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資深藝人邏輯顛倒,胡瓜在說什麼矛盾的話?
有網友轉傳前陣子資深藝人胡瓜接受訪問的影片過來,看了一下,他大概是說他繳稅很多,因此會去投票,因為這是「人民的權利與義務。」,但沒想到話鋒突然一轉,他又改口說「政治其實不關人民的事,誰當選都一樣。」筆者認為胡瓜講話自我矛盾;一下講說會去投票,一下又說誰當選都一樣,那他到底是什麼價值判斷?另外他說他繳很多稅,所以會去投票。這也是莫名其妙,繳多少稅跟去不去投票有什麼關係?剛成年的首投族、正在待業中的人、已退休的長輩,如果都是沒有繳稅,就不能去投票嗎? 繳稅繳得很少或是沒繳稅的、不需繳稅的人也一樣可以去投票。而政治不關人民的事?怎麼會不關呢?選出的人如何施展政策,如何監督問政,這都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政治就是眾人之事,講這個話實在是太奇怪了,不然他去當無政府主義政者算了。再來,誰當選都一樣?此言差矣!怎麼可能一樣?雖然以我中間偏左的政治正確立場來看,我先把所有的人都視為善意的,只是他們想為台灣做事的方向和理念不同而已。但是回到原來的問題,一個主張要和中國簽和平協議的人要選總統,和一個主張要一邊一國的人要選總統,哪一個人當選會都一樣?筆者判斷,胡瓜應該不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而且他在社會上走跳這麼久了,何況還是在很複雜的演藝圈,他不會不懂這些道理。如果他要講那種話,那還不如根本就不要回答,多說多錯、多說無益。媒體朋友們,會去問「瓜哥」問題的,應該是主跑娛樂線的吧?那也請你們問他的節目、主持,或者演藝圈的事情就足夠了吧!
留言0喜歡1投書從個資詐騙到總統資料外洩,資安已是國安問題
今年六月,筆者購買一台筆記型電腦。上個月卻收到冒充台灣授權公司的電子郵件,聲稱筆者刷卡購買同款電腦十多台,金額高達二十多萬元。信中連購買時間與產品型號都正確,相當可信。所幸筆者察覺有異,立即向真正的授權公司查證,並提醒業者注意是否還有其他受害者。詐騙者究竟從何得知消費紀錄?可能是企業內部管理不當、資料庫遭入侵,也可能是委外廠商或資訊處理環節出現漏洞。在沒有證據前,不宜指控特定公司或人員,但企業有責任查明資料流向,檢視合作廠商的資安管理,不能只要求消費者提高警覺。韓國近日發生的事件,更突顯個資外洩可能牽動國家安全。包括總統李在明夫婦、政府官員、警衛及出訪隨行記者等一百六十八人的個人資料,遭上傳至可供下載的付費資安網站,內容包括姓名、職務、出生日期及護照號碼,曝光約五個月。韓國警方十一月三日已將案件轉為正式調查。初步調查指向有人在使用網站掃描檔案是否含有惡意程式時,將名單上傳,目前尚未證實是駭客入侵。可見資安破口未必來自駭客,日常疏失也可能造成嚴重後果。民眾應建立基本資安習慣,但也須考量使用負擔。若要求每個網路帳號都設定不同密碼並啟用雙重驗證,勢必增加記憶與操作成本。可善用可信賴的密碼管理工具,優先保護電子郵件、金融及主要雲端帳號,也可採用通行金鑰。收到可疑交易通知,應透過官方管道查證,切勿點擊陌生連結。企業須落實資料加密、權限控管、操作紀錄及定期稽核,妥善管理委外廠商;發現外洩時,應迅速通報、通知當事人並補救。政府則應強化機關及關鍵基礎設施防護,建立跨部會通報、數位鑑識及應變機制,並與國際夥伴合作追查跨境犯罪集團。涉及首長行程、警衛部署與政府人員資料,應嚴格控管存取權限並加密,避免敏感資訊暴露。數位生活愈便利,資料流動愈頻繁,風險愈難由個人獨力承擔。個資保護不能只靠民眾辨識詐騙,企業必須負起保管責任,政府也須建立究責制度。資安防護應兼顧安全與便利,不能把技術責任全數轉嫁給使用者。保護個資是保障人民權益,守住政府資訊則是維護國家安全。
留言0喜歡投書沒有子女,就不懂下一代?
資深音樂人羅大佑日前接受廣播節目專訪,點名前總統蔡英文、副總統蕭美琴及前監察院長陳菊三人未婚未育,再以自己育有子女為對比,表示有子女的人對下一代想得很多,這些人則不會想太多。這番言論令人遺憾,也暴露出以婚育狀況衡量公共責任的刻板思維。一個人是否結婚、生育,與他是否關心兒童、理解育兒需求,不能直接畫上等號。沒有生育經驗,不代表無法理解父母的辛苦,更不代表沒有能力研究、制定及推動兒童福利、托育與教育政策。反過來說,生兒育女也不會自動讓一個人成為稱職的父母,更不代表自然具備規劃兒少政策的專業。政策能力應由知識、經驗、制度設計與施政成果檢驗,而非以個人家庭狀態認定。羅大佑雖也提及總統賴清德的兒子赴美,但其論述特別將三位女性政治人物未婚未育的狀況,連結到她們是否關心下一代,仍令人質疑。他以自己身為父親的經驗作為優勢,卻忽略生育與育兒的責任並不相同。懷孕與生產的身體負擔當然由女性承受,男性並不會經歷相同的生理過程;但孩子出生後的照顧與教養,則應由父母共同負責,也需要家庭、社會與政府提供支持。若以女性的婚育狀況作為政治批評的素材,難免落入性別偏見。這樣的言論也可能刺傷許多渴望孩子,卻因健康、經濟、伴侶關係或其他因素而無法生育的人。婚姻與生育是個人自主選擇,不應成為衡量人格、人生價值及公共能力的標準。沒能成為父母,不等於不關心孩子;沒有親生子女,也不妨礙一個人為下一代努力。台灣多年來推動性別平等與生育自主,社會觀念已有進步,卻仍有人以傳統婚育框架評斷女性,甚至將其當成政治攻擊素材。政治人物當然應接受人民檢驗,兒童福利、托育政策及少子女化也都值得嚴肅討論,但批評應回到政策內容、施政能力與公共責任,而不是拿個人的婚姻、生育狀況作文章。關心下一代,不必先成為父母;真正重要的,是願不願意為所有孩子的未來承擔責任。
留言0喜歡1投書從AI到SI,科技專業不應成為政治命名的工具
美國總統川普九月二十九日簽署行政命令,要求聯邦行政部門在公文、網站、報告及其他非法律文件中,以「超級智慧」(Super Intelligence,SI)取代「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十月二十七日,他又批評《華爾街日報》仍使用AI,並表示將在相關材料中禁止使用。這場命名爭議,值得從科技專業與公共權力的界線來看。Artificial有「人為製造、非自然形成」之意,並不等於「虛假」。人工智慧描述由人類設計、建構的智慧系統,不能只因字面聯想,就認定名稱不準確。專業術語仍應由學術研究與技術發展檢驗。人工智慧與超級智慧並非同義詞。哲學家博斯特羅姆所談的超級智慧,是指在科學創造力、一般智慧及社會能力等重要領域,遠遠超越人類最佳水準的智慧。這與目前一般所稱的人工智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行政命令暫時仍以現行法律對人工智慧的定義界定SI,並要求科技顧問六十天內提出新的聯邦定義及立法文字。名稱與定義的落差,顯示政策仍有待釐清。政府可以依法統一行政機關的官方用語,卻不代表私人媒體、研究機構與社會大眾也必須跟進。《華爾街日報》如何使用科技名詞,應由編輯依據專業與新聞判斷決定。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四年的「邁阿密先驅報出版公司訴托尼洛案」(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illo),否定政府以法律強制報紙刊登特定回應,確認新聞編輯自主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該案並非直接處理本次爭議,但其原則仍值得參照。科技術語應隨研究、技術進展與專業共識調整,不應隨政治人物偏好或政權更替反覆改名。台灣關注美國科技政策與台美關係之餘,也應保有獨立判斷。尊重美國,不等於照單全收美國政府的每項決定;政府可以決定官方用語,卻不應支配專業語言及新聞編輯。
留言0喜歡1投書美國半導體保護主義升高,台日韓與歐洲應深化合作
美國近年以關稅、投資誘因及產業政策推動半導體製造回流,並已對部分先進運算晶片採取關稅措施。這些作法牽動全球科技供應鏈,也讓各國重新思考產業布局。台灣不能只等待華府政策轉向,更應與日本、韓國及歐洲深化合作,分散供應鏈風險。美國有權發展本土製造能力,但半導體涵蓋設計、設備、材料、製造、封裝與測試,各環節仰賴長期累積的技術、人才及上下游廠商。即使投入鉅額資金,也難以在短時間內複製完整生態系。若以關稅或政治壓力迫使企業快速調整布局,反而可能增加生產成本與政策不確定性。全球半導體產業各有分工。美國在晶片設計、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及研發方面具優勢;台灣擁有晶圓代工與先進封裝實力;日本深具材料、設備及精密製造基礎;韓國是記憶體重要供應者;歐洲掌握關鍵設備與工業技術,荷蘭艾司摩爾更是目前唯一商業供應極紫外光微影系統的業者。各地能力彼此依存,合作比封閉自給更務實。台灣、日本、韓國與歐洲可推動三方面合作,包括共同研發人工智慧晶片、先進封裝、矽光子及高效能運算;建立關鍵材料、設備與零組件的多元供應來源;定期交換供應中斷、資安及出口管制風險資訊,並建立地震、疫情、戰爭或海運受阻時的跨國應變機制。這不是要建立排斥美國的科技陣營,美國仍是重要夥伴,合作也應保持開放。台灣已有交流基礎。今年九月舉行的晶鏈高峰論壇,邀集三十八國政府、產業及研究代表;台灣與歐盟八月也舉行第二次半導體產業對話,討論人工智慧晶片、資料中心及晶片設計合作。若能持續深化,並轉化為共同研發、投資及風險協調機制,就有機會讓交流從會議走向實質合作。面對地緣政治緊張、戰爭風險及出口管制變化,供應鏈韌性已是經濟安全的重要一環。台灣不應只把半導體優勢當成吸引投資的籌碼,也不能將產業命運繫於單一國家的政策方向。維持與美國合作,同時深化與日本、韓國及歐洲的夥伴關係,才能分散風險、拓展市場,讓台灣從關鍵製造基地,進一步成為國際科技合作的積極參與者。
留言0喜歡1投書長照空窗誰來補?政府不能把責任留給家庭
台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家庭照顧已不只是個別家庭的私事,更是政府必須正視的公共政策問題。近期外籍家庭看護工懷孕、休假及照顧空窗問題引發討論,也反映出現行長照制度仍有不足之處。當家庭主要照顧人力暫時無法工作,失能者的生活由誰接手,值得政府認真面對。外籍家庭看護工是許多失能家庭不可或缺的人力,但移工同樣享有休息、就醫及生育權益。不能因為移工懷孕,就將其視為不適任而任意解僱;然而,當看護因安胎、產假、疾病或休假暫時無法工作,失能者仍有吃飯、如廁、翻身、用藥及就醫等日常需求。家屬未必能隨時請假照顧,也不一定有經濟能力立即聘請替代人力。這正是家庭照顧最容易出現的制度缺口。目前家庭雇主每月須為聘僱的家庭看護工繳納二千元就業安定費,一年共二萬四千元。這筆費用依法用於促進就業、勞工福祉及外國人聘僱管理等事項,並非個別家庭的照顧保險。政府應讓相關基金運用更加透明,也應清楚說明家庭遭遇照顧空窗時,可以取得哪些協助,避免雇主繳費多年,真正需要支援時卻不清楚如何尋求資源。政府並非完全沒有提供替代照顧措施。符合長照需要等級第二級以上等條件的家庭,可以申請喘息服務及短期替代照顧服務,兩者合計每年最多五十二日。然而,補助天數不等於實際服務量能。所在地區是否有足夠人力、服務時段能否配合、申請程序是否便利,以及家庭是否負擔得起部分費用,都會影響政策的實際效果。制度存在,不代表家庭急需照顧時就一定找得到人。政府應進一步整合長照服務、短期替代照顧及移工聘僱制度,建立更有效率的轉介機制,讓家庭在看護請假、懷孕生產或轉換雇主期間,都能及時取得替代人力。同時,也應加強多語宣導,讓移工及雇主充分了解懷孕、生產、請假與轉換雇主的規定,並提供必要的健康諮詢及照顧銜接資訊。保障移工生育權益,不能成為忽視家庭照顧需求的理由;家庭面臨人力不足,也不能成為犧牲移工權益的藉口。長照不能只靠家庭自行承擔,也不能將外籍看護工視為沒有個人需求的照顧工具。台灣既然已經邁入超高齡社會,就應正視家庭照顧者與失能者的實際處境。政府的責任不只是訂定補助辦法,更要確保服務真正到位,讓家庭在照顧空窗時找得到人、負擔得起,讓移工的基本權益受到保障,也讓失能者不因照顧人力暫時中斷而失去應有的照料。
留言0喜歡1投書選舉辯論與公共政策
十月三十一日,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與沈伯洋舉行首場電視辯論,針對都市更新、樹木保育、營養午餐、兒虐、毒駕及雙城論壇等議題交鋒。這場辯論不僅呈現兩位參選人的政策主張,也讓選民有機會思考,候選人究竟能否正面回應問題,並提出具體、可執行的市政方案。辯論設有交叉詰問與追問機制,原本就是為了讓候選人針對彼此提出的問題進一步說明。然而,提出質疑之後,更重要的是聽取對方如何回答。候選人不應只重複自己的政治立場,也不應將問題轉向對手的過去言論,甚至以其他爭議取代原本的提問。無論是現任市長說明施政成果,或挑戰者提出監督與改革主張,都應具體回應市民關心的問題。能否正面回答,正是選民檢驗候選人溝通能力與政策思考的重要依據。政策討論也不能停留在願景與口號。都市更新應說明居民溝通、安置配套、財務安排及推動期程;樹木保育應交代工程評估、移植程序、替代方案與監督機制;營養午餐則應說明食材來源、品質管理、經費負擔及稽核制度。任何重大政見都應進一步交代預算從何而來、由哪個機關負責、預計何時完成,以及如何衡量執行成效。缺乏這些資訊,即使承諾再吸引人,也難以讓市民判斷是否真正可行。媒體與主辦單位同樣負有責任。辯論不應只追求衝突、聲量與話題,更應安排足夠時間讓候選人說明政策,並透過追問釐清模糊之處。媒體報導也不宜只擷取金句或攻防片段,而應進一步查證數據、政策背景及承諾的可行性,讓選民取得完整資訊。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檢驗不能隨著辯論結束而停止。候選人當選後,政見應成為市民持續監督的依據。媒體、議會及公民團體可以定期追蹤預算執行、政策進度與實際成果,檢視競選承諾是否落實。若政策未能如期推動,也應要求市府說明原因及改善方式。台北市長選舉不只是對過去施政的評價,也是對未來城市方向的選擇。選民需要關心的,不是哪一方在辯論中取得一時優勢,而是哪一位候選人能正面回答問題、提出可行政策,並在當選後接受持續監督。選舉辯論的真正價值,正是讓公共政策接受檢驗,讓民主選擇建立在充分資訊與公共責任之上。
留言0喜歡1投書防範境外介選,也要守住言論自由
台灣年底將舉行九合一地方選舉,選民透過政見與施政紀錄評估候選人,卻也可能在網路上遭遇有組織的資訊操弄。境外勢力若利用假帳號、爭議訊息及人工智慧生成內容介入選舉,受影響的不只是候選人形象,更是選民判斷公共事務的能力。國安局向立法院提出的報告指出,今年一至九月,國安情報團隊追蹤異常帳號,蒐報爭議訊息約二百五十萬則,較去年同期約一百六十九萬則增加百分之四十八。相關內容涉及能源、食安、國防政策及特定候選人,並透過內容農場、假網站、AI生成影音與假帳號留言等方式傳散。這項數字是國安機關蒐報的爭議訊息,不能直接等同於二百五十萬則都已證實為假訊息,但足以顯示資訊操作值得警惕。資訊操弄的危險,不只在於捏造單一事件,更在於反覆放大特定敘事。大量帳號發布相似內容,可能製造某種立場獲得廣泛支持的假象;AI也降低影音製作與散布成本,使真假更難辨識。當選民在錯誤資訊中形成印象,公共討論便可能偏離政策,陷入猜疑與對立。然而,防範認知作戰不能成為壓制異議的藉口。民主社會保障人民批評政府、質疑政策的權利。判斷資訊是否涉及操弄,應檢視是否偽造事實、冒用身分、隱匿來源或存在組織性協同行為,不能只因內容不利於執政者,就推定背後有境外勢力。若政府模糊這條界線,反而會傷害言論自由,削弱民眾對反制工作的信任。台灣需要透明且可受檢驗的防衛機制。政府應公開查證依據與操作樣態,區分可疑訊息、已查證的不實內容及違法行為;社群平台應提高政治廣告、帳號來源與異常協同行為的透明度;涉及妨害選舉或其他犯罪者,則應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媒體也不應為追求流量,未經查證便放大可疑訊息。選民應查核訊息來源,不因內容符合自身立場便急於轉傳。選舉公平不只在於沒有賄選與舞弊,也在於選民能否在可信的資訊環境中作出選擇。台灣必須抵抗境外干預,也要確保反制措施不逾越民主界線。唯有如此,才能在守護國家安全的同時,維持民主社會應有的自由與信任。
留言0喜歡1投書七萬多元的手機,買的是功能還是品牌?
蘋果首款摺疊手機 iPhone Duo 上市,好市多內湖店首批二十支約五分鐘售罄。這款手機起價七萬四千九百元,仍有人搶購。但售罄不能證明它物有所值,也無法說明買家的收入與付款方式。購買高價手機不必然不理性。摺疊螢幕與多工操作,對行動辦公者可能有實際用途;科技愛好者也有權為興趣付費。然而,信用卡一次付清、分期付款或電信購機方案,雖然一時都可能降低付款門檻或獲折扣。但若選擇分期只是延後支出,不會讓手機變便宜;首批買家如何付款,目前沒有足夠資料可以斷言。摺疊手機也不是蘋果首創。三星早在二〇一九年便推出 Galaxy Fold,之後持續改良。蘋果推出的是第一支摺疊式 iPhone,吸引力可能來自 iOS 生態系與品牌期待;但相較於多年來已發展的同類產品,它究竟提供哪些值得付出高價的優勢,仍應由功能與實際體驗檢驗。上市後,網路上陸續出現使用者報告,iPhone Duo 內螢幕沿摺痕破裂、出現亮線等個案,耐用度測試也顯示粉塵可能影響鉸鏈運作。這些早期案例不足以證明故障普遍,原因與比例仍待釐清,卻提醒消費者:新品熱度不等於品質已獲充分驗證。當維修成本不低,搶先入手也意味著風險。手機更新速度同樣值得思考。蘋果每年推出新一代 iPhone,若採多年信用卡分期,或三、四年電信合約,款項可能還沒繳完,新機已推出好幾代。舊手機不會因新機上市就立即失去價值;問題是,消費者是否需要新機功能,又是否願意為新鮮感承擔長期支出。筆者至今在街頭只看過一人使用 iPhone Duo。這只是個人觀察,不能代表銷量或買家身分。但即使有能力購買,筆者也未必敢在路邊自在拿出來,因為擔心引人注目,讓旁人猜測自己的消費能力。昂貴手機能帶來科技體驗,也可能成為身分象徵,讓人不自在。科技進步值得期待,消費自由也應受尊重。理性消費不是一味追求新產品或只買便宜,而是衡量用途、耐用風險、總成本與財務能力。當一支手機足以影響數年的付款安排,我們更該問:自己買的究竟是實用功能,還是品牌所承載的想像?
留言0喜歡1投書學歷愈高才愈成功?別把名校、碩博士與留學當標配
教育部十月預告修正《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七條,擬將俗稱「吳寶春條款」的特殊招生監督機制明定於法規。這項消息讓筆者想到,台灣社會為何如此看重名校文憑、碩博士學位與海外留學經歷?多年來,每逢台灣選舉,候選人的學歷總是受到關注,畢業於哪所大學、取得什麼學位,往往成為介紹個人背景的重要資訊。這也讓筆者思考,學歷是否已不只是學習經歷,更成為判斷一個人能力與成就的標準?從高中升大學,到畢業後繼續念研究所,甚至出國取得學位,彷彿才是理想的人生路線。選校時,校名可能比學習內容更受重視;求職時,學歷也可能成為篩選門檻。名校或許提供更多資源與人脈,但校名不能直接證明能力;文憑代表完成特定階段的學習,也不等於具備解決問題、成熟判斷或創造成果的能力。碩博士教育有其價值。學術研究及部分專業工作需要長期訓練,但不是每種職業都需要研究所學歷,也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研究路線。若工作不需要碩博士訓練,只為讓履歷好看而繼續升學,可能增加學費負擔,也延後累積實務經驗。社會需要研究人才,也需要技術人員、專業職人,以及各行各業能解決問題的人。留學也是如此。海外求學能拓展視野、接觸不同文化,卻也涉及學費、生活成本與語言適應。有人需要到國外接受特定訓練,有人在台灣也能找到合適資源、建立專業能力。留學可以是寶貴經歷,卻不該成為衡量能力與眼界的通用標準。教育的目的,是讓人取得知識、培養思考能力,並選擇自己的人生方向,而不是讓所有人沿著同一條升學階梯競爭。大學教育也不只有文憑;通識課程讓學生接觸專業以外的知識、理解不同觀點,培養獨立思考。這些收穫未必立即反映在薪資上,卻同樣值得重視。我們應該重視學習,而不是迷信校名、學歷或留學經歷。與其追問一個人畢業於哪所大學、為何沒有碩博士學位或留學經驗,不如看他具備什麼能力、做出什麼成果。名校、學位與海外經驗都可以成為助力,卻不該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標籤。
留言0喜歡1投書選市長不是考英文,全英文辯論究竟要給誰看?
台中市長選舉的電視辯論協商,因二十分鐘全英文交叉詰問陷入僵局。江啟臣陣營主張,英文問答可以檢視候選人的國際視野與涉外能力;何欣純陣營則認為,辯論應讓市民聽懂市政。爭論不該停留在誰敢不敢說英文,而應追問:這項安排究竟能否檢驗市長的治理能力?日前沈伯洋接受資深媒體人張雅琴專訪時有一部分全英文訪問橋段,談及中國將他列入黑名單,以及台北市長應由台北市民選出、而非由北京指定等等問題。其實這樣的形式正好可以提供参考,候選人可以接受媒體的英文專訪,這樣也可以用英文暢談他的參選理念與城市治理方針。這樣就已經非常足夠,而不是故意在辯論會上用英文來辯論,為難一般市民。國際專訪與地方選舉辯論的目的並不相同。前者著重對外溝通,後者首先應讓選民比較政見,檢視候選人如何處理交通、長照、托育、產業發展與城鄉差距。若九十分鐘的辯論中,強制二十分鐘提問與回答都使用英文,這種形式是否比深入討論市政更能判斷候選人是否適任,值得追問。英文流利不等於政策周延,更不保證行政執行力。市長具備英文能力,當然有助於城市外交與國際交流;但城市的對外溝通,也仰賴熟悉外語、國際事務與產業政策的專業團隊。面對突發提問,市長能直接回答是優勢;遇到複雜或敏感議題,先確認問題、核實資料,必要時請口譯協助,也可能是負責任的做法。市長的責任是帶領團隊有效溝通,而不是證明所有事情都得親自完成。國際視野也不應被簡化成英文流利或海外學歷。沒有留學經歷,不代表不懂國際局勢;擁有高學歷,也不保證理解地方需求。台中要走向國際,需要英文人才與城市外交,更需要能掌握各區差異、提出可行政策並對施政成果負責的首長。辯論可以設計外語問答,讓候選人展現能力,但不宜讓語言形式排擠市政討論。選市長不是英文檢定。辯論規則最該優先保障的,是市民理解政見、比較政策並作出判斷的權利。應受檢驗的,是候選人能否治理城市、回應居民,並帶領團隊落實承諾。
留言1喜歡2投書學生安全保障一刻等不得,特教生情況更需大眾理解
台中市一所國小近日前傳出三名特教生遭布帶固定在椅子上的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據媒體報導,家長十月十四日前往學校時,目擊包括自己孩子在內的學生遭限制行動,隨即帶孩子就醫。人本教育基金會指出,相關學生疑似多次遭到綑綁,家長也提出學生受傷的情況;校方則表示,當時學生情緒高張,教師擔心發生意外,才暫時固定學生。教育局已介入調查,相關人員也已調整職務。事件的具體責任仍待釐清,但學生安全不應因此成為等待調查期間的次要問題。事發當天至今,已隔多日;不禁讓人擔憂,現在的處理狀況及後續發展,包括相關部門負責人,甚至市長的處理方式及態度是什麼?當事學生們的身心狀況到底是否還好呢?筆者正好在最近聽了一位特教系教授的講座,因此格外認為這樣的事件真的非同小可,絕不能船過水無痕。對部分無法清楚表達自身遭遇的特教生而言,校園不只是學習場所,更是必須受到保護的生活環境。當學生難以陳述經歷,家長又不可能隨時在場,學校就更應建立明確、可受檢驗的照顧與危機處理程序。即使教師主張出發點是避免意外,也不能只憑「為了安全」便認定處置合理。是否確有必要、是否符合規範、有無替代方式,都必須經過調查。然而,若只把事件歸咎於個別教師,也可能錯失改善制度的機會。特教現場需要專業訓練、足夠人力、合宜空間及明確的危機處理流程。當學生情緒升高,教師同時必須照顧其他學生時,是否有足夠人力支援?學校是否具備適當的情緒調節與安全介入方法?主管機關是否定期檢視第一線的實際需求?這些問題都不能等到事件曝光後才被提出。保障教師權益與保障學生安全並非二選一。教師不應在調查完成前就被預先定罪,但學生也不能因為教師工作辛苦、學校人力不足,就承擔不應由自己承擔的風險。行政機關應依規定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保存相關紀錄、釐清事實,並讓調查程序受到檢驗。教育局的責任也不只是要求學校依法調查。若調查發現不當處置,就應依法究責;若制度存在人力、訓練或管理上的缺失,也應提出具體改善措施,並追蹤執行情形。公開說明應兼顧家長知情權與學生隱私,不能讓事件隨著新聞熱度消退,就失去後續檢討的動力。教師需要合理的工作條件,學生更需要不受不當對待的保障。兩者不是互相競爭的權益,而是教育制度必須同時履行的責任。調查必須公正,但保護學生不必等到調查結束。唯有把個案調查轉化為制度改善,才能避免類似事件重演。
留言0喜歡1投書歐洲動盪,不能以身分代替證據
法國十月十七日的大規模示威,源於生活成本上升、教育資源不足及公共服務問題;多數人和平上街,部分小群體破壞公物、搶劫並與警方衝突。義大利米蘭也發生搶掠與縱火。美聯社十月二十一日的事實查核指出,現有資訊難以確認法國示威者的完整社會背景,當局也未將暴力歸因於移民。這不等於涉案者都沒有穆斯林背景,而是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涉案者當中有無穆斯林移民。個別人士的宗教或移民背景是一回事,證明這些背景是暴力成因,則是另一回事。這不表示歐洲沒有移民融入、社會邊緣化或治安問題。犯罪應依法調查,受害者應獲保障,執法也不能因政治正確而退讓;但同樣不能因個別人士犯罪,就把責任擴及整個宗教或族群。歐洲既有長期居住當地的少數族群,也有新移民與難民,各自的歷史處境並不相同。討論治安,應看具體行為、證據與制度問題,而非以身分標籤取代調查。穆斯林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中東與東南亞的歷史、政治環境和宗教實踐各有差異,既不能一概視為激進,也不能預設必然溫和。印尼峇里島曾於二〇〇二年及二〇〇五年遭伊斯蘭激進組織策動爆炸攻擊,這段歷史不應淡化;但它證明的是極端組織可能造成嚴重傷害,不是印尼穆斯林整體支持暴力。辨識極端主義,必須針對組織、行為與具體證據,而非把宗教信仰或地域劃分直接當成危險指標。而日本史上的「渡來人」,主要指古代從朝鮮半島及中國等地移居日本列島的人群,反映特定歷史時期的人口移動與文化交流,現今日本社會文化有一部分是由「渡來文化」所構成。但這個概念不能直接等同現代移民;個別渡來人的經歷,也不能證明任何來源的移民必然融入,或必然無法融入。至於台灣討論新住民政策,真正該問的不是哪一種宗教或出身值得先被懷疑,而是如何辨識具體風險、依法處理違法行為,並讓守法者不因身分遭到集體猜疑。合理的警戒必須有證據,平等的法律標準也必須適用於每個人。若把尚未查明的事件先歸因於某個群體,不但無助於治安,也可能讓真正的問題失焦。
留言0喜歡1投書依法驅逐中生,不是什麼錯失交流機會
一名中國籍交換學生日前在賴清德總統出席國立台灣大學「台灣橋樑計畫」閉幕活動時,拍攝以手指捏住總統頭部的錯位影像,並搭配「小小賴清德拿下」等文字及兩岸統一的政治標籤。移民署調查後,廢止其入境許可、驅逐出境,並管制五年內不予許可申請來臺,引發言論自由的爭議。民主國家的總統當然可以受到批評與嘲諷,甚至面對尖銳的政治諷刺。言論自由的價值,正是容許人民表達不同意見,而不是只保護符合執政者期待的言論。然而,保障言論自由,是否代表任何人都可以在台灣做出任何政治言行,而不必面對法律規範?這起事件不能只看成一張嘲諷總統的照片。當事人不僅發布影像,也搭配否定台灣主權的政治文字。主張兩岸統一或反對台灣獨立,本身屬於政治立場的表達,不能僅因立場不同就認定違法;但言論自由也不代表政府不能依法管理外國人士的入境與居留。移民署依相關法規作成處分,其法律依據與比例原則固然應受檢驗,卻不能只憑言論自由四個字,就認定政府無權處理。台灣歡迎中國學生來台交流,是希望增進彼此理解,而不是要求台灣對否定自身主權的言行一概容忍。若這名學生認為自己可以在台灣公開嘲諷總統、表達政治主張,那麼,他是否也能在中國以同樣方式嘲諷習近平?這個問題突顯兩岸政治環境的差異,但台灣的民主價值,不應只建立在與中國的對比之上,更應體現在我們能否依照自己的法律與民主原則處理爭議。民主不是讓任何人都不必承擔行為後果,而是政府行使權力必須有法律依據,人民也有權檢驗政府的決定。言論自由保障不同意見,但不代表任何人都能要求台灣放棄維護自身主權與依法管理入境的權力。言論自由不能成為否定台灣主權的免責理由。這並不是什麼「錯失交流機會」,台灣和中國的交流,不該「因小失大」才是真正的重點。
留言0喜歡1投書林飛帆為什麼不能對職業軍人談國防?
國安會副秘書長林飛帆十月二十日前往國防大學演講,分享政府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政策準備,卻因為他服過替代役,而遭到部分人士質疑,認為他沒有資格對職業軍人談國防。這種論調看似強調專業,實際上卻混淆了軍事訓練與國家安全研究的界線。首先必須釐清,林飛帆這次演講的主題是全社會防衛韌性,而不是教導職業軍人如何操作武器、指揮部隊或執行戰術。全社會防衛韌性涉及政府持續運作、民生機能維繫,以及必要時支援軍事需求,這些工作本來就不可能只靠軍人完成。如果講者要傳授的是特定武器操作或部隊戰術,當然必須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但如果講者要分享的是國安政策、跨部門協調、民間資源整合與社會韌性建構經驗,難道一定要先當過職業軍人,才有資格開口?國家安全從來不是軍人的專利。民主國家的國防體系,本來就包含文職官員、政策研究者、戰略學者、外交人員及民間專家。這些人未必接受過完整軍事訓練,卻可能在國防政策、國際安全、軍事戰略與危機管理等領域具有深厚的研究或實務經驗。若一律以是否當過軍人決定發言資格,許多重要的跨領域專業都將被排除在外。美國歷任總統也不是每一任都具有軍旅經歷,但總統仍須承擔國家安全與三軍統帥的憲政責任。日本現任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同樣不是自衛官出身。他曾任環境大臣、農林水產大臣,也曾擔任眾議院安全保障委員長。這些經歷不代表他因此自動具備所有軍事專業,卻足以說明,民主國家的國防治理並不以曾經穿過軍服作為唯一門檻。當然,這不代表只要掛著國安會副秘書長的頭銜,就能免除專業檢驗。林飛帆是否適合這場演講,應該檢視他在全社會防衛韌性工作的實際參與程度、演講內容是否具有實質價值,以及能否對國防大學的學官有所啟發。國防部長顧立雄已說明,林飛帆過去兩年深度參與相關政策工作,也參與國軍演習及實兵演練,這才是評估其適任性的具體依據。若有人認為他的專業不足,完全可以提出具體證據,指出他的政策論述有何錯誤、對國防實務有哪些不了解,或演講內容有何不足。這才是真正的專業監督,而不是反覆拿著替代役身分說事。更何況,職業軍人接受專業訓練,不代表他們不需要理解政府如何運作、民間如何動員,以及社會在危機中如何維持正常生活。現代戰爭不只是軍隊之間的武器對抗,也涉及能源、交通、醫療、通訊、資訊安全與民眾心理韌性。軍人需要理解社會,文職人員也需要理解國防,兩者應該相互補足,而不是互相排斥。專業不是由穿過什麼制服決定,而是由知識、經驗、論證與實際成果決定。 如果一個人沒有當過軍人,就被認定不能談國防,那麼我們究竟是在維護專業,還是在用身分取代專業?林飛帆當然可以接受檢驗,國防大學的課程安排也可以接受公眾監督。但檢驗應該針對演講內容與講者能力,而不是以服役類別先行判定資格。台灣要建立更完整的國防體系,需要的是軍民合作、跨領域整合與理性討論,而不是把國防變成只有軍人才能談論的封閉領域。
留言0喜歡1投書兩岸交流,為什麼非張凌赫不可?
中國藝人張凌赫申請來台舉辦粉絲見面會,陸委會十月二十一日證實否准,理由包括他曾多次發文貶損我國地位、曾在具有統戰色彩的海峽論壇演講,以及此次申請來台的目的不明確。中國國台辦則指責台灣阻撓兩岸文化交流。問題是,兩岸交流真的非張凌赫不可嗎?張凌赫在台灣具有相當知名度,這點無須否認。台灣觀眾喜歡中國戲劇、欣賞中國演員,也不代表這些觀眾必須接受中國對台灣主權的政治主張。欣賞一名演員的作品,與認同他的政治立場,本來就是兩回事。然而,當中國官方把個別藝人來台受阻,上綱為台灣政府打壓兩岸交流時,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交流的對象必須是張凌赫?中國有眾多演員、歌手與文化工作者,難道只有他能代表中國文化,少了他,兩岸文化交流就無以為繼?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文化交流從來不只是文化問題。中國共產黨長期將文化、觀光、教育與青年交流納入對台工作,藉此形塑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知。這不代表每一名赴台藝人都必然執行統戰任務,但當藝人的公開言論、出席活動及赴台目的涉及政治因素,台灣政府當然有必要審慎評估。尤其張凌赫過去曾轉發涉及「中國台灣省」及否定台灣國家地位的內容,又曾出席海峽論壇。台灣社會有理由追問,這次活動究竟是單純的粉絲見面會,還是另有政治安排?政府應提出具體、可檢驗的審查理由,而不是把所有中國藝人一概拒於門外,也不應因為對方知名度高,就放棄必要的國家安全考量。反過來說,如果交流是雙向的,中國是否也願意讓台灣藝人、學者與文化工作者,在中國公開表達台灣主體性?台灣藝人赴中發展,往往得面對各種政治紅線;中國藝人來台,卻要求台灣不得考慮對方的政治言行。這樣的交流,究竟平等在哪裡?如果中國真的重視兩岸文化交流,就應該接受交流對象不必由北京決定,交流內容也不必服從中國的政治框架。台灣同樣可以選擇適合的文化工作者與中國民眾交流,在維護國家尊嚴的前提下,建立真正對等的互動。至於台灣應該派誰?難道要找一位在兩岸都具有知名度、形象得體,又不會被質疑親中立場的人選嗎?賈永婕是否適合,可以討論;但比起尋找一位能讓北京滿意的人,更重要的是台灣有沒有能力自主決定交流的對象、目的與內容。真正的交流,不是中國指定誰來,台灣就必須照單全收;更不是中國把政治要求包裝成文化交流,台灣就不能說不。 如果連選擇交流對象的自主權都沒有,再熱鬧的見面會,也不代表兩岸關係真正向前邁進。
留言2喜歡1投書輔選與出訪,不能凌駕市政責任
台中市長盧秀燕十月十九日接任台北市長蔣萬安競選總部主任委員,並稱蔣萬安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時間必須投入市政。這番話值得追問:盧秀燕自己又如何兼顧台中市政與跨縣市輔選?政治人物有參與政黨活動、協助同黨候選人的自由,但政治自由不代表行政責任可以打折。盧秀燕可以承擔輔選任務,台中市民也有權知道,她如何安排時間,確保市政不受影響。既然以市政投入程度衡量其他市長,就應以同樣標準要求自己,不能要求別人接受檢驗,自己卻不必交代。十月二十日,盧秀燕率團前往日本沖繩,為六十六對新人舉辦空中聯合婚禮,並安排城市交流、拜會縣政府及關懷台商等行程。婚禮有創意,城市交流也有其意義,但活動新穎不代表公共效益自然成立,行程緊湊更不能取代成果檢驗。市府應公開此行總經費、經費來源、政府實際負擔項目,以及航空、婚禮與交流活動的支出分攤方式,並說明如何促進觀光、經貿或城市合作。市府先前表示補助新人往返機票,當地住宿、餐飲由新人自行負擔;但市府與其他單位各自負擔多少,仍應清楚交代。公共資源是納稅人交付政府管理的共同財產。凡涉及公帑,就不能只談活動多麼成功,更要交代花了多少錢、換得什麼成果,以及是否有更符合公共利益的做法。盧秀燕的政治選擇應由選民評價,市長的行政責任卻不能等到選舉結束才接受檢驗。台中市民需要的不是四處奔走、行程受到矚目的政治人物,而是能持續回應市民需求、對公共資源負責的市長。輔選可以是政治任務,出訪可以是城市交流,但兩者都不能凌駕市政責任。盧秀燕應拿出具體行政表現與透明經費資訊,向市民證明市政沒有淪為政治行程的配角。
留言0喜歡1投書釐清三者機能,終身學習翻轉超高齡台灣!
隨著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教育部與各地方政府近期持續檢討終身學習與高齡教育預算配置。然而,大街小巷裡的「社區大學」、「樂齡學習中心」與「長青學苑」,在許多民眾甚至基層行政體系眼中,至今仍常被模糊認為是「老人打發時間的地方」。這種概念上的混淆,不僅抹煞了各機構的核心價值,也忽略了成人繼續教育對國家治理與社會韌性的戰略意義。筆者曾任樂齡學習中心講師,目前剛參加完社區大學教師培訓。這段從授課者到進修者的歷程,讓人深刻體會到三類機構在公共機能上的精細分工。依據社政體系設立的長青學苑,著重於社交陪伴與樂活;教育部主管的樂齡中心,聚焦於活躍老化與預防失能,協助熟齡族維持自主生活能力;而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運作的社區大學,則打破年齡限制,強調公民培力與在地公共參與。三者互為補完,交織成支持終身學習的完整網絡。這套網絡對台灣社會的實質效益遠超越休閒層面。鼓勵熟齡族群走出家門持續動腦與人際互動,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健康預防工程,能顯著延緩失能,減輕醫療與長照負擔。同時,成人學習更能修復世代關係,引導熟齡族將豐富的人生閱歷轉化為關注在地議題、參與志工與地方創生的動能,成為推動民主與社區韌性前進的生力軍。更關鍵的是,這是一個雙向滋養的過程。在教學現場,學員人生智慧給予講師深刻啟發;而講師將所學轉化為契合在地需求的課程,傳授新知之餘更獲得學員回饋。教學相長讓每位參與者重獲成就感,對抗高齡化帶來的孤立感。終身學習絕非福利施捨,而是國家因應人口結構巨變最關鍵的社會基礎建設。政府與社會唯有清晰劃分三者機能、優化資源配置,才能讓走出家門的每位國人在終身學習路上不只活得久,更能活出具備公共價值的尊嚴與光彩。
留言0喜歡1投書誰規定了什麼叫純樸、得體?
台北一○一董事長賈永婕日前赴立法院備詢,因穿著遭民進黨立委賴惠員提醒應該「純樸」一點,引發討論。幾乎同一時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談及女性首相的工作負擔,也提到準備儀容與處理家務所需的時間。兩件事的背景並不相同,卻都讓人看見,公共角色往往伴隨著社會對個人形象的期待。「純樸」原本可以形容一種生活風格,但當它被用來要求別人,就不再只是描述,而可能成為一種規範。穿著昂貴就不夠純樸嗎?外表亮眼就不夠莊重嗎?如果一個人不符合我們熟悉的形象,是否就代表他不夠得體?這些問題看似日常,實際上涉及語言如何形成社會評價。賴惠員事後為相關發言道歉。這場爭議值得討論的,不只是她的說法是否恰當,而是「純樸」究竟有沒有可以清楚說明的標準。如果沒有,評價便可能取決於個人的審美與想像。一個原本帶有正面意義的詞,也可能在使用過程中成為要求他人服從的理由。這樣的期待並不限於女性。女性政治人物可能被要求端莊、優雅,男性政治人物則可能被期待穩重、威嚴;年輕人被期待有朝氣,年長者被期待莊重。不同社會角色確實可能需要不同的行為規範,但哪些要求與職務有關,哪些只是長期習慣形成的期待,並不總是那麼清楚。高市早苗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公共人物受到檢視的往往不只有工作表現,還包括儀容與生活方式。但我們不必因此認定所有外在要求都是壓迫,也不應將個人的經驗直接推論成所有女性的共同處境。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社會為什麼形成這些期待,以及它們是否合理。公共場所當然可以有服儀規範,正式場合也可以要求適當的穿著。然而,規範應該說得出理由,而不是只用「純樸」、「得體」等模糊詞語,讓每個人自行猜測什麼才符合期待。若一項要求確實必要,就應說明它與場合或職務的關係,並以一致的原則適用。我們不可能完全擺脫社會規範,也不必否定所有共同標準。但一個成熟的社會,應該容許人們追問標準從何而來,而不是把習以為常當成理所當然。比起急著判斷別人是否得體,我們更應該先問:我們用來評價別人的標準,究竟有多少是必要的,又有多少只是從未被認真質疑過的習慣?
留言0喜歡1投書有了半導體產業,台灣就有了足夠的國家力量了嗎?
十九世紀末的清帝國,並不是一個完全不知道自己落後的國家。在接連遭遇西方列強衝擊之後,清廷開始推動洋務運動,興辦軍工、船政與新式教育,並投入資源建立近代海軍。李鴻章主導的北洋海軍尤其受到重視,清廷也成立天津水師學堂、派遣留學生,希望培養熟悉近代軍事的人才。北洋海軍甚至曾經是當時東亞重要的近代化海軍力量。但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仍然以清帝國戰敗告終。如果只用「武器不如日本」來解釋,這段歷史其實沒有那麼值得今天重新討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國並非沒有軍艦、沒有軍隊,也不是完全拒絕現代化,而是這些能力沒有完全轉化成一個能夠彼此支撐的國家體系。洋務運動建立了不少新式事業,但軍事、財政、行政與政治權力之間,始終存在難以整合的問題。不同軍隊與地方勢力各自發展,中央政府也沒有建立足以有效統合全國資源的現代國家機制。清帝國不是沒有能力,而是許多能力彼此分開,沒有形成真正的整體。這個問題放到今天的台灣,反而比「清帝國為什麼打輸日本帝國?」更值得思考。台灣當然與清帝國完全不同。台灣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全球性的產業、先進的半導體技術,也有高度國際化的經濟體系。近年政府同樣持續推動國防、人工智慧、無人機、半導體與其他戰略產業,希望把既有的科技優勢轉化成新的產業與安全能力。但問題也正好就是在這裡。一個國家擁有世界級的單項能力,不等於整個國家就擁有世界級的能力。半導體很重要,卻不能替代能源系統;國防預算增加,也不能自動解決後勤、維修、通訊與人員訓練;擁有優秀的科技產業,也不代表政府所有制度都能跟上科技變化。例如,台灣發展無人機產業,需要的不只是幾家企業能夠製造無人機。真正困難的,是能不能建立穩定的零組件、測試、採購、維修、人才與長期需求體系。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能源與基礎設施。一個高度依賴科技製造的經濟體,需要穩定的電力、通訊、海底電纜、交通與物流。任何一個環節長時間中斷,都可能讓其他看似強大的產業能力無法正常運作。因此,國家能力真正困難的地方,往往不是打造一個最強的項目,而是把很多看起來不相干的系統接在一起。國防需要產業支援,產業需要能源;能源需要基礎設施,基礎設施需要財政;科技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與制度;危機時需要快速決策,快速決策又需要行政體系平時就建立協調機制。這也是清帝國經驗今天仍然值得参考的地方。洋務運動並不是毫無成果。問題在於,近代化如果只是增加幾艘軍艦、幾座工廠或幾種新式武器,而沒有同步處理支撐這些能力的制度,單項能力就可能與國家整體能力脫節。對今天的台灣而言,這並不是「我們是不是也會變成清帝國?」的問題。歷史條件完全不同,這種直接類比沒有意義。比較值得問的是:當台灣已經擁有半導體、資通訊、精密製造與民主制度等不同優勢時,這些優勢能不能彼此連結?如果一個國家最強的產業與最重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彼此分離,科技公司與政府各自運作,國防、能源與產業政策各自規劃,那麼單項能力再強,也可能在危機中出現斷點。反過來說,真正值得追求的國家能力,也不必是「什麼都自己做」。現代國家不可能完全脫離國際分工。真正重要的是,知道哪些能力可以依賴國際合作,哪些能力則必須自己掌握,並且讓兩者之間存在足夠的替代方案。清帝國留給後人的問題,因此不只是「為什麼北洋海軍打輸了?」,而是另一整個更困難的問題:當一個國家已經擁有不少好東西,它有沒有能力把這些好東西變成一個能夠共同運作的整體?這或許也是今天台灣談國力時,不能只看半導體、國防預算或單一產業排名的原因。國家真正的力量,往往不是最強的那一塊有多強,而是最需要彼此合作的那些環節,能不能在關鍵時刻一起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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