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段前後五個多月的煎熬等待，我逐漸安心下來。 這段期間，我悟到了象牙塔裡觀察不到的生命經驗。
我們來到MCC總部等待的時間，每次見到MCC的人，我難免抱怨一番，但他們總會說，「這是考驗你的耐心。」我總是說，「我已沒耐心，只有無奈(resignation)。耐心也不全然是個美德，不要忘掉耶穌從未耐心過。」
期間，我碰到很多來來去去等待的志工們，他們都有同樣的抱怨。我們交換意見後得到一個共識：MCC的工作同仁，特別是上面的「大官」們。都只會作些表面功夫，以承歡門諾教會的各地大老及會眾，以便支持的捐款源源不絕。至於承辦人員的工作效率、用心，及對事務判斷的能力，也難以恭維，大家未免都有些怨言。
有一次，MCC董事會剛好在總部開會，我參加了一次大會的公開議程。這個議程是討論MCC在世界各地支部提出的年度報告、成果和下年度的工作計畫和預算，希望得到董事會的同意支持。董事們都是來自各地的教會大老，其中一位大老是Orie Miller，MCC是他一手創辦的，雖十分老邁，但影響力非同小可，他問的問題特別多，但他只允許報告人yes 或 no簡單的回答。 最後當亞洲部主任Paul報告時，分發了一些資料。Paul報告沒多久，Miller先生突然揮著一疊資料，問道，「你是從第六頁開始嗎？」Paul露出困惑的眼神，但馬上看出端倪，知道Miller根本心不在焉，但未便得罪，只好說，「對不起，您看的是最後一頁，請翻到第一頁。」 此時，在場的董事們都低著頭，不敢互視。報告完後，Paul介紹一位女士，要她說幾句話，她站起來第一句話就說，「不知道我是不是還會說英文！」董事們都哈哈大笑。「我在南韓十一年，負責貧困幼兒中心。既然要我說幾句話，我只要說，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工作，但我碰到的人都說錢、錢是問題，希望各位董事能幫幫忙，多加一點。」
大會結束後，幾位董事問我來自何方，作什麼。我告訴他們我來自台灣，被派到肯亞，但前後等了五個多月了。 「耐心，耐心！年輕人，」是他們的回應。 我只好苦笑，無以為對。 整個大會都無檢討工作效率及溝通志工的意見，只要我們大家耐心地等。 到了1971年初，我們仍舊得不到任何的訊息，而他們冷冷淡淡、漠不關心的態度，有時真讓我感覺被利用或忽視了。 在這無奈的等待氣氛下，大家碰面時總是說些抱怨總部顢頇的事。 久而久之，大家似乎也習慣了。
這段期間，我有兩次有趣的「邂逅」，讓我觀察到象牙塔裏學不到的事。
一次，我在早餐時，碰到了一位甫結束任期，從剛果回來的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滿臉鬍鬚，不修邊幅。他第一句話就問，「你在這裡作什麼？」
「等著到肯亞，」我無奈地說。
「作什麼？」他咄咄逼人地問。
「教書罷？」。
「教書？」他不屑似地說。
他告訴我他從剛果回來，是個技工，什麼都修理。「你們會喜歡非洲的，也值得的。我很羨慕你們知道要作什麼。回來後我必須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他似乎感傷地說。
隔天早餐，他坐上我旁邊的位置，看起來睡眼惺忪說，「我的天啊，太早了。」 「你在非洲時，不是早起嗎？」我不禁好奇地問。
「哦，他們跟太陽一起起來，一起睡覺。」 他的眼神似乎突然充滿了精力，好像跟太陽一起起來，一起睡覺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那你不是應該已經很習慣早起了？」我質疑他。
「在非洲，你有高興起床的原因。 在這裡，我卻沒有。在那兒，你覺得活得有意義，在這兒，我不覺得。真的很想再回去。」他嚴肅地說，眼神飄向遙遠的地方。
「有趣的說法，」我說。
他才離開非洲不到一星期而已，生命似乎就開始給他絕望的感覺。顯然在剛果的經驗提供他對生命一層新的領悟，點燃了他生命不同快樂的燭光。 然而現在，他似乎看不到生命的新意義，臉上毫無表情。 這種感覺好像我也曾經掙扎過。
我注意到他提到在剛果時，用「你」，提到在現在時，用「我」，好像在他的潛意識中，非洲的他和美國的他已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剛果經驗影響你這麼大嗎？」我好奇地問。
「太大了。我已不是過去的我了。」他肯定地說。
另一位我碰到有趣的人是Hans de Boer。他是應邀來總部及教會作一系列演講的德國人。 我們在餐廳碰到時，第一句話就問我來自何方。當他知道我是來自台灣後，就不停地抱怨他在兩個星期前訪問台灣的痛苦經驗。 他邊說邊表演台灣海關人員搜查他全身及行李的動作。當搜查員發現一支小剪刀時，很不客氣地問他這是什麼。 「看起來像原子彈嗎？」他不爽而故意諷刺地說。 這下慘了，海關人員把他全身搜透透，連他的一支原子筆都被一一拆卸下來，仔細察看，還用力揮抖幾下，看會不會抖出什麼。「Too stupid, no common sense.」（太笨了，沒常識）他不客氣地說。
對台灣的政府，他還罵些髒話。在1960-1990年代，台灣的民主自由人權，聲名狼藉，被國際視為一個Pariah state (遭排斥的國家)。 當時我雖想為台灣辯駁，但心裡實在說不出來。我無法忘懷國民黨反民主、反人權的記憶，我又不相信所謂的「愛國或民族主義」，不願違背自己的認知，對自己不誠實而說謊。 我只笑一笑，無以為對。 當他談及美國時，他用 “ Pepsi Cola generation”（百事可樂世代）、 ”Micky mouse education”（小兒科的教育）及”Pathological liars”（病態的說謊者）來描繪，我才恍然大悟，他可能是反美的所謂的左派份子，很可能當時台灣政府已掌握到他的背景，讓他入境，已算十分客氣了。
他在兩場的演講中提及他的出身背景。1925年出生自豪富家庭，十八歲時因政治因素被抓入牢，釋放後，以一戲劇性的喪禮向外宣佈死亡，而逃離德國納粹統治。來到美國賓州父親經營的Pillsbury食品公司工作。 根據他的敘述，他變成一個無憐憫心的資本主義者，賺了大錢後，決定到非洲，參加了喬莫˙肯雅塔 (Jomo Kenyata) 帶領的肯亞獨立革命運動。 他在印度工作四年，見過尼赫魯(Nehru)總理，時常到中國，北越，也訪問過周恩來及胡志明，出版了一本書“The Bridge is Love”(愛是橋樑)。
在他的演講中，他十分同情第三世界的苦難與困境，並以周恩來或胡志明的訪問內容說明；對美國，他以強烈的字眼大力批評美國的右派保守的文化言行，對美國的資本主義作風卻隻字不提。我感覺，他的所謂左傾思想來自美國60年代的反越戰、環保及民權運動等興起所帶引出的民主自由思潮罷了。在第二次演講後的討論時，我不客氣地說出我的看法，並問他有什麼建議改善第三世界的苦難。 他的回答是，「不斷地禱告，不斷地抗議，不斷地自我教育。」我心中有個疑惑：他有左派的意識型態，又似是理性型的基督徒，兩者相容嗎？「不斷地禱告」是講給保守的門諾教徒聽的；「不斷地抗議」是想激起門諾教徒的社會正義意識？ 不論如何，他的生命經歷及第三世界的關懷仍令我印象深刻、感佩。 顯然的，他從年輕時，為了尋求生命意義，摸索知識，試探理想，實踐夢想，勇敢地走入人間，活出他自己驕傲的生命。
我與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和Hans de Boer的「邂逅」，再度印證我輟學前往非洲的決定，與他們一樣，是一種探索生命意義的一種實踐。 每個人的生命，多在應付每天食衣住行，柴米油鹽庸碌生活的細節，汲汲營營，不外為自己、為家庭、為前途，鮮少會想到生命意義的事。 但哪一天生命的困境、哀傷、不平，突地撲面而來時，可能才會覺醒自問，我活著是為什麼？為誰？目的何在？ 到底要活出什麼樣的生命，要追求什麼樣生命意義？面對這些生命的衝擊， 有人依然故我，有人付諸行動，改變了自己。 年輕的Charles Gerber決定到剛果當志工，剛果的經歷啟示了他，改變了他；Hans de Boer顯然透過自己長期的尋求，找到他的生命意義了。
但我仍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