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校園滿布相思樹林。 每天步行上下班時，我觀察到，相思樹林內隨處可看到台灣攀木蜥蜴及美麗的石龍子等；黃昏後，家裡或教室牆壁或玻璃窗上都可看到不少的壁虎，不時傳出呱呱的叫聲。 我馬上知道，台灣攀木蜥蜴及壁虎是我應研究的對象。
因為當時台灣的生物多樣性，從哺乳類、鳥類、爬蟲類、兩生類及魚類的研究微乎其微，除了經濟魚類還有些最基本的研究，及英國人(Robert Swinhoe) 和日本學者留下的資料外，其餘幾乎是一片空白，至於無脊椎動物就不必提了。雖然，生物學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分類系統學(Systematics)的健全上，但當時國內的生物學界視分類系統學為一門古典、不流行、不重要的學科。 至於各種動植物的生態學研究更少之又少。基礎科研工作費錢又費時，學術界必須依賴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經費的支持，始能進行。 顯然地，國科會的政策及重視對各學科的發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每年各大學教授們必須依時向國科會申請經費，因僧多粥少，競爭十分激烈。 為了瞭解國科會申請的詳情，我向同仁及台大友人請教後，得知國科會研究經費的申請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政治學 ( Politics of research funding)。第一，國立大學優先於私立大學；第二，資深的教授優先於年輕的、低階的教師；第三，生物科學預算的分配受學術流行風潮的影響。 當時生物學界研究流行的風潮是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而不是個體生物學 (Organismal biology)，更不是爬蟲類的生態研究；第四，研究成果必須要有實用性，以利台灣經濟發展。我回來時已過申請時間，又是第一年的資歷，又我興趣研究的是蜥蜴的生殖生態學，屬基礎科學，是要瞭解生物生殖演化的策略，其效果不在經濟，而在於瞭解生物與演化的關係。在這樣的條件下，我知道，獲得國科會的研究經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決定草擬一個只靠自己及研究生的努力，而不必靠國科會研究經費的資助，即可進行的研究計畫。我感謝在非洲時進行博士論文研究的精神及經驗，讓我有勇氣和信心，發揮在台灣的研究工作上。
研究生鄭先祐和我從1975到1977年短短兩年的時間內，每天費廢寢忘食，收集了三種蜥蜴(斯文豪氏攀蜥，草蜥，蝎虎)的生殖生態的資料， 發表了兩篇該三種的生殖生態的論文，出版於中央研究院動物所的期刊。鄭先祐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後，我們於1990年共同出版了「台灣蜥蜴誌」。
顯然地，我第一年在教書及研究付出的努力，「感動」了系上的同仁，他們一致要我接下系務及所務的工作。 處理行政在學術機構中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工作，特別系上重量級的同仁都是很資深的教授，意見很多，他們之間傾軋排擠，互不相讓。但我不加思索的接受下來，因為我知道這個頭銜，對我想轉化東海以生態演化為生物系的特色，及推動生物學界及國科會對生態演化的重視是有幫助的。 從第二年開始，我要準備教書，又要研究，又要撰寫論文，又多了兩位研究生，現在又因負責系、所業務，增加了很多行政、外務的工作，幾年下來的確使我精疲力盡。 我相信驅使我產生那麼大的旺盛精力一定是來自蘊藏在心底深處獻身的自我要求。
回台第二年開始負責系、所業務的工作後，讓我深入的認識到學術界、教育部及國科會的運作情形。東海生物系在一窩風分子生物學的流行下，說服學生重視生態演化並不是容易的事。我覺得說服，不如去啟發學生對生態演化的興趣。有一項蜥蜴族群生態的實驗課中，學生學到用釣竿去「釣」攀木蜥蜴，作記號，再釋放，再捕捉等，以分析族群數量、密度、棲地分佈、地域範圍等。他們對出「野外」作生態研究，都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台中至竹圍，我帶著學生在當時骯髒不堪沿岸的紅樹林內（水筆仔，mangrove）作實驗，讓學生瞭解紅樹林在生態體系中的重要角色，讓他們感受到生態保育的重要性，讓他們目賭國寶級的生態資源竟受到如此的糟蹋，讓他們知道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與政治、經濟及文化的關係。我也對課程慢慢地作了些調整，把演化學成為一門必修課與本為必修課的生態學結合在一起。
1970年代，國科會的政策大都為「產業科技發展」及「發展科學工業園區」為其主要的任務，因此，「支援學術研究」的預算與上述兩項主要任務的預算簡直不成比率。負責國科會的主委及官員，其背景大都與生物學無關，對生物學的發展不求甚解亦不關心，加上經濟優先的政策，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申請書中，都要求註明研究成果對經濟發展有何貢獻？ 有一次，生物學界的幾個朋友們聚在一起，對此不當要求都議論紛紛，搖頭嘆息，但都因經費掌控在這些官員手上，都不敢公開表示意見，以免得罪他們。 每次討論後，他們都慫恿我說些話。我當然瞭解他們的心態，明知是非，但缺乏道德勇氣的現象，我一直都耿耿於懷。
當然，我很想說些話，可是到了1976年底時，與其說是我的學術認知與國科會政策間的掙扎，不如說是我對國內至今仍如此忽視個體生物學的現象，內心感到萬分不解，讓我的挫折感達到了極限。我曾提到，我蹉跎十年歲月，繞了整個地球，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 「愛鄉愛土」的本能，是因「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演化的結果。 因此，「愛鄉愛土」及關心熟習自己土地周遭的人、物、地理、山川、動植物等，應是土地住民求生存的興趣本能。我在東非執教時對學生必須以北美楓樹作為實驗材料甚感不安。回到台灣，當我教生物學時，面對無脊椎動物的實驗，即以北美的蝲蛄（Cambarus bartoni）為實驗材料，甚感汗顏。我們的學生不知道台灣河川甲殼類的種類，型態結構，但卻對北美的蝲蛄瞭如指掌。 我們無脊椎動物的實驗材料大部以進口的玻片為學習的材料。 1976年11月，台灣南部二期稻作不稔現象，我們只能斷定說是某種「蟎」為害的。 農復會有意培植蚯蚓以嘉惠農業，可惜對台灣蚯蚓的種類分佈茫然不知，其生態習性更無資料。 台灣是全世界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最豐富的島嶼之一，特有種無數，我不禁感嘆地說，「我們為什麼會連自己到底有什麼動物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如此糟蹋自己的生物資源？為什麼我們土地認同的本能消逝了？」 我雖心知肚明為什麼，也不可明講。 這種感嘆、挫折與不平，大概是壓倒我的最後一根稻草了。
終於，我趁聖誕節前的假期寫了一篇不自量力的文章，「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 戒嚴時代，報紙只有三大張的版面，這種文章投到什麼地方呢？ 之前看報時，我倒很喜歡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但「人間副刊」是屬藝文性的副刊，這篇評論生物學的方向及國科會政策的科學性文章，會登嗎？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寄出了！沒想到，聖誕節後的第一天，「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竟然在「人間副刊」一字不漏地在顯著的版面上登出。
刊出後，萬萬也沒有想到竟然得到來自初、高中，台大動物系、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及師大的老師們熱烈的回應；私下，我得到很多初、高中老師來信的認同。 我記得在一次生態研討會中，中研院植物所周昌弘教授熱情地握著我的手，再三地讚賞我的勇氣。
三十七年後，這篇文章的時代意義已然消失，但我再翻出來仔細地閱讀後，也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 文章的內容實在是給了國科會的官員們上了一堂有關生物科學的說教。初生之犢不畏虎，我雖自不量力，但我很高興我的目的確是達到了。 之後二十年的時間，國科會對台灣生物多樣性的基本研究及各類的生態研究開始重視，相對地增加了很多預算。 今天我很高興，台灣各種動植物的圖鑑及有關生態研究的書籍到處可見，各大學「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林立，國家公園，特有生物保育研究中心的成立等，除了因國科會的重視及經費的支援，學術界和民間等的努力結果外， 「論國內生物學應走的方向」一文是否扮演了濫觴的角色，就留待後人的研究了。 不管如何，至少這篇文章當時讓我宣洩了我內心的怨氣。
我更高興，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版，及之後的議論，東海大學生物系以生態、演化學為特色的名聲竟不脛而走，廣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