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學期，我負責生物學的教學及一門初三的英文課外，要準備課程，又要負責生物實驗室的興建工程。忙碌情況，可想而知。 第二學期開始時，儘管實驗室都已蓋好了，因為每星期多了兩個下午的實驗課，我的教學責任更加吃重。但第一年下來，學生勤奮、認真的學習態度，令我感到一種未曾享受過的成就感。 殖民時代英國式的教學方式多呆板嚴肅。 可能因為我是黃種膚色之故，縮短了與學生間的距裡，相對降低了年輕學生心理上對白人的恐懼感；加上我運用活潑生動的美式教學，讓學生與老師有更多的互動，年輕學生心理上較少恐懼，激發了學生對生物學的興趣吧。
儘管我兼任一門英文課，反倒是我在Tumumu 學校近三年的教學生涯中獲益最多、最有趣、興奮的生命教育。 所謂的教學相長，我從學生身上學到的收穫，遠比學生從我學到的更多，使我在知性及感性上更進一步深化了我對非洲的深情，內化我對非洲的憧憬與懷念。
學校規定每學期英文課，學生至少必讀一本有關非洲的小說。第一本必讀的小說是1948年在英國出版，作者Alan Paton的 “Cry, the beloved country”(「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台灣的文化看不起非洲，看不起非洲人。之前在台灣大學外文系就讀時，強調的都是英、美文學，非洲的歷史、文學則付之闕如。徒仰慕史懷哲人文關懷及醫療善舉，卻忽略了成就其偉大事蹟的背景是非洲。 為了給學生導讀小說，我不得不臨時抱佛腳開始研讀非洲的文學、歷史。 1948年南非政府正式通過「種族隔離政策」（Aparteid policy）法時，事實上，種族隔離、歧視政策已在非洲持續了300年。 當我深入瞭解南非的歷史及種族隔離政策的細節及事實，我不斷搖頭嘆息，對白人幾世紀來迫害、欺凌非洲各國及南非種族的殘酷，難以釋懷。 但是對很多不關心或看不起非洲的人而言，恐怕是無感的。
這本小說於1948年出版時，頓時成為暢銷書。我所看到的評論都是一片叫好。 在當時的英、美自視為優越民族，歧視黑人及少數民族的社會的時空，一切讚美的評論，出自白人的眼光、角度，不足為奇。 但是當我細細的研讀這部小說時，困惑、反感油然而生。 我心中十分納悶，為什麼這樣的小說也可以列入肯亞學生必讀小說？ 因為顯然這本由南非白人寫的小說是來粉飾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罪行的目的（whitewash）。 但看著學生朗讀書中一些動人的章句，微妙包裝的描述時，多數學生都在哽咽哭泣。 我心裡有一份深沉的納悶與遺憾。 小說中的罪犯都是黑人；受害者都是白人。 很多情節經細膩包裝，來讚揚各階層南非白人為正義掙扎而痛苦自責； 書中有白人駕車邀黑人搭車善意的情節，但卻看到黑人拒絕白人搭車的描述。 書中常提起黑人政客貪污而不悔恨，但白人貪污都會有一番道德的掙扎及痛苦。 當黑人老牧師的兒子意外槍殺了一個白人而被判絞刑時，牧師父親的信仰遭受到內心的懺悔、煎熬，和自責，但書中卻沒有看到白人對殺人無數，對制度及歷史的殘酷懺悔及煎熬，那來自責？ 書中強調的是「愛」、「希望」、「寬諒」及「恐懼」。 最後還讓一位年輕的黑人助理牧師宣稱：「我內心有強烈的恐懼，說有一天白人變成充滿愛心時，他們會發現，我們變成充滿憤恨。」這段話不斷地在西方的評論中提起，以提醒白人讀者可能未來面臨的恐懼。
「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的作者透過少數白人的善意，以細膩感人的手筆帶出各種情節，表現出白人及黑人可相親相愛合作的可能，無痕地引導黑人逆來順受及自責的性格，提供他們未來的希望。 同時也把殘酷的 「種族歧視政策」放在一邊，得到受害者的默許。 1983年得到絕頂好評的英國電影「甘地」與小說「哭泣吧，我熱愛的國家」有異曲同工之妙。 「甘地」一片宣揚了甘地為聖雄，也同時洗刷了英國殖民政策的犯罪行為。並給英國的殖民政策贏得了不少掌聲，而得到了歷史的默許。（有關細節的分析，請見拙作1983/10/29中時人間副刊一文「甘地與英國」）。
每次看到學生在朗誦小說中的章節時，都會哽咽哭泣，我也會受到感動。從她們的文化社會經驗，及年輕生命的純真無邪，自然地把文學小說以普世人性的價值，宣揚愛、寬恕、希望、容忍、和平、勇氣及尊嚴的理想，轉移到現實生活來看待。 相信如果我仍像她們一樣純真無邪的年代，也會哽咽哭泣。 我很瞭解她們的感受。但我更希望讓她們瞭解：這個世界是善惡、愛恨、是非、公平不義、正義邪惡相互交織形成的複雜世界；歧視壓迫其他人種或族群是不公不義的事，歷史的不公不義，活的人必須記取教訓；小說是人寫的，也會有偏見、粉飾。 所以，我把我對這本小說的看法分析評論給學生聽，他們有多少領悟，我懷疑，也不期待她們都恍然大悟。我相信很多的學生總有一天會受到啟發的。種族歧視的欺壓者只會美化他們殘酷的行為，以不義的法律壓制；受害者無辜，革命有理，世人應付予同情支持。
我們也讀了奈及利亞作家Chinua Achebe 的 “Things Fall Apart” ，及肯亞作家Ngũgĩ wa Thiong'o的 ”Weep not, Child”。 這兩本書引起了我對其他非洲作家的興趣，如Wole Soyinka (也是奈及利亞人，1986年諾貝爾文學得獎人)。他們的作品都是取材自他們生活周遭的村莊、習俗、語言及歷史。他們的小說、詩集，雖感動學生比感動我來得深，但讓我對非洲人的歷史和現狀感到戚戚焉，更深化我對非洲人的同理心。令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一生都勇敢地投入民主的抗爭，既使遭受了政治的監禁，但都無恨無悔，奮力向前。人性最大的悲哀之一，就是對自己社會的冷漠。 他們能在那麼惡劣的環境下，還能發揮那麼多產的創造力，實在令我佩服。
我愈深入瞭解非洲的文學與歷史，愈感慨人世間的不公不義，也愈激起我的正義感。 顯然地，肯亞的經驗把一個質樸理想的年輕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成為更世故的懷疑者。 西方各國17世紀至20世紀中期在世界到處掠奪殺戮，把人當奴隸，非洲是幾世紀來受害最深的地區之一。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種族歧視主義是西方國家把達爾文生物演化「自然選擇」的機制，以表面的認知，刻意扭曲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應用到人類社會的結果。 當時，不少西方國家政治保守人士把世界視為自然舞台，把赫伯特˙斯賓賽 (Herbet Spencer)自造一詞 「適者生存」(Survival for the fittest)民粹化，認為世界是「弱肉強食」、「張牙舞爪」、「滿嘴是血」、「優勝劣敗」的競技場，錯誤自私地應用到國家對國家、種族對種族、人對人的競爭上，如納粹主意、法西斯主意及種族隔離主義。 瞭解達爾文演化學的人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一種不正確的達爾文演化學的應用，是一種偏見的意識型態。 盛行的原因是一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在無知下或刻意以科學達爾文演化學作藉口， 行其自以為是的政治經濟野心。
不幸地，在21世紀的今天， 「社會達爾文主義」特別在美國和中國再度逐漸的興起。全球經濟競爭逐漸激烈化後，美國不少保守的共和黨員及其信徒開始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 中國是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之害的國家，理應排斥。 可惜，自中國經濟崛起到經濟大國後，我觀察到，中國政治權勢階級、新興暴發戶，及中產階級，或多或少都展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型態，並視為當然。中、美 兩國如繼續令其滋生擴散，未來的世界，凶多吉少。
讀者可能說，我想得太多，才有這麼多的懷疑，還請讀者原諒。至少我自己很慶幸，後半輩子都是一個懷疑者，(skeptic)，而不是一個憤世嫉俗者（cynic）；我寧願是一個「浪漫的理想主義者」(romantic idealist)，而不是一個「厚道的粉飾者或野心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