這次表面上平淡無奇的回台事件，雖無聲無息地劃過，也讓我對「命運」這個觀念產生更進一步的好奇。事實上，到了1987年，我一生經歷了三次可能面臨死亡邊緣的事件，感觸良多，更使我對「命運」是否存在，及其與哲學、宗教、心靈、科學的關係產生極大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