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文演化的生命故事(31)
來到非洲，第一次撲面而來的震撼教育竟是籌劃創辦學校生物A-level的教學課程。我除了須設計英制課程內容及教材外，還需包辦實驗室的設計、建造和實驗設施的採購安裝等一應硬體設備。 也就是說，一切無中生有。這種實務是我的教育過程及生活要求最陌生的一環。想到在MCC時參與行前訓練的觀察，個個志工都有實務的技能，使我當時自覺白癡的感覺終於應驗。 難怪甫結束任期，從剛果回來的年輕志工（Charles Gerber），知道我到肯亞的工作是教書時，露出不屑的口吻，「教書？」。
太太因為她是有執照護士（registered nurse），具有護理技能及實務經驗，熟習情況後，毫無困難就投入醫院的護理工作。 當我回家向她抱怨學校給了我一個大難題，這種實務技能也不是一時可以學到，我很擔心、不安呢。 她抿著嘴笑，以食指點著我的頭說，「你不是有個好腦袋嗎？」「不好笑耶，」我說。
此時此地，責任心的驅使，我毫無退縮的空間，只能面對這個不可能的任務。生物學A-level 課程的教學及英文課都不是問題。但實驗室的建築設計、規劃、地基、水泥工、木工、採購等等是我必須面對的。人地生疏，單槍匹馬，如何下手？ 這裡也沒有什麼招標、委辦事。 校長及其他教職員，一旦有外籍人員負責，也樂得推得一乾二淨。 外籍的老師都是白人，只會數落非洲人，相信他們也等著看我的笑話。
此時此地，十之八九得自台灣教育的知識，英雄無用武之地。 想想，我們這一代實在可憐，只在書本及考試之間，浪費了多少青春活力在平面的書本與印刷字間。 一旦合上書本，立體多變的現實生活頓時把你變成白癡，只剩下兩片嘴唇。可能是因我叛逆的性格，自我學習及廣泛閱讀的學習過程，及較少受到台灣正規教育之毒素，培養了我憑直覺行事(Act on instinct，intuition) 或以得自生命經驗的判斷力(常識common sense)作決定。 我的直覺及常識告訴我必須仰賴當地人力資源的協助，我必須不恥下問。 每次趁著與太太下山到Karatina的開放市場買蔬果時，每次我都到村莊的商店、小吃攤及印裔商人聚落，一一詢問有無興建房屋的技術工。 英文有句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事竟成），或是我是個幸運兒。 茫茫人海中，我幸運的碰到一位很健談，販賣咖啡的肯亞商人。 他看到我是東方人，又是剛到Tumutumu學校的老師，就邀我們到他家喝咖啡。 顯然他是個成功的生意人，家住鎮上一間很大的水泥磚砌成的房子，又有轎車，家中擺設十分講究。 閒談中，我提到學校工程的事，他說很願意幫我忙。
感謝我在哥森學院及印大各兩年的生物學的學習及實驗助理教學的經驗，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參考英制生物學A-level教學、實驗課程的要求，思考生物實驗室內應有的設備空間及動線等。 我很快把整個實驗室內的構想，以簡單的草圖整理出來。 過了一星期，這位咖啡商叫來了五位土木工到學校找我，我們一起勘查討論實驗室的地點，大小規模。 從學校既有的建築物的佈局，我們很快的決定了地點及規模。我還擔心地點、規模的問題，還向校長報告，她說她是外行，只要建造費用不超過預算就好，其他一切由我決定。 我漸漸感受到當地教職員等多抱持著自掃門前雪，及被動的心態。當下我清楚地知道，我毫無選擇，我必須做所有的決定，我將承擔所有的責任。
肯亞在歷經近一百年的外來殖民壓迫，又才脫離殖民統治不到七年，人們有被壓迫的自卑情結在所難免，被動、順從、「看戲」的態度十分普遍，我可了解同情，因此不忍像外籍白人般，語多批評苛責。
我與技工討論了N次，決定了工程總費用及時程，簽下了雙方同意書後，一切就緒，我就決定採購開工了。 我關切的問題包羅萬象，建築物結構及建築地基土木工程等的品質，是否有偷工減料； 實驗室外型及內部的空間規劃與既有的建築物佈局是否和諧，學生來往的動線是否方便，紅磚外型及紅色的波狀鐵皮屋頂（非洲唯一的選擇）的結構是否協調。 所以建造期間，我必須親自監工，並與當地工人一起工作，學砌牆技術或混水泥等。 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勞動的可貴及滿足，手足胼胝，滿身大汗，「四肢趴在泥巴上」的興奮。我知道，我在從事一個使命 (mission)，而不是在做一個為吃飯餬口的差事(job)。 我學習到，一個人感受到快樂及生命的意義，實來自對工作的熱情及使命感。
在積極的趕工下，耗時六個月，實驗室終於蓋好了。 我雖不是十分的滿意，但確信實驗室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最讓我高興的是實驗室的完成，能夠讓第一屆的A-level的學生在畢業前，將四學期的實驗課程，壓縮成三學期的時間，仍及時接受到完整的生物實驗課程。
這兩年的生物教學及實驗課程都是我一個人負責的工作。 所幸，兩年下來，二十二位學生都經教育部派來的入學考試委員（Matriculation team）考試通過，成為大學錄取的新生。校長還特別召開一次大會，邀請學生的家長，來表揚被錄取的學生，也大力讚揚我兩年不眠不休的教學努力，特別指出從實驗室的建造及教學實驗都是由我一手負責。 我也特別邀請來幫助我的技工們參加，使他們感到與有榮焉。
我雖與當地工人打成一片，但因個人及不同文化做事的要求與態度，所產生的挫折與矛盾，是我學習瞭解與諒解的最大的考驗與挑戰。人與人衝突也讓我瞭解當地人的心聲、心態及悲情。 與幾位男老師熟悉後，他們很自然的告訴我他們的真情。 一次看到一位英國老師走過後，一位年長的老師指著白人的背後，向我低聲地說，”I hate them.”（我恨他們）。 生活在肯亞，每日親身所感受到的殖民帝國主義留下的歷史與殘酷的後遺症，讓我漸漸同情（sympathy)非洲人，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empathy)，也無形中改變我對人類歷史的詮釋，種下對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反感。 嗣後，與肯亞人的互動所建立的感情及神秘無名肯亞人的救命恩情（這段故事，容後道來），一步一步地培養出我對非洲的深情，留下了我對非洲的憧憬與懷念。
離開肯亞後， 不管我在什麼地方，我總無法忘懷肯亞的人與物，及神秘的救命恩情。 我曾幾次寫信給肯亞總統尋求他協助尋找這位恩人，但都石沈大海。 我總告訴朋友、學生，”I have Africa in my blood.”(我身體內流著非洲的血液)，將來退休後，我一定會想辦法到肯亞或非洲的任何地方，再作一次志工，以表達我心中的感恩。 或許是冥冥中神秘生命力量的安排，在2001年，我正式從東海大學退休時，我竟然心想事成，神蹟似地被陳水扁總統「放逐」到西非甘比亞共和國當大使，讓我有機會可以比志工作更多、更有意義的工作（這段故事，容後道來）。 知道有機會再到非洲的那一剎那，是我一生最興奮的時刻之一，心情如同非洲人回鄉的快樂與興奮。 或許，很多讀者是難以相信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