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唯一可確定的本質就是「變」;「變」是生命的香料。 拒絕選擇變的挑戰,生命就停滯不前;失去改變機會,就難以成長。 生命的壯闊是不斷選擇適應的結果。既然選擇是如此重要,那麼有沒有理性的方法讓我們決定我們的選擇?我不知道。
一般人的選擇,大都依循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這樣的方式作為選擇的基礎,我感到不安。 有趣的是,我過去大大小小的抉擇,大都靠著直覺(intuition)的決定,很少陷入「優柔寡斷」或「猶豫不決」,而造成沮喪、焦慮。 我相信,不少人選擇的決定也是來自「直覺」。雖然直覺的能力因人而異,又不科學、不具體、摸不到,難以形容,很多人就以為它不存在。
直覺是一種難以證明的洞察力 (insight),一種超自然的經驗,也是一種內在靈性的呼喚。有人稱之為「第三眼」、「第六感」或「內在智慧」。 積年累月的理性經驗中,我們的左、右腦 (brain),感官的察覺力,和精神 (mind)在複雜的交互運作下,有時會產生一種神秘直覺「知」的力量。愛因斯坦說,「一個無能力驚嘆的人就沒有驚奇的能力,如同一根被吹熄的蠟燭。」 著名分析心理學家 Carl Jung (卡爾 • 古榮格)說,「一般而言,直覺與神秘、無意識的因素是生命重大抉擇的來源。」美國先驗文學家 Emerson (愛默生)說,「不經直覺感受的選擇,我不會接受它。 直覺超越一般的思維及經驗。」 我不厭其煩地舉出例子,就是要說明直覺的存在。當然,我確實感到直覺的存在,因為我很多過去抉擇,大都來自直覺的結果。基本上,生命在面對選擇,是沒有所謂的「準則」,因選擇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事,必須由自己作決定。 我以為直覺不是一種神秘「知」的力量,而是一種不斷透過閱讀各類書籍,體驗形形色色的生命經驗下,冥冥中學習培養出「瞭解自己」、「忠誠於自己」,及「自我價值觀」的結果。這才是生命面對外在變遷真正的適應能力及智慧,而使生命蓬勃發展。生命難以算計,因為生命一旦做了選擇後,無數的變數不再由你決定選擇的走向了。 沒有自我而依賴世俗傳統的價值觀,或流行的風潮,或父母的決定,我個人認為他或她失去了很多生命開放的機會,相信他們在生命的旅途中,至少一定有些的懊惱與後悔吧?
今天,這一代大多數的年輕人只知道,並相信網際網路的資訊 (information)、影視(video),而誤把資訊、視訊當知識,而自以為什麼都知道,產生了「知識的傲慢」,久而久之,自以為呆在客廳可以取代「閱讀」,「實踐生命經驗」的誤解。實際上,卻導致「知識的貧窮」(Poverty of knowledge) 今天,這一代年輕人很容易只知事實(fact),而無智慧(wisdom)。因此,面對生命的選擇,要以網路的資訊作為決定或參考的基礎,後果堪慮。 現代生命的「悔恨、悲劇」何其多,我懷疑很多是以網路的資訊、別人的價值作為選擇決定的結果。
現在,我面臨另一個抉擇:東海或台大的教職。
這次,我又作了一個「傻勁」及「直覺」的決定。我違逆世俗傳統價值觀及流行風潮的選擇:我選擇了接受私立東海大學生物系,婉拒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的教職;選擇放棄每月120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國立台大教授的光環,選擇每月7400元新台幣的薪資,及私校東海教授的教職。 詩人Robert Frost 指出,「面對前面分歧的兩條道路,我選擇人跡罕見的小徑」,但是否會讓我未來的旅途大不相同? 誰知道。
為此,我向台大動物系黃仲嘉主任一再地抱歉,但他大表不滿,無法瞭解為什麼我會選擇東海,拋棄光環的台大教職,選擇沒落的東海,無視薪水幾乎兩倍的差別及其他國立大學的福利及保障。的確,從別人的觀點,我做了一個傻勁的選擇。不幸,黃仲嘉主任英年早逝,但他在我生命短暫的接觸中,對他的真誠及專業,留下了一層深深的感恩及尊敬。
我選擇東海,為什麼? 第一,我想到太太時,我直覺的知道,我要到東海。我留在台大,只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已,但對我太太及兩個寶貝孩子是不公平的。 台北市是一個人情冰冷、不容外人的冷漠都市。 孩子語言不通,上學、交通及接送的問題,太太語言不通、文化適應問題,租屋環境的問題等等,不,我直覺的知道,我不能讓太太承擔這樣的痛苦,我必須為太太和孩子著想。東海校園遠離台中塵世,老師學生都生活在校園裡,形成一教學生活的溫暖社區。外國人較多,校園又有附屬幼稚園、小學等,孩子可安全走路到學校,不必接送。 東海又是一所教會學校,有一美麗莊嚴的教堂,太太一定會很高興。 她可在這樣的環境下,慢慢學習適應。 這樣的環境與條件,對我及家人,是錢買不到的東西。
第二,因為我瞭解自己,並忠誠於自己回台的原因。回國時,我清楚的自知,我願意致力獻身的目標 (commitment)是教育和顛覆,期待獨裁專制的消失。 前者,台大或東海都是一樣,都是教育自己的子弟;後者,我必須耐心地等待,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事。 1975年,台灣嚴峻肅殺的政治氣氛令人不寒而慄。任何反國民黨的言論可能很容易被羅織入罪,因此我的一些朋友都終日鬱卒,垂頭喪氣。 大家在一起,大都清談、抱怨,滿肚子牢騷。 我留在台北的話,我很容易浪費時間在清談、發牢騷、喝咖啡上。我必須遠離台北到台中偏僻的東海校園。我可好好專心教學研究,建立起自己的專業聲譽,等待時機才是上策。
當時,我如此的決定,也受到很多回國朋友的反對。但38年後的今天,我沒一丁點的後悔,反而驕傲,雖然從錢及世俗的價值觀看來,我損失雖大,但我「賺」得更多,不是錢,而是我自己及家人所獲得的一切,都是錢買不到的幸福、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