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立法院日前以五十二票對五十一票，一票之差通過「鞭刑入法」公投提案，主張針對性侵害、凌虐幼童、高額詐欺及複合型態加重詐欺等犯罪，增設鞭刑制度。支持者認為，面對重大犯罪，現行刑罰不足以形成嚇阻力，因此應把選擇交給人民。重大犯罪令人憤怒，被害人需要正義，這些都沒有問題。但民主社會真正需要面對的，恰恰是：當多數人的憤怒形成政治力量時，國家能不能仍然守住人權的界線？公投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工具，卻不是任何事情都能交給多數決。現代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多數決定」，也包括多數仍須受到憲法、法治與基本人權的約束。否則，只要票數足夠，多數便可以決定少數應該承受多少痛苦，那麼民主與情緒宣洩之間，還剩下多少差別？台灣已透過《兩公約施行法》，讓《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的人權保障具有國內法律效力，政府機關行使職權也應符合兩公約。公約第七條禁止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懲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也曾說明，這項禁止包含體罰。因此，鞭刑是否符合台灣既有的人權承諾，絕不是一句「交給人民決定」就能跳過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對犯罪的憤怒，直接轉化成國家施加身體痛苦的正當性。對性犯罪、虐童與詐欺的憤怒，可以理解，也應該回應；但刑罰越嚴厲，越需要經得起法律、人權與實證效果的檢驗。若一項刑罰只是讓人感覺「出了口氣」，卻沒有證明能有效降低犯罪，國家就不應只靠群眾情緒決定它的正當性。國家擁有刑罰權，同時也必須受到法律與比例原則拘束。真正有效的刑事政策，應提高破案率、強化被害人保護、改善司法效率，讓犯罪者確實接受與罪責相當的制裁，而不是把「打得更痛」當成治理犯罪的捷徑。民主也不應把「尊重人民選擇」理解成國家可以對任何結果照單全收。人民可以表達憤怒，社會可以要求更重刑責，立法院也可以提出政策，但每一道程序都仍須接受憲法與人權的檢驗。鞭刑公投當然可以成為公共討論的一部分，但公投本身不能消滅憲法，也不能讓人權因為票數而失效。台灣要證明自己的民主已經成熟，真正的考題不是多數能決定什麼，而是即使多數憤怒，我們仍然願意守住什麼。

今年台灣防空演習首度納入「斷網」情境，模擬行動網路中斷時，以傳統語音與簡訊傳遞關鍵訊息。這項設計揭示了一個重大課題：在高度數位化的今天，國家韌性不僅關乎電力與物資，更取決於資訊能否在危機時平等、順暢地傳達給每一位公民。然而，當前許多政府公告、防災應變與公共服務，正高度過度依賴少數私人社群平台與通訊軟體。早期社群工具採時間排序，能即時傳遞防災資訊；如今平台全面轉向演算法推播，以「極大化點閱與情緒互動」為商業導向。攸關安全的避難通知未必有高點閱率，極易在流量排序中被邊緣化。當私人平台掌握資訊篩選權，卻缺乏相應的公共責任框架時，便成為數位治理的隱憂。過度依賴單一跨境平台，更帶來新型態的「數位排斥」。越來越多公共活動要求民眾「追蹤粉專、登入指定帳號」。但公民出於資安、隱私或拒絕演算法掌控而選擇不使用特定平台，是應被尊重的自由。若無帳號就無法獲取公共資訊，科技便成了阻隔參與的新牆籬。真正的數位包容，絕不能強迫所有人採取同一種數位生活方式。為避免跨境平台的「單點失效」風險，台灣必須建立成熟的資訊韌性治理：第一、提升平台透明與責任：要求大型平台揭露演算法機制，並建立重大危機時的「公共資訊優先推播」協議。第二、堅守多元發布管道：政府絕不可將公共訊息完全「外包」給社群平台，必須維持官網、簡訊、傳統廣播與固網等備援管道。第三、捍衛公民數位選擇權：保障不使用特定社群平台的民眾，在權利行使與公共服務上絕不受差別對待。資訊韌性的核心不是製造更多依賴，而是提供更多選擇。一個真正具有韌性的民主社會，是在科技快速變動與危機來臨時，無論人民選擇何種平台或工具，都能平等取得資訊並行使公民權利。資訊自主，才是數位時代民主韌性最堅實的基石。

總統賴清德日前談及中共北戴河會議，指稱對台工作下達「非常嚴重的指令」，並將台灣年底地方選舉視為中共對台策略成敗的指標。這涉及國家安全，媒體當然可以追問，政府也有必要向社會說明。但愈是敏感的國安議題，愈需要嚴謹提問，而不是戲劇化。媒體質疑政府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怎麼問。真正值得追問的是：政府掌握的資訊究竟是什麼性質？是情報單位取得的資料，還是經過不同來源交叉驗證後的研判？所謂「北戴河指令」，究竟是已確認的中共決策，還是根據相關情資所作的判斷？這些都是媒體應該追問的問題。但如果把問題問成「是不是派特務躲在中共高層官員的床底下偷聽」，就不是嚴肅的國安監督，而更接近戲劇化的嘲諷。國安問題可以質疑，卻不應被問成諜戰小說。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說明情報依據，與要求政府公開情報來源，本來就是兩回事。情報可能涉及情報人員、取得管道、合作對象以及資訊來源。政府不能因為人民有知的權利，就把這些內容全部公開。否則為了證明情報可信而曝光來源，不僅可能傷害情報人員，也可能破壞未來取得情報的能力。因此，媒體真正應該問的，不是「你的線人是誰」，而是「你憑什麼做出這樣的判斷」。同樣地，政府也不能只說「這是不爭的事實」，就要求社會停止追問。既然總統把北戴河會議與台灣選舉連結，政府就應該說明：哪些是已確認的情報，哪些是國安單位的研判，哪些又是政治人物根據情報所作的判斷。這三者不能混為一談。中共是否介入台灣選舉，是台灣必須嚴肅面對的國安問題。但愈重要的議題，愈需要精確的語言與負責任的新聞提問。政府不能把國安當成不能質疑的盾牌，媒體也不能把國安問題變成任意發揮的舞台。民主社會需要的，不是媒體少問，而是問得更好；也不是政府什麼都說，而是把能說明的事情說清楚，把不能公開的情報守好。國安不是宮廷秘聞，更不是床底下的諜戰小說。

立法院長韓國瑜因國民黨團總召傅崐萁多次缺席朝野協商而動怒，甚至以「慈禧太后垂簾聽政」質問傅崐萁。傅崐萁是否應該出席協商、是否充分授權，當然可以討論；但筆者更在意的，是這句話背後所呈現的政治語言。為什麼到了今天，台灣的民主政治，仍然如此習慣用中國宮廷政治的語言來描述權力關係？「垂簾聽政」並不是慈禧太后專屬的歷史現象，更不是清代才有。中國王朝史上老早出現過太后臨朝、後宮介入政務的政治經驗，慈禧只是其中最為現代人熟知的歷史人物之一。問題也正在這裡。語言從來不只是描述事情，它同時也在替我們建立理解事情的框架。當政治人物用「太后」、「垂簾聽政」來形容今天的立法院，人民接收到的就不只是批評傅崐萁沒有出席協商，而是一整套中國傳統宮廷政治的想像：誰是皇帝、誰是太后、誰在幕後操控，誰又必須聽命於誰。原本應該討論的職權、責任、程序與授權，就這樣被轉換成一齣宮廷劇。這種說法或許很有戲劇效果，也很容易成為媒體標題；但政治人物如果習慣以歷史宮廷角色來包裝現代政治，久而久之，人民看到的就不再是制度，而是角色。筆者甚至不禁想問，台灣政治人物是不是宮廷劇看得太多了？現代民主政治明明有憲政制度、有議事規則、有權責關係，卻動不動就要把政治人物套進皇帝、太后、權臣的劇本裡。這樣的語言，除了讓政治攻防更加戲劇化，對理解民主制度究竟有什麼幫助？台灣不是中國歷代王朝，立法院也不是朝廷。民主政治可以有衝突，可以有強烈批評，但政治語言應該讓人民更清楚看見制度，而不是把制度重新包裝成宮廷鬥爭。韓國瑜這次的比喻也許很有話題性，但身為立法院長，更值得被期待的，應該是精確而具有制度意識的語言，而不是更華麗的歷史比喻。我們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誰比較像慈禧，而是權力如何受到制度約束。台灣需要的，不是更矯情的中國宮廷劇，而是更成熟的民主政治。

日本長崎市九日舉行原爆八十一周年和平紀念典禮，駐日代表李逸洋原獲邀出席，卻因代表席次被安排在各國使節團區域之外，決定降低出席層級，改由駐福岡辦事處處長代表。這起事件引發討論的，不只是一個座位，而是台灣在國際場合如何被看待，以及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面對不對等的現實。台灣對長崎市的安排提出抗議，並非沒有道理。台灣與日本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長期維持密切交流，台灣人也曾在戰爭年代遭受戰火，甚至有人在廣島、長崎遭受原爆。對台灣而言，參加和平紀念典禮不只是外交活動，更有歷史記憶與和平價值的意義。因此，當代表席次被置於使節團區域之外，台灣表達疑慮，是對自身尊嚴的基本要求。但捍衛尊嚴，也不代表凡事都必須立即上升到政治對抗。長崎市方面已說明，座位安排與場地及運作因素有關，並否認有政治意圖。在雙方說法尚有落差的情況下，台灣可以堅定表達立場，也應要求對方說明依據，而非急著定性。這一點尤其重要。台灣在國際社會面對的處境本來就特殊，越是如此，越需要把每一次爭議處理得有理、有據、有分寸。如果只剩下情緒性的抗議，對方容易把問題解釋成政治衝突；反之，若能指出不合理之處，同時保留溝通空間，反而更能讓國際社會看見台灣對尊嚴與和平的堅持。長崎的和平紀念典禮，是為了記住戰爭傷痛，提醒世人避免悲劇重演。對台灣而言，值得珍惜的是這樣跨越國界的和平價值。台灣不必因為追求和平，就接受任何形式的矮化；同樣也不必因為捍衛尊嚴，就把與日本的友好關係推向對立。一個座位只是典禮安排的細節，但細節有時最能反映彼此如何理解對方。台灣需要的不是在每一次爭議中選擇沉默，而是在該堅持時堅持、該溝通時溝通。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沒有立場，而是有立場卻不失理性；真正的尊嚴，也不是聲音最大，而是即使面對不對等，仍能清楚說明自己為何不能接受。這才是台灣面對國際處境時，應守住的分寸與底氣。

八月十日，「城鎮韌性防空演習」在中部地區首先展開，筆者當下人在台中市中心，也親身經歷了這次演練。時刻一到，手機傳來國家警報的震動聲，接著聽見外面的防空警報。不過，三十分鐘的演練過程中，我個人實際受到的影響並不大。當時我在室內，使用固網Wi-Fi，網路基本上仍能正常使用；加上那半個小時正好在休息，也沒有一直拿著手機。身邊的人則多半有感受到手機警報，或聽見外面的防空演習聲音。三十分鐘過去，日常生活幾乎沒有因此增加什麼不便。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反而開始思考：如果這不是演習，而是真正的危機呢？我們每天使用網路、手機與各種通訊服務，早已習慣它們隨時都在。網路可以查地圖、取得資訊、聯絡親友，也牽動支付、工作與日常生活。正因為太方便，我們反而很少想過，當這些服務突然無法使用時，自己究竟能不能適應。這次演習讓筆者感受到，三十分鐘的不便其實真的不算什麼。真正值得思考的，是我們有沒有心理準備面對更長時間的通訊中斷，以及那時候應該怎麼辦。因此，這類演練不但應該持續舉辦，未來也可以在充分預告、確保緊急通訊與公共資訊傳遞的前提下，逐步增加演練強度。例如模擬一般網路服務暫時無法使用，只保留必要的緊急通訊功能，讓民眾實際體驗沒有熟悉網路服務的生活。這樣或許會有人覺得不方便，但如果演習永遠只做到「不影響生活」，我們又如何真正知道生活受到影響時該怎麼辦？當然，逼真不是為了製造恐慌，更不是要讓民眾陷入無所適從，而是讓政府、企業與人民都能提前找到問題、修正問題。一場好的演習，不應只是讓我們知道警報聲響起時要做什麼，也應該讓我們知道，當熟悉的網路與通訊突然消失時，自己還能做什麼。十日的那三十分鐘，我自己幾乎沒有感受到不便；但也正因為這三十分鐘，筆者第一次更具體地意識到：網路從來不是理所當然。演習的目的，不是讓我們害怕危機，而是讓真正的危機到來時，我們少一點慌亂，多一點準備。

筆者長年生活在台中，每天面對的不是政治舞台上的高談闊論，而是一座城市最真實的日常。交通、人行環境、公共設施、行政服務，以及各種大大小小的市政問題，市民都看得見、也感受得到。很多時候，第一線基層公務員並非不願意解決問題，而是受限於制度、預算與決策權限，只能莫可奈何。但市長不同。市長可以決定市政方向，可以整合行政資源，也必須為整座城市的治理負起最終政治責任。更重要的是，市長本身就是一座城市的形象。那麼，我們的盧市長到底做了什麼？如果市民最常看到的，只是在各種剪綵活動、公開場合、城市廣告與政治宣傳中不斷出現市長的身影，而真正讓市民困擾的問題卻依然存在，那麼這種市長的「存在感」究竟有什麼意義？一座城市不需要一位到處曝光的政治明星，而需要一位真正解決問題的市長。如果市政成果不夠，卻只能用活動、廣告與形象包裝來維持政治聲量，那未免太廉價了。

報紙與新聞網站的讀者投書專區，向來被視為民主社會重要的公共討論空間。它的價值，不只是提供意見發表的管道，更在於讓不同年齡、職業、背景與生活經驗的市民，都有機會參與公共議題討論。筆者長期參與不同媒體平台的投稿，也曾在網路讀者投書專區累積多篇文章。正因為長期觀察投稿環境，更能感受到不同平台制度之間的差異。有些數位平台透過固定欄位提供投稿管道，讓作者登入帳號後提交文章，再由編輯進行審核；有些傳統媒體則由編輯部接收投稿、篩選內容、進行編排，並安排刊登時間。無論形式如何，媒體都承擔著維護公共討論多元性的責任。然而，近年觀察部分媒體的讀者投書專區，可以發現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少數固定作者長期、高頻率出現在版面上，甚至在短時間內連續刊登不同文章。當讀者打開投書專區，經常看到相同熟面孔反覆出現，便難免產生疑問：這個公共空間，是否仍然充分反映社會多元的聲音？當然，優秀作者受到媒體青睞，本身並不是問題。一位作者若具備良好的寫作能力、清楚的論述能力與敏銳的社會觀察，媒體願意刊登其文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讀者投書與固定專欄仍有本質上的不同。專欄作者因媒體邀請而擁有固定位置；讀者投書則應該維持開放性，讓更多不具媒體知名度、但關心公共事務的市民有被看見的機會。如果長期由少數熟悉作者占據大量版面，可能造成兩個問題。首先，是公共討論空間的多元性受到影響。社會中有許多人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獨特觀點，例如基層工作者、青年、地方居民或不同專業領域人士，但他們未必具備長期曝光的機會。當投書版面逐漸形成固定作者的循環，新進作者與不同觀點就可能較難進入公共視野。其次，是編輯制度可能形成路徑依賴。對媒體而言，熟悉作者代表穩定的供稿來源，編輯處理流程也可能更加有效率。但公共論壇的目的，不應只是追求穩定與便利，更應兼顧開放、多元與公平。若一個平台長期只依賴少數熟悉作者，便容易讓讀者投書逐漸失去原本廣納民意的意義。因此，媒體有必要重新思考讀者投書制度的設計。在維持編輯自主與文章品質的前提下，可以適度關注同一作者短期內的刊登頻率，鼓勵更多不同背景的讀者參與，也讓投稿與刊登機制更加透明。讀者投書最珍貴的價值，不在於培養少數固定寫作者，而在於讓社會不同角落的聲音被聽見。一個真正健康的公共論壇，可以有熟悉作者，但不能只有熟悉作者；可以有成熟觀點，但不能排除新的聲音。民主社會需要的不只是發言的自由，更需要發言機會的多元。市民廣場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站上那裡，提出自己的觀察與想法。唯有守護這份多元性，讀者投書才能真正成為屬於所有人的公共空間。

北宜高鐵近期再度引發社會討論，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直言，若缺乏充分評估，北宜高鐵恐淪為「盲腸」建設。幾乎同一時間，新北市宣布推動巨蛋興建計畫，也引發外界對大型公共建設需求與效益的討論。兩起事件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卻共同提醒我們：重大公共建設最應避免的，不是意見分歧，而是落入「先射箭，再畫靶」的決策迷思。改善交通、充實公共設施，本來就是政府責任。然而，重大建設往往投入數百億甚至上千億元，影響的不只是當前財政，更牽動未來的營運維護、資源配置與世代負擔。因此，真正應該優先討論的，不是「要不要蓋」，而是「有沒有必要蓋」、「是不是最佳方案」，以及「人民付出的成本是否值得」。以北宜高鐵為例，宜蘭居民期待縮短交通時間、改善對外運輸，這樣的期待值得政府重視。但高鐵是否真是最符合需求的方案？既有鐵路改善、道路運輸優化或其他交通選項，是否可能以更低成本創造更高效益？面對龐大的公共投資，需求推估、成本效益、環境影響及長期財務規劃，都應在政策定案前接受公開檢驗，而不是先決定建設方向，再讓評估程序成為替政策背書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重大交通建設從規劃到完工往往歷時多年，決策者不能只回答今天是否需要，更必須思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需求變化。當科技持續進步、運輸模式不斷改變，任何大型投資都必須具備前瞻性，避免建設完成後才發現，原先規劃已無法完全符合未來需求。同樣地，新北市規劃興建巨蛋，固然有提升大型展演與體育設施的期待，但北台灣已有多座大型場館，新場館是否具備足夠需求、可行的營運模式及財務永續能力，也應以客觀數據回答。大型場館真正的挑戰，不只是興建完成，更在於未來能否維持合理使用率與營運能力，避免從城市象徵轉變為長期財政負擔。成熟的公共治理，不是比誰提出更多大型建設，也不是比誰留下更多醒目的地標，而是建立一套以證據支撐決策、以程序建立信任、以財政紀律守護公共利益的制度。無論是北宜高鐵或新北巨蛋，每一項重大公共投資都應先回答「是否值得」，再決定「是否興建」，而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唯有如此，公共建設才能真正成為國家發展的資產，而非留給下一代承擔的沉重成本。

中選會與陸委會日前表示，中國籍配偶若要在台參與政治活動，依法須提出相關國籍資格證明；中國國台辦則回應稱，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沒有國籍問題」。然而，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這句話本身，而是它背後所傳遞的政治敘事。當「沒有國籍問題」被視為前提，也等於否定台灣現行的民主制度、公民身分與法律秩序。國籍從來不只是行政程序，而是人民權利、義務與國家治理的具體展現。現代民主國家的共同體，建立於共同的制度、法律與自由價值，而不是血統、文化或歷史想像。共同文化不必然形成同一個國家，真正決定政治共同體的，是人民共同選擇的制度與生活方式。台灣與中國雖有歷史與文化連結，但數十年來已發展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經驗。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成立以來，從未治理台灣；中華民國則持續在台灣行使行政、司法與公共治理權力。不同的法律、護照、貨幣、選舉制度，以及人民所享有的自由與承擔的義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因此，國籍問題真正反映的，不只是法律資格，而是對民主共同體的不同理解。當北京試圖以「沒有國籍問題」淡化制度差異時，台灣更應清楚認識，民主共同體的基礎不是他人的政治定義，而是人民共同建立、共同維護的民主制度。面對這場持續的政治與認知競爭，台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國家安全，更是公民對民主、自由與法治的共同信念。唯有深化公民意識，珍惜民主制度的價值，才能讓台灣在各種政治敘事的競逐中，持續展現民主社會的自信、韌性與主體性。

當澳洲開始限制十六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平台，法國也推動未成年人社群媒體限制措施時，世界各國關注的已不只是手機成癮問題，而是演算法、資訊品質與民主社會未來面臨的新挑戰。數位科技改變了人們接收資訊的方式。過去，新聞與公共議題主要透過媒體編採與社會討論形成；如今，大量資訊直接透過短影音平台與社群媒體進入日常生活。然而，演算法為了提高使用者停留時間，往往持續推薦相似內容，使人容易陷入單一資訊環境。當人們愈來愈少接觸不同觀點，辨識真偽、理解複雜議題的能力也可能受到影響。對台灣而言，這項挑戰又具有特殊性。台灣身處複雜的地緣政治環境，長期面對境外資訊操作與認知作戰的風險。因此，數位平台帶來的影響，不能只視為個人娛樂選擇，而是民主社會如何維護健康資訊環境的重要課題。近年受到全球關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抖音國際版），其資料治理、內容管理與演算法透明度等議題，也引發許多國家的討論。對台灣而言，重點並不是禁止人民接觸任何特定來源的內容，而是在自由開放的社會中，如何確保公民具備辨識資訊來源、理解演算法影響的能力。筆者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於便利商店、商場休息區、醫療院所候診區，以及部分公共運輸工具上，看見民眾直接以手機外放短影音，聲量甚至影響周遭環境。其中不乏中高齡使用者，而部分影片從語言使用、口音表現到敘事方式，都呈現出明顯不同於台灣日常媒體環境的內容特徵。這個現象提醒我們，演算法影響的並非只有青少年，而是所有世代。媒體識讀不應只是校園教育的一環，也應成為全民面對數位時代的重要能力。無論年輕人或成年人，都需要理解自己所接收的資訊，並非完全自然形成，而可能受到平台推薦機制影響。短影音時代的民主挑戰，不是簡單禁止某一個平台，也不是限制人民接觸資訊的自由，而是如何培養更成熟的數位公民素養。唯有建立查證能力、多元閱讀習慣與獨立思考精神，台灣才能在享有資訊自由的同時，也提升面對資訊挑戰的民主韌性。

過去，筆者一直以為詐騙只是新聞中反覆出現的社會案件，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仍有某種距離。然而，一位我認識的退休長輩遭遇詐騙後，我才真正體會到，詐騙其實可能發生在任何家庭。這位長輩因誤信以網路購物平台為名的投資方案而受騙。詐騙集團透過長時間互動、逐步建立信任，誘導其投入資金，最後造成重大損失。雖然事後已報警並提出告訴，但對被害人而言，傷害並未隨報案結束，而是開始面對漫長司法程序，以及金錢與心理上的雙重壓力。警方偵辦後查獲數名涉案車手。然而，現代詐騙早已不是單一個人的犯罪，而是高度分工的組織型犯罪。從招募車手、提供人頭帳戶、操控金流，到境外指揮，背後往往存在完整犯罪鏈。如果只能查緝最末端執行者，卻難以追查幕後核心，打詐成效終究有限。不少被害人在求助過程中，還必須分別面對警察、金融機構、檢察機關、法院，以及涉及網路平台時的數位治理主管機關。各機關固然依法分工，但跨機關資訊整合、橫向聯繫與合作仍有精進空間，導致部分被害人奔波於不同體系之間，不僅增加求助成本，也影響後續追償與權益保障。此外，被害人在司法過程中也可能遭受二次傷害。有些涉案者透過調解爭取法律上的有利因素，卻未必履行賠償承諾，甚至提前處分財產，使被害人即使取得勝訴判決，仍可能面臨求償無門的困境；部分案件中，被害人的帳戶也可能因偵辦需要遭到凍結，生活受到嚴重影響。詐騙手段不斷翻新，並結合金融、資訊、數位平台與跨境犯罪等新型態。打詐不能只依靠警方查緝，更需要金融監理、司法偵查、數位治理與跨部會協作，強化橫向聯繫，形成完整治理網絡，同時兼顧被害人權益保障。打詐的目的，不只是提高破案率，更是讓人民遭遇詐騙時，相信國家制度能提供即時且有效的協助。唯有同步強化犯罪源頭追查、跨機關合作與被害人保障，才能逐步降低詐騙造成的傷害，重建人民對司法與公共治理的信心。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台灣導入了口罩實名制。在這段期間，曾經出現一則話題：有一名男孩因為不願意戴粉紅色口罩而感到猶豫。他擔心被周遭的人認為「男孩子怎麼戴粉紅色」。之後，負責台灣新冠肺炎防疫工作的男性相關官員和專家，如指揮官陳時中、醫師張上淳等人在記者會上一字排開，紛紛戴上粉紅色口罩，向外界傳達「不論什麼顏色的口罩都沒有問題」的訊息。從這件事情，我開始思考：為什麼粉紅色會被認為是「女生的顏色」，而男孩子選擇粉紅色時，卻會讓人感到不自然呢？事實上，顏色本身並沒有性別之分。然而，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形成了「男孩子應該使用藍色或黑色，女孩子應該使用粉紅色」這樣的固定觀念。這樣的問題並不只存在於台灣。在日本，近年來也持續討論限制學生髮型、服裝等的「黑色校規」問題。我們是否過度要求孩子們符合所謂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性別刻板印象所造成的限制，不只是影響女性。男性同樣也會受到「男人就應該堅強」、「不應該流淚」等期待的束縛。重要的是，不應該用性別來決定一個人的可能性。男孩子喜歡粉紅色沒有問題，女孩子喜歡藍色也沒有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因為「因為是男生」、「因為是女生」這樣的想法，而限制一個人的自由選擇。

近來，食品安全、國際局勢變化，以及人工智慧帶來的資訊環境改變，接連成為台灣社會關注的公共議題。這些事件表面上屬於不同領域，但背後反映出一項共同挑戰：在高度複雜的時代，民主社會如何維持對問題的理解能力，並透過制度有效回應人民需求。過去談到國家安全，人們多半聚焦於軍事、外交與經濟。然而，現代國家的競爭，已不只是資源與力量的競爭，也包含制度運作、資訊品質與社會協調能力的競爭。一個社會若無法有效理解問題、討論問題，甚至難以形成基本共識，再完善的制度也可能面臨治理困境。以食品安全為例，民眾關注的並不只是某一次事件的責任歸屬，而是整體制度是否具備預警、監督與修正能力。當風險發生時，人民期待的不只是事後究責，更希望看到政府、企業與相關機構如何改善制度，降低下一次危機發生的可能。同樣地，面對國際情勢快速變化，社會也需要更成熟的公共討論方式。國際關係牽涉長期利益與多重因素，不能只透過單一事件或簡化敘事理解。民主社會需要的是充分資訊與理性辯論，而不是在不同立場之間快速形成互相否定的對立。然而，今日台灣公共討論的一項困境，是許多複雜議題容易被轉化為政治立場的競爭。政治本身並不是問題，民主制度本來就需要不同價值與政策方向的競爭；真正需要避免的是，當政治標籤取代問題分析，社會便可能失去改善制度的機會。尤其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資訊生產與傳播方式正在改變。未來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辨識真假資訊，更是如何維持共同理解問題的能力。當不同群體生活在完全不同的資訊環境中，民主討論就可能逐漸失去對話基礎。因此，台灣需要強化的不只是危機處理能力，更是長期的治理能力。政府需要提高透明度，媒體需要維持專業，公民社會也需要培養理解複雜議題的能力。民主成熟的表現，不是社會沒有爭議，而是在爭議存在時，仍能依靠制度尋找解決方式。真正有韌性的民主，不是避免所有衝突，而是在衝突之中仍保有共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政黨可以競爭，不同群體可以有不同價值，但整個社會必須共享一個前提：公共議題值得被理性討論，制度值得被持續改善。從食品安全到資訊環境，台灣面對的其實是一項更深層的民主課題：如何在快速變動的世界中，維持社會理解力與治理能力。這不只是台灣民主能否深化的問題，也是民主社會在新時代能否維持韌性的關鍵。

近年來，台灣公共討論經常被高度政治化的議題占據。從政黨競爭、政治人物發言，到朝野之間的攻防，許多新聞焦點往往集中在政治衝突之上。然而，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當公共討論長期停留在政治對立時，人民每天真正面對的生活問題，是否反而容易被忽略？民主社會需要政治競爭。不同政黨提出不同理念，人民透過選舉做出選擇，這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運作方式。但政治的目的不應只是競爭權力，更應該回應人民對更好生活的期待。對多數民眾而言，真正影響日常生活的問題，往往不是政治攻防中的口號，而是物價是否穩定、居住是否安心、教育是否完善、長照是否足夠，以及公共服務是否能真正解決問題。這些議題看似缺少政治激情，卻是政府治理能力最直接的展現。當社會高度關注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時，也應該重新思考：政府存在的價值，究竟是為了延續政治對抗，還是為了解決人民面臨的實際困難？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只有選舉時期的政治討論，更需要長期關注政策如何落實、制度如何改善，以及人民需求是否被看見。事實上，治理是一項比政治競爭更需要耐心的工作。許多影響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往往需要長時間規劃、跨部門合作與持續調整，而不是短期的政治表態。近年來，許多民主國家都面臨類似挑戰：政治討論容易被情緒與對立吸引，但需要長期投入的公共議題，卻可能缺少足夠關注。因此，台灣需要重新思考公共討論的方向。政治可以有立場，政策可以有差異，但治理必須回應人民需求。不同政黨可以競爭，也應該透過政策成果接受人民檢驗。民主最重要的意義，不只是人民能夠選擇政府，更是人民能夠要求政府持續改善。當公共討論重新回到人民生活與政策品質，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展現改善社會的力量。政治之外，我們更需要的是治理。

當氣象預報一再提醒高溫來襲，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或許是打開冷氣、減少外出，或提醒家人多補充水分。然而，在城市的另一面，仍有許多人必須在烈日下維持日常工作：外送員穿梭街頭、清潔隊員整理環境、建築工人進行工程、郵務人員配送信件。他們沒有選擇留在室內，而是承受著極端氣候帶來的直接衝擊。過去，我們習慣把高溫視為季節性的天氣現象，面對酷暑時，政府多以發布警訊、提醒防曬與補充水分作為主要措施。但隨著全球氣候變遷加劇，高溫已逐漸從個人健康問題，轉變為勞動安全、公共衛生與城市規劃共同面對的治理課題。一個成熟的城市，不能只要求人民適應環境變化，更應思考如何改善環境本身。例如，戶外工作者是否有足夠的休息空間與降溫設備？城市公共空間是否提供足夠遮蔭與飲水設施？道路、人行空間與建築設計是否考慮日益嚴重的熱島效應？這些問題，都不應等到高溫造成傷害後才被討論。高溫治理需要跨部門合作。勞動政策必須關注工作者在極端氣候下的安全；都市規劃需要納入綠化、遮蔭與降溫設計；公共衛生體系也應建立更完善的高溫風險管理機制。唯有將高溫視為一項長期治理議題，而非短期氣象事件，才能真正降低社會所承受的風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溫帶來的影響並不平均。經濟條件較佳者，可以選擇室內避暑；但第一線勞工、弱勢族群與高齡者，往往承受更高風險。因此，高溫治理不只是環境議題，也是社會公平議題。城市的價值，不只是追求建設速度與經濟成長，更在於是否願意照顧那些維持城市運轉的人。當我們享受便利生活時，也應看見烈日下那些不可或缺的身影。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不會因為夏天結束而消失。高溫不應只是氣象預報中的紅色警示，而應成為城市治理的重要課題。真正進步的城市，不只是能在災害發生後迅速應變，更能在危機成為日常之前，提前完成制度準備。

人工智慧快速進入日常生活後，許多人開始習慣透過AI整理資訊、摘要文章、分析資料，甚至協助完成工作。過去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搜尋與整理的內容，如今可能在幾秒鐘內獲得答案。科技帶來的便利無庸置疑，也正在改變人類與知識互動的方式。然而，當取得答案變得越來越容易，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另一個問題：人類是否正在逐漸失去提出問題與獨立判斷的能力？知識的價值，從來不只是累積資訊，更重要的是理解資訊背後的意義。過去，人們透過閱讀、比較不同觀點、檢驗資料來源，逐步形成自己的判斷。這個過程雖然緩慢，卻也是培養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徑。如果未來人們習慣直接接受人工智慧整理後的結論，而不再追問資料從何而來、是否存在不同解釋，那麼資訊越便利，反而可能讓社會失去面對複雜問題的能力。這個問題在民主社會尤其重要。民主制度並不只是定期投票，更建立在公民能夠理解公共議題、辨識資訊真偽，並在不同意見之間進行理性討論的基礎上。近年來，社群媒體、演算法推薦與深度偽造技術，使資訊環境更加複雜。民主面對的挑戰，已不只是「資訊不足」，而是「資訊過量之下，人們是否還有能力判斷」。如果每個人只接收符合自己既有想法的資訊，或者只依賴某種工具提供答案，公共討論可能逐漸失去對話的空間。因此，面對人工智慧時代，社會需要培養的，不只是操作科技工具的能力，更是理解科技、反思科技的能力。教育不應只教導學生如何使用AI，更應培養他們提出問題、查證資料、分析不同觀點的能力。同樣地，科技企業與公共政策制定者，也應思考如何建立更透明、更負責任的資訊環境。人工智慧可以成為人類思考的助手，但不應取代人類思考本身。歷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印刷術擴大知識傳播，網際網路改變資訊流動，而人工智慧正在重新定義人與知識的關係。但科技本身不會決定民主的未來，真正重要的是使用科技的人，是否仍保有思考與判斷的能力。AI可以幫助我們更快找到答案，但民主社會更需要的是：願意提出問題、願意追尋真相、願意為自己的判斷負責的公民。在人工智慧時代，人類最需要守護的，也許不是比機器更快的速度，而是不被取代的思考能力。

我們每天都在使用語言，卻很少停下來思考：我們所使用的詞語，是單純描述現實，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塑造現實？一個社會如何稱呼一件事情，往往反映了它如何理解那件事情。 同一個政策，可以被稱為「改革」，也可以被稱為「傷害」；同一項安全措施，可以被描述為「防衛」，也可以被解讀為「升高緊張」。事實可能沒有改變，但語言所建立的框架，卻可能改變人們看待事實的方式。這也是近年社會科學領域愈來愈重視的問題：政治競爭不只是政策與制度的競爭，也是一場關於「如何描述現實」的競爭。美國認知語言學者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提出「框架」（frame）概念，指出人們並不是直接面對純粹客觀的資訊，而是透過語言提供的認知架構理解世界。當某些詞語與敘事被反覆使用，它們便可能逐漸成為社會理解事件的預設方式。因此，語言從來不是完全中性的工具。語言變化是自然現象，但語言脈絡值得被理解語言會隨著時代改變，這是所有社會都無法避免的現象。不同文化交流、科技發展與全球化，都會帶來新的詞彙與表達方式。一個開放的社會，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拒絕所有外來語言影響。然而，接受語言變化，並不代表不需要思考語言背後的脈絡。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該禁止任何詞語存在，而應該培養公民辨識語言來源、理解語境差異的能力。語言如何成為影響認知的工具在現代資訊環境中，影響一個社會的方式，已經不一定需要透過直接說服。更有效的方法，有時是逐漸改變人們習慣使用的語言。當某些概念透過媒體、社群平台、影音內容大量傳播，它們可能慢慢進入日常生活，甚至影響人們如何定義問題。例如，在國際政治中，「和平」、「交流」、「安全」、「合作」等詞語，都可能因不同立場而產生不同理解。 有人認為某些行動是在維持和平，也有人認為那是在增加風險；有人認為某種交流代表善意，也有人擔心其中包含政治目的。這些差異不一定只是資訊不同，而往往來自背後不同的語言框架。當一個社會缺乏對語言的敏感度，就可能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接受某些被設定好的理解方式。因此，現代民主社會面對的挑戰，不只是如何防範錯誤資訊，更是如何維持理解資訊的能力。台灣更需要培養語言判讀能力台灣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社會，長期處於不同文化、歷史與政治力量交會的位置。這樣的環境，使台灣擁有豐富的語言資源，也同時面臨特殊的語言處境。近年公共討論中，經常可以看到同一個議題，被不同群體使用完全不同的語言描述。有人談「交流」，有人談「滲透」；有人談「和平」，有人談「安全」；有人談「歷史」，有人談「政治」。當彼此連問題本身如何定義都不同時，公共討論自然容易陷入對立。因此，台灣需要的不是拒絕不同語言，也不是要求所有人使用相同詞彙，而是培養理解語言背後意義的能力。民主的價值，不只是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更重要的是讓不同意見仍能在共同理解的基礎上對話。守護語言的清晰，就是守護民主的自主性政治競爭從來不只是爭取支持，也是爭取定義問題的能力。誰能影響一個社會如何描述事情，誰就可能影響這個社會如何思考事情。然而，重視語言並不是拒絕交流，也不是認為所有外來影響都是負面的。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是否仍保有選擇、分析與判斷的能力。在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民主社會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避免人們只剩下接受現成敘事的能力，而失去重新理解世界的能力。戰爭可能始於軍事武力攻擊，但衝突往往更早發生在語言之中。當語言開始改變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守護語言的清晰與思辨能力，也就成為守護民主的重要一環。

每逢颱風來襲，地方政府宣布停班停課，當多數民眾忙著防颱或享受難得的休息日，街頭上卻總有一群穿梭於狂風暴雨中的「小蜜蜂」：外送員。近年來，社會對颱風假的討論，多聚焦在企業營運與民眾便利的平衡。然而，在主流論述之外，這群游離於傳統勞動保障框架外的非典型工作者，正被推向安全與生計衝突的極端困境。當危險迫在眉睫，他們是否真的擁有「拒絕拿命對賭」的選擇權？「外送專法」即將在本月二十一日起正式實施，顯示政府試圖建立平台經濟下的管理規範。過去部分平台在停班課時配合關閉系統，表面上落實了安全防護，卻也撕開了另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公共政策盲點：對於完全依賴接單維持生計的外送員而言，系統一關，意味著當日收入立即歸零。傳統受雇勞工在颱風假期間，即使不出勤，多數仍有穩定的月薪制度支撐；但對外送員而言，停止勞動就是生存危機。在「規避人身風險」與「維持基本溫飽」的底線拉扯間，這些底層勞工根本沒有自由意志，而是被現實逼著用生命去承擔天災的成本。更嚴峻的制度盲點，往往發生在「未達停班標準，但天候已劇烈惡化」的灰色地帶。此時平台正常營運，甚至透過演算法，以「雨天加成」、「限時達標獎勵」等誘餌，驅使外送員在惡劣環境下超速奔馳。這種看似尊重市場供需的機制，本質上是以經濟弱勢為籌碼，將極端氣候的社會風險轉嫁給個人。平台業者隱身在冷酷的程式碼背後，享受高額分潤，卻將職安責任撇得一乾二淨。防災制度的核心是保障生命，而非純粹停止服務。外送專法即將落地，政府不應止步於消極的停工規範，更應思考在極端氣候常態化的數位時代，如何為非典型勞工建構新型態的安全網。諸如天災停工的基本生計補償、平台強制提撥專屬保險，皆是刻不容緩的政策課題。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最脆弱的勞動者，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尺標。當科技便利大幅改變產業結構，台灣在追求效率之外，更必須透過制度的補網，守住勞動尊嚴與「人」的安全底線。

中國長臂管轄的惡法最近又新添一樁。北京當局自本月起正式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文將觸手伸向境外，即使行為人不在中國境內，只要被認定「破壞民族團結」，同樣面臨其政治與法律追究。陸委會對此已正式發出警訊。然而，檢視近日台灣官方回應與部分新聞媒體的報導論述，常慣性使用「跨境鎮壓」一詞。這種用語看似順口，實則在無形中掉入了北京精心布下的語意陷阱。語言從來就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延伸。「跨境」在國際政治與語意學的脈絡下，多用於形容同一主權國家內部：如同中國省市之間，或是北京與港澳這類特殊區域的地理界線。若在論述中國對外的政治威脅時使用「跨境」，極易在國際輿論上被模糊、矮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反之，「跨國鎮壓」才是聯合國及美、英等民主陣營，在反制中俄等威權國家將黑手伸入他國主權範圍時，所使用的正式法律與外交辭令。唯有堅持使用「跨國」，才能在國際社會的視聽中，嚴正彰顯海峽兩岸「互不隸屬」的法理現狀與客觀事實。面對北京步步進逼的法律戰與心理戰，台灣若在文字防線上失去自覺，等同在國際論述中自我審查、自降格調。當我們不自覺地跟著對岸的語彙起舞，國際民主盟友將難以辨識台灣所面臨的，究竟是「國際法上的主權侵害」，還是被中國框限住的「區域內部衝突」。這不僅蠶食了台灣的國安防線，更削弱了我們爭取國際支持的論述正當性。反制中國的長臂管轄，民間也要提高警覺，政府的政策論述更該從最基本的語意做起。從陸委會、外交部到主流媒體，應嚴格定調並全面使用「中國跨國鎮壓」。一字之差就是主權攻防，拒絕語意被內政化，才是台灣走向國際、捍衛主體性最基本也最堅實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