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 Bloomington 印地安那大學的校園，感覺恍如隔世。一個多月前在非洲Tumutumu，對照在美國 Bloomington 的經驗，其差別竟是天壤之別，實在很難瞭解人處在不同空間，際遇竟會如此不公不義。美國的生活如此方便，物資如此豐富，使用資源如此浪費，一時我還難以適應。在美國因收入微薄，非洲儉樸生活的習慣，倒使我們適應簡單的生活。 我認為這是我們一生最大福氣之一，不但沒有人比人的壓迫感，還對他人無謂奢華的生活感到遺憾。 影星 Kirk Douglas 年老受訪時說，他一生最大的資產來自他幼年時的貧窮經驗，使他瞭解生活及生命的滿足、快樂及意義，與物質及金錢的多寡無關的智慧。

     我們回到美國印大後不久，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西湘就出生了。我的太太決定全心留在家裡照顧兩個幼兒。 幸好我有研究獎學金及兼差其他計畫，過著一個月四百多美元的收入，勉強維持家計。我很感謝太太為了孩子，寧不工作，且能安貧樂道，為孩子、為家庭的愛心，使我能專心研究論文。

我們住在校園裡的研究生宿舍Redbud。每天一早，我就散步到 Jordan Hall 生物系實驗室，解剖從非洲收集的變色龍。因為論文提出的問題很多，我必須解剖的器官也很多。蜥蜴生殖器官又細小，又要測量、記錄，工作十分單調、乏味、又冗長。解剖時又要忍受嗆鼻、眼的福馬林，工作實在不好受。經過八個多月不眠不休的解剖一千多隻的變色龍的生殖結構，包括雄性的睪丸、附睾、輸精管、脂肪體、腎、及肝等；雌性的卵巢、卵泡、輸卵管中的卵數或胚胎數（這兩種變色龍都是卵胎生的蜥蜴）、脂肪體、腎、及肝等。這些冗長乏味的工作結束後，就必須整理分析資料。論文寫作又是一件頭痛苦惱的事。因為資料收集太多了，我必須暫時割愛很多有趣的資料，如生殖、捕食行為及族群結構的分析。

從解剖、資料收集、論文分析、撰寫、討論、修改，經我篩選出四篇主要的論文作為我的博士論文。我把篩選出四篇主要論文的大綱交給Nelson 教授後，他不置可否。 每次看到論文的大綱擺在桌上，動都不動，我心中就有些不適。 這段時間，做著冗長無趣乏味的工作，每天都感到十分挫折。

寫作論文期間，我與指導教授Craig Nelson發生了多次論文中一些觀點差異的爭論。Craig對我的一些論文的意見常常給我的印象是有點吹毛求疵，刻意挑剔，好像是他要告訴我什麼似的，又不敢明講。 當時大學教授們的出版論文多寡是一件割喉似的競爭遊戲，不是「出版」(publish) 就是「陣亡」(perish)。我不知道，他是否擔心，我不會把他列在論文出版時的共同作者？ 每次爭論，我也為我自己的觀點辯護，但心情總是不快。寫作無心之餘，我常常到政治系的研討課旁聽一些政治經濟學的課，或到圖書館瀏覽。 

我在四月上旬就完成論文的撰寫，但因四位口試委員的時間關係，我的論文口試的時間只能安排在七月上旬暑假的時間。雖然還要等待三個月的時間，但我的心情倒沒有急著完成口試，也樂得有時間思考我的未來。

那一天論文口試的大日子，我自信充分的準備了我論文的報告，但心理還是緊張。報告完後，四位委員開始都稱讚我的論文資料十分豐富，分析清楚。 之後，個個卻針對我的論文討論部分有關生態及演化理論的推測及假設大加拷問，我雖力辯，也出現不少令我尷尬的場面。 經過兩個小時的煎熬後，我的信心頓失，臉色蒼白，像隻閹雞，垂頭喪氣地走出來。我回到指導老師的辦公室，屁股用力地栽入沙發椅中，心神忐忑不安地等著。久久後，我的老師開門進來，就高興地喊，”Congratulations，Edgar! You did a good job.” 我站起來，抱著他，感謝他。我就跑著回家，興奮告訴太太論文通過的好消息，感謝她一路的支持與鼓勵。

通過口試那天的下午，Nelson教授邀我到一家酒吧，開了一瓶白酒慶祝，宣稱從今而後視我為摯友。我很高興，也很感恩他的支持及鼓勵。他說我離開印大到非洲時，他確實對我很不滿，因為我拒絕了他希望我到南美做研究的要求。不過他看到我在非洲獨立地完成了如此龐大的研究工作，研究經費又花費不多，是極其不簡單的事。因此他很為我而驕傲。 對我的刁難，他坦承地說，是因為有點嫉妒的原因。美國人的可愛的地方就在誠實，不虛偽。 我主動地建議論文的最主要一篇（Comparative reproductive biology of two sympatric tropical lizards Chamaeleo honeli and Chamaeleo jacksoni）與他聯名出版，其他三篇我各自處理。他也很感謝。後來，這四篇論文都在德國及美國的兩棲類的權威學報出版了。

從解剖等資料收集、分析、撰寫論文至通過口試，獲取博士學位，這一段期間是我一生知性的學習、成長和整合，收穫最豐碩的兩年。除了生態演化的專業知識外，還包括其他專業以外的知性學習，特別在科學哲學、政治、經濟發展理論，及科技社會學等。

當時，我自信博士論文的撰寫及通過只是時間，而不是有無的問題。因此，除了後來，與指導教授之間發生了一些摩擦外，我心情感到毫無壓力，因而可以悠閒悠哉的做一些撰寫論文以外的探索。從非洲回到美國後，我的整個知性的定位好像是被一座特殊的指南針，對準非洲及第三世界問題的方向。看電視、報紙和雜誌報導的內容，我總是從非洲人的觀點，從制度的不公不義，從西方的帝國及殖民主義的殘酷，作為評斷批評的基準。

1970年代，第三世界是美國知識界關心的議題，因此，書店擺滿為第三世界抱不平，以及批判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和資本主義本質的書籍。 從學術清談的象牙塔，體驗非洲的生活和目睹非洲的慘狀，再回到探討知識的學術校園，我有一股強烈的欲望，想從知性的層次來瞭解第三世界的問題及其解決之道。當時，第三世界不只包括非洲，也包括台灣、東南亞各國、中國及拉丁美洲等落後的國家。我於1965年離開台灣時， 對台灣國民黨的厭惡，除了個人家族被迫害的原因外，對政治懵懵懂懂，我僅從基本的民主認識，唾棄國民黨的專政獨裁，從一般常識，厭惡國民黨的欺騙伎倆，但對台灣將來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的發展及其模式，未曾想過。

      看到非洲國家獨立後，各國卻有對未來的社會有不同的理想及政體。坦桑尼亞獨立後，把社會主義、農村互助（Ujamma） 及自立更生 （self reliance）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中國以馬克斯社會主義思想推動人民公社制度，拒絕西方的影響，以冀求發展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模式。我關心非洲的發展，自然也開始關心中國、台灣的經濟發展。當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及發展中的國家以剝削農民，鼓勵中小企業，以及外銷導向的政策，視為是天經地義的唯一經濟發展模式，也把發展的定義只以 GNP的成長（國家總生產毛額）作為指標及目的，對經濟發展與人、社會和環境的矛盾、衝擊置若罔聞。我從當時閱讀各種批判資本主義的瞭解，以及從發展中的國家所發生的各種社會與環境問題為證，對這種發展模式，甚不以為然。因此，我特別興趣閱讀有關第三世界的發展理論，及西方跨國公司如何剝削第三世界的案例，希望能透過理論與案例的學習，使我對世界複雜的問題較有進一步及系統性的瞭解，希望未來能為第三世界被壓榨的人民伸張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