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李登輝總統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專訪時，提及「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一語道破了台灣人多年潛藏在心底深處的無奈、沈痛、認同。 但遠在1970年代，在國民黨洗腦、壓制的環境下，連李登輝也不敢說出「我是台灣人」的時空，我已意識到「悲哀」的感受。 那是從美國前往非洲彼岸的過程中，我深切的感受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從印大Bloomington到太太的家鄉Allensville，我們已「無所事事」地等待了四個多月，煎熬煩躁的心情可想而知。十二月初，「門諾中央委員會」總部終於來電告知我們好消息，說肯亞政府已口頭同意我們一個教職及醫護的工作。 「門諾中央委員會」的主事者信誓旦旦地告訴我們儘速前來總部報到，接受行前訓練(Orientation)。

「所有行李都一起帶去嗎？」我不安地問。

「對！我們大概需要五天的簡報工作，再加兩三天的簽證的時間，週末前你們就可上路了，」他說。

對當時中華民國護照的憂慮，我不信地問，「您確信簽證這麼快嗎？」

「簽證沒問題，」他向我保證。

我閉上眼睛，作了個深呼吸。多麼令人興奮的好消息！非洲，我們來了。

我們開始整裝打包。太太堅持什麼都帶，我堅持除了書外，什麼都少帶，我們還為了一雙穿了幾年的舊鞋子，是否也要帶，爭得彼此啼笑皆非。 幾天後，我們終於帶了140磅重的四大箱行李，向家人揮別上路到「門諾中央委員會」總部報到。下午時分，我們到了總部，興奮地進去，但主事者都不在。 一位秘書請我們稍坐等候，經半個鐘頭過後，還是沒有人出現。 顯然，我們的興奮與總部的態度有落差。 後來那位秘書就帶我們去找負責住宿的小姐，先讓我們安頓下來。 第二天早上早餐後，我們終於見到了一位主事者。他很客氣，也表示歉意，讓我們久等了。當天上午我們就被安排到附近大都市Reading的醫院打了黃熱病及腦膜炎預防針，下午就開始作簡報。我們都很納悶，兩個鐘頭的簡報都是有關「門諾中央委員會」的資料。肯亞的資訊呢？結束時，我再確認一切是否OK，他說「肯亞方面都說沒問題。」

 一切似乎按照行程，雖然我心裡沒那麼自信，但相信最遲也不會超過一個星期吧。第三天，我們與負責非洲事務的主任Verne Preheim見面時，他面有憂色說，「雖然肯亞政府已同意工作證，但還得申請移民局的入境證，而且只有在紐約的肯亞大使館才會發給簽證。」

我急躁地問，「要多久呢？」

「至少一個半月吧。」他無奈地說。

這一青天霹靂的打擊真叫我們心煩難耐。 「難道這些冗長的程序，您們事先不知道嗎？」我有點不快地質問。

        「我們不知道你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Preheim主任似以反擊的口氣回應，「這是我們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問題，也給我們增加很多的困擾。你要感謝是經由我們的保證，肯亞政府才同意發工作證呢。至於入境證和簽證，希望一切順利。」

        其實，我心裡一直有個疙瘩，不敢向他們直言，那就是我持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 當時東非聯邦，包括肯亞、坦尚尼亞、烏干達都不承認中華民國，我心裡總嘀咕入境證及簽證可能會是個問題，但是我總安慰自己，我去肯亞是作美國教會「門諾中央委員會」的慈善工作，情況可能不同。

這時聽到Preheim主任的「反擊」，我再不敢抬起頭來，更不敢以不快的態度質問。 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僅是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尊嚴盡失，而是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全無，只因為我出生在台灣。 我也第一次感受到政治的殘酷無情，無論多少崇高無私的人道關懷，善意、慈悲，在冷酷無情的國際政治現實眼中是被蔑視的。面對我太太無助的眼神，自責連累到她的無辜，我不知如何說起。

         還在懊惱、慚愧的心情下，不知如何結束這場尷尬的場面時，我突地聽到，「現在你們怎麼打算？回到Allensville或怎樣？」Preheim主任講話的態度，讓我很不舒服。 我腦中立即的反應是，好啦，就因為我的中華民國的護照，給了您們很多困擾，您們就不管了，就讓我們自生自滅了！我腦海裡剎時出現Ethel Yoder的話，「不要讓『門諾中央委員會』利用你」。 我看著我的太太，嘆了一口氣說，「讓我們商量一下吧。」

其實我們的選擇已不多了。 回去學校已太遲了，回到Allensville岳母家那麼久也不是辦法。 留下來等待，雖然難熬，有機會去非洲，還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經過一天的尷尬不安的考慮，我們決定留在總部等待，希望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作些對我們未來有幫助的事。 除了看有關肯亞的書籍外，學習當地的語言是我們需要的。我們就向Preheim 主任提出我們願意留在總部，希望總部能請一位老師，來教我們語言。 這個建議雖也符合「門諾中央委員會」的規定，Preheim主任也面有難色，猶豫了一下子，但經我極力堅持，他才同意配合。 幾天後，他們請了一位在賓州大學就學的肯亞學生來教我們Kiswahili (Swahili語言之意)。Swahili語是東非海岸及其他附近國家的共通語言，也是東非聯邦（由肯亞、坦尚尼亞及烏干達三國組成，現已解散）的主要語言。 我們早上學語言，下午自習。 一星期下來，我們也感到日子過得稍有意義，心情也不再那麼煩躁。

不久，一團二十幾位分配到非洲的志工來到總部作兩星期的行前訓練，他們來自不同工作及教育背景（老師、農夫，機械工，高中生），年齡層分佈甚廣，從二十幾到六十幾歲都有。 我們很高興碰到這些將到非洲服務的伙伴們，也要求與他們一起作息，一起上課、討論日後在非洲可能面對的問題。 在討論時，大家針對非洲實際需求，諸如土壤分析，什麼是最適合的農作物，如何找水源、如何鑿井，如何設計，維護及修理簡單的農具、如何設計房子等交換意見，預作準備。 他們各各身懷不同的實務技能，儘管他們的知識不是來自正規教育，沒有滔滔不絕的理論，但卻有解決問題的實力；生活、工作中的實務經驗，培養了他們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實用技能。 二十多位志工中，我是唯一擁有碩士學歷的， 但談到對生活及對知識的實務經驗及實踐，則如同白癡。 他們每個人都能對自己所長的技能談得頭頭是道，深入有趣。 每次討論，我只有洗耳恭聽的份，如同小學生一般，讓我感到十分汗顏。 面對這樣的震撼教育，我感到以前所受到教育如同廢料，徒只能在象牙塔裡，耍兩片嘴皮，自以為是。 看到這些個個擁有實用技術能力的志工，我懷疑這個擁有碩士生態學位，只懂理論的書呆子，在非洲又能作什麼？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校園，從一個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跳入一個真實世界。 看著這些老中青的志工，充滿信心，滔滔不絕地述說如何來改善非洲人的生活環境時，我告訴自己，我體悟到教育與實踐、生命與意義、生活與幸福、智能與創造之間的重要關係； 在生命的旅途上，我跳離印大的虛擬實境到非洲的真實世界，尋求生命意義的決定是正確的。

        我很慶幸，在三年與非洲土地、人民及文化的生命挑戰經驗中，我終於從四書五經、八股文文化及教育的桎梏，跳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