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就要離開Tumutumu了。 快三年的時間，我經歷了無數大小的生命經驗，感受到非洲族群和歷史的悲情，驚嘆非洲自然生態的壯麗奇觀；我也學習到無數的生命智慧。 我知道我已不是我過去的我了。
但在離開肯亞前，我必須簡要地向讀者做個交代，那就是有關我的政治思想及意識型態的發展歷史，您們才能瞭解我在肯亞所做最後的決定：密訪中國。
在我懵懂的年歲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什麼特定或強烈的政治思想或意識型態。我到七歲前，正值二次大戰的時期。 1942年，父親也被派往海南島負責林木的砍伐任務。 幾個月後，父親的音訊全然斷絕，全家頓時陷入陰影。 大戰結束前二、三年，盟軍大舉轟炸台灣北部。 我家曾分別兩次疏開（撤居）至三峽父親的老家及新店母親的老家避難。 兩地生活，我都有十分快樂的回憶。 戰後不久，我家幸賴四叔的幫助回到台北，暫居在華陰街的一棟簡陋日式房子。 1945年日本投降後，整個台灣陷入倚門望親、家破人亡的哀怨、困窘、混亂的年代。 有一深夜，敲門急促的聲音驚動了全家，門打開竟是我的父親，只見母親淚流滿面，父親嚎啕大哭。 看著大人圍著父親，忙進忙出，東一句，西一句。我們三個稚齡的兄弟，看著父親手裡握著一包小行李，消瘦的身軀，狼狽的樣子，似曾相識的面目，呆呆的站著，不知所措。
不久，1950年初，在我懵懵懂懂的歲數時 就遭受到政治暴力的烙印。 戰後，我父親這一代兄弟們都住一起。 某一天深夜，急促粗暴的敲門聲驚醒了大大小小的家人。 當門打開時，突然衝進了二十多個荷槍實彈的軍人，把所有的人從夢鄉中粗暴地叫起，一面用槍桿子，一面大聲ㄠ喝著，把我們推擠到靠門的客廳，另一群軍人亂竄至房子的各角落，翻箱倒櫃地搜查著。 我緊握著父親的手，驚慌地倚靠在他的身旁。 我們全家大小十多人站著，擠在客廳，一排全副武裝的軍人圍繞著我們。 一個多小時後，全數突然撤離，留下一陣錯愕、騷動與寂靜。
雖然我親身經歷了這次政治恐怖的經驗，但事過境遷，小小的心靈似乎沒有受到什麼心理的創傷， 因為事件後，父母及其他長輩不曾在我們面前提及這一事件的原委。 經過七、八年後，我慢慢地透過耳聞、拼湊，才知道整個事件的始末。我的堂姊林雪嬌的先生郭琇琮醫師，被「警備總司令部」（警總）認定為潛伏在台的共產黨員。 在事件發生前幾天他們將幼嬰阿明改名換姓，匆促送至遠房親戚處。當晚，警總大肆入侵民房，目的即為了搜捕堂姊夫及堂姐 ，發現不在時，立即轉往郭琇宗士林老家，但也無所獲。 後來他們夫婦逃亡至嘉義附近時被捕。 1950年5月堂姊夫郭琇宗醫師未經公開審判即被槍決，堂姊雪嬌（至潔）無辜牽連被判入牢十年。
就像很多的228或白色恐怖受難的家屬，在長期的恐怖高壓統治下，迭遭情治警察的騷擾恐嚇，不是噤若寒蟬，就是自暴自棄。我父執輩們屬於前者，要我們孩子「有耳無嘴」。 父親在我們面前，每提及中國人的惡行惡狀，總以日文說「Changoro」(支那奴)。 所以我自懂事以來，潛意識下對在台的外省人總持著一種不信任的心理。 父執輩對國民黨以洗腦教育及戒嚴統治，雖感不屑，也得過且過，要求我們孩子好好讀書。 記得在建國中學讀初中時發生了太平艦被擊沉事件。當時學校把我們都集合起來，走上街頭遊行抗議，並要求大家簽名，投筆從戎。 像所有其他的同學，我也毫無選擇，莫名其妙地和大家簽了名。 回家時，我還漫不經心地告訴了父親。 我突然看到父親一巴掌打了過來，斥罵，「憨孩子！」心中雖忿忿不平，但父親那麼強烈的反應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
一直到台大後，較自由的學術氣氛使我有更多資訊的來源，我開始經驗到更多政治齷齪的事實； 「文星」雜誌與叢刊活化了我反骨的細胞，深化了我對當時政治真偽的認知。當時，教官橫行霸道令人反感；政治洗腦內容荒謬，方法拙劣令人反感。 嗣後警總對「文星」雜誌的查禁封殺，把我幼小恐懼的經驗、父親隱藏的氣憤、伯母一家十年的哀怨無奈等， 開始在我心中串連起來。我常常蹺課，認識了一些反骨的朋友，他們談起台灣的處境及228事件，莫不義憤填膺，也對當時政治反對人物，如高玉樹、李萬居等稱讚不已。在離開台灣到美國留學時，我心裡已有數，到底誰是台灣人民的公敵了。 難怪，1965年，赴美留學，搭船離開基隆港後不久，我與明澤走到船尾，吐了一口痰，大聲叫喊，「 Salaba，台灣!」（台灣，永不再見！）
到了美國後，讀書之餘，我很興奮地接觸到各種政治思潮及另類的台灣資訊，讓我進一步瞭解台灣的歷史及政治的真相。國內228殘酷的屠殺後，持續白色恐怖及人權的迫害，國民黨肆無忌憚的黑手伸入美國校園台灣的學生及社團，再度撩起我隱藏在心中的不平。 第一年到了印地安那大學後，十幾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很快的就組成了一個讀書會，每星期，除了分享台灣的政治社會的現狀外，我們有系統地閱讀討論當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意義，第三世界被剝削的問題及左派馬克斯的理論。列上至今我仍收藏的幾本好書，如 Neil Postman &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 (“教書是一種顛覆的活動”); Paul Freire，“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被壓迫者的教育學”)；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資本主義發展理論”)；Richard Edwards， “The capitalist system: A radic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ety” (“資本主義制度：美國社會的基進分析”)等，好讓讀者稍稍瞭解我的政治意識型態形成的影響來源。同時，兩年下來，我也參與美國的民權、環境、反越戰及教育改革運動的活動，深感美國社會問題的改革必須從文化的層面著手。 我認為傳統文化，風俗習慣和制度的包袱，如果不隨時代的變遷而反省拋棄，社會國家將逐漸停滯不前，難以突破發展進步的瓶頸，而逐漸受到沒落亡國的命運，如同羅馬、埃及等。
因此，毫無疑問的，瞭解中國幾千年迂腐的文化及制度，對內對外，如何面對現代文明的挑戰與競爭？ 如果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期，中國還想站起來，建立起一個不同文明的國家，我們深深地認為中國文化大革命確有其重大的意義與必要！ 我曾告訴朋友，60年代的美國社會運動的蓬勃即為美國小型的文化革命。 在印大時，朋友堆中，我蒐集了最多的文革時期的出版物，與大家分享。 我們這群朋友都同意中國五千年的傳統文化是醬缸，吃人的文化，必須以革命的方式改變之，以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文明中國。
1965年8月法國文化部長 Andre Malraux訪問毛澤東時，毛澤東說了一句語意深長的話，「中國年輕人必須接受考驗！」毛一年後，發動文革。1970年，當我看到這篇訪問稿時，不知為什麼，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人類歷史中，統治階級只知道維護傳統文化制度， 不可能發動革命毀棄之。 毛澤東有種，敢以革命方式，建立中國新的政治文化制度，以迎戰時代變遷的情勢，建立一個理想美麗的新中國，天真理想浪漫的我，心中嘖嘖稱奇。
我開始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產生一份理想浪漫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