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濤康復後，我們的生活逐漸穩定、規律下來。 因為學校和醫院離家只有100公尺左右，我們都可悠閒地漫步到學校、醫院。中午就回家午餐看西濤。我們上班時，就由太太訓練過的女傭Grace看顧孩子。
週日上課時，學校還維持著英殖民時代的生活方式，都有早、午茶的習慣。 教職員都匯聚在一起喝茶，吃點心，閒聊。 開始時，我注意到職員都不來，只有少數的肯亞教師參加，大多是外籍教師。 我可觀察到北美人與英國人行為的差別。 肯亞教師都聚在一旁，少與白人聊天，白人更是如此，只會向肯亞同事說聲How are you? 我與雙方相識一段時間後，我想大部分白人也不會是那麼勢力眼。 我想肯亞人不敢主動地與白人交談，相信是殖民歧視政策的心理後遺症，而非是肯亞文化的本質。 我是「異數」，不白不黑，可雲遊兩邊。 我很主動地與當地教職員話家常，回應也是很熱情的。 認識久了後，他們也會向我吐露他們的心聲。課餘私下談天時，也會很公然地說些氣話，如厭惡英國人之類的重話。
我們居住的地方，被叫做傳教士村莊(Missionary Compund)，雖無圍牆，但外人不敢隨便進入。有空，我們就帶著西濤往社區以外的村莊散步瀏覽。 每到一個地方，大人小孩都會圍繞著西濤，逗他摸他。很快的，我們所到之處周圍村民都會跟我們打招呼，問東問西，也借這樣的機會學到一些kikuyu語言。 社區外籍人士很少與外界接觸，但在自己社區內，彼此來往倒很頻繁。 我們搬進 Chania後不久，德國醫師Peter Albrect 及太太也來到Tumutumu醫院報到。有一晚，我們坐在客廳，聽到輕輕的敲門聲，門輕輕地推開一小縫，我看到一位年輕的女子的一副驚恐的眼神。 因為晚上看到陌生的臉孔，我也有點嚇一跳。 這對年輕的夫妻進來自我介紹後才知是新任德國醫師Peter Albrect和他的太太。嗣後兩年，我們常常來往，常常聚餐，討論各種的世事。我們的文化及教育互異，但Peter與我都可以以理性的態度討論問題。我們一起把一個荒廢的網球場整修了，勉強還可一起打打網球運動。 我們的來往讓我學習到很多德國的生活習慣及觀念。兩年半後，我們結束我們的任期，Peter和我變成了莫逆之交。離開Tumutumu，我們互相道別後，相約互訪。
我回美一段時候，再回台工作後，至今我們還時時以email、電話保持聯繫。Peter和太太回德國後定居在德國南部小鎮Oringen行醫，生了一男一女。 從我們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他們是一對快樂的夫妻檔，家庭和樂。 有一年，我趁著到瑞典Lund University作研究時，第一次到德國看他們，兩個孩子都已十多歲了。 Peter有一診所，每天工作忙碌，太太與孩子熱情的招呼我。相談時，她時時提及Tumutumu的快樂時光，很希望能再回去，好像年輕Charles Gerber從剛果回美後的感受。 數年後，我接到了Peter的一通電話，傷心地告訴我，太太上吊自殺，言談中提到她從非洲回到德國後一直都很不快樂。 「為什麼？」我問。Peter說他也不知道，只提到她為了尋求自我，及生命意義，曾遠至印度幾趟尋求印度Guru（印度教的精神導師）的指導。
幾年後，我趁著代表台灣YMCA總會到日內瓦參加世界青年會理事會後，到Oringen去看他。當時，他獨居小鎮行醫。 一晚，我們飯後坐在客廳暢飲啤酒，談及二十年期間的生命變化，不勝欷噓，也各自反省愛情婚姻的困境。我們檢討彼此婚姻的失敗時，兩個大男人卻忘掉了矜持，不顧自我的弱點(vulnerability)及尊嚴，為自我的失敗因素表示極大的遺憾。 我們都自責難過到嚎啕大哭。我們都對年輕時嚴肅的工作倫理(work ethic)和過渡的自我要求，傷害了太太外，特別對太太的自我認知及生命態度，產生了太大的壓力。Peter自承深深地受到德國文化的影響，看不慣他太太那種不嚴肅且天真無邪的生命態度；看不慣他太太安於家庭主婦的角色，一直逼著太太 do something（做些事）。太太自認已做了很多事，只是她得不到先生的認同、尊重而已。 在Peter不斷的壓力下，慢慢地，她開始懷疑自己，失去信心，責備自己。痛苦之餘，到處尋求心靈宗教的慰藉，看遍了心靈的書籍，參加無數的心靈課程，似乎也幫助不了她。 她決定到印度拜Guru為師，引導她快樂之道。 最後一次從印度回來，無法得到先生的認同後，她就自我解脫。Peter 告訴我，德國人總是有一絲的憂鬱(melancholy)性格，是一種理性智能的標誌(a sign of intellect)，是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的精神，且崇信理性主義是生命至高無上的價值，不斷尋求知識及真善美的創作是最高貴的生命。他說，這是德國文化的優勢，也是德國的悲劇，如納粹主義的發生。
我也犯了與Peter同樣的毛病。我太太是來自一個以家庭為重，自足無慾的宗教文化，我也直接間接地給他壓力，希望他不斷的成長。她有她不斷成長的方式，但我似乎看不慣她的成長方式及力道。 長期的壓力雖也沒有壓扁她的毅力，但我們的成長軌跡也逐漸擴大，直到我自己的軟弱缺陷而出軌後，即一發不可收拾。 嗣後十多年的學習反省，我明白這都是我個人的錯誤，對我們的分離，至今感到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遺憾。 她離開後，我在浴室的藥箱中發現她留下的藥丸Valium。知道Valium是一種鎮定劑，我羞愧內疚到無法承受。
回想，我也在台大時讀過歌德(Goethe)《浮士德》(Faust)的中譯本。當時，只是感受到一種探索知識的悲劇。 以後，我收集了一些有關《浮士德》的書籍及電影，愛不釋手。 我受到浮士德的影響不少，但絕不是德國文化式的影響。 歷盡二十多年人世滄桑，又受到《浮士德》的啟發，於1997年寫了一篇短文，「悲劇人生，人生悲劇」，發表於某一日報。 我道出了五種人生的悲劇: 知識的悲劇，愛情的悲劇，美學的悲劇，政治的悲劇及事業的悲劇。 顯然的，《浮士德》也讓我領悟到，除了知識悲劇外，也感受到生命其他的悲愴及無奈。 2008年退休後，我更深切的體會到政治，事業的悲劇了。 我也更深切的體會到，在生命、知識、理想的探索過程，在它們的面前，我只能欷噓、無奈及臣服。 回首過去，內心充滿遺憾、慚愧、謙卑。
我一生尋求反省改變。 這個智慧，源自學習哲學、生物演化學及人世滄桑的啟示。 我最喜愛的一件T-恤，背後印著Socrates的名言，”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一個不反省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的確如是。反省及改變是一體的， 反省而不改變毫無意義；無反省的結果，生命只會依樣畫葫蘆，習慣性的活下去，而形成他或她的個性、命運。 生物三十多億年的演化，創造出如此多彩繽紛奇妙的自然世界，就是「變、變、變」變來的。
已故演化學家Theodosius Dobzhansky曾說，”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只能從演化學的觀點來看，才能理解生物學的問題)。 我把他的這句話換了一個字，”Nothing in life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只能從演化學的觀點來看，才能理解生命的問題)，我覺得再適當不過了。
早期上梁實秋老師莎士比亞課時，有一句話我一直都放在心頭，好像是出自「李爾王」(King Lear)："We are not the first who, with the best meaning, have incurred the worst”（至少，我們不是第一個人，以最大的善意卻招致了最壞的結果）。 歷經數十年的經驗及領悟，我終於深切的感受到，「通往地獄的道路常常是由善良的意圖鋪成的」。 人的善意不應是自以為是的藉口。Peter和我都對過去的作法，感到深切的愧疚，雖然Peter和我並不是第一位犯了這樣的罪過，但也不應受到寬恕的。 幸運地，現在我們都能從這樣的錯誤中，反省、學習而改變，不再重蹈覆轍。
當今台灣很多的兩性關係，彼此都以最大的愛意、善意要求對方，卻不知可能會以悲劇收場；即便是親子關係，很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