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投書保障移工生育人權，千萬也不能犠牲被照顧者權利

工業總會二十四日發布二〇二六年白皮書，再度把缺工問題推上檯面，並建議將產業移工在台工作年限由十二年延長至十四年。台灣愈來愈需要外籍勞動力，但除了工廠缺工，我們更不能忘記另一群高度依賴外籍人力的家庭：家中有失能、失智長輩的照顧家庭。外籍家庭看護工也是勞工，當然有感情、婚姻、生育及休假的權利，不能因為來台工作，就被期待成為沒有自己人生的人。但站在雇主家庭這一端，問題同樣現實：每月支付看護薪資，也要負擔依法應負擔的相關費用及就業安定費。若看護因休假、懷孕、生產等因素暫時無法工作，原本需要照顧的失能或失智長輩怎麼辦？看護本來就應該休假，雇主不能因為家裡需要人，就要求看護全年無休。政府也已提供喘息及替代照顧服務。但一天或數天的休假，和因孕產等因素出現較長時間的照護空窗，並不是同一回事。勞動部調查顯示，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時，有替代照顧方案的家庭占百分之八十五點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仍是由家人照顧，占百分之六十六點九；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的只有百分之十五點六。這代表制度雖然存在，真正需要人力接手時，家庭往往還是得自己想辦法。因此，保障移工生育權與保障被照顧者的照護權，根本不是二選一。移工懷孕不能成為雇主歧視或解僱的理由；同樣地，雇主家庭也不能因為替代照護制度不足，就只能自己吞下長期照護的空窗。政府既然需要外籍看護填補長照人力，就應該把替代照護制度一起做完整。看護休假，應該要有喘息服務；遇到孕產或其他較長時間的依法請假，也應該有足以接手的替代人力。不能只把「保障勞工權益」寫進制度，卻把「老人沒人照顧」留給家庭自己承擔。移工有自己的人生，被照顧者也有不中斷照護的權利。真正成熟的制度，不該只接住其中一邊。

投書電子菸禁令，不能只停在法律上

南投縣衛生局二十四日公布，今年截至七月底，裁罰青少年吸食電子菸已達三十四件，是去年全年的二點一倍。電子菸在台灣明明已全面禁止，為什麼青少年還是碰得到？問題恐怕不只是「有沒有禁止」，而是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在第一時間認出它。現在的電子菸愈做愈小，外型也愈來愈不像傳統菸品。有些看起來像日常用品，對沒有接觸過的人來說，看到孩子拿著一個小型裝置，未必能馬上判斷究竟是電子菸、加熱菸，還是其他東西。偏偏台灣現在對電子菸與加熱菸採取不同的管理方式。電子菸全面禁止；加熱菸則必須經健康風險評估審查，通過後才能合法製造、輸入及販售。截至7月底，衛福部核定兩家業者共14項加熱菸品項。法律上的界線很清楚，現實中的辨識卻不一定這麼容易。國健署甚至製作電子菸與加熱菸外觀辨識教材，提供學校及相關單位宣導。這其實已經說明，辨識本身就是防制工作的一環。更不能把責任全丟給老師與家長。青少年接觸電子菸的管道愈來愈隱蔽，學校不可能靠老師每天盯著學生手上的每一樣東西，家長也不可能每次都知道孩子拿的是什麼。若第一線連「這是不是電子菸」都難以判斷，後面的通報、稽查與處理自然更困難。政府當然要持續查緝非法販售，也要堵住網路及校園周邊的供應管道。但與其不斷要求學校和家長「多注意」，不如把辨識工具、通報流程及專業支援做得更完整。禁止電子菸，是法律畫出的紅線；讓第一線看得懂、認得出、處理得了，才是這條紅線真正落地的關鍵。不能等孩子已經吸了，才開始追問電子菸為什麼會進入校園。

投書他人的國寶，不是你私人祈禱用的道具

日本世界文化遺產「奈良藥師寺」中的國寶「佛足石」今年四月遭人潑灑液體，一名三十九歲台灣籍女子日前再度入境日本時遭警方逮捕。由於日本警方公布的姓名、年齡等資料與台灣女藝人「五熊」蔡頤榛高度吻合，消息傳回台灣後，大家很快把焦點放在「她是不是五熊」。但筆者認為，這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她是不是五熊，應該由當事人和警方去確認，我們沒有必要搶著替任何人認定身分(後來經證實，該涉案女子就是五熊)，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無論她是不是藝人、從事什麼工作，也不管她是哪一國人，都不應該隨意碰觸或污染別人的文化資產。藥師寺的佛足石是日本國寶，不只是一件寺院裡的文物，更承載著文化與信仰。日本警方表示，遭潑灑的液體含有甘油成分，涉案女子也供稱，自己會對讓她感動的東西潑油祈禱，因此才會對佛足石潑油。警方目前也在調查，她過去在日本其他地方是否曾有類似行為。如果她認為潑油是充滿聖靈的感動而做出自己的祈禱方式，那是她個人的信仰與選擇。但信仰有自由，行為卻仍有界線。到了別人的寺院，面對別人的文化資產，就必須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自己的信仰可以要求別人尊重，別人的文化也同樣值得尊重。不能因為自己的信仰，就隨意去動別人的東西。其實，出國前先做一點功課，是對別人最基本的尊重。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與禁忌，到了世界遺產所在地，更應該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她並不是第一次去日本。你在國外的一個動作，別人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你自己，也可能是你來自的地方。更值得台灣人想一想的是，這次涉案者是台灣人。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就把所有台灣人綁在一起。但出了國，一個人的行為確實可能影響別人對台灣的印象。尤其台灣與日本長期友好，我們更不希望有人因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讓日本人對台灣留下負面觀感。所以，這件事情不用等到「她是不是五熊」有答案，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可以等警方查清楚身分，也可以等當事人說明，但有一件事情不用等：到了別人的地方，就應該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出了國，代表自己的不只是名字；有時候，別人先看到的，是你來自哪裡。事件後來被日本電視台等媒體大幅報導，她個人的形象受損無可厚非，但日本看待一般台灣人是否也會改變目光，才是我們憂慮的焦點。尊重別人的文化，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而是最基本的分寸。別人的國寶不是自己的祈禱道具，到了別人的土地，也別忘了替自己來自的地方留一點尊重。

投書中國作台灣的後盾、保護台積電？ 誰保護台灣，誰決定台灣？

新黨副主席李勝峯日前在黨慶中提出一個讓人很難不問一句「為什麼？」的主張：由中國作為台灣的後盾、保護台積電，甚至把外患防衛交給解放軍，讓台灣成為「非軍事示範區」，國軍則轉型為「和平國防軍」。 講實際一點，解放軍來了；還能容得下什麼「和平國防軍」嗎？太天真了。和平當然值得追求，但問題是，如果連解放軍都要來保護台灣，那麼台灣自己的國防還剩下什麼？更直接地說，誰來決定什麼叫做「保護台灣」？這幾天兩岸與主權議題本來就熱。八二三砲戰六十八周年，國內對國防、兩岸關係與主權的討論再次浮上檯面。這些主張都可以討論，但至少談的還是台灣自己的安全與主權要怎麼守。李勝峯的說法卻走得更前面。他不是只說兩岸應該和平，也不是只說台灣應該和中國交流，而是直接把台灣的外部防衛交給解放軍。那麼，假設有一天台灣和中國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中國認為某種做法最符合中國利益，台灣人卻認為那不是台灣要走的路，最後誰說了算？如果保護台灣的軍隊不是台灣自己能決定的，那麼台灣還能不能決定自己的安全？這才是這個主張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國防從來不只是買多少武器，也不只是要不要打仗。國防最根本的問題，是國家面臨威脅時，誰有權決定怎麼辦。可以主張和平，可以主張對話，也可以主張降低軍事對抗。但如果所謂的和平，是把自己的防衛權交給另一個國家的軍隊，那就不能只問「這樣會不會比較和平」，還要問「我們還剩下多少自己決定的權利」。台灣當然需要和平，也需要兩岸交流。但和平不能只問誰願意保護我們，更要問誰決定怎麼保護我們。別人可以說要保護你，卻不能連你自己的選擇權也一起拿走。否則到最後，保住的到底是台灣，還只是台灣這個名字？

投書「雙語國家」是要多一種語言，還是少一種語言？

道路一般可以四年蓋好，語言習慣卻不可能靠四年改造完成。距離二○三○年只剩四年，推動多年的「雙語國家政策」究竟能否如期達成？更重要的是，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語言政策？筆者贊成提升國人英語能力，但英語教育不等於雙語國家，更不代表從小學到大學的每一門課都適合用英文教授。歷史、公民、地理、藝術等課程，若學生連學科內容都還沒有充分理解，又增加英文閱讀與表達負擔，恐怕只是把政策成本轉嫁給孩子。需要國際化的專業課程可以增加英文使用，但並非每一堂課都非得用英文不可。台灣也不應因國際化而弱化華語。華語是社會共同溝通語言，台灣使用繁體字，也發展出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環境。提升英文與保存華語，從來不是二選一。同樣地，台灣曾有過只准說國語、壓抑其他語言的年代，因此今日保存台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有其必要。但今日家庭更加多元，父親講台語、母親來自越南，孩子的「母語」究竟是哪一種？父親的語言是孩子的語言，母親的語言難道就不是？新住民家庭的越南語、印尼語等，也應被看見。更要避免的是，語言教育變成新的升學競賽。若本土語言與升學評量進一步掛鉤，是否會增加補習需求？有能力的家庭可以請家教、買教材、增加課外學習資源，資源有限的孩子只能依靠學校。語言政策若缺乏公平配套，原本保存語言的美意，反而可能擴大教育差距。而二○三○年目標是國家長期政策，未來不論總統、行政團隊或執政黨如何更替，都可能影響政策方向。政局可以輪替，孩子的教育卻不能跟著反覆重來。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讓英文、華語、本土語言與新住民語言彼此競爭，而是找到平衡。英文可以多學，華語不必少學；本土語言應該保存，新住民家庭語言也應受到尊重。語言政策應該做加法，而不是讓孩子在不同語言之間被迫做選擇。

投書一萬元可以共享，AI紅利更要共享

賴清德總統宣布明年普發一萬元，並以「AI紅利，全民共享」說明政策。對正在為生活打拚的人來說，一萬元當然不是小事。它可以繳一部分帳單，可以補貼生活開銷，也可能讓一個月底總要精打細算的人，多一點喘息空間。 因此，這件事情不該只停留在一萬元夠不夠的爭論，更不能把國家預算變成政治人物喊價的競賽。普發多少，仍然要考量國家財政與長期發展。但如果這一萬元被稱為「AI紅利」，筆者更想問的是：「AI帶來的紅利，究竟還能不能讓更多人真正分享到」？ 台灣的半導體、資通訊與製造供應鏈確實受惠於全球AI需求，經濟成長也有亮眼表現。然而，經濟數字創新高，不代表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同步變得寬裕。科技產業之外，還有服務業、傳統產業、中小企業，以及每天在第一線工作的勞工，他們面對的仍然是物價、房租與生活成本。 一萬元可以讓人民感受到紅利，卻不能讓人民只看見紅利。 如果AI真是下一波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政府除了分享已經產生的成果，更應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下一波成長。AI能不能真正進入中小企業？勞工能不能得到轉型所需要的訓練？AI創造的生產力，能不能逐漸反映在更多人的薪資與工作機會上？ 這些問題，比一萬元或兩萬元的差距更值得台灣長期面對。普發一萬元可以是分享經濟成果的一種方式，對許多正在為生活努力的人而言，這筆錢確實有意義。但如果政府要談「全民共享AI紅利」，我們期待的就不應只有一次性的現金，而是更多能讓人民參與、學習、轉型並分享到成果的機會。全民共享AI紅利，不只是全民領到錢，更應該是全民都有機會參與創造下一個紅利。一萬元可以是一個開始，但不該成為終點。

投書護照還回來了，烏干達還有一個問題沒回答

烏干達扣留台灣旅客護照的事件，如今有了結果。遭留置的四本中華民國護照已全數發還，護照回來了，事件表面上也告一段落。但護照還回來了，烏干達仍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外交上的「一中原則」，究竟能不能直接成為邊境櫃檯要求旅客提出另一國護照的行政依據？烏干達外交部去年十一月正式聲明，重申其「One-China Principle」(一中原則)並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整個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烏干達的外交立場，也是它與中國外交關係的一部分；但外交立場如何具體轉化為邊境行政要求，則是另一個必須說清楚的問題。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外交立場如何進入邊境行政。今年八月，烏干達移民官員以「一中原則」為由，要求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旅客提出中國護照，並以此作為返還原有護照的條件。問題因此不再只是外交立場，而是具體的行政行為：一名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依此文件旅行的旅客，為什麼還必須另外提出另一國政府核發的護照？如果這是烏干達政府正式政策，就應說明這項要求究竟來自哪一項法律、行政規則或正式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為何可以轉化成個別旅客的額外文件義務。如果這只是第一線移民官員對「一中原則」的執法理解，烏干達也應檢討行政是否混淆了外交立場與旅客實際持有的旅行文件。外交承認與邊境行政，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一個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外交立場，但行政機關對旅客提出什麼文件要求，仍應有清楚、可預期而一致的依據。政治主張可以跨越國界，行政事實卻不能靠政治主張憑空製造。護照的功能，是作為旅客旅行與身分辨識的重要文件，不是用來替任何國家的外交立場背書。護照雖然已經拿回來，真正值得追問的事情卻不能隨之結束。烏干達究竟是在執行一項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邊境政策，還是讓外交立場直接變成第一線移民官員對個別旅客的額外要求？護照已經歸還，但規則仍然需要說清楚。這不只是台灣旅客的問題，也是任何國家在邊境行政上都應該回答的問題。

投書二千一百億，讓台灣無人機飛得更遠

面對中國軍事壓力升高，台灣增加國防投入、發展無人機與無人艇，筆者認為是必要的。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台灣該不該強化國防，而是既然要投入二千一百億元，我們究竟希望這筆錢把台灣帶到哪裡？其實，台灣並不是從零開始。二○二五年台灣無人機產業整體產值已達一百二十九億元，整機外銷產值更達二十九點五億元，較前一年成長二十一倍。今年第一季，整機出口值更已超過去年全年。這些數字說明，台灣不只做得出無人機，也已經開始走向國際市場。因此，二千一百億元的意義，不應只是「買多少架無人機」。政府希望透過這項投資建立非紅供應鏈、提升自主製造與維修能力，就更應該把台灣已經長出的產業基礎，進一步轉化為真正的國防能力。戰場上的無人載具會損耗，也會快速更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今天有多少架無人機，而是關鍵時刻能不能自己生產、自己維修、自己補充。如果關鍵零組件、技術或供應鏈仍然受制於人，即使裝備數量增加，國防自主仍然不完整。昨日立法院針對無人載具相關條例進行朝野協商，對於特別預算與年度預算等問題仍有不同意見。但不論最後採取哪一種方式，都不應讓討論只停留在二千一百億元多不多。更重要的是：這筆錢能不能讓台灣已經起飛的無人機產業更強，也讓台灣的國防更自主？因此，我們應該期待幾年之後，台灣留下的不只是更多無人載具，還有更多自己的技術、人才、產能與供應鏈。國產化要提高，關鍵零組件要掌握，研發、製造與維修能力也要真正留在台灣。筆者支持增加國防投入，也支持政府發展無人載具。正因為支持，所以更期待這項政策不只是完成採購，而是讓台灣已經起飛的無人機產業，飛得更高、更遠。二千一百億元真正要買的，不只是無人載具，而是台灣自己守住自己的能力。

投書別用一個事件定義韓國

韓國光州雙年展的「台灣館」近日引發爭議。主辦單位將原本的「Taiwan Pavilion」改以國立台灣美術館英文縮寫「NTMoFA」標示，台灣方面已提出抗議並要求說明。這涉及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台灣當然有理由據理力爭；但在捍衛自身權益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因此看錯韓國。光州雙年展基金會解釋，國立台灣美術館是以機構身分參展，因此依其分類方式使用機構名稱；台灣文化部則認為，雙方原先已以「Taiwan Pavilion」討論並辦理參展。雙方說法既然不同，台灣可以要求韓方說清楚，也可以批評這項決定。但一個文化機構的決定，不等於韓國人民；一次爭議，更不能直接推論整個韓國社會。這其實也是台灣應該堅持的一套標準。我們不希望國際社會因為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就把台灣人民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樣地，我們也不能看到韓國政府、某個機構或一次外交事件，就認定「韓國人都這樣」。民主社會本來就存在不同立場，政黨會競爭，政府會輪替，人民對中國、台灣及外交政策也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事實上，韓國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遠比「親中」或「反中」這幾個字複雜。韓國《朝鮮日報》與首爾大學公布的2025年國民意識調查顯示，對中國抱持好感的受訪者只有12.9％，56.8％持負面看法；18至29歲年輕世代對中國的好感度更只有9％。這些數字當然不能代表所有韓國人的想法，卻足以提醒我們：把韓國社會簡化成單一的「親中」形象，並不符合現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光州雙年展爭議發生後，韓國藝術界的「反對審查藝術家連帶」也公開聲援台灣館，要求恢復「Taiwan Pavilion」名稱，並要求公開決策過程。這恰恰說明，同一個韓國社會裡，也有人對這項決定提出質疑。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光州雙年展，也可以要求韓方尊重台灣；但批評一項具體決定，與否定整個韓國，是兩回事。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遇到友善就浪漫化、遇到爭議就全面反韓，而是一套前後一致的判斷標準。面對中國如此，面對日本、美國、韓國以及其他國家，也都應如此。我們希望國際社會不要用單一事件定義台灣，也就不能用單一事件定義別人。台灣可以堅定捍衛自己的名字與尊嚴，但不必因此武斷地看待一整個社會。能夠分辨政府、機構與人民之間的差異，才是真正成熟的民主視野。

投書別讓AI榮景成了統計表上的孤島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最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表現極為亮眼。在 AI 浪潮與半導體供應鏈的需求帶動下，台灣再次向世界展現了強大的產業韌性，這些成果確實值得肯定。然而，每當政府公布這些令人振奮的統計數據時，街頭巷尾的議論卻往往不是歡慶，而是一種深刻的體感落差。如果總體經濟真的這麼好，為什麼多數人的生活過得愈來愈緊繃？討論這個現象，重點不在於急著去唱衰經濟，或者替官方數字辯護，而是我們必須坦然面對一個事實：GDP 數字從來就不是衡量全民幸福感與生活品質的唯一標準。現在的台灣經濟正面臨嚴重的結構性撕裂。這波由 AI 帶動的榮景，高度集中在少數高附加價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這些龍頭企業用極高的人均生產力拉抬了整體經濟成長率與「平均薪資」，但對佔據台灣絕大多數就業人口的傳統製造業、中小企業與內需服務業來說，這波紅利幾乎遙不可及。當少數高薪族群大幅拉高平均值，統計表上亮眼的美麗數據，反而掩蓋了薪資中位數停滯與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更嚴峻的挑戰在於實質購買力的持續流失。近年來房價、房租、餐飲與各項日常開銷連年攀升，帳面上微幅增加的薪水，轉眼就被通膨與生活成本吞噬。對廣大的上班族與一般家庭而言，感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感受到相對剝奪感與日益沉重的生存壓力。當局與朝野政黨都不必停留在「有感」或「無感」的口水戰。真正的考驗，在於政府能否透過具體的產業政策，引導科技業的技術與資金效益外溢，協助廣大的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與 AI 轉型，並確保勞工的薪資成長能合理反映生產力的提升。經濟政策的終極目的，是讓成長轉化為多數人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機會與生活改善。別讓這波 AI 榮景只停留在精美的統計表上，成了少數人的盛宴、大多數人的孤島。

投書公投可以問鞭刑，人權不能被多數決

立法院日前以五十二票對五十一票，一票之差通過「鞭刑入法」公投提案，主張針對性侵害、凌虐幼童、高額詐欺及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等犯罪，增設鞭刑制度。支持者認為，面對重大犯罪，現行刑罰不足以形成嚇阻力，因此應把選擇交給人民。重大犯罪令人憤怒，被害人需要正義，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民主社會真正需要面對的，恰恰是：當多數人的憤怒形成政治力量時，國家能不能仍然守住人權的界線？公投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卻不是任何事情都能交給多數決。現代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多數決定」，也包括多數仍須受到憲法、法治與基本人權的約束。否則，只要票數足夠，多數便可以決定少數應該承受多少痛苦，那麼民主與情緒宣洩之間，還剩下多少差別？台灣已透過《兩公約施行法》，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的人權保障具有國內法律效力，政府機關行使職權也應符合兩公約。公約第七條禁止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曾說明，這項禁止包含體罰。因此，鞭刑是否符合台灣既有的人權承諾，絕不是一句「交給人民決定」就能跳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對犯罪的憤怒，直接轉化成國家施加身體痛苦的正當性。對性犯罪、虐童與詐欺的憤怒，可以理解，也應該回應；但刑罰越嚴厲，越需要經得起法律、人權與實證效果的檢驗。若一項刑罰只是讓人感覺「出了口氣」，卻沒有證明能有效降低犯罪，國家就不應只靠群眾情緒決定它的正當性。國家擁有刑罰權，同時也必須受到法律與比例原則拘束。真正有效的刑事政策，應提高破案率、強化被害人保護、改善司法效率，讓犯罪者確實接受與罪責相當的制裁，而不是把「打得更痛」當成治理犯罪的捷徑。民主也不應把「尊重人民選擇」理解成國家可以對任何結果照單全收。人民可以表達憤怒，社會可以要求更重刑責，立法院也可以提出政策，但每一道程序都仍須接受憲法與人權的檢驗。鞭刑公投當然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但公投本身不能消滅憲法，也不能讓人權因為票數而失效。台灣要證明自己的民主已經成熟，真正的考題不是多數能決定什麼，而是即使多數憤怒，我們仍然願意守住什麼。

投書別讓演算法綁架公共資訊

今年台灣防空演習首度納入「斷網」情境，模擬行動網路中斷時，以傳統語音與簡訊傳遞關鍵訊息。這項設計揭示了一個重大課題：在高度數位化的今天，國家韌性不僅關乎電力與物資，更取決於資訊能否在危機時平等、順暢地傳達給每一位公民。然而，當前許多政府公告、防災應變與公共服務，正高度過度依賴少數私人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早期社群工具採時間排序，能即時傳遞防災資訊；如今平台全面轉向演算法推播，以「極大化點閱與情緒互動」為商業導向。攸關安全的避難通知未必有高點閱率，極易在流量排序中被邊緣化。當私人平台掌握資訊篩選權，卻缺乏相應的公共責任框架時，便成為數位治理的隱憂。過度依賴單一跨境平台，更帶來新型態的「數位排斥」。越來越多公共活動要求民眾「追蹤粉專、登入指定帳號」。但公民出於資安、隱私或拒絕演算法掌控而選擇不使用特定平台，是應被尊重的自由。若無帳號就無法獲取公共資訊，科技便成了阻隔參與的新牆籬。真正的數位包容，絕不能強迫所有人採取同一種數位生活方式。為避免跨境平台的「單點失效」風險，台灣必須建立成熟的資訊韌性治理：第一、提升平台透明與責任：要求大型平台揭露演算法機制，並建立重大危機時的「公共資訊優先推播」協議。第二、堅守多元發布管道：政府絕不可將公共訊息完全「外包」給社群平台，必須維持官網、簡訊、傳統廣播與固網等備援管道。第三、捍衛公民數位選擇權：保障不使用特定社群平台的民眾，在權利行使與公共服務上絕不受差別對待。資訊韌性的核心不是製造更多依賴，而是提供更多選擇。一個真正具有韌性的民主社會，是在科技快速變動與危機來臨時，無論人民選擇何種平台或工具，都能平等取得資訊並行使公民權利。資訊自主，才是數位時代民主韌性最堅實的基石。

投書面對國安情報議題，發問方式要斟酌

總統賴清德日前談及中共北戴河會議，指稱對台工作下達「非常嚴重的指令」，並將台灣年底地方選舉視為中共對台策略成敗的指標。這涉及國家安全，媒體當然可以追問，政府也有必要向社會說明。但愈是敏感的國安議題，愈需要嚴謹提問，而不是戲劇化。媒體質疑政府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怎麼問。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政府掌握的資訊究竟是什麼性質？是情報單位取得的資料，還是經過不同來源交叉驗證後的研判？所謂「北戴河指令」，究竟是已確認的中共決策，還是根據相關情資所作的判斷？這些都是媒體應該追問的問題。但如果把問題問成「是不是派特務躲在中共高層官員的床底下偷聽」，就不是嚴肅的國安監督，而更接近戲劇化的嘲諷。國安問題可以質疑，卻不應被問成諜戰小說。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說明情報依據，與要求政府公開情報來源，本來就是兩回事。情報可能涉及情報人員、取得管道、合作對象以及資訊來源。政府不能因為人民有知的權利，就把這些內容全部公開。否則為了證明情報可信而曝光來源，不僅可能傷害情報人員，也可能破壞未來取得情報的能力。因此，媒體真正應該問的，不是「你的線人是誰」，而是「你憑什麼做出這樣的判斷」。同樣地，政府也不能只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就要求社會停止追問。既然總統把北戴河會議與台灣選舉連結，政府就應該說明：哪些是已確認的情報，哪些是國安單位的研判，哪些又是政治人物根據情報所作的判斷。這三者不能混為一談。中共是否介入台灣選舉，是台灣必須嚴肅面對的國安問題。但愈重要的議題，愈需要精確的語言與負責任的新聞提問。政府不能把國安當成不能質疑的盾牌，媒體也不能把國安問題變成任意發揮的舞台。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媒體少問，而是問得更好；也不是政府什麼都說，而是把能說明的事情說清楚，把不能公開的情報守好。國安不是宮廷秘聞，更不是床底下的諜戰小說。

投書立法院議事運作，不是在演中國宮鬥劇，政治語言應適可而止

立法院長韓國瑜因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多次缺席朝野協商而動怒，甚至以「慈禧太后垂簾聽政」質問傅崐萁。傅崐萁是否應該出席協商、是否充分授權，當然可以討論；但筆者更在意的，是這句話背後所呈現的政治語言。為什麼到了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仍然如此習慣用中國宮廷政治的語言來描述權力關係？「垂簾聽政」並不是慈禧太后專屬的歷史現象，更不是清代才有。中國王朝史上老早出現過太后臨朝、後宮介入政務的政治經驗，慈禧只是其中最為現代人熟知的歷史人物之一。問題也正在這裡。語言從來不只是描述事情，它同時也在替我們建立理解事情的框架。當政治人物用「太后」、「垂簾聽政」來形容今天的立法院，人民接收到的就不只是批評傅崐萁沒有出席協商，而是一整套中國傳統宮廷政治的想像：誰是皇帝、誰是太后、誰在幕後操控，誰又必須聽命於誰。原本應該討論的職權、責任、程序與授權，就這樣被轉換成一齣宮廷劇。這種說法或許很有戲劇效果，也很容易成為媒體標題；但政治人物如果習慣以歷史宮廷角色來包裝現代政治，久而久之，人民看到的就不再是制度，而是角色。筆者甚至不禁想問，台灣政治人物是不是宮廷劇看得太多了？現代民主政治明明有憲政制度、有議事規則、有權責關係，卻動不動就要把政治人物套進皇帝、太后、權臣的劇本裡。這樣的語言，除了讓政治攻防更加戲劇化，對理解民主制度究竟有什麼幫助？台灣不是中國歷代王朝，立法院也不是朝廷。民主政治可以有衝突，可以有強烈批評，但政治語言應該讓人民更清楚看見制度，而不是把制度重新包裝成宮廷鬥爭。韓國瑜這次的比喻也許很有話題性，但身為立法院長，更值得被期待的，應該是精確而具有制度意識的語言，而不是更華麗的歷史比喻。我們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誰比較像慈禧，而是權力如何受到制度約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矯情的中國宮廷劇，而是更成熟的民主政治。

投書長崎的一個座位，照見台灣的尊嚴

日本長崎市九日舉行原爆八十一周年和平紀念典禮，駐日代表李逸洋原獲邀出席，卻因代表席次被安排在各國使節團區域之外，決定降低出席層級，改由駐福岡辦事處處長代表。這起事件引發討論的，不只是一個座位，而是台灣在國際場合如何被看待，以及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面對不對等的現實。台灣對長崎市的安排提出抗議，並非沒有道理。台灣與日本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長期維持密切交流，台灣人也曾在戰爭年代遭受戰火，甚至有人在廣島、長崎遭受原爆。對台灣而言，參加和平紀念典禮不只是外交活動，更有歷史記憶與和平價值的意義。因此，當代表席次被置於使節團區域之外，台灣表達疑慮，是對自身尊嚴的基本要求。但捍衛尊嚴，也不代表凡事都必須立即上升到政治對抗。長崎市方面已說明，座位安排與場地及運作因素有關，並否認有政治意圖。在雙方說法尚有落差的情況下，台灣可以堅定表達立場，也應要求對方說明依據，而非急著定性。這一點尤其重要。台灣在國際社會面對的處境本來就特殊，越是如此，越需要把每一次爭議處理得有理、有據、有分寸。如果只剩下情緒性的抗議，對方容易把問題解釋成政治衝突；反之，若能指出不合理之處，同時保留溝通空間，反而更能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對尊嚴與和平的堅持。長崎的和平紀念典禮，是為了記住戰爭傷痛，提醒世人避免悲劇重演。對台灣而言，值得珍惜的是這樣跨越國界的和平價值。台灣不必因為追求和平，就接受任何形式的矮化；同樣也不必因為捍衛尊嚴，就把與日本的友好關係推向對立。一個座位只是典禮安排的細節，但細節有時最能反映彼此如何理解對方。台灣需要的不是在每一次爭議中選擇沉默，而是在該堅持時堅持、該溝通時溝通。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沒有立場，而是有立場卻不失理性；真正的尊嚴，也不是聲音最大，而是即使面對不對等，仍能清楚說明自己為何不能接受。這才是台灣面對國際處境時，應守住的分寸與底氣。

投書演習不能只是演習，逼真才能換來真正的準備

八月十日，「城鎮韌性防空演習」在中部地區首先展開，筆者當下人在台中市中心，也親身經歷了這次演練。時刻一到，手機傳來國家警報的震動聲，接著聽見外面的防空警報。不過，三十分鐘的演練過程中，我個人實際受到的影響並不大。當時我在室內，使用固網Wi-Fi，網路基本上仍能正常使用；加上那半個小時正好在休息，也沒有一直拿著手機。身邊的人則多半有感受到手機警報，或聽見外面的防空演習聲音。三十分鐘過去，日常生活幾乎沒有因此增加什麼不便。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開始思考：如果這不是演習，而是真正的危機呢？我們每天使用網路、手機與各種通訊服務，早已習慣它們隨時都在。網路可以查地圖、取得資訊、聯絡親友，也牽動支付、工作與日常生活。正因為太方便，我們反而很少想過，當這些服務突然無法使用時，自己究竟能不能適應。這次演習讓筆者感受到，三十分鐘的不便其實真的不算什麼。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們有沒有心理準備面對更長時間的通訊中斷，以及那時候應該怎麼辦。因此，這類演練不但應該持續舉辦，未來也可以在充分預告、確保緊急通訊與公共資訊傳遞的前提下，逐步增加演練強度。例如模擬一般網路服務暫時無法使用，只保留必要的緊急通訊功能，讓民眾實際體驗沒有熟悉網路服務的生活。這樣或許會有人覺得不方便，但如果演習永遠只做到「不影響生活」，我們又如何真正知道生活受到影響時該怎麼辦？當然，逼真不是為了製造恐慌，更不是要讓民眾陷入無所適從，而是讓政府、企業與人民都能提前找到問題、修正問題。一場好的演習，不應只是讓我們知道警報聲響起時要做什麼，也應該讓我們知道，當熟悉的網路與通訊突然消失時，自己還能做什麼。十日的那三十分鐘，我自己幾乎沒有感受到不便；但也正因為這三十分鐘，筆者第一次更具體地意識到：網路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演習的目的，不是讓我們害怕危機，而是讓真正的危機到來時，我們少一點慌亂，多一點準備。

投書盧秀燕，妳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誰？

筆者長年生活在台中，每天面對的不是政治舞台上的高談闊論，而是一座城市最真實的日常。交通、人行環境、公共設施、行政服務，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市政問題，市民都看得見、也感受得到。很多時候，第一線基層公務員並非不願意解決問題，而是受限於制度、預算與決策權限，只能莫可奈何。但市長不同。市長可以決定市政方向，可以整合行政資源，也必須為整座城市的治理負起最終政治責任。更重要的是，市長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形象。那麼，我們的盧市長到底做了什麼？如果市民最常看到的，只是在各種剪綵活動、公開場合、城市廣告與政治宣傳中不斷出現市長的身影，而真正讓市民困擾的問題卻依然存在，那麼這種市長的「存在感」究竟有什麼意義？一座城市不需要一位到處曝光的政治明星，而需要一位真正解決問題的市長。如果市政成果不夠，卻只能用活動、廣告與形象包裝來維持政治聲量，那未免太廉價了。

投書當讀者投書變成熟面孔的固定舞台，多元聲音還剩多少？

報紙與新聞網站的讀者投書專區，向來被視為民主社會重要的公共討論空間。它的價值，不只是提供意見發表的管道，更在於讓不同年齡、職業、背景與生活經驗的市民，都有機會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筆者長期參與不同媒體平台的投稿，也曾在網路讀者投書專區累積多篇文章。正因為長期觀察投稿環境，更能感受到不同平台制度之間的差異。有些數位平台透過固定欄位提供投稿管道，讓作者登入帳號後提交文章，再由編輯進行審核；有些傳統媒體則由編輯部接收投稿、篩選內容、進行編排，並安排刊登時間。無論形式如何，媒體都承擔著維護公共討論多元性的責任。然而，近年觀察部分媒體的讀者投書專區，可以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少數固定作者長期、高頻率出現在版面上，甚至在短時間內連續刊登不同文章。當讀者打開投書專區，經常看到相同熟面孔反覆出現，便難免產生疑問：這個公共空間，是否仍然充分反映社會多元的聲音？當然，優秀作者受到媒體青睞，本身並不是問題。一位作者若具備良好的寫作能力、清楚的論述能力與敏銳的社會觀察，媒體願意刊登其文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讀者投書與固定專欄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專欄作者因媒體邀請而擁有固定位置；讀者投書則應該維持開放性，讓更多不具媒體知名度、但關心公共事務的市民有被看見的機會。如果長期由少數熟悉作者占據大量版面，可能造成兩個問題。首先，是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受到影響。社會中有許多人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獨特觀點，例如基層工作者、青年、地方居民或不同專業領域人士，但他們未必具備長期曝光的機會。當投書版面逐漸形成固定作者的循環，新進作者與不同觀點就可能較難進入公共視野。其次，是編輯制度可能形成路徑依賴。對媒體而言，熟悉作者代表穩定的供稿來源，編輯處理流程也可能更加有效率。但公共論壇的目的，不應只是追求穩定與便利，更應兼顧開放、多元與公平。若一個平台長期只依賴少數熟悉作者，便容易讓讀者投書逐漸失去原本廣納民意的意義。因此，媒體有必要重新思考讀者投書制度的設計。在維持編輯自主與文章品質的前提下，可以適度關注同一作者短期內的刊登頻率，鼓勵更多不同背景的讀者參與，也讓投稿與刊登機制更加透明。讀者投書最珍貴的價值，不在於培養少數固定寫作者，而在於讓社會不同角落的聲音被聽見。一個真正健康的公共論壇，可以有熟悉作者，但不能只有熟悉作者；可以有成熟觀點，但不能排除新的聲音。民主社會需要的不只是發言的自由，更需要發言機會的多元。市民廣場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站上那裡，提出自己的觀察與想法。唯有守護這份多元性，讀者投書才能真正成為屬於所有人的公共空間。

投書重大建設不宜先射箭，再畫靶

北宜高鐵近期再度引發社會討論，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直言，若缺乏充分評估，北宜高鐵恐淪為「盲腸」建設。幾乎同一時間，新北市宣布推動巨蛋興建計畫，也引發外界對大型公共建設需求與效益的討論。兩起事件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卻共同提醒我們：重大公共建設最應避免的，不是意見分歧，而是落入「先射箭，再畫靶」的決策迷思。改善交通、充實公共設施，本來就是政府責任。然而，重大建設往往投入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元，影響的不只是當前財政，更牽動未來的營運維護、資源配置與世代負擔。因此，真正應該優先討論的，不是「要不要蓋」，而是「有沒有必要蓋」、「是不是最佳方案」，以及「人民付出的成本是否值得」。以北宜高鐵為例，宜蘭居民期待縮短交通時間、改善對外運輸，這樣的期待值得政府重視。但高鐵是否真是最符合需求的方案？既有鐵路改善、道路運輸優化或其他交通選項，是否可能以更低成本創造更高效益？面對龐大的公共投資，需求推估、成本效益、環境影響及長期財務規劃，都應在政策定案前接受公開檢驗，而不是先決定建設方向，再讓評估程序成為替政策背書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大交通建設從規劃到完工往往歷時多年，決策者不能只回答今天是否需要，更必須思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需求變化。當科技持續進步、運輸模式不斷改變，任何大型投資都必須具備前瞻性，避免建設完成後才發現，原先規劃已無法完全符合未來需求。同樣地，新北市規劃興建巨蛋，固然有提升大型展演與體育設施的期待，但北台灣已有多座大型場館，新場館是否具備足夠需求、可行的營運模式及財務永續能力，也應以客觀數據回答。大型場館真正的挑戰，不只是興建完成，更在於未來能否維持合理使用率與營運能力，避免從城市象徵轉變為長期財政負擔。成熟的公共治理，不是比誰提出更多大型建設，也不是比誰留下更多醒目的地標，而是建立一套以證據支撐決策、以程序建立信任、以財政紀律守護公共利益的制度。無論是北宜高鐵或新北巨蛋，每一項重大公共投資都應先回答「是否值得」，再決定「是否興建」，而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唯有如此，公共建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發展的資產，而非留給下一代承擔的沉重成本。

投書「沒有國籍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

中選會與陸委會日前表示，中國籍配偶若要在台參與政治活動，依法須提出相關國籍資格證明；中國國台辦則回應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沒有國籍問題」。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這句話本身，而是它背後所傳遞的政治敘事。當「沒有國籍問題」被視為前提，也等於否定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公民身分與法律秩序。國籍從來不只是行政程序，而是人民權利、義務與國家治理的具體展現。現代民主國家的共同體，建立於共同的制度、法律與自由價值，而不是血統、文化或歷史想像。共同文化不必然形成同一個國家，真正決定政治共同體的，是人民共同選擇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台灣與中國雖有歷史與文化連結，但數十年來已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從未治理台灣；中華民國則持續在台灣行使行政、司法與公共治理權力。不同的法律、護照、貨幣、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所享有的自由與承擔的義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國籍問題真正反映的，不只是法律資格，而是對民主共同體的不同理解。當北京試圖以「沒有國籍問題」淡化制度差異時，台灣更應清楚認識，民主共同體的基礎不是他人的政治定義，而是人民共同建立、共同維護的民主制度。面對這場持續的政治與認知競爭，台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家安全，更是公民對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共同信念。唯有深化公民意識，珍惜民主制度的價值，才能讓台灣在各種政治敘事的競逐中，持續展現民主社會的自信、韌性與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