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國前，我告訴自己頭兩年，我必須沈潛低調，務必只致力於個人的學術生涯，不要涉入學術外的其他活動。 但回國一年多後，我可感受到整個社會，特別在知識社群裡的無奈及敢怒不敢言的氛圍。 戒嚴控制下的報紙、雜誌、電視仍可隱約地透露出不滿的訊息。 我也感受到台灣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財富的提昇及教育水準的提高，使他們更關心政治，期待參與，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極為不滿。我每天看報及雜誌，對國民黨那弊病百出，僵化的政治體制和腐敗無能的官僚作風常搖頭嘆息。 隨著黨外運動及黨外雜誌的興起，我可意識到一股強烈政治的旋風即將颳起，使我按耐不住，蠢蠢欲動。

1976年初，我在某一場合中認識了台大數學系唐文標教授，他雖專攻數學，但文武雙全。1973年，他撰文嚴厲地批判余光中等人的現代詩，開啟了嗣後的鄉土文學論戰。他也是張愛玲風潮的啟蒙者，著有「張愛玲雜碎」及「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等。 我們一見如故。 晚飯後，我們在一籃球架下，一直深談到清晨，從台灣到中國，從教育到顛覆，從革新到革命，可以說把我回台一年多來心中累積的塊磊，傾洩而出。 嗣後我們都一直保持著友情，用盡心思，想以筆桿顛覆專政，直至1984年，我被警總逼離台灣，羈留美國三年（另述）。 當我仍滯留美國時，傳來老唐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友人曾來電希望我寫一篇追悼文，我試了再試，一直都無法完成而作罷。如今，世事已非，底稿已失，感傷悔恨之情，常留我心。至今，老唐仍是我心中最純真、最磊落、學識最廣、最值得尊敬的知識份子。

1976年5月，老唐告訴我「夏潮」月刊已出版了兩期，並送給我剛出版的當期雜誌。我翻閱後，令我十分振奮，因為大部分文章都以關懷鄉土、文化提昇以及實現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為主軸。我毫不加思索地答應他為「夏潮」義務撰寫文章。 我猶記得，我第一篇文章「尋覓未來的一代」即以筆名「林宇心」，出版在「夏潮」第五期中。 「尋覓未來的一代」一文只是忠實地寫出哈佛大學教授及醫學諾貝爾獎金得主喬治‧華爾德(George Wald)在校園向學生演講的一席話而已。 現在在台灣享有民主自由的年輕人，看完這篇文章，一定很難想像這樣的文章為什麼我不敢以真名出版？會那麼恐怖嗎？他們一定不會相信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竟會如此不講理的統治台灣，可能還會和我爭論一番呢。不幸地，歷史，不管多麼殘酷，很快地就會被人遺忘。 我常想在人類的歷史上，為什麼暴政會持續不斷地重演，因為人們不斷地遺忘。生物必須活在「當下」，生物求生存的競爭本能必須表現在「現在」，不是在「未來」或「過去」；「未來」是不能確定的未知數，因此，生物不能以未知數的「未來」作為當下生存競爭的基礎，除非有先見之明的人。「過去」已不復存在，因此，生物更不能以「過去」的記憶，作為生存競爭的條件。 演化學告訴我們，為什麼「未來倫理」在生物（包括人類）的族群中很難發生； 為什麼歷史事件受到遺忘或懷疑，為什麼人類很難記取歷史的教訓。 可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出「未來倫理」文化的話，我很擔心將因政治掛帥、科技進步、人口成長、能源短缺、糧食短缺、經濟貪婪下， 地球與人類將無法健康永續生存下去，未來世代將是最大的受害者。

從此，我不但持續地以各種筆名為「夏潮」撰稿，我更進一步與蘇慶黎（總編輯，已逝）、唐文標、王津平及蔣勳等人不定期開會磋商，參與雜誌的編輯方針，直至1979年「夏潮」被國民黨勒令停刊為止。讀書人手無寸鐵，唯有筆桿作為顛覆的工具。 雖然「夏潮」的媒介消失了，卻刺激了我開始積極寫作的動力，也忘掉了必須沈潛低調的自我要求。我滿腦袋子似有寫不完的題材，從經濟發展的理論、第三世界的問題、農業生產的生態後果、科學發展、科學哲學，至環境污染及生態保育、文化教育等的議題，逼迫著我拿起筆桿。

有一次，在書店中看到了漢寶德翻譯的「文明的躍昇」（Jacob Bronowski著 1974年出版）一書。 讀完後，我似有按耐不住，想豁出去的心情。 Bronowski 的這本書在英美暢銷一時，又被英國BBC2 製作成13集電視節目，由 Bronowski 教授自己親自解說，轟動歐美各界。我對Bronowski 把科學文學化、浪漫化和個人化的佈局，及文字技巧的運用，毫無話說， 但對他的內容的安排與暗示，及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甚感不安。此書為一強調西方優越、傲慢意識， 貶低其他文明的科普書，對西方讀者影響很大。 這本書的原名是 “The Ascent of Man” （人類的躍昇），但漢寶德教授竟將書名翻成「文明的躍昇」。我翻遍全書，我看到的全是「白人」、「歐洲人」的「文明的躍昇」。 但我認為這還是其次， Bronowski 對科學不中立的態度使我深感不快。 他的一句話，”Science ha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even in the ruins of Nagasaki.”（「 甚至在面對長崎的廢墟，科學沒有任何必須感到羞愧的」）令我反感。 這是典型對科學不中立心態的例子。 科學的發展歷史一直都是「中立」的，即是科學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全人類的幸福及福祉，促進世界和平。 漢教授顯然對近代科學的變質而導致「科學不中立」及其後果，毫無認識，再加上漢教授對當時歐美年輕學子「反科學」的態度以「偏激」批評之，我真的按耐不住了。我清楚的瞭解歐美年輕人所謂的「反科學」，不是反科學的方法，而是反科學不中立的後果：軍事化、秘密化、政治化、商業化、組織化。 如此，科學一旦不中立，科技發展的目的不再促進全人類的福祉，和促進世界和平，反而導致反人性、反社會、反自然的後果。

當時不知那來的能量、時間及動力，在無個人電腦下，寫草稿後得一字一字地爬格子。 我一口氣寫了一篇近萬字的「再換個角度看文明 — 與漢寶德先生論科學和『文明的躍昇』」一文，以筆名林雋義，投稿到中時的「人間副刊」。不久竟在「人間」大篇幅的登出，引發了一段與漢寶德教授的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