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試完後不久，我與指導老師在辦公室聊天時，我們提到一個人的知性發展(intellectual development)的過程。他突然脫口說，”Edgar, it is time that you make a commitment, not just reading. Make a commitment and then keep reading.”（Edgar，你現在是要找到一個願意獻身的工作，不是不停地看書而已。先有一個獻身的工作，然後不停地看書）。 說完後，他從桌上書堆中翻出了一本書給我，”read it.”

我回家後開始翻閱。 這是著名哈佛大學教育心理學教授 William G. Perry, Jr. 於 1970 出版的 ”Forms of Intellectual and Ethical Development in the College Years”(大學時期知性與倫理發展的類型)。簡而言之，Perry的實驗研究結論是，一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認知瞭解的發展有三個主要階段：一、二分法修訂階段（the modifying dualism）；二、相對主義瞭解階段(the realizing relativism)；三、致力獻身發展階段(the evolving commitment)。每個階段可分析出各三個細目，總共有九個發展的細目。人當然不像機器一樣，一定會根據這樣的模式發展，有的會拖延一年或不等的時間不斷地摸索；有的感到疑惑，對下一步猶豫不決；有的無法從二分法及絕對觀發展到第二階段；有的到了第二階段時，更感到不安，會借受到挫折理由，或拒絕責任而逃避，而或停滯不前；有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摸索，而是否發展、跳躍到第三階段是最難預料的。 後來很多的教育學者，依據這個主要發現，設計出一套教學課程，根據學生知性的發展階段，引導學生順利發展到最終願意致力獻身的方向。 這是教育的最終目的，使每個年輕人寫出自己的生命意義。

       我看完了後，誠實地分析自己，甚感汗顏。 我已三十八歲矣，但在知性及倫理的發展階段上，還在美國大學生二十多歲時應有的第二發展階段而已，最多，我還在第三階段前，徘徊探索，尚未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道理，奢談致力獻身的方向。 難怪，我的老師要我有一個致力獻身的工作，而不是一直看書而已，好像一直看書是一種逃避的行為，不知如何打發生命的目的。

我試著追溯我的知性及德性的成長軌跡。 從淡江英專時期正式教育或社會教育下，我以黑或白、是或非、漢或賊的二分法（dualism）的認知來看世間的一切。 所有問題只由「權威」提供的「絕對正確」答案而已。 這個漢賊二分法的知性發展又在戒嚴下一再地被加強，因此，效果特別地顯著。在這段時期我雖然似懂非懂地企圖尋求不同的認知及問題的看法，但效果不彰，因為戒嚴威權的控制下，不容有任何的另類思考。知識的來源(如書、媒體等)都受到嚴格的控制。事實上，中國哲學即以「陰 vs. 陽」作為認知世間宇宙主要的原則。難怪中國人的腦袋思維都在「漢與賊」、「是與非」、「黑與白」不兩立的二分法中團團轉。現在，從事教育哲學工作者都會指出這是一個人最幼稚的知性及德性的發展階段。 如果你已是二十歲以上的人，看人，看世界仍停留在這個階段時，對不起，你應好好反省了。不幸地，極大多數的族群，一生都停留在這個階段，還不知自己的幼稚無知，還自以為是。不幸地，這都是台灣政治化教育的「成果」。

        我在台大及師大時期，比較有機會多樣地閱讀文學及哲學的各種書籍。國外出版的英文書籍，不同作者對同一議題的看法，透過不同的假設、理論及邏輯，導致多樣的結論；國內出版的中文書籍，對一樣議題的意見都大同小異，是非分明。我可開始看出當時的政府宣傳的破洞、矛盾，開始懷疑政府的政策。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力，這是在相對主義認識下，才會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這一代都在只有一個標準答案的考試制度的制約下長大，很難跳脫出二分法的絕對思維模式。 人世間的問題，特別是道德、文化、政治、歷史等的問題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我開始慢慢地從漢賊勢不兩立的幼稚二分法跳脫出來，進入了一切都是相對的（relative）的思考模式。

        根據我的經驗，從二分法的絕對主義，發展到各種觀念的相對主義是一個人知性發展的一大突破及解放。當時，我最喜歡閱讀英國歷代的論說文作家（essayists）如 Charles Lamb，Bertrand Russell, Ralph Emerson, Francis Bacon等， 以獨特異於傳統的各種觀點，論述各種問題的散文，如，論愛情、野心、婚姻、離婚、狡猾、英雄崇拜等等。我也喜歡閱讀懷疑性、爭論性、批判性的文章。這些散文打開知識的N度空間，鼓勵懷疑及想像的空間。 與朋友聊天論事，我總是拿出了各種與眾不同的論調，表示自己獨特的看法。 我想，當時一定給人一種炫學、耍嘴皮的「跩」印象。

        所以，1973年回到美國後，我開始重整我學習的方向。我專注的問題：第三世界的發展，包括台灣。我開始注意到，知識透過相對主義的研析，確能對問題的瞭解更廣闊深入，但對問題的複雜度越認識，問題好像越來越多，越不單純，延伸出來的解決及答案卻越來越難。 學生時代，可以耍耍嘴皮，賣弄博學、炫學，除了滿足了自我 (ego) 外，對問題的解決也可以撒手不管。現在，我不能繼續學生時代的心態，因為現實的社會必須要有答案，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有趣的是，科學探求真相，或解決問題有一原則，「簡易原則」(law of parsimony) ，即問題不必加以繁雜化，有兩種或多種理論時，優先選擇最簡易的理論，較可能是正確的。我感覺相對主義的知性發展是每人應走的階段，但知識繁雜的認知有時使我心煩，又答案無門，只能撒手不管，無所作為 (inaction)。 一個人不能面對外在的世界，不求答案，只沈迷於相對知識樂趣的話，他就變成了一個無所作為的人了(a man of inaction)。根據Perry的知性及倫理發展的最後階段是，學生開始領悟到在相對的世界（relativistic world）裡，不能什麼都興趣，他必須找到符合自己性向的意識型態，願意致力於個人社會的改造。 經過一段時間知識的深耕、探索、解析，以確認他選擇致力獻身的方向。

      我慶幸在摸索的時候，我的老師顯然地知道我的迷惑及無作為，給了我 Perry 的研究結果，適時地給我指點迷津。 是的，學位拿到後，生活的壓力也迫在眼前，我更不能只停留在知識樂趣的探索，耍嘴皮，不知作為，而自以為是。 我必須強迫自己，忠實於自己及信仰，考慮出一個安身立命、致力獻身的方向；我必須嚴肅、急速地思考我未來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