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別紐約大都會後，我們束裝北上至麻省大學的所在地Amherst, 探望陳明澤在該校攻讀博士學位的哥哥陳明堂。 早期留學生的經濟壓力大，生活都十分困苦，幾個人一起租間房子，窩在一起。 言談之間，難免唉聲嘆氣，感覺出他們讀書生活的辛苦和落寞。 當時我一路從台灣興奮地過來，無法了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的消沈？處在這麼好的讀書環境，到處充滿知性的吸力，及文化的誘惑，不是應該天天興奮不已才對嗎？我告誡自己未來絕對不能如此消沈。
談到陳明堂，我必須說些他對我的一些影響。 明堂兄於1970年罹患胃癌過世，得年三十五歲。 他是東海大學第一屆化學系畢業生，也是因為他的關係，我和陳明澤才能有一個暑假期間，躲在東海宿舍讀書自習，享受東海創校時校園寧靜的環境。 明堂以優秀成績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核工研究所，因為研究的要求，必須與當時清華唯一的原子反應爐時常接觸。 清華畢業後，獲獎學金到美唸書，得了碩士學位後不久，就發現得了胃癌，不久不治過世。 後來從各方面資料的收集，始知在同時期與原子反應爐接觸密集的研究生們，大都因輻射污染過量累積，而得癌症過世，因為當時防護設備，因陋就簡，主事者馬馬虎虎的結果。 因為如此，我對核能輻射十分敏感，也在我的潛意識中埋下了日後我積極反對台灣發展核能發電的動力之一。
好友的哥哥，又是同年代的朋友英年早逝，讓我對生命的脆弱無常感受特別的深刻。 年輕時，很難想像到死亡的可能性，這是生物演化的要求。不過，人必須要有理性對待死亡無常的意識，始有刺激、催促個人對生命意義探索的動機。 在我三十歲時，明堂尚未得到博士就過世，讓我對追求知識的堅持及探索生命的意義之間的矛盾產生強烈的質疑；為博士而博士的求知，或追求生命意義的探索孰重孰輕？ 這不是歌德巨著「浮士德」所要明示世人，生命悲劇中的一項「知識的悲劇」嗎？ 當下，在1969年得了碩士學位後，我作了一生重大的決定之一：暫時放棄繼續修習博士學業，帶著新婚的太太，前往非洲，探索生命的意義。
我們北上到麻省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與女朋友決定分手後，來到波士頓作最後一次愛意的告別。 我必須承認，我與女友遺憾的分手都是我個人過份堅持不必要原則的後果。 現在想起來，年輕時的堅持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 但是，或許這就是生命的過程。 男女相遇、相知、相愛，本無想當然爾的腳本。 我們最後一次情愛的告別，也讓我深刻地感受到歌德在「浮士德」所要明示世人另一項生命的悲劇 --「愛情的悲劇」。
訪問波士頓，不參觀哈佛大學是人生一大憾事。囿於時間，無法詳細的參訪，只在幾個哈佛著名的景點，如約翰哈佛(John Harvard)銅像，哈佛圖書館等，拍照留影而已。對哈佛嚴肅校園的學術氛圍，我印象十分深刻。
哈佛大學確是一所了不起的學府，但我年歲越大，我越不會像很多人把哈佛大學奉為神主牌， 好像上哈佛或經哈佛鍍金者，就變成才氣縱橫的才子，要人膜拜。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 拜網路科技之賜，知識的傳播及教育方式已產生天翻地覆的改變。求知的來源已不是教育機構的專利了。 要得到優質的教育已不是僅靠教育機構的優劣，而是靠個人生命意義的認知、求知的意願，及個人期待從生命得到什麼的結果。 所以，一個人是否真正地受到教育(truly an educated man and woman)，不是靠一個教育機構多偉大、多優秀，而是靠個人的自我教育和受教的動機。 一個真正有教育的人，靠的不是一張文憑，而是一顆飢渴求知的心，不斷地自我學習。 盛名的教育機構也會教出蛋頭學者、笨蛋，或是bumbler；平凡的教育機構也會教出真正偉大的男女。 遺憾的是，台灣的教育部、從事教育工作者、父母、政策擬定者、政客還是以19世紀以前的教育典範(paradigm)作為教育政策、教育方法的依據。學校教學的科技確是21世紀的產物，但內容教法還是依據中國孔孟封建的教育典範，為統治者洗腦。 因此，台灣的教育改革不但不符合時代的改變，反而退步到孔孟封建的內容；更糟糕的是，高等教育機構已變成商業獲利的公司，徒以利潤為追求目標而已！悲哉！
1994年我曾到哈佛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與Stephen J. Gould教授作了半年的訪問工作。我到哈佛不是慕哈佛名氣而去，而是因我敬仰Stephen J. Gould的essays(散文)作品。 古爾德教授除了學術論文外，自1973年起，每月在美國Natural History <自然歷史>雜誌撰寫專欄 ”This view of life”(「生命的我見」)，直至2002年過世，從未間斷。 ”This view of life” 引自達爾文強調的一句話，”There is grandeur in this view of life”（這個生命的看法，才能看出生命的壯闊偉大）。 他以演化生物學為主軸，融合哲學、科學、歷史、藝術、文學等探討社會、文化、生命的現象，以詮釋生命的本質及意義。他是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最負盛名的科學散文家，媒體稱他為「演化先生」、現代蒙田（Montaigne）。我每星期一次和他一起共進午餐時，就是我與他閒聊發問的時間。 當時他已被肺腺癌纏身二十多年矣，但仍研究寫作不輟。他打開了我很多知識的複雜脈絡， 但從他讓我我看出自己知識的盲點。我在東海教演化學時，古爾德教授的散文集是學生必讀的課外讀本。（見第九篇）
離開波士頓，我們就往南到肯塔基州（Kentucky）和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明澤在台灣申請美國大學時，獲得三所入學許可證，一所學校在肯塔基州， 一所在西維吉尼亞州，一所在明尼蘇達州(Minnesota)。 他要先看看每所學校的情況再做決定。我已決定到印地安那州的哥森學院，所以沒有所謂看看了解的問題。我們決定先到最遠的肯塔基州，再回轉往西維吉尼亞州，結束後再往印第安那州，最後再往西北至明尼蘇達州。這一趟路程也十分遙遠，但當時傻勁十足，心想，反正交通費免了，多看看美國，就扛起行李坐上了灰狗巴士往南直奔。一路下來，經過西維吉尼亞州後，我們慢慢發覺食物及沿路的景象，每況愈下，經濟狀況看起來也十分蕭條。當我們到肯塔基州的學校時，我們只短短巡視了校園及幾條主要商業街景後，明澤覺得環境並不太適合，就決定放棄。拖著疲憊的身軀，我們轉往西維吉尼亞州的學校。結果，明澤也不喜歡。怎麼辦？ 遊蕩了半天後，我們再度往西向印地安那州的大城Indianapolis前進。我們從洛杉磯開始後已在路上奔波遊蕩了三十多天了，兩人都已精疲力盡。 心理上，也想安頓下來，已無心享受外在的事物了。明澤別無選擇，必須到明尼蘇達州的Bemidji College去。所以我們決定就在Indianapolis分道揚鑣。 明澤與我自初中認識以來，一路就讀建國中學初中部，台北商業職業學校、淡江英專，台大，一起逃學，一起讀書，一起看電影，從早場看到下午，誠為最早期的一對「拒絕聯考的小子」，又一起坐船橫渡太平洋，又在美國 一起奔波東西南北，如同難兄難弟、「師公神杯」。 到了Indianapolis，我們從此分道揚鑣，前途茫茫。 此番離別的心情，是十分感傷複雜，但當時我們對生命充滿著希望與自信，沒有多愁善感的餘力。我們沒有擁別，只瀟灑地握握手，互道保重，各奔前程。 生命是無數選擇的結果，我們可以自主的選擇，一旦作了選擇後，一切後續的走向，就不是我們能夠安排控制了。 明澤與我分道揚鑣後，我們的生命歷程 就此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