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國外十年了，已習慣享受著自由民主的經驗，把言論自由、人權等視為當然，已無法想像到戒嚴及特務橫行的恐怖；加上在非洲三年的期間，又無電視、網路及國外報紙的接觸，對台灣的政治變化全然一片空白，自然對國內獨裁政治的恐懼淡忘多了。 我有一種天真無忌心態，我又沒有犯了什麼罪，我沒什麼好怕的。 這種無忌的勇氣，現在想起來實在天真無知到可笑，忘掉了獨裁政治的恐怖就在不講理，不講法暴力就是它的工具。1970年代，由於 台灣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接連受到重大打擊（被迫退出聯合國、尼克森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斷交）。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於1971年發表「國是聲明」，要求台灣的將來須由台灣住民自決及推行台灣的民主化，因而國民黨大舉鎮壓和逮捕異議份子。1975年4月蔣介石死後，國民黨更感不安，整個社會瀰漫著肅殺的氣氛。


1975年8月底啟程離開美國時，我心裡又興奮，又不安。 在機上，我們和西濤西湘全程玩著各種遊戲，但當飛機著陸時，我開始心跳加速。 我們一家四口進入機場，排隊進入海關時，太太還刻意地握著我的手安撫我。 心想，萬一我被扣留的話，怎麼辦？ 心中忐忑不安之下，我們卻都平平安安順利地過關，進入國門。 那一剎那的驚喜，實在太興奮了。傻勁有傻福，我好像感覺到守護天使都在我們身旁一路照顧著我們。

 
么弟暫時安頓我們在一家商務旅館裡， 我陪著太太和孩子，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熟習環境及生活的細節後，我就安排求見黃仲嘉主任。見面後，他只簡單地說，學校沒問題，現在還在等著教育部的回應。根據他的看法，教育部也應無問題，因為系上特別強調需要一位生態學的老師。  之後， 我就帶著太太和孩子到台中東海大學拜訪歐保羅教授。 歐教授是美國長老教會派來台灣的教育傳教士，很巧的是他的博士學位也是得自印第安那大學動物系。他從1958年來到東海大學，一生奉獻給東海生物系。一見面，他就道歉延遲回信的原因，自稱是一位無藥可救的拖延者（procrastinator），他喜歡能大家見個面，當面談是最好，最簡捷、最有效率的辦法。 他知道我是印大畢業的，一開始就談到他的老師及同學，使我感到一見如故，相談甚歡。 最後他毫無遲疑地希望我能到東海生物來。他並一一詳細告知聘任細節：每月月薪7400新台幣，校園宿舍一棟， 每週授課 8 學分。 我也坦承地告訴他，我也向台大動物系申請，尚待教育部的同意。當時，雖知道有個教職等著我， 但是否同意來東海，心裡還十分保留。我心裡想的還是以台大的教職為優先，因為當時我認為能夠受聘擔任台大教職，是每一個讀書人的夢想及驕傲。

 
在美國認識，早我一兩年回台的一些朋友，知道我回台後都會相約茶敘。他們大都執教於台灣大學。大家見面時，一談及國民黨，或不合理的政治現象，或政府的官僚作風時，都紛紛搖頭，左顧右盼，小「聲」翼翼。 最後，大家唉聲嘆氣，抱怨收入少，住在台北生活不易，小孩因呆板的教育方式及內容，問題一籮筐，又看不慣社會風氣，心情都十分鬱悶，想好好教書都很困難，有的還懷疑回來得不是時候。 朋友們的抱怨，我還無法感受。有些人都在美國多年，習慣生活在美國的富裕與自由，回台後，受不了太多物質的羈絆，還無法適應，可想而知。我想也有不少人是因自認沾了一身美製醬油後，自以為身價比別人高，但因得不到自以為應有對待後，所產生的失望及挫折吧。

 
我想我不會有那樣消極或不平的感覺，我必須感謝我的非洲經驗；非洲貧乏的物質生活，我都可自在安詳地接受。 台灣的經濟條件，與非洲相比，天差地別，我更能甘之如飴。 對那些沾了美製醬油後，就自認為高人一等，我也不以為然。我不知道其他人決定回台的動機為何，但我知道自己有一清楚生命致力獻身的目標。我未曾介意太多生活的細節，別人活得下去，我應該也活得下去，我太太也應該活得下去。 我更沒想過沾了美製醬油有什麼高人一等的驕傲邏輯。

 
說實在話，回到台灣後，我的每個細胞好像都活化起來，充滿精力，像一隻動物回到他成長熟習的環境，奔奔跳跳，自由自在，我好像變了一個人。我不再像十年前，接受那種「立足台灣，遙指神州」，違背「生物地域主義」（Bioregionalism）法則的政治口號，相信那種政治的謊言。 紮根鄉土是人與動物的本能，到底生命是從大地而出，攝取泥土的養分長大茁壯。出生的地方有一股魔力；長大地方的泥土、空氣、視野、人物也有一股魅力，怎樣摔也摔不掉它。生命與土地枝脈相連、互賴互存、互長互佑；依戀大地是生命的自然情愫；耐心、善心、和愛心是只能從大地的滋潤中萌芽出來。 生命本是「生物地域主義」的表現而已，不幸地，我蹉跎了十年的光陰，才學習到「愛鄉愛土」的本能，還不遲！

 
兩個星期過去了，音信杳然。 學期也快開始，我決定再親自造訪黃仲嘉主任。剛進入他的辦公室，他就向我握手說，「恭喜了！我剛通了電話，部裡已同意增加一位師資。歡迎你！」我真的十分高興。他交給了我一疊表格填寫，並當面告知生態學與演化學是我主授的課程。當他告訴我的薪水是每月12000新台幣時，我也不敢相信公、私立大學教職員月薪的差異竟如此之大。不管 7400元 或 12000元，與當時美國的收入實在無法相比。我猶記得，1967年時，我到印大當助教的薪水是美金300元，以當時的匯率（美金1元=新台幣40元）換算的話即等於新台幣12000元。 1975年，台灣的經濟才開始慢慢起飛，生活、物資的條件才開始慢慢得以改善，難怪早幾年回來的朋友，抱怨生活之不易！

    
從回台的念頭開始到飛機著陸台灣時，我毫無概念會住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教職。只憑一份莫名的信心，我不會餓死的傻勁，冒然回鄉，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竟有兩個教職等著我。我又何其幸哉！冥冥中，兩位守護天使： 台灣大學動物系主任黃仲嘉教授，及東海大學生物系主任Paul Alexander 教授伸出信任溫暖的手，歡迎我。這種事在美國大學機構教職的申請，在既未曾謀面，也無面試下，是不可能的。

 
這下子，我必須作一個選擇。台大？或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