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有趣、詭異，和奧秘的地方，就在我們每個人可以自主地作決定和選擇，但決定選擇的後續生命發展會把我們帶往什麼樣的後果，卻不是你我可以預知、控制的。 我選擇輟學離開印大，向「門諾中央委員會」申請至非洲當志工的工作，這是我自主的抉擇。 但之後，我的生命就操之在冥冥中天地的變數，人無法預測、理解；非洲那麼大，那麼多的國家，我和太太被派到肯亞，定點在寂寞的小村落Tumutumu，亦非我可安排。此時此地，我的工作、我住的環境，和我認識的人就是我的世界，我的生命。 我感受到我的工作給了我快樂及生命的意義， 如同年輕志工 Charles Gerber 在剛果一樣的感覺。 Tumutumu 之後，我的生命發展，誰能預料。 但神秘的「生命力量」(life force) 竟然悄悄地促成我到Tumutumu，讓我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料收集，再度改變了我的生命。

1972年，生命無法預知及控制的奇蹟再度發生在我的身上。

Karatina五十公里半徑內附近都是肯亞最大族Kikuyu的居住地。 從Karatina 至肯亞山麓，土壤肥沃，景觀優美，村莊散落各地，較高海拔地區，有種植咖啡的農場。 但大部分環境仍十分荒野，雜草灌木分散遍野及少數非洲大樹「顛倒樹」或「猴麵包樹」(Baobab)矗立其中。 週末時，我和太太都十分好奇附近的風土人情，常常駕著車帶著西濤到處跑來跑去。 有一次在散步時，我發現了各種不同的蜥蜴，其中我對兩種變色龍(chameleons) 感到特別興趣，經初步文獻的蒐集及閱讀，查出一種是Chamaeleo hohneli，另一種是 Chamaeleo Jacksoni。 它們的外型差異極大。Chamaeleo hohneli 的雄性無頭角，體型較小，但Chamaeleo Jacksoni的雄性有三隻角從頭上往前突出，體型較大。 變色龍約有160種，95％分佈在非洲，牠們會隨著環境的不同溫度、不同情境改變顏色。牠們走路慢吞吞，前後左右搖擺，但其奇妙之處是可以準確計算出昆蟲的距離後，以吐出長舌頭捕獲之。腳趾為併趾形，可以牢牢握住樹枝；眼睛屬立體視覺，可以180度以上前後左右觀察外界。

經一、二個月的廣泛觀察，我發現這兩種變色龍雖在同一地區發現，但各自的活動範圍及棲息偏好十分不同。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兩種變色龍的研究歷史，我仔細地從1864年查到1972年，研究變色龍科(Chamaeleonidae)的所有文獻，發現大部分的文獻都是寵物業餘者的觀察資料，毫無生態學術價值。 有關這兩種的學術論文只有14篇而已。 在印大時，我們讀到了爬虫類學家Donald Tinkle，H.M.Wilbur及S.G. Tilley提出了「蜥蜴的生殖策略概念與其生命史演化的關係」（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ve effor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evolution of life history of lizards, 1969）及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lizard reproduction, 1970)的兩篇論文。他們闡釋的蜥蜴生殖理論馬上啟示了我研究這兩種變色龍的極度興趣， 因為這兩種蜥蜴的生殖策略可以作為他們理論的驗證，並可彌補它們的理論依據大都來自溫帶地區的缺陷。 我頓時知道研究這兩種變色龍的生殖策略及其生態在研究蜥蜴的生態領域裡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難得的機會。此時此地，我「碰」上了這兩種變色龍，我感到特別的驚喜與興奮。

經過四個多月的閱讀及野外調查研究，也解剖了不少變色龍，熟知其生殖系統後，我寫了一本九十頁洋洋灑灑的博士論文研究計畫，”Comparative reproductive ecology of two sympatric species of chameleons, Chameleo jacksoni and Chameleo hohneli”（兩種分佈區重疊變色龍，Chameleo jacksoni 和Chameleo hohneli 生殖生態的比較研究），主以生殖生態為軸，探討蜥蜴生殖的演化策略。 我心裡明白我的論文計畫一定會受到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全力支持，因為這個論文可以作為上述的蜥蜴生殖演化策略的理論驗證，而且這兩種熱帶蜥蜴又是分佈區重疊的，可以用來闡釋生殖策略異同的證據及演化，在生態學的研究，機會實在太難得，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寄回論文研究計畫後不久，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Craig Nelson很興奮地回信說，全體委員毫無異議，同意我的博士論文的研究計畫，只希望我不要過度野心，應以生殖生態為收集資料的重點，也同意由印大生物研究所支應所有的研究預算美金3690元。所有實驗儀器、化學品及玻璃器皿等，也同意由大學採購直接空運過來。

       這個論文的計畫卻是大而雜，但是否成功必須要有足夠的採樣數量，至少兩種各需要650隻，總共1300隻以上的雄、雌及未成熟的個體才能準確地瞭解一年以上的生殖模式。為了務必達到採樣數量以符合研究的要求，我必須請兩位當地的助理，協助我收集、測量、記錄(性別、體長、重量、收集地點等)，用氯仿(麻醉)後，綁上標本標簽，置入福馬林(formalin) 溶劑中。同時，我也捕捉近千隻變色龍，紀錄其大小、重量、生殖狀況，標記後釋放到原採集地點，經再捕獲(recapture)所得的資料以互補活體與標本的生殖生態。 我必須在離開Tumutumu以前要把所有需要的數量收集處理後，送回印大再解剖、測量、紀錄及分析。雖然我以生殖生態為主，但因過去缺少研究，變色龍的生態資料十分匱乏。人在肯亞時，不去多多收集其他生態資料實在可惜。 所以我特別買了一部8釐米的攝影機把這兩種的棲息地、昆蟲偏好、捕食行為、侵略、求偶及生殖行為等，隨著季節都系統的拍攝下來，也把所有工作的程序及過程以攝影機一一紀錄下來。我也必須建立一個實驗地區，所以我也建了一座4 x 4 x 4公尺的鐵絲網籠及無數小籠子，收集變色龍，以觀察其生殖的各種細節。 我從1972年3月開始系統的收集各方面的資料，一直到1973年7月為止，總共收集超過1500隻變色龍及無數的生態資料。

在收集研究時，著名，且富傳奇性人物的保育和古生物學家Richard Leaky，曾來電關心我收集那麼多變色龍的原因。我親自至奈羅比當面告以博士論文研究的需要後，他也就不再提及了。但後來從當地收集變色龍的人告訴我，他的關心是因為他自己也在收集。 每月收集上千變色龍轉賣到美國、歐洲做為人們喜愛的寵物。據告，百分之三十的變色龍在運送的過程中死亡。我知道後，對他保育的動機也就有了質疑。

        在這近兩年的時間，我必須照顧學校的教學，照料學生的課業。感謝我太太的全力付出，又要工作，又要照顧家庭及西濤，使我有的時間及精力可以全心全力完成我繁重的工作。1973年8月初當我們離開Tumutumu時，這些寶貴的資料幸透過航空公司人員的協助，不須報關，始能安全的運回到印大。

1973年至1975年初，我孤獨地在印大實驗室中，不懈地解剖、測量、分析；多少夜晚，思考資料的意義及詮釋；多少挫折撰寫論文，寫了再改，改了再寫；多少時日，與 Nelson教授討論爭執。 終於在1975年7月完成了我的論文，順利地通過論文口試，獲得了生態學的博士學位。可惜，我無法利用帶回的標本，研究更多其他論文的題材。結果，把所有的標本，經印大的同意，送給美國 Smithsonian Museum（史密森尼博物館）保存研究。

 至此我的生命發展的軌跡，似有無法解釋的奇蹟和巧合。 開始一連串的抉擇事件：從印大追隨Charles Kreb 學習齧齒類族群生態學，然後放棄隨他轉至加拿大，然後重新選擇兩棲爬蟲類專家Craig Nelson為論文指導教授，然後婉拒Nelson教授的要求前往厄瓜多爾研究兩棲類生態，然後決定到非洲作志工，適逢兩位學者適時的最新論文，巧遇了兩種變色龍，提供了我博士論文的啟示及材料。 每次的選擇後都充滿了神秘未知數的發展，冥冥中卻一步一步引導著我，完成我的夢想。

       我何其幸運，何其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