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投書面對短影音時代強勢來臨，我們該如何守住對資訊的理解與判斷能力？

當澳洲開始限制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法國也推動未成年人社群媒體限制措施時，世界各國關注的已不只是手機成癮問題，而是演算法、資訊品質與民主社會未來面臨的新挑戰。數位科技改變了人們接收資訊的方式。過去，新聞與公共議題主要透過媒體編採與社會討論形成；如今，大量資訊直接透過短影音平台與社群媒體進入日常生活。然而，演算法為了提高使用者停留時間，往往持續推薦相似內容，使人容易陷入單一資訊環境。當人們愈來愈少接觸不同觀點，辨識真偽、理解複雜議題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響。對台灣而言，這項挑戰又具有特殊性。台灣身處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長期面對境外資訊操作與認知作戰的風險。因此，數位平台帶來的影響，不能只視為個人娛樂選擇，而是民主社會如何維護健康資訊環境的重要課題。近年受到全球關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抖音國際版），其資料治理、內容管理與演算法透明度等議題，也引發許多國家的討論。對台灣而言，重點並不是禁止人民接觸任何特定來源的內容，而是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如何確保公民具備辨識資訊來源、理解演算法影響的能力。筆者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於便利商店、商場休息區、醫療院所候診區，以及部分公共運輸工具上，看見民眾直接以手機外放短影音，聲量甚至影響周遭環境。其中不乏中高齡使用者，而部分影片從語言使用、口音表現到敘事方式，都呈現出明顯不同於台灣日常媒體環境的內容特徵。這個現象提醒我們，演算法影響的並非只有青少年，而是所有世代。媒體識讀不應只是校園教育的一環，也應成為全民面對數位時代的重要能力。無論年輕人或成年人，都需要理解自己所接收的資訊，並非完全自然形成，而可能受到平台推薦機制影響。短影音時代的民主挑戰，不是簡單禁止某一個平台，也不是限制人民接觸資訊的自由，而是如何培養更成熟的數位公民素養。唯有建立查證能力、多元閱讀習慣與獨立思考精神，台灣才能在享有資訊自由的同時，也提升面對資訊挑戰的民主韌性。

投書打詐不能只追查車手，更要完善被害人保障

過去，筆者一直以為詐騙只是新聞中反覆出現的社會案件，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仍有某種距離。然而，一位我認識的退休長輩遭遇詐騙後，我才真正體會到，詐騙其實可能發生在任何家庭。這位長輩因誤信以網路購物平台為名的投資方案而受騙。詐騙集團透過長時間互動、逐步建立信任，誘導其投入資金，最後造成重大損失。雖然事後已報警並提出告訴，但對被害人而言，傷害並未隨報案結束，而是開始面對漫長司法程序，以及金錢與心理上的雙重壓力。警方偵辦後查獲數名涉案車手。然而，現代詐騙早已不是單一個人的犯罪，而是高度分工的組織型犯罪。從招募車手、提供人頭帳戶、操控金流，到境外指揮，背後往往存在完整犯罪鏈。如果只能查緝最末端執行者，卻難以追查幕後核心，打詐成效終究有限。不少被害人在求助過程中，還必須分別面對警察、金融機構、檢察機關、法院，以及涉及網路平台時的數位治理主管機關。各機關固然依法分工，但跨機關資訊整合、橫向聯繫與合作仍有精進空間，導致部分被害人奔波於不同體系之間，不僅增加求助成本，也影響後續追償與權益保障。此外，被害人在司法過程中也可能遭受二次傷害。有些涉案者透過調解爭取法律上的有利因素，卻未必履行賠償承諾，甚至提前處分財產，使被害人即使取得勝訴判決，仍可能面臨求償無門的困境；部分案件中，被害人的帳戶也可能因偵辦需要遭到凍結，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詐騙手段不斷翻新，並結合金融、資訊、數位平台與跨境犯罪等新型態。打詐不能只依靠警方查緝，更需要金融監理、司法偵查、數位治理與跨部會協作，強化橫向聯繫，形成完整治理網絡，同時兼顧被害人權益保障。打詐的目的，不只是提高破案率，更是讓人民遭遇詐騙時，相信國家制度能提供即時且有效的協助。唯有同步強化犯罪源頭追查、跨機關合作與被害人保障，才能逐步降低詐騙造成的傷害，重建人民對司法與公共治理的信心。

投書超越「因為是男生」、「因為是女生」的刻板想法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台灣導入了口罩實名制。在這段期間，曾經出現一則話題：有一名男孩因為不願意戴粉紅色口罩而感到猶豫。他擔心被周遭的人認為「男孩子怎麼戴粉紅色」。之後，負責台灣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男性相關官員和專家，如指揮官陳時中、醫師張上淳等人在記者會上一字排開，紛紛戴上粉紅色口罩，向外界傳達「不論什麼顏色的口罩都沒有問題」的訊息。從這件事情，我開始思考：為什麼粉紅色會被認為是「女生的顏色」，而男孩子選擇粉紅色時，卻會讓人感到不自然呢？事實上，顏色本身並沒有性別之分。然而，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男孩子應該使用藍色或黑色，女孩子應該使用粉紅色」這樣的固定觀念。這樣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台灣。在日本，近年來也持續討論限制學生髮型、服裝等的「黑色校規」問題。我們是否過度要求孩子們符合所謂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性別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限制，不只是影響女性。男性同樣也會受到「男人就應該堅強」、「不應該流淚」等期待的束縛。重要的是，不應該用性別來決定一個人的可能性。男孩子喜歡粉紅色沒有問題，女孩子喜歡藍色也沒有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因為「因為是男生」、「因為是女生」這樣的想法，而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選擇。

投書從事件爭議到治理能力：台灣民主需要重建共同理解

近來，食品安全、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人工智慧帶來的資訊環境改變，接連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公共議題。這些事件表面上屬於不同領域，但背後反映出一項共同挑戰：在高度複雜的時代，民主社會如何維持對問題的理解能力，並透過制度有效回應人民需求。過去談到國家安全，人們多半聚焦於軍事、外交與經濟。然而，現代國家的競爭，已不只是資源與力量的競爭，也包含制度運作、資訊品質與社會協調能力的競爭。一個社會若無法有效理解問題、討論問題，甚至難以形成基本共識，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面臨治理困境。以食品安全為例，民眾關注的並不只是某一次事件的責任歸屬，而是整體制度是否具備預警、監督與修正能力。當風險發生時，人民期待的不只是事後究責，更希望看到政府、企業與相關機構如何改善制度，降低下一次危機發生的可能。同樣地，面對國際情勢快速變化，社會也需要更成熟的公共討論方式。國際關係牽涉長期利益與多重因素，不能只透過單一事件或簡化敘事理解。民主社會需要的是充分資訊與理性辯論，而不是在不同立場之間快速形成互相否定的對立。然而，今日台灣公共討論的一項困境，是許多複雜議題容易被轉化為政治立場的競爭。政治本身並不是問題，民主制度本來就需要不同價值與政策方向的競爭；真正需要避免的是，當政治標籤取代問題分析，社會便可能失去改善制度的機會。尤其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資訊生產與傳播方式正在改變。未來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辨識真假資訊，更是如何維持共同理解問題的能力。當不同群體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資訊環境中，民主討論就可能逐漸失去對話基礎。因此，台灣需要強化的不只是危機處理能力，更是長期的治理能力。政府需要提高透明度，媒體需要維持專業，公民社會也需要培養理解複雜議題的能力。民主成熟的表現，不是社會沒有爭議，而是在爭議存在時，仍能依靠制度尋找解決方式。真正有韌性的民主，不是避免所有衝突，而是在衝突之中仍保有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政黨可以競爭，不同群體可以有不同價值，但整個社會必須共享一個前提：公共議題值得被理性討論，制度值得被持續改善。從食品安全到資訊環境，台灣面對的其實是一項更深層的民主課題：如何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維持社會理解力與治理能力。這不只是台灣民主能否深化的問題，也是民主社會在新時代能否維持韌性的關鍵。

投書政治之外，更需要治理

近年來，台灣公共討論經常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占據。從政黨競爭、政治人物發言，到朝野之間的攻防，許多新聞焦點往往集中在政治衝突之上。然而，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公共討論長期停留在政治對立時，人民每天真正面對的生活問題，是否反而容易被忽略？民主社會需要政治競爭。不同政黨提出不同理念，人民透過選舉做出選擇，這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運作方式。但政治的目的不應只是競爭權力，更應該回應人民對更好生活的期待。對多數民眾而言，真正影響日常生活的問題，往往不是政治攻防中的口號，而是物價是否穩定、居住是否安心、教育是否完善、長照是否足夠，以及公共服務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這些議題看似缺少政治激情，卻是政府治理能力最直接的展現。當社會高度關注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時，也應該重新思考：政府存在的價值，究竟是為了延續政治對抗，還是為了解決人民面臨的實際困難？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只有選舉時期的政治討論，更需要長期關注政策如何落實、制度如何改善，以及人民需求是否被看見。事實上，治理是一項比政治競爭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許多影響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往往需要長時間規劃、跨部門合作與持續調整，而不是短期的政治表態。近年來，許多民主國家都面臨類似挑戰：政治討論容易被情緒與對立吸引，但需要長期投入的公共議題，卻可能缺少足夠關注。因此，台灣需要重新思考公共討論的方向。政治可以有立場，政策可以有差異，但治理必須回應人民需求。不同政黨可以競爭，也應該透過政策成果接受人民檢驗。民主最重要的意義，不只是人民能夠選擇政府，更是人民能夠要求政府持續改善。當公共討論重新回到人民生活與政策品質，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展現改善社會的力量。政治之外，我們更需要的是治理。

投書高溫不是天氣警報，而是城市治理的新考驗

當氣象預報一再提醒高溫來襲，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或許是打開冷氣、減少外出，或提醒家人多補充水分。然而，在城市的另一面，仍有許多人必須在烈日下維持日常工作：外送員穿梭街頭、清潔隊員整理環境、建築工人進行工程、郵務人員配送信件。他們沒有選擇留在室內，而是承受著極端氣候帶來的直接衝擊。過去，我們習慣把高溫視為季節性的天氣現象，面對酷暑時，政府多以發布警訊、提醒防曬與補充水分作為主要措施。但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高溫已逐漸從個人健康問題，轉變為勞動安全、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共同面對的治理課題。一個成熟的城市，不能只要求人民適應環境變化，更應思考如何改善環境本身。例如，戶外工作者是否有足夠的休息空間與降溫設備？城市公共空間是否提供足夠遮蔭與飲水設施？道路、人行空間與建築設計是否考慮日益嚴重的熱島效應？這些問題，都不應等到高溫造成傷害後才被討論。高溫治理需要跨部門合作。勞動政策必須關注工作者在極端氣候下的安全；都市規劃需要納入綠化、遮蔭與降溫設計；公共衛生體系也應建立更完善的高溫風險管理機制。唯有將高溫視為一項長期治理議題，而非短期氣象事件，才能真正降低社會所承受的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溫帶來的影響並不平均。經濟條件較佳者，可以選擇室內避暑；但第一線勞工、弱勢族群與高齡者，往往承受更高風險。因此，高溫治理不只是環境議題，也是社會公平議題。城市的價值，不只是追求建設速度與經濟成長，更在於是否願意照顧那些維持城市運轉的人。當我們享受便利生活時，也應看見烈日下那些不可或缺的身影。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不會因為夏天結束而消失。高溫不應只是氣象預報中的紅色警示，而應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課題。真正進步的城市，不只是能在災害發生後迅速應變，更能在危機成為日常之前，提前完成制度準備。

投書當AI替我們回答問題，我們是否正在失去提問的能力？

人工智慧快速進入日常生活後，許多人開始習慣透過AI整理資訊、摘要文章、分析資料，甚至協助完成工作。過去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搜尋與整理的內容，如今可能在幾秒鐘內獲得答案。科技帶來的便利無庸置疑，也正在改變人類與知識互動的方式。然而，當取得答案變得越來越容易，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另一個問題：人類是否正在逐漸失去提出問題與獨立判斷的能力？知識的價值，從來不只是累積資訊，更重要的是理解資訊背後的意義。過去，人們透過閱讀、比較不同觀點、檢驗資料來源，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斷。這個過程雖然緩慢，卻也是培養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徑。如果未來人們習慣直接接受人工智慧整理後的結論，而不再追問資料從何而來、是否存在不同解釋，那麼資訊越便利，反而可能讓社會失去面對複雜問題的能力。這個問題在民主社會尤其重要。民主制度並不只是定期投票，更建立在公民能夠理解公共議題、辨識資訊真偽，並在不同意見之間進行理性討論的基礎上。近年來，社群媒體、演算法推薦與深度偽造技術，使資訊環境更加複雜。民主面對的挑戰，已不只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量之下，人們是否還有能力判斷」。如果每個人只接收符合自己既有想法的資訊，或者只依賴某種工具提供答案，公共討論可能逐漸失去對話的空間。因此，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社會需要培養的，不只是操作科技工具的能力，更是理解科技、反思科技的能力。教育不應只教導學生如何使用AI，更應培養他們提出問題、查證資料、分析不同觀點的能力。同樣地，科技企業與公共政策制定者，也應思考如何建立更透明、更負責任的資訊環境。人工智慧可以成為人類思考的助手，但不應取代人類思考本身。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印刷術擴大知識傳播，網際網路改變資訊流動，而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人與知識的關係。但科技本身不會決定民主的未來，真正重要的是使用科技的人，是否仍保有思考與判斷的能力。AI可以幫助我們更快找到答案，但民主社會更需要的是：願意提出問題、願意追尋真相、願意為自己的判斷負責的公民。在人工智慧時代，人類最需要守護的，也許不是比機器更快的速度，而是不被取代的思考能力。

投書語言如何影響民主社會中理解自己的能力？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卻很少停下來思考：我們所使用的詞語，是單純描述現實，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塑造現實？一個社會如何稱呼一件事情，往往反映了它如何理解那件事情。 同一個政策，可以被稱為「改革」，也可以被稱為「傷害」；同一項安全措施，可以被描述為「防衛」，也可以被解讀為「升高緊張」。事實可能沒有改變，但語言所建立的框架，卻可能改變人們看待事實的方式。這也是近年社會科學領域愈來愈重視的問題：政治競爭不只是政策與制度的競爭，也是一場關於「如何描述現實」的競爭。美國認知語言學者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框架」（frame）概念，指出人們並不是直接面對純粹客觀的資訊，而是透過語言提供的認知架構理解世界。當某些詞語與敘事被反覆使用，它們便可能逐漸成為社會理解事件的預設方式。因此，語言從來不是完全中性的工具。語言變化是自然現象，但語言脈絡值得被理解語言會隨著時代改變，這是所有社會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不同文化交流、科技發展與全球化，都會帶來新的詞彙與表達方式。一個開放的社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拒絕所有外來語言影響。然而，接受語言變化，並不代表不需要思考語言背後的脈絡。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該禁止任何詞語存在，而應該培養公民辨識語言來源、理解語境差異的能力。語言如何成為影響認知的工具在現代資訊環境中，影響一個社會的方式，已經不一定需要透過直接說服。更有效的方法，有時是逐漸改變人們習慣使用的語言。當某些概念透過媒體、社群平台、影音內容大量傳播，它們可能慢慢進入日常生活，甚至影響人們如何定義問題。例如，在國際政治中，「和平」、「交流」、「安全」、「合作」等詞語，都可能因不同立場而產生不同理解。 有人認為某些行動是在維持和平，也有人認為那是在增加風險；有人認為某種交流代表善意，也有人擔心其中包含政治目的。這些差異不一定只是資訊不同，而往往來自背後不同的語言框架。當一個社會缺乏對語言的敏感度，就可能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接受某些被設定好的理解方式。因此，現代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防範錯誤資訊，更是如何維持理解資訊的能力。台灣更需要培養語言判讀能力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長期處於不同文化、歷史與政治力量交會的位置。這樣的環境，使台灣擁有豐富的語言資源，也同時面臨特殊的語言處境。近年公共討論中，經常可以看到同一個議題，被不同群體使用完全不同的語言描述。有人談「交流」，有人談「滲透」；有人談「和平」，有人談「安全」；有人談「歷史」，有人談「政治」。當彼此連問題本身如何定義都不同時，公共討論自然容易陷入對立。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拒絕不同語言，也不是要求所有人使用相同詞彙，而是培養理解語言背後意義的能力。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更重要的是讓不同意見仍能在共同理解的基礎上對話。守護語言的清晰，就是守護民主的自主性政治競爭從來不只是爭取支持，也是爭取定義問題的能力。誰能影響一個社會如何描述事情，誰就可能影響這個社會如何思考事情。然而，重視語言並不是拒絕交流，也不是認為所有外來影響都是負面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仍保有選擇、分析與判斷的能力。在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民主社會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避免人們只剩下接受現成敘事的能力，而失去重新理解世界的能力。戰爭可能始於軍事武力攻擊，但衝突往往更早發生在語言之中。當語言開始改變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守護語言的清晰與思辨能力，也就成為守護民主的重要一環。

投書外送專法將上路，莫讓演算法成風雨玩命誘餌

每逢颱風來襲，地方政府宣布停班停課，當多數民眾忙著防颱或享受難得的休息日，街頭上卻總有一群穿梭於狂風暴雨中的「小蜜蜂」：外送員。近年來，社會對颱風假的討論，多聚焦在企業營運與民眾便利的平衡。然而，在主流論述之外，這群游離於傳統勞動保障框架外的非典型工作者，正被推向安全與生計衝突的極端困境。當危險迫在眉睫，他們是否真的擁有「拒絕拿命對賭」的選擇權？「外送專法」即將在本月二十一日起正式實施，顯示政府試圖建立平台經濟下的管理規範。過去部分平台在停班課時配合關閉系統，表面上落實了安全防護，卻也撕開了另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公共政策盲點：對於完全依賴接單維持生計的外送員而言，系統一關，意味著當日收入立即歸零。傳統受雇勞工在颱風假期間，即使不出勤，多數仍有穩定的月薪制度支撐；但對外送員而言，停止勞動就是生存危機。在「規避人身風險」與「維持基本溫飽」的底線拉扯間，這些底層勞工根本沒有自由意志，而是被現實逼著用生命去承擔天災的成本。更嚴峻的制度盲點，往往發生在「未達停班標準，但天候已劇烈惡化」的灰色地帶。此時平台正常營運，甚至透過演算法，以「雨天加成」、「限時達標獎勵」等誘餌，驅使外送員在惡劣環境下超速奔馳。這種看似尊重市場供需的機制，本質上是以經濟弱勢為籌碼，將極端氣候的社會風險轉嫁給個人。平台業者隱身在冷酷的程式碼背後，享受高額分潤，卻將職安責任撇得一乾二淨。防災制度的核心是保障生命，而非純粹停止服務。外送專法即將落地，政府不應止步於消極的停工規範，更應思考在極端氣候常態化的數位時代，如何為非典型勞工建構新型態的安全網。諸如天災停工的基本生計補償、平台強制提撥專屬保險，皆是刻不容緩的政策課題。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最脆弱的勞動者，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尺標。當科技便利大幅改變產業結構，台灣在追求效率之外，更必須透過制度的補網，守住勞動尊嚴與「人」的安全底線。

投書別落入統戰陷阱！是「跨國鎮壓」而非「跨境」

中國長臂管轄的惡法最近又新添一樁。北京當局自本月起正式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文將觸手伸向境外，即使行為人不在中國境內，只要被認定「破壞民族團結」，同樣面臨其政治與法律追究。陸委會對此已正式發出警訊。然而，檢視近日台灣官方回應與部分新聞媒體的報導論述，常慣性使用「跨境鎮壓」一詞。這種用語看似順口，實則在無形中掉入了北京精心布下的語意陷阱。語言從來就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延伸。「跨境」在國際政治與語意學的脈絡下，多用於形容同一主權國家內部：如同中國省市之間，或是北京與港澳這類特殊區域的地理界線。若在論述中國對外的政治威脅時使用「跨境」，極易在國際輿論上被模糊、矮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反之，「跨國鎮壓」才是聯合國及美、英等民主陣營，在反制中俄等威權國家將黑手伸入他國主權範圍時，所使用的正式法律與外交辭令。唯有堅持使用「跨國」，才能在國際社會的視聽中，嚴正彰顯海峽兩岸「互不隸屬」的法理現狀與客觀事實。面對北京步步進逼的法律戰與心理戰，台灣若在文字防線上失去自覺，等同在國際論述中自我審查、自降格調。當我們不自覺地跟著對岸的語彙起舞，國際民主盟友將難以辨識台灣所面臨的，究竟是「國際法上的主權侵害」，還是被中國框限住的「區域內部衝突」。這不僅蠶食了台灣的國安防線，更削弱了我們爭取國際支持的論述正當性。反制中國的長臂管轄，民間也要提高警覺，政府的政策論述更該從最基本的語意做起。從陸委會、外交部到主流媒體，應嚴格定調並全面使用「中國跨國鎮壓」。一字之差就是主權攻防，拒絕語意被內政化，才是台灣走向國際、捍衛主體性最基本也最堅實的一步。

投書從圖博到巴丹群島，北京的認知統戰沒有疆界

近期有部分中國論述將菲律賓的巴丹群島稱為「中國台灣的巴丹群島」，引發外界關注。這樣的說法乍聽之下令人難以理解，但若放在中國近年透過歷史敘事、政治語言與法律工具擴大自身影響力的脈絡中觀察，便會發現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長期認知操作的一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長期宣稱圖博（中文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圖博曾長期擁有自身的政治體系、宗教制度與統治傳統，也曾以不同形式與中國歷代王朝互動。這些複雜的歷史關係，不能簡化為現代國家主權概念下的領土隸屬。將多元的歷史經驗重新包裝成單一政治結論，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政治目的的歷史敘事。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一島鏈周邊。近年中國部分學界與輿論不斷強調琉球與中國的歷史連結，甚至對琉球（日本沖繩）的歷史定位提出爭議性論述。如今又出現將巴丹群島納入新的政治語言之中的說法，其背後反映的是透過重新命名與重新詮釋，逐步影響國際社會對地理與主權的認知。而對台灣而言，這種模式更具有直接警示意義。北京長期以「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政治論述，但歷史交流與文化連結，並不能直接等同於現代國家主權歸屬。將複雜的歷史關係簡化為單一答案，正是這類政治敘事最值得關注之處。值得警惕的是，北京近年其實也在東北亞持續推動帶有文化血緣色彩的共同體論述。無論是強調共同祖源、共同文化，或訴諸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都不只是單純的文化交流，而是試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想像與區域認同。然而，所謂共同血緣本身往往缺乏單一且明確的歷史依據。更重要的是，即使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血緣、語言或文化相近性，也不代表彼此必然需要組成同一個國家。現代國家的形成，取決於人民的政治認同、制度選擇與歷史發展，而不是單純由血緣決定。世界上有許多共享語言、文化甚至歷史淵源的國家，依然維持彼此獨立的政治地位。從圖博、琉球到巴丹群島，從民族共同體到文化血緣共同體，我們看到的是相似的邏輯：先透過語言重新詮釋歷史，再透過歷史影響人們對主權與疆界的理解，最後試圖改變政治現實。民主社會固然尊重不同的歷史觀點，但當歷史被作為政治工具、語言被用來服務擴張目標時，各國便不能掉以輕心。今天被重新詮釋的是別人的歷史與領土，明天被企圖改寫的，很可能就是台灣自身的歷史記憶、民主選擇與未來方向。

投書選舉之外，民主更需要學習與不同者共存

在許多民主社會中，選舉原本是人民表達意見、不同價值和平競爭的重要方式。然而近年來，我們卻看到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政治分歧不再只是政策選擇上的差異，而逐漸演變為社會群體彼此不信任，甚至否定對方正當性的對立。從美國兩黨政治的高度極化，到韓國近年激烈的政治衝突，再到台灣社會中的藍綠白對立，都反映出民主制度在當代所面臨的新挑戰。問題並不在於人民擁有不同意見，因為分歧本來就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真正令人憂慮的是，當不同意見者不再被視為可以溝通的對象，而被簡化為必須擊敗的敵人時，民主賴以運作的公共空間便開始受到侵蝕。政治競爭本來就是民主的重要機制。不同政黨代表不同價值與利益，透過選舉、辯論與制度程序爭取人民支持，正是民主的正常運作。但當政治逐漸從政策理念的競爭，轉變為身分認同的對抗，甚至形成「只有自己一方才代表正確」的思維，社會便容易陷入彼此否定的循環。近年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也讓這個問題更加複雜。演算法傾向推送符合使用者既有觀點的資訊，使人們更容易停留在同溫層之中。長期下來，不同立場的人不只是對議題有不同看法，而開始懷疑對方是否仍願意以共同社會成員的身分參與對話。從美國、韓國到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現象：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能自動消除衝突。真正支撐民主運作的，除了憲政制度與選舉程序之外，更包括公民之間最基本的信任，以及承認不同意見存在的能力。對台灣而言，民主化的成果值得珍惜，但民主的深化不能只停留在選舉制度與政黨輪替。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建立一種成熟的公共文化：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也可以批判政府政策，但不必否定對方作為公民的資格。民主並不要求人民消除分歧，因為沒有分歧的社會並不是真正自由的社會。民主真正要求的是，即使彼此存在深刻差異，仍願意透過制度、對話與理性討論尋找共同方向。台灣民主走過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下一階段的挑戰，或許不只是如何舉辦公平的選舉，而是如何讓人民在分歧之中仍相信彼此共享同一個社會的未來。唯有如此，民主才不只是投票的程序，而是一種能夠支撐國家長久發展的公共文化。

投書颱風來了才救災，防災治理不能慢半拍！

巴威颱風來襲，中央與地方政府紛紛啟動防災機制，媒體密切追蹤氣象資訊，民眾也開始準備生活物資。看似平靜的城市，其實正等待一場對治理能力的考驗。然而，颱風帶來的不只是風雨，更提醒我們思考：台灣的防災體系，是否仍習慣在危機發生後才全力補救，而沒有真正建立長期、完整的風險治理能力？近年來，從極端氣候、重大災害到各類公共安全事件，社會似乎反覆陷入相同循環：事件發生、輿論關注、政府提出改善措施，熱度過後改革逐漸淡化，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又重新面對相似問題。這裡就必須先提出，災難來臨，國內能不能不要再政治惡鬥了呢？中央政府、執政黨，地方政府、在野黨，各方支持人馬就會在這種危急時刻還在噴政治口水，互相叫囂對罵，對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而且只會拖延救災工作和時間，這真的是比颱風天還難看的風景！防災真正的核心，不只是災害發生後投入多少人力與資源，更在於平時是否建立足夠的預警、協調與應變能力。大型災害面前，中央與地方各自掌握不同資訊與資源：中央具備氣象資訊、政策規劃與整體調度能力，地方則熟悉第一線環境與民眾需求。若兩者缺乏有效整合，就容易造成資訊落差、決策不同步，甚至讓民眾感到無所適從。以颱風停班停課為例，判斷標準不應只看單一氣象數據，也不應由網路聲量決定。氣象預測固然是重要依據，但地方地形、交通安全、淹水風險、山區災害潛勢等因素，同樣必須納入考量。放颱風假不是福利問題，而是公共安全的風險管理問題。建立更透明、更一致的判斷機制，才能降低每次颱風來臨前的爭議。另一方面，近年災後現場常見民間自發投入救援，許多民眾拿起鏟子協助清理環境，展現台灣社會珍貴的人情與韌性。《鏟子超人》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人民的善意不應成為制度不足的替代方案。國家的防災體系不能每一次都期待民眾挺身補位，而應思考如何讓民間力量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臨時性的救援力量。成熟的社會，不是不會遇到災害，而是在災害來臨前降低風險，在災害發生時有效整合力量，在災害結束後持續改善制度。颱風終究會遠離或煙消雲散，但每一次風雨都應成為檢驗治理能力的機會。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台灣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緊急動員，而是一套能讓中央與地方協力、讓專業與民意平衡、讓預防走在災害之前的防災治理體系。

投書民族敘事法制化後的跨境效力疑慮與國際秩序挑戰

當一部法律開始規範的不只是本國人民，而是試圖界定「何種政治想像才具有正當性」，問題就不再只是內政，而是國際秩序的邊界。中國於今年七月一日開始施行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維護國家統一」納入法定義務，並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核心概念。其表面上屬於民族治理政策，但其語言結構已引發外界關注：當「統一」與「民族」被法律化之後，是否可能產生跨境外溢效果，甚至被解讀為對外政治施壓的正當性來源？國際法的基本前提其實相當清楚：「法律原則上止於國界。」依據國際慣例與多數法治國家實務，國家法律以領土管轄為核心，這也是《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延伸。除非涉及跨國犯罪、反恐或重大金融犯罪等高度共識領域，否則內國法不應直接對外國人民產生拘束力，更不應延伸至他國的政治立場選擇。對台灣而言，此議題特別敏感。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存在多元立場，從維持現狀、主張統一到主張獨立，皆屬民主政治下人民自決的結果。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的政治參與權，政治選擇應由本地社會透過制度競爭形成，而非由外部法律預先設定其合法性邊界。問題在於，當「民族共同體」被納入法律體系時，文化或歷史認同是否可能被轉化為法律義務？學界普遍認為，「民族」本身是一種歷史與政治建構，其內涵具有流動性與多重性，而非固定的法律單位。若進一步將「民族相同」推導為「必然統一」，現實世界將立即出現矛盾案例。例如德國與奧地利同屬日耳曼文化圈，但仍各自為主權獨立國家；阿拉伯語系國家共享語言文化，亦維持多國體系。這些例子顯示，民族、文化與國家主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等號。因此，關鍵不在民族敘事本身，而在於當敘事進入法律體系後，是否可能被理解或運用為跨境政治工具。從國際現實觀察，「法律外溢」確實存在，但多限於刑事司法合作或明確犯罪領域。多數民主國家仍維持「政治犯例外」原則，避免將外國政治立場納入本國法律執行。也因此，目前並不存在全球一致執行單一國家政治法律的制度基礎。以實務層面而言，台灣外交部對部分司法風險較高或法治透明度不足的國家，設有分級旅遊警示制度。但這屬於風險管理工具，而非全面性禁令。換言之，台灣人仍可自由出國，只是風險呈現「分層差異」，而非全面封鎖。同時，即便在高度政治敏感的國際環境中，國家領導人的跨境行動也受到制度制約。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丁因國際刑事法院程序，在部分國家面臨司法風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亦處於國際司法審視之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極少出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主要依賴外交關係與戰略安排決定行程。這些案例共同說明：國際移動的限制，從來不是單一法律造成，而是司法制度、外交關係與安全政治交織的結果。至於國際社會的態度，多數民主國家如美國、日本及歐盟主要成員國，通常採取政策評論或外交關切，而非承認他國內國法具有跨境拘束力。這反映出一項基本共識：「政治合法性仍屬主權內部事項，而非外部強制標準」。因此，更務實的問題不在於「是否無法出國」，而在於如何理解不同法域之間的制度差異，並建立更成熟的風險判讀能力。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單一法律條文，而是制度透明度、司法獨立性與外交關係的整體結構。政策上可進一步思考三個方向：第一、建立更精準的國際旅外風險資訊機制。第二、提升外交部旅遊警示的即時性與透明度。第三、強化公民對國際法與主權邊界的基本理解，使社會能辨識「政治敘事」與「法律義務」的差異。畢竟，現代國際秩序的穩定，不是建立在單一敘事擴張，而是建立在清楚界線的相互承認。而這條界線的核心仍然只有一句話：「法律止於國界，而自由成立於制度之間的平衡」。

投書世界明明看得見台灣，威權卻透過語言試圖讓台灣消失。

一個民主社會，可以真實存在於世界之中，卻仍可能在國際政治語言中被迫隱形。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Invisible Nation）所揭示的，正是台灣長期面對的一種特殊困境：世界與台灣進行實質交流，承認台灣在經濟、科技、安全與民主治理上的重要性，但在正式政治語言中，台灣卻經常被刻意模糊。然而，這並不只是外交問題，而是一場關於「誰有權定義現實」的競爭。台灣擁有超過2300萬人口，具備民主選舉、自由媒體、公民社會，以及完整的政府治理體系。過去數十年間，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轉型，成為東亞民主發展的重要案例。但在國際政治場域中，台灣仍然面臨一個矛盾：它在現實中高度可見，卻在語言上經常被限制。這正是《看不見的國家》最值得思考的地方。現代政治競爭，早已不只是軍事力量與經濟實力的競爭，同時也是語言與敘事的競爭。因為語言從來不只是描述現實的工具，也可能成為塑造現實認知的力量。當一個社會被稱為「國家」、「地區」，或者被描述為「某個國家的一部分」時，這些看似只是文字差異的表述，背後其實包含不同的政治框架。不同名稱會影響人們如何理解它的身份、地位與合法性。因此，政治語言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長期以來，中國透過外交壓力、國際組織限制，以及各種政治敘事，試圖影響世界如何理解台灣。其中，軍事威脅是最明顯的方式，但語言層面的競爭同樣值得關注。威權政體不一定需要立即改變現實，也可以透過長期重複特定敘事，使某些觀點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當某種說法被不斷重複，當某些名稱被要求使用，當某些描述被排除，語言本身就成為政治競爭的場域。台灣的處境正說明了這種矛盾。許多國家與台灣維持密切的實質關係，在貿易、科技、公共衛生與安全領域進行合作。然而，由於對中國反應的考量，許多政府仍避免使用能夠完整描述台灣政治現實的語言。於是，台灣形成了一種特殊狀態：它在世界運作中存在，卻在部分政治論述中被弱化。但台灣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缺少國際承認」，更是一個民主如何建立自身價值的故事。從威權走向民主，台灣證明民主並非只屬於特定文化或地區。透過選舉、公民運動與制度改革，台灣建立了一套具有韌性的民主制度，也證明自由與民主可以在東亞社會扎根。這項經驗的重要性，不只關乎台灣本身，也關乎全球民主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今日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正在面對資訊操弄、假訊息與威權敘事輸出的挑戰。當政治力量試圖控制人們如何描述現實時，民主社會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制度，更是理解現實的能力。《看不見的國家》提醒我們，民主不只是人民可以投票，也不只是政府透過選舉產生。民主同樣需要一個社會能夠自由描述自己的存在，並拒絕讓他人透過語言抹去自己的經驗。台灣真正面對的挑戰，不只是是否被世界看見，而是世界是否有能力看見真實存在的台灣。當語言成為權力競爭的場域，捍衛事實，也就成為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責任。台灣或許曾被稱為「看不見的國家」，但它所累積的民主經驗，早已讓世界無法忽視。

投書當「和平」成為語言武器：民主社會如何面對認知戰？

在台海局勢受到國際關注的今天，我們經常聽見「和平」、「穩定」、「交流」等詞彙。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當這些看似正面的語言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時，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否仍然相同？政治競爭從來不只是政策與軍事力量的競爭，也是一場關於語言與認知的競爭。許多衝突在真正發生之前，往往已經開始於人們如何理解現實。例如，軍事壓力可以被描述為「維護和平」，戰略施壓可以被包裝為「必要安全措施」，而對外交流也可能同時具有合作與影響的雙重目的。當一個詞語被不斷重新定義，人們對事件的理解方式也可能隨之改變。美國認知語言學者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曾指出，人們並不是單純接收事實，而是透過既有的「框架」理解世界。政治語言的重要性，就在於它能夠影響人們看待問題的角度。同一項行動，在不同語言框架下，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軍事部署可以被視為威脅，也可以被描述為「維持秩序」；政治壓力可以被看作挑戰，也可能被包裝成「促進和平」。問題在於，語言並非只是描述現實的工具，它也可能參與塑造現實。當某些說法被大量重複，並透過媒體與社群傳播，它們可能逐漸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方式。久而久之，社會關注的焦點可能從「事情究竟發生了什麼」，轉變成「應該用什麼方式理解這件事」。這也是民主社會面對認知戰時的重要挑戰。許多人認為，認知戰只是散播假訊息，但更深層的影響，其實是透過語言改變人們判斷事實的標準。當威脅被重新包裝成保障，壓力被重新描述為善意，民主社會就必須更加警覺。因此，民主防衛不只是提升軍事能力或資訊安全，更包括培養社會對語言的敏感度。我們需要問：誰正在使用這些詞語？這些詞語原本的意思是否被改變？背後是否存在特定政治目的？一個自由社會最重要的能力，不只是擁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更是具備辨識語言背後意涵的能力。戰爭或許始於武器，但在許多時候，改變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可能更早發生於語言之中。守護語言的精確與誠實，就是守護民主社會判斷現實的第一道防線。

投書民主的下一道防線：資訊治理的挑戰

在選舉或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社群平台上的訊息往往在數分鐘內快速擴散。截圖、短影音與片段式內容在未經完整查證前，就已經進入大量轉傳與討論，使民眾經常需要在資訊尚未釐清之前，先行判斷其真偽與意義。這種現象已不再是偶發狀況，而逐漸成為民主社會的日常資訊環境。近年來，無論在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可以觀察到類似趨勢：資訊流動越快速、越自由，錯誤訊息與片段敘事的擴散能力也同步增強，進而對公共討論品質與社會信任基礎產生壓力。例如歐盟近年設立專責機制，針對境外資訊操作與假訊息進行監測與應對；北約也將資訊環境納入安全討論範疇，強調社會對訊息衝擊的承受能力。這顯示資訊問題已逐漸從媒體議題，轉變為治理議題。在亞洲，日本與韓國也發展出不同路徑。日本強調危機時期的資訊透明與溝通效率，以降低社會不確定性；韓國則透過教育體系加強媒體識讀與數位素養，提升年輕世代對資訊來源與意圖的辨識能力。從這些經驗來看，問題的核心已不僅是「資訊真假」，而是社會能否在大量資訊同時流動時，仍維持基本判斷能力。換句話說，關鍵在於社會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承受能力與辨識能力。台灣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方面資訊流通高度自由且快速，另一方面社群平台使用密度極高，使片段訊息更容易被放大與擴散。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共討論往往容易被情緒與短訊息節奏所牽動。因此，未來的重點可能不只是加強事實查核或媒體自律，而是更系統性的能力建構，包括媒體識讀教育的深化、資訊透明機制的強化，以及公共溝通在危機情境中的整體設計。民主制度的穩定，不僅取決於選舉制度或法律架構，也取決於社會是否能在資訊快速流動中維持基本共識與判斷能力。當資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何處理資訊本身，也逐漸成為民主運作的一部分。

投書矢板明夫遭攻擊--言論自由的前提、脫序暴力事件與地方治理責任

長期旅居我國台灣進行活動的知名日本籍媒體人士矢板明夫昨驚傳在台中出席公開活動後，於活動場合外遭不明人士尾隨並施暴，臉部受傷送醫。警方隨即展開調查，並於機場攔查準備離境之嫌犯，初步資料顯示該嫌犯似乎為一名中國籍男子，全案目前仍由檢警偵辦當中，詳細作案動機等尚未得到定論與證實。但無論嫌犯的個人背景及犯案動機最終調查結果究敬為何，以暴力對待公開活動參與者，本身已對法治社會構成嚴重挑戰。在台灣這樣重視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與重視人身安全的社會當中，任何針對個人身分或立場的暴力言行，都應被零容忍，更不可被合理化或簡化為個別衝突。此次的事件同時凸顯公共安全與治安管理仍有檢視空間。作為事件發生地的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相關部門對於大型公開活動周邊安全維護與風險預防機制，應提出更清楚的說明與檢討。市長盧秀燕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首長，絕對有義務及責任向社會說明事件發生過程、警政應對流程，以及未來如何強化類似活動的安全維護，而非僅止於事後偵辦結果的呈現。公共安全不應僅由第一線執法人員承擔，制度面的預防與治理更為關鍵。近來社會大眾已有些聲音關注像盧市長這樣，今年即將任期屆滿卸任的地方首長似乎已無心市政，反而過度集中精神在處理輔選行程或「越俎代庖」般地針對全國性質的中央政策說三道四，將本職該做好的市政治理和公共安全拋諸腦後。強颱本週來勢洶洶，盼這些地方首長也要記得料敵從嚴。我國台灣的自由民主建立在言論自由之上，言論自由是建立在法治社會之上，法治社會則建立在尊重不同意見之上。而言論自由並不包括「什麼話都可以隨便說」，更不能因為不認同別人講的話而使用暴力。法治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來自安全與秩序，因此司法應釐清真相，地方政府更應該正視治安責任，確保任何人在台灣皆不因身分或立場而遭受暴力威脅甚至被攻擊對待才對。有句老話希望大家隨時記得：「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立場，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投書當法律越過國界：中國「跨國執法」對自由世界的挑戰

法律原本是國家治理人民的制度工具，但當一個國家的法律開始試圖跨越疆界，影響甚至約束其他國家境內的個人時，問題就不再只是外交爭議，而是國際秩序與自由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漸透過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司法手段，以及海外執法措施，將部分政治與安全議題延伸至境外。從對海外異議人士的通緝、懸賞，到對海外社群的監控與施壓，這些現象被許多國際人權組織與民主國家稱為「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所謂跨國鎮壓，並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壓力，而是指一個政府利用國家機器，在自身領土之外影響、恐嚇或限制個人自由，使原本在其他國家依法生活的人，也感受到政治控制的延伸。這種現象最令人擔憂之處，在於它改變了現代國際秩序的一項基本原則：國家的權力應受到領土界線限制。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雖然各國制度不同，但仍存在一個基本共識：一個國家不能任意將自身法律強加於另一個主權國家的人民與社會。否則，小國、中小型民主國家，以及全球公民社會，都可能受到強權國家的法律外溢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家安全」成為無限擴張的理由時，法律本身可能失去原本保障人民權利的功能，轉而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在民主社會中，國家安全當然重要。任何政府都有責任防止暴力犯罪、間諜活動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誰來定義「安全」？界線在哪裡？是否允許政府以模糊的安全名義，將和平表達意見、新聞報導、學術研究，甚至個人身份認同，都視為威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國際社會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面對這種新的權力形式。對台灣而言，這並非遙遠的國際新聞。台灣長期處於中國軍事、外交與資訊影響的前線，當法律與政治控制透過全球化時代的資訊網絡跨境延伸時，任何自由開放的社會，都可能成為影響範圍的一部分。因此，台灣面對這類挑戰，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立場上的爭辯，而應回到民主制度最核心的價值：保障人民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討論，並不因強權的法律主張而失去安全感。自由社會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沒有衝突，而是在面對壓力時，仍願意守住制度底線。當法律離開正義與權利的基礎，只剩下權力的延伸，它就可能從保護人民的工具，變成限制人民的手段。而當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試圖跨越國界，影響全球公民時，這不只是某一國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自由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投書法律只止於國界，長臂管轄荒謬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今日（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將「維護國家統一」納入法定義務，並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核心概念，引發外界對其法律效果是否延伸境外，甚至成為跨國施壓依據的疑慮。無論是中國也好，其他國家也好，都不能將自己國內的法律拿來對付其他國家，製造「跨國鎮壓」或者所謂的「長臂管轄」，筆者以為這是現代人們普遍應有的常識和知識才對？居然還會有這種可笑的「國內法」想去管國外的人民？太可悲了吧！民主法治國家普遍承認，法律效力應受主權疆界限制；任何國家若試圖要求境外人民接受特定政治立場，不僅衝擊國際秩序，也侵犯他國人民應享有的自由。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本就享有言論自由與政治參與權，台灣人可以主張台灣獨立，也可以支持兩岸統一，或主張維持現狀。這些政治主張應由當地人民依民主程序自主決定，而非由另一個國家的法律加以規範，更不能因立場不同，就面臨跨境威嚇或法律追訴。更值得思考的是，「中華民族」是一種近代形成的「政治概念」，而非足以凌駕國家主權的法律依據。就連「漢族」都是一個「非單一DNA民族」（詳情可參考中國學者吳銳（土家族）著作《你不可能是漢族》）。而若因民族相近便主張必須統一為一個國家，那麼同屬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奧地利等國，為何沒有組成單一國家？阿拉伯民族又為何形成眾多主權國家？如果民族相同就必須統一，又該由哪一國主導？顯然，民族認同與國家疆界從來不是簡單的等號，更不足以成為要求他國人民接受特定政治安排的正當理由。最近，前台北縣長周錫偉接受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喉舌）《人民日報》專訪，說出了一堆大部分台灣人無法認同的荒唐發言，包括美國和日本還在剝削台灣，還想再將台灣占為殖民地等天馬行空的說法；更有甚者，他認為中國的武力是在「保護台灣」。尤其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周錫偉這個人在台灣已經是一個過氣的政治人物，在中國本土則大概沒有多少人認識，為什麼人民日報要找一個統戰宣傳人士，誰不好找卻偏偏要找他？現代國際秩序建立在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與人民自決原則之上。民族可以是文化認同，也可以是歷史情感，但不能成為跨越國界、擴張國家權力的藉口。法律止於國界，自由源於人民；任何國家若試圖以民族之名凌駕他國主權與人民意志，不僅違背民主法治精神，也將動搖國際社會共同維繫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