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5年代至2008年期間，台灣的社會運動中，環保生態運動、反核運動及保護森林運動，我都直接地參與、規劃；我也直接參與民主政治的運動，跳入了充滿「鯊魚」的政治漩渦裏，投入了齷齪的三次大選，及經歷五個不同政務工作的挑戰。在這動盪、洶湧的政治及社會運動中，我仍繼續東海的教職，直至2000年才自東海大學正式退休。

寫到此，回顧過去近四十年的生命歲月，我經歷了台灣政治及社會最洶湧澎湃的年代。 多少面孔、多少事務、多少齷齪、多少辛酸、多少煎熬、多少憤慨、多少嘆息、多少淚水，像電影般的片段快速地浮現在腦海裡。退休後，錯亂的時空讓我實在不知從何寫起，難以活在當下。

但我必須把時空轉回到東海校園來。1977年，謝明山校長在多方指責下，落寞地離開校園，但在離職半年前，謝校長曾邀我及江玉龍，一位社會系的教授，到辦公室，很客氣地希望我們能加入國民黨。 我半開玩笑地說，「校長，留一個非黨員的人也愛國，這才是民主啊。」

1978年，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梅可望接任東海校長。從此東海創校精神及學術獨立就開始受到嚴酷的考驗，我首當其衝。 當時，教授升等必須首先經過教育部的學術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審查成績送回東海，再經東海的升等委員會的審議通過後，始由教育部發給教授證。1978年6月，我將已出版的三篇論文向教育部申請升等教授。十月審查結果送回校方，三位校外審查人均以85分以上的成績肯定我過去三年的教學及研究。 學校升等委員會開會審查時，由剛到任梅可望校長親自主持，所有審查程序經報告並討論後，所有委員對我的升等均無異議。但當委員們準備投票時，梅可望即以剛到校不久，對我不熟習為理由，希望在下一次升等委員會開會時再議。全體委員啞然無聲，唯有生物系王忠魁教授舉手發言，「升等是一種制度，林既已按照程序，經過教育部的審查通過，委員們不應以一個人熟習教授與否的理由，延遲再議。何況，其他升等申請的教授，按制度投票，為什麼 不必延遲再議呢？ 為什麼唯獨林教授需要再議呢？」 梅可望在眾目睽睽下，說不出道理出來，不得不開放投票。 結果，全體委員一致通過。

我經其他委員告知，始知王教授為我仗義執言。經我懇求後，他才透露出當天開會的細節。我當然對王忠魁的性格十分清楚。 在我負責生物系所長長達十年的期間，他是系所中我唯一敬重的教授。我們常常在辦公室促膝長談。他從1959年開始，在台灣各地收集植物標本，是一位孜孜不倦，一生奉獻苔蘚植物分類學者。從大陸逃亡至台灣，赴美獲取博士學位後就執教於東海，直至退休。 為人耿直不阿，每次與之閒聊討論，對時事、系務、校務都十分關心，觸及胡搞的校務及時事，激昂時，如見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態勢。

對我的生命，升等與否並不是生或死、正義或邪惡的大戰。我也清楚這個文明裡充滿邪惡，充滿邪惡的人群。是的，雖然這個事件讓我心裡發毛，但我絕不能因為世界是如此，我就要變成一個絕對悲觀的憤世嫉俗者( a cynic)。 我相信這個悲慘的文明中，還有很多至善的人性，如王忠魁、日航的職員、肯亞的老人，否則我的生命一定悲憤淒涼，永不知如何愛人、被愛，如何犧牲，如何寬恕，如何自在。 這也是我為什麼喜愛法國作家雨果的 <悲慘世界>  (The Miserables) 這本小說，因為 <悲慘世界> 給了我希望、樂觀。 感謝書中主角 Jean Valjean，這位為了偷竊一條麵包的囚犯，被當時法國文明迫害、凌辱，後來竟會變成如此寬容、愛人；我也喜歡 Javert，那位盡忠職守、無情的警官，一直想把Jean Valjean 繩之於法，執行法律要求的「正確」行動，最終他從 Jean Valjean身上學習到「依法行事」或「惡法亦法」是那麼不道德、可怕，而感悟到「愛」與「知恥」的重要。 他內心的煎熬及羞愧竟讓他投河自盡，從中國的文化，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他沒有選擇其他可行的方法，如辭職退隱，繼續自覺羞愧，苟且偷生。 對我，這種高貴的情操，實在太偉大、可敬了。雖然世上到底還有很多很多至善的人性，讓我活得自在，充滿愛意，但我心中仍渴望，中國三千年的「文明」，何時才會產生這樣有腦袋、有心靈，有廉恥、有憐憫、同理心、有道德勇氣、有人道的社會、官員、及政府呢？而不是只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掛在嘴邊，說給別人聽而已，肚子裡，都是錢、錢、錢。不管社會多麼黑暗，不要失去希望，也不要忘掉世間還有錢買不到的東西，有錢也有不應該買的東西。

梅可望接任校長時正值東海財政最困苦的時候，教職員薪水已到發不出來的窘境。他把東海財政困境救了回來，還是要感謝他的黨政關係。梅校長寫信給蔣經國請求資援而得到了四千萬元新台幣的貸款，其利息，東海只付百分之四十而已，餘由政府（納稅人）負擔，可見當時人治、黨治的濫權。 有次，梅校長很誠懇地希望我能幫他忙，把學校辦好。我雖知梅校長對我的成見，但把學校辦好，也應是我分內的工作，因此我也認真地協助他。 我們彼此工作十分愉快。 一段時間後，他告訴我說，「我來東海前，已有情報要我注意你。」 我很嚴肅地告訴他，「我未曾做出任何違背國家法律的事。我只寫寫文章，評論環保政策，這樣不行嗎？」梅校長笑著說，「Edgar，不要太過分就好。」 我反問他說，「最近校園裡傳出東海有個危險人物。據說謠言來自人事處的「人二」，這樣對嗎？」 「有嗎？」他裝傻。

梅可望與我共事十四年中，我們有很多衝突，也有很多諒解。 不知多少次，我被叫到辦公室，第一句話就說，「又寫什麼文章!」有一次，他看到我寫的一篇 「永恆的真理：非暴力主義」，梅校長以不屑的口氣說，「什麼真理，非暴力主義！」我火了，「那您要我寫暴力正義論嗎？」「好啦，好啦，不要再寫了，」他不想再說下去。 「再說吧，」我掉頭就走。有次，他勸我不要參與外務，還說警總不大高興。我很不客氣地說，「梅校長，東海是大學嗎？這樣好了，就請警總來調查我，如果我犯了國法，那就抓我，起訴我好了。」 諸如這類的緊張的場面，時時發生。我想上面一定給梅校長很大的壓力，我可了解。

梅校長是一位很聰明，在國民黨官場混過的官僚。 他父親是牧師，成長在基督的家庭，可能因此還帶點基督的精神。在公開場合，總是向人說，我是他的好朋友。的確，他也私下照顧我很多。從1977年後，我每次要出國開會，都無法成行。每次到最後關鍵時刻，我不得不找上梅校長幫忙。他每次都說，「誰要叫你這麼做。」我也說，「我沒作什麼啊！」我就靜靜地站著，等著他的回應。幾分鐘後，他就掏出一張他的名片，在背面上寫著：某某先生等的，請他協助的話。我就拿著這張名片到台北博愛路「入出境管理局」旁門，遞上名片。不久，一位先生出來，以不耐煩的口吻說，「好啦，好啦，一個鐘頭後來拿。」1984年，自立晚報因我專欄的一篇文章「政治的邪靈」被警總查封一天，並逼迫我離開台灣（另述）。三年後，梅校長也「網開一面」歡迎我回東海（按校規只能離職兩年）。我一步一步涉入政治，越陷越深，他也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似乎默默地鼓勵我。宋時選擔任省黨部主委時，曾邀我演講餐敘，希望我與梅校長談談入黨事。有趣的是，梅校長一直未曾向我提及入黨一事。

我與梅校長之間維持著一種非常有趣、微妙的恐怖平衡關係，是友非友，是「敵」非「敵」，彼此卻相互尊重。這樣我們一起共事了長達十四年的歲月，很多回憶讓我十分感恩。從人的觀點，梅可望校長還蠻可愛的。現在他已九十多歲了，我還常常懷念他。

在生命的道路上，我珍惜、感恩遇到相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