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東海時，發生自己也無法相信的遺憾事件。 1979年夏天，我擬聘請一位歸國學人鍾XX博士，擔任微生物學的教授。在來回的聯繫通信時，他都一再地要求學校在規定的薪資外，提供他特別的薪水補助款，因為他自稱有特別資深的經歷，還動用了幾位政治人物來說項。我告訴他，「學校並無特別補助的案例，因為東海教職員的薪資有一定的制度，不能因人而異。 不過國科會確有獎勵優秀教授的特別補助，目的是獎勵優秀的研究。」

他一再地說，「別的學校都提供給資深教授的特別補助費，為什麼東海沒有？」我不知如何回答，「我不知道耶，系上也沒有預算，學校也沒有這樣的辦法。」「你可以問問學校嗎？」我只好說，「我會，我會。 我們急需一位微生物學的教授，希望您能來東海，您回來上任後，您可直接向國科會申請特別補助款，我相信應無問題。為了系上的需求，我歡迎您到東海來。」 

九月初開學，他提早就來到東海。 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問我，「我可以領薪水了嗎？」我的回答是，「當然，不過您向學校人事處報到了嗎？」他說沒有。 後來，我從人事處的職員告訴我，這位教授向人事處報到後，堅持要領八、九月份的薪水。雖然人事處說明因才報到，八、九月的薪水會在十月發薪時一併發放。但這位教授堅持現在要，竟與職員吵起架來。

第一學期開始，他就要求減少授課時數，因為他要做研究。「對不起，學校的規定是教授每學期授課時數是八個小時，只有擔任行政職務時，可減免兩小時。做研究本來就是教授工作的一部分，」我理直氣壯的告訴他。 他聽完後，滿臉不快，開始抱怨，「美國大學都有這樣的規定，請問大學是研究重要，還是教書？」我馬上回應他說，「教學和研究都重要。」

第一學期末了，不少學生向我抱怨，微生物學老師上課常常遲到，常不在辦公室。我幾次想要私下和他談談，也找不到人，系務會議也不參加。 第二學期末，研究所招生考試，鍾教授負責微生物學的試題。招生考試後隔天，我們在系上走廊碰到時，他就向我說，「林主任，出題費呢？」 我愣了一下說，「喔，教務處會通知，可能要一些時間吧！」我開玩笑地加了一句，「鍾教授，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怎麼要也要不到。」他不悅地掉頭就走。我心裡十分納悶，只怪自己當時聘請時只專注在他的專業上，而忽略了他的德性。

一年下來，顯然地，他長袖善舞，得了國科會的計畫。他似把計畫視為禁臠，也不告訴系上計畫的細節。不久，他不斷地拿些發票要我系主任簽字。 開始時，發票數額不大，且是人事費之類，我也相信他，就簽了。 後來數額越來越大，我總會詢問一下採購的項目等，他就顯得很不耐凡，好像我不應如此似的。 我雖簽了一些，但感覺很不舒服。

這種情況發生一段時間後，有一天中午，系上空蕩無人。他走進我的辦公室， 我坐在辦公桌的後面，他站在辦公桌的前面，拿出了幾張數額相當龐大，採購大型儀器設備的發票要我簽字。 我就問了一些問題，如儀器設備的功能？做什麼研究用的？放在那個實驗室？ 他都支吾以對。我告訴他，「我希望儀器裝置在微生物實驗室，同學也可利用做實驗。這是國科會要求的。」他脫口就說，「儀器是要放在中興大學的實驗室，因為我與某教授共同研究。」 我開始感到事有蹊蹺。 他以東海大學教授申請到國科會的儀器設備補助，怎麼會不把儀器設備放在東海生物系上呢？ 儀器設備除研究外，還必須作為學生實驗教學之用才對。 我看了一下發票後，寫下了儀器公司的名稱電話，請他給我合作教授的名稱及服務單位時，他就表現出很不高興的樣子。 我還沒寫完，鍾教授突然向我咆哮，說我每次刻意找他麻煩。我看情勢不對，趕快站起來，請他鎮靜下來。突然地，他拿起桌旁的椅子向我拋過來。幸好，我閃得快，沒被打中。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愣住了，根本無法想像，在我辦公室裡，他竟動起粗來。 我再也忍不住了，天下竟有如此的教授。 我走向他的面前，鎮定地說，「是您先動手的，對不對！」我還沒講完，他就大聲地說，「又怎麼樣！」這時，我更火大了，火氣顯然沖昏了我的頭，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使盡了所有的力量，雙拳快速地朝著他的臉，左右開弓。 我看著他踉嗆倒退，跌倒了下去。 他爬起來，走到我的面前，滿嘴是血，似想動手。我瞪著他，大聲地說，「你打，你打，我讓你打。你敢打，我就讓你站不起來。Get out！」他瞪著我，我瞪著他。 瞬間他擦拭著嘴角流出的血跡，憤然轉頭離去。

這種事發生在我身上，在大學的殿堂？ 我實在不敢想像。好在發生當時是中午時刻，系上學生大都不在。我懊惱了好幾天，不知如何是好。這種事情發生了，怎麼解釋似乎也是無濟於事。教授都不能動粗嗎？不管什麼理由都是不對嗎？我心裡無法接受這種不講理動粗的人，但總感覺不安。

事後，我打電話到他合作的教授處去求證，他的回答是他們正在商量合作事宜而已，還未開始。對儀器設備的採購，他都不清楚。我也電詢儀器商有關某教授採購儀器的細節，對方都支吾以對，細節都不敢明講，後來就掛斷不聽。 整個儀器設備的採購疑點重重。我為確定我心裡的懷疑， 親至儀器商查證，結果證實，整個儀器的採購卻是一樁私相授受的違法行為。

沒有想到，鍾教授卻到醫院驗傷，拿著驗傷證明，一狀告到梅校長辦公室。好久後，梅校長才要我到辦公室說明。  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他發生的原委。 梅校長聽完後也沒有作出任何的評論，他只淡淡地說，「唉，這個人是 trouble maker。」

幾個星期後，一切似乎都平淡下來。學校行政部門似乎都知道我打人的事。碰到我時，職員們都急著要告訴我，他們與他發生衝突的事，每次都是為了錢；他們對鍾教授那種又不講理、又傲慢的態度，都嗤之以鼻，說連校長都受不了他。 大家的口氣都好像我為他們出了一口氣一樣。 一次，某主任告訴我，在一次餐會時，梅校長也提到這件事，「Edgar ，打得好，」梅校長說。

學期結束後，大概鍾教授自己心裡也明白，他在東海已呆不住了。自動 辭職後，聽說轉到東吳大學，沒多久後，也離開東吳，去向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