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星期很快的過去了，我們準備轉往一個不可告人的地方。
七零年代初期，台灣戒嚴肅殺的政治氣氛依舊；兩岸人民的接觸是天大的罪行。所以，我開始感到擔心，相信我在出境時一定會比入境時更緊張。我們飛的是日本航空公司（JAL）的班機，我們到了機場時已慢了半個鐘頭，太太孩子順利地辦完登機手續，等到我時，日航小姐翻著護照，問我的香港簽證呢？我一時啞口無言，香港簽證？我與中國使館商談時，我以為到香港的事都已安排好了。我就說到了香港就沒問題了，但小姐說什麼也不同意。我們在櫃臺上僵持了半個鐘頭。因班機客人都報到了，他們也要我的太太和孩子先出境上機。這讓我更心急，我懇求小姐讓我上機，保證到香港後絕無問題，一來一往，引來旁邊「機場工作人員」探頭關心。 小姐也急了，找了日航經理來處理。 他知道了情況後，很平淡地說，你沒有香港簽證，我們實在無法讓你登機，對不起。 我急著說，「太太和孩子已登機了。請讓我到香港後，我保證一定沒有問題的。」 這位經理看著我，也不為所動，我急了，看著他，我說，「我要到中國去，我已安排好了。」這下子，他轉過頭來，盯著我說，「你不要胡說八道！」 他左右環視一下，馬上從櫃臺走出來，以台語急著說，「跟著我來！」我跟著他穿過日航辦公室的後門，出來後，他拉著我的手，快步地走往停機棚。顯然地，我是最後一位，他親自把我送入機艙後，就要空服員關機門起飛。 我找到了太太和孩子的座位後，我全身無力地癱了下來。不久飛機起飛，我激動地很想痛哭。我紅著眼眶，看著無辜的太太和孩子，我終於哭了。 我告訴太太說，「I met a guardian angel again.」(我再碰到一位守護天使)。
飛機降落到香港機場後，停在空地的停機棚位。空服員要大家坐著不動，等機門打開後，突然衝進來了兩個穿制服的航警，直接就走到我的位子旁，很粗魯地要我站起來和他們一起出去。 走到機門時，航警一邊一個用手插進了我的左右手臂，押著我下階梯。我回頭看著太太和西濤，所有的乘客都以好奇的眼光看著我被押下去。
我被押到辦公室的一個小房間，出來了兩位官員，要我坐定後，開始質問我。 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我已安排好到中國大陸，請他們打個電話到某某先生。 三十分鐘後，進來了一位先生，自我介紹後，請我再等一回，說辦完手續後一切就沒問題了。果然不久，我就被釋放出來了。他帶著我到航站大廳，說太太和孩子在那兒等著我。我們三人緊緊地抱在一起，高興又團聚了。他與我握別時笑笑地說，「歡迎回到祖國。」
第二天，這位先生就帶我們通過羅湖，坐了短程的火車到了廣州火車站，搭乘京廣鐵路到北京。京廣鐵路長達 2300多公里，行經二十多個城市，費時約38個小時。我們買了三張來回普通臥鋪，心想如此可以和中國普羅大眾一起，感受到中國人一般的生活。 我們一上火車，找到了我們的臥鋪後，我們就被車內的乘客圍繞起來，車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有的逗著西濤，有的向我問東問西，有的向我太太學英文，一路上都得不到安寧。 時值八月燠熱的天氣，西濤只穿著尿布，每到一站停靠時，我們都帶西濤下車讓他東跑西跑，吸引了很多人逗著他玩。時值文革末期，但氣氛仍十分肅殺，人民生活及衛生條件仍十分簡陋，一切似有百廢待舉的景象。
第二天傍晚，我們終於到達北京。下了車，就有人來接我們。當我們步出車站時，突然後方有人追上我們，手裡拿著一把未吃完的香蕉，說是我們忘記帶走的。的確，香蕉是我們不要了才留下的，請他留著用，但他堅持要我們帶走。文革期間，我閱讀了不少這類感人的故事，我竟能親身體驗，真是令人感動。
我們被安頓在一家旅館內，三天的安排行程外，其餘時間就自由遊覽北京各處的名勝古蹟。 第一天，參觀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所後，與研究員座談。文革的激情熱潮雖不再，但學術界的工作人員還是活在恐懼中，科研工作尚待恢復。與他們討論，個個都緘默不語，只客氣的說，要聽聽我的生態學的看法。 我向他們報告博士論文的研究內容；感嘆廣大多樣的中國生態體系，就像非洲一樣是生態研究的寶地。他們都說對演化理論的研究較少，希望我能學成後，回祖國。 第二天，與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等見面會談。座談會中，台籍學者大概沒有超過一半，照說，我們應該可以熱烈地討論，但整個過程似乎十分詭譎，好像無法暢所欲言，談的都是制式化的東西，如歡迎回祖國效力等的內容。 會後我特別邀他們私下談談，他們也說不方便而作罷。 第三天，受邀與有關當局會面餐敘時，台灣回歸祖國的學者也受到邀請，但整個餐敘十分沈悶，只看到當局的黨務高幹高談闊論，內容千篇一律。對全國受到如此重大衝擊的文革運動，好像大家都無意見，我就提出同情文革的另類看法，大家都緘默不語，好像文革都沒發生過似的。對當時中國讀書人的無奈，我印象深刻。
在所有見過面的人中，唯一我仍記得的是林盛中，北縣永和人。他是美國 Brown 大學博士，是七零年代保釣運動中最早回歸祖國的留美學者之一。 當時回歸的朋友不少，現在大家都已近退休年齡，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們內心的感觸。
三天剩下的日子，我們參觀了長城、紫禁城、明十三陵、天壇、頤和園和北京市的著名景點等。當時在外吃飯時，還需飯票的時候，餐廳都很樸實，菜色都很簡單，味道也很普通，但剛從肯亞的簡樸生活，來到中國，我覺得菜色很多，味道也很好。不過，官方請客的排場、菜色及作法，另當別論。
我相信京廣鐵路來回兩趟後，對中國沿路一般人民生活的情況是可以稍微瞭解的。常常有些停靠站的停留時間相當長，我常與下車休息的旅客閒聊，深感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集體的教育運動下，人雖純樸善良，但溝通困難。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國後，經二十多年社會主義自立更生式的經濟發展下，社會雖患寡，卻不患均；我擔心有一天讓走資派蔓延下去，人民貪婪無度，社會不患富，卻患不均。
回到香港，稍定下心後，思緒不斷。想到這一次在台灣機場臨危的狀況時，冥冥中守護天使又再出現。這次是一位善良、慈悲、果斷、勇敢的台灣人，不顧一切地，毫無理由地保護我，讓我不因一時的衝動及無知而受害，否則，後果實難以預料。至今，我一直都十分感念他，希望有生之年能有機會當面感謝他，也要以他為榜樣，善待別人。 一生未種善因，怎能受到上蒼一而再，再而三如此的眷顧？
生命是選擇的結果。來到美國一連串的選擇後，命運一步一步地推展引領著我的未來，我無法預測，也無法控制，但卻改變了我的生命。事後，自覺選擇的過程天真無知，只以傻勁行事，結果卻能平平安安地走過來，心中充滿了感恩及神秘。
這趟中國之行也讓我學習到很多的政治現實，體悟到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對我未來會發生什麼樣的衝擊呢？ 當時，我也無法回答，只知道，我必須完成我的博士學位後，才能做進一步的決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