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第八十一屆聯合國大會九月八日在紐約開議，今年總辯論主題是「恢復信任、應對轉型：一個普惠全民的聯合國」。聯大開議前，台灣再次爭取參與聯合國體系。這句「普惠全民」，對台灣而言，不能只當成一句外交口號。聯合國說要讓所有人都能受益，但二千三百五十萬台灣人民，卻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許多機制之外。問題是，台灣從來沒有因此與國際問題絕緣。從疫情、氣候變遷，到災害防救、科技發展與全球供應鏈，這些事情都直接影響台灣，也同樣牽動世界。所以，台灣爭取國際參與，不該只是不斷追問「為什麼不能進去」，也應該讓世界看見：少了台灣，國際社會究竟少了什麼？二七五八號決議當然是繞不開的歷史背景。中國長期主張這項決議已經處理台灣在聯合國的問題，台灣則指出，決議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未決定台灣主權。這場爭論當然不能放棄，國際社會也有必要把決議文字說清楚。但台灣不能每年到了聯大開議，就只回答這一道題。如果國際社會面對共同問題時，台灣只能站在門外看，世界也會因此少了一個實際參與者。台灣在公共衛生、災害應變、科技與產業等領域累積的經驗，不只是台灣自己的成果，也可以成為國際合作的一部分。國際參與當然需要席位，但席位不是終點。真正重要的是，當世界面對共同問題時，台灣能不能在場、能不能說話，也能不能把自己的經驗帶給別人。聯合國今年談「普惠全民」，就不該只看誰坐在會議桌前，也該看誰正在承擔問題、誰能提出解方。台灣不只是要求世界看見我們，更要讓世界看見我們能做什麼。當聯合國談「所有人」，台灣的聲音，就不該被排除在「所有人」之外。

日前台灣的半導體新聞，最值得注意的其實不只是投資金額，而是當台灣愈來愈成為全球人工智慧產業的重要節點，我們究竟能不能把產業的不可或缺，變成國家的不可取代。路透社報導，台灣正運用半導體優勢深化與美國、歐洲等夥伴的合作。台灣企業規畫再增加約二百億美元赴美投資，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規模也將達二千六百五十億美元。這顯示台灣產業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擴大，但也讓一個問題更加迫切：台灣在這場全球布局中，除了工廠與資本，還能留下什麼？企業全球布局有其商業必要，真正需要國家思考的，是企業走出去之後，台灣的利益能不能一起走進談判桌。國際政治有個現實：「被需要，不等於有談判能力」。別人需要台灣的晶片，代表台灣有產業競爭力；但只有當這種競爭力能轉換成市場准入、投資保障、科技合作、人才交流與制度參與，產業優勢才會成為國家籌碼。因此，台灣現在不能只問「要投資多少？更應該問「我們換回了什麼」？美國希望提高半導體在地生產，台灣就應該爭取更穩定的市場與投資條件；歐洲希望吸引台灣企業，也可以把研發、人才與制度合作放在同一張談判清單。這不是斤斤計較，而是國家利益本來就應該存在於國際合作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台灣的價值只理解成一座座晶圓廠。民主、法治、人才、研發與開放社會，才是這套產業能夠長期運作的基礎。賴清德總統日前也強調，台灣半導體優勢建立在民主治理與法治之上。如果只把晶片送到世界各地，卻沒有把台灣的制度、人才與規則影響力一起帶出去，我們得到的可能只是供應鏈的重要位置，卻沒有相應的國際話語權。台灣真正要做的，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裡增加自己的選擇。晶片可以走出去，台灣的利益不能缺席；產業可以全球布局，國家的選擇權更不能一起外移。

中國軍機持續在台灣周邊活動之際，美國、日本與韓國自9月7日起至11日，在濟州島以東、以南的國際海域舉行「自由之刃」多領域聯合演習。三國即使各自面對不同的國內與區域問題，仍維持安全合作。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台灣真正該思考的，或許不是「又有多少國家支持我們」，而是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台海和平，能不能成為其他國家自己的利益？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國際政治從來不是朋友投票。國家首先計算的，永遠是自己的安全、經濟與戰略利益。台灣如果只是不斷要求各國表態支持，最後得到的可能是一張張漂亮的外交聲明；但如果台灣能讓各國清楚看見，台海一旦失序，它們自己也會付出沉重代價，情況就完全不同。日本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8月底，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團訪問北京。這並不代表日本降低對台海安全的重視，反而說明日本外交真正的邏輯：一方面強化與美國及區域夥伴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仍保留與中國溝通的管道。對日本而言，台海穩定牽涉西南諸島安全、海上交通、能源與經濟，也牽涉日美同盟的戰略環境；但中國同樣是日本無法忽視的鄰國與經貿對象。因此，日本不會只用「親台」或「親中」決定政策，而會把日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順位。韓國也是如此。8月中國外長王毅訪問韓國，與總統李在明及外交部長趙顯會面。韓國必須同時面對北韓核武與飛彈威脅、維持美韓同盟，也不能忽視中國的地緣與經貿影響力。然而，美日韓「自由之刃」仍照計畫舉行。這說明一件常被台灣忽略的事：國家可以一邊與中國溝通，一邊強化安全合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升高，也可以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因此，台灣不能再用「支持或不支持台灣」的二分法理解別人的外交政策。真正值得我們做的，是把「台海安全」轉化成「共同利益」。9月初，日本與韓國首次舉行官方會議，討論緊急能源供應合作，包括液化天然氣、原油與石油產品的穩定供應。這件事看似與台灣無關，卻恰好提醒我們，區域安全從來不只是軍艦與戰機，也包括能源、航運、半導體、海底電纜與供應鏈。如果台海發生重大危機，受影響的絕不只有台灣。日本、韓國、東南亞乃至歐洲，都可能面對航運中斷、能源價格上升、供應鏈受阻與科技產業震盪。所以，台灣外交真正該做的，不只是建立一張「支持台灣的國家名單」，而是建立一張「利益相連的安全網」。這也要求台灣先把自己做好。國防要有可信度，能源要有韌性，海底電纜與關鍵基礎設施要有備援，半導體與重要供應鏈要能降低風險，社會本身也要有面對危機的能力。只有一個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台灣，才可能成為別人願意共同維護的夥伴。國際社會不會單純因為喜歡台灣，就替台灣承擔風險；真正穩固的支持，是當台海發生危機時，其他國家發現自己也承擔不起後果。因此，台灣不能只問「誰挺台灣」，而應該問：「我們能不能讓更多國家明白，台海和平也是它們自己的利益？」最可靠的國際支持，不是別人答應替你承擔風險，而是別人發現，台灣的安全與自己的安全早已分不開。台灣要爭取的，不只是世界支持我們，而是讓台海和平本身，成為世界不能失去的利益。

中國近來持續要求各國接受北京所稱的「一中原則」。八月二十四日，中國與約旦發表聯合聲明，約旦重申「一中原則」，並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類外交文字，台灣人可能已經看得有些麻木，但真正值得警覺的是：北京要求別國接受的政治說法，會不會最後變成台灣人的實際限制？答案其實已經出現。八月中旬，烏干達發生持台灣護照民眾入境遭扣留護照的事件。烏方要求民眾持中國護照蓋入境章，才歸還台灣護照，並表示這是執行烏國的「一中政策」。外交部獲報後持續交涉，遭留置的台灣護照最後全數發還。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看似遙遠的外交用語，一旦被第三國拿來執行，就可能直接落在台灣人的護照上。北京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又有哪個國家在聲明中寫下「一中」，而是這套說法如果逐漸變成其他國家的行政習慣，影響就會完全不同。今天可能是護照、簽證與入境，明天可能是國際會議的參與資格、台灣企業的名稱、貨品標示，甚至是航班與通關。到那個時候，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中國的外交壓力，而是第三國的制度也開始替北京執行政治要求。這才是台灣真正需要警覺的地方。台灣的回應不能每次只停在發新聞稿抗議。政府應該建立完整的追蹤機制，哪些國家在入境、簽證、經貿或國際參與上接受北京要求，都應該持續掌握；一旦發生具體歧視，就應該迅速交涉，必要時提出相應的外交與經貿回應。我們不必要求每個國家都與台灣建交，但至少應該讓國際社會明白：不與台灣建交，與配合北京打壓台灣，是兩回事。北京可以要求別人說「一中」，但不能讓這三個字變成台灣人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與往來的通行障礙。真正的外交戰場，不只在各國政府的聲明裡，也在台灣人的護照、企業與每一次出入境之間。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翁曉玲近來屢因言論引發爭議。從刪凍總統府國務機要費，到談及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她的發言不斷受到社會檢視。真正值得關注的，卻不只是個別立委說了什麼，而是當國家預算成為政治攻防工具時，人民究竟還有多少制衡方式？八月二十九日，翁曉玲表示，審查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要「認真找出這些青鳥綠媒飼主」，並「大幅刪除他們的預算經費」，還稱相關部會握有「大筆的飼料費」。立委當然有權審查、刪減預算。若政策成效不彰、經費編列不合理，立委提出質疑甚至要求刪減，本來就是國會監督的一部分。但問題是，預算該不該刪，究竟應該依據什麼？如果是政策沒有成效，應該提出證據；如果是經費使用效率不佳，也應該說明理由。可是，如果先把媒體、團體或不同意見者貼上政治標籤，再以「飼料費」等語言指涉相關預算，就難免讓人質疑，這究竟是在監督財政，還是在利用預算權進行政治對抗？國家預算不是政黨的政治資源，更不是用來計算政治敵我的工具。每一筆刪減，最後都可能影響公共服務與人民生活。因此，立委不只應該說明「刪多少」，更應該說清楚「為什麼刪」、「誰會受到影響」，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另一個問題則是不分區立委的民意問責。不分區立委由政黨提出名單，選民透過政黨票決定席次。現行制度下，並沒有讓全國不分區立委像區域立委一樣，由特定選區選民在任期中直接提出罷免的機制。這不代表不分區立委不受監督，但也意味著，當一名不分區立委在任期中持續引發高度爭議，選民缺少一個直接表達「我不同意你繼續代表我」的制度工具。比例代表制有其必要，但代表性與問責不應二選一。今天可以是翁曉玲，明天也可能是任何其他立委。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哪個政黨比較會刪預算，而是立法院應如何使用預算權，以及握有這項權力的人如何向人民負責。民主不只是選舉日把權力交出去，也包括權力運作的每一天都接受檢驗。如果人民的政黨票有權把一個人送進國會，那麼民主制度也應該繼續思考：下一次選舉之前，人民還能用什麼合理、透明而有效的方式要求代表自己的人負責？

今年城鎮韌性演習已經落幕，但真正值得留下來的，不只是演習時響起的警報，而是那半小時裡，手機上網速度變慢這件事。今年台灣首度把大規模行動網路降速納入城鎮韌性演習，北部、中部共14個縣市參與。政府特別強調，這不是斷網，而是模擬極端情境下的通訊受限，讓政府與民眾提前習慣：「如果有一天網路真的沒有現在這麼好用，我們還能不能正常生活、正常判斷、正常應變」？這樣的演習當然有必要。問題是，演習結束後，我們真正應該問的，不只是「政府準備好了嗎？」，而是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如果政府真的沒有辦法照顧到每一個人，我們自己準備好了嗎？這才是「全民韌性」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政府可以編列預算、建立制度、準備避難設施與通訊備援，也可以透過演習告訴大家，發生事情時應該往哪裡去。但危機真的發生時，政府不可能同時站在每一個家庭客廳裡，也不可能替每一個人判斷手機裡收到的每一則訊息是真是假。尤其當通訊受阻，資訊混亂反而可能比沒有資訊更危險。一段沒有來源的影片、一張被加工過的照片、一則「聽說哪裡出事了」的訊息，都可能在幾分鐘內傳遍社群。平常看來只是一則網路消息，到了災害甚至戰爭情境，卻可能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決定。所以，台灣現在談全民韌性，不能只談避難包裡放了幾瓶水，也不能只談政府準備了多少備援設備。我們還需要「資訊韌性」。其實這沒有那麼複雜，就是在大家都很緊張的時候，自己還知道先停一下；看到消息時，先問一句「誰說的」；遇到聳動內容，不因為身邊的人都在轉傳，就認為它一定是真的。這些能力平常看起來不起眼，危機時卻可能比多準備一個行動電源更重要。而這也是民主社會的韌性，和單純要求人民服從命令最大的不同。政府的責任，是把風險講清楚，把制度做好，把資源準備好，也要讓人民知道政府能做到什麼、做不到什麼。人民的責任，則是把政府提供的資訊變成自己的判斷，而不是每一次都等著政府下指令。政府可以替人民準備工具，卻不能替人民長出判斷力。這不是把政府責任推給人民。相反地，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動「全民韌性」，就不能只辦完演習、公布數字、宣布任務完成，而應該讓人民真正知道：通訊中斷時可以怎麼聯絡家人？電力中斷時哪些資訊仍然可靠？避難時哪些訊息必須以官方為準？如果政府暫時無法抵達某個社區，地方居民可以怎麼互相幫忙？這些問題，比一句「大家要有韌性」實際得多。因為大型災害或戰爭從來不會完全按照政府的劇本發生。道路可能中斷，基地台可能受損，醫療量能可能超過負荷，甚至政府本身也可能面臨資訊不完整的狀況。到了那個時候，一個社區能不能自己維持基本秩序，一個家庭能不能照顧好老人和小孩，一個人能不能分辨謠言和事實，都會變成整個社會能不能撐下去的一部分。所以，全民韌性真正的「全民」，不是要求每一個人變成士兵，而是讓每一個普通人都具備一點面對危機的能力。知道風險，所以不輕忽；知道政府有能力，也知道政府不是無所不能；平常願意準備，危機時不製造恐慌；自己有餘力時，也願意幫助旁邊的人。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累積起來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韌性。台灣需要更強的國防、更完整的防災制度、更可靠的通訊備援，這些都不能少。但如果所有事情都只期待政府來做，「全民韌性」最後就只會變成一個政策名詞。政府要講韌性，人民更要有覺悟。因為真正的危機來臨時，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在；真正能讓台灣撐得更久、更穩的，是一個個知道怎麼保護自己，也知道怎麼照顧別人的普通人。韌性不是政府替人民擋下所有風險，而是風險真的來了，人民還有能力站得住。 

二○二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將施行新的《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這是一套只有十九條的行政法規，表面上是在重新整理中國公民出境、外國人入境，以及相關中介服務的管理制度；中國官方也強調，目的是規範出境入境管理、保障相關人員合法權益，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但其中一項規定尤其值得注意：中國公民如果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而且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主管機關可以決定不准其出境。這並不意味中國從此將全面禁止科技人才出國；中國原本就存在多種限制出境制度。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與產業安全如今更明確地與「人的出境」連結起來。於是問題也從「技術能不能出去」，逐漸變成「掌握技術的人能不能出去」。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把半導體、人工智慧、先進製造、關鍵材料及軍民兩用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日本與歐洲近年同樣強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及關鍵技術保護。因此，中國希望防止敏感技術外流，本身並非無法理解的政策目標。問題在於，當技術與人無法完全分離時，國家安全的管制對象也可能從「一項產品」或「一份文件」，逐漸延伸到「掌握這些東西的人」。一名工程師、一位研究人員、一名企業主管，究竟什麼時候只是普通的跨境工作者，什麼時候又可能被視為涉及國家產業或技術安全的人員？這中間的界線，才是我們真正需要觀察的地方。目前新規定尚未施行，具體執行方式仍有待觀察。因此，現在就說中國即將全面禁止科技人才出國，顯然言之過早。但制度已經把這扇門打開了。日本人已經面對的問題，不是想像。如果只把這件事情看成「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我們可能低估了它。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律與執法實踐，早已涉及外籍人士。日本就是一個清楚的例子。日本外務省二○二五年發布針對中國《反間諜法》的安全提醒指出，自二○一四年以來，已確認有十七名日本人因涉及「國家安全」相關罪名遭中國當局拘束，當時仍有五名日本人被拘束。日本政府並提醒，中國認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不只涉及《反間諜法》，也可能涉及刑法、軍事設施保護法、測繪法等法律。這裡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有日本人被抓」。而是日本政府已經正式提醒國民：人在中國境內，可能因中國所認定的國家安全問題而面臨拘束甚至刑罰。這表示「國家安全」並不只是中國公民的問題，也可能成為外國人在中國活動時必須面對的法律風險。日本政府近年也曾就日本人在中國遭拘束以及《反間諜法》的不透明性表達關切。對日本企業、研究人員及一般民眾而言，法律邊界的不確定，本身就可能形成寒蟬效應。台灣人，比一般外國人更加尷尬但台灣人的問題，又不能完全套用日本人的經驗。因為台灣人進入中國之後，法律與政治身分都非常特殊。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公民，也不能完全把自己當成普通外國人。對中國政府而言，台灣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問題。這個特殊身分，使台灣人在中國可能面臨一種很難用一般國際旅行概念理解的風險：「我們未必知道自己在某一個案件裡，究竟會被中國當局如何定位」。富察，也就是八旗文化總編輯李延賀的遭遇，正好凸顯了這個問題。二○二三年三月，富察在上海遭中國國安單位拘捕，二○二五年二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五萬元。二○二六年五月刑滿出獄後，因仍須執行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附加刑，目前無法離開中國。相關案件資訊仍有不少不透明之處。這件事情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一名台灣出版人被中國判刑」。而是：「即使主要刑期已經結束，一個人是否能夠離開中國，仍可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這就是「進得去」與「出得來」之間的差距。李明哲：這種風險甚至早於今天的科技安全更早之前，還有李明哲。二○一七年三月，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經澳門進入中國後失聯。中國官方後來證實，他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逮捕；同年被判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二○二二年四月，李明哲刑滿後返回台灣。李明哲不是科技人才。他沒有因為掌握半導體、人工智慧或軍民兩用技術而遭中國拘押。他的案件涉及網路言論、人權工作與公民社會活動。因此，今天我們看到中國把「技術安全」明確寫入出境管理規定時，更不能把問題侷限在科技業。因為中國「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本身，早已可以涵蓋不同領域。技術可能是國家安全，出版可能是國家安全，言論可能是國家安全。與台灣或其他政治議題相關的活動，也可能被中國政府放進國家安全框架。這些案例發生在新規定公布之前，卻因此更值得拿來理解今天。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是「規則的不確定性」。中國政府當然會說，這些制度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為了保障人民合法權益。對新出境管理規定，中國官方強調這是為了規範出境入境管理、保障相關人員合法權益，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中國國台辦八月十九日回應台灣方面對新規定的疑慮時，更表示台灣民眾赴中國「完全不需要擔心有什麼風險」。這當然是中國政府說一套做一套的立場。但對一個準備進入中國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政府保證「不用擔心」，而是：「我能不能事先知道，什麼事情會讓自己陷入風險」？如果一個法律制度的邊界非常清楚，人民至少可以依照規則調整自己的行為。可是，如果「國家安全」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實際執法又缺乏透明度，那麼問題就會變成：「你不知道什麼事情會讓自己出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已經進入國家安全的範圍」。這種不確定性，對一般觀光客、企業人士、學者、媒體工作者、出版人及科技人才的意義雖然不同，卻可能產生相同的心理效果。人們可能不是因為知道某件事情「違法」而不做，而是因為不知道什麼事情可能被認定為違法，所以乾脆不做。這才是國家安全法律擴張最值得警惕的一個效果。台灣政府不能只在「出事之後」才涉法營救這個問題最後一定會回到台灣。我們不能要求台灣政府保證每一個進入中國的人永遠不會發生問題。任何國家的海外旅行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政府至少可以讓人民在進入高風險環境之前，知道自己可能面對什麼。目前台灣政府已針對中國相關法律與兩岸交流風險提出提醒。隨著新規定即將施行，台灣社會更需要的不是一句「去」或「不要去」，而是一套能讓人民自行判斷風險的資訊制度。一般旅客、企業主管、科技人才、研究人員、媒體工作者、出版人或人權工作者，面臨的風險顯然不同，政府應該提供不同層次的風險資訊。更重要的是，台灣應該建立更透明的台灣人遭中國拘留、判刑、限制出境或失聯案件統計。我們不能每一次都等到媒體報導一個名字，才開始知道又有一個台灣人失去自由。如果政府能持續整理案件人數、身分、進入中國的原因、涉及何種法律程序、是否能與家屬聯繫、是否獲得法律協助，以及最後是否能返回台灣，台灣社會才能真正理解風險。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領事保護」在兩岸特殊關係下究竟應如何運作。台灣沒有一般國家所擁有的駐中國大使館與完整外交管道。因此，一旦台灣人在中國遭遇拘留、失聯或限制出境，政府究竟可以透過什麼管道確認人在哪裡？如何通知家屬？如何提供法律協助？如何進行談判？如何動員國際力量？這些問題都不能等到下一個李明哲、下一個富察出現之後才開始討論。我們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中國政府可能越來越重視人民「向外走」所代表的技術、資訊與思想流動。這個提醒值得台灣社會認真看待，但我們還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我們應該同時看見三群人：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的外籍人士，以及台灣人。三者的法律基礎不同，風險也不同。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值得民主社會警惕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可以介入一個人的跨境移動時，「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還是不是一件憑自由意志決定的事情？我們習慣問台灣人：「你敢不敢去中國？」；但也許應該換一個問題：「如果你去了，你能不能確定自己還能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回來？」。這不是呼籲所有台灣人不要去中國，也不是宣稱每一個進入中國的人都會遭遇危險。真正需要面對的是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一個民主社會可以容忍風險存在，卻不能假裝風險不存在。更不能等到一個人失去自由之後，才開始討論政府到底能做什麼。「進得去」與「出得來」，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而當「國家安全」逐漸成為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離開一個國家的理由時，這已經不只是中國的出入境管理問題。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人的移動自由，到底可以被國家安全推到什麼程度」？對中國人而言，這是自己的問題。但對在中國工作的日本人、歐美人士而言，這是他們已經開始面對的問題。而對台灣人而言，這可能是我們現在就必須開始準備回答的問題。

行政院日前通過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各編列三兆九二六六億元，其中國防整體預算達一兆一二二五億元，首度突破兆元。行政院表示，總預算案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當預算涉及國家安全、人民生活與下一代的負擔，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句話：「這是國家利益。」問題是，「國家利益」究竟是公共討論的起點，還是停止討論的四個字？國家當然需要利益。面對外部威脅，安全不能不顧；面對國際競爭，台灣也不可能只看眼前。但正因為國防、安全、外交等政策會動用大量公共資源，我們更應該問：為什麼這樣做？錢要花在哪裡？優先順序是什麼？人民又要承擔什麼代價？以國防預算為例，增加軍事投入可以有充分理由，但人民有權知道增加的錢要用在哪裡。是武器採購、後勤整備、國防產業，還是民防與社會韌性？如果政府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利益，就更應該把理由說清楚。而且，國家利益從來不會只有一個答案。增加國防支出，可能是為了提高安全；但同一筆公共資源如果投入教育、社會福利或基礎建設，也各自有它的重要性。真正困難的地方，不是喊出國家利益，而是說明不同利益之間為什麼要這樣排序。反過來說，反對某項國防政策的人，也不能只因為不同意，就把國家安全當成不存在的問題。外部威脅是真實的，不會因為政黨立場不同就消失。所以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國家利益，而是誰來定義國家利益，以及人民能不能參與這個過程。政府可以提出答案，在野黨可以提出不同方案，人民則有權知道政策的理由與成本。這些討論有時候很吵，甚至讓人不耐煩，但民主社會本來就不可能靠所有人想法一樣才能運作。更不能因為一句「這是國家利益」，就把不同意見直接貼上不愛國的標籤。這樣做看似強硬，卻可能讓真正重要的政策討論提前結束。真正的國家利益，不怕被問；真正有道理的政策，也不怕被檢驗。台灣需要國家安全，也需要民主討論。安全不是壓過民主的理由，民主也不是忽略安全的藉口。如果「國家利益」四個字真的代表台灣共同的未來，就更應該讓政府說清楚、讓國會充分辯論，也讓人民有機會問一句：為了這個國家利益，我們要做什麼，又要付出什麼？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容易回答，但正因如此，更值得被好好討論。

工業總會二十四日發布二〇二六年白皮書，再度把缺工問題推上檯面，並建議將產業移工在台工作年限由十二年延長至十四年。台灣愈來愈需要外籍勞動力，但除了工廠缺工，我們更不能忘記另一群高度依賴外籍人力的家庭：家中有失能、失智長輩的照顧家庭。外籍家庭看護工也是勞工，當然有感情、婚姻、生育及休假的權利，不能因為來台工作，就被期待成為沒有自己人生的人。但站在雇主家庭這一端，問題同樣現實：每月支付看護薪資，也要負擔依法應負擔的相關費用及就業安定費。若看護因休假、懷孕、生產等因素暫時無法工作，原本需要照顧的失能或失智長輩怎麼辦？看護本來就應該休假，雇主不能因為家裡需要人，就要求看護全年無休。政府也已提供喘息及替代照顧服務。但一天或數天的休假，和因孕產等因素出現較長時間的照護空窗，並不是同一回事。勞動部調查顯示，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時，有替代照顧方案的家庭占百分之八十五點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仍是由家人照顧，占百分之六十六點九；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的只有百分之十五點六。這代表制度雖然存在，真正需要人力接手時，家庭往往還是得自己想辦法。因此，保障移工生育權與保障被照顧者的照護權，根本不是二選一。移工懷孕不能成為雇主歧視或解僱的理由；同樣地，雇主家庭也不能因為替代照護制度不足，就只能自己吞下長期照護的空窗。政府既然需要外籍看護填補長照人力，就應該把替代照護制度一起做完整。看護休假，應該要有喘息服務；遇到孕產或其他較長時間的依法請假，也應該有足以接手的替代人力。不能只把「保障勞工權益」寫進制度，卻把「老人沒人照顧」留給家庭自己承擔。移工有自己的人生，被照顧者也有不中斷照護的權利。真正成熟的制度，不該只接住其中一邊。

南投縣衛生局二十四日公布，今年截至七月底，裁罰青少年吸食電子菸已達三十四件，是去年全年的二點一倍。電子菸在台灣明明已全面禁止，為什麼青少年還是碰得到？問題恐怕不只是「有沒有禁止」，而是我們到底有沒有能力在第一時間認出它。現在的電子菸愈做愈小，外型也愈來愈不像傳統菸品。有些看起來像日常用品，對沒有接觸過的人來說，看到孩子拿著一個小型裝置，未必能馬上判斷究竟是電子菸、加熱菸，還是其他東西。偏偏台灣現在對電子菸與加熱菸採取不同的管理方式。電子菸全面禁止；加熱菸則必須經健康風險評估審查，通過後才能合法製造、輸入及販售。截至7月底，衛福部核定兩家業者共14項加熱菸品項。法律上的界線很清楚，現實中的辨識卻不一定這麼容易。國健署甚至製作電子菸與加熱菸外觀辨識教材，提供學校及相關單位宣導。這其實已經說明，辨識本身就是防制工作的一環。更不能把責任全丟給老師與家長。青少年接觸電子菸的管道愈來愈隱蔽，學校不可能靠老師每天盯著學生手上的每一樣東西，家長也不可能每次都知道孩子拿的是什麼。若第一線連「這是不是電子菸」都難以判斷，後面的通報、稽查與處理自然更困難。政府當然要持續查緝非法販售，也要堵住網路及校園周邊的供應管道。但與其不斷要求學校和家長「多注意」，不如把辨識工具、通報流程及專業支援做得更完整。禁止電子菸，是法律畫出的紅線；讓第一線看得懂、認得出、處理得了，才是這條紅線真正落地的關鍵。不能等孩子已經吸了，才開始追問電子菸為什麼會進入校園。

 日本世界文化遺產「奈良藥師寺」中的國寶「佛足石」今年四月遭人潑灑液體，一名三十九歲台灣籍女子日前再度入境日本時遭警方逮捕。由於日本警方公布的姓名、年齡等資料與台灣女藝人「五熊」蔡頤榛高度吻合，消息傳回台灣後，大家很快把焦點放在「她是不是五熊」。但筆者認為，這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她是不是五熊，應該由當事人和警方去確認，我們沒有必要搶著替任何人認定身分(後來經證實，該涉案女子就是五熊)，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無論她是不是藝人、從事什麼工作，也不管她是哪一國人，都不應該隨意碰觸或污染別人的文化資產。藥師寺的佛足石是日本國寶，不只是一件寺院裡的文物，更承載著文化與信仰。日本警方表示，遭潑灑的液體含有甘油成分，涉案女子也供稱，自己會對讓她感動的東西潑油祈禱，因此才會對佛足石潑油。警方目前也在調查，她過去在日本其他地方是否曾有類似行為。如果她認為潑油是充滿聖靈的感動而做出自己的祈禱方式，那是她個人的信仰與選擇。但信仰有自由，行為卻仍有界線。到了別人的寺院，面對別人的文化資產，就必須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自己的信仰可以要求別人尊重，別人的文化也同樣值得尊重。不能因為自己的信仰，就隨意去動別人的東西。其實，出國前先做一點功課，是對別人最基本的尊重。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與禁忌，到了世界遺產所在地，更應該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她並不是第一次去日本。你在國外的一個動作，別人看到的可能不只是你自己，也可能是你來自的地方。更值得台灣人想一想的是，這次涉案者是台灣人。我們當然不能因為一個人的行為，就把所有台灣人綁在一起。但出了國，一個人的行為確實可能影響別人對台灣的印象。尤其台灣與日本長期友好，我們更不希望有人因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讓日本人對台灣留下負面觀感。所以，這件事情不用等到「她是不是五熊」有答案，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不對。可以等警方查清楚身分，也可以等當事人說明，但有一件事情不用等：到了別人的地方，就應該知道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出了國，代表自己的不只是名字；有時候，別人先看到的，是你來自哪裡。事件後來被日本電視台等媒體大幅報導，她個人的形象受損無可厚非，但日本看待一般台灣人是否也會改變目光，才是我們憂慮的焦點。尊重別人的文化，不是什麼高深的道理，而是最基本的分寸。別人的國寶不是自己的祈禱道具，到了別人的土地，也別忘了替自己來自的地方留一點尊重。

新黨副主席李勝峯日前在黨慶中提出一個讓人很難不問一句「為什麼？」的主張：由中國作為台灣的後盾、保護台積電，甚至把外患防衛交給解放軍，讓台灣成為「非軍事示範區」，國軍則轉型為「和平國防軍」。 講實際一點，解放軍來了；還能容得下什麼「和平國防軍」嗎？太天真了。和平當然值得追求，但問題是，如果連解放軍都要來保護台灣，那麼台灣自己的國防還剩下什麼？更直接地說，誰來決定什麼叫做「保護台灣」？這幾天兩岸與主權議題本來就熱。八二三砲戰六十八周年，國內對國防、兩岸關係與主權的討論再次浮上檯面。這些主張都可以討論，但至少談的還是台灣自己的安全與主權要怎麼守。李勝峯的說法卻走得更前面。他不是只說兩岸應該和平，也不是只說台灣應該和中國交流，而是直接把台灣的外部防衛交給解放軍。那麼，假設有一天台灣和中國對一件事情的看法不同，中國認為某種做法最符合中國利益，台灣人卻認為那不是台灣要走的路，最後誰說了算？如果保護台灣的軍隊不是台灣自己能決定的，那麼台灣還能不能決定自己的安全？這才是這個主張真正值得討論的地方。國防從來不只是買多少武器，也不只是要不要打仗。國防最根本的問題，是國家面臨威脅時，誰有權決定怎麼辦。可以主張和平，可以主張對話，也可以主張降低軍事對抗。但如果所謂的和平，是把自己的防衛權交給另一個國家的軍隊，那就不能只問「這樣會不會比較和平」，還要問「我們還剩下多少自己決定的權利」。台灣當然需要和平，也需要兩岸交流。但和平不能只問誰願意保護我們，更要問誰決定怎麼保護我們。別人可以說要保護你，卻不能連你自己的選擇權也一起拿走。否則到最後，保住的到底是台灣，還只是台灣這個名字？

道路一般可以四年蓋好，語言習慣卻不可能靠四年改造完成。距離二○三○年只剩四年，推動多年的「雙語國家政策」究竟能否如期達成？更重要的是，台灣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樣的語言政策？筆者贊成提升國人英語能力，但英語教育不等於雙語國家，更不代表從小學到大學的每一門課都適合用英文教授。歷史、公民、地理、藝術等課程，若學生連學科內容都還沒有充分理解，又增加英文閱讀與表達負擔，恐怕只是把政策成本轉嫁給孩子。需要國際化的專業課程可以增加英文使用，但並非每一堂課都非得用英文不可。台灣也不應因國際化而弱化華語。華語是社會共同溝通語言，台灣使用繁體字，也發展出自己的語言與文化環境。提升英文與保存華語，從來不是二選一。同樣地，台灣曾有過只准說國語、壓抑其他語言的年代，因此今日保存台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有其必要。但今日家庭更加多元，父親講台語、母親來自越南，孩子的「母語」究竟是哪一種？父親的語言是孩子的語言，母親的語言難道就不是？新住民家庭的越南語、印尼語等，也應被看見。更要避免的是，語言教育變成新的升學競賽。若本土語言與升學評量進一步掛鉤，是否會增加補習需求？有能力的家庭可以請家教、買教材、增加課外學習資源，資源有限的孩子只能依靠學校。語言政策若缺乏公平配套，原本保存語言的美意，反而可能擴大教育差距。而二○三○年目標是國家長期政策，未來不論總統、行政團隊或執政黨如何更替，都可能影響政策方向。政局可以輪替，孩子的教育卻不能跟著反覆重來。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讓英文、華語、本土語言與新住民語言彼此競爭，而是找到平衡。英文可以多學，華語不必少學；本土語言應該保存，新住民家庭語言也應受到尊重。語言政策應該做加法，而不是讓孩子在不同語言之間被迫做選擇。

賴清德總統宣布明年普發一萬元，並以「AI紅利，全民共享」說明政策。對正在為生活打拚的人來說，一萬元當然不是小事。它可以繳一部分帳單，可以補貼生活開銷，也可能讓一個月底總要精打細算的人，多一點喘息空間。 因此，這件事情不該只停留在一萬元夠不夠的爭論，更不能把國家預算變成政治人物喊價的競賽。普發多少，仍然要考量國家財政與長期發展。但如果這一萬元被稱為「AI紅利」，筆者更想問的是：「AI帶來的紅利，究竟還能不能讓更多人真正分享到」？ 台灣的半導體、資通訊與製造供應鏈確實受惠於全球AI需求，經濟成長也有亮眼表現。然而，經濟數字創新高，不代表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同步變得寬裕。科技產業之外，還有服務業、傳統產業、中小企業，以及每天在第一線工作的勞工，他們面對的仍然是物價、房租與生活成本。 一萬元可以讓人民感受到紅利，卻不能讓人民只看見紅利。 如果AI真是下一波經濟成長的重要力量，政府除了分享已經產生的成果，更應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下一波成長。AI能不能真正進入中小企業？勞工能不能得到轉型所需要的訓練？AI創造的生產力，能不能逐漸反映在更多人的薪資與工作機會上？ 這些問題，比一萬元或兩萬元的差距更值得台灣長期面對。普發一萬元可以是分享經濟成果的一種方式，對許多正在為生活努力的人而言，這筆錢確實有意義。但如果政府要談「全民共享AI紅利」，我們期待的就不應只有一次性的現金，而是更多能讓人民參與、學習、轉型並分享到成果的機會。全民共享AI紅利，不只是全民領到錢，更應該是全民都有機會參與創造下一個紅利。一萬元可以是一個開始，但不該成為終點。

烏干達扣留台灣旅客護照的事件，如今有了結果。遭留置的四本中華民國護照已全數發還，護照回來了，事件表面上也告一段落。但護照還回來了，烏干達仍有一個問題沒有回答：外交上的「一中原則」，究竟能不能直接成為邊境櫃檯要求旅客提出另一國護照的行政依據？烏干達外交部去年十一月正式聲明，重申其「One-China Principle」(一中原則)並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整個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烏干達的外交立場，也是它與中國外交關係的一部分；但外交立場如何具體轉化為邊境行政要求，則是另一個必須說清楚的問題。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外交立場如何進入邊境行政。今年八月，烏干達移民官員以「一中原則」為由，要求持中華民國護照的台灣旅客提出中國護照，並以此作為返還原有護照的條件。問題因此不再只是外交立場，而是具體的行政行為：一名持有效中華民國護照、依此文件旅行的旅客，為什麼還必須另外提出另一國政府核發的護照？如果這是烏干達政府正式政策，就應說明這項要求究竟來自哪一項法律、行政規則或正式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為何可以轉化成個別旅客的額外文件義務。如果這只是第一線移民官員對「一中原則」的執法理解，烏干達也應檢討行政是否混淆了外交立場與旅客實際持有的旅行文件。外交承認與邊境行政，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一個國家可以選擇自己的外交立場，但行政機關對旅客提出什麼文件要求，仍應有清楚、可預期而一致的依據。政治主張可以跨越國界，行政事實卻不能靠政治主張憑空製造。護照的功能，是作為旅客旅行與身分辨識的重要文件，不是用來替任何國家的外交立場背書。護照雖然已經拿回來，真正值得追問的事情卻不能隨之結束。烏干達究竟是在執行一項有明確法律依據的邊境政策，還是讓外交立場直接變成第一線移民官員對個別旅客的額外要求？護照已經歸還，但規則仍然需要說清楚。這不只是台灣旅客的問題，也是任何國家在邊境行政上都應該回答的問題。

面對中國軍事壓力升高，台灣增加國防投入、發展無人機與無人艇，筆者認為是必要的。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台灣該不該強化國防，而是既然要投入二千一百億元，我們究竟希望這筆錢把台灣帶到哪裡？其實，台灣並不是從零開始。二○二五年台灣無人機產業整體產值已達一百二十九億元，整機外銷產值更達二十九點五億元，較前一年成長二十一倍。今年第一季，整機出口值更已超過去年全年。這些數字說明，台灣不只做得出無人機，也已經開始走向國際市場。因此，二千一百億元的意義，不應只是「買多少架無人機」。政府希望透過這項投資建立非紅供應鏈、提升自主製造與維修能力，就更應該把台灣已經長出的產業基礎，進一步轉化為真正的國防能力。戰場上的無人載具會損耗，也會快速更新。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今天有多少架無人機，而是關鍵時刻能不能自己生產、自己維修、自己補充。如果關鍵零組件、技術或供應鏈仍然受制於人，即使裝備數量增加，國防自主仍然不完整。昨日立法院針對無人載具相關條例進行朝野協商，對於特別預算與年度預算等問題仍有不同意見。但不論最後採取哪一種方式，都不應讓討論只停留在二千一百億元多不多。更重要的是：這筆錢能不能讓台灣已經起飛的無人機產業更強，也讓台灣的國防更自主？因此，我們應該期待幾年之後，台灣留下的不只是更多無人載具，還有更多自己的技術、人才、產能與供應鏈。國產化要提高，關鍵零組件要掌握，研發、製造與維修能力也要真正留在台灣。筆者支持增加國防投入，也支持政府發展無人載具。正因為支持，所以更期待這項政策不只是完成採購，而是讓台灣已經起飛的無人機產業，飛得更高、更遠。二千一百億元真正要買的，不只是無人載具，而是台灣自己守住自己的能力。

韓國光州雙年展的「台灣館」近日引發爭議。主辦單位將原本的「Taiwan Pavilion」改以國立台灣美術館英文縮寫「NTMoFA」標示，台灣方面已提出抗議並要求說明。這涉及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台灣當然有理由據理力爭；但在捍衛自身權益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因此看錯韓國。光州雙年展基金會解釋，國立台灣美術館是以機構身分參展，因此依其分類方式使用機構名稱；台灣文化部則認為，雙方原先已以「Taiwan Pavilion」討論並辦理參展。雙方說法既然不同，台灣可以要求韓方說清楚，也可以批評這項決定。但一個文化機構的決定，不等於韓國人民；一次爭議，更不能直接推論整個韓國社會。這其實也是台灣應該堅持的一套標準。我們不希望國際社會因為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就把台灣人民視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樣地，我們也不能看到韓國政府、某個機構或一次外交事件，就認定「韓國人都這樣」。民主社會本來就存在不同立場，政黨會競爭，政府會輪替，人民對中國、台灣及外交政策也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事實上，韓國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遠比「親中」或「反中」這幾個字複雜。韓國《朝鮮日報》與首爾大學公布的2025年國民意識調查顯示，對中國抱持好感的受訪者只有12.9％，56.8％持負面看法；18至29歲年輕世代對中國的好感度更只有9％。這些數字當然不能代表所有韓國人的想法，卻足以提醒我們：把韓國社會簡化成單一的「親中」形象，並不符合現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光州雙年展爭議發生後，韓國藝術界的「反對審查藝術家連帶」也公開聲援台灣館，要求恢復「Taiwan Pavilion」名稱，並要求公開決策過程。這恰恰說明，同一個韓國社會裡，也有人對這項決定提出質疑。因此，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光州雙年展，也可以要求韓方尊重台灣；但批評一項具體決定，與否定整個韓國，是兩回事。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遇到友善就浪漫化、遇到爭議就全面反韓，而是一套前後一致的判斷標準。面對中國如此，面對日本、美國、韓國以及其他國家，也都應如此。我們希望國際社會不要用單一事件定義台灣，也就不能用單一事件定義別人。台灣可以堅定捍衛自己的名字與尊嚴，但不必因此武斷地看待一整個社會。能夠分辨政府、機構與人民之間的差異，才是真正成熟的民主視野。

主計總處日前公布最新的經濟成長率預測，表現極為亮眼。在 AI 浪潮與半導體供應鏈的需求帶動下，台灣再次向世界展現了強大的產業韌性，這些成果確實值得肯定。然而，每當政府公布這些令人振奮的統計數據時，街頭巷尾的議論卻往往不是歡慶，而是一種深刻的體感落差。如果總體經濟真的這麼好，為什麼多數人的生活過得愈來愈緊繃？討論這個現象，重點不在於急著去唱衰經濟，或者替官方數字辯護，而是我們必須坦然面對一個事實：GDP 數字從來就不是衡量全民幸福感與生活品質的唯一標準。現在的台灣經濟正面臨嚴重的結構性撕裂。這波由 AI 帶動的榮景，高度集中在少數高附加價值、資本與技術密集的科技產業。這些龍頭企業用極高的人均生產力拉抬了整體經濟成長率與「平均薪資」，但對佔據台灣絕大多數就業人口的傳統製造業、中小企業與內需服務業來說，這波紅利幾乎遙不可及。當少數高薪族群大幅拉高平均值，統計表上亮眼的美麗數據，反而掩蓋了薪資中位數停滯與基層勞工的真實困境。更嚴峻的挑戰在於實質購買力的持續流失。近年來房價、房租、餐飲與各項日常開銷連年攀升，帳面上微幅增加的薪水，轉眼就被通膨與生活成本吞噬。對廣大的上班族與一般家庭而言，感受不到經濟成長的果實，只感受到相對剝奪感與日益沉重的生存壓力。當局與朝野政黨都不必停留在「有感」或「無感」的口水戰。真正的考驗，在於政府能否透過具體的產業政策，引導科技業的技術與資金效益外溢，協助廣大的中小企業進行數位與 AI 轉型，並確保勞工的薪資成長能合理反映生產力的提升。經濟政策的終極目的，是讓成長轉化為多數人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機會與生活改善。別讓這波 AI 榮景只停留在精美的統計表上，成了少數人的盛宴、大多數人的孤島。

立法院日前以五十二票對五十一票，一票之差通過「鞭刑入法」公投提案，主張針對性侵害、凌虐幼童、高額詐欺及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等犯罪，增設鞭刑制度。支持者認為，面對重大犯罪，現行刑罰不足以形成嚇阻力，因此應把選擇交給人民。重大犯罪令人憤怒，被害人需要正義，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民主社會真正需要面對的，恰恰是：當多數人的憤怒形成政治力量時，國家能不能仍然守住人權的界線？公投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卻不是任何事情都能交給多數決。現代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多數決定」，也包括多數仍須受到憲法、法治與基本人權的約束。否則，只要票數足夠，多數便可以決定少數應該承受多少痛苦，那麼民主與情緒宣洩之間，還剩下多少差別？台灣已透過《兩公約施行法》，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的人權保障具有國內法律效力，政府機關行使職權也應符合兩公約。公約第七條禁止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曾說明，這項禁止包含體罰。因此，鞭刑是否符合台灣既有的人權承諾，絕不是一句「交給人民決定」就能跳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對犯罪的憤怒，直接轉化成國家施加身體痛苦的正當性。對性犯罪、虐童與詐欺的憤怒，可以理解，也應該回應；但刑罰越嚴厲，越需要經得起法律、人權與實證效果的檢驗。若一項刑罰只是讓人感覺「出了口氣」，卻沒有證明能有效降低犯罪，國家就不應只靠群眾情緒決定它的正當性。國家擁有刑罰權，同時也必須受到法律與比例原則拘束。真正有效的刑事政策，應提高破案率、強化被害人保護、改善司法效率，讓犯罪者確實接受與罪責相當的制裁，而不是把「打得更痛」當成治理犯罪的捷徑。民主也不應把「尊重人民選擇」理解成國家可以對任何結果照單全收。人民可以表達憤怒，社會可以要求更重刑責，立法院也可以提出政策，但每一道程序都仍須接受憲法與人權的檢驗。鞭刑公投當然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但公投本身不能消滅憲法，也不能讓人權因為票數而失效。台灣要證明自己的民主已經成熟，真正的考題不是多數能決定什麼，而是即使多數憤怒，我們仍然願意守住什麼。

今年台灣防空演習首度納入「斷網」情境，模擬行動網路中斷時，以傳統語音與簡訊傳遞關鍵訊息。這項設計揭示了一個重大課題：在高度數位化的今天，國家韌性不僅關乎電力與物資，更取決於資訊能否在危機時平等、順暢地傳達給每一位公民。然而，當前許多政府公告、防災應變與公共服務，正高度過度依賴少數私人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早期社群工具採時間排序，能即時傳遞防災資訊；如今平台全面轉向演算法推播，以「極大化點閱與情緒互動」為商業導向。攸關安全的避難通知未必有高點閱率，極易在流量排序中被邊緣化。當私人平台掌握資訊篩選權，卻缺乏相應的公共責任框架時，便成為數位治理的隱憂。過度依賴單一跨境平台，更帶來新型態的「數位排斥」。越來越多公共活動要求民眾「追蹤粉專、登入指定帳號」。但公民出於資安、隱私或拒絕演算法掌控而選擇不使用特定平台，是應被尊重的自由。若無帳號就無法獲取公共資訊，科技便成了阻隔參與的新牆籬。真正的數位包容，絕不能強迫所有人採取同一種數位生活方式。為避免跨境平台的「單點失效」風險，台灣必須建立成熟的資訊韌性治理：第一、提升平台透明與責任：要求大型平台揭露演算法機制，並建立重大危機時的「公共資訊優先推播」協議。第二、堅守多元發布管道：政府絕不可將公共訊息完全「外包」給社群平台，必須維持官網、簡訊、傳統廣播與固網等備援管道。第三、捍衛公民數位選擇權：保障不使用特定社群平台的民眾，在權利行使與公共服務上絕不受差別對待。資訊韌性的核心不是製造更多依賴，而是提供更多選擇。一個真正具有韌性的民主社會，是在科技快速變動與危機來臨時，無論人民選擇何種平台或工具，都能平等取得資訊並行使公民權利。資訊自主，才是數位時代民主韌性最堅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