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昱睿

投書批評血親關係，何必扯上「遺傳」？

日本東京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授本田由紀，因評論三笠宮家彬子女王的一則社群平台貼文，引發日本輿論爭議。本田九月一日在「X」寫下「每次看到這些人，都會感受到遺傳因素的可怕」等內容，遭批評涉及歧視。九月八日，東京大學證實，教育學研究所主管已提醒本田，即使是個人社群平台發文，也應充分考量後再發布。 事件起因，是本田引用一則談論彬子女王皇族費增加的貼文。原貼文將彬子女王與麻生太郎的親屬關係拉進討論，甚至質疑「要讓天皇出自麻生的血統嗎？」。本田後來解釋，自己所說的「遺傳因素」，是指麻生太郎與彬子女王的血親關係，以及血親可能造成的偏袒，並非針對彬子女王的外貌或個人特質。 問題就在這裡。如果真正要批評的是血親關係帶來的偏袒，為什麼不用「血親」、「親屬」，甚至「裙帶關係」，而要使用「遺傳因素」？這幾個詞看似接近，指向卻不一樣。「血親」談的是人與人的關係，「裙帶」談的是利益，「遺傳」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一個人與生俱來、無法選擇的條件。當批評從制度與行為，滑向人的血統，爭議自然不會只是「用字比較尖銳」而已。皇室制度可以批評，皇族費也可以檢驗，政治人物與皇族之間的親屬關係更可以公開討論。但如果真正要質疑的是權力與利益，就應該把問題說清楚：誰做了什麼、利益如何產生、制度出了什麼問題，而不是把血緣本身變成值得恐懼的理由。本田可以主張自己沒有歧視意圖，外界也不該只因一句話刺耳，就逕自替她判定動機。然而，公共人物說出口的話，也不能只靠事後解釋就算了。尤其本田身為東京大學教授，更應該明白，語台灣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日本皇室究竟該不該改革，而是我們怎麼看待公眾人物的社群言論。教授可以有私人言不只是表達想法，也可能替人貼上標籤，甚至讓原本應該討論的制度問題失焦。這場風波對台灣真正值得参考與省思的，不是日本皇室究竟該不該改革，而是我們怎麼看待公眾人物的社群言論。教授可以有私人帳號，但教授的身分不會跟著帳號一起下線。言論自由保障批評權力的權利，卻不代表可以免除選擇字眼的責任。批評可以尖銳，但刀口必須對準真正的問題。若批評的是制度，就批評制度；若批評的是行為，就針對行為說話。不要批評著批評著，最後連一個人的血統，都成了可以被拿來否定的理由。

投書從朝鮮王朝末期的歷史困局來看，現在的台灣不能只問選誰

川習會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華府登場。面對美中兩國領袖再次會面，台灣社會關注的往往是：台灣議題會不會被放上談判桌？台灣會不會成為大國競逐下的籌碼？但比猜測大國將如何決定台灣，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台灣自己究竟還有多少選擇？十九世紀末的朝鮮王朝，正面對類似的困境。甲申政變後，清帝國與日本帝國對朝鮮的競逐日益激烈。一八八五年《天津條約》雖約定清日撤兵，以及日後出兵朝鮮須相互通知，卻沒有消除兩國競爭。一八九四年東學農民運動爆發，清日相繼出兵，最終引發甲午戰爭。此後，日本與俄羅斯又在朝鮮半島展開競逐。朝鮮並非沒有改革，甲午改革也曾試圖重整政治與社會制度，只是改革過程同樣受到外部強權牽制。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後，日本取得朝鮮的外交控制權，朝鮮遂逐步失去自主外交的空間。而且朝鮮最後會走到那般田地，和高宗國王、興宣大院君、閔妃(明成皇后)等朝鮮王室的不同派別勢力彼此爭權奪利也有直接關係。這段歷史真正值得台灣警惕的，並不是「親清、親日或親俄究竟哪一條路錯了」或「事大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國家如果長期把自身命運寄託在大國競爭的結果上，最後可能連選擇的能力都會逐漸消失。當然，今天的台灣與十九世紀末的朝鮮有根本不同。台灣有民主制度、完整的經濟體系、先進科技產業，也與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建立廣泛的實質關係。我們不能把歷史簡單重演。但相同的問題仍然存在，當美中競爭加劇，台灣是否有能力把國防、經濟、科技、外交與社會韌性轉化為自己的戰略籌碼？如果所有討論最後都只剩「選美國還是選中國」，反而可能忘記小國最重要的工作，是讓自己的選項愈來愈多。台灣當然需要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也需要強化自我防衛能力；但合作不等於依賴，交流也不等於放棄安全。真正成熟的戰略，不是預測哪一個大國永遠不會改變，而是即使國際局勢改變，台灣仍有能力決定自己的方向。朝鮮王朝末期最值得記取的歷史，不只是大國環伺，而是國家逐漸失去了決定自己命運的空間。今天的台灣不能決定美中如何競爭，卻可以決定自己要累積多少能力、建立多少關係，以及在下一次國際局勢轉變時，手中還有多少選項。

投書川習會變局，考驗台灣治理

美中兩國領袖還沒坐上談判桌，經貿官員已先在紐約交手。雙方近日針對貿易、稀土供應及人工智慧等問題展開磋商，顯示這場峰會所牽動的，早已不只是傳統外交關係。這些消息對台灣的意義，不只在於川習會是否談到台灣，而在於美中政策的任何調整，都可能透過貿易、科技與供應鏈傳到台灣。過去面對美中競爭，政府與社會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外交表態，等待白宮或北京釋放訊號。但對高度依賴國際貿易與科技產業的台灣而言，真正困難的往往是訊號出現之後：企業怎麼調整？政策怎麼銜接？政府各部門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形成一致的應對？這次川習會涉及的議題已經顯示，美中關係很難再用單一的「貿易戰」概括。從關稅、關鍵礦產到人工智慧，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彼此交疊。對台灣而言，一項美中協議可能影響的不只是外交部門，而可能同時涉及經濟、科技、能源、國安與產業政策。因此，川習會前，政府真正需要準備的不是預測兩位領導人會說什麼，而是把可能發生的情境想在前面。若美中貿易安排延續，台灣產業如何調整？若科技管制出現變化，企業需要什麼政策協助？若關鍵物資供應受到影響，相關部門是否已有替代方案？這些問題沒有哪一個可以靠一場峰會直接回答，卻都是治理必須面對的功課。更重要的是，政策準備不能只停留在政府內部。當國際局勢變化可能影響企業投資、工作機會甚至日常生活，政府就有責任讓社會知道可能發生什麼，以及有哪些應變方式。資訊透明不只是溝通問題，也是降低不確定性的重要治理工具。川習會的結果值得關注，但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面對結果的能力。大國可以用一場峰會處理彼此關係，台灣則必須用日常治理，承受國際關係變動帶來的連鎖效應。國際局勢不能由台灣決定，但面對變局的治理能力，可以由台灣自己建立。

投書市政不能只看有沒有做，更要看結果

九月九日台北大巨蛋舉行中職賽事，場上突然出現老鼠，工作人員拿著紙盒、水桶圍捕，比賽一度暫停，捕鼠畫面還透過轉播送進全台觀眾眼前。這個畫面或許令人莞爾，對台北市的城市治理卻不該只是笑話。國民黨籍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年五月宣布推出「鼠類偵防師」，希望透過專業人員協助防治鼠患；如今老鼠竟然跑進大巨蛋，市府除了要求遠雄清消，更值得追問的是：政策推出之後，究竟有沒有真正降低市民面對鼠患的風險？市府也持續要求各局處強化鼠類防治，這更凸顯鼠患並不是單一場所的問題，而是城市環境管理的一環。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公館吸菸區。北市推動無菸城市，卻出現格柵式吸菸區引發爭議，最後由市府要求撤下並改善。市府後續也表示，將建立更完整的設計原則與標準。 政策方向本身可以討論，但一項公共設施如果上路後才發現設計與城市環境格格不入，再緊急調整，暴露的其實是政策形成與審查機制是否周延。今年六月內湖強降雨造成多處積淹水，市府說明當時降雨超過排水系統容受力，蔣萬安也提出五至十年、六十五億元的治水規畫，盼將降雨容受力提升。 這說明極端氣候確實考驗城市，但也提醒市府，所謂防災韌性不能只停留在工程預算與計畫數字，還包括預警、應變與第一時間讓居民得到資訊的能力。鼠患、吸菸區、淹水，看似毫不相干，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市政不能只看「有沒有做」，更要看「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市長當然可以要求局處改善，也可以在問題發生後迅速處理；但真正成熟的治理，應該是政策推出之前就充分評估，在問題發生之前就建立應變，而不是每次都等到新聞鏡頭出現，才開始追老鼠、拆設施、補漏洞。台北市民需要的，不只是動作很快的市政府，更是一個能讓政策經得起現場考驗的市政府。

投書尊重彼此的身體界線，是重要的人際禮儀

隨著年底九合一大選(及公投)即將到來，我們很容易在現場或畫面上看到，代表不同陣營的候選人(參選人)出席同一個公開活動，或者掃街拜票時「狹路相逢」，有時候同性別的候選人會禮貌性的向對方致意、打招呼；點點頭、握握手，甚至有時候還會有人拍拍對方的肩膀、背部。這類動作未必有什麼政治訊號，也通常不會是惡意的，但筆者真正想談的，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生活問題：與人互動時，究竟要不要尊重對方的身體界線？台語有一句熟語「跤來手來」(腳來手來)，形容一個人與別人說話時，總喜歡伸手拍肩、摸背，或者見面握了手還要再拍拍對方。對有些人而言，這可能只是熱情、親切，甚至是一種習慣；但對不習慣肢體接觸的人來說，卻可能感到不舒服。問題就在這裡：肢體接觸是否恰當，不能只由伸手的人決定。自己覺得親切，不代表對方也會覺得親切；彼此熟識，也不代表就可以不經詢問而碰觸對方。尤其在公共場合，雙方的關係、年齡、身分不同，更應該留意彼此的界線。有人可能會說，拍拍肩膀、拍拍背而已，何必小題大作？但禮貌從來不是「自己覺得沒什麼」就算數。真正的禮貌，是要知道自己的習慣可能成為別人的困擾，因此在伸手之前多想一下。這種分寸感看似微小，卻往往最能看出一個人是否真正把別人當成一個有自主感受的個體。這件事也不分性別，即使是相同性別的人之間，也有人不喜歡被別人隨意碰觸。尊重身體界線，本來就不應該有性別之分。政治人物尤其如此。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容易被放大，但這不表示我們要把每一個拍肩動作都政治化。反而應該把這次事件當成一個生活提醒：握手已經足以表達問候，沒有必要把「熱情」建立在碰觸別人的身體上。說話就好好說話，握手就好好握手，避免「腳來手來」，多一點對彼此界線的尊重。這不只是政治人物應有的分寸，也是每一個人在人際相處中都值得學會的禮貌。

投書當我們談教師權益，那學生呢？

教育部為今年教師節推出微電影《一百分的形狀》，原意是呈現教師看見學生、陪伴學生的溫暖；然而片中公開唱名成績、師生放學後單獨相處，以及抓手、搭肩等肢體互動，確實引發對校園現實風險的質疑。這些情境在真實校園裡，都可能產生誤解、申訴，甚至更嚴重的問題。教師需要清楚的界線與合理保障，這一點不能否認。但教育現場也不能因此只剩下「教師很辛苦、學生很難教」的單一敘事。前一陣子受到討論的韓劇《鐵拳教育》，把失控學生、校園暴力、家長與教師問題都放進劇情；然而戲劇終究是戲劇，現實中的學生不可能都是問題學生。少數學生的挑釁、霸凌或放棄學習，不能變成「現在的學生都很難教」的標籤。多數學生只是安靜上課、認真學習，甚至有人正在校園裡承受排擠，卻未必有能力替自己發聲。同樣地，也不能把家長都想像成動輒申訴、提告的「恐龍家長」。多數家長未必高調，甚至可能不知道孩子在學校遭遇了什麼。教師需要被尊重，學生與家長也需要被公平對待。當然，教師群體中也可能存在不適任甚至傷害學生的人，正如學生群體中也可能有霸凌他人的人。尊重教師，不代表教師不能被檢驗；保障學生，也不代表學生可以毫無界線。更不能忘記，現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明確區分「生對生霸凌」與「師對生霸凌」。師生之間存在權力與地位差距，當傷害來自掌握教學、評量與管教權力的一方，學生往往更難拒絕、更難求助。這種權力不對等下的傷害，更需要制度正視。教育不能因為保護教師，就忽略學生；也不能因為保護學生，就否定教師合理的管教與專業。真正成熟的教育制度，應該同時讓老師敢教、學生敢學，也讓任何一方受到不當對待時，都有可以相信的求助管道。老師要被保護，學生也不能被忘記。這兩件事，從來不是二選一。

投書「共管中國」之後，台灣真正要管理的是什麼？

外交部長林佳龍日前談到川習會時表示，台美溝通良好，要一起「共管中國」。這句話引起討論。陸委會副主委沈有忠十八日進一步說明，所謂「共管中國」指的是風險共管，而不是管理中國內部的經濟、社會問題。筆者認為，與其爭論台灣有沒有能力「管理中國」，不如先問一句：台灣真正需要管理的，究竟是中國，還是中國帶來的風險？兩者看似只是用字不同，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政治語言從來不只是表達立場，也會決定我們怎麼理解問題。當「管理中國」成為一句口號，焦點很容易落在誰有資格管理誰；但若把它拆解成「管理來自中國的風險」，問題就從權力想像轉向國家治理。過去台灣談兩岸，經常被放進中國設定的框架里。中國要不要交流、會不會施壓、接受什麼條件，似乎都成了台灣只能等待的答案。但如果把問題改成「台灣如何管理來自中國的風險」，主動權就回到了台灣自己手上。這並不是說台灣可以控制中國，而是台灣可以決定如何降低風險、如何建立防衛能力、如何與美國及其他民主國家合作，也可以決定哪些經貿、科技與資訊依賴必須降低。更重要的是，風險管理不能只靠外交與軍事。能源、通訊、金融、供應鏈、資訊環境，以及社會在危機中的互信與應變能力，都屬於國家安全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管理風險」最後會回到公共治理，而不是停留在外交修辭。所以，「管理」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誰有資格管理誰，而是台灣能不能把風險辨識、政策協調與國際合作做得更好。台灣不需要幻想自己能管理中國，但也不必把自己的安全交給中國決定。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不是控制對手，而是在無法控制對手時，仍然保有自己的選擇。如果「共管」有其意義，最後應該管理的不是中國，而是風險；而台灣真正需要建立的，是面對風險時，不讓自己的命運被別人決定的能力。

投書別讓歷史替我們選敵人

俄羅斯駐台機構近日在台北閉門放映一部一九四五年的蘇聯紀錄片《粉碎日本軍國主義》，只有約二十名台灣學界及社會人士受邀觀看，卻引起台灣政府關注。路透報導，台灣方面認為，俄羅斯可能正協助中國強化日本軍事威脅升高的論述，甚至企圖影響台灣與日本及其他夥伴的關係。一部八十一年前的黑白影片，為什麼到了今天，仍值得台灣警覺？真正值得注意的，也許不是這部電影，而是誰正在告訴我們，應該用什麼角度回頭看那場戰爭。歷史當然不能忘記。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造成的戰爭傷害，也不應被淡化。但記得歷史，與利用歷史，是兩回事。同一段歷史，經過不同國家、不同政治力量重新選擇、剪裁與命名，就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意義。今天的台灣與日本，早已不是一九四五年的台灣與日本。台灣有殖民歷史記憶，也有戰爭傷痛，但今天的台日之間，同時存在民主制度、經貿往來、民間交流，以及面對區域安全局勢時日益密切的合作。因此，台灣更需要有自己的歷史判斷。我們可以批判日本過去的軍國主義，也可以理解日本社會今天如何面對那段歷史；可以記得戰爭的傷痛，也不必因此接受別人替我們安排好的敵我關係。尤其當外國政治力量重新把二戰歷史搬到今天的台灣來談，我們更應該問的，不只是「這部電影反不反日」，而是「為什麼現在要放這部電影？」。歷史可以成為記憶，也可以成為政治工具。台灣真正要守住的，是自己理解歷史的能力。不要讓八十年前的戰爭，替今天的台灣決定明天應該恨誰、信誰。

投書當方便變成我們最大的風險

今天的科技，已經不只是幫我們做事，而是開始學著替我們想。台灣LG昨日宣布深化「懂你的AI」策略，讓人工智慧從過去的被動指令，進一步走向主動協作，從家電到日常生活，都希望科技能更貼近使用者需求。這聽起來很美好。冰箱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常開門，家電可以自己調整，手機可以幫我們找到答案，網路購物隔天就能收到，連吃飯都有人送到家。我們享受便利，也越來越習慣凡事只要「按一下」就能解決。但問題也正在這裡。當方便變成生活的標準，我們會不會開始覺得等待是一種浪費，麻煩是一種錯誤，甚至連思考都希望有人替我們完成？過去買東西，要出門、比較、等待；現在手機一點，商品就送到家。過去遇到問題，要查資料、問人、自己判斷；現在打開AI，很快就能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科技確實替我們省下很多時間，但省下時間之後，我們拿這些時間做了什麼？更值得警覺的是，我們可能慢慢把「方便」當成「正確」。網路資訊取得很方便，卻不代表每一則資訊都是真的；AI回答得很快，也不代表答案一定正確；外送讓生活更方便，也不代表背後的成本就不存在。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科技太方便，而是我們會不會方便到最後，連判斷都懶得自己做。一個成熟的社會，當然應該追求效率，也應該善用科技改善生活。但便利的價值，不該只用「快不快」來衡量。那些需要等待的事情、需要自己思考的問題，以及不能把責任交給機器的決定，仍然需要人自己面對。科技可以替我們省時間，卻不能替我們決定人生。我們可以享受便利，也可以接受科技走進生活，但別忘了留一點時間給自己思考。因為真正好的生活，不是什麼都有人替你做好，而是即使世界越來越方便，我們仍然知道什麼可以交給科技，什麼不能。

投書從沖繩到台灣，第一島鏈不能再自欺

這次日本沖繩縣知事選舉的結果，最值得台灣注意的，不只是沖繩人的選擇；而應該是第一島鏈正在面對一個愈來愈現實的問題，如果中國持續增加軍事壓力；沖繩與台灣究竟準備好了沒有？玉城丹尼執政八年，反對邊野古是最鮮明的政治立場。他過去也反對把「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直接畫上等號，主張以外交與對話避免沖繩成為戰場。這種對戰爭的恐懼可以理解。沖繩有自己的戰爭記憶，也長期承受基地負擔。但問題是，和平不能只靠希望對手不要動手。沖繩距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只有一百多公里，日本近年持續強化西南諸島防衛，中國軍事活動也持續增加。沖繩不是地圖上的邊陲，而是第一島鏈前線。因此，古謝玄太勝選不能只理解成「沖繩支持基地」。更重要的是，沖繩政治開始必須回答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和平受到威脅，除了反對戰爭之外，還準備了什麼？這也是台灣該問自己的問題。安全不是只有軍隊和武器。避難、醫療、能源、通訊、交通、關鍵基礎設施，甚至地方政府在危機中的指揮能力，都是真正的安全。我們不能因為害怕戰爭，就假裝威脅不存在。台灣與沖繩面對的政治問題不同，卻共享同一片安全環境。中國若以軍事壓力改變台海現狀，沖繩很難置身事外；台海若發生衝突，沖繩也很難假裝那只是別人的戰爭。和平需要外交，但和平同樣需要實力與準備。古謝接下來要證明的，不只是經濟政策能不能成功，更是如何讓沖繩在安全與生活之間找到新的平衡。而台灣也該明白一件事；站在第一島鏈上，準備不是好戰。準備，是為了讓和平有更大的機會。

投書沖繩變天，玉城路線輸在哪裡？

日本沖繩縣知事選舉十三日投開票，四十二歲的前那霸市副市長古謝玄太擊敗尋求三連任的玉城丹尼。延續十二年的「非自民」縣政就此轉向。這場選舉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誰當選，而是沖繩選民正在重新評估一條走了多年的政治路線。古謝獲自民、維新、國民、參政、日本保守及公明沖繩縣本部支持，選戰主打經濟與所得，提出十年後縣民所得倍增，並強調育兒、觀光及產業發展。他也支持普天間基地搬遷至邊野古。玉城則延續反對邊野古的立場。這個問題對沖繩當然仍然重要，但選前共同社調查已透露另一個訊息：選民最希望知事處理的是經濟、觀光與就業，占百分之四十六點二；普天間搬遷與基地問題則占百分之二十六點三。這不是說沖繩人不在乎基地，而是基地政治已經不能回答所有問題。對玉城而言，真正的困境或許不是反對邊野古本身，而是八年執政後，選民開始要求看見下一步。反對一項政策可以凝聚支持，卻不能永遠代替治理。當年輕人關心收入、工作，家庭關心物價與育兒，地方政府就必須提出更具體的答案。更何況，沖繩的安全環境已經改變。中國軍事活動增加，台海情勢升高，南西諸島的戰略位置愈來愈受到日本重視。基地問題因此不只是沖繩與東京之間的政治衝突，也牽涉日本整體防衛與沖繩自身的安全。古謝勝選未必代表沖繩全面右轉，也不能說選民因此放棄基地議題。但這張選票至少告訴政治人物：沖繩人要的不只是「反對什麼」，還要知道「接下來怎麼辦」。政治可以有立場，但不能只有立場。當選民開始追問明天，停留在昨天的政治，就會失去答案。

投書台灣不能押寶川普，更不能押寶一個黨

美國總統川普近日在共和黨中期選舉大會上，要選民「假裝我還在選票上」，更把今年期中選舉說成對他執政的公投。從要求盟友分擔更多成本，到關稅、伊朗戰事，再到把加拿大、格陵蘭、冰島等主權國家與地區畫進美國版圖，川普的政治與外交，愈來愈帶有「忠不忠於我」的味道。冰島政府甚至因此召見美國大使抗議。這不只是美國內政，也是台灣應該思考的問題。 台灣明年國防預算將達一兆一千二百二十五億元，首度突破兆元；今年也提出一千四百五十七億元追加國防預算。台灣企業則再增加二百億美元赴美投資。強化國防是台灣自己的責任，深化台美產業合作也有必要，但我們增加承擔，不代表外交上就必須選邊站。 川普近日點名台灣駐美代表處與所謂的「左派智庫」交流，這更突顯台灣不能把對美關係押在單一政黨。台灣與美國不同政治光譜的智庫、學界及政治人物保持往來，本來就是正常外交。共和黨、民主黨都有支持台灣的人，也都有與台灣價值相近之處。今天是共和黨執政，誰能保證下一任總統一定是共和黨？誰又能保證美國永遠由右派執政？更何況，川普自己過去也曾是民主黨員。既然政黨輪替就是民主政治常態，台灣為什麼要押寶？把「左派」直接等同共產黨、反美國，同樣荒謬。美國今天的民主、自由與繁榮，本來就有自由主義傳統的重要貢獻。左右可以爭論，政策可以不同，但不同意見不代表敵人。面對川普政府，台灣當然要算自己的利益，也要有能力承擔國防與經濟成本；但更重要的是，不要把自己綁在任何一位總統或任何一個政黨身上。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猜誰會贏，而是讓無論誰贏，台灣都有朋友。美國會換總統，台灣的國家利益不會跟著換。台灣真正該押注的，是自己的實力、民主制度，以及跨越美國黨派的長期友誼。

投書聯合國喊「普惠全民」，台灣不該「被缺席」

第八十一屆聯合國大會九月八日在紐約開議，今年總辯論主題是「恢復信任、應對轉型：一個普惠全民的聯合國」。聯大開議前，台灣再次爭取參與聯合國體系。這句「普惠全民」，對台灣而言，不能只當成一句外交口號。聯合國說要讓所有人都能受益，但二千三百五十萬台灣人民，卻長期被排除在聯合國許多機制之外。問題是，台灣從來沒有因此與國際問題絕緣。從疫情、氣候變遷，到災害防救、科技發展與全球供應鏈，這些事情都直接影響台灣，也同樣牽動世界。所以，台灣爭取國際參與，不該只是不斷追問「為什麼不能進去」，也應該讓世界看見：少了台灣，國際社會究竟少了什麼？二七五八號決議當然是繞不開的歷史背景。中國長期主張這項決議已經處理台灣在聯合國的問題，台灣則指出，決議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並未決定台灣主權。這場爭論當然不能放棄，國際社會也有必要把決議文字說清楚。但台灣不能每年到了聯大開議，就只回答這一道題。如果國際社會面對共同問題時，台灣只能站在門外看，世界也會因此少了一個實際參與者。台灣在公共衛生、災害應變、科技與產業等領域累積的經驗，不只是台灣自己的成果，也可以成為國際合作的一部分。國際參與當然需要席位，但席位不是終點。真正重要的是，當世界面對共同問題時，台灣能不能在場、能不能說話，也能不能把自己的經驗帶給別人。聯合國今年談「普惠全民」，就不該只看誰坐在會議桌前，也該看誰正在承擔問題、誰能提出解方。台灣不只是要求世界看見我們，更要讓世界看見我們能做什麼。當聯合國談「所有人」，台灣的聲音，就不該被排除在「所有人」之外。

投書晶片之外，台灣還要留下什麼？

日前台灣的半導體新聞，最值得注意的其實不只是投資金額，而是當台灣愈來愈成為全球人工智慧產業的重要節點，我們究竟能不能把產業的不可或缺，變成國家的不可取代。路透社報導，台灣正運用半導體優勢深化與美國、歐洲等夥伴的合作。台灣企業規畫再增加約二百億美元赴美投資，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投資規模也將達二千六百五十億美元。這顯示台灣產業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擴大，但也讓一個問題更加迫切：台灣在這場全球布局中，除了工廠與資本，還能留下什麼？企業全球布局有其商業必要，真正需要國家思考的，是企業走出去之後，台灣的利益能不能一起走進談判桌。國際政治有個現實：「被需要，不等於有談判能力」。別人需要台灣的晶片，代表台灣有產業競爭力；但只有當這種競爭力能轉換成市場准入、投資保障、科技合作、人才交流與制度參與，產業優勢才會成為國家籌碼。因此，台灣現在不能只問「要投資多少？更應該問「我們換回了什麼」？美國希望提高半導體在地生產，台灣就應該爭取更穩定的市場與投資條件；歐洲希望吸引台灣企業，也可以把研發、人才與制度合作放在同一張談判清單。這不是斤斤計較，而是國家利益本來就應該存在於國際合作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把台灣的價值只理解成一座座晶圓廠。民主、法治、人才、研發與開放社會，才是這套產業能夠長期運作的基礎。賴清德總統日前也強調，台灣半導體優勢建立在民主治理與法治之上。如果只把晶片送到世界各地，卻沒有把台灣的制度、人才與規則影響力一起帶出去，我們得到的可能只是供應鏈的重要位置，卻沒有相應的國際話語權。台灣真正要做的，不是阻止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裡增加自己的選擇。晶片可以走出去，台灣的利益不能缺席；產業可以全球布局，國家的選擇權更不能一起外移。

投書別等世界救台灣，先讓台海和平成為世界利益

中國軍機持續在台灣周邊活動之際，美國、日本與韓國自9月7日起至11日，在濟州島以東、以南的國際海域舉行「自由之刃」多領域聯合演習。三國即使各自面對不同的國內與區域問題，仍維持安全合作。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台灣真正該思考的，或許不是「又有多少國家支持我們」，而是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台海和平，能不能成為其他國家自己的利益？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國際政治從來不是朋友投票。國家首先計算的，永遠是自己的安全、經濟與戰略利益。台灣如果只是不斷要求各國表態支持，最後得到的可能是一張張漂亮的外交聲明；但如果台灣能讓各國清楚看見，台海一旦失序，它們自己也會付出沉重代價，情況就完全不同。日本就是一個值得觀察的例子。8月底，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團訪問北京。這並不代表日本降低對台海安全的重視，反而說明日本外交真正的邏輯：一方面強化與美國及區域夥伴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仍保留與中國溝通的管道。對日本而言，台海穩定牽涉西南諸島安全、海上交通、能源與經濟，也牽涉日美同盟的戰略環境；但中國同樣是日本無法忽視的鄰國與經貿對象。因此，日本不會只用「親台」或「親中」決定政策，而會把日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順位。韓國也是如此。8月中國外長王毅訪問韓國，與總統李在明及外交部長趙顯會面。韓國必須同時面對北韓核武與飛彈威脅、維持美韓同盟，也不能忽視中國的地緣與經貿影響力。然而，美日韓「自由之刃」仍照計畫舉行。這說明一件常被台灣忽略的事：國家可以一邊與中國溝通，一邊強化安全合作；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升高，也可以為最壞情況做好準備。因此，台灣不能再用「支持或不支持台灣」的二分法理解別人的外交政策。真正值得我們做的，是把「台海安全」轉化成「共同利益」。9月初，日本與韓國首次舉行官方會議，討論緊急能源供應合作，包括液化天然氣、原油與石油產品的穩定供應。這件事看似與台灣無關，卻恰好提醒我們，區域安全從來不只是軍艦與戰機，也包括能源、航運、半導體、海底電纜與供應鏈。如果台海發生重大危機，受影響的絕不只有台灣。日本、韓國、東南亞乃至歐洲，都可能面對航運中斷、能源價格上升、供應鏈受阻與科技產業震盪。所以，台灣外交真正該做的，不只是建立一張「支持台灣的國家名單」，而是建立一張「利益相連的安全網」。這也要求台灣先把自己做好。國防要有可信度，能源要有韌性，海底電纜與關鍵基礎設施要有備援，半導體與重要供應鏈要能降低風險，社會本身也要有面對危機的能力。只有一個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台灣，才可能成為別人願意共同維護的夥伴。國際社會不會單純因為喜歡台灣，就替台灣承擔風險；真正穩固的支持，是當台海發生危機時，其他國家發現自己也承擔不起後果。因此，台灣不能只問「誰挺台灣」，而應該問：「我們能不能讓更多國家明白，台海和平也是它們自己的利益？」最可靠的國際支持，不是別人答應替你承擔風險，而是別人發現，台灣的安全與自己的安全早已分不開。台灣要爭取的，不只是世界支持我們，而是讓台海和平本身，成為世界不能失去的利益。

投書北京的一句「一中」，會變成台灣人的什麼？

中國近來持續要求各國接受北京所稱的「一中原則」。八月二十四日，中國與約旦發表聯合聲明，約旦重申「一中原則」，並稱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類外交文字，台灣人可能已經看得有些麻木，但真正值得警覺的是：北京要求別國接受的政治說法，會不會最後變成台灣人的實際限制？答案其實已經出現。八月中旬，烏干達發生持台灣護照民眾入境遭扣留護照的事件。烏方要求民眾持中國護照蓋入境章，才歸還台灣護照，並表示這是執行烏國的「一中政策」。外交部獲報後持續交涉，遭留置的台灣護照最後全數發還。這件事告訴我們，一個看似遙遠的外交用語，一旦被第三國拿來執行，就可能直接落在台灣人的護照上。北京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又有哪個國家在聲明中寫下「一中」，而是這套說法如果逐漸變成其他國家的行政習慣，影響就會完全不同。今天可能是護照、簽證與入境，明天可能是國際會議的參與資格、台灣企業的名稱、貨品標示，甚至是航班與通關。到那個時候，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中國的外交壓力，而是第三國的制度也開始替北京執行政治要求。這才是台灣真正需要警覺的地方。台灣的回應不能每次只停在發新聞稿抗議。政府應該建立完整的追蹤機制，哪些國家在入境、簽證、經貿或國際參與上接受北京要求，都應該持續掌握；一旦發生具體歧視，就應該迅速交涉，必要時提出相應的外交與經貿回應。我們不必要求每個國家都與台灣建交，但至少應該讓國際社會明白：不與台灣建交，與配合北京打壓台灣，是兩回事。北京可以要求別人說「一中」，但不能讓這三個字變成台灣人在世界各地生活、工作與往來的通行障礙。真正的外交戰場，不只在各國政府的聲明裡，也在台灣人的護照、企業與每一次出入境之間。

投書拿國家預算當政治棍棒，人民卻只能等四年？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翁曉玲近來屢因言論引發爭議。從刪凍總統府國務機要費，到談及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她的發言不斷受到社會檢視。真正值得關注的，卻不只是個別立委說了什麼，而是當國家預算成為政治攻防工具時，人民究竟還有多少制衡方式？八月二十九日，翁曉玲表示，審查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要「認真找出這些青鳥綠媒飼主」，並「大幅刪除他們的預算經費」，還稱相關部會握有「大筆的飼料費」。立委當然有權審查、刪減預算。若政策成效不彰、經費編列不合理，立委提出質疑甚至要求刪減，本來就是國會監督的一部分。但問題是，預算該不該刪，究竟應該依據什麼？如果是政策沒有成效，應該提出證據；如果是經費使用效率不佳，也應該說明理由。可是，如果先把媒體、團體或不同意見者貼上政治標籤，再以「飼料費」等語言指涉相關預算，就難免讓人質疑，這究竟是在監督財政，還是在利用預算權進行政治對抗？國家預算不是政黨的政治資源，更不是用來計算政治敵我的工具。每一筆刪減，最後都可能影響公共服務與人民生活。因此，立委不只應該說明「刪多少」，更應該說清楚「為什麼刪」、「誰會受到影響」，以及有沒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另一個問題則是不分區立委的民意問責。不分區立委由政黨提出名單，選民透過政黨票決定席次。現行制度下，並沒有讓全國不分區立委像區域立委一樣，由特定選區選民在任期中直接提出罷免的機制。這不代表不分區立委不受監督，但也意味著，當一名不分區立委在任期中持續引發高度爭議，選民缺少一個直接表達「我不同意你繼續代表我」的制度工具。比例代表制有其必要，但代表性與問責不應二選一。今天可以是翁曉玲，明天也可能是任何其他立委。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哪個政黨比較會刪預算，而是立法院應如何使用預算權，以及握有這項權力的人如何向人民負責。民主不只是選舉日把權力交出去，也包括權力運作的每一天都接受檢驗。如果人民的政黨票有權把一個人送進國會，那麼民主制度也應該繼續思考：下一次選舉之前，人民還能用什麼合理、透明而有效的方式要求代表自己的人負責？

投書全民韌性需要政府和人民互相配合

今年城鎮韌性演習已經落幕，但真正值得留下來的，不只是演習時響起的警報，而是那半小時裡，手機上網速度變慢這件事。今年台灣首度把大規模行動網路降速納入城鎮韌性演習，北部、中部共14個縣市參與。政府特別強調，這不是斷網，而是模擬極端情境下的通訊受限，讓政府與民眾提前習慣：「如果有一天網路真的沒有現在這麼好用，我們還能不能正常生活、正常判斷、正常應變」？這樣的演習當然有必要。問題是，演習結束後，我們真正應該問的，不只是「政府準備好了嗎？」，而是另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如果政府真的沒有辦法照顧到每一個人，我們自己準備好了嗎？這才是「全民韌性」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政府可以編列預算、建立制度、準備避難設施與通訊備援，也可以透過演習告訴大家，發生事情時應該往哪裡去。但危機真的發生時，政府不可能同時站在每一個家庭客廳裡，也不可能替每一個人判斷手機裡收到的每一則訊息是真是假。尤其當通訊受阻，資訊混亂反而可能比沒有資訊更危險。一段沒有來源的影片、一張被加工過的照片、一則「聽說哪裡出事了」的訊息，都可能在幾分鐘內傳遍社群。平常看來只是一則網路消息，到了災害甚至戰爭情境，卻可能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決定。所以，台灣現在談全民韌性，不能只談避難包裡放了幾瓶水，也不能只談政府準備了多少備援設備。我們還需要「資訊韌性」。其實這沒有那麼複雜，就是在大家都很緊張的時候，自己還知道先停一下；看到消息時，先問一句「誰說的」；遇到聳動內容，不因為身邊的人都在轉傳，就認為它一定是真的。這些能力平常看起來不起眼，危機時卻可能比多準備一個行動電源更重要。而這也是民主社會的韌性，和單純要求人民服從命令最大的不同。政府的責任，是把風險講清楚，把制度做好，把資源準備好，也要讓人民知道政府能做到什麼、做不到什麼。人民的責任，則是把政府提供的資訊變成自己的判斷，而不是每一次都等著政府下指令。政府可以替人民準備工具，卻不能替人民長出判斷力。這不是把政府責任推給人民。相反地，政府如果真的要推動「全民韌性」，就不能只辦完演習、公布數字、宣布任務完成，而應該讓人民真正知道：通訊中斷時可以怎麼聯絡家人？電力中斷時哪些資訊仍然可靠？避難時哪些訊息必須以官方為準？如果政府暫時無法抵達某個社區，地方居民可以怎麼互相幫忙？這些問題，比一句「大家要有韌性」實際得多。因為大型災害或戰爭從來不會完全按照政府的劇本發生。道路可能中斷，基地台可能受損，醫療量能可能超過負荷，甚至政府本身也可能面臨資訊不完整的狀況。到了那個時候，一個社區能不能自己維持基本秩序，一個家庭能不能照顧好老人和小孩，一個人能不能分辨謠言和事實，都會變成整個社會能不能撐下去的一部分。所以，全民韌性真正的「全民」，不是要求每一個人變成士兵，而是讓每一個普通人都具備一點面對危機的能力。知道風險，所以不輕忽；知道政府有能力，也知道政府不是無所不能；平常願意準備，危機時不製造恐慌；自己有餘力時，也願意幫助旁邊的人。這些事情看起來很小，累積起來才是一個社會真正的韌性。台灣需要更強的國防、更完整的防災制度、更可靠的通訊備援，這些都不能少。但如果所有事情都只期待政府來做，「全民韌性」最後就只會變成一個政策名詞。政府要講韌性，人民更要有覺悟。因為真正的危機來臨時，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在；真正能讓台灣撐得更久、更穩的，是一個個知道怎麼保護自己，也知道怎麼照顧別人的普通人。韌性不是政府替人民擋下所有風險，而是風險真的來了，人民還有能力站得住。

投書進得去中國，還能確定自己走得出來嗎？

二○二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國將施行新的《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這是一套只有十九條的行政法規，表面上是在重新整理中國公民出境、外國人入境，以及相關中介服務的管理制度；中國官方也強調，目的是規範出境入境管理、保障相關人員合法權益，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但其中一項規定尤其值得注意：中國公民如果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而且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主管機關可以決定不准其出境。這並不意味中國從此將全面禁止科技人才出國；中國原本就存在多種限制出境制度。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與產業安全如今更明確地與「人的出境」連結起來。於是問題也從「技術能不能出去」，逐漸變成「掌握技術的人能不能出去」。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把半導體、人工智慧、先進製造、關鍵材料及軍民兩用技術視為國家安全的一部分，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美國、日本與歐洲近年同樣強化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及關鍵技術保護。因此，中國希望防止敏感技術外流，本身並非無法理解的政策目標。問題在於，當技術與人無法完全分離時，國家安全的管制對象也可能從「一項產品」或「一份文件」，逐漸延伸到「掌握這些東西的人」。一名工程師、一位研究人員、一名企業主管，究竟什麼時候只是普通的跨境工作者，什麼時候又可能被視為涉及國家產業或技術安全的人員？這中間的界線，才是我們真正需要觀察的地方。目前新規定尚未施行，具體執行方式仍有待觀察。因此，現在就說中國即將全面禁止科技人才出國，顯然言之過早。但制度已經把這扇門打開了。日本人已經面對的問題，不是想像。如果只把這件事情看成「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我們可能低估了它。因為中國的國家安全法律與執法實踐，早已涉及外籍人士。日本就是一個清楚的例子。日本外務省二○二五年發布針對中國《反間諜法》的安全提醒指出，自二○一四年以來，已確認有十七名日本人因涉及「國家安全」相關罪名遭中國當局拘束，當時仍有五名日本人被拘束。日本政府並提醒，中國認定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不只涉及《反間諜法》，也可能涉及刑法、軍事設施保護法、測繪法等法律。這裡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有日本人被抓」。而是日本政府已經正式提醒國民：人在中國境內，可能因中國所認定的國家安全問題而面臨拘束甚至刑罰。這表示「國家安全」並不只是中國公民的問題，也可能成為外國人在中國活動時必須面對的法律風險。日本政府近年也曾就日本人在中國遭拘束以及《反間諜法》的不透明性表達關切。對日本企業、研究人員及一般民眾而言，法律邊界的不確定，本身就可能形成寒蟬效應。台灣人，比一般外國人更加尷尬但台灣人的問題，又不能完全套用日本人的經驗。因為台灣人進入中國之後，法律與政治身分都非常特殊。我們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公民，也不能完全把自己當成普通外國人。對中國政府而言，台灣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問題。這個特殊身分，使台灣人在中國可能面臨一種很難用一般國際旅行概念理解的風險：「我們未必知道自己在某一個案件裡，究竟會被中國當局如何定位」。富察，也就是八旗文化總編輯李延賀的遭遇，正好凸顯了這個問題。二○二三年三月，富察在上海遭中國國安單位拘捕，二○二五年二月被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分裂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五萬元。二○二六年五月刑滿出獄後，因仍須執行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的附加刑，目前無法離開中國。相關案件資訊仍有不少不透明之處。這件事情令人不安的地方，不只是「一名台灣出版人被中國判刑」。而是：「即使主要刑期已經結束，一個人是否能夠離開中國，仍可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這就是「進得去」與「出得來」之間的差距。李明哲：這種風險甚至早於今天的科技安全更早之前，還有李明哲。二○一七年三月，台灣NGO工作者李明哲經澳門進入中國後失聯。中國官方後來證實，他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遭逮捕；同年被判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二○二二年四月，李明哲刑滿後返回台灣。李明哲不是科技人才。他沒有因為掌握半導體、人工智慧或軍民兩用技術而遭中國拘押。他的案件涉及網路言論、人權工作與公民社會活動。因此，今天我們看到中國把「技術安全」明確寫入出境管理規定時，更不能把問題侷限在科技業。因為中國「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本身，早已可以涵蓋不同領域。技術可能是國家安全，出版可能是國家安全，言論可能是國家安全。與台灣或其他政治議題相關的活動，也可能被中國政府放進國家安全框架。這些案例發生在新規定公布之前，卻因此更值得拿來理解今天。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是「規則的不確定性」。中國政府當然會說，這些制度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也是為了保障人民合法權益。對新出境管理規定，中國官方強調這是為了規範出境入境管理、保障相關人員合法權益，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中國國台辦八月十九日回應台灣方面對新規定的疑慮時，更表示台灣民眾赴中國「完全不需要擔心有什麼風險」。這當然是中國政府說一套做一套的立場。但對一個準備進入中國的人而言，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政府保證「不用擔心」，而是：「我能不能事先知道，什麼事情會讓自己陷入風險」？如果一個法律制度的邊界非常清楚，人民至少可以依照規則調整自己的行為。可是，如果「國家安全」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實際執法又缺乏透明度，那麼問題就會變成：「你不知道什麼事情會讓自己出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已經進入國家安全的範圍」。這種不確定性，對一般觀光客、企業人士、學者、媒體工作者、出版人及科技人才的意義雖然不同，卻可能產生相同的心理效果。人們可能不是因為知道某件事情「違法」而不做，而是因為不知道什麼事情可能被認定為違法，所以乾脆不做。這才是國家安全法律擴張最值得警惕的一個效果。台灣政府不能只在「出事之後」才涉法營救這個問題最後一定會回到台灣。我們不能要求台灣政府保證每一個進入中國的人永遠不會發生問題。任何國家的海外旅行都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但政府至少可以讓人民在進入高風險環境之前，知道自己可能面對什麼。目前台灣政府已針對中國相關法律與兩岸交流風險提出提醒。隨著新規定即將施行，台灣社會更需要的不是一句「去」或「不要去」，而是一套能讓人民自行判斷風險的資訊制度。一般旅客、企業主管、科技人才、研究人員、媒體工作者、出版人或人權工作者，面臨的風險顯然不同，政府應該提供不同層次的風險資訊。更重要的是，台灣應該建立更透明的台灣人遭中國拘留、判刑、限制出境或失聯案件統計。我們不能每一次都等到媒體報導一個名字，才開始知道又有一個台灣人失去自由。如果政府能持續整理案件人數、身分、進入中國的原因、涉及何種法律程序、是否能與家屬聯繫、是否獲得法律協助，以及最後是否能返回台灣，台灣社會才能真正理解風險。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領事保護」在兩岸特殊關係下究竟應如何運作。台灣沒有一般國家所擁有的駐中國大使館與完整外交管道。因此，一旦台灣人在中國遭遇拘留、失聯或限制出境，政府究竟可以透過什麼管道確認人在哪裡？如何通知家屬？如何提供法律協助？如何進行談判？如何動員國際力量？這些問題都不能等到下一個李明哲、下一個富察出現之後才開始討論。我們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日本的經驗提醒我們，中國政府可能越來越重視人民「向外走」所代表的技術、資訊與思想流動。這個提醒值得台灣社會認真看待，但我們還可以再往前走一步。我們應該同時看見三群人：中國公民、在中國境內的外籍人士，以及台灣人。三者的法律基礎不同，風險也不同。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值得民主社會警惕的問題：當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概念可以介入一個人的跨境移動時，「我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還是不是一件憑自由意志決定的事情？我們習慣問台灣人：「你敢不敢去中國？」；但也許應該換一個問題：「如果你去了，你能不能確定自己還能自己決定什麼時候回來？」。這不是呼籲所有台灣人不要去中國，也不是宣稱每一個進入中國的人都會遭遇危險。真正需要面對的是風險的不可預測性。一個民主社會可以容忍風險存在，卻不能假裝風險不存在。更不能等到一個人失去自由之後，才開始討論政府到底能做什麼。「進得去」與「出得來」，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而當「國家安全」逐漸成為決定一個人能不能離開一個國家的理由時，這已經不只是中國的出入境管理問題。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人的移動自由，到底可以被國家安全推到什麼程度」？對中國人而言，這是自己的問題。但對在中國工作的日本人、歐美人士而言，這是他們已經開始面對的問題。而對台灣人而言，這可能是我們現在就必須開始準備回答的問題。

投書「國家利益」不能成為停止討論的四個字

行政院日前通過一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歲出各編列三兆九二六六億元，其中國防整體預算達一兆一二二五億元，首度突破兆元。行政院表示，總預算案將送請立法院審議。當預算涉及國家安全、人民生活與下一代的負擔，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句話：「這是國家利益。」問題是，「國家利益」究竟是公共討論的起點，還是停止討論的四個字？國家當然需要利益。面對外部威脅，安全不能不顧；面對國際競爭，台灣也不可能只看眼前。但正因為國防、安全、外交等政策會動用大量公共資源，我們更應該問：為什麼這樣做？錢要花在哪裡？優先順序是什麼？人民又要承擔什麼代價？以國防預算為例，增加軍事投入可以有充分理由，但人民有權知道增加的錢要用在哪裡。是武器採購、後勤整備、國防產業，還是民防與社會韌性？如果政府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利益，就更應該把理由說清楚。而且，國家利益從來不會只有一個答案。增加國防支出，可能是為了提高安全；但同一筆公共資源如果投入教育、社會福利或基礎建設，也各自有它的重要性。真正困難的地方，不是喊出國家利益，而是說明不同利益之間為什麼要這樣排序。反過來說，反對某項國防政策的人，也不能只因為不同意，就把國家安全當成不存在的問題。外部威脅是真實的，不會因為政黨立場不同就消失。所以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國家利益，而是誰來定義國家利益，以及人民能不能參與這個過程。政府可以提出答案，在野黨可以提出不同方案，人民則有權知道政策的理由與成本。這些討論有時候很吵，甚至讓人不耐煩，但民主社會本來就不可能靠所有人想法一樣才能運作。更不能因為一句「這是國家利益」，就把不同意見直接貼上不愛國的標籤。這樣做看似強硬，卻可能讓真正重要的政策討論提前結束。真正的國家利益，不怕被問；真正有道理的政策，也不怕被檢驗。台灣需要國家安全，也需要民主討論。安全不是壓過民主的理由，民主也不是忽略安全的藉口。如果「國家利益」四個字真的代表台灣共同的未來，就更應該讓政府說清楚、讓國會充分辯論，也讓人民有機會問一句：為了這個國家利益，我們要做什麼，又要付出什麼？這個問題沒有那麼容易回答，但正因如此，更值得被好好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