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開台灣十年的時間，正值一生的壯年期。 十年期間的經歷讓我感覺到個人的生命，包括心靈、知性等的發展，好像經過了一個神奇的蛻變，我已不再是過去的我了；來美時的夢想已不再是我現在的願望了。這段等待的時間，我必須好好思考我未來的方向及行動才是。獲得了印大博士學位後，印大「公共與環境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給了我一個生態調查研究的工作。在生活還勉強過得去的情況下，我關心的不是職業有否的問題，而是我未來獻身的地方了。

有一次，我參加了一個集會，見到了幾位回歸中國的學者。飯後談到回歸祖國的感想時，個個淚流滿面，痛不欲生。70年代初期，很多台灣留學生在政治運動澎湃的熱潮下，投奔「祖國」。 現在，他們很多都憤而離開，感慨年輕時都未經冷靜、客觀的思考，把理想濫用與誤用。他們激昂地道出了中國的現狀，從外面的觀察，中國的現實與事實，永遠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真象與假象難以區分，因為中國社會之大，人口之多，資源之缺乏，分配之不均，教育水準之差異，人治之文化，極權之傳統，導致人性之墮落、自私、險惡、虛偽，及政治之鬥爭術令人髮指。這些政治傳統、文化、人性的問題，絕不是一時可能改善的。

我一再提醒大家，共產主義在中國是沒有未來的，文革是一大災難。 除非中國透過半世紀，有系統地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等文化的改革，如同明治維新的堅持，中國將因其對歷史的驕傲及受西方的羞辱形成一種傲慢變態的心理。中國一旦崛起，中國人將成為人類及自然的瘟疫。從朋友理想的幻滅及對共產中國現狀的的控訴，我心中已很清楚。 現階段，我會投身中國作為我獻身的地方是不可能的。

1975年，蔣介石過世時，不少印大朋友聚會慶祝。 大家的話題都圍繞在台灣的可能未來。我分析了蔣死後，國民黨的極權專制岌岌可危，除民主化外毫無其他的選擇。有人說，「五年內，國民黨一定會倒掉的。現在是你回台灣，不是回中國的時候！」大家都興奮地拍手同意。 對國民黨五年內一定會倒掉的說法，我和葉新雲持著不同的看法。葉的解釋是用Karl Popper 的看法，「社會的改變不可能一蹴可幾，任何的社會改革都是一步一腳印的社會工程 （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而不是烏托邦似的改革方法」。因此，他說，「期待國民黨五年內倒掉，是不可能的。」我雖同意，但擔心國民黨是從中國獨裁專制的傳統出生，它是否能夠允許民主及容忍的方式對待異己？使用理性及妥協來解決政治的衝突？我懷疑。

 這次聚會討論後，在我的腦袋裡開始滲入回台的念頭。

      非洲近三年的經驗，我學習到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中，人必須雙手趴地，兩腳踏實地做事；多少理論知識，如不付之實踐，實是泡沫而已。常識、常識，行動、行動比什麼都重要。 非洲的歷練是否把我從一個強調抽象、喜歡炫學、傲骨不羈的理念人，蛻變成一個講求行動、冀求解決問題，關心社會、公平、正義的行動人？如馬克斯所說，”The point of philosophizing is to act.” (談論哲學理論的目的是要來付諸行動)。是的，我必須受到考驗。我想，台灣是我接受考驗最佳的地方。

 留在美國的吸引力已不復存在，也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 但我無法一意孤行，太太及兩個孩子的未來，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想法。 我心中實在舉棋不定。 當時，我的實驗室裡有一位來自伊朗的博士後的研究生，他已是伊朗 Pahlavi University的教授。他知道我拿到博士學位後，邀請我到巴勒維大學執教。 他提供的條件十分吸引人，高薪水，實驗室的設備任我採購。這倒打動了我的心。 伊朗雖不是我願意獻身的地方，但伊朗的歷史文明及地理生態卻吸引了我。 我羞怯地徵詢太太的看法，她搖搖頭，”NO!” 堅決表示不贊同的態度。

隨著時間的緊迫，我想回台灣的心情卻越來越強烈。不錯，我曾大聲喊出 「Sallaba，台灣，永不再見」。但彼一時，此一時也，十年歲月改變了時空，也改變了我， 改變了我的心思。我的父母，及兄弟妹妹，親戚仍然在台灣，我可以到貧瘠落後的非洲當志工，教育他們的子弟，但我卻拒絕回到長我育我的地方？當時，像所有能離開台灣的人，都無國家、土地的認同，還慶幸自己能逃離長我育我的土地，還發誓不再回來，卻毫無怨懟「逼」我逃離的KMT和戒嚴體制。當時，我還驕傲地宣布自己是世界公民。 我實在不知道如何解釋這樣的心態！現在我知道了！我不再恐懼，我也不再是綿羊，更不相信台灣永遠是個被殖民的孤島；歷史是人創造的，權利是人爭出來的。 我相信世上有自由、公平、正義、人權、和平、是非及尊嚴；我也相信人不是只靠麵包而活，理想夢想有時比吃飯餬口更重要。 我要回去長我育我的土地，表達一個人應有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立命安身，獻身的地方，投入一個有意義的工作：教育及顛覆，期待 一個獨裁政黨的消失。

        我與讀書會的朋友討論，可是，大部分的人卻都反對我回台灣。他們相信我在美國時的左派言論及集會都已在國民黨的掌握中，因此回去是不安全的。我也想到，國民黨的情治單位難道不知道我到中國的秘密嗎？我越想越煩躁、不安。當晚回家時，我告訴太太，我想回台工作，希望她能瞭解。沒想到，她卻一話不說，回絕了。 走開後，又回頭說，”No way!”  一時，我似有無路可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