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創校伊始 (1955) 確為台灣高等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及希望， 以信仰、人文、自由、民主的精神，尋求真理的學術園地，以小班制、勞作制度創立一個不同型態的小型師生全體住校的大學。這是台灣首次富有教育理想的新創舉。 不幸地，1970年代開始，東海大學的創校宗旨就開始受到嚴厲的政治考驗。在美國董事會的支持下，第一、二任曾約農及吳德耀兩位校長尚能抵制國民黨的政治干預，維護學術獨立的精神，但當到了第三任校長謝明山的手中時，東海校務開始變型。當時學校財政拮据，教職員士氣渙散，學校似乎群龍無首。就在這樣尷尬的時期，我進入了東海大學生物系。

生物系創辦時，在陳兼善教授主持下維持著傳統的生物學（博物學）的教學及研究。到了1975年時，師資只有Paul Alexander (動物生理)，王忠魁（植物分類），陳賢芳（植物生理），孫克勤（昆蟲），于名振（魚類分類）及林善雄（苔蘚分類）六位。1970年代，美國個體生物學（生態及演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已快速發展，但台灣尚無法急起直追，即因人才和研究經費的短缺。 很多留學學成的學者，因台灣薪水低，設備簡陋，研究團隊尚未形成，基礎研究不受重視，再加國內政治因素，寧願滯留美國教學研究，也不願回國。那年，只有兩位所謂的「歸國學人」來到東海大學，江玉龍博士（社會學）與我，因此在校園的活動都受到校長的重視及特別人士的注意。

我們全家很快地愛上了東海的校園，一來住家庭院廣闊，綠地、相思樹及榕樹環繞四周，二來，校園尚有不少來自各地的外籍傳教老師，可以來往，減低太太的鄉愁。我們也慶幸，校園內離家不遠設有東海大學附設小學，孩子們可以安全、自在、快樂地走到附小上學，回家，不像在台北的父母必須浪費時間、精神來接送。 從宿舍到系上辦公室約有二十分鐘的快步路程，每天來回至少四趟，是我每天最佳的健身運動。我很高興，我選擇了東海，放棄了台大。上述的生活品質，多少金錢也是買不到的。

之前，我告訴自己，開始的兩年我必須好好教學、研究，以建立個人在學術上的名譽。 一切安頓後，我開始全心地規劃我的教學、研究工作。我喜歡教學，也想能成為一位好老師。我不想，像以前我的一些老師的教法，敷衍了事，誤人子弟。 從我個人的學習經驗及閱讀，我清楚地知道真正的學習必須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 （Learning is a self-discovering process），換句話說，被動的學習成效不彰。我認知傳統方法只教事實（facts），等於只給魚吃，而不教捕魚技術一樣。 事實不但學不完，而且很快就會忘記。 學生如能獨立地好好研讀教科書，那麼事實的知識都可在一本好的教科書中得到，何況，一個老師在課堂所能講授的事實有限，所以，老師的角色不應在事實的授業上而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的座右銘：”The role of a good teacher is not so much to instruct, as to inspire.” （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說得再好不過了。因此，我只能啟發學生對知識的飢渴、好奇，對生態、演化學的興趣。因此，一個老師的教學要有啟發性外，他必須使用各種的教學方法，鼓勵、鞭策學生主動地發揮一個自我發現的學習過程。所以，我在正常的講課外，特別要求學生每學期都得提出一個自己興趣的題目，找出至少二十篇以上相關的論文，經閱讀消化後，有系統地寫出一篇期末報告。 題目的訂定是否適宜，二十篇論文是否與題目相關，每個學生都必須向我說明訂定該題目的理由等，並一起討論各論文的相關性。教學時，我總用一些時間，從事所謂「蘇格拉底對話」(Socratic dialogue)的教學法，與學生一問一答的辯論方式，逼使學生思考，尋求答案。

第一學年下來，學生都議論紛紛。有的學生叫好，看到我時，攔著我問東問西；有的害怕，遠遠的看到我時，都避之唯恐不及。在課堂上，部分學生為了面對我的挑戰，都自己閱讀更多其他的讀物，有時同學都會相互呼應對付我，我不但不以為忤 ，反而鼓勵他們。 除了教科書的閱讀外，我還給了一些其他的相關文獻，讓他們到圖書館去找出來閱讀，同時讓他們知道期末考會包括這些讀物的內容， 以給學生一點壓力。 事實上，這種也不是什麼特別有創意的教法，可是當時很多學生就難以適應。學生可能私下抱怨連連，但我相信，很多同學學習到主動的讀書方法後，一定受益無窮。

我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學生身上，但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常常被提醒「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良心的事業」等的話。我必須在此離題一下，寫些十多年後的事情，來說明我對這些話的感受。來到東海，我的確以校為家，下完課後或晚上都留在辦公室。當時學生對年輕的歸國學人十分好奇，都會探頭進來請教一些問題或閒聊。第一年，在很多學生當中，吳仲義（大四），林良恭（大三），及鄭先祐（剛畢業）等常主動地在課餘找我討論各種議題。吳仲義顯然的是一個主動好學的學生。雖是生物系學生，但選修課程多樣，包括多門數學及物理；林良恭才大三，但很喜歡參與一些知性議題的討論；鄭先祐剛畢業，想上研究所。我馬上看出吳仲義的潛能，一直鼓勵他畢業後，留美攻讀演化學。吳畢業後，我留他做了一年的助教，之後，我推薦他到加拿大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與我以前的老師 Charles Krebs 攻讀演化學或生態學。這三位同學與我相處了兩年後，吳出國留學加拿大，鄭上研究所，與我研究蜥蜴，得到碩士後，赴美杜蘭大學攻讀博士。林畢業後也和我研究台灣哺乳類，後留學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 十多年後，鄭在台大任職，我鼓勵林下鄉，他選擇到屏東大學任職。多年後，他們對台灣的生態學研究及教學貢獻良多。吳在芝加哥大學演化生態系教學研究，被譽為全世界最有前途的演化學者之一 (One of the most promising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in the world)。他從事分子演化學的研究，著作等身，不久即被芝加哥大學生態演化系聘任為系所主任。2004年被台灣中央研究院選為院士。

短短十年期間，年輕人能從基礎教育，展現出一流的學術才華。年輕人的潛力實在是無窮的，他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成就，我深感驕傲。他們的學術成就，不是誰教出來的，而是他們自我發現努力的結果。在他們主動的知識成長過程中，我只是給了他們適時的啟發而已。年歲越大，教學越久，我越深感學問是不可教的 (knowledge is not teachable)，因為，學習是一個不斷自我發現的過程，知識的學習是自主性的吸取，而非被動性的餵食；我也越認知到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座右銘「一個好老師應扮演的角色，與其說是授業，不如說是啟發」的真實。

做老師的人都很容易責備學生的不是，但他們大部分是無辜的。責備與責任大部分都應該落在老師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