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期，我接觸到英國科學家 J.D. Bernal(1901-1971)的一生及其著作。 他是一位多采多姿的傳奇科學家，朋友都稱他為「科學的哲人」(Sage of science)。他的科學成就，X-ray crystallography （X-光結晶學）及其學生的研究奠定了日後DNA結構的發現。 但他的人文關懷，藝術造詣及政治參與，使 C.P. Snow（著名「兩種文化」的作者） 為他寫了一本小說，The Search(尋覓)。至今我仍收藏他的三本的書：1.Science in History(「歷史中的科學」1954)，2. World without War （「沒有戰爭的世界」1958），3.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科學的社會功能」1939)。他開啟了我對科學與政治、社會、環境及人文的關懷，導引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注。

傳統上，科學的中立價值：客觀的、萬能的、國際的、公開的、崇高的、造福，及無私的觀念及宗旨，要求科學家的社會責任和良知，如同醫生的醫德一樣。 但自1960年代開始，科學中立價值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大學學子看到美國登陸月球，海盜一號登陸火星、新遺傳，基因的控制、合成，人腦的控制，電腦一再地更新，微粒物理一再地深入，科學似乎已達登峰造極的程度，但軍事預算不斷地增加，越戰一再地擴大，中東戰爭不斷地發生，劫機，暗殺，中南美洲游擊隊的攻擊層出不窮，都市腐朽惡化。 向貧窮、癌症、生態破壞宣戰的高貴目的竟成了空言，直至今天，持續地惡化。可是人類生活的品質、條件與環境竟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而遞減；在核子戰爭的陰影下，人類及生物圈(The biosphere)的生存竟也無法保障；國與國間的關係卻每況愈下，仇恨、猜忌充滿人間。顯然地，科學發展的成果卻沒有自動地增進人類的福祉，建立起較好的世界。新的一代，舊的一代都發出了懷疑科學的口號。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兩本暢銷書中，”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反文化的誕生」)和”Where the Wasteland Ends”（「荒地的邊緣」)指控科學的發展並未促進和平，增進人類的福祉，提升文化的品質。1970年代後，很多第一流的年輕科學家公然地抨擊科學，並轉移他們的才能從事對社會有益的服務。不只很多科學家本身對科學的變化感到震驚，宗教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甚至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也都提出警告，除非科學家本身再度對科技的目的及科學家的社會責任重新評估，尋求科學與社會、人民福祉的一個新的關係，否則科技將給人類帶來浩劫。

今天，回顧過去五十年科技的進步發展，是否提升社會功能、地球自然的永續及人類福祉？ 我只舉兩項為例，第一，化學科技、農業科技的進步、基因改良的農業有無讓全球飢餓的人口減少？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最新的資料顯示（2009)，今天世界飢餓人口超過十億，比三十年前更加嚴重，且每年不斷的增加；食物安全反而令人擔心，威脅世人的健康；黑心食品，全球充斥，危機重重。五十年來，聯合國每年的口號，「向貧窮宣戰」，但貧窮消失了嗎？ 事實上，世界貧富懸殊更加嚴重，貧窮人口年年俱增。 第二，醫學科技的突飛猛進令人讚嘆，但今天醫學的進步卻無助於廣大民眾的「平民病」（如瘧疾）的消除。四十年前，雷根總統的「向癌症宣戰」所投入的研究經費，不不計其數！有減低了癌症的發生率嗎？癌症發生率反而越來越高。四十年後，癌症的治療還是開刀、化療及放療三種及近期的標靶治療。使用的醫藥不同，但療效依舊，後遺症及副作用令人憂心； 診斷及治療的影像儀器更新穎，但療效及診斷存疑。罹癌患者與年遽增，治癒率改善了嗎？ 所投入龐大的資源誰受益最大？

科技的誤用和濫用的問題比70年代更尖銳化了；科學家的良知及社會責任也逐漸式微了。我們再看不到美國在1986年3700位科學家及工程師，包括十五位諾貝爾獎得主，包括李遠哲教授，以及全美最好的二十個物理系的百分之五十七的教授都簽名拒絕雷根總統的「星際大戰」的研究及經費。我不得不說，今天科學的中立本質已完全喪失。60年代及70年代關心的科學議題全然受到遺忘。究其因乃科學已不中立矣！

今天的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全然受到商業化的扭曲，只為了利潤，已不再是造福人類，促進地球永續發展的工具，因為科技已政治化， 一切以一個國家的政治目的而存在，如堅持核能及核武的發展；今天的科技已商業化到了極點，不計一切的後果，只以專利、利潤為目的，如基因改造生物的發展； 今天的科技已軍事化，戰爭即是科技的戰爭，不計其殺傷破壞的倫理。五角大廈給予的科學研究合同深入每個科學的領域，把很多工業及學術研究都為了戰爭及反恐而服務；今天的科技必須秘密化，以保障商業的利益，軍事的優勢，及政治的操作；今天科學已不再國際化了，而是國家化，就是為了自己國家經濟的利益、軍事的優勢；今天的科學已制度化、職業化了。科學的工作已無法像達爾文、愛因斯坦等人的工作方式了。現在的科學家就像在一般職業的機構工作，朝九晚五，為了餬口，無視傳統科學的倫理及科學家的責任。如同今天的多數醫師，無所謂的醫學倫理可言，只為了賺大錢。沒有醫德的醫學，醫療制度就會陷入危機；沒有傳統中立的科學倫理、科學家的良知及責任心，科技就會陷入危機。今天的科學危機與70年代的科學危機相比，更令人憂心。我與漢先生有關科學的論爭，即是我對台灣科學危機關注的開始。因此在1976年代開始，我奮筆疾書，大唱科學不中立的危機。1984年出版的「科技文明的反省」一書即針對台灣的各種科技問題，從農業、核能發電、食品工業、醫學藥品等方面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警告，不僅呼籲政府仔細檢討自身的科技政策，也要求民眾關心切身利害之科技引進及產品。我也在1989年，針對科學、科學家的文化問題及科學政策擬定的過程所會面臨的諸多陷阱，出版了「科學中立的神話？」一書，並對核能發電的危機寫了「反核就是為了反獨裁」，說明核能發電危險的根源：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的結果。 所謂提供能源需求及抑制氣象變遷是幌子，政客、科技人員、偽專家及財團集體行圖利之實。因此，要改善氣象變遷，唯有改變政治、科技、教育及經濟體制 ，因此，System Change，Not Climate Change! 已變成改善各種問題的核心口號，包括核電，生態環境危機。

回台十四年後，這兩本書的出版終於撫平了多年來，我對科學危機的關懷，但不幸地，科技危機更變本加厲地持續存在；核能發電終於爆發了三哩島、車諾比及福島核災的悲劇。以台灣核四建造過程的貪贓枉法，偷工減料，官官相護的情形，一旦任令其商轉，龍門核四核災將是下一個悲劇。

今天寫到這裡，我非常傷心。自然和地球還有未來嗎？人類會不滅絕嗎？ 我相信，除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及社會文化有有一革命性的變革，我一點都不樂觀。 為什麼？因為今天的問題不僅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個別引發的結果，而是政治獨裁、科技獨裁、專家獨裁，及財團獨裁已形成牢不可破的霸權聯體怪嬰，其勢不可當矣。 它們都「只為了利潤」，結果，人及其他的一切都被物化，包括道德倫理。 戰爭、貧窮、動亂、公平正義及自由人權的喪失、垂死的自然，及瀕臨滅絕的人類勢必發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