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94完結篇）
該是熄燈，謝幕的時候了。 今天，回想我一生的生命故事，我必須承認我與很多同儕的一代及父執輩的一代，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價值、不同的行為、不同的思考模式。結果我們的個人生命故事迥然不同。為什麼？我們雖都在台灣長大，但我幸運地逃掉了國民黨的黨國三民主義教育，填鴨式的背誦教育，及標準答案的考試教育，及中國文化的毒素。我因考不上高中聯考，而因禍得福，結果都在英文語言的教學課程中學習，改變了我的思維模式，學習到以人、生命為主體的人文教育，而未受到為宗族、民族及國家，為統治階級利益的洗腦教育。我因受西方人文教育的薰陶，鼓勵我探索生命的意義，瞭解自由的可貴，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隨著生命探索的經驗及科學求真的精神，深化了我洞悉中國政治文化「滿嘴仁義道德，肚子裡男盜女娼」的虛偽騙術；統治官場中「民為邦本，以民為貴」的騙術口號。我腦中毫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講是非，只重階級的奴才毒素。難怪政治哲學家Karl Popper提及，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民主是不大可能的。 Erich Fromm1976年出版的 <To Have or To Be>一書預測了21世紀經濟及生態大災難的來臨。早期看這本書時，打動我心坎是書名<To have or to Be>，也影響了我很大。Fromm要表達的是生命有兩種生存的掙扎，以說明人文的精神。一是 「擁有」需求的模式，以物為中心，即集中物質、財富、權力擁有的生命。這種模式的生命導致個人、政治、經濟貪婪的罪惡，全球生態破壞，暴力戰爭的橫行；另一種是「珍惜生命」需求的模式，以人為中心，活在在愛、心靈、 知性經驗的分享，即”I am what I have”（好好珍惜生命的過程即是我擁有美妙的生命）。「擁有」需求的模式對個人、社會是破壞、剝削、壓迫性的；「珍惜生命」需求的模式是和諧、愛意、喜悅、繽紛的。 年輕時，從台灣錢錢錢的文化長大，及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氾濫下，我很難瞭解後者(to be)的意義及重要性。但經過半世紀探索生命及知性的經驗，我才慢慢的領悟到，為什麼人「擁有」需求的模式（to have）是今天戰爭橫行、社會不公不義、貧富懸殊、世界動亂的根源。人類如有未來，21世紀一定是「『擁有』需求模式與『珍惜生命』需求模式的鬥爭」。但對當今世界的觀察，我心中充滿悲觀。當代有識之士，一再預言警告氣象變遷、戰爭將導致生態危機及人類滅絕的未來，我雖無法見證，但未來的世代子孫將情何以堪？但願我的憂心是杞人憂天。 現在，我知道，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實在簡單，只要珍惜生命，愛惜時光，做一個不隨俗的人(non-conformist)，培養對知識、人、自然的好奇，透過閱讀、體驗後，就隨著您的心與夢到處漫遊吧！像自然界中的生態體系（ecosystem），生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open system），每個人生命的可能發展，什麼都是可能的，只要忠實於自己，敢於嘗試，改變自己。生命是你自己選擇的結果 。生命選擇後的發展難以預料，人的個性大致決定你的命運。但冥冥中有一神秘的「生命力量」運行著，導致難以預料的後果。到底，生命的運作就是詭譎多變，沒有一定的法則公式可以套用。生命實在充滿巧合、奇蹟、命運的操弄，所以每個人不要自以為是，以為你可以控制生命的走向，「我命不由我，也不由天」。學習瞭解自己，學習謙卑，走出外在的世界，驗證自己的存在吧！。 我這一代從科技、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等，經歷了人類歷史所謂的「進步」、「現代化」變遷最大的世代，不幸地，都從好變到壞。未來二十一世紀內，從壞變到更壞的可能性極高。財團、政府、媒體、廣告、科技等都想辦法麻醉你，把你「物化」到只想享樂、消費而已，變成財團賺錢的搖錢樹。除非你能跳脫出當今墮落資本主義的擺佈，崇尚生態主義(ecologism)及在地主義（localism）的儉樸生活，及「珍惜生命」需求的生命（to be），否則你就容易失去自己，沈浮失落於「擁有」需求生命的汪洋中。 請記住，一、如果你崇拜金錢與物，視其為你生命意義全部的話，不管你擁有多少金錢，多少名牌，多少奢侈品，你永遠都感到不夠的； 二、如果你崇拜自我的胴體，美麗及性魅力，你將一輩子覺得自己難看。當時間與歲月慢慢擁抱你時，你會感到死神時時圍繞著你的恐懼，直到你最後的一天； 三、如果你崇拜自我的聰明才智，到處顯弄，終會被抓包，視為笨蛋（bumbler），一生如同騙子的心情，時時感到不安； 四、如果你崇拜權力，你整天都會恐懼不安，想抓更多的權杖，以謊言保護自己。 這些雖都是陳腔濫調的警句，不信的話，受害者就是你！ 請也記住，一、科技的進步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丹。不要讓科技控制你，你控制科技，只把它作為你知識、生命經驗成長的工具。想想，為什麼Google讓人呆？為什麼Facebook讓你更失落、寂寞？「智慧」手機變成嗎啡，讓你成癮？ 二、你們可能是第一代會面對人類滅絕危機的世代，請你關心氣象變遷（Climate change）未來的發展，及台灣環境生態的惡化； 三、教育最終的目的不是職業訓練的目的而已，主要是培養會分析、批判思考能力的人； 四、不管你專業知識多偉大，請你多讀小說哲學，重視音樂藝術及信仰，培養人文素養，探索自我生命的意義。職場不是靠文憑，是靠會思考的腦袋，及人文價值的認識； 五、千萬不要只滿足於吃飯餬口的工作(job)，把工作當成使命時，成或敗，你才會快樂自足； 六、不要自以為聰明，智力過人。聰明，智力是什麼 ？你有IQ，更重要的是，你有EQ（emotional quotient）嗎？你有EQ(ecological quotient)嗎？你有SQ(social quotient或spiritual quotient)嗎？敢變，敢冒風險，敢做傻勁事的個性，比自以為有智能（intelligence），自以為聰明機靈（smart），善於算計的人，更能善終無憾； 七、學習表達對外在世界及人的倫理道德價值(ethos)，及憐憫、傷感、同情、慈悲的情愫(pathos)； 八、生命雖是短暫、孤寂、冷酷，但還是有很多很多真善美的東西值得樂觀，充滿希望地活下去，不要變成憤世嫉俗的人； 九、反隨俗，反流行，反名牌，反偶像崇拜，你才能轉形成與眾不同的人； 十、物理化學容有一致的定律，解釋外在世界的運行規律，但在生命、生態自然中，沒有一致的法則（Laws）可以解釋生命、自然中發生的奧秘、無常。你必須走出教室，忽視文憑，走入人間塵世、蠻荒野地，體驗生命、文化的真實、多樣、壯闊； 十一、推薦兩本必讀舊書，一本是剛介紹的Erich Fromm，1976年出版的 <To Have or To Be>，另一本是E.F. Schumacher，1973年出版的<Small is beautiful：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小即美：把人當人的經濟學），請大家仔細閱讀瞭解。 十二、你們看到台灣從獨裁專制、軍事戒嚴改變成初級的民主自由。這不是小事耶，努力了半個世紀耶，犧牲了不少人耶。但你們也看到台灣民主自由也在短時間內逐漸沈淪。民主自由，還是要像老鷹護蛋一樣，一刻都不能懈怠。政治不可怕，政客才可怕；現在台灣的民主只有選舉的布景，沒有民主制度的架構，整個典章法制，是一個被中國人民捶棄的政權，強制套在台灣人民至今。就靠你們如何建構了，改變憲政體制，建立真正的共和，才能守住台灣這塊土地，代代相傳。 謝謝大家，祝福大家，晚安，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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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20日是台灣歷史的里程碑。台灣人民在長期前赴後繼的民主運動下，不可一世的專制獨裁的國民黨政權，不得不將國家的權杖交給民進黨總統當選人陳水扁。我坐在面對凱達格蘭大道觀禮台的座位上，腦海裡浮現出1975年回台前，我向印大的朋友激昂地預測5年內中國國民黨一定消失的論調。25年過去了，終於看到了國民黨交出了政權。此時此地，心胸澎湃，思緒泉湧，眼眶不禁紅潤了起來。不幸地，歷史的殘酷無情，就是你看不到它的未來。 我一再地強調，人的命運是不斷抉擇的結果。抉擇的動機、方法、手段的不同，相信會造就每個人不同的命運， 生命終究是公平的。一旦抉擇之後，生命的走向難以預測。我兩次抉擇的結果竟把我與阿扁兩條平行的生命線在1985至1987年短暫的交觸後，在毫無前兆下，又在2000年再度銜接在一起直至2008年。 2000年5月20日就職環保署長5個月後，我已受不了立委關說的包圍，或大小財團老闆的拜訪、邀宴。當時前朝留下了兩個鉅額預算的規劃案，一是，在全國各市鎮建造35座垃圾焚化爐；二是已執行一年的電動機車補助案。經仔細分析後，我與同仁都認為全台的垃圾及廢棄物量頂多需要20座焚化爐即綽綽有餘。這種以公共建設為由，行地方民代、官員等貪贓圖利之實，這種貪污是國民黨一直沿用至今的伎倆，作為鞏固政權的方法之一，因此，台灣的任何公共建設都是偷工減料的豆腐渣。 環保署編列7億的預算，以每部5萬元的電動機車政府補補助消費者3萬元，以鼓勵響應綠色環保的計畫。這聽起來正當性十足，又賺取綠色環保政策的美名。但事實是，當時電動機車的電池技術尚未成熟，及充電設施尚未建立時，整個政策是少數機車製造商與民代，利用綠色消費者支持綠色機車政策，以謀取政府補助款的大騙局。很多綠色消費者花了錢買了電動機車後，才發現電池動力持續力不足，用不到半年電池必須更新，又有充電費時，無處充電的困境。好心消費者不到半年發現受騙後，投訴無門，自認倒楣。我要稽查人員調查廠商售出登記的資料後，在高雄地區某一倉庫發現囤積400多輛，以人頭購買的新機車，足足騙取了政府1200萬元人民的血汗錢。民代逼行政機構編列預算，與不肖商人狼狽為奸，騙取人民的善心及金錢。這種民代，官員與商人合作騙取人民的荷包，至今仍司空見慣。 當我要署內同仁重擬垃圾焚化爐政策，及減少補助電動機車計畫案後，鬼門關大開。不肖民代、廠商、教授急著出籠，譴責政策之不當。我都一一親自與之分析討論，以理性作政策的辯護。結果，民代都以預算為要脅，廠商都以私宴為餌。我只能搖頭嘆息，感嘆台灣的「民主」自由。最讓我受不了的是竟有民進黨民代向我說項，並堅持以預算為要脅。 經一番思考，我就向阿扁總統提出轉換跑道作外交工作的可能性，希望他能派我到外交官不願意去的非洲國家作代表。他聽了後，不解地說，「你瘋了，你去非洲國家幹什麼？」我還來不及說明解釋，他就向我揮揮手說，「好好作你的環保工作好啦！」我無法告訴他我內心的想法。1970 年時，我在非洲肯亞做志工時，我有一神秘的經驗，我的命是由一肯亞人救回來的。心中一直希望在退休時能到肯亞再做志工。 如果，我能到非洲一邊作外交，一邊幫助他們，多好啊！ 經總統否決後，我只好在環保署繼續工作。沒想到奇蹟的事情發生了。3個月後，竟然有一艘希臘藉貨輪阿瑪斯號，在墾丁海域擱淺，4天後，船身破裂漏油。這件油污事件的負責機構本是交通部的責任，但我聽到是污染事件就自告奮勇去瞭解情況，結果變成了在野黨的攻擊對象。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在此詳述亦無意義，但我完成除污工作後，負起政治責任，就自動請辭。這個事件讓我看到台灣地方政客、立委、村民唯利是圖的貪婪行為及媒體記者說謊、偽造證據的新聞報導，令我寒心。事實上，這種行徑是國民黨操縱媒體的常態，至今如是。 事件結束後，媒體都以惋惜的口氣爭相報導，我是被放逐到甘比亜當大使，而替我大抱不平。但我心中充滿感恩，人世間竟有心想事成的奇蹟？這是巧合，或是冥冥中的安排？這是生命難以破解的奧秘。 自1995年至2008年，我歷任五種不同政務官的工作，台北市環保局長，行政院環保署長，駐甘比亞大使，駐英國代表，及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委。對我而言，歷任五種政務官的職位並不屬於我的「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因為它們不是我自己生命造就的，而是被授予的。我只想撰寫「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來鼓勵年輕人活出淋漓盡致的生命（How to be），比什麼世俗的功名利祿(How to have) 更重要。我要在這個真實的生命故事中，告訴年輕人我學到的「生命教訓」（life lessons），希望他(她)們不要重複我的錯誤。我不想把這十多年政務工作的經驗寫下來，是因為我覺得這些經驗的內容與我要年輕人活出淋漓盡致生命（How to be vs. How to have）的動機，風馬牛不相干。 我不願意寫出有關十多年政務工作經驗的另一原因，是我覺得它們都已變成歷史了，沒有意義了。我不相信中國文化中強調的「歷史決定論」；我也不相信中國兩三千年歷史的真實；我也不相信以史鑑今，因為中國的歷史都是在重複歷史的錯誤，把不理性的歷史變成理性，把不合理的歷史變成合理。 我對歷史的功能也十分懷疑，Karl Popper寫了一本書，<Poverty of Historicism>（歷史決定論的貧瘠），批評歷史決定論的錯誤及荒謬。Scott Anderson借他寫的小說< Triage>中的一個要角說，「歷史是人類最遭的發明。」（History is the worst invention of men.）。因為歷史都是統治階級的謊言。我只期待年輕人不能讓過去的「歷史」決定台灣的「未來」，更希望你們以「當代」決定「未來」台灣的歷史。 我後半輩子，做了三次重大的生命抉擇：一，選擇加入了民進黨；二，選擇加入阿扁市府團隊；三，選擇加入阿扁行政院團隊。這三次的抉擇卻顛覆了我的生命，讓我捲入了不同的政治世界，造就了我豐富多樣的生命，挑戰了我的能耐及心智。在這佈滿荊棘的道路上，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中，我還能堅持著年輕時所受薰陶的人文的價值及信仰。在退休後，不憤世嫉俗，仍保住人性至善的信心；老了，仍反傳統，反世俗，反流行，絕不隨波逐流，但對社會不公不義的人與事，仍有脾氣起伏的陋習。 自1975年自美回台，到2008年8月退休時，我已70歲矣，從滿頭黑髮，不屑世俗的眼神，演化到百髮蒼蒼，平靜憂鬱的臉神。回顧這33年漫長的歲月，恍如隔世，看盡了人世間的虛實百態，只能以歷盡滄桑來形容。還能存活，何其幸哉，我只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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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過程要求無數的選擇。 一旦做了一個選擇，未來生命的走向就不是你可以規劃或掌控的。那些所謂「偉大」人物都自誇自己的成就都是生涯規劃的結果，你信了他們就害了自己。中市市長選舉後，我宣布退出政壇，決定回到寧靜的校園，做好我教學研究的工作，做一位好丈夫，好父親，結果事與願違。這是我一生中學習到最深刻的生命教訓之一，體認到生命的奧秘及命運的存在，使我謙虛，不鐵齒。 1997年8月，我從台北市政府辭掉環保局的工作，也是生命中的一個選擇，再度決定回到校園希望做好我教學研究的工作，結果再次地事與願違。經過一段東海孤獨安靜的學術生涯，藏在心底深處哲學的呼喚，及家的思念開始萌動。老大西濤、老二西湘離開台灣到美上大學後，我未曾抽空去看過他們；老三及太太離開後，也一直想念他們。沒有一個家的自足，愛的滋潤，生命的意義似乎懸在半空中，無法著陸。 1999年暑假開始是我東海大學6年一次的休假年，我很興奮地規劃這一年休假的計畫。首要的計畫是到支加哥，盼望挽回失去的太太，及關心老ㄠ西洛、西濤及西湘的生活。我特意安排在支加哥附近Evanston 的西北大學哲學系作研究，方便與他們常有見面的機會。 這一切的規劃全然事與願違。幾次與太太的見面溝通的結果，我非常難過，知道挽回修好的可能性幾乎是零。幾次見面後，她也拒絕與我再見面。與西洛的見面及關心也令我辛酸、慚愧，愧為丈夫，也愧為父親的角色。但我仍決定留在Evanston以研究讀書麻醉自己，希望至少西洛有時間時會常來找我，一起聊天吃飯。這段時間是我生命中最低潮、落寞、傷心的藍色時期。生命中令人仰天長嘆，低頭泣涕的遺憾事千萬種，但涉及愛及家的憾事，最令人難以自抑。 生命由我不由天？是嗎？不可能發生的事再度發生在我的身上。 1998年陳水扁市長以優秀的市政成績及民調高達80%之支持度，爭取第二任市長選舉，竟遭落選。生命的落敗竟變成他生命的轉捩點，使他有機會參選2000年第十任的總統大選。生命事是難以預料的，陳水扁市長決無法想像，支持馬英九當選市長的選民不以「選賢與能」方式，扭曲民主的結果，竟是送上阿扁總統寶座的「支持者」。每個生命的變動可以影響到的其他無數的生命，如同自然界中萬物都相互關聯，牽一髮而動全身。 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是台灣民主發展的里程碑，自1950年代以來，無數台灣民主鬥士前赴後繼的投入民主運動，表面上台灣人終於當家作主了，但骨子裡只是民主發展艱鉅工程的一小步。在遙遠的海外的我，孤獨默默地與無數國人深感振奮、驕傲。但心底深處，佔據大部的心思是我生命的落寞，不是台灣政黨輪替的喜悅。 2000年4月，有一天我接到從台灣來的一通的電話，嚇了我一跳，又是陳師孟教授，「林教授嗎？我是陳師孟。你被推薦為新政府環保署署長最佳人選，歡迎加入新團隊….，阿扁總統會再親自打電話給你。」「師孟兄，我不行，我不行…」我結結巴巴地說。「以前你批評國民黨的環保政策，現在是你發揮的時候了。520快到了，趕快回來吧…，拜託你了。」電話掛斷後，我坐著發呆許久，醒來後急著聯絡市府好友林嘉誠，請他轉告阿扁總統，我實無心力應付環保署的重擔。「這怎麼拒絕呢！」他的口氣毫無轉圜，「你自己向他說吧。」我坐著，獨自發呆，向誰訴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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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東海校園，我開始規劃從此將遠離政治的是非，安心地教學研究。我告訴太太我的想法時，她只笑笑地點頭，也未做任何的評語。二十多年來，我們的生活從未如此平靜規律過。她雖比以前沉默多了，但與校園鄰居的活動卻十分活躍，可是她憂鬱的眼神一直讓我擔心。每次提起，她總是怪我多心。我用盡了各種方法，讓她與我分享她心底的思緒。但她總說，「沒事。」有一晚上，我們躺在床上閒聊，我說，「生命是脆弱而易受到傷害的 (vulnerability)…。」我尚未講完，她馬上衝著我說，「你有嗎？」我停頓了許久後說，「我怕失去你。」她突地坐起來，面對著我「你要我相信你嗎？這麼多年來，你的工作都比我更重要。」我落寞著，不知如何回應，好像說yes也不對，說no也不對。聽她堅定說話的口氣，我相信她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 終於生命無法預測的事發生了。 1995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時任台北市副市長陳師孟的電話，「俊義兄，陳水扁市長希望藉助你的長才協助台北市的環保工作，希望你不要推辭。」我馬上回說，我必須和我太太商量。 這件突如其來的事，此時此地，茲事體大。當我與太太才開始適應校園平淡的生活，當我覺得與太太緊張的關係開始鬆綁的時候，不管這件事情的選擇如何，都將攪亂我們未來的生命。我的直覺反應是進退維谷的窘境。但當我告訴她時，她卻以很高興的表情說，「好啊，這不是你要的嗎？」沒有聽到她反對的期待，我確有一份失落的感覺。我真希望她給我一個堅決NO的決定，使我不再猶豫，此時，我的心情更感複雜，帶著疑慮，我問，「你真地這麼想嗎？」我想確定。「是啊！你不是關心環保問題？你不是一再地抗議台灣的環境生態問題嗎？這不是你可以發揮的機會嗎？」我還來不及回答時，「Really，go ahead.」她說完，就走開了。我失神地站著，她那堅定的鼓勵卻讓我感到難過，好像什麼事會發生似的。 再度，我必須做一個抉擇，知道它將神秘地擺佈著我未來的生命。 經過一個星期後，我終於做了決定，同意以兩年的時間為限，進入北市環保局工作。當我告訴她我的決定時，”Well, it is your decision，” 她不帶感情地說。 10月17日是環保局長交接的儀式。 太太也很樂意地同意參加，讓我十分高興。陳水扁接任台北市長從國民黨手中接手才短短十個月的時間，環保工作百廢待舉。第二天開始，我的生活進入了每天備戰的狀態，十分辛苦。但我很高興，在兩年的努力下，把台北市被媒體指責為惡劣骯髒的都會，變成一清新、乾淨、舒適的環境。特別，我把局內同仁視為不可能的任務，逾半市民不贊成的政策，「垃圾不落地計畫」，順利完成，成為全國競相模仿實施的政策，並被「讀者文摘」派員訪問，讚譽台北市能在短短兩年變成「綠色生態的都會」。 工作一年多下來，日以繼夜的工作，很少回台中與太太孩子相聚。有一天，他來電哭訴，他已無法接受我，希望帶著西洛回美。我心中的恐懼終於成真。我一再地挽留她，心中知道已無可能。一天下午，我到機場送行，一看到西洛，我就痛哭流涕，抱著母子，一再地抱歉，一再地要她原諒我。看著他們離開，我心如刀割。 就在這樣難忍的心理狀態下，我用工作忘掉一切，熬過約兩年的時間，我終於向陳水扁市長提出辭呈，回到台中。第一次，孤獨一人，進入空空蕩蕩的家，我已無法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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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半中，我在<新頭殼>網站上，已發表了90多篇的「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 即將結束之前，我必需告訴讀者自己的一件私醜事，為什麼我會寫自己的故事。 談自己，我總覺得怪怪的；寫自己，心中總有一種排斥感。我也自覺自己也不是什麼成功的榜樣，可以為我自己寫回憶錄。事實上，對任何政治偉大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我總有一種排斥感。 我這種排斥感， 首先來自科學、政治、歷史哲學家Karl Popper 的啟示。他在一部鉅著<.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y>（1954）中曾說，”Civilization is to survive, we must break with habit of deference to great men. Great men make great mistakes.”（文明如要生存，我們必須拒絕對偉人崇敬的習慣。偉人製造重大的錯誤。）換言之，世上實在沒什麼偉人，有的話，都是編造出來的。特別在民主的社會裡，政治人物都是我們選出的僕人，包括總統等。退休後，這些政治人物的傳記或回憶錄絕大部分都是吹噓自我的偉大。在西方民主社會，任何人的傳記或回憶錄總是會受到不時的評論及批評，難以蓋棺論定。 但在中國的政治人物，都是永不作錯的偉人。殺人如麻的毛澤東或蔣介石永遠都是偉大的人物。批評他們還會遭受到牢獄、殺身之災。我雖未入牢，卻受到放逐三年黑名單之禍。 在一生忙碌的生命中，我未曾想過寫傳記的念頭。但為什麼我會在退休後，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呢？ 2002年中，我在西非甘比亞共和國擔任大使時，我的三個孩子及老大的未婚妻來信，要來甘比亞看我。我求之不得，高興地歡迎他們。這是他們第一次訪問非洲，老大是出生在非洲肯亞，兩歲多時才離開，所以他特別感到興奮。我也特別安排他們到各種不同的景點，及難以到達的地方，讓他們多瞭解甘比亞。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餐後，大家聚在臥室的沙發上聊天。突然，我的大兒子正經地說，他們要向我訴說他們梗塞在心中多年的話。我還不解地說，「什麼大事啊？」大兒子西濤顯然有備而來，「十多年來，你和媽媽分手離異的事，你都未曾跟我們提起，好像跟我們孩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西濤突然站起來，聲音突然變調提高，「你以為和我們孩子沒關係啊，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啊！」我被大兒子突來的動作及控訴，還來不及回應，西濤卻激動地大聲抽泣，指著我咆哮，「你以為我們不在乎啊！你有沒有向我們提過，你有沒有向我們解釋過？你們的關係對我們不重要嗎？」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把這件傷心事藏在心底，知道問題的癥結是我的不是，是我做錯了事。1997年，太太帶著老么西洛離台回美後，西濤、西湘已離家赴美就讀大學，零丁一人，忙著市政，我向誰訴說？向誰解釋？ 聽到西濤的控訴，看著西湘及西洛頻頻拭淚，頓時讓我覺醒，多年累積的悔愧不應僅是對我太太而已，而我也曾一再地向太太道歉過；但一直未向孩子溝通過，更無道歉過，因為我想西濤和西湘已成人了，他們應當瞭解。聽完孩子的控訴，我不禁淚流滿面，仰頭說，「我把你們都看成大人了，爸媽的事是我們的私事…」話還未結束，三個孩子突然一齊站起來，大聲地說，「是我們的事，你把我們當成什麼啦！你知道我們的感受嗎？」經他們這一指點，我更感到愧疚。把他們當成大人看待，把爸媽的事當私事，就不溝通道歉？ 這是多麼幼稚自私無情的想法啊！正想說出我的懺悔，表示我的歉意時，西濤更大聲向我咆哮，「你把我們當成你的孩子嗎？我們是一家人嗎？你向我們道歉過嗎？」 這時我淚流個不停，無言對著他。 「還有，」西濤從沙發椅再站了起來，對著我說，「我們在家時，你整天忙來忙去，我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你向我們說過，你在幹什麼嗎？」 這時，對著孩子，我再也無法自持了，滿臉淚水抽泣地說，「我錯了，讓我在這裡向你們道歉。我現在知道這麼久來，你們的感受了，真的太對不起你們，」我還是哭著，「至於你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也是我的錯，我答應你們，我退休後第一件事就是寫我的一生給你們知道。」 講完後，淚水更難抑制，但我卻感到十多年來鬱積心中的塊磊頓時散開，模糊中看到我的孩子都向我走過來，我們自然地擁抱一起，哭成一團，縱情地發洩心中的塊磊，如同心理療法學中的洗淨作用(Catharsis)，把我與孩子間長期積存的抑鬱不平之氣，清洗殆盡，把我與孩子的關係再拉回來。 從此，我與孩子彼此間的感情再不能更融洽了，我也不再向他們說教過，彼此像是兄弟姊妹一樣。 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教訓，我很高興孩子們有如此開放明智的個性給我上了生命重要的一堂課。 我們這一代都有太多文化的盲點，都把自己的價值、思維、行為視為當然，倚老賣老；說實在，我們亟需年輕人給我們上至少十四堂的「文化盲點」的課程，讓我們拋棄過去習慣的價值，回應當下現實的挑戰，台灣的歷史才有改變的一天。 2008年退休後，我開始斷斷續續撰寫我個人的生命故事，事與願違，一拖再拖。 幸賴玉山社總編輯魏淑貞和蔡明雲編輯的催促及包涵。及 <新頭殼>部落網站上每週必登一篇的壓力，逼著我終於在2014年三月底完成，履行了我給孩子的承諾。對我個人而言，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謝謝我的孩子！。 完成時，正值318反服貿佔據國會學生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人在海外，每日關心學生及國家未來安危，目不轉睛，時時刻刻盯著電腦網路上新聞的發展。心中無比雀躍，一代新人換舊人，一代勝過一代。 謹以自己個人的私醜事，建言我們這一代的人，請聆聽我們孩子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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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長選舉後，我全身解放開來，心理準備重新回到寧靜的校園生活，思考今後生命的走向。有一晚上開完選舉善後會議，從台中回到家時已近清晨兩點，進門後，看到餐桌上一本厚厚翻開的相簿，雖累，想是晚上太太和孩子翻看後留下來的。好奇地，我坐下來瀏覽一下，都是孩子們的照片；看著看著，眼角開始潤濕，翻著翻著，看到一張三個孩子擠在太太兩旁，聽她念故事的照片，孩子專注會神的表情，老大卻在挖著鼻孔可愛的樣子，我再也無法控制情緒，砰然一聲，嚎啕大哭，驚動了太太從臥室中出來。我緊抱著她，不停地抽泣，不停地說，「I am sorry，I am sorry.”她一句也沒說，轉過身回到臥室。我落寞站著許久，轉身走到浴室，準備刷牙就寢。當我打開櫃子找東西時，發現一小藥罐子，上寫著「valium」（一種精神鎮靜劑）。想到她這幾個月來，瞞著我，借著鎮靜劑度過選舉的創傷，我都無法照料她，呆坐在浴室的小板凳，淚水不停地湧出。 第二天早上早餐時，她還是怏怏不樂的樣子。昨晚發覺她需賴藥物熬過痛苦的選舉經驗，我一再地表示歉意。「你知道來到台灣後，為了你，我一直學習中文，也學習台語，我也一直來適應台灣的文化..，」她還未說完，我已無法自制。她的中文、台語不像你我的流利，但她出去可以與人溝通；她選擇到傳統的建國市場買菜，當老大西濤擰著鼻子，拒絕進去，她會罵他這是不禮貌的行為。她學會傳統台菜，鹹菜豬肚湯、魷魚冬荀湯、掛包等等，樣樣逼真。但過去我一直把她的努力視為當然。「我已無法忍受你們台灣的選舉文化了。」她也開始哭著。這是她在我面前，第一次說出「你們」兩個字時，我更感受到這次她所受到的創傷之深。我過去抱著她，彼此相擁，泣不成聲。我心中已知道再怎麼道歉，無濟於事矣。「暑假讓我們帶Christopher（ㄠ兒，西洛）回家吧。」我哭著說。 異國婚姻的文化衝突，男方總是把自己國家的一切文化視為當然，要求適應的是對方。但這次太太受到的侮辱及創傷，我知道都是因我們劣質選舉文化的結果，是我的錯。25年的婚姻生活，她與我到非洲，來台灣，堅忍地接受兩地全然歧異文化適應的挑戰，從未抱怨，又以普世偉大的母愛精神扶養教導出三個充滿愛心，又盡責獨立的孩子。想到過去，我都把她視為當然，未曾用心扶持她，任令她上下浮沉，承受身心的痛楚。直到今天，我們的分離是我生命中的最痛。 暑假一到，我們終於能在一起遠離台灣是非，來到寧靜賓州鄉下太太的老家與母親團聚。老大與女兒也來賓州與我們相會。每次來到岳母的家鄉，我都有一次心境淨化的作用，可以和孩子享受屋外的大草坪上踢球摔角，散步在廣闊的樹林中，吃的都是從自家菜園現採的新鮮食物。我可以感受到孩子的自由快樂的心情。太太似如魚得水的忙來忙去，與母親似有談不完的話題，反而我有不適應的感覺。 來美前，我也安排到哈佛大學Stephen J. Gould的實驗室，以一個月時間參加他們每星期的討論課，並上他的演化學課。Gould 教授是我印大研究生時，就很敬仰的一位古生物學演化學教授，學界尊稱他為演化先生（Mr. Evolution），著書無數，是自然科學家中少數滿懷人文關懷的學者。我希望參與Gould 教授與研究生討論課，及聽他的課，主要目的是希望能重新感受我研究生時代學習的氣氛與興奮，希望激發我重新對學術教學的熱情，回東海後全心注入教學的工作。 我們在岳母家住了一個多月後，全家快快樂樂的北上到波士頓。自1975年太太隨我回台後，全家一起在美國的機會只有兩次，一次是在1984年我被國民黨放逐三年時，最後一年我們在夏威夷的時候，和這次在岳母家及在波士頓近三個月的時間而已。到了1994年，我們長達25年的婚姻中，她在台灣與我住了21年多。現在想起來，我都會哽噎難受的心情。這次三個多月來，我雖觀察到太太快樂愉悅的心情，讓我安心點，但從她的眼神，我可看出她那憂鬱不快的心情仍在。 我想安慰她說，「回去後，就讓我們平靜的生活吧。」但她卻不想多談，我也不敢多問。 1994年8月，我們送走老大及女兒回校後，我們帶著西洛，又回到台中東海大學。 社會的動盪變遷，我可感受到烏雲密佈，風雨欲來的感覺，但自己生命未來的動盪變卦卻無法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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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解嚴後，論道理，被壓迫的人民一旦被解開枷鎖，整個社會應有民心思變的期待。難道大多數的台灣人還會投票給國民黨嗎？不幸地，1989年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許榮淑竟以七萬多票之差，敗給林柏榕。1991年底第二屆國民代表選舉，我雖當選，但我也對民進黨的得票率及當選席次，感到失望。我心中不得不對台灣人及其文化感到迷惑。我雖無法釋懷，但擺在眼前的證據，我也無法否認。到底，我對選舉結果對台灣人的失望，是我的問題？或是台灣人及文化的問題？時至今天，我一直仍無法釋懷選民佔有百分之85的台灣人，竟會選輸選民只佔百分之15的外省籍的民主現象？毫無疑問，我們應當好好反省台灣文化及台灣人的問題，而自我發動一文化維新運動才是。如果國民黨作票，買票賄選，因而可繼續執政，耍弄台灣人的憨直，不屑民主及台灣的未來，我不得不廢然長嘆，台灣人啊！堂堂正正有尊嚴的台灣人，何時出現！ 經過兩個多月民進黨的提名程序，我被提名參選中市市長的選舉。 提名後，整整6個月的時間，我把渾身的意志，全心投入了選舉。我與選舉的團隊日以繼夜的規劃選務，從後援會的成立，辦理各區里座談會、募款餐會等傳統選戰策略外，我們推出各種戰術，如到支持者家，及眷村主辦市政討論會等。幾個月下來，聲勢浩大，引發了對手林柏榕，以最惡毒的手段，有計畫地不斷推出彩色文宣，以我太太為外國人，侮辱她及我全家，說她只會講幾句台語來騙選票，說我隨時會和太太一起「浪港」（隨時逃離），憑空捏造我是「投機政客，醉心名祿，背信毀誓」等，並在最後幾天，大肆買票賄選，法律視若無睹。國民黨對太太的人身攻擊，使她對台灣人及文化，無法接受。我怎麼安慰，她也不想聽。 在選舉前的一個深夜，當我們到家後不久，寧靜漆黑的東海宿舍，突然我看到門外幾個人影，悄悄地敲門。我出去開門，門還未打開，兩位穿西裝的人就急著進來。我一看，知道是前經介紹過的中部兩位營建大亨。坐下來後，很客氣地道歉突來深夜的拜訪，「恭喜您，市長。我們相信您一定會當選。」講完後，馬上攤開兩份台中街道圖，指著畫好紅色的街道，希望將來都市重劃細節時能幫忙。當他們還未提到後續的支援捐獻細節時，我馬上對著他們說，「對不起，我對台中市政還不清楚。謝謝你們，」就請他們出去。我提這件事，主要是要說出，財團買下候選人是家常便飯，藍綠通吃。在選舉前，這樣的動作，我還懷疑可能是一個陰謀？ 長久以來，大家都知道台灣選舉的齷齰事實，及大小財團與政府的黑幕關係。馬先生在各種選舉背後的錢財醜聞可能比陳先生更多，但他可透過黨政的黑手，讓他清潔溜溜。今天，財團已是政府了。民主主義(Democracy)已變成富豪主義(Plutocracy)。選舉前和選舉後都一樣嚴重。 選舉結果，我以5萬多票之差敗北。當晚，在很多人的反對下，我即宣布退出政壇，從此不再參選公職。當時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安慰我說，「就把選舉當政治運動吧，謝謝你！」我對政治雖有一份理想，但政界絕不是我的生涯規劃，我很感恩地把它們當作政治運動外，也當作無價的生命經驗，豐富了我對人，對台灣，對台灣政治的認識。我個人毫無遺憾或惋惜。 三次選舉的經驗，一次一次加深我對台灣選舉文化及民主的失望，但對台灣未來民主，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憧憬難以忘懷。 21年後的今天，我已垂垂老矣，但我一直感嘆著為什麼這一套的反民主的選舉制度會長存到今天，仍一成不變，讓人民看透了無能、無恥的國民黨也可以持續執政？讓台灣的司法墮落？教育政治化？民進黨成立至今已四分之一世紀以上，可惜慢慢地把這一套的選舉制度視為當然，讓政治人物不斷把玩至今。幾十年來，大家都心知肚明，台灣的選舉是民主的道具而已，改變選舉制度，才能充實民主。不僅是防杜貪污賄選，而是改變制度。制度的改變，貪污賄選始能式微。 今天，美國年輕人開始改變過去生態環境運動的策略，喊出並推動「改變制度，不是改變氣象變遷」的策略 (Change system, not climate change)。它們知道只能在改變制度後，氣象變遷、生態危機始有改善的可能。改變或革除不公不義的制度，不公不義的細節始能改善。雖然改變制度是十分艱鉅而冗長的過程，但沒有這樣的認知、理想及行動，人類的悲慘世界將持續不斷，永遠掌握在獨裁者的手中，不在人民。 我坦然接受敗選，但對林柏榕以歧視外國人的心態侮辱我的太太及家人，使她鄙視台灣人及台灣文化，是我一輩子很難原諒他的。他們的惡質人性及選舉行為，是集體對台灣人的侮辱，我很不齒。林柏榕自稱篤信佛教，他心理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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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底立委選舉結束後，接踵而至的是1993年台中市長的選舉。 台中市自1954年至1992年間十屆的市長選舉中，除了兩屆由無黨籍候選人勝選外，餘皆由國民黨候選人包辦。地方縣、市首長的選舉是國民黨必會用盡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綁樁、賄選、違法的奧步，以求獲選勝利，原因是，一旦當選他們可以運用各種行政的資源，透過行政手段，貪污舞弊，土地重劃，熱炒地皮，官商「合夥」而獲取暴利，又因台中市是台中縣、彰化縣及鄰近地區吃喝玩樂，花天酒地及黑道的大本營，因而非法行業的休閒場所、浪漫旅館、KTV、柏青哥、PUB酒吧、電玩場所到處林立。 不是2010才突然地發生台中市翁奇楠槍殺案，大家才驚嚇地發現警察與黑道在同一家辦公室「辦公」。其實幾十年來，台中官商勾結，黑白共治，派系共存，上至市長，正副議長，市議員、官員等與財團，色情、吃喝玩樂的業主等已編織出一密密麻麻的利益共生網絡，如同黑手黨一般；所以此時此地，民進黨要選贏國民黨的市長選舉，如同以卵擊石，除非派系倒戈，選民覺醒，否則幾無可能。 立委選舉後，距離1993年底的台中市長選舉雖還有十餘個月的時間，但國民黨與民進黨間就陸續展開攻防戰。民進黨也挾去年立委選戰大獲全勝的餘威，頻頻叫陣，喊出「換人做看看」的口號，使選舉的煙火提早瀰漫開來。有意問鼎百里侯寶座者，亦暗中較勁不已。. 我心裡清楚，民進黨台中市長候選人終究會落在我的肩上。當我回到寧靜的東海校園後，夜闌人靜時，我不得不面對參與市長選舉與否的抉擇。政治這一途決不是我人生的規劃，也與我的性格迥異；人文信仰及理想認知，與現實政治，格格不入。在國內墮落的政治選舉文化下，從事政治必須與人成群結黨，同流合污始能生存，但我堅持獨來獨往，婉拒參加民進黨內的派系，知道一旦參加派系，就很容易失去自己。前中時晚報記者胡永芬曾天真無情地描述我為，「心懷浪漫的鬥士，但在從政路上顯得又臭又硬」。連記者都受不了，何況是政治人物、官員。過去兩次的選舉也因無派系的支援，讓我吃盡了苦頭。多少人也勸告我改變、妥協。我自知，不是我不能改，而是我拒絕失去自我。 我心知肚明，市長的選舉有別於立委國代的選舉；市長的工作比立委國代更辛苦，壓力更大；市長的角色與國代立委不可相提並論.。我還要捲入這一癱渾水嗎？ 想想過去，每一個生命的轉捩點，我似乎毫無選擇地必須孤獨地做出我的決定。原因是，雖然我很想聽聽別人給我的評估，但我無法聽到一些真正誠實的意見。 絕大多數我請教過的人，都只會慫恿鼓勵我參選一途而已。但我內心的世界，誰會瞭解？經過一段孤獨的思考、沈澱，我終於做了決定：如被提名，這次市長選舉，不管勝敗，都是我最後的一役。 為什麼決定參選？為了考驗自己？ 或是為了進一步去體驗「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表達內在自我的需求，實現生命多樣豐富的經驗？或是不信正義喚不回？我雖無法回答，但內心呼喚著我必須走完這程最後的道路：立委、國代後，最後市長的選選。與太太溝通，告訴她，這是我最後的一次的選舉。 她默默地聽著，看著我，眼角閃爍著淚光，只說，”go ahead，” 轉身走入臥室。 我心中絞痛，因為我知道她真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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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止。 從巴西回來後，我很高興以後就可以全心繼續投入在教學研究，及核能、生態的關懷了，但接踵而來的1992年底的第二屆首度全面立法委員的選舉卻打亂了我所有的規劃。回到台中後，我就被捲入協助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選舉中。 我參與1989年立委選舉時，代表民進黨參選人只有兩位，只當選一位。但經過三年後的台中立委選舉，雖然應選名額只有四名的局面下，民進黨內躍躍欲試的候選人，一口氣冒出了四名戰將：洪奇昌、劉文慶、陳陽德及紀萬生。但明眼人知道四位全部當選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能夠與國民黨平分秋色，當選兩名席次的話，這就算做一大勝利了。但台中民進黨部不從政治現實的考量，只為了息事寧人，不做壞人的心態，竟然同意全部四名戰將披掛上陣。國民黨看在眼裡，也耍了一招陰謀，故意提名三位候選人，聲稱「禮讓」一席給民進黨，其目的是為了誘使民進黨及選民，全力鞏固洪奇昌的選票，而使國民黨三名候選人都能順利當選。我既參選過立委，又現為國代，過去受到各方人士的協助輔選，現在為民進黨同志輔選，我實義不容辭。 民進黨四位候選人的背景、理念及派系迴異。他們相繼地投入了選戰，個個鬥志高昂，個個都充滿希望，各不相讓。這種過份樂觀的態度，看在國民黨的眼裡，心中暗爽。 到了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從台南轉戰到台中，時任立委洪奇昌的聲勢，如日中天。我開始擔心，如果選民真地集中選票投給洪奇昌一個人的話，不是重了國民黨的計謀嗎？我在情急下，為了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就向黨部建議，以「望二不難」，「自動配票」向選民訴求配票給洪奇昌和劉文慶。為什麼洪奇昌及劉文慶？因為從輔選的過程及民意的反應，以及我個人的評估， 陳陽德及紀萬生的當選機率不高。但台中民進黨部對我這項建言，只說黨部基於中立原則，一視同仁，還是依舊以一貫不得罪人的態度行事，把政治當人情來運作。 看著黨部人員，我不快地說：「黨部不敢講配票，我講。」 但我的建議都受到所有候選人的抱怨及反對，並受到不少人的攻擊。為了政黨的整體利益，心中知道我只能走自己的路了。為了使自動配票更具號召力，我說服了台中大老張深鑐、省議員何春木、及前台中市長陳端堂發表緊急聲明，並刊登於報上。同時我也鼓吹學界緊急呼籲，要求台中市的選民支持洪奇昌及劉文慶，以便開創台中市反對運動的新頁。從政治的常識，這種作法是一種個人政治生涯的自殺行為。但當時，我只從台灣民主運動的觀點及政黨的利益思考，其餘的，我也不在乎了。 選舉結果，果然，洪奇昌和劉文慶均雙雙高票當選。這是在台中市立委選舉中，第一次與國民黨平分秋色，並從過去百分之三十的得票率劇增到接近百分之四十。 但選舉後，接踵而來的是無數對我的攻擊。紀萬生認為公開支持兩特定候選人，係「公然殘殺自己同志」，擬採法律行動。美麗島系支持的陳陽德也對我抱怨連連。但我也不想去向他們解釋說明。媒體還為他們叫屈，「雖然二屆立委選舉已落幕多時，唯此間各派系與林俊義之間的心結，卻一直沒有化解的跡象，也不知是林俊義不知道已得罪人，還是沒有時間去向他們進行說明與解釋，反正是迄今兩者都還未有過接觸，導致批評他的聲音不斷出現。」 選舉確使很多人瘋狂失智。過去，我曾兩次作為候選人，我知道所要面對的各方壓力及選舉的奧步；這次，我更清楚地看到選舉期間，黨內黨外候選人彼此間的爾虞我詐、鉤心鬥角、明爭暗鬥的伎倆，令人心寒。 台灣的選舉，好像與政治哲學的道理與民主的規範背道而馳。瞭解三次大選的實況，我心知肚明台灣政治選舉的黑暗與齷齪。自1989年後，整個選舉文化每況愈下。地方派系、政黨派系、地方家族、財團勢力、政治人物的背景、動機等形成選舉文化的雜碎物，使台灣民主的健康發展障礙橫生，困難重重。對國民黨而言，任何的選舉其實就是官商勾結、黑白共治的既得利益團體的保衛戰，因此以金錢綁樁、利益輸送、賄選抹黑已是選戰勝選的不二法門；政治人物的心中毫無政治的信仰，油腔滑調，謊言連篇，亂開支票，只把民主掛在嘴邊，任令民主的真諦越腐爛，越有利。對民進黨而言，年輕的世代，大都未經壓抑的年代，憤怒的歲月，及民主運動的洗禮，因而培養不出堅實的政治信仰，及忠實於台灣未來的民主目標。在這價值錯亂的年代，我實在對台灣民主的前景，不抱樂觀的態度。直至今天，台灣的民主，仍徒有選舉的道具，但毫無民主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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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與達賴面對面的交談，顛覆了我對宗教信仰以往的態度。 自攻讀生態及演化科學後，我對基督教的信仰總是持著懷疑論的心態。但在美國讀書時，每當我看到達賴消息，或聽到他的講話時，我就滿心歡喜，覺得他很迷人，不是因為他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或他是西藏的政教領袖，而是他不受其地位、光環的約束，仍保有一顆赤子之心，並且完全忠實於自己的人；他的一言一行，表裡如一，充滿對人的愛意、慈悲、關懷；對世事以和平、非暴力的理念始終堅持如一，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章。他從未滿嘴宗教道德，訓誡眾生為善。我相信他的真誠率直來自他的宗教信仰，而他的政治理念，及為藏人爭取自由的努力，一直也受到世人的景仰。 這幾十多年來，我收集、閱讀了不少有關達賴的書籍文章，特別是他對生態環境的觀點，以及如何看待自然及動物的倫理觀。我很欣賞達賴的論述，因為他的所言，與當代的生態倫理學十分相容，如同Peter Singer （著名澳大利亞生物倫理哲學家，著有<動物解放>等）的哲學一樣。達賴認為動物是有意識知覺的生物（sentient beings），如同你我，因此我們人類應以一種普世的慈悲心（global compassion）以及平等心來善待所有的動物。回台後，我曾受邀在一次生態保育研討會上，提出一篇「生態倫理與達賴」的論文，其中論點大都引用達賴喇嘛的論著，與國內的寺廟佛教，佛法大師的說法迥異。 1989年，我讀到達賴接受諾貝爾獎的演講，他說：「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為爭取自由，為世界和平努力的人們，我以最深的謝意來接受這個獎章。我藉接受這個獎章，來讚揚甘地，因為他建立了現代非暴力運動的傳統，以改變不公不義的現象。他的一生教導、啟蒙了我。當然，我要為六百萬長期受苦受難的西藏同胞，我勇敢的族人，接受這個獎章。」這一短短的開場白使所有在場的人為之動容，也反映了達賴人文的精神，令我心儀。 2006年，我很高興閱讀到達賴接受一本雜誌 <進步雜誌>（The Progressive Magazine）的訪問。他對記者Amitabh Pal說，「我們一定要從大眾基層培養出世界不是「唯有一個宗教」的觀念、「唯有一個真理」的想法，而是要有多元主義及多元真理的觀念。」（At the general public level we must cultivate the notion of not just one religion, one truth, but pluralism and many truths.）達賴不像其他的宗教領袖，滿腹都是各自宗教的教條（dogma），並視為唯一的真理，以武斷的口氣與其他宗教比高下，導致人類歷史因宗教產生的災難、戰爭，至今仍持續不斷。達賴一向沒有教條主義的固執，所以他的思想才能反映了部分波普的(Popperian)科學哲學的精神及內涵，「任何的教條，政治或社會理論，是恐怖的真理」或「不變的真理是恐怖的教條」。他是一位宗教的領袖，但其思想也反映了自然生態的基本原則 -- 生界的一體及相互依存觀(wholeness and interdependency)。 他向訪問者Amitabh Pal說，「解決紛爭，要從整個生界的一體性加以考慮。這是現代的現實，當某一個社區被摧毀了，事實上，我們的一部分也受到傷害。」 (We must think how to solve any disagreements on the basis of recognition of oneness of the entire ecosphere. This is the modern reality. When a certain community is destroyed, in reality it destroys a part of us.) 達賴進一步說，「每個人的生存，從出生都需依賴父母及無數人愛心溫柔的照顧；每個人的快樂幸福也是如此。因此每個人的生存及未來乃依賴一個健全、慈悲、正直的社會。」當記者有意為難他時，問道，「這些話是否只有佛教可提供給非信徒而已嗎？」達賴馬上回答，「不是，這些不必然與佛教的教義有關。這些只是建立在人文價值上的教訓而已。」 當代佛教、基督教等的領袖一大堆，但能從他們的談話內容及行為，讓我對宗教領袖產生敬意，唯有達賴喇嘛而已，也反映了我對其他宗教領袖的一些「偏見」。達賴這番話啟示了我把希臘哲學家Pythagoras的一句名言，「人一旦殘殺動物，人就會彼此殘殺」，延伸成「人一旦彼此屠殺，人怎不屠殺動物」。因此，要有和平、諧和、慈悲的世界及生界的永續，必須是一個沒有戰爭的世界。 當世人想盡辦法想和達賴見面，而我卻在偶然的機緣和他面對面地對談，實在是我一生難得的福氣和緣分，也再度地興起我對他更大的好奇。他是一位藏傳佛教的教宗，同時又要扮演政教合一的政治人。從媒體的報導，有些人總有個錯覺，以為他只是個搞幽默的政治人物及僧侶，很會迷惑人；從中國的媒體的報導，達賴則是一無是處，混球一個。 但他卻是一位有深度的佛法宗教哲學家，是經得起宗教學術界考驗的佛教領袖。 幾年前，我讀了Donald S. Lope，Jr. 的<Buddhism ＆ Science>(<佛學與科學>)一書，我對達賴更加欣賞。達賴對達爾文的演化學瞭如指掌，對生物複製的倫理問題(biological cloning)討論得頭頭是道，且充滿了憂慮，並對科學知識的極限（limi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十分了然。最近，達賴喇嘛與著名美國心理學家Paul Ekman的一次對談時，Ekman提起達爾文對慈悲（compassion）及道德的觀點，與達賴的觀點有「神奇的一致性」（amazing coincidence）。在達爾文的<Descent of Man> (<人類的由來>)一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人類最高貴的德性之一，即『慈悲心』（compassion)， 乃源自人類演化出的同情心（sympathy），然後經移情的作用，更進一步演化出『同理心』(empathy)及『慈悲心』(compassion)，然後『同理心』及『慈悲心』從人類會擴散到所有知覺的生物（sentient beings）。」當Ekman給達賴念了這一段達爾文的章節後，達賴的回應是，「我知道。我是一個達爾文主義者。」 當我看到這一段時，我禁不住拍手叫好，更加地敬佩他，不是因為他的宗教，而是因為他的心性、哲學，及對真實宗教信仰的認知。 自1992年後，我常以能有機會和達喇嘛見面、對話，當作自我調侃及對外「吹噓」的玩笑話題，主要是因為他曾把他的手放在我頭頂上，而且口中唸唸有詞， 拍了我頭頂兩下。這是大家夢寐以求的「灌頂」祝福吧。當被朋友揶揄時，我常開玩笑地搬出，「你們小心點，我是被達賴喇嘛灌過頂的人耶！受活佛保護的人耶！」說實在話，我對藏傳佛教或灌頂的意義不是很清楚，也不相信；對台灣所謂世俗「寺廟信仰」的求神問卜及各種迷信，更有話說。 可是，今天，我要坦誠地承認，從生態、演化學的探索、從自然地球宇宙的奧秘、從生命意義的思索困惑、從科學的可知及不可知、從科學與心靈的互動關係、從達賴喇嘛的想法、從人的條件、從我生命的體驗，我要重新擁抱宗教的信仰，重新成為新人，每天感受到上帝般（Godliness）心靈的神聖性，不再懷疑。 當今，人、生命、自然、地球、及宇宙的奧秘，科學已知的比一粒沙還小，一粒沙涵蓋的真實也未必全然是真理。未知的是整個無邊的宇宙。我也不再期待從科學找到生命存在的意義，我必須從宗教信仰、人文、哲學及藝術得到答案。科學家，問一個明確的問題，要求得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不幸地，人及生命的問題，大多得不到明確的答案。在這混濁虛幻難分的世界中，我們渴求事實真理，才知我們所知是如此渺小。現在，上帝存在與否，科學是否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已不是我成為有神論者或無神論者的藉口。宗教信仰指出人生和生命的目的及意志，不受物理世界法則的約束。信仰不是只崇拜上帝，或上教堂而已，或盲信聖經；宗教信仰的情愫來自包括感受對自然地球宇宙的敬畏、奧秘、驚嘆、神奇及壯闊的心靈接觸，體認自我的渺小、謙卑，愛人與被愛的渴求美妙，伸手擁抱傷心受苦的人群，投入參與重建不公不義的世界。 我一生在不同世界的經歷，讓我感受到心靈世界與物理世界是難以劃分；奇蹟般事件與理性分析是可以相容。心靈世界與物理世界各自有其迷人震撼的力量；奇蹟般事件與理性詮釋也各自有信仰奧秘之美。科學已不再是阻礙我相信宗教信仰的障礙。有了這樣的宗教信仰，在這混濁虛幻、是非難分的世界中，讓我心情平靜、知足、感恩、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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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民進黨國代黨團退出國民大會臨時會後，6月，我們組了一團由十四位來自民間環保團體，由我領隊，參加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由聯合國主辦的「里約地球高峰會議」(Rio Earth Summit)。我們是代表台灣環保非營利組織（NGOs）參加，租了一個小攤子，擺了很多台灣環境生態的實情資料。政府也派了一團對外自稱為「官方」代表團，其實向主辦單位登記的名稱為「台北文化及商業中心」，也租了個小攤子，擺了一些旅遊宣傳品。我們團員都受到這次會議很大的鼓舞，收集了很多資料，結識了很多世界各國的NGO’s 的領導人，準備日後相互支援。在一次活動中，我不期而遇地碰到老友，美國「看守世界」(World Watch)主任 Lester Brown，並透過他的協助，讓該組織的著名雜誌.<看守世界>雜誌，在台灣翻譯出版。 回來後，我為民眾日報寫了「里約生態92」報導系列的文章。 美前副總統Al Gore在高峰會中演講的一段話，我至今仍無法忘懷，特別寫下來與讀者分享：「請靜聽土地的哭泣，人民的聲音！什麼地方，人的尊嚴被踐踏了，生態環境就蒙受災難；什麼地方，人民感到沮喪無望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殃；什麼地方，人活在驚悸中，生態環境就蒙受災禍；什麼地方，人活著感受不出生命的意義時，生態環境就蒙受災變；換言之，人蒙受痛苦時，土地就蒙受苦難。」 有一天早上，我們一起至里約最醒目的地標 ---「基督山」旅遊。我們在38公尺高的基督巨大雕像下，模仿基督展臂拯救世人的悲憫姿勢照後，走下山時，突然，迎面而來了一位穿著赤赭色披巾的僧侶，但卻頭戴著一頂運動帽及墨鏡。 我一眼就認出他是達賴喇嘛。交會時，他主動問我們來自何方，知道是來自台灣時，他特別流露出親切的態度和我們一一握手，大家心裡都有一份莫名的喜悅和感動。達賴喇嘛走到一處張有大陽傘的休息地方，獨自坐在一張圓桌旁休息，好像很無聊的樣子，東張西望。在美國讀書時，我就對他十分好感。我遙遙地看著他，想到他的一生，想到他為西藏爭取尊嚴的堅持及受到的苦難。幾分鐘後，達賴喇嘛還是獨自地坐著，突然我一個箭步走上去，就半蹲半跪在他的座位旁，很客氣地以英文自我介紹，並說，「我來自台灣，我心裡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您聖座(Your Holiness)，可以嗎？」對我突如其來的動作及問話，他一點也沒有驚訝的表情，仍以一副笑瞇瞇的自然表情看著我，和藹地說，「當然。」 「做為一個台灣人，我很關心西藏的未來。我很想知道聖座您對西藏獨立的看法。」知道時間不多，我必須單刀直入。「中國控制西藏後，對西藏人民、土地、文化等產生極大的打擊；文化受到摧殘，藏人受到殺戮（genocide），土地也受到嚴重的破壞。」達賴喇嘛以他一貫獨特流利的英文，心平氣和地控訴著。 「我出席民間的國會地球高峰會議，不是來控訴中國對我們的破壞，這已是事實。我願以一宗教領袖的身分，來關心西藏的環境、文化、及政治，也同時以宗教及人的觀點來呼籲世人關心全球的生態。西藏人民、土地、文化等與中國的關係淵遠流長，可惜中國人以殖民(colonizers) 心態統治西藏，使我們不得不尋求自己的一條生路。從西藏的觀點，我們必須如此；從全世界文化資產的延續、生態的維護，我們也必須如此。這也是我來里約要表達的。」 達賴頓了一下，又一口氣不停地說下去：「西藏演變到今天不幸的情況，都是因西藏人民失去自主性的原因。不管誰統治，生態的關懷，地方自主性都必須尊重，換句生態及文化的術語，就是尊重多樣性 (diversity) 。 人類要尊重生物的多樣性 (biological diversity)，也要尊重文化的多樣性 (cultural diversity)。 中國人幾千年來都不懂這個道理，都以大一統、大中國自傲，無法容忍不同或異中求同的道理。 中國人看不慣蘇維埃聯邦 （Soviet Union）的分裂，也不明白歐洲統一的意義， 一味以中原大漢沙文的心態看待其他的民族文化。西藏在政治上必須與中國是獨立的，分開的，但維持彼此尊重的關係。」 我馬上接著說：「但我還記得，十多年前您在接受新聞周刊的訪問中表示，您不在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什麼現在您的立場全然改變了呢？」我好像抓到了達賴的小辮子，沾沾自喜地問他，看他要如何回答。 他轉過來，笑著看我。 我敏感地從他整個臉上的表情及身體的動作，看到一個赤子誠摯尷尬的表情；我雖看不到在墨鏡背後，他那雙神秘的眼睛，我卻感受到，它們一定流露出一個信息，「我又不是聖人，怎能不犯錯」的眼神。他重新回到之前的坐姿後，說道：「是的，以前我是這樣認為，但一、二十年來情況也變化了很多。現在我相信人民自決的原則。聽聽自己人民的聲音，不要太聽外人的聲音。我的人民一再的要求獨立自主，我現在也相信唯有獨立自主的西藏，才能保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提升我們自己的尊嚴。我過去猶疑不決，一直都沒有做出肯定的決定，這是我甚感遺憾的地方。」 正想再提出另外問題時，突然有人在我背後拍我的肩膀。回頭一看，是一位巴西的副官要我離開，好讓達賴用茶。我還是蹲著，卻不慌不忙地向達賴說：「至少我們有一共同點，我們都想要突破歷史、文化的控制及大一統的迷思，創造出一個不同的歷史與文化。我們雖有不同的困境及包袱，但誠如您所說的，我們都不得不尋求自己一條生路。從那個角度來看也好，西藏、台灣絕沒有一定是中國屬地的道理。 中國也要尊重生物及文化多樣性的法則才對。 讓我們為雙T（double T，Taiwan and Tibet）的獨立自主團結努力吧！」我握住他的手，感謝他。他徐徐地伸出他的右手，放在我的頭上許久，嘴裡喃喃自語後，輕輕地拍了我的頭頂兩下，說：「Taiwan and Tibet in solidarity。」(台灣與西藏團結一致) 我離開達賴時，才發現葉俊榮教授也在不遠的地方聽。看我走過來，便急切地問道：「你應當問他，台灣可以為西藏做什麼？」的確，我應該想到這個問題。但我們能為西藏做什麼，當我們自己自身難保的時候？我想到在里約時，我們隔鄰就是西藏保育社的攤位，幾位藏人知道我和方儉支持西藏獨立時，抱著我們像親人一般。以後幾天，我們在一起的那種他鄉遇故知的親切與期待，令我感到我們彼此應當可以一起做些什麼？西藏與台灣不應孤獨的奮鬥！ 走下階梯時，我們停在一家紀念品店觀賞巴西工藝品。不久，看到達賴一行人也走下階梯，經過我們時還特別走過來與我們每一個團員握手道別，似乎在默默地祝福著我們及我們的國家。望著達賴逐漸消逝的彎曲背影，我心裡大聲地吶喊，「西藏獨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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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1992年5月5日民進黨國民大會黨團為抗議國民黨以包裹方式處理修憲提案而退出臨時會。國民黨專橫獨霸了近五十年後（1945 -1992）被逼走上民主，社會期待國民黨應對過去戒嚴時代的殘忍壓制產生一些懺悔，一旦有心民主，在修憲的議題上，與反對黨總會有相互讓步的可能，因此民進黨尚存一線希望，決定在二讀會逐條討論前，能與國民黨誠意地協商雙方的修憲提案。不料，國民黨耍詐，在二讀會之前，竟突擊地以「包裹審查」方式，企圖將民進黨所提的修憲提案一次討論完畢，封殺任何逐條討論的空間。 民國35年，當中國正處於兵荒馬亂之時，又無民主基礎下，中國國民大會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全然與台灣無關，台灣也不是中國的領土。民國37年又假借「適應動員戡亂，消滅匪邦，光復大陸」，又無台灣人民的參與，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隨後又四次修正，使台灣人民全然陷入在獨裁專制，毫無自由人權的體制下。台灣人民歷經四十多年的民主奮鬥，終於在1992年，首次參與修憲的機會。按理，國家根本大法的修憲工作，必需經朝野協商以取得共識。 但不幸地，在野政黨提出的憲法修正提案，卻未經討論協商，即全部遭到封殺。民進黨不得不在悲憤下宣布退出臨時會，因為民進黨沒有理由為國民黨「一黨主導」鴨霸的憲改背書，而且也不必為與國民黨沆瀣一氣，一起背負著民主的「惡」名（多數決不是民主體制的真諦）。今天台灣的政局亂象叢生，民主制度窒礙難行，國民黨強制以這一套不合台灣現狀的憲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套在台灣人民身上，乃是最大的原因。 這次修憲的經驗讓我看到齷齪的國民黨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政治文化。這次國民大會代表的人數，國民黨超過了四分之三的絕大多數，但與其說是「一黨修憲」不如說是黨中央少數人為了維持其政權的壟斷，強迫所有代表通過其欽定的二十一條修憲案。其中絕大多數的代表只是充當舉手部隊。事後，國民黨負責協調角色職務的周勝彥代表無奈地說，「國民黨上層命我釣魚，卻不給釣餌」。當時主席高惠宇臨時收到上層的小條子而變更議事程序，裁示提案一次宣讀，而引發民進黨退出臨時會。在退出臨時會的最後發言，我還傻傻地表示，「今天大家撇開政黨，在座的每個人，都是我的手足同胞，在這塊土地長大，也熱愛這塊土地。私下都有共同的願望----希望台灣會更民主、更合理、更充滿正義的社會。」我繼而提出批判，「整個議事程序根本不符合程序正義及民主法則，連尊重少數提案的權利都沒有，憲改算什麼呢？如果連議事規則都可以隨時違背，民主精髓何在？」最後，我說，「我們用理性的思考、愛的寬容、政治的妥協、民主的呼喚，決定退出臨時會，並期待有良知、熱愛台灣的國民黨同仁，拿出他們的良知，為子孫奠定下真正民主的憲政大道。」 我為什麼會如此天真無邪地說出這番話呢？因為我無法瞭解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國民黨代表，心中如何能夠毫無知識的是非、道德的焦慮、毫無自我、毫無公義、毫無公理、毫無國家觀念，區區為了幾年短暫的「厚祿」，泯滅良心，甘為奴才，欺騙自己，欺騙國人，毀掉國家的前途。我還想向他們道德遊說一番呢！真難想像我的愚昧。 現在，我重讀這段話時，此時此地，我為自己的天真打了個寒顫，有見不得人的感覺。這次的經驗驚醒了我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真正認識。我一直都受到西方「理想知識」的薰陶，因此很難去相信竟然掌有修憲職責的國民大會代表毫無自我、良知、責任，毫無道德的不安，甘做別人的奴才。以後，我深入瞭解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後，我才恍然大悟。 中國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中國的政治文化就以「專制主義」強行塑造出政治人物同一個模子的「奴才相」。二千多年來，朝代不斷地更換，「專制主義」及「奴才主義」依舊陰魂不散，直至今天。在中國人的官場裡，很少人能夠跳脫出這兩個「緊箍兒」。在二千多年連續不斷的封建體制下所烘焙出來的科舉官僚們，個個都無自我，個個都無人格，個個都無義理，個個都中了「白虎通義」的毒素，個個都是魯迅筆下的阿Q。中國作家張加強在「與歷史對決」(2005)中寫道，「新朝舊府之間，人類多少珍貴的品格灰飛湮滅？鼓聲鑼音之中，多少鮮活的的生命血浸黃沙？」 只有奴才，不把自己當人，才能苟且偷生，享盡榮華富貴，欺凌百姓，毀掉國家。啊，我很慶幸，我出生在台灣，不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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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92年時，國民黨仍掌握絕對的政治資源分配的權力，雖然其矛盾比前尖銳了一些，但仍難撼動其整個權力的結構。所以，對民進黨而言，這一次的國民大會一開始就注定失敗的命運。民進黨為了提昇這次修憲的民意籌碼，發動了有史以來一次三天二夜的，規模最大，人數最多的「四一九總統直選」大遊行，但對整個修憲的結果並未構成太大的壓力。 國民黨有恃無恐，知道它們掌握所有的籌碼，再加「鴨霸」的獨裁心態，民進黨發動什麼遊行、抗議都是狗吠火車。民進黨急著要的是總統直選及時程、領土變更條款、政黨條款及社福、環保條款等；國民黨端出來的是不痛不癢的21條增修條文。不但如此，在任何審查會都以多數暴力對任何人事案、程序問題，或已裁決事項、議事記錄，莫不予取予奪，視法治為無物。最後主席高惠宇以卑鄙無恥的手法將民進黨的十一項修憲提案改採「包裹審查」，而引起了民進黨的群起抗議。沒有想到，我卻是第一個衝上主席台，怒指主席高惠宇說：「沒有正義、沒有公理、丟臉。你是民代，還是國民黨的走狗，不要臉！」然後開始掀桌抗議，我們不少代表一起把主席台的桌子全部掀翻，有人高喊「只有革命一途」，場面混亂。 黃信介總召集人也實在按耐不住，跑到主席台上大罵國民黨太過分了，並說「國家要改革，但卻出了一堆三八。人與禽獸講道理，會被活活氣死。」此時，場面更加混亂、火爆。主席趕快宣布提早休會。幾個國民黨大老走出門外，還嬉皮笑臉，彼此打趣說：「吃飯去，吃飽了，下午好打架」。 那天下午，民進黨召開黨團會議，決定退出審查會。下午審查會開始時，民進黨，依序由我、陳永興、黃信介以權宜問題，上台發表告別演說，譴責國民黨「一黨修憲」，正式宣布退出「臨時會審查會」。 第二天，我與高惠宇都變成了媒體的「焦點人物」。她是以「造成民進黨國代退出審查會」為由；我是以「粗魯吶喊掀翻主席台」為由。事實上，國民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種會議上暴露出議事的獨裁，已使國大開會成為騙局鬧劇。對我，這種反理性、反民主的行徑，一開始已使我挫折到無法忍受；對一個毫無自我，只聽上面指示的人，我心中已很反感，因此當高惠宇拿出小抄照念時，我已無法忍受，衝上去了！受訪時，我表示：「這個絕不是在非理性下做出的行為，而是表達一個徹底絕望憤怒的最後吶喊。 兩個月來，我們一再地容忍，希望能透過理性的辯論，呈現一些能讓台灣人民思考的問題，所以才會一直在等待雲開見日的機會。」對於我的咆哮行為，我表示：「如果我粗魯的吶喊、咆哮，可以喚醒台灣社會對正義的關切，我願意犧牲個人的的形象。」換言之，我拒絕抱歉，也不覺得遺憾；事實上，對待這批國民黨黨棍，我粗魯的舉動，還蠻客氣的。 我拒絕抱歉，因為我不認為我作錯了什麼事；不覺遺憾，因為我不認為我會因而後悔，還蠻驕傲，因為我不是一成不變沒有是非的奴才。我想大家都對我粗魯掀桌的行為感到驚訝的原因，是因為大家誤以為我是「溫文儒雅」著稱，如記者一再地強調，「少有情緒激動的情況發生，從未看過林俊義發脾氣。顯然國民黨的『鴨霸』，已經搞得連教授也抓狂了」。記者錯得太離譜啊！ 我情緒常常激動；我也常常發脾氣。天底下哪有一成不變的「模式化的性格」（stereotypic character）。所有生命的特徵之一就是任何的生物都會隨著外界變化的刺激而改變行為，因而才可能適應、生存。這是生物演化的道理。我很驕傲，我是會隨著外界不同的刺激而調整行為的生物，而不是一個模式化的性格，只會聽命於主人命令的奴才。我也希望所有生命時時學習，從社會傳統價值、政治、宗教教條，及習慣思維中解放出來，必要時依自己生存的環境，適應演化出一種新的生物性格。台灣民主的發展到了1992年時，我像所有關心台灣政治發展的人，對政治現實仍十分天真、憨厚，容易受騙，並對加害者寬容。這次國代臨時會真的讓我眼界大開。 我不相信政治會讓人醜陋，會讓人失去人性，但我相信當一個政黨或體制把政治當作「羅馬競技場」或「一言堂」時，人在裏面一定就會變成醜陋，徒具人形。 這一次有機會，與國民黨進入真正現實政治的較勁，看到的一切都是赤裸裸地，都以保衛既得權力、資源作為決策的依歸，我才真正體悟到國民黨醬缸染出來人性的可憎。我相信現實政治，與理想、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等是相容的。 民主制度的運作應是展現公平、正義價值觀才是。民主政治需要有「給一點，拿一點」的包容及協商精神。 但不幸地，我一生在台灣看到國民黨的統治都是全盤否定，莊家通吃，施捨的都是「德政，仁政」。難怪中國的政治史上改朝換代都是暴力革命的結果。對中國而言，民主體制永遠都是陌生，如同Karl Popper的預言。 1981年，我發表了一篇「永恆的真理--非暴力主義」。當時，我尚未涉入政治，相信梭羅的「公民不服從主義」，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主義」，金恩的「和平抗議運動」。經過親身經驗這段政治醜陋的現實的衝擊，我開始反省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裡，非暴力和平抗議方法是否可行？ 對無民主素養傳統DNA的統治者，梭羅的「公民不服從主義」，甘地的「非暴力抗爭主義」，金恩的「和平抗議運動」如同以卵擊石。令我不解的是，歷史上，為什麼被害者以和平的手段爭取公義，卻常被加害者以暴力對之，送進牢裡？為什麼加害者還理直氣壯視為當然？為什麼加害者的暴力都以堂而皇之，說成是護國護民，維護國安；被害者以永恆真理的非暴力主義回應，都是刁民，破壞社會秩序？我才瞭解人類的歷史為什麼必須不斷地以武力爭取正義、自由及尊嚴，因為統治者都以暴力施暴的結果。1992年國民大會的經驗，讓我寫下了「論暴力正義論」，以聊表我心中的不平。以暴力伸張正義，是否野蠻的行為，端賴政權本身是否具有正當性。毫無疑問，暴力革命是人類獲取正義的方法之一。 連保守的神學家「Thomas Aquinas)也同意以暴力的方法推翻不義自利的政權。他主張如果暴力可以增進社會整體的幸福，阻止腐化社會惡勢力的話，這種暴力是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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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欲靜而風不止。 1990年至1993年期間，可以說是台灣政治最動盪不安的四年，但誰會預測到台灣民主運動的走向？ 這段時候，整個社會各階層累積的反對能量，似有無法阻擋的氣勢，亟欲把幾十年來不公不義的體制一掃而光。民進黨要求李登輝總統訂出改革的時間表，解決「總統直接民選」、「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及情治系統國家化」、「司法獨立」、「開放電視頻道」、「刪除一切黨國不分之預算」、「釋放所有政治犯」、「政治犯復權」及「解除黑名單」等反民主的作為，並提出「台灣憲法草案」。 民間社運團體及政黨各自或合作，主辦各種大大小小的抗爭遊行，如「反軍人干政」運動，「反萬年國代修憲」遊行（417大遊行），「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遊行等，像雨後春筍般地迸發出來。 立委選舉結束後，我都參與政黨、民間社團主辦的各種抗爭遊行的活動。此外，與環保團體仍持續不斷地推動各種環保、核能的抗爭及遊行。我也不停地寫社論、專欄等文章。在那種為民主自由，為解放人民枷鎖的「革命」熱情下，我好像著魔般地勇往直前。當1991年5月1日，「動員戡亂時期」正式終止後，經四十六年不改選的第一屆老賊國代，終於被迫成為歷史的垃圾。第二屆國代的選舉日期決定在年底後舉行。我好像把選舉視為一種社會運動一樣，毫無選擇地投入了國代的選戰。 我再度經過一次齷齪的選戰，再經驗一次震撼的教育，再度地在自責、怨嘆、後悔、矛盾的掙扎下，拖著疲累的身軀打完了這次的選戰。但這一次，我在台中所有的選區中，竟然以最高票當選。 這次國代選舉，民進黨當選席次僅66席而已，得票率僅佔23.3%；國民黨當選席次高達254席，得票率竟佔69.1％。 我心中悶悶不樂，認為台灣人民過去數十年的壓抑，渴望當家作主，解脫威權的枷鎖，嚮往民主自由。此時此地在延續「野白合運動」的革命熱潮下，這次台灣人民第一次掌有憲政改革機會的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應該就是一舉變天的開始。 因此，我雖當選，我仍期待著一個正義的大翻轉，國民黨的得票率應是23.3%，只當選66席而已才對。這個選舉的結果，特別在解嚴後，人民「革命」的熱情達到高峰時，卻未反映在選票上，實在令我失望極了，令我再度對台灣人民的信心劃上問號，對選舉在民主制度的角色及運作產生極大的懷疑。 因為第二屆國民大會是台灣史上第一次由台灣人民選出的代表，來進行第二階段的修憲任務，主要有調整國民大會的職權，明訂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原則，及明訂直轄市市長及台灣省省長改由人民選舉等等。事關台灣民主憲法體制的未來，民進黨籍的國代希望能在逐漸開放、開明的政治氣氛中，可以與李登輝主政下的國民黨協商出符合民主及現狀的憲法修正條文。我個人還向東海請了兩個月的假，以便能全力投入國大修憲臨時會。 我很嚴肅地對待這次國大修憲臨時會的工作，因為這是我能夠在體制內參與國家的重要修憲的首次經驗，也是我的第一次另類的生命經驗。我還花了很多時間看了各國憲政改革的書籍，學習國民大會開會的程序及細節。但一開始，我就面臨到台灣政治的現實，那是黨內派系針對民進黨國大黨團人事案的爭奪。 民進黨國大黨團已是少數，團結還來不及，還在誰作總召集人、副召集人、總幹事等擺不平，你爭我奪，未來如何面對多數國民黨的協商、刁難及陰謀呢？我從未加入派系，不是美麗島系，也不是新潮流，也不是獨盟派，結果我卻被認定為中間派系。就在紛紛擾擾，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我卻被選出擔任副總召集人。 在這台灣政治史的轉捩點上，國民黨內部的恐慌及民進黨內部的興奮，所累積的張力一觸即發。 國大臨時會一開始就狀況連連。第一次開會，當李登輝上台致詞時，民進黨集體默默地拉起「總統直選」、「廢除刑法100條」、「釋放政治犯、「廢除國民大會」等政治訴求的標語。在準備會議時，國民黨的反動代表就提出「這是中華民國國大臨時會，請說中華民國國語，不能說台語」，以激怒民進黨代表，結果台下雙方代表已扭扯在一起，相互叫罵。類似情況，往後議事中不斷地發生。 有一次下午正式開會時，我坐在議場座位上，看到一堆國民黨代表，滿臉通紅，醉醺醺，大搖大擺地走進來。前幾天已對國民黨黨團那種操控、粗暴、鴨霸、獨裁的議事行為忿忿不平，現在看到如此不專業的國會代表的行勁，我就火冒三丈。哪個國家有國會議員滿臉通紅，醉醺醺，還大搖大擺地走入國會殿堂開會的例子？ 當他們走過我的旁邊時，我忍不住地站起來，向他們叫著，「這樣喝得醉醺醺的樣子來到國會殿堂開會，像樣嗎？像個國會代表嗎？」有一個二話不說，就突地拿起議事桌上的茶水向我潑來，並推了我一把。稍遠坐著民進黨的同事一看，不知就裡，馬上趕來替我解圍。這時候在場上附近兩黨的代表，也一樣，不知就裡，蜂擁地圍了上來，相互推擠，把我圍在中央，然後雙方互罵。一陣子後，我把身上的茶水擦拭乾淨，感謝同事的拔刀相助。我獨自呆坐著，想著，這場突發的鬧劇。雙方只在相互指責對方先動了手，卻不管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有人可能還會這樣地寫著：「我們進入議場時，林俊義突然向我們咆哮『我們不像國代，不准進入議場開會！』」多少人類的歷史悲劇，就在如此因果關係不分的情況下發生。政治歷史可能就這麼荒唐！ 國會議員把滿臉通紅，醉醺醺，大搖大擺地走入國會殿堂開會，視為當然，反映了一個獨裁、特權統治下，人的品格及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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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立委選完後，我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脫離選舉的苦海，回到我熟習的教育工作。當時，我決定加入民進黨，決定立委參選時，大家都認為我一旦捲入政治漩渦後，我將如入江湖，身不由己，無法回到我心愛的學術界。蕭新煌教授還很可愛地希望台灣的政壇「能夠以一成熟的態度來接受我」。 結果，我還是被打得遍體鱗傷。 可見，他也像我書呆子一個，不適合台式的民主政治文化。當時，我心底深處，總覺得一個人的選擇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未來的生命的選擇也是由自己決定的。我記得很清楚，當自立早報刊登<為何走這條不歸路？>一文時，我還幽默地「抗議」了一下，心想，路是人走出來的，哪有加入民進黨，參選立委選舉後，這條路就變成不歸路了？ 從當時台中的政治生態，我還信誓旦旦地深信我是自己的主人，歸路，不歸路還應是我自己的選擇。我很從容地回到校園的生活，心想我不再涉入齷齪的選舉了。但命運冥冥中還是注視著我的每個腳步。 參與現實政治選舉的運動後，我把學校以外的工作重點放在環保基層的訓練。1989年暑假，經方儉的安排，「綠色和平組織」與史坦福大學合作辦了一次環境教學課程。在忙碌的選舉期間，我也抽出時間率團參加。 學員都是民間從事環保運動的積極份子，如反杜邦、反六輕的粘錫麟、劉永鈴，主婦聯盟的陳裕琪，綠色和平的林聖崇，及當時任律師的蘇煥智夫婦等。這次我們也參訪了設在Palo Alto 的「地球日」總部。由方儉與總部商談，希望於1990年引進「地球日」的活動，使台灣成為全球「地球日」的一份子。 1990年4月22日，由方儉等出面與華視簽約，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舉辦慶祝宣導「地球日」活動的晚會，由胡茵夢主持， 並即時轉播。這次活動像「禁伐森林」大遊行得到社會各界的回響，雕塑藝術家楊英風也特別為了這次的「地球日」創作了「常新」不鏽鋼景觀大雕塑，置於中正紀念堂的廣場展出。 當晚，活動還未開始，華視人員看到我們工作同人都穿著綠色T恤，又知道我也要上台講話，馬上要求我們不許穿綠色T恤，我也不能上台演講。經協調後，各讓一步，華視同意工作人員可穿綠色T恤上台，但我絕不能上台說話。 我們請了蘭嶼的傳統勇士，穿著勇士裝、戴籐盔、穿戰甲、揹心，手持長矛，在台上表演。他們的表演動作都是針對核電廠這個「惡靈」，展示堅決的反核戰鬥意志。最後，由一勇士以各種臉部表情、手勢、聲音及身體的語言，傳神地「痛罵」政府囤積核廢料於蘭嶼的可惡行徑。華視沒想到這一招，明白了他們的用意時，趕快把這段表演即時消影消音。可見，到了1990年，警總之控制勢力仍滲透在各個社會階層。何時華視也知道我是警總掌控的對象？ 1990年一開始，誰也不可能預料到，據台四十年來從未曾改選過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因貪婪而沖昏了頭，竟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於1990年3月13日在中山樓演出一場「山中傳奇」，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創下國會議員自行通過延長任期的惡例， 而引起全民的公憤，引爆了三月在中正紀念堂「野百合學生運動」，呼籲「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訴求。 國民黨在各界壓力下於7月召開國是會議，導致了1991年年底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 1990年3月16日至22日，「野百合學生運動」是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最令人興奮，充滿希望的一個星期。來自各地的大學生，靜坐在中正廟廣場上抗議，要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及「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我們很多各大學的教授穿梭在他們中間，與學生相互鼓勵。入夜，我們與他們坐在地上，雖感受到天光的陰沈、初春的寒意，但我們心中卻滿溢著一股希望的熱意。 國民黨雖解除戒嚴，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但仍想抱住最後的一片浮萍，以求生苟活，而持續政治的迫害。 1991年5月9日凌晨，調查局在未知會清華大學校方的情況下，進入大學逮捕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廖偉程，及文史工作者陳正然、王秀惠及林銀福，並以將在台灣發動武裝革命，將他們以「預謀叛亂罪」起訴。 結果引發了台灣社會及學界強烈的反彈，知識界，如澄社、台灣教授協會等，組織了「知識界反政治迫害聯盟」，決定於1991年5月20日上街遊行示威反政治迫害，並號召民進黨、社運團體、學生、教授走上街頭， 支援四名受難者。這次的遊行由澄社社長瞿海源擔任總領隊，由我擔任總指揮，陳永興擔任副總指揮。沒有想到，這次的遊行竟創下了當時台灣街頭的示威遊行，人數最高（超過五萬人），聲勢最浩大的紀錄，也首次匯集了最多教授等知識界的一次群眾運動。參與「520大遊行」的參與者包括各類不同背景、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並喊出了「郝柏村下台」的一致口號。 接著更多社運團體，由李鎮源院士、陳師孟教授、林山田教授等領導成立「100行動聯盟」，不斷的抗爭，終於促成「檢肅匪諜條例」的廢除及<刑法>第100條的廢止，而使台灣社會終於享有了思想自由、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 1990年代後，台灣政治、社會的發展，誰也無法預測。今天，台灣的年輕學子們在享有各種言論自由時，得感念李鎮源院士、陳師孟教授、林山田教授等及無數爭取民主自由的鬥士，為了民主自由走出學術殿堂，走入街頭的勇氣。感念之餘，也希望他（她）們，像老鷹護蛋般的警戒，不使民主自由沈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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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獨排眾議，選擇參選呢？從自己主、客觀的評估，我也明白當選的機會不大，那麼為什麼參選呢？ 我曾為此細細地思考過，我知道絕不是任何世俗的理由。我把當時參選的思維，仔細地推敲後，我認為，還是和我求學、讀書的背景、執著的個性，和我對所謂「理想知識」（ideal knowledge）和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哲學的信仰有關，但在潛意識下，鄭南榕一定悄悄地影響了我。 每個人都有他或她的知識背景，只是那些知識不一定是理想的。顯然，我認知的「理想知識」，不是我的創見，而是來自人文學科( the humanities)追求的「真善美」，及再加科學求「真」的兩種訓練、思考及體驗的結果。所以我深信它們經得起學術或世俗的考驗，雖然「理想知識」常與世俗價值格格不入，但也是社會革新的根源。何況，我對很多的世俗價值不一定是認同的。 今天，我仍深信自然存在著一定運行的「最佳理想知識」的生態法則，一、萬物都是相互關連，包括人，因此必須相互扶持；二、萬物都有歸屬，不會消失，有毒物質隨便丟棄，必回害生命；三、自然最懂，不要違背他，否則必遭天譴（自然反撲）；四、沒有所謂的免費午餐，免費的都有代價，因此人不得偷雞摸狗，否則必得報應。這是生態學家Barry Commoner一生經驗濃縮生態學真理的四句名言，不僅可應用在生態上的國土規劃、林業管理、都市規劃等，也可應用在政治、經濟、社會等的政策上。個人或社會違背這四條自然法則的「理想知識」，早晚，亂象即出，災難必至。 回台後，看到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我就迫不及待地振筆直書；政治獨裁、社會不公、戒嚴殺人與「理想知識」產生了極大的衝突，反政經獨裁，反戒嚴就順理成章。 大學存在的宗旨乃傳授「理想知識」給下一代。社會多黑暗，政治多謊言，政治學或任何學科的教授也不能鼓勵學生作奸犯科，視政治欺騙為常態。大學獨立自主，學術自由乃保障教授傳授「理想知識」的自主與自由。不幸地，幾十年來，國民黨的措施及政策多在違背生態法則及人文「真善美」的「理想知識」，逼使著我必須以政治的途徑，起而對抗之。 如同在「我為什麼加入民進黨？」一文裏，我使用著政治的「理想知識」，乃造福社群作為我加入民進黨的理由之一。當時，我理直氣壯地面對著政治的邪惡，毫不退縮，決定走入這條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裏。我是一派的天真浪漫，想以「理想知識」對抗之。 在<為何走這條不歸路 — 林俊義從學術到政治的文化省思>專訪中， 我再度以「理想知識」回應走入政治考慮的關鍵因素，「台灣社會由於四十年來在戒嚴令的壓制和強勢政治統治的結果，已經產生普遍的非理性及反理性的社會文化，缺乏高貴、理想、提昇人性的文化內容及力量…。」 在另一篇 <我心中已無所懼>一文中，我說：「長期理想的執著及面對一個不尊重知識、學術的政權，逼使我走入「不務正業」的路途上去，我的決定是這個社會的不幸，也是我個人的不幸。今天我走入充滿「鯊魚」的政治海域裏，投入所謂最骯髒、最無情的政治漩渦中，贊成者有之，猜疑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但不管他們如何看待我，我的行動並不意謂著個人理想的消失；相反的，是冀圖我個人理想的實現。在我走入千夫所指的政治領域之時，我很高興，至少我可以透過我長年撰寫的文章，來證實我跳入政治漩渦的真實動機…。 現在我心中已無所懼；真理確使我自由。我也不再掩飾，也不再做作；我也不再容忍，不再等待。十多年來，我的一言一行就是要來喚醒社會，來擺脫四十年來反民主的政治枷鎖：我的一生一世就是希望看到台灣文化的重生，台灣人民的自主。」 我歷年撰寫的一部分文章，經魏淑貞及林美挪的協助下，於1989年出版了一套我個人的文集：<政治的邪靈>、<科學中立的神話>、 <台灣公害何時了>、<自然的紅燈>，及<反核是為了反獨裁> 五本。回顧這些文章的內容，幾乎可以說是，我從60至80年代，個人努力結合知識與社會運動的結果，可以說是，我個人所認知的「理想知識」的陳述。 人的自我實現（human self-realization）的理想，是另一個讓我決定參選的原因。人為何而工作？當然不是單純為了吃飯餬口而已，而是一個人表達內在自我的需求，透過多樣的工作，自我實現他多樣、豐富的生命。這就是Eric Fromm所說的，人必須尋求 “to be”，而不是只尋求 “ to have”。 他進一步說明，一個真正有財富的人 (wealthy man) 是一生擁有多樣的工作經驗，以表達他需要多樣豐富生命的自我需求。為了發展成為一個完全、多面向的人（A total，universal and multi-demensional man）每個人應努力地從「一生只會從事一樣職業（job），或一生只會所謂一種「專業」的(specialized profession)工作」中解放出來。這一段「人的自我實現」生命潛能的哲學理念， 我一直都很喜歡。可惜，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桎梏下，這種理念的實踐，對絕大多數的人已是不可及的奢侈品了。 馬克斯在他的 <經濟與哲學手稿>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中的「人的概念」(Concept of man) 也提及的「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顯然，這個概念也是一種理想知識。如何從事「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 我想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但很多偉大的小說家多多少少都想寫出這個哲學的精神，生命及人的精神。如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 <剃刀邊緣>（The Razor’s Edge），海明威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歌德的浮士德等。他們給了我很多的啟示和憧憬。 當時，在<我心中已無所懼>一文中，我曾這樣地告訴自己，「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必須來自理想、夢想。生命意義也就在追求理想、夢想的過程中才會感受出來。理想會隨時間而提升，也會隨時間而墮落，但至少得去嘗試，掙扎，使自己感到活得有意義。到底一個人的一生功過，絕對不是來自外界的褒貶，而是來自自我內心的肯定。 年輕時，我常想當我年老退休時，一生一世只作生物學教授的話，我會感到十分遺憾的。我深感一個人隱藏著一股無限的潛能；它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和掙扎，而慢慢地釋放出來。 我希望能百分之百地發揮我應有的潛能；因此，自我懂事以來，我總感覺心情急躁不安，總感覺太多的事可以做而未做；總覺得時間短促無情。每天都在繁忙中鞭策自己更加努力。現在我已五十出頭，面對鏡中似曾相似的自我、斑白的頭髮、紋狀的臉龐，我更感受到生命的短促及無情，更感受到一個人追求自我實現的困境。」 就在這樣的理性與感性的交織下，我毅然地投入了立委的選舉，來實踐「理想知識」及「人的自我實現」的哲學！我的確是一個天真浪漫的書呆子，我腦袋裝的東西百分百全然無視台灣的現狀，對國民黨政治無賴、陰險的歷史加以蔑視；對台灣人的價值、歷史、選舉文化、地方派系等全然無知，只想以所學到「理想知識」及「人的自我實現」的理想，冀圖打破台灣政治的現狀，真是以卵擊石，真是一個無藥可救的書呆子。 現在，我天真浪漫的情懷磨損了不少，但書呆子一個，依然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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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時勢的變遷衝擊著絕大多數的人們，顯然地，我也不例外地受到很大的影響。1989年4月7日，台灣發生了一件震撼人心，令人激憤的歷史悲劇。公開主張台灣獨立的鄭南榕先生，為了堅決表達人民百分百的言論自由，拒絕傳喚，出庭應訊，反而把自己鎖在「自由時代」雜誌社的辦公室裡，長達七十一天的自囚行動。最後他以「要抓我，只能抓到我的屍體」的豪情壯志，拒絕被抓，自焚而死。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震撼了我的心，也震撼了全國，全世界的人心。我個人認為鄭南榕的殉道精神，不僅是一位無可取代的台灣人精神的瑰寶，及台灣人尊嚴的代表，更是人類為追求自由、公義、真善美的偉大犧牲的象徵。這個撼動人心的事件，對我的衝擊極大，相信在我潛意識裡，影響了我的思維，如同年輕時，受到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的感動及影響一樣（見 #3）。 讀者如能瞭解Bonhoeffer的一生，更能體會到鄭南榕的偉大。人類歷史中，這樣偉大精神的人，比比皆是，但在台灣的歷史中能產生鄭南榕這樣的人，是鳳毛麟角。我無資格說，我為鄭南榕而驕傲，我為台灣而驕傲，也希望台灣人能永遠為他而驕傲！因此，每次看到葉菊蘭時，我都有一份難以自抑的敬意，她嫁了這位偉大的丈夫。 時勢的巧合？命運的捉弄？一九八九年底，解除戒嚴令後的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的大選，複雜化了我本來單純加入民主進步黨的理由。 當我加入了民進黨不久後，媒體都以我加入民進黨的動機，乃是為參選年底立委的選舉而來的，並作各種不同猜測性的報導及選情的分析評估等。同時，私下也有不少民進黨人士，一直地說服我參選年底的立委選舉。十多年來，住在偏僻的東海校園裡，教學研究，一輩子也不可能想到參與選舉的事。我在台中地區鮮少涉及台中市的政治活動，因此，對媒體的各種報導，對黨內人士的說服意圖，我雖感到納悶，但都淡然處之。 隨著時勢的快速發展，烏雲密布，似有山雨欲來之勢。 我開始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當時解嚴不久，除了戒嚴前的少數黨外人士外，民進黨想要找到適合及敢出來選舉的候選人也不多。何況，剛出生的民進黨毫未紮根基層，選民還活在戒嚴時代的恐懼中，任何在野的候選人，對抗幾十年來，平時以金錢綁樁腳，選舉時買票賄選伎倆的國民黨，如同以卵擊石，毫無招架的能力。 我即刻北上找上了黃信介主席，請他諒解我的處境。他反而請了幾位負責選舉策略的幹部向我說明，我為什麼必須出來代表民進黨選舉立委的原因。 我告訴主席，我不是政治人物，又不適合選舉的性格。 何況，學校以外，幾無朋友，又無家產，又無地方關係，怎麼能選舉呢？我記得很清楚，黃主席和藹可親地說，「林教授，安心啦，決定不會有問題啦！我們會幫你忙的，放心啦！」我一再地辭謝，黃主席一再地說，「沒問題了，我們會幫你忙的。」我只能默默地離開。 回家途中，整個腦袋都在 to be or not to be來回打轉。翻開上車時順手買的報紙，都是鄭南榕的新聞，看到他筆挺地坐著燒焦的遺體，激動感佩的心情難以壓抑，瞬間我的決定不斷的掃過腦際。呆坐著陷入了沈思，我應當作嗎？這是解嚴後民進黨以合法的政黨與國民黨對抗的第一屆的立委增額大選，因此，從一開始知道黨部有意提名我參選立委的可能性時，我心裡即有很大的掙扎，不過，這個難得的機會，讓我不必經過初選，即被提名，實是千載難逢，我還在猶豫不決？ 對我，這是個全新的生命體驗，我還不嘗試嗎？ 走入現實的政治，不是一種實踐理想的途徑嗎？ 但到了6月中旬，整個局勢已不容我再躊躇下去了，我必須作一個決定。我決定先請教一些東海大學的教授們，他們都一口鼓勵並答應會全力支持我的參選決定。最後，我親身拜訪我很敬重的民進黨的第一屆主席江鵬堅，請教他對我參選的看法。他耐心地分析台中的政治生態及黨內的問題後，坦白的告訴我，「你無人、無錢、又無地方關係，你當選的機率幾近零，希望我多多考慮。」 我懷著沈重的心情回到台中後，也打了電話請教蕭新煌教授，他很客氣地說，「你不妨聽聽另外一種『反對』的聲音。」我心裡明白，我必須孤獨寂寞地決定我的選擇。 我的選擇已變成歷史了；當然，我選舉的結果：落選了，得票率僅12.1% 而已。一切都已變成歷史了；歷史一過去了，就結束了，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我一直都不願回顧這一段令我傷心的選舉經歷，不是因為我落選而傷心，而是我第一次自覺慚愧難過台灣的選舉民主。 選舉結束後回到寧靜的校園，夜闌人靜，獨坐深思時，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一個書呆子？我生於斯，長於斯， 受教於斯，留學美國，擁有碩、博士學位，又經歷多年非洲生命、社會的經驗。但這段選舉的經歷，使我猛然大悟，我竟對台灣人、社會及台灣文化多麼天真陌生，對現實台灣政治的現狀及文化多麼幼稚無知，對國民黨的政治伎倆及奧步多麼輕忽，卻毫無招架能力。在大學教書，只須動用兩片嘴唇，談些理論，學生個個服服貼貼；推動環境、反核運動，搖搖筆桿，寫些理念，引起社會共鳴。回國十四年來，因職業的關係，大部時間都躲在象牙塔中。我雖沒有架子，個性又隨和，但自然來往的對象也都是學界出身，鮮少與外界各行各業人士接觸，不知庶民中臥藏著多少龍虎。認識很多博士教授朋友後，有時還沾沾自喜，自以為我還不像他們那麼拘謹、四方，因為我多了一份別人沒有的生命經驗。 加入民進黨，投入1989年第一屆立委增額選舉，是我生命最大的震撼教育，也讓我有再次蜕變的機會，不是書本教我的，而是選舉使我學習到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真正的現實，親歷「台灣選舉文化」的黑幕，及很多齷齪的台灣人性，識破「民主制度」理論與現實的矛盾、認清「國民黨」的真面目，及台灣利益派系，只問利益，不問是非的運作方式。我恍然醒悟到自己的缺陷 -- 書呆子。我開始思考台灣讀書人的菁英，像我這樣子的書呆子比比皆是，難怪台灣政治人物難以產生偉大的政治家。 一半以上的外省籍，對台灣人、文化、社會及未來大都心不在焉，立足台灣，胸懷大陸；一半以上的台灣人在國民黨長期洗腦下對台灣人、文化、社會、歷史，及未來也語焉不詳，只求善己致富。那麼，台灣這批受過高等教育的書呆子會成為有遠見睿智的政治領袖嗎？ 我懷疑。 知道自己是個書呆子並不是一個很好受的感覺；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真正台灣人，也不是令我驕傲的感受。美國革命後，文化不斷地更新變化；日本明治文化維新後，國家煥然一新。台灣的文化呢？ 退休後，有一次與曾受過日本教育的朋友吃飯聊天時，她很婉轉地告訴大家，「台灣的博士太多了！博士的日文是hakasei，但我常常說，『應該說成bakasei（笨士），笨到常識都沒有。』我哈哈大笑，不斷誠心地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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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回台後，我不停地工作，不斷地活動，好像想要平反人世間眾多不公、不義的環保冤案似的。我不停地參與，支援後勁五輕的受害居民、搶救森林運動、串連反核團體，到處演講喚醒民眾等；我也不斷地寫作，為「自立早報」寫社論，為「自立晚報」寫專欄「微言」及「林俊義專欄」，為社團、雜誌寫文章，接受訪問等。在這段時間，每晚熬夜寫作，白天照樣工作，身體竟無倦意。 顯然地，我心中感覺到，經過一個世代嚴峻、僵化、反智的政治控制下，烏雲雖仍密佈，遠處台灣的天空似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個人除了教書研究外，我仍然以致力鼓吹台灣生態環境及自然資源的保育為志業，投入政治的念頭從未在我的腦中閃過。但幸或不幸，一個時代的動盪不知捉弄了多少人的命運！ 1989年3月忙完了「搶救森林遊行」後，4月「澄社」成立，我就被邀為創設成員。7月時，在史丹佛泛亞基金會的安排下，方儉與我組織了一赴美環境考察團，成員包括綠色和平組織、新環境、主婦聯盟、南投生態保育協會、反五輕自救會及高雄醫藥學院的學生等，目的是學習加州環保團體及加州的環保政策，並拜訪設在舊金山「地球日」總部，希望能對台灣環保運動注入一些新的思維、行動。回台後不久，命運卻又一步一步地捉弄著我的生命，一步一步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社會運動實為政治運動的一環，我又常在黨外雜誌發表文章，結識了很多朋友；在演講或活動中也會認識很多黨外的政治人物。1989年3月，時任民進黨黨主席的黃信介邀我，至其辦公室聊聊。信介兄是位我十分敬重的民主先行者，典型的台灣可親可愛的 Ojisan.。我們見面的主要目的是，他希望我能邀請十位以上的教授朋友一起入黨，以提昇尚在起步的民進黨的形象及聲勢。當時我不加思索地說，「喔，我認識很多學界的朋友，對國民黨十分感冒，我想沒問題，我來試試看。」 離開後，我自忖，我在學界有很多共識的教授朋友，平時在一起，離不開細述國民黨的不是，大家也都對民進黨寄以厚望，希望它能茁壯起來，為台灣的民主打開一片綠地。 我想，來說服十位教授朋友加入民進黨應不會有問題吧！ 經過一段私下拜訪說服的努力後，我發現沒有一位朋友直接地給我一個很明確的回應，說是需要問問太太和家人再說。 再經過一段時候，我透過電話探詢時，大家都伊伊吾吾以對，不是太太堅持反對，就是父親不同意。我心裡開始擔心，這下子如何向信介兄交代呢？我也瞭解，在幾十年的恐怖統治下，大家都對現實政治十分排斥或恐懼，但戒嚴令也解除了，政黨政治也合法化了，習慣性的「政治恐懼症」也不應存在才對，而在民主社會，參加政黨應是家常便飯才是，不喜歡，也可隨時離開啊！我心想，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民隨時都可換來換去，加入政黨，又不是加入什麼幫派，不會有什麼風險吧？ 一個多月過去了，我也忘掉了這回事。5月初，我在一個場合碰到信介兄，他很興奮地告訴我說，「過幾天內政部就會發政黨證書了，我們可以來一次大學教授入黨的宣誓典禮。」 我只好向信介兄深深地道歉，說出遊說的實情。就在這一刻尷尬、複雜的心境下，看著信介兄失望的表情，我一時說不出話來，實在感到很難為情。就在這樣羞慚情境下，不知如何交代，我不加思索就說，「那我就參加好了。」 當時，我直覺地認為如果我忠誠於自我的理念，支持一個反對黨是天經地義的事， 加入一個起步的反對黨，只是表示我個人應有的道德勇氣而已。 事前也未曾和太太溝通過，心裡有點不安，但總是要告訴她。回到家，我膽怯地說，「我加入民進黨了。」沒有想到，她卻聳聳肩說，「很好啊！表示你言行一致啊。」本來，我想如果她反對，我會說，「在美國參加政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隨時也可以退黨的，」來安慰她。有了太太的支持，我心中就不再有任何的疙瘩了。 就這樣，我選擇了5月10日，民進黨正式得到內政部合法的證書的前兩天，加入了當時被媒體歧視為XXX的政黨。我在尚未正式「合法」之前，加入民進黨，就是要表達，我已決心豁出去了，心中已無所懼。 忠誠於自己的理念，言行一致，何懼之有。為了入黨，我還特別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我為什麼加入民進黨？」的文章。 我回顧、反思加入民進黨一事可能是對現實政治的天真，但的確是我一生中，雖非愚昧，但確是一件傻勁的抉擇。不管愚昧或傻勁的選擇，不可預料的後續發展，卻顛覆了我的生命，深化了我對生命、世事的經歷。我有幸能在我的生命線與民進黨的誕生適時的交錯，讓我有「加入民進黨」的選擇，在生命的旅途上提供我一個新的媒介讓我學習、成長、成熟。命運的軌跡何其神妙！ 當我加入後，第二天的媒體則大事報導，是敵，對我冷嘲熱諷；是友，為我憂心忡忡。但讓我難以釋懷的是各種不同影射我加入民進黨的動機乃是為了參選立法委員的目的。大都的結論是，我將面對更多殘酷的現實，前途將凶多吉少。外界是非的評論，我都以一笑置之。 道理實在很簡單，他人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他們何許人也，我為什麼要聽他們的話，而不聽自己內心的呼喚。 我自主地作了選擇後，後續生命的發展就不是我可以控制了。 當很多人警告我說加入民進黨是一個危險的選擇時，誰也沒有預料到「危險」的選擇，卻在我生命的旅途上產生了那麼多，有驚奇，有感動，也有齷齪的生命體驗，我毫無遺憾，唯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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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988和1990這三年，是台灣民主、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史無前例的三年。顯然地，四十多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不公不義的壓抑下，人民的力量終於像火山般地暴發出來。我可感受到一個時代巨變來臨前，人民期待正義的撼動力量。 這是一個狂飆的年代，真令人興奮。 1987年8月底，我在媒體看到蔡有全和許曹德於台北成立黨外「台灣政治受難者聯誼總會」時，雙雙提議將「台灣應該獨立」列入該會會章，並發表「建立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宣言，而觸犯所謂「刑法100條叛亂罪」，而遭到通緝的消息。 蔡有全這個名字一直都在我的記憶裡頭。1976年蔡有全與一些台南神學院的學生，包括許天賢、林弘宣等，來到東海大學修習通識課程，選修了我一門環境課。蔡有全十分活躍，熱情健談，好問好辯，我很鼓勵他。他常與南神學生到我家聚會聊天。 一次，我以「耶穌基督的反叛倫理」為題，來提醒他們最早期的基督精神，並鼓勵他們作為基督神職所應有的作為。離開東海後，我們就很少聯繫了。 1979年12月10日發生了震驚國內外的「美麗島事件」。有關「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實情，及其對台灣整個民主運動深遠的影響，已有很多文獻的記載，我不在此贅述。但國民黨以霹靂行動，瘋狂逮捕反對人士，雷厲風行搜查在逃施明德，逮捕藏匿保護施明德的高俊明、林文珍、施瑞雲，及我認識的學生林弘宣、蔡有全、許天賢及陳忠信等（特別把林弘宣視為「叛亂罪嫌」起訴，我難以理解），並故意選擇二二八的日子，執行林義雄家宅的慘絕人寰的滅門慘案，注入台灣人反對國民黨的恐懼意識。對我而言，整個事件是繼二二八、白色恐怖後，再度讓我我深化了我對國民黨乃是一反理性、反民主、反文明的殘暴野蠻政黨的認知。 戰爭雖是殘暴野蠻的，但還是有日內瓦公約(The Geneva Convention)的約束。 發生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你死我活的內戰， 發生在美國與越南的戰爭，反理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行為，我也難以接受這種反人性的行為。可是當國民黨全盤掌控軍隊、警政、情治的優勢，在西線無戰事之下，還以反理性、反文明的野蠻的行為，對付手無寸鐵的黨外人士，我更無法諒解；以反理性、反人性、反文明的殘暴野蠻的行為屠殺林義雄的老母親及稚齡的女兒，我更無法原諒。1981年，陳文成教授慘遭殺害，並被拋屍於台大校園的慘劇，我也就一點都不驚訝了。拋屍在台大校園的邪惡意圖也是要警告所有知識份子，乖乖的聽話，否則下場就是如此。 誰有這種殘忍野蠻的本質呢？高俊明等藏匿施明德的義行及道德勇氣，一直深藏在我心底深處。 時間一晃，十一年（1976-1987）就過去了。第一次與蔡有全在東海校園的接觸後，我們的兩條平行的生命線，到了1987年底時，突地再度交接。有一天晚上八、九點時，我在東海家裡的書房，專注地準備功課。突然，我聽到輕輕敲在玻璃窗的聲音，仰頭一看，在外面黑漆微亮的玻璃窗外，有一個矇矓的臉型，瞪著我，向我招手。 一時，我也認不出是誰，但我立刻站起來，示意他向前門來。打開門後，「林老師，我是蔡有全。」前一天才在報紙上，看到他與許曹德因主張台灣應該獨立而被通緝的消息，我馬上說，「快進來。」坐定後，我拉上了窗簾，「吃飯了嗎？」「吃了。」我看他疲憊的樣子，建議他是不是先休息？但他卻侃侃而談，說他不想逃亡，給人一種畏罪的感覺。「主張台灣應該獨立，有什麼罪！」他理直氣壯地說。我安排他在我隱密的小書房內，打地舖。他留了兩個晚上，我們談了很多。最後一晚，他說要離開他去。我勸他留在我這裡，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老師，主張台灣獨立而被抓，我也甘之如飴。謝謝你了。」我只能祝福他，請他小心。離開幾天後，他被逮捕了，我心裡感到十分的複雜及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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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森林遊行後四個月（1989年7月），政府即宣佈禁伐全台天然檜木林，並以每年50億預算著手改制林務局為公務單位。表面上，台灣林業正式結束長達76年的「伐木養人」政策， 看似政府反應了民意的結果，但其實滿肚子裡都是算計。 農委會於1990年10月19日秘密地核定「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內容始於1991年7月曝光）。「台灣森林經營管理方案」中即規定，從1991至1997年間，台灣山區將以大規模「林相改良、更新、實驗」之名，行大舉砍伐天然林之實。幸經陳玉峰、賴春標、林聖崇等及環保團體的抗爭下，在1991年11月同意修正為「全面禁伐台灣天然林」。但白紙黑字仍無法阻擋政府行偷雞摸狗的勾當。 自1983年後，特權機構「退輔會」假借各種名目，進行檜木林的「枯立倒木」整理作業，並與自賤的學術人沆瀣一氣，以「保育」之名，非法砍伐檜木林之實，長達十多年。但退輔會仍心不罷休，提出繼續砍伐計畫。1998年11月，幸經陳玉峰全台寄發「全國搶救棲蘭檜木林通告書」後，引起了各界的熱烈迴響，總計連署人數超過2萬人，數十個社運團體共組成的「生態保育聯盟」，決定於12月22日、台北舉辦「為森林而走」大遊行。當天數千人湧入台北街頭，齊心表示愛森林的決心。之後12月31日，全國八地同步舉辦「為森林守夜祈福」，呼籲搶救棲蘭天然檜木林，同時迎接1999森林文化年，宣示對土地倫理及保護森林的決心；同時向政府呼籲成立棲蘭檜木林國家公園。經多次的遊行示威，無數的抗議及挫折，才於1999年後迫使國民黨政府停止「退輔會」在棲蘭山檜木林的砍伐，較高海拔的林相暫時得有喘息的時間。 2002年內政部終於公告成立「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這是第一座由民間力量要求成立的國家公園。今天國人子子孫孫尚有機會看到終年雲霧繚繞的深山裡，直達挺立於天地之間殘留下的棲蘭檜木林，還得感謝眾多的環保鬥士，陳玉峰、田秋菫、李根政、賴春標等，及無數的環保團體及綠色朋友努力的結果。 但中低海拔的山坡地卻又在林業官僚及森林學界共生結構下，以「森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價值觀，再度以「全面造林運動」之名，行造林砍樹、假造林、路邊造林之實。從1987年至2002年間民間保護森林的運動雖稍有成果，但台灣的國土規劃，林政管理，國家公園管理，山坡地開發政策等，仍是問題重重，尚待更多的努力。 社會運動、公民社會及公正客觀的媒體，是建立厚實民主自由體制不可或缺的一環，然而，令人擔心的是台灣社會要形成一個扎實的公民社會及客觀獨立媒體的文化，恐怕來日方長。國民黨倉皇逃離中國大陸時不知民主為何物；所帶來整個國家的政治、司法、經濟、教育、社會等的典章制度，至今都與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幾十年的僵化、整套標準答案的教育、考試制度，產生了整個世代缺乏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再加上，228殺戮事件、白色恐怖，及實施世界最長的軍事戒嚴法後，深化了執政者自以為是，更無顧忌地為所欲為（江南事件、林義雄滅門慘案，陳文成拋屍台大校園案）使人民心中只有恐懼、無奈，結果逼使台灣人民失去土地認同，及是非、公平、正義價值的認知與堅持，只尋求個人家庭的生存及福祉，全然失去為伸張正義、公平、是非的道德勇氣，導致社會凝聚力，如同一盤散沙。 我真擔心，未來台灣「民主」，會走向何方？ 25年過去了，現在我重新閱讀「爭取綠色曙光 – 綠色和平組織1989年宣言」時，其中有一段這樣的期望：「『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不僅是一個反公害、反生態破壞的組織，也是一個要進行一長期社會改革運動的團體，寄望創造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社會…」。讀後，一方面我感到汗顏，「創造一充滿希望的新社會」？ 顯然我已大膽地把生態運動與政治運動劃上了等號，不再畏畏縮縮了。但當時對政治運動毫無經驗和意圖的我，這樣的作法實在太天真浪漫，太好高騖遠，太不務實際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豪，年輕人或是每個人不是要作夢，要有理想嗎？女兒上大學時，我遞給她一張紙條：”Fly high, like an eagle!”（像一隻鷹，展翅高飛吧！）沒有理想，不會作夢，哪來嘗試、實踐作夢的勇氣，過程中學習務實的方法及接受失敗的挫折，及找到自我的堅持？現在我知道，我因追夢而成長、成熟。直至今天，我仍在熱衷未來而作夢，而不會為過去而陶醉。 回想台灣發生過的生態災難，特別是過去四十多年來，因森林濫砍濫伐，所發生的大大小小水災，可以說是自然的反撲。不只頻率驟增，且一年比一年嚴重。 2009年發生的88大水災造成高雄縣小林村部落滅村事件，造成700多人活埋的慘劇，令人心中不平。從生態的觀點看來，台灣已成為人禍之「災難島」矣。 人禍實難以寬容，特別是數十年來，我們有一反人民，反生態的政治、經濟體制。對未來子孫生態的福祉，我只能借一位女詩人Denies Levertov（1923-1997）的一首詩 Candles in Babylon (巴比倫的燭光)， 來表達我當時及此時的憤慨，也希望來與無數綠色的朋友相互勉勵，繼續共同努力來挽回台灣沈淪的環境。 午夜，穿梭在巴比倫的街上， 在他們槍械庫的鋼塔間， 在黑暗刑求的牢堡旁， 我們赤著腳急行，手中緊握著 我們的燭光，想要以手護衛 那搖晃的火焰，大聲呼叫 “沈睡的人啊，醒來吧！” 希望 詩篇的允諾成真， 我們得從這塊恐怖的地方 回家，來迎接祥和的晨曦， 重新開始我們既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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