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肯亞後不久，有一次到機場接 Ethel Yoder。我看到了兩個東方人，坐在離我不遠的座位上，樣子明顯是來自中國。我移了幾個位子靠近他們，用英文問，「From China?」。 他們點點頭，我就以中文問，「講中文嗎？」這時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著我，轉過頭，就沈默不語。我再問了一次，「講中文嗎？」其中一位搖搖頭，我覺得怪怪的，不會中文卻會搖頭，「您是中國人吧，不講中文嗎？」 搖頭的那一位突然說出，「會啊！」話匣子一打開，就問我哪來。我說我來自台灣，在美國讀書，被教會派來肯亞作志工。 那位搖頭的先生，顯然是位高層，就不停地數落美國帝國主義，到處侵略，選舉民主是假象，都是階級在作祟，美國工人有自由嗎？ 談到台灣，他更激動地說，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台灣歷史上是「祖國」的一部分。 我開始時靜靜地聽，心中十分納悶。 最後，我耐心地說明台灣與中國的差異，歷史沒有必然性，歷史更不能決定什麼，如果能的話，那麼台灣應屬於台灣原住民啦，日本、韓國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啦！我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似乎與他的格格不入。他就不耐煩地站起來說，「中國變化太大了，歡迎你到中國參觀訪問。」
中國為了拉攏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特別不遺餘力經援社會主義的國家坦桑尼亞及贊比亞。建造「坦贊鐵路」是為當時世界經援最大的計畫。中國人在東非出入動輒數千，媒體都是有關中國的新聞。 站在非洲的土地上，我可感受到非洲人受到西方帝國主義殖民蹂躪的悲慘及激憤，寧願接受同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經援。看著他們兩人離去，我心理十分複雜。 一方面，我感到他們的想法可怕與可憐，當數億中國人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裡一樣，一模子印出來時，世界會變成什麼樣？人的價值何在？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感到，有尊嚴受損的中國人誰會理性回應敵對的國家？ 我也可瞭解，中國統治者強烈的激進，是一種不想再受到列強屈辱的尊嚴表現吧！
有一天，我驚喜地收到了中國駐肯亞大使館參加國慶酒會的邀請函。 收到後我毫無猶豫地接受。那晚，我和太太駕車至奈羅比，進入中國大使館時門禁森嚴，參加的人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洲人，白人不多。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大使館的酒會，看到場面如此盛大而豪闊，印象深刻。我們拿著酒杯，穿梭在賓客中，見人就舉杯互敬。突然一位年輕的中國人上來自我介紹，他說他是代表使館來歡迎我們參加酒會，並提及機場與兩位中國人談話的事情。他特別帶我們進入一間辦公室，拿了一袋雜誌書籍給我，並說很希望我能考慮回「祖國」參訪，他們會全力協助。
在肯亞最後的六個月，各種思緒在我腦海裡不時盤旋。 未來生命的走向，我必須作些選擇。 非洲的經驗已讓我掌握到「生命是一個開放的體系」(Life is an open system)，我應自由地打開胸襟，追求自我的夢想；非洲的經歷也顛覆、改變了我出國時的價值觀。教學的生涯對我吸引力已不大，企業賺錢的工作從未想過。但我未來的夢想是什麼呢？我必須好好考慮一下。 現實是我必須回到美國完成我的博士學業，時間要多久呢？ 結束後，做什麼呢？ 我也開始感到徬徨。
我已離開台灣八年的時間。 開始規劃回美國時，我們已決定取道台灣探視心中想念久別八年的父母及家人，也讓父母第一次與媳婦和孫子見面。 規劃行程，從未想過訪問中國的事。 但從中國大使館酒會回到 Tumutumu 後想到中國參觀訪問的念頭一直徘徊在我的腦海。 從台灣結束探望家人後，不是可以順道轉往中國參訪，滿足我對中國文革的那份浪漫的憧憬嗎？ 從未來世界的發展，我體會到政治上，台灣是一個自欺欺人，窮途末路的神話王國；中國是一個掙扎突破，充滿未來希望，無法忽視的大國。在非洲，我可感受到中國的誘惑力。 在那蠢蠢欲動又不確定的年代，未來將是一個天翻地覆的世界，提供每個人可以追求夢想的實現，感受什麼都可能的機會。 我必須到中國，以滿足我對中國的那份浪漫的情懷，就如同我來到非洲的心情一樣。
三年在肯亞的時間，我與台灣的資訊和聯繫完全斷絕，但瞭解台灣仍在戒嚴時代，我還是很擔心先到台灣，再轉往中國所冒的危險，所以我一再地要求使館人員絕對的保密。時間原則確定後，包括所有費用自理，我親自到大使館與他們敲定最後的細節：我們從台北先到香港，再從羅湖至廣州，再從廣州坐火車至北京，前後十天。他們給了我各地必須聯絡的人與電話，並安排在北京的行程，一再地保證絕對保密。
就在離開肯亞一個多月前，MCC 駐奈羅比總部的會計長突然要來Tumutumu 拜訪我。因為舊識，我們也很高興的歡迎他。午餐後，他才說明此行的目的。他說，奈羅比有一位美國企業家很希望我能同意在下個週末的時間，到他家吃個午飯，我很高興的同意了。當天，我準時到達他家，出來歡迎我的是一位英俊的中年的美國人，十分老成專業的樣子。 他先帶我巡視整個房屋的四周環境，其景色佈局只有在好萊塢的大明星的豪宅才可看到。 客廳挑高的高度簡直無法相信，四周玻璃的採光及各種植物讓人如在叢林中。坐定後，穿著制服的女傭就送上飯前酒。 他說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及政治，知道我是來自台灣，很想跟我討論一些中國的現況，特別是在文革以後可能的政治發展。我毫不掩飾地表達我個人的看法，從瞭解中國三千多年迂腐的文化，我坦承十分同情中國的文化革命。 我希望中國能夠透過文化反省及革命運動產生中國的「文藝復興」。可惜，從各方面所得的資訊，毛澤東利用文化大革命作為他打擊政治對手的鬥爭工具，那是赤裸裸的政治鬥爭運動，不是文化革命運動。，現在看來這是一場大災難。但我仍相信如果中國未來沒有經過長期有系統真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生活及法律文化改革命運動，後果不僅是哀哉中國而已。 中國崛起後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將是人類與地球的瘟疫。 我們也談了很多中國哲學的問題，他對我指出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百家不再爭鳴，先秦豐富的知識論 (Epistemology)即從中國哲學中散失， 感到特別興趣。
分手後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也十分狐疑，事情絕不是如此單純。記得我在印大時曾參加幾次反越戰大會的演講後，一些朋友就曾被美國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中央情報局）的人調查，問及有關我的事。我也相信這頓午餐也與CIA有關，但我認為問心無愧，只是書生之見，也就坦蕩蕩地表達我的看法。我回到美國後，MCC肯亞會計長曾來電證實，他是美國CIA派駐東非的主任。 他因知道我曾進出中國大使館兩次，而引起肯亞情治單位的不安。因我的「雇主」是美國機構，想要逮捕我之前，先徵詢CIA的意見。經CIA主任認定，確定我是書生一個，絕無任何不法的陰謀。我才得以平安順利地離開肯亞。
生命的遭遇無常。 有人天真浪漫而受害；有人天真浪漫也無辜。我何等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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