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每逢颱風來襲，地方政府宣布停班停課，當多數民眾忙著防颱或享受難得的休息日，街頭上卻總有一群穿梭於狂風暴雨中的「小蜜蜂」：外送員。近年來，社會對颱風假的討論，多聚焦在企業營運與民眾便利的平衡。然而，在主流論述之外，這群游離於傳統勞動保障框架外的非典型工作者，正被推向安全與生計衝突的極端困境。當危險迫在眉睫，他們是否真的擁有「拒絕拿命對賭」的選擇權？「外送專法」即將在本月二十一日起正式實施，顯示政府試圖建立平台經濟下的管理規範。過去部分平台在停班課時配合關閉系統，表面上落實了安全防護，卻也撕開了另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公共政策盲點：對於完全依賴接單維持生計的外送員而言，系統一關，意味著當日收入立即歸零。傳統受雇勞工在颱風假期間，即使不出勤，多數仍有穩定的月薪制度支撐；但對外送員而言，停止勞動就是生存危機。在「規避人身風險」與「維持基本溫飽」的底線拉扯間，這些底層勞工根本沒有自由意志，而是被現實逼著用生命去承擔天災的成本。更嚴峻的制度盲點，往往發生在「未達停班標準，但天候已劇烈惡化」的灰色地帶。此時平台正常營運，甚至透過演算法，以「雨天加成」、「限時達標獎勵」等誘餌，驅使外送員在惡劣環境下超速奔馳。這種看似尊重市場供需的機制，本質上是以經濟弱勢為籌碼，將極端氣候的社會風險轉嫁給個人。平台業者隱身在冷酷的程式碼背後，享受高額分潤，卻將職安責任撇得一乾二淨。防災制度的核心是保障生命，而非純粹停止服務。外送專法即將落地，政府不應止步於消極的停工規範，更應思考在極端氣候常態化的數位時代，如何為非典型勞工建構新型態的安全網。諸如天災停工的基本生計補償、平台強制提撥專屬保險，皆是刻不容緩的政策課題。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最脆弱的勞動者，是衡量其文明程度的尺標。當科技便利大幅改變產業結構，台灣在追求效率之外，更必須透過制度的補網，守住勞動尊嚴與「人」的安全底線。

中國長臂管轄的惡法最近又新添一樁。北京當局自本月起正式施行《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明文將觸手伸向境外，即使行為人不在中國境內，只要被認定「破壞民族團結」，同樣面臨其政治與法律追究。陸委會對此已正式發出警訊。然而，檢視近日台灣官方回應與部分新聞媒體的報導論述，常慣性使用「跨境鎮壓」一詞。這種用語看似順口，實則在無形中掉入了北京精心布下的語意陷阱。語言從來就不是中立的，而是政治與權力關係的延伸。「跨境」在國際政治與語意學的脈絡下，多用於形容同一主權國家內部：如同中國省市之間，或是北京與港澳這類特殊區域的地理界線。若在論述中國對外的政治威脅時使用「跨境」，極易在國際輿論上被模糊、矮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反之，「跨國鎮壓」才是聯合國及美、英等民主陣營，在反制中俄等威權國家將黑手伸入他國主權範圍時，所使用的正式法律與外交辭令。唯有堅持使用「跨國」，才能在國際社會的視聽中，嚴正彰顯海峽兩岸「互不隸屬」的法理現狀與客觀事實。面對北京步步進逼的法律戰與心理戰，台灣若在文字防線上失去自覺，等同在國際論述中自我審查、自降格調。當我們不自覺地跟著對岸的語彙起舞，國際民主盟友將難以辨識台灣所面臨的，究竟是「國際法上的主權侵害」，還是被中國框限住的「區域內部衝突」。這不僅蠶食了台灣的國安防線，更削弱了我們爭取國際支持的論述正當性。反制中國的長臂管轄，民間也要提高警覺，政府的政策論述更該從最基本的語意做起。從陸委會、外交部到主流媒體，應嚴格定調並全面使用「中國跨國鎮壓」。一字之差就是主權攻防，拒絕語意被內政化，才是台灣走向國際、捍衛主體性最基本也最堅實的一步。

近期有部分中國論述將菲律賓的巴丹群島稱為「中國台灣的巴丹群島」，引發外界關注。這樣的說法乍聽之下令人難以理解，但若放在中國近年透過歷史敘事、政治語言與法律工具擴大自身影響力的脈絡中觀察，便會發現這並非單一事件，而是長期認知操作的一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長期宣稱圖博（中文慣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從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圖博曾長期擁有自身的政治體系、宗教制度與統治傳統，也曾以不同形式與中國歷代王朝互動。這些複雜的歷史關係，不能簡化為現代國家主權概念下的領土隸屬。將多元的歷史經驗重新包裝成單一政治結論，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政治目的的歷史敘事。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第一島鏈周邊。近年中國部分學界與輿論不斷強調琉球與中國的歷史連結，甚至對琉球（日本沖繩）的歷史定位提出爭議性論述。如今又出現將巴丹群島納入新的政治語言之中的說法，其背後反映的是透過重新命名與重新詮釋，逐步影響國際社會對地理與主權的認知。而對台灣而言，這種模式更具有直接警示意義。北京長期以「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政治論述，但歷史交流與文化連結，並不能直接等同於現代國家主權歸屬。將複雜的歷史關係簡化為單一答案，正是這類政治敘事最值得關注之處。值得警惕的是，北京近年其實也在東北亞持續推動帶有文化血緣色彩的共同體論述。無論是強調共同祖源、共同文化，或訴諸所謂「中華民族共同體」，都不只是單純的文化交流，而是試圖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歷史想像與區域認同。然而，所謂共同血緣本身往往缺乏單一且明確的歷史依據。更重要的是，即使不同民族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血緣、語言或文化相近性，也不代表彼此必然需要組成同一個國家。現代國家的形成，取決於人民的政治認同、制度選擇與歷史發展，而不是單純由血緣決定。世界上有許多共享語言、文化甚至歷史淵源的國家，依然維持彼此獨立的政治地位。從圖博、琉球到巴丹群島，從民族共同體到文化血緣共同體，我們看到的是相似的邏輯：先透過語言重新詮釋歷史，再透過歷史影響人們對主權與疆界的理解，最後試圖改變政治現實。民主社會固然尊重不同的歷史觀點，但當歷史被作為政治工具、語言被用來服務擴張目標時，各國便不能掉以輕心。今天被重新詮釋的是別人的歷史與領土，明天被企圖改寫的，很可能就是台灣自身的歷史記憶、民主選擇與未來方向。

在許多民主社會中，選舉原本是人民表達意見、不同價值和平競爭的重要方式。然而近年來，我們卻看到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政治分歧不再只是政策選擇上的差異，而逐漸演變為社會群體彼此不信任，甚至否定對方正當性的對立。從美國兩黨政治的高度極化，到韓國近年激烈的政治衝突，再到台灣社會中的藍綠白對立，都反映出民主制度在當代所面臨的新挑戰。問題並不在於人民擁有不同意見，因為分歧本來就是自由社會的一部分；真正令人憂慮的是，當不同意見者不再被視為可以溝通的對象，而被簡化為必須擊敗的敵人時，民主賴以運作的公共空間便開始受到侵蝕。政治競爭本來就是民主的重要機制。不同政黨代表不同價值與利益，透過選舉、辯論與制度程序爭取人民支持，正是民主的正常運作。但當政治逐漸從政策理念的競爭，轉變為身分認同的對抗，甚至形成「只有自己一方才代表正確」的思維，社會便容易陷入彼此否定的循環。近年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也讓這個問題更加複雜。演算法傾向推送符合使用者既有觀點的資訊，使人們更容易停留在同溫層之中。長期下來，不同立場的人不只是對議題有不同看法，而開始懷疑對方是否仍願意以共同社會成員的身分參與對話。從美國、韓國到台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現象：民主制度本身並不能自動消除衝突。真正支撐民主運作的，除了憲政制度與選舉程序之外，更包括公民之間最基本的信任，以及承認不同意見存在的能力。對台灣而言，民主化的成果值得珍惜，但民主的深化不能只停留在選舉制度與政黨輪替。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建立一種成熟的公共文化：不同立場的人可以堅持自己的理念，也可以批判政府政策，但不必否定對方作為公民的資格。民主並不要求人民消除分歧，因為沒有分歧的社會並不是真正自由的社會。民主真正要求的是，即使彼此存在深刻差異，仍願意透過制度、對話與理性討論尋找共同方向。台灣民主走過數十年的發展歷程，下一階段的挑戰，或許不只是如何舉辦公平的選舉，而是如何讓人民在分歧之中仍相信彼此共享同一個社會的未來。唯有如此，民主才不只是投票的程序，而是一種能夠支撐國家長久發展的公共文化。

巴威颱風來襲，中央與地方政府紛紛啟動防災機制，媒體密切追蹤氣象資訊，民眾也開始準備生活物資。看似平靜的城市，其實正等待一場對治理能力的考驗。然而，颱風帶來的不只是風雨，更提醒我們思考：台灣的防災體系，是否仍習慣在危機發生後才全力補救，而沒有真正建立長期、完整的風險治理能力？近年來，從極端氣候、重大災害到各類公共安全事件，社會似乎反覆陷入相同循環：事件發生、輿論關注、政府提出改善措施，熱度過後改革逐漸淡化，下一次危機來臨時，又重新面對相似問題。這裡就必須先提出，災難來臨，國內能不能不要再政治惡鬥了呢？中央政府、執政黨，地方政府、在野黨，各方支持人馬就會在這種危急時刻還在噴政治口水，互相叫囂對罵，對事情一點幫助都沒有，而且只會拖延救災工作和時間，這真的是比颱風天還難看的風景！防災真正的核心，不只是災害發生後投入多少人力與資源，更在於平時是否建立足夠的預警、協調與應變能力。大型災害面前，中央與地方各自掌握不同資訊與資源：中央具備氣象資訊、政策規劃與整體調度能力，地方則熟悉第一線環境與民眾需求。若兩者缺乏有效整合，就容易造成資訊落差、決策不同步，甚至讓民眾感到無所適從。以颱風停班停課為例，判斷標準不應只看單一氣象數據，也不應由網路聲量決定。氣象預測固然是重要依據，但地方地形、交通安全、淹水風險、山區災害潛勢等因素，同樣必須納入考量。放颱風假不是福利問題，而是公共安全的風險管理問題。建立更透明、更一致的判斷機制，才能降低每次颱風來臨前的爭議。另一方面，近年災後現場常見民間自發投入救援，許多民眾拿起鏟子協助清理環境，展現台灣社會珍貴的人情與韌性。《鏟子超人》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人民的善意不應成為制度不足的替代方案。國家的防災體系不能每一次都期待民眾挺身補位，而應思考如何讓民間力量成為制度的一部分，而非臨時性的救援力量。成熟的社會，不是不會遇到災害，而是在災害來臨前降低風險，在災害發生時有效整合力量，在災害結束後持續改善制度。颱風終究會遠離或煙消雲散，但每一次風雨都應成為檢驗治理能力的機會。面對越來越頻繁的極端氣候，台灣需要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緊急動員，而是一套能讓中央與地方協力、讓專業與民意平衡、讓預防走在災害之前的防災治理體系。

當一部法律開始規範的不只是本國人民，而是試圖界定「何種政治想像才具有正當性」，問題就不再只是內政，而是國際秩序的邊界。中國於今年七月一日開始施行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維護國家統一」納入法定義務，並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核心概念。其表面上屬於民族治理政策，但其語言結構已引發外界關注：當「統一」與「民族」被法律化之後，是否可能產生跨境外溢效果，甚至被解讀為對外政治施壓的正當性來源？國際法的基本前提其實相當清楚：「法律原則上止於國界。」依據國際慣例與多數法治國家實務，國家法律以領土管轄為核心，這也是《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延伸。除非涉及跨國犯罪、反恐或重大金融犯罪等高度共識領域，否則內國法不應直接對外國人民產生拘束力，更不應延伸至他國的政治立場選擇。對台灣而言，此議題特別敏感。台灣社會對兩岸關係存在多元立場，從維持現狀、主張統一到主張獨立，皆屬民主政治下人民自決的結果。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的政治參與權，政治選擇應由本地社會透過制度競爭形成，而非由外部法律預先設定其合法性邊界。問題在於，當「民族共同體」被納入法律體系時，文化或歷史認同是否可能被轉化為法律義務？學界普遍認為，「民族」本身是一種歷史與政治建構，其內涵具有流動性與多重性，而非固定的法律單位。若進一步將「民族相同」推導為「必然統一」，現實世界將立即出現矛盾案例。例如德國與奧地利同屬日耳曼文化圈，但仍各自為主權獨立國家；阿拉伯語系國家共享語言文化，亦維持多國體系。這些例子顯示，民族、文化與國家主權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等號。因此，關鍵不在民族敘事本身，而在於當敘事進入法律體系後，是否可能被理解或運用為跨境政治工具。從國際現實觀察，「法律外溢」確實存在，但多限於刑事司法合作或明確犯罪領域。多數民主國家仍維持「政治犯例外」原則，避免將外國政治立場納入本國法律執行。也因此，目前並不存在全球一致執行單一國家政治法律的制度基礎。以實務層面而言，台灣外交部對部分司法風險較高或法治透明度不足的國家，設有分級旅遊警示制度。但這屬於風險管理工具，而非全面性禁令。換言之，台灣人仍可自由出國，只是風險呈現「分層差異」，而非全面封鎖。同時，即便在高度政治敏感的國際環境中，國家領導人的跨境行動也受到制度制約。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丁因國際刑事法院程序，在部分國家面臨司法風險；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亦處於國際司法審視之中；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極少出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則主要依賴外交關係與戰略安排決定行程。這些案例共同說明：國際移動的限制，從來不是單一法律造成，而是司法制度、外交關係與安全政治交織的結果。至於國際社會的態度，多數民主國家如美國、日本及歐盟主要成員國，通常採取政策評論或外交關切，而非承認他國內國法具有跨境拘束力。這反映出一項基本共識：「政治合法性仍屬主權內部事項，而非外部強制標準」。因此，更務實的問題不在於「是否無法出國」，而在於如何理解不同法域之間的制度差異，並建立更成熟的風險判讀能力。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單一法律條文，而是制度透明度、司法獨立性與外交關係的整體結構。政策上可進一步思考三個方向：第一、建立更精準的國際旅外風險資訊機制。第二、提升外交部旅遊警示的即時性與透明度。第三、強化公民對國際法與主權邊界的基本理解，使社會能辨識「政治敘事」與「法律義務」的差異。畢竟，現代國際秩序的穩定，不是建立在單一敘事擴張，而是建立在清楚界線的相互承認。而這條界線的核心仍然只有一句話：「法律止於國界，而自由成立於制度之間的平衡」。

一個民主社會，可以真實存在於世界之中，卻仍可能在國際政治語言中被迫隱形。紀錄片《看不見的國家》（Invisible Nation）所揭示的，正是台灣長期面對的一種特殊困境：世界與台灣進行實質交流，承認台灣在經濟、科技、安全與民主治理上的重要性，但在正式政治語言中，台灣卻經常被刻意模糊。然而，這並不只是外交問題，而是一場關於「誰有權定義現實」的競爭。台灣擁有超過2300萬人口，具備民主選舉、自由媒體、公民社會，以及完整的政府治理體系。過去數十年間，台灣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轉型，成為東亞民主發展的重要案例。但在國際政治場域中，台灣仍然面臨一個矛盾：它在現實中高度可見，卻在語言上經常被限制。這正是《看不見的國家》最值得思考的地方。現代政治競爭，早已不只是軍事力量與經濟實力的競爭，同時也是語言與敘事的競爭。因為語言從來不只是描述現實的工具，也可能成為塑造現實認知的力量。當一個社會被稱為「國家」、「地區」，或者被描述為「某個國家的一部分」時，這些看似只是文字差異的表述，背後其實包含不同的政治框架。不同名稱會影響人們如何理解它的身份、地位與合法性。因此，政治語言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一部分。長期以來，中國透過外交壓力、國際組織限制，以及各種政治敘事，試圖影響世界如何理解台灣。其中，軍事威脅是最明顯的方式，但語言層面的競爭同樣值得關注。威權政體不一定需要立即改變現實，也可以透過長期重複特定敘事，使某些觀點逐漸被視為理所當然。當某種說法被不斷重複，當某些名稱被要求使用，當某些描述被排除，語言本身就成為政治競爭的場域。台灣的處境正說明了這種矛盾。許多國家與台灣維持密切的實質關係，在貿易、科技、公共衛生與安全領域進行合作。然而，由於對中國反應的考量，許多政府仍避免使用能夠完整描述台灣政治現實的語言。於是，台灣形成了一種特殊狀態：它在世界運作中存在，卻在部分政治論述中被弱化。但台灣的故事並不只是關於「缺少國際承認」，更是一個民主如何建立自身價值的故事。從威權走向民主，台灣證明民主並非只屬於特定文化或地區。透過選舉、公民運動與制度改革，台灣建立了一套具有韌性的民主制度，也證明自由與民主可以在東亞社會扎根。這項經驗的重要性，不只關乎台灣本身，也關乎全球民主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今日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正在面對資訊操弄、假訊息與威權敘事輸出的挑戰。當政治力量試圖控制人們如何描述現實時，民主社會真正需要守護的，不只是制度，更是理解現實的能力。《看不見的國家》提醒我們，民主不只是人民可以投票，也不只是政府透過選舉產生。民主同樣需要一個社會能夠自由描述自己的存在，並拒絕讓他人透過語言抹去自己的經驗。台灣真正面對的挑戰，不只是是否被世界看見，而是世界是否有能力看見真實存在的台灣。當語言成為權力競爭的場域，捍衛事實，也就成為民主社會不可避免的責任。台灣或許曾被稱為「看不見的國家」，但它所累積的民主經驗，早已讓世界無法忽視。

在台海局勢受到國際關注的今天，我們經常聽見「和平」、「穩定」、「交流」等詞彙。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當這些看似正面的語言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時，它們所代表的意義是否仍然相同？政治競爭從來不只是政策與軍事力量的競爭，也是一場關於語言與認知的競爭。許多衝突在真正發生之前，往往已經開始於人們如何理解現實。例如，軍事壓力可以被描述為「維護和平」，戰略施壓可以被包裝為「必要安全措施」，而對外交流也可能同時具有合作與影響的雙重目的。當一個詞語被不斷重新定義，人們對事件的理解方式也可能隨之改變。美國認知語言學者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曾指出，人們並不是單純接收事實，而是透過既有的「框架」理解世界。政治語言的重要性，就在於它能夠影響人們看待問題的角度。同一項行動，在不同語言框架下，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解讀。軍事部署可以被視為威脅，也可以被描述為「維持秩序」；政治壓力可以被看作挑戰，也可能被包裝成「促進和平」。問題在於，語言並非只是描述現實的工具，它也可能參與塑造現實。當某些說法被大量重複，並透過媒體與社群傳播，它們可能逐漸成為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知方式。久而久之，社會關注的焦點可能從「事情究竟發生了什麼」，轉變成「應該用什麼方式理解這件事」。這也是民主社會面對認知戰時的重要挑戰。許多人認為，認知戰只是散播假訊息，但更深層的影響，其實是透過語言改變人們判斷事實的標準。當威脅被重新包裝成保障，壓力被重新描述為善意，民主社會就必須更加警覺。因此，民主防衛不只是提升軍事能力或資訊安全，更包括培養社會對語言的敏感度。我們需要問：誰正在使用這些詞語？這些詞語原本的意思是否被改變？背後是否存在特定政治目的？一個自由社會最重要的能力，不只是擁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更是具備辨識語言背後意涵的能力。戰爭或許始於武器，但在許多時候，改變人們對現實的理解，可能更早發生於語言之中。守護語言的精確與誠實，就是守護民主社會判斷現實的第一道防線。

在選舉或重大公共事件發生時，社群平台上的訊息往往在數分鐘內快速擴散。截圖、短影音與片段式內容在未經完整查證前，就已經進入大量轉傳與討論，使民眾經常需要在資訊尚未釐清之前，先行判斷其真偽與意義。這種現象已不再是偶發狀況，而逐漸成為民主社會的日常資訊環境。近年來，無論在台灣或其他民主國家，都可以觀察到類似趨勢：資訊流動越快速、越自由，錯誤訊息與片段敘事的擴散能力也同步增強，進而對公共討論品質與社會信任基礎產生壓力。例如歐盟近年設立專責機制，針對境外資訊操作與假訊息進行監測與應對；北約也將資訊環境納入安全討論範疇，強調社會對訊息衝擊的承受能力。這顯示資訊問題已逐漸從媒體議題，轉變為治理議題。在亞洲，日本與韓國也發展出不同路徑。日本強調危機時期的資訊透明與溝通效率，以降低社會不確定性；韓國則透過教育體系加強媒體識讀與數位素養，提升年輕世代對資訊來源與意圖的辨識能力。從這些經驗來看，問題的核心已不僅是「資訊真假」，而是社會能否在大量資訊同時流動時，仍維持基本判斷能力。換句話說，關鍵在於社會是否具備足夠的資訊承受能力與辨識能力。台灣的情況則更為複雜。一方面資訊流通高度自由且快速，另一方面社群平台使用密度極高，使片段訊息更容易被放大與擴散。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共討論往往容易被情緒與短訊息節奏所牽動。因此，未來的重點可能不只是加強事實查核或媒體自律，而是更系統性的能力建構，包括媒體識讀教育的深化、資訊透明機制的強化，以及公共溝通在危機情境中的整體設計。民主制度的穩定，不僅取決於選舉制度或法律架構，也取決於社會是否能在資訊快速流動中維持基本共識與判斷能力。當資訊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何處理資訊本身，也逐漸成為民主運作的一部分。

長期旅居我國台灣進行活動的知名日本籍媒體人士矢板明夫昨驚傳在台中出席公開活動後，於活動場合外遭不明人士尾隨並施暴，臉部受傷送醫。警方隨即展開調查，並於機場攔查準備離境之嫌犯，初步資料顯示該嫌犯似乎為一名中國籍男子，全案目前仍由檢警偵辦當中，詳細作案動機等尚未得到定論與證實。但無論嫌犯的個人背景及犯案動機最終調查結果究敬為何，以暴力對待公開活動參與者，本身已對法治社會構成嚴重挑戰。在台灣這樣重視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與重視人身安全的社會當中，任何針對個人身分或立場的暴力言行，都應被零容忍，更不可被合理化或簡化為個別衝突。此次的事件同時凸顯公共安全與治安管理仍有檢視空間。作為事件發生地的台中市，台中市政府相關部門對於大型公開活動周邊安全維護與風險預防機制，應提出更清楚的說明與檢討。市長盧秀燕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首長，絕對有義務及責任向社會說明事件發生過程、警政應對流程，以及未來如何強化類似活動的安全維護，而非僅止於事後偵辦結果的呈現。公共安全不應僅由第一線執法人員承擔，制度面的預防與治理更為關鍵。近來社會大眾已有些聲音關注像盧市長這樣，今年即將任期屆滿卸任的地方首長似乎已無心市政，反而過度集中精神在處理輔選行程或「越俎代庖」般地針對全國性質的中央政策說三道四，將本職該做好的市政治理和公共安全拋諸腦後。強颱本週來勢洶洶，盼這些地方首長也要記得料敵從嚴。我國台灣的自由民主建立在言論自由之上，言論自由是建立在法治社會之上，法治社會則建立在尊重不同意見之上。而言論自由並不包括「什麼話都可以隨便說」，更不能因為不認同別人講的話而使用暴力。法治社會上的言論自由來自安全與秩序，因此司法應釐清真相，地方政府更應該正視治安責任，確保任何人在台灣皆不因身分或立場而遭受暴力威脅甚至被攻擊對待才對。有句老話希望大家隨時記得：「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立場，但我誓死捍衛你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

法律原本是國家治理人民的制度工具，但當一個國家的法律開始試圖跨越疆界，影響甚至約束其他國家境內的個人時，問題就不再只是外交爭議，而是國際秩序與自由社會共同面對的挑戰。近年來，中國政府逐漸透過國家安全相關法律、司法手段，以及海外執法措施，將部分政治與安全議題延伸至境外。從對海外異議人士的通緝、懸賞，到對海外社群的監控與施壓，這些現象被許多國際人權組織與民主國家稱為「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所謂跨國鎮壓，並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壓力，而是指一個政府利用國家機器，在自身領土之外影響、恐嚇或限制個人自由，使原本在其他國家依法生活的人，也感受到政治控制的延伸。這種現象最令人擔憂之處，在於它改變了現代國際秩序的一項基本原則：國家的權力應受到領土界線限制。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雖然各國制度不同，但仍存在一個基本共識：一個國家不能任意將自身法律強加於另一個主權國家的人民與社會。否則，小國、中小型民主國家，以及全球公民社會，都可能受到強權國家的法律外溢影響。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國家安全」成為無限擴張的理由時，法律本身可能失去原本保障人民權利的功能，轉而成為政治控制的工具。在民主社會中，國家安全當然重要。任何政府都有責任防止暴力犯罪、間諜活動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誰來定義「安全」？界線在哪裡？是否允許政府以模糊的安全名義，將和平表達意見、新聞報導、學術研究，甚至個人身份認同，都視為威脅？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國際社會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面對這種新的權力形式。對台灣而言，這並非遙遠的國際新聞。台灣長期處於中國軍事、外交與資訊影響的前線，當法律與政治控制透過全球化時代的資訊網絡跨境延伸時，任何自由開放的社會，都可能成為影響範圍的一部分。因此，台灣面對這類挑戰，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立場上的爭辯，而應回到民主制度最核心的價值：保障人民能夠自由思考、自由討論，並不因強權的法律主張而失去安全感。自由社會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沒有衝突，而是在面對壓力時，仍願意守住制度底線。當法律離開正義與權利的基礎，只剩下權力的延伸，它就可能從保護人民的工具，變成限制人民的手段。而當任何國家的法律都試圖跨越國界，影響全球公民時，這不只是某一國人民的問題，而是所有自由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於今日（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將「維護國家統一」納入法定義務，並以「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核心概念，引發外界對其法律效果是否延伸境外，甚至成為跨國施壓依據的疑慮。無論是中國也好，其他國家也好，都不能將自己國內的法律拿來對付其他國家，製造「跨國鎮壓」或者所謂的「長臂管轄」，筆者以為這是現代人們普遍應有的常識和知識才對？居然還會有這種可笑的「國內法」想去管國外的人民？太可悲了吧！民主法治國家普遍承認，法律效力應受主權疆界限制；任何國家若試圖要求境外人民接受特定政治立場，不僅衝擊國際秩序，也侵犯他國人民應享有的自由。生活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本就享有言論自由與政治參與權，台灣人可以主張台灣獨立，也可以支持兩岸統一，或主張維持現狀。這些政治主張應由當地人民依民主程序自主決定，而非由另一個國家的法律加以規範，更不能因立場不同，就面臨跨境威嚇或法律追訴。更值得思考的是，「中華民族」是一種近代形成的「政治概念」，而非足以凌駕國家主權的法律依據。就連「漢族」都是一個「非單一DNA民族」（詳情可參考中國學者吳銳（土家族）著作《你不可能是漢族》）。而若因民族相近便主張必須統一為一個國家，那麼同屬日耳曼民族的德國、奧地利等國，為何沒有組成單一國家？阿拉伯民族又為何形成眾多主權國家？如果民族相同就必須統一，又該由哪一國主導？顯然，民族認同與國家疆界從來不是簡單的等號，更不足以成為要求他國人民接受特定政治安排的正當理由。最近，前台北縣長周錫偉接受中國共產黨機關報（喉舌）《人民日報》專訪，說出了一堆大部分台灣人無法認同的荒唐發言，包括美國和日本還在剝削台灣，還想再將台灣占為殖民地等天馬行空的說法；更有甚者，他認為中國的武力是在「保護台灣」。尤其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周錫偉這個人在台灣已經是一個過氣的政治人物，在中國本土則大概沒有多少人認識，為什麼人民日報要找一個統戰宣傳人士，誰不好找卻偏偏要找他？現代國際秩序建立在主權平等、互不干涉內政與人民自決原則之上。民族可以是文化認同，也可以是歷史情感，但不能成為跨越國界、擴張國家權力的藉口。法律止於國界，自由源於人民；任何國家若試圖以民族之名凌駕他國主權與人民意志，不僅違背民主法治精神，也將動搖國際社會共同維繫的秩序。

近日，中國以所謂「海上交通執法」為名，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相關活動，並試圖向航經船舶宣示管轄權。台灣海巡對此進行監控與應處，強調中國並無權在台灣周邊海域行使執法權。這起事件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只是海面上出現了哪些船隻，而是背後反映出的長期趨勢：有些改變現狀的方式，並非從一開始就以衝突形式出現，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看似有限的行動中，逐漸測試國際社會的反應。過去，人們談到國家安全，往往想到軍隊部署、飛彈威脅與武力衝突。然而，當代安全挑戰已經出現新的面貌。透過海警、公務船、法律宣示與行政手段，刻意遊走在和平與衝突之間，讓對方難以用傳統方式回應，正成為改變現狀的一種策略。這類行動最值得警惕之處，在於它改變的不只是海上的活動範圍，更可能改變人們對「什麼是正常」的認知。一次出現，或許容易被視為偶發事件；但當類似情況不斷重複，外界若逐漸習慣，原本不合理的主張便可能因時間累積而被誤認為新的現實。國際秩序從來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建立在各國共同遵守規則的基礎上。如果面對一次次的試探，民主社會選擇忽略或淡化，最終受到侵蝕的，不只是某個地區的安全，更是國際社會對法治與規則的信任。因此，台灣面對此類挑戰，不能只從軍事角度思考。強化海巡能力、提升海域監偵、維持資訊透明，以及深化國際合作，都是維護安全的重要環節。同時，也必須讓國際社會持續看見事件本質，避免錯誤認知在沉默中累積。和平不是對所有壓力退讓，也不是讓不合理的行為逐漸被接受。真正穩固的和平，來自對規則的堅持、對現狀的守護，以及對任何試圖以時間改變事實行為的警覺。當異常逐漸成為日常，沉默本身就可能成為改變現狀的力量。守護和平的第一步，就是拒絕讓不合理被習慣。

在傳統戰爭想像中，國家安全危機往往以明確的形式出現：軍隊集結、飛彈部署、海空軍對峙。然而，當代國際競爭正在改變。許多國家的挑戰，已不再只是來自直接的軍事衝突，而是來自一種更複雜、更難辨識的「灰色地帶」壓力。近期，中國以所謂「海上交通執法」為名，派遣海警船與科研船在台灣周邊海域活動，並試圖向航經船舶宣示管轄權。台灣海巡則進行監控與廣播驅離，強調中方並無權在台灣周邊海域行使執法權。這起事件值得關注的地方，不只是海面上多了幾艘船，而是它反映出一種國際政治競爭的新模式：透過非軍事力量，逐步改變現狀認知。所謂灰色地帶行動，指的是介於和平與正式武裝衝突之間的策略。它通常不會採取足以引發全面戰爭的行動，而是利用法律、行政、資訊與海上力量等方式，持續測試對手反應，並尋找改變現狀的空間。這種方式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模糊了「攻擊」與「和平」的界線。當一艘軍艦進入他國海域，國際社會容易辨識其軍事意圖；但當一艘海警船或科研船出現時，對外宣稱的理由可能是巡查、研究或執法。這使得對方必須在避免升高衝突與維護自身權益之間取得微妙平衡。然而，灰色地帶行動真正的目的，往往不是單一事件的勝負，而是長期累積造成的心理與認知改變。如果某一方不斷宣稱自己具有某種權力，而國際社會沒有及時回應，久而久之，原本具有爭議的主張可能因為反覆出現而被部分人視為「既定現實」。這正是灰色地帶策略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它不一定立即改變地圖，但可能逐漸改變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對台灣而言，這代表安全問題不能只從軍事角度思考。軍事力量當然是維護安全的重要基礎，但在資訊透明、國際輿論與規則競爭日益重要的時代，海巡能力、危機溝通、國際合作與公共資訊揭露，同樣是國家韌性的一部分。尤其對民主社會而言，面對灰色地帶挑戰時，最大的危險不是沒有力量，而是缺乏共識。如果社會無法理解對方策略的本質，就容易在兩種極端之間擺盪：不是過度恐慌，就是完全忽視。真正成熟的安全思維，應該是在保持冷靜的同時，清楚辨識正在發生的變化。台灣不應尋求升高衝突，但也不能因為希望和平，而對逐步改變現狀的行動視而不見。維護和平的前提，從來不是接受不合理的壓力，而是讓任何試圖改變規則的行為，都受到透明、公開與國際社會的檢視。未來的國際競爭，可能越來越少以正式戰爭的形式出現，而更多發生在法律、海域、資訊與認知的戰場上。真正需要防備的，不只是某一天突然發生的危機，而是在平靜日常中，那些逐漸被接受、逐漸被合理化的改變。因為自由世界最重要的防線，有時不是架設在3海上的軍事部署，而是人們是否仍願意守護共同相信的規則。

當外部力量試圖告訴一個社會「什麼才是更好的未來」時，我們真正需要思考的，不只是政治立場，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地方的價值，究竟應該由誰來判斷？近期，中國方面再次提出「統一後台灣會更好」的說法，引發台灣社會討論。對此，陸委會也回應表示，台灣目前發展良好。雙方立場不同，但背後反映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一個社會的幸福、自由與發展，究竟應該用什麼標準衡量？不可否認，經濟成長、生活品質與國際競爭力，都是衡量社會進步的重要面向。然而，一個地方是否「更好」，並不只是比較經濟數字，也包括人民是否擁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是否能自由表達意見，以及制度是否能回應人民需求。近年來，國際社會對「國家成功」的理解也逐漸改變。除了經濟發展，民主品質、法治、人權、社會信任與公共治理能力，也成為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成熟的重要指標。台灣的經驗正提供一個值得思考的案例。台灣並不是一個完美的社會，房價、少子化、薪資與世代差距等問題，都仍需要面對。但民主制度的重要意義，在於人民能透過公開討論、選舉與制度改革，持續修正社會存在的問題。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哪一方宣稱「哪裡一定更好」，而是人民是否能在資訊充分、自由選擇的環境中，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一個地方的未來，不應只由外部力量定義，也不應只靠政治口號證明。真正長久的信任，來自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以及制度是否讓人民相信，自己的聲音具有意義。台灣當然需要面對自身不足，也必須持續改善治理品質。但同時，我們也應理解，一個社會最珍貴的價值，往往不是別人給予的答案，而是人民共同參與、共同選擇的過程。因為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沒有挑戰，而是在面對挑戰時，人民仍有能力選擇方向、修正錯誤，並共同決定自己的未來。

當多數人還把戰爭想像成飛彈、軍艦與登陸作戰時，中共對台施壓的方式早已悄悄改變。近期，中國以所謂「海上交通執法」為名，派遣海警船與科研船在台灣東部海域活動，甚至向航經船舶宣示管轄權，企圖將政治主張包裝成行政執法。台灣海巡全程監控、廣播驅離，並強調中方無權對我國周邊海域行使執法權。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幾艘船出現在海面，而是北京正試圖改變國際社會對台灣周邊海域的認知。過去以軍事演習施壓，如今則更多運用海警、科研船與其他公務船，在未爆發武裝衝突的情況下，逐步營造「中國正在執法」的印象。這正是國際安全研究經常提到的「灰色地帶行動」：透過持續施壓與模糊界線，慢慢改變現狀，而非一次性以武力解決。灰色地帶最危險之處，在於它不容易引起警覺。今天是科研船，明天可能是海警巡邏，後天則可能要求商船配合檢查。每一步看似有限，累積起來卻可能讓非法主張逐漸被視為常態。一旦國際社會習慣這種局面，北京便更容易藉此宣稱已對相關海域擁有實際管轄權。面對這類挑戰，台灣不能只以傳統軍事思維回應，更應持續強化海巡執法能量、海域監偵能力與國際合作，並透過公開透明的資訊揭露，讓世界理解灰色地帶行動對區域和平與航行自由造成的威脅。唯有在不升高衝突的前提下，堅定維護主權與法治秩序，才能避免威權擴張在一次又一次的試探中，逐漸成為新的日常。

過去談到假訊息，許多人往往認為那只是網路上的謠言，頂多造成一時混亂。然而，在數位科技與社群媒體高度普及的今天，假訊息早已超越單純資訊錯誤的層次，而逐漸成為影響民主運作的重要課題。近年來，世界各地選舉期間都曾出現資訊操弄爭議。從美國總統大選、歐洲多國選舉，到亞洲各民主國家，都曾面臨假訊息快速擴散的挑戰。隨著人工智慧技術進步，深度偽造（Deepfake）影音與生成式內容的出現，更使真假資訊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值得警惕的是，假訊息的危害並不一定在於讓所有人相信錯誤內容，而是在於削弱社會對事實的共同認知。當不同群體接收完全不同的資訊，甚至對基本事實都缺乏共識時，公共討論便容易陷入對立與混亂。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運作，建立在公民擁有充分資訊並進行理性判斷的基礎上。如果資訊環境遭到持續污染，人民對媒體失去信任，對公共機構產生懷疑，甚至認為所有資訊都有可能被操弄，那麼受到侵蝕的將不只是個別議題，而是民主社會本身的信任基礎。因此，面對假訊息問題，解方不能只是刪文或封鎖帳號。更重要的是提升整體社會的媒體識讀能力，培養辨識資訊來源與查證事實的習慣。同時，政府、媒體平台與公民社會也應共同建立更健全的資訊防衛機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社會的資訊防衛並不等同於限制言論自由。相反地，正因為珍視自由，我們更需要確保公共討論建立在可信資訊之上。自由若失去事實基礎，最終只會讓社會更容易受到操弄。假訊息看似只是手機螢幕上的一則訊息，但它所影響的，可能是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判斷、對民主制度的信任，甚至整個社會的凝聚力。當資訊已成為新的競爭場域，民主防衛的工作也不再只屬於政府或專家，而是每一位公民共同承擔的責任。

當多數人仍將人工智慧（AI）視為科技產業的新競賽時，一場更深層的變化其實已經展開：AI正逐漸從技術議題轉變為國際政治議題，甚至開始重塑全球權力秩序。今年以來，無論是七大工業國集團（G7）峰會、歐盟數位治理政策，或美中科技競爭，都將AI列為核心議題。各國討論的焦點已不再只是技術創新，而是誰能制定規則、掌握標準，以及控制未來關鍵技術的發展方向。換言之，AI競爭不只是企業之間的競爭，更是國家治理能力與國際影響力的競爭。過去數十年，全球化主要圍繞能源、製造與金融體系運作；如今，數據、演算法與高階晶片正逐漸成為新的戰略資源。美國對先進晶片與AI技術實施出口管制，中國積極推動自主研發，歐盟則試圖建立全球性的AI監管框架。這些現象都顯示，AI已不只是產業政策的一環，而是國家安全與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樣的變局之中，台灣的角色格外特殊。憑藉半導體產業的技術優勢，台灣已成為全球AI供應鏈的重要節點。然而，若僅將自身定位為技術提供者或晶片生產基地，恐怕仍不足以因應未來挑戰。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世界開始討論AI治理、數位主權與科技倫理時，台灣是否準備好參與規則制定？我們是否具備足夠的法規制度、人才培育與社會共識，來面對AI對民主治理、勞動市場與資訊安全帶來的衝擊？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會改變國際權力結構。工業革命塑造了近代強權，資訊革命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而AI革命所影響的，很可能不只是產業競爭，更是未來國家的治理模式與國際秩序。對台灣而言，AI既是機會，也是挑戰。我們當然需要持續維持技術優勢，但更重要的是建立對未來的戰略視野。因為在AI時代，真正決定一個國家地位的，未必只是能夠生產什麼，而是能否參與制定未來世界的遊戲規則。

不久之前，國民黨主席鄭麗文訪美時，將中共威權體制領導人習近平的手形容為「柔軟如雲朵」，甚至吹捧其為「成功者手相」。這種近乎追星的個人崇拜，在自由台灣淪為笑柄，連對岸網管也為了維護領導人威嚴，崩潰地將「雲朵」與「手相」全面封鎖。馬屁拍在馬腿上，莫此為甚。然而，這場荒誕劇中最令人莞爾的，是陸委會副主委兼發言人梁文傑的面對媒體提問。他一抹高冷的「嘴角失守」，隨後以內建政治防火牆的「AI模式」精準回應七個字：「子不語怪力亂神」。這種不與荒謬起舞、用最少字數達成最大降維打擊的政治段數，正是台灣成熟官員特有的冷幽默。對比之下，中共官方那種永遠高壓、對記者毫不尊重且充滿肅殺氣氛的「戰狼式讀稿AI」，每次對台講話總是不留情面地充斥著恐嚇，讓台灣支持民主的人集體倒胃口。從前總理朱鎔基時代至今，中共每逢台灣大選便習慣性地出來文攻武嚇，卻永遠學不會「民主選民天生帶有捍衛主權的反骨」，結果總是適得其反。幾十年下來，台灣人早就透過公民社會的事實查核與心理脫敏，活成了對岸威權體制最巨大的反諷。 面對中共近年延伸出的「軟性統戰」，例如提議由張凌赫等流量小生來台喊話，試圖用溫水煮青蛙的追星政治化來模糊兩岸界線，台灣大可不必隨之起舞。這類明星在「姓黨」的體制下，發言與行動都必須聽命於黨，本質上就是用偶像包裝威權的工具。台灣真正需要的，是純粹、對等的國際文化交流。近期在台灣暴紅的韓劇《鐵拳教育》，劇中由金武烈飾演的羅華振督察、秦基周、P.O所組成的「教權局小隊」，專治各種惡霸與特權，其拳拳到肉、一巴掌拍醒迷途者的「物理清醒法」，極度符合現代人面對不公義時的解壓心理。 與其邀請張凌赫來台當統戰棋子，台灣民間不如積極邀請金武烈、秦基周、P.O等韓國明星來台訪問。當國際級的影視娛樂取代了包裝威權的文化商品，我們不僅能展現民主社會自由擁抱多元文化的底氣，或許還能在見面會上，讓「巴掌俠之手」與政治人物口中幻想的「雲朵手」來一場「跨界連動」，用真正的物理反差打破粉紅泡泡。我們不是鼓吹真的使用暴力，而是在面對部分政黨對中共無底限地諂媚時，很多人都有一股悶氣，也只好用這樣子消遣他們一下而已。面對極度荒謬的政治現實，用成熟的民主免疫力冷眼旁觀，就是台灣最高段位的對抗。

最近兩則國際新聞，看似分屬不同領域，卻共同透露出一個正在改變的世界。一方面，美國總統川普與義大利總理梅洛尼之間的外交風波，引發外界對盟邦互動與外交分寸的討論；另一方面，美國試圖推動中東局勢降溫之際，以色列政府卻仍依自身安全與戰略考量持續採取軍事行動，再次顯示即使是最親密的盟友，也未必總能步調一致。表面上，一件是外交爭議，一件是地緣政治衝突；一件發生在跨大西洋盟邦之間，一件發生在戰火未歇的中東地區。然而兩者背後所透露的訊息其實相當一致：冷戰結束後曾被視為建立在共同價值上的盟友關係，正逐漸轉變為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的合作關係。盟友依然存在，但合作的基礎愈來愈取決於彼此能否提供實際利益，而不只是理念認同。長期以來，許多人習慣以「朋友」與「敵人」理解國際政治。然而國際關係的現實從來沒有如此簡單。國家之間可以共享價值，也可能因利益而分歧；可以在某些議題上合作，也可能在其他議題上競爭。盟友關係並非永久契約，而是一種持續調整的利益平衡。近年來，這樣的現象愈發明顯。俄烏戰爭爆發後，歐美國家雖然展現團結，卻也不時出現能源、軍援與經貿政策上的不同考量；美國與歐洲在產業補貼、貿易政策等議題上亦屢有摩擦；中東局勢更反覆證明，即使擁有共同安全目標，各國仍會優先考量自身利益。這並不代表國際秩序正在瓦解，而是意味著世界正進入一個更務實的時代。價值觀依然重要，但已不足以單獨支撐長期合作；國家之間的互動愈來愈像夥伴關係，而非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友誼。換言之，盟友沒有消失，只是逐漸帶有更多「交易」色彩。英國政治家帕默斯頓曾說：「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這句話經常被引用，但在當前國際局勢下，或許有了新的意義。今天各國追求的已不只是安全利益，也包括科技優勢、供應鏈地位、能源安全與市場競爭力。誰能提供更多價值，誰就擁有更大的話語權。對台灣而言，這樣的變化尤其值得深思。近年來，台灣與許多民主國家關係持續深化，這無疑是值得珍惜的成果。然而我們也必須理解，任何國家的對外政策終究仍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國際社會支持台灣，固然有民主價值的因素，但也與台灣在全球科技產業、半導體供應鏈以及區域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關。因此，台灣真正需要思考的，或許不是誰會永遠支持我們，而是如何讓更多國家持續認為「支持台灣符合他們的利益」。從半導體產業的領先優勢，到人工智慧時代的技術競爭力；從民主治理的穩定性，到供應鏈韌性的提升，這些都是台灣能夠持續累積的國際籌碼。當世界逐漸從價值同盟走向利益同盟，從情感連結走向務實合作，台灣更需要以冷靜而成熟的眼光理解國際政治。因為真正穩固的國際地位，從來不是建立在善意期待之上，而是建立在不可取代的價值之上。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讓世界需要台灣，或許比讓世界同情台灣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