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投書林飛帆為什麼不能對職業軍人談國防？

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飛帆十月二十日前往國防大學演講，分享政府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政策準備，卻因為他服過替代役，而遭到部分人士質疑，認為他沒有資格對職業軍人談國防。這種論調看似強調專業，實際上卻混淆了軍事訓練與國家安全研究的界線。首先必須釐清，林飛帆這次演講的主題是全社會防衛韌性，而不是教導職業軍人如何操作武器、指揮部隊或執行戰術。全社會防衛韌性涉及政府持續運作、民生機能維繫，以及必要時支援軍事需求，這些工作本來就不可能只靠軍人完成。如果講者要傳授的是特定武器操作或部隊戰術，當然必須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但如果講者要分享的是國安政策、跨部門協調、民間資源整合與社會韌性建構經驗，難道一定要先當過職業軍人，才有資格開口？國家安全從來不是軍人的專利。民主國家的國防體系，本來就包含文職官員、政策研究者、戰略學者、外交人員及民間專家。這些人未必接受過完整軍事訓練，卻可能在國防政策、國際安全、軍事戰略與危機管理等領域具有深厚的研究或實務經驗。若一律以是否當過軍人決定發言資格，許多重要的跨領域專業都將被排除在外。美國歷任總統也不是每一任都具有軍旅經歷，但總統仍須承擔國家安全與三軍統帥的憲政責任。日本現任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同樣不是自衛官出身。他曾任環境大臣、農林水產大臣，也曾擔任眾議院安全保障委員長。這些經歷不代表他因此自動具備所有軍事專業，卻足以說明，民主國家的國防治理並不以曾經穿過軍服作為唯一門檻。當然，這不代表只要掛著國安會副秘書長的頭銜，就能免除專業檢驗。林飛帆是否適合這場演講，應該檢視他在全社會防衛韌性工作的實際參與程度、演講內容是否具有實質價值，以及能否對國防大學的學官有所啟發。國防部長顧立雄已說明，林飛帆過去兩年深度參與相關政策工作，也參與國軍演習及實兵演練，這才是評估其適任性的具體依據。若有人認為他的專業不足，完全可以提出具體證據，指出他的政策論述有何錯誤、對國防實務有哪些不了解，或演講內容有何不足。這才是真正的專業監督，而不是反覆拿著替代役身分說事。更何況，職業軍人接受專業訓練，不代表他們不需要理解政府如何運作、民間如何動員，以及社會在危機中如何維持正常生活。現代戰爭不只是軍隊之間的武器對抗，也涉及能源、交通、醫療、通訊、資訊安全與民眾心理韌性。軍人需要理解社會，文職人員也需要理解國防，兩者應該相互補足，而不是互相排斥。專業不是由穿過什麼制服決定，而是由知識、經驗、論證與實際成果決定。 如果一個人沒有當過軍人，就被認定不能談國防，那麼我們究竟是在維護專業，還是在用身分取代專業？林飛帆當然可以接受檢驗，國防大學的課程安排也可以接受公眾監督。但檢驗應該針對演講內容與講者能力，而不是以服役類別先行判定資格。台灣要建立更完整的國防體系，需要的是軍民合作、跨領域整合與理性討論，而不是把國防變成只有軍人才能談論的封閉領域。

投書兩岸交流，為什麼非張凌赫不可？

中國藝人張凌赫申請來台舉辦粉絲見面會，陸委會十月二十一日證實否准，理由包括他曾多次發文貶損我國地位、曾在具有統戰色彩的海峽論壇演講，以及此次申請來台的目的不明確。中國國台辦則指責台灣阻撓兩岸文化交流。問題是，兩岸交流真的非張凌赫不可嗎？張凌赫在台灣具有相當知名度，這點無須否認。台灣觀眾喜歡中國戲劇、欣賞中國演員，也不代表這些觀眾必須接受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政治主張。欣賞一名演員的作品，與認同他的政治立場，本來就是兩回事。然而，當中國官方把個別藝人來台受阻，上綱為台灣政府打壓兩岸交流時，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交流的對象必須是張凌赫？中國有眾多演員、歌手與文化工作者，難道只有他能代表中國文化，少了他，兩岸文化交流就無以為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文化交流從來不只是文化問題。中國共產黨長期將文化、觀光、教育與青年交流納入對台工作，藉此形塑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知。這不代表每一名赴台藝人都必然執行統戰任務，但當藝人的公開言論、出席活動及赴台目的涉及政治因素，台灣政府當然有必要審慎評估。尤其張凌赫過去曾轉發涉及「中國台灣省」及否定台灣國家地位的內容，又曾出席海峽論壇。台灣社會有理由追問，這次活動究竟是單純的粉絲見面會，還是另有政治安排？政府應提出具體、可檢驗的審查理由，而不是把所有中國藝人一概拒於門外，也不應因為對方知名度高，就放棄必要的國家安全考量。反過來說，如果交流是雙向的，中國是否也願意讓台灣藝人、學者與文化工作者，在中國公開表達台灣主體性？台灣藝人赴中發展，往往得面對各種政治紅線；中國藝人來台，卻要求台灣不得考慮對方的政治言行。這樣的交流，究竟平等在哪裡？如果中國真的重視兩岸文化交流，就應該接受交流對象不必由北京決定，交流內容也不必服從中國的政治框架。台灣同樣可以選擇適合的文化工作者與中國民眾交流，在維護國家尊嚴的前提下，建立真正對等的互動。至於台灣應該派誰？難道要找一位在兩岸都具有知名度、形象得體，又不會被質疑親中立場的人選嗎？賈永婕是否適合，可以討論；但比起尋找一位能讓北京滿意的人，更重要的是台灣有沒有能力自主決定交流的對象、目的與內容。真正的交流，不是中國指定誰來，台灣就必須照單全收；更不是中國把政治要求包裝成文化交流，台灣就不能說不。 如果連選擇交流對象的自主權都沒有，再熱鬧的見面會，也不代表兩岸關係真正向前邁進。

投書輔選與出訪，不能凌駕市政責任

台中市長盧秀燕十月十九日接任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總部主任委員，並稱蔣萬安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必須投入市政。這番話值得追問：盧秀燕自己又如何兼顧台中市政與跨縣市輔選？政治人物有參與政黨活動、協助同黨候選人的自由，但政治自由不代表行政責任可以打折。盧秀燕可以承擔輔選任務，台中市民也有權知道，她如何安排時間，確保市政不受影響。既然以市政投入程度衡量其他市長，就應以同樣標準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別人接受檢驗，自己卻不必交代。十月二十日，盧秀燕率團前往日本沖繩，為六十六對新人舉辦空中聯合婚禮，並安排城市交流、拜會縣政府及關懷台商等行程。婚禮有創意，城市交流也有其意義，但活動新穎不代表公共效益自然成立，行程緊湊更不能取代成果檢驗。市府應公開此行總經費、經費來源、政府實際負擔項目，以及航空、婚禮與交流活動的支出分攤方式，並說明如何促進觀光、經貿或城市合作。市府先前表示補助新人往返機票，當地住宿、餐飲由新人自行負擔；但市府與其他單位各自負擔多少，仍應清楚交代。公共資源是納稅人交付政府管理的共同財產。凡涉及公帑，就不能只談活動多麼成功，更要交代花了多少錢、換得什麼成果，以及是否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盧秀燕的政治選擇應由選民評價，市長的行政責任卻不能等到選舉結束才接受檢驗。台中市民需要的不是四處奔走、行程受到矚目的政治人物，而是能持續回應市民需求、對公共資源負責的市長。輔選可以是政治任務，出訪可以是城市交流，但兩者都不能凌駕市政責任。盧秀燕應拿出具體行政表現與透明經費資訊，向市民證明市政沒有淪為政治行程的配角。

投書釐清三者機能，終身學習翻轉超高齡台灣！

隨著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教育部與各地方政府近期持續檢討終身學習與高齡教育預算配置。然而，大街小巷裡的「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與「長青學苑」，在許多民眾甚至基層行政體系眼中，至今仍常被模糊認為是「老人打發時間的地方」。這種概念上的混淆，不僅抹煞了各機構的核心價值，也忽略了成人繼續教育對國家治理與社會韌性的戰略意義。筆者曾任樂齡學習中心講師，目前剛參加完社區大學教師培訓。這段從授課者到進修者的歷程，讓人深刻體會到三類機構在公共機能上的精細分工。依據社政體系設立的長青學苑，著重於社交陪伴與樂活；教育部主管的樂齡中心，聚焦於活躍老化與預防失能，協助熟齡族維持自主生活能力；而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運作的社區大學，則打破年齡限制，強調公民培力與在地公共參與。三者互為補完，交織成支持終身學習的完整網絡。這套網絡對台灣社會的實質效益遠超越休閒層面。鼓勵熟齡族群走出家門持續動腦與人際互動，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健康預防工程，能顯著延緩失能，減輕醫療與長照負擔。同時，成人學習更能修復世代關係，引導熟齡族將豐富的人生閱歷轉化為關注在地議題、參與志工與地方創生的動能，成為推動民主與社區韌性前進的生力軍。更關鍵的是，這是一個雙向滋養的過程。在教學現場，學員人生智慧給予講師深刻啟發；而講師將所學轉化為契合在地需求的課程，傳授新知之餘更獲得學員回饋。教學相長讓每位參與者重獲成就感，對抗高齡化帶來的孤立感。終身學習絕非福利施捨，而是國家因應人口結構巨變最關鍵的社會基礎建設。政府與社會唯有清晰劃分三者機能、優化資源配置，才能讓走出家門的每位國人在終身學習路上不只活得久，更能活出具備公共價值的尊嚴與光彩。

投書誰規定了什麼叫純樸、得體？

台北一○一董事長賈永婕日前赴立法院備詢，因穿著遭民進黨立委賴惠員提醒應該「純樸」一點，引發討論。幾乎同一時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談及女性首相的工作負擔，也提到準備儀容與處理家務所需的時間。兩件事的背景並不相同，卻都讓人看見，公共角色往往伴隨著社會對個人形象的期待。「純樸」原本可以形容一種生活風格，但當它被用來要求別人，就不再只是描述，而可能成為一種規範。穿著昂貴就不夠純樸嗎？外表亮眼就不夠莊重嗎？如果一個人不符合我們熟悉的形象，是否就代表他不夠得體？這些問題看似日常，實際上涉及語言如何形成社會評價。賴惠員事後為相關發言道歉。這場爭議值得討論的，不只是她的說法是否恰當，而是「純樸」究竟有沒有可以清楚說明的標準。如果沒有，評價便可能取決於個人的審美與想像。一個原本帶有正面意義的詞，也可能在使用過程中成為要求他人服從的理由。這樣的期待並不限於女性。女性政治人物可能被要求端莊、優雅，男性政治人物則可能被期待穩重、威嚴；年輕人被期待有朝氣，年長者被期待莊重。不同社會角色確實可能需要不同的行為規範，但哪些要求與職務有關，哪些只是長期習慣形成的期待，並不總是那麼清楚。高市早苗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公共人物受到檢視的往往不只有工作表現，還包括儀容與生活方式。但我們不必因此認定所有外在要求都是壓迫，也不應將個人的經驗直接推論成所有女性的共同處境。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社會為什麼形成這些期待，以及它們是否合理。公共場所當然可以有服儀規範，正式場合也可以要求適當的穿著。然而，規範應該說得出理由，而不是只用「純樸」、「得體」等模糊詞語，讓每個人自行猜測什麼才符合期待。若一項要求確實必要，就應說明它與場合或職務的關係，並以一致的原則適用。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社會規範，也不必否定所有共同標準。但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容許人們追問標準從何而來，而不是把習以為常當成理所當然。比起急著判斷別人是否得體，我們更應該先問：我們用來評價別人的標準，究竟有多少是必要的，又有多少只是從未被認真質疑過的習慣？

投書有了半導體產業，台灣就有了足夠的國家力量了嗎？

十九世紀末的清帝國，並不是一個完全不知道自己落後的國家。在接連遭遇西方列強衝擊之後，清廷開始推動洋務運動，興辦軍工、船政與新式教育，並投入資源建立近代海軍。李鴻章主導的北洋海軍尤其受到重視，清廷也成立天津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希望培養熟悉近代軍事的人才。北洋海軍甚至曾經是當時東亞重要的近代化海軍力量。但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仍然以清帝國戰敗告終。如果只用「武器不如日本」來解釋，這段歷史其實沒有那麼值得今天重新討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國並非沒有軍艦、沒有軍隊，也不是完全拒絕現代化，而是這些能力沒有完全轉化成一個能夠彼此支撐的國家體系。洋務運動建立了不少新式事業，但軍事、財政、行政與政治權力之間，始終存在難以整合的問題。不同軍隊與地方勢力各自發展，中央政府也沒有建立足以有效統合全國資源的現代國家機制。清帝國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許多能力彼此分開，沒有形成真正的整體。這個問題放到今天的台灣，反而比「清帝國為什麼打輸日本帝國？」更值得思考。台灣當然與清帝國完全不同。台灣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全球性的產業、先進的半導體技術，也有高度國際化的經濟體系。近年政府同樣持續推動國防、人工智慧、無人機、半導體與其他戰略產業，希望把既有的科技優勢轉化成新的產業與安全能力。但問題也正好就是在這裡。一個國家擁有世界級的單項能力，不等於整個國家就擁有世界級的能力。半導體很重要，卻不能替代能源系統；國防預算增加，也不能自動解決後勤、維修、通訊與人員訓練；擁有優秀的科技產業，也不代表政府所有制度都能跟上科技變化。例如，台灣發展無人機產業，需要的不只是幾家企業能夠製造無人機。真正困難的，是能不能建立穩定的零組件、測試、採購、維修、人才與長期需求體系。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能源與基礎設施。一個高度依賴科技製造的經濟體，需要穩定的電力、通訊、海底電纜、交通與物流。任何一個環節長時間中斷，都可能讓其他看似強大的產業能力無法正常運作。因此，國家能力真正困難的地方，往往不是打造一個最強的項目，而是把很多看起來不相干的系統接在一起。國防需要產業支援，產業需要能源；能源需要基礎設施，基礎設施需要財政；科技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與制度；危機時需要快速決策，快速決策又需要行政體系平時就建立協調機制。這也是清帝國經驗今天仍然值得参考的地方。洋務運動並不是毫無成果。問題在於，近代化如果只是增加幾艘軍艦、幾座工廠或幾種新式武器，而沒有同步處理支撐這些能力的制度，單項能力就可能與國家整體能力脫節。對今天的台灣而言，這並不是「我們是不是也會變成清帝國？」的問題。歷史條件完全不同，這種直接類比沒有意義。比較值得問的是：當台灣已經擁有半導體、資通訊、精密製造與民主制度等不同優勢時，這些優勢能不能彼此連結？如果一個國家最強的產業與最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彼此分離，科技公司與政府各自運作，國防、能源與產業政策各自規劃，那麼單項能力再強，也可能在危機中出現斷點。反過來說，真正值得追求的國家能力，也不必是「什麼都自己做」。現代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國際分工。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哪些能力可以依賴國際合作，哪些能力則必須自己掌握，並且讓兩者之間存在足夠的替代方案。清帝國留給後人的問題，因此不只是「為什麼北洋海軍打輸了？」，而是另一整個更困難的問題：當一個國家已經擁有不少好東西，它有沒有能力把這些好東西變成一個能夠共同運作的整體？這或許也是今天台灣談國力時，不能只看半導體、國防預算或單一產業排名的原因。國家真正的力量，往往不是最強的那一塊有多強，而是最需要彼此合作的那些環節，能不能在關鍵時刻一起運作。

投書戰爭代價不該由人民默默承受

美國總統川普近期談到伊朗戰爭時，將戰爭帶來的代價形容為維護美國及世界安全所付出的「小代價」，甚至提及洛杉磯與聖地牙哥可能遭到攻擊。白宮隨後解釋，川普是在強調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的重要性，而非主張伊朗應該攻擊美國城市。這番言論值得關注的，不只是措辭是否恰當，更是政治人物如何看待人民必須承擔的代價。戰爭涉及國家安全，政府有責任評估威脅，也必須向人民說明政策的必要性。但當經濟負擔、生活成本上升，甚至城市可能遭受攻擊，都被放進「小代價」的框架裡，誰有權決定什麼代價可以接受？決策者所強調的國家利益，又是否充分考慮人民實際承受的風險？政治語言並非單純的修辭。如何描述損失，會影響社會理解問題的方式。當人民承受的經濟負擔被形容為必要的犧牲，社會便可能被期待為更大的政策目標忍受眼前的困難。然而，政府不能只要求人民承擔代價，也應交代政策依據、可能風險，以及如何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國家安全固然重要，卻不應成為免除公共說明責任的理由。日本農林水產大臣簗和生先前將地方道路預算與地方首長是否支持自己連結，也呈現另一種值得警惕的權力問題。日本政府調查未發現他施壓要求削減預算的證據，因此不能直接認定預算減少是政治報復。然而，這番言論仍引發疑慮：公共資源究竟應依照客觀需求分配，還是可能被理解為政治支持的交換條件？兩起事件的性質不同，卻都提醒我們，政治人物如何描述公共利益並非小事。當人民的損失被輕描淡寫，或公共資源被放進政治忠誠的脈絡，政府與人民之間原本應建立在權利、責任與制度上的關係，就可能變成由掌權者決定什麼可以犧牲、誰應該承擔。對台灣而言，這也是民主治理必須面對的問題。政府可以要求人民理解政策的必要性，卻不能只要求人民接受代價，而不充分說明決策的依據與後果。民主的意義，不是掌權者有權決定人民應該犧牲什麼，而是人民有權要求掌權者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政治人物可以決定政策方向，卻不能因此決定人民的權益可以被輕易犧牲。

投書台北有洋流，台中何妨有純流？

今年九合一選舉逐漸升溫，但媒體目光似乎仍被台北的「洋流」吸引。首都選舉固然重要，台灣卻不只有台北。當台北熱鬧談論下一個市長是誰，台中也正在面對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座城市的下一個八年，究竟要往哪裡走？筆者曾在二〇一九年於媒體上提出「Team Taiwan」。當時日本流行語大賞選出的「ONE TEAM」，讓筆者想到，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的人，政黨立場可以不同，卻不必永遠站在彼此對立的位置。七年後，身為台中市民，筆者想提出一個新的概念：Team Taichung。盧秀燕執政八年，如今國民黨由江啟臣參選，並以「延續且升級」現有市政作為主要方向。既然是延續，就更應該接受檢驗：八年之後，哪些值得留下？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台中下一階段需要的究竟是延續，還是新的城市想像？這個問題不能只用政黨顏色回答。台中有山城、海線、屯區與舊市區，也有快速發展的新興區域；有精密機械、傳統產業，也有科技、教育、醫療與文化。交通、產業、環境與都市發展彼此牽動，早已不是單一行政區或地方派系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台中需要的不是另一場單純的接班賽，而是人才與資源的重新匯流。中央與地方、不同世代、不同專業，以及長期在台中耕耘的人，都應該成為城市治理的一部分。如果台北有「洋流」，台中何妨也有自己的「純流」？這股流不必只有一種顏色，可以是彩色的；重要的不是大家想法完全一致，而是願不願意把台中的未來放在政黨算計之前。二〇一九年，筆者寫的是「Team Taiwan」。今天，筆者更想談「Team Taichung」。台北有台北的洋流，台中也應該有自己的方向。城市的八年，不該只是八年的延續；真正值得台中人決定的，是下一個八年，我們究竟要把這座城市帶到哪裡。

投書當「毒品」只剩一種說法

台北市長選戰近日陷入「毒品」攻防。沈伯洋十二年前的文章被重新翻出，其中「提供吸毒者毒品與乾淨的針頭」等文字，成為質疑其毒品政策的依據。這些文字當然可以檢驗，也值得沈伯洋說明；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段文字離開原來的脈絡後，如何一步步變成另一個政治命題。沈伯洋的舊文確實有容易引發爭議之處，他今天如何解釋，也應接受檢驗。但「文章當年主張什麼」、「這項主張在公共政策上究竟指什麼」，以及「候選人今天是否仍主張相同政策」，其實是三個不同的問題。台灣的毒品防制本來就不只有查緝。預防、戒治與減害同時存在，清潔針具與替代治療也是現行公共衛生政策的一部分。因此，「毒品」、「減害」、「替代治療」與「毒品除罪化」不能因為同時出現在一場選舉攻防裡，就被當成同義詞。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中間那段經常被省略的推論：從「提供吸毒者毒品」，如何推導成「社區供毒」？再如何推導成「毒品除罪化」？最後又如何推導成候選人今天的城市政策？每往前一步，都需要新的證據，而不能只靠語氣愈來愈強烈來完成。這正是政治語言值得警覺之處。當「毒品」成為整場討論的核心詞彙，讀者很容易先完成道德判斷，再回頭理解政策內容。原本應該討論的是：提供什麼、給誰、在什麼條件下提供、目的為何、效果如何；最後卻可能被壓縮成一句「你是不是支持毒品」。政治人物應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媒體與評論者也應為自己如何解讀那些話負責。可以質疑，可以追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能把不同命題揉成一團，再要求社會接受揉合後的結論。選舉需要尖銳的問題，卻不需要粗糙的語言。當「毒品」最後只剩一種說法，我們失去的恐怕不只是一次政策辯論，而是理解公共政策本來可以有多複雜的能力。

投書當「Taiwan」都成了政治，體育真的能與政治分開嗎

今年的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棒球賽事近日出現一個看似細小、其實很值得台灣社會思考的場面：有台灣球迷拿著印有「Taiwan」字樣的毛巾替球隊加油，卻遭現場工作人員制止，理由是涉及政治性主張。日本媒體這幾天進一步檢視公開規章，也開始追問，相關規定究竟是否明確涵蓋「Taiwan」這個英文單字。更值得注意的是，場館入口日前也曾張貼禁止攜入中華民國國旗與旭日旗的告示。亞運主辦方其後針對將旭日旗列為禁帶對象公開致歉，表示是現場人員的錯誤認知；但同一張告示中的中華民國國旗，主辦方並沒有作出相同說明。告示目前已撤下，但疑問並沒有因此消失。體育當然可以拒絕政黨宣傳，也應該盡量避免讓競技場成為政治動員的場所。但國際體育賽事有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參賽隊伍本身就帶著名稱、旗幟、代表資格與國際政治的歷史而來。當台灣以「Chinese Taipei」參賽時，「Taiwan」這個名稱為什麼會被視為政治訊息，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台灣球迷能不能喊「Team Taiwan」，也不是誰應該在場邊爭輸贏，而是國際體育賽事究竟應該用什麼一致、透明的標準處理政治敏感議題。如果一條印有「Taiwan」的應援毛巾，可以因為這個英文單字就被認定為政治主張，那麼所謂「體育與政治無關」就必須重新檢驗。因為政治並不是球員踏進球場之後才突然出現，而是早已存在於隊名、旗幟、席位與規則之中。體育可以拒絕政黨政治，卻很難拒絕國際政治。台灣真正需要的，不只是為了一條毛巾爭一口氣，而是要求國際賽事在涉及台灣時，拿出清楚、公開、前後一致的規則。只有規則透明，所謂「體育中立」才不會變成由現場人員臨時決定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的另一種政治。有一句話，筆者真的非常想說，就是日本的官僚體系，分明就是在「忖度」中國(也就是看中國臉色），即便沒有辦法直接提出證據，但這就是不少台灣人的想法。至於這次亞運辦得怎麼樣？那真的就更有爭議了。

投書可以討厭台灣，但不能討厭台灣的規則

日本籍YouTuber堀井裕日前在高雄六合夜市拍片，嫌棄食物、吐掉小吃，並說出「討厭夜市」、「討厭台灣」等話，引發爭議。他之後刪除影片並回應風波，表示自己只是誠實評論食物，也不打算道歉。有人因此認為他不尊重台灣，但如果把問題只停留在「外國人怎麼可以這樣講台灣」，反而失去了更值得討論的問題。一個人在台灣，當然可以不喜歡台灣。他可以覺得夜市不好吃，可以批評台灣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公開表示自己討厭某些台灣文化。只要沒有涉及違法，這些言論即使刺耳，也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民主社會不能因為一個外國人的意見不好聽，就要求他必須喜歡我們。但言論自由從來不等於免除法律責任。公開報導指出，堀井裕過去以公司經理人身分取得工作許可，卻被查獲在伴手禮店從事顧店、提供試吃、販售商品及收銀等工作，遭台北市勞動主管機關依《就業服務法》裁罰三萬元。近期又有媒體報導相關工作情形，是否再次違規，仍應由主管機關依事證認定。這兩件事其實沒有衝突。可以討厭台灣，是言論自由；依法取得工作許可、依許可內容工作，則是法律責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豁免理由，後者也不應反過來成為限制前者言論自由的藉口。這也是台灣面對外國人來台時應該守住的原則。我們不需要要求外國旅客、移居者或創作者愛台灣，更不需要因為對方批評台灣，就把個人行為上升成國籍對立。真正成熟的社會，是允許不同意見存在，同時也讓所有人在同一套法律規則下生活。台灣希望成為一個讓世界看見的民主社會，就不能只要求別人喜歡台灣，也不能因為對方不喜歡台灣，就降低我們自己對法治的標準。可以討厭台灣，但只要生活、工作、經商在台灣，就不能討厭台灣的規則。

投書盧秀燕，台中市長還沒做完

當全台政治目光都在看台北的下一步，台中市民更該問的，是另一個問題：盧秀燕這一站，走完了嗎？首批兩架F-16V十月二日抵台。前一天，盧秀燕談到台灣對美軍購交貨問題，要求政府盤點尚未到位的武器與期程。國防當然重要，地方首長也可以關心中央政策；但她既然曾承諾卸任前會把大部分時間與心力放在市政，這項承諾自然也應接受檢驗：台中還有哪些事情沒有完成？九月十六日，盧秀燕表示，卸任前會全力以赴到最後一秒，這是對市民的承諾。既然如此，最後這段任期更值得把焦點拉回市政本身。中火減煤、拆煤，是她任內重要政策之一。十月一日，中火一、二號燃煤機組正式除役並啟動拆除，這確實是一項任期成果。但一項重大政策完成，不代表市政就能提前交卷。接下來還有多少既定政策需要收尾、多少公共建設需要追蹤、多少市民每天面對的問題仍待改善，都值得在任期最後階段交代清楚。道路、人行環境、交通與公共建設，看似沒有中央政治議題醒目，卻是台中市民每天真正接觸的城市治理。這些工作未必天天登上全國新聞，卻直接決定市民每天走得是否安全、生活是否便利，也最能看出一個城市的治理是否真正落實。市長可以關心中央，也可以參與政治活動；但中央政策有中央的權責，地方首長對城市治理的責任，也不能因政治焦點轉移而被淡化。十月一日，盧秀燕與黃國昌同台直播；十月四日，她又安排要出席江啟臣競選總部成立大會，預計與韓國瑜、侯友宜同台。這些都是政治人物可以參與的活動，但在下一站之前，她仍有一個身分沒有卸下：台中市長。全國可以繼續關注台北的政治布局，盧秀燕也可以思考自己的下一步；但台中的問題不會因為全國目光轉向別處，就自動完成。政治生涯可以提前布局，城市治理卻不能提前交卷。任期最後階段，市民更有理由要求政策進度清楚交代。哪些工作已完成、哪些仍在推動，都應該讓市民看得見，而不是讓下一步的政治話題蓋過市政最後一哩路。

投書亞運掉漆，掉的不只是場面

本年度在日本愛知・名古屋亞運已結束，住宿、接駁與場館管理的問題已接連浮現：選手住宿分散於飯店、臨時木屋與郵輪，部分代表團反映房間安排混亂、接駁車遲到甚至送錯場館；韓國隊更因住宿問題把男子籃球隊改住飯店。連台灣球迷拿「Taiwan」毛巾替球隊加油，也曾被工作人員以涉及政治性表述為由制止。日本媒體甚至開始追問：日本是否還有能力辦好大型國際活動？若只把這些事情看成工作人員失誤，反而小看了這場亞運暴露的問題。真正值得問的是：一個曾經以大型國際活動展現組織能力的國家，過去那套動員資源、整合城市與社會的方式，是否正在改變？這次沒有興建傳統選手村，改以飯店、臨時住宿與郵輪安置參賽人員，背後有避免賽後留下閒置設施的成本考量。這個思路本身未必錯，問題在於，當「不留下白象」成為重要前提，原本應由主辦方吸收的組織風險，是否反而轉移到選手、代表團與現場工作人員身上？如果一場國際賽事必須靠第一線人員不斷臨機應變才能運作，再精省的預算，也可能付出另一種成本。更值得注意的，是場館裡的空席。主辦方截至九月二十八日宣布售票突破一百萬張，但媒體同時觀察到部分賽事出現大片空位，九月二十五日三萬人容量的瑞穗公園競技場，重要田徑項目進行時也只坐進約四分之一。這當然不能推論「日本人不想看亞運」(但有報導指出面對這場比賽，日本人態度冷漠），但至少說明：票券銷售、實際進場與社會熱度，並不是同一件事。而這或許才是愛知・名古屋亞運最值得台灣注意的地方。大型國際活動的成功，從來不只是把賽事辦完。它還必須回答：這場盛會與誰有關？公共資源投入後，城市居民得到的是什麼？主辦城市是否真的參與其中，而不是只在賽事期間提供場地、交通與住宿？日本曾經把大型活動視為展現國家能力與城市形象的重要舞台；但人口結構、地方財政與生活型態都在變化，社會對大型活動的期待也不可能永遠相同。今天真正需要重新檢驗的，或許不是日本「還能不能辦」，而是過去那種「只要辦得起來，就能形成全民共感」的想像，是否已不再理所當然。這也是台灣不能只看熱鬧的地方。未來無論是國際賽事或大型活動，我們真正該問的，不只是能不能拿到主辦權、場館蓋不蓋得起來，而是辦完之後，這座城市與生活在其中的人，究竟留下了什麼。一場盛會真正的主角，不應只是賽事本身，也不只是主辦單位，而是那座城市，以及願意把它當成自己事情的人。

投書一杯酒，為什麼一定要喝？

「來，這杯喝掉。」、「今天難得，不能不喝。」、「不喝就是不給面子。」。這些話，台灣人應該都不陌生。飯局上的勸酒，有時是熱情，有時是交際，但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變成壓力。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與蒙古總理奧其拉爾共進工作晚餐，乾杯時把酒杯舉過頭頂，引起日本網路對「失禮」與「下品」的討論。日本外務省確實建議，正式餐會乾杯時應將酒杯拿到眼睛高度，看著對方舉杯。不過，比起爭論高市的酒杯究竟舉得對不對，筆者更在意另一個台灣人熟悉的問題：為什麼一個人說「我不喝」，有時這麼難被接受？日本現在有一個詞叫「酒精騷擾」，指的是利用上下關係強迫飲酒、強迫一口乾、無視對方體質或意願勸酒，以及醉酒後的暴力、性騷擾等行為。這提醒我們，喝酒從來不只是個人選擇，也可能是權力關係的問題。老闆叫部屬喝，長輩叫晚輩喝，客戶叫業務喝，朋友起鬨叫朋友喝，同樣一句「來一杯」，背後的壓力卻完全不同。對方究竟是自願拿起酒杯，還是因為不好意思拒絕？我們常把勸酒理解成熱情，把拒酒理解成掃興。但如果一段關係必須靠對方喝下某種東西才能證明，那麼真正需要重新檢視的，恐怕不是對方的酒量，而是這段關係裡誰有決定權。外交場合也是如此。正式場合當然有正式規矩，但禮儀的目的並不只是要求每個人的動作完全一致，而是讓不同文化的人知道如何避免誤解，也讓彼此知道哪些界線不能任意跨過。所以，高市這次究竟把酒杯舉高多少，未必是最值得台灣人爭論的問題。我們更值得問的是：下一次飯局裡，當身旁的人說「我不喝」，我們能不能真的把酒杯放下？真正難做到的禮貌，從來不是勸別人喝下那一杯，而是接受別人有權不喝。

投書黃仁勳、蘇姿丰坐上川習國宴主桌，我們為何要急著稱他們「台灣之光」？

九月二十四日，川普在白宮宴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黃仁勳、蘇姿丰、馬斯克等科技企業領袖也受邀出席，其中黃仁勳、蘇姿丰、馬斯克與蘋果董事長庫克更坐在主桌。這個畫面很值得台灣人想一想：在這場國宴裡，他們首先是美國重要企業領袖；但在台灣新聞與社群語言中，黃仁勳、蘇姿丰卻常被快速稱為「台灣之光」。這不是說他們與台灣沒有關係。黃仁勳出生台灣，幼年赴美；蘇姿丰出生台南，幼年赴美，兩人的人生都與台灣有明確淵源。台灣人為他們的成就感到驕傲，自然可以理解。但問題是，「台灣之光」究竟把多少不同概念混在了一起？今年五月川普訪中，黃仁勳原本未列入公布的企業領袖名單，後來在阿拉斯加轉機時加入川普的訪問團。黃仁勳說，這是代表美國的機會；輝達（NVIDIA）也表示，他是應川普邀請，為支持美國及政府目標而同行。當時他的角色很清楚：他是輝達執行長，是美國重要科技企業的領袖。到了九月川習國宴，黃仁勳、蘇姿丰又與馬斯克、蘋果董事長庫克等企業領袖同桌。這些人在美國政府與國際外交場合，黃、蘇兩人是以企業與產業領袖的身分受邀出席，而不是以「台灣」代表的身分。這並不會抹去他們的台灣出生或家庭淵源。台灣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性，也確實值得台灣人驕傲；但產業的成功、個人的成就與國家的功勞，並不是同一個概念。出生地、血緣、成長地、受教育地、國籍、企業所在地，以及一個人在國際場合所扮演的角色，本來就是不同層次，可以同時存在。也正因如此，一個人的成功究竟應該歸屬於哪裡，不能只靠一個響亮的稱號就快速下結論。真正值得討論的，或許不是誰有資格被稱為「台灣之光」，而是我們為什麼如此習慣把和台灣有淵源的海外成功者的成就，迅速轉化成為台灣的「國家榮光」？為一個人的台灣淵源感到驕傲，和把他的成功直接算成台灣的成功，是兩件不同的事。能夠看見一個人的台灣連結，也能尊重他完整的人生履歷，或許才是對「台灣之光」這四個字更成熟的理解。

投書誰有資格替「中國」做二戰的歷史敘事？

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用了「中國與美國並肩抗日」的說法。乍看之下，這只是對共同歷史的回顧；但對中華民國或台灣而言，真正值得追問的卻是：他們口中的那個「中國」，究竟是誰？二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當時代表中國與美國及其他盟國進行外交與軍事〈合作的，是中華民國政府。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與中華民國領導人蔣介石(蔣後來被任命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共同出席；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外交、軍事合作，也留下大量歷史檔案。這些都是二戰歷史的一部分。當然，中國共產黨也參與過抗日，這同樣是歷史事實。但「參與抗日」與「代表中國政府參與同盟國外交及戰略協調」，並不是同一件事。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共所謂抗日是在發展自己的黨組織，扯國民政府後腿。前者敘事不能被否定，後者概念也不能被偷換。若把不同政治主體、不同軍事角色全部濃縮成今天的一個「中國」，被模糊的就不只是細節，而是「誰在什麼時代代表中國？」這個基本問題。這也是這次川習會最值得台灣注意的地方。問題不只是川普或習近平各自講了什麼，而是當今天的美中領導人共同用「中國」回述二戰時，台灣熟悉的中華民國歷史角色，很容易在語言上被一筆帶過。筆者支持台灣主體性，也是「務實的獨派」，絕對不支持北京對台灣的政治主張，也不同意一國兩制及九二共識。但這並不代表台灣必須否認中華民國曾經存在的歷史，更不代表承認中華民國在二戰中的角色，就等於支持今天任何政黨的政治立場。政治認同是一回事，歷史事實是另一回事。如果台灣真的希望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就更沒有必要害怕歷史。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國家定位，可以討論自己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卻沒有必要為了今天的政治選擇，把昨天的歷史交給北京重新命名，也不必讓華盛頓的外交語言替我們決定歷史主體。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但不能因此放棄判斷自己的過去。政治可以有立場，歷史不能沒有事實。

投書「歷史大勢」豈能由人宣告？

近期有中國學者在台灣某統派媒體上談台灣，說「祖國完全統一是歷史大勢，也是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關切的重大命題」，又說台灣同胞「無論是否願意」，都「無法迴避」統一的「歷史必然」。這些話乍看是在談歷史，仔細拆解，卻是在把一個政治主張說成彷彿已經確定的歷史事實。如果說「我主張統一」，這是個人的政治立場；如果說「統一是歷史大勢」，說話者便把自己的意志藏到「歷史」背後，好像不是他在主張，而是歷史本身如此。「無法迴避」尤其值得注意。台灣當然無法迴避兩岸關係這個現實議題，但無法迴避一個議題，並不等於其政治結果已經確定。前者是對現實情勢的描述，後者卻已經是在替尚未發生的未來宣告答案。「全體中華兒女」也是如此。誰是「中華兒女」？「中華民族」又是什麼？這些概念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界線固定的單一身份，而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與政治變動中逐漸發展、重新界定的身份概念。「中華民族」尤其是一個近代形成、並在政治與歷史脈絡中不斷被重新詮釋的身份概念。因此，把所有台灣人先納入「中華兒女」或「中華民族」，再據此說大家「共同關切統一」，其實是先替別人決定身份，再替別人決定立場。台灣人是否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本身就是存在爭議的身份問題，不能由外部說話者一句話替所有人作答。「歷史大勢」同樣值得追問。它可以是對已發生事件的分析，卻不能因為有人今天宣告，就讓尚未發生的政治結果成為必然。政治宣示能證明的，是說話者的立場，不是未來一定如此。最值得注意的，正是「無論是否願意」。這句話等於說：你可以有自己的意願，但你的意願不影響我宣布的結果。此時問題已經不只是歷史，而是政治倫理。憑什麼一個人的政治意志，可以被另一個人預先宣布為無關緊要？最後是「祖國」。究竟是文化上的中國、民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還是現實政治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所指不清，卻直接由「祖國」推導出台灣人的政治義務，便是把不同概念混在一起。政治可以提出主張，歷史可以分析趨勢，但「我認為如此」不等於「歷史必然如此」；「無法迴避一個議題」，也不等於「無法選擇一個結果」。歷史尚未寫完，又豈能由人替它宣告最後一頁？

投書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講直白一點就是天方夜譚

前陣子，一群中國涉台學者在香港開座談會，提出他們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這個方案看了會令台灣人覺得非常驚悚。因為裡面包括解放軍駐台、解散中華民國國軍、對台獨人士進行終身刑事追責，要讓台灣人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必要時還可以對台灣進行「準軍事管制」。而彰師大副教授李其澤提出自己版本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希望中國統一台灣後能給台灣高度的自治權等等。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王崑義則表示，台灣既然是民主自由社會，執政黨不該拒絕談一國兩制。然而這些其實都是各派人馬的一廂情願，中國政府高層或甚至習近平本人的想法是什麼？他們知道嗎？圖博、香港的例子歷歷在目，台灣現在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也保有軍事力量和國家條件，談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講直白一點就是天方夜譚。中國國台辦表示，台灣同胞身為中華民族兒女，有責任義務讓「祖國」完全統一。首先，中華民族是什麼？其次，台灣人是中華民族嗎？第三，用血緣或文化上的關係來綁架台灣人，正是一種最惡質的情緒勒索及道德綁架。好，台灣是自由民主社會，有人支持統一有人支持獨立，支持維持現狀的人，可能現在還佔多數；要談政治體質的改變、國家的改變，不是不行；但沒有人可以事先替台灣人決定答案一定是什麼。無論是中國政府或是周邊學者，甚至是在台灣倡導一國兩制的政治學者，都沒有權利決定台灣的未來。台灣的未來只有所有台灣人民能夠共同決定，這點必須講得很清楚才行。

投書從沖繩到台灣：安全不能只有一種答案

日本九月十三日的沖繩縣知事選舉，前那霸市副市長古謝玄太擊敗尋求第三任期的玉城丹尼，以四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四票、約五十九％的得票率當選，也結束連續十二年的非自民黨支持知事執政。由於古謝獲得日本執政陣營支持，這場選舉很快被放進日本強化防衛、強化西南諸島部署的脈絡中解讀。這種解讀並非沒有根據，但如果進一步把選舉結果直接理解成「沖繩人已經轉向支持軍事擴張」，恐怕仍然過於簡化。共同通信的出口調查顯示，選民最重視的議題是經濟活化，占四十九點五％；基地問題則為二十點九％。重視經濟的選民中，七十八點七％投給古謝；重視基地問題者，七十二點九％支持玉城。普天間基地遷往邊野古的問題，支持與反對則分別為五十點二％與四十三點八％。這些數字至少說明一件事：沖繩人並沒有突然不在乎基地問題，而是地方社會對政治的期待，從來就不只有基地問題。這一點其實比「沖繩變天」更值得台灣注意。一個地方可以同時關心安全、和平、經濟與生活。選民可以擔心戰爭，也可以希望增加工作機會、改善育兒環境、發展產業。當地方政治只剩下「支持基地」與「反對基地」兩種答案時，真正存在於人民生活中的其他問題，反而容易被遮蔽。沖繩的特殊性，又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沖繩戰役留下深刻的戰爭記憶，戰後美軍基地長期高度集中，也讓基地問題成為地方政治的重要部分。日本防衛省二〇二六年版《防衛白書》指出，截至二〇二六年一月一日，沖繩縣面積只占日本國土約○．六％，卻集中約七成在日美軍專用設施面積；這些設施約占沖繩縣土地八％，沖繩本島則約十四％。日本政府同時也承認，基地周邊存在飛機噪音等對生活環境造成影響的問題。因此，沖繩人對基地的疑慮，不能被簡化成不理解國家安全。但另一個現實也不能被忽略。沖繩位於日本西南諸島的重要位置。與那國島距離台灣約一百一十公里，日本防衛省也將沖繩視為鄰近台灣海峽等潛在衝突地區、具有高度戰略重要性的地區。近年中國軍機與無人機在日本西南諸島周邊活動增加，沖繩的戰略位置因此更加受到關注。於是，沖繩真正面對的難題，不是簡單的「要不要安全」。而是：當一個地方因為地理位置而具有高度國家戰略價值時，誰決定它承擔多少安全成本？國家當然不能沒有安全政策。日本中央政府面對區域軍事變化，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沖繩的地理位置也不是地方政府可以自行改變的。但是，安全政策同樣不能沒有地方民主。基地設在哪裡、土地如何使用、軍事活動如何影響居民生活，以及地方社會承擔多少環境與生活成本，最後都不是地圖上的抽象符號，而是具體的人每天必須面對的事情。這也是為什麼古謝的勝選不能被視為一張對所有安全政策的「空白支票」。選民投的是知事，不是一套無限期的國家安全政策；投票結果也同時包含經濟、生活、基地與地方治理等不同考量。把一次地方選舉直接翻譯成沖繩社會對所有防衛政策的全面授權，反而低估了民主政治的複雜性。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中國因素。中國近年持續談論琉球歷史與地位，外界也注意到相關論述在網路上的擴散。但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確實對琉球議題提出自己的論述，就把沖繩社會的歷史記憶、自治意識與基地爭議全部解釋成中國影響。反過來，中國談論琉球，也不等於中國因此取得決定沖繩未來的權利。前陣子流傳的「琉球已宣布獨立、成立自治共和國」就是一個例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查證指出，這其實是沖繩知事參選人屋良朝助提出的政見，並非沖繩縣政府宣布獨立；相關民調也顯示，支持沖繩獨立者約三％，並非主流民意。因此，至少要把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分開。沖繩人可以討論自治與自決，不代表沖繩主流民意現在要求獨立。中國可以提出琉球論述，不代表中國可以代替沖繩人民決定沖繩的未來。日本中央政府可以主張國家安全，也不代表地方社會因此失去表達基地負擔與生活經驗的權利。外部力量不能取代地方人民，國家安全也不能取消地方民主。這正是台灣應該從沖繩看見自己的地方。台灣與沖繩都處在中國軍事力量逐漸擴張的區域環境之中，也都位於東亞海洋安全的重要位置。但是，兩地的歷史並不相同。沖繩有琉球王國、戰爭與美軍基地的歷史；台灣則有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威權統治，以及長期兩岸軍事對峙的經驗。因此，台灣不能要求沖繩用台灣的歷史理解安全。同樣地，台灣也不能因為理解沖繩對戰爭與基地的恐懼，就假裝中國的軍事壓力不存在。中國的軍事壓力是真實存在的，沖繩的戰爭記憶與基地負擔也是真實存在的。一個真實，不能拿來取消另一個真實。這其實是台灣在面對安全問題時，非常需要保留的一種能力：同時看見兩個甚至多個真實。台灣需要防衛能力，也需要外交與國際合作；但安全政策不能只由中央政府決定方向，再要求地方社會接受結果。當軍事設施、演訓、民防、能源、交通與醫療體系逐漸進入地方生活，我們也必須問：誰承擔成本？地方能不能參與？不同意見能不能被聽見？這不是削弱安全，而是讓安全政策獲得民主社會所需要的信任。反過來說，地方民主也不能成為拒絕面對外部威脅的理由。真正成熟的安全政治，不是要求人民接受安全，而是讓人民參與定義：什麼樣的安全值得被守護，以及這份安全應該由誰、以什麼方式共同承擔。這也是沖繩對台灣真正重要的地方。第一島鏈從來不只是一條軍事地圖上的線。線上有島嶼、有城市、有基地，也有一個個具有歷史記憶與政治意志的人。如果台灣希望國際社會尊重台灣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那麼在理解沖繩時，也應該尊重沖繩人民討論自身歷史、自治與安全的權利。這不是把台灣與沖繩畫上等號，也不是否定日本的國家安全，而是要求民主原則具有一致性。人民的意志不能只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才值得尊重。因此，這次沖繩知事選舉真正值得台灣思考的，不只是誰贏了，也不只是沖繩是否「變天」。更重要的是，它再次提醒我們：安全的目的，不是讓島嶼成為軍事據點，而是讓島上的人民仍然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生活與未來。這或許才是第一島鏈上最難、也最值得追求的安全。

投書生活即政治，但關心方式可以不同

每逢選舉將近，政治就會再次大量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街頭造勢、競選小物、網路攻防，以及支持者彼此貼標籤的現象，似乎總會隨著選舉重新出現。筆者過去也曾經是對政治比較熱衷的人，會參加造勢活動，也曾經對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與政黨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擁有投票權這幾十年來，看過一些事情，也看過政治人物的起起落落，想法自然慢慢改變。現在仍然會關心政治，也會投票，只是不再百分之百相信任何一位候選人或任何一個政黨。這並不是認為誰一定會翻車，更不是自命清高。只是政治人物終究是人，今天看起來形象清新、值得信任，不代表未來每一個決定都不會受到質疑。對政治人物保留一點距離，並不是否定支持的價值，而是讓自己始終保有重新判斷的空間。所以現在的筆者，不會再參加選舉造勢，也不會特別花錢購買候選人的競選小物。尤其是穿在身上、戴在身上的物品，很容易讓一次選舉的支持變成公開的政治身分。今天可能覺得有認同感，哪一天政治人物發生爭議，這些東西反而可能讓自己感到尷尬。筆者更在意的是，政治支持有時會從「我投這一票」，慢慢變成「我是這一邊的人」。政治學上常談到政治認同，但當認同變成強烈的身分區隔，人與人之間本就容易從意見不同，變成彼此敵我不同。支持不同候選人，本來是民主社會很正常的事情，卻可能演變成貼標籤、嘲諷，甚至在網路上「出征」與肉搜。筆者不認為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必須彼此認同，但至少應該保留彼此相處的空間。我們不可能要求所有政治狂熱者突然冷靜下來，但至少可以決定自己不要加入攻擊別人的行列。當然，和政治現場保持一點距離，不代表不關心政治。政策有問題，當然應該討論；政治人物做錯事情，也應該接受批評；公共權力更需要受到人民監督。只是有政治立場，和把政治變成日常生活的主要身分，是兩回事。其實這和每個人用各自的方式「愛台灣」有異曲同工之妙；閱讀報紙、寫文章，参加造勢場合、看高張力的政論節目，方法不同，但出發點都是關心政治，而也不用假裝政治與我無關，或是嫌政治很骯髒。政治事實上就是眾人之事，換句話說就是「生活即政治」。當然，要高調表態與否也應出自於自己的意願，逼別人表並不道德。而既然自己選擇某種程度上的表態，「進了廚房就不要怕熱」，像筆者現在寫這篇文章，就已經做好被貼上「左膠」標籤的心理準備。不過對多數人而言，選舉過後還是要回到生活：和同事工作、和鄰居相處、和朋友吃飯，也要和家人繼續往來。候選人的政治生命可能隨著選舉起伏，但我們與身邊人的關係往往更長。沒有必要因為一張選票，就把原本可以好好相處的人變成彼此防備的對象。所以現在的筆者，寧可低調一點。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比較高尚，而是走過一些事情後，覺得政治值得認真看待，卻不必讓政治佔據我們全部的生活。投票時可以認真選擇，該批評時可以批評；但離開選票與公共議題之後，我們仍然可以把彼此當成鄰居、同事與朋友。政治可以有立場，但生活不必一直選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