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真正的社會責任在於找到最低工資微妙的平衡點

真正的社會責任在於找到最低工資微妙的平衡點楊聰榮（勞動法權益維護促進會副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自2016年起連續十年調升基本工資，2025年月薪將達2萬9500元、時薪196元，累計受惠人數超過200萬人。這項政策讓台灣成為亞洲地區少數能夠持續十年調薪的國家，展現政府保障基層勞工生活權益的堅定決心。從數字來看，月薪從原本的2萬多元提升至近3萬元，不僅是量的改變，更代表台灣對於社會公平的質的追求。政府連續調薪的政策背景，正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佳佐證。主管機關已明令上市櫃企業應在永續報告書中強化薪酬政策揭露，這不僅是法規遵循的要求，更符合當今ESG框架下的社會責任精神。企業應將「配合政府基本工資調整」、「員工薪酬透明化」等措施詳實記載於永續報告書中，向投資人和社會大眾展現與政府政策同步、共同促進社會公平的積極態度。這種作法不僅提升企業的社會形象，也符合國際投資市場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當政府率先建立薪資保障的制度框架時，企業的響應與配合就成為衡量其社會責任承諾的重要指標，這正是永續發展報告書中最具說服力的內容。然而連續調薪對不同產業的衝擊程度並不相同。商總已為弱勢產業發聲，呼籲政府儘快提出配套措施，協助承受能力較弱的中小企業度過調薪壓力。政府在追求社會公平的同時，也應該正視產業結構的差異性，針對勞力密集型產業、傳統製造業、服務業等提供差異化的輔導與支持。這些配套可能包括稅賦減免、融資優惠、技術升級輔導等措施，讓企業有能力在提升員工待遇的同時，維持營運的穩定性。唯有如此，最低工資調升才能真正達到保障勞工與維護產業發展的雙贏局面，避免部分企業因成本壓力而縮減人力或影響經營。最低工資的調升不應該只是政府單方面的政策宣示，而是需要勞資雙方共同參與、相互理解的社會對話過程。勞工期待合理的薪資待遇以維持生活品質，企業也需要適當的營運空間來創造就業機會與經濟價值。真正的社會責任，在於找到這個微妙的平衡點。政府提供政策框架與配套支持，企業積極配合並善盡照顧員工的責任，勞工也應理解不同產業的經營現況與挑戰。透過三方的良性互動與溝通，台灣才能建立一個既保障基層勞工權益，又維持產業競爭力的永續發展模式。這十年的連續調薪，不只是數字的累積，更是台灣社會走向成熟、理性對話的重要里程碑。讓我們期待未來能在這個基礎上，持續深化勞資合作，共同打造更加公平、包容且具競爭力的台灣經濟環境。

投書從邱吉爾證詞的討論看台灣地位的國際法律基礎

從邱吉爾證詞的討論看台灣地位的國際法律基礎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地位的歷史與法律基礎一直是國際社會與兩岸關係中極具爭議的話題。今年初一位北一女中文教師因配合中國國台辦的論調登上央視，並在台灣記者會上批評賴清德，引發輿論熱議。這不僅凸顯了台灣內部對國家認同的分歧，也讓人們重新審視歷史文件與國際法對台灣地位的影響。1955年2月1日，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英國議會中的發言，作為《開羅宣言》的起草者之一，為這一問題提供了關鍵視角。我們這裡將以邱吉爾的證詞為起點，結合歷史文件與當代事件，探討台灣地位在國際法與歷史中的複雜性，並反思教育者與公眾對此應有的態度。我們建議要持續檢討這些歷史文件的國際理解，而不是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複地散播有問題的陳述。1943年的《開羅宣言》由邱吉爾、羅斯福與蔣介石共同發表，聲明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包括台灣與澎湖群島，應「歸還中華民國」。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重申了這一立場，並在日本投降時成為其履行條件之一。中國政府長期以此主張台灣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這些宣言的國際理解，連當事人都有不同的說法。邱吉爾在1955年英國議會中明確指出，《開羅宣言》僅為「共同目的的聲明」（a statement of common purpose），而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他強調，自宣言發表以來，「許多事情已經發生變化」，台灣問題已演變成一個國際問題，且《舊金山和約》未確定其主權歸屬。這一觀點與國際法學界的共識相符。戰時宣言並非正式條約，其內容在法律上不構成主權轉移的直接依據。日本在1945年的《降伏文書》中僅承諾履行《波茨坦宣言》，但波斯坦宣言未詳細規定台灣的歸屬細節。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是戰後處理日本領土問題的核心文件。第2條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的一切權利，但未指明接收國。這種「未定論」為台灣地位留下了法律模糊性。195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曾坦言，《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均未明定台灣歸屬，更未規定歸還中華民國。這顯示即便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承認台灣地位在法律上的複雜性。邱吉爾在議會中進一步確認了這一點，指出日本和平條約（即《舊金山和約》）刻意將台灣主權問題留白，使其成為多國關注的國際議題。這與中國國台辦及前述教師所稱「台灣是中國內戰遺留問題」的說法形成鮮明對比。事實上，台灣地位的爭議遠超內戰範疇，涉及戰後國際秩序的重塑。邱吉爾的發言不僅是歷史見證，也對當代具有深遠意義。2025年5月7日，習近平在俄媒署名文章中仍援引《開羅宣言》主張台灣歸還中國，但邱吉爾早在70年前已否定了這一說法的絕對性。他作為《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的參與者，他並不認可這種說法。這提醒我們歷史文件的解釋不能脫離其制定者的原意，更不能被單方面政治宣傳所扭曲。沈建德曾經回憶了不同的說法會改變人們的行為，1998年達賴喇嘛曾考慮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以換取西藏自治，但在得知《開羅宣言》的不同討論後改變立場，不再支持這種片面的說法。這表明歷史事實的澄清能影響國際行為者的決策。若能將邱吉爾的證詞傳達給當今國際社會，如川普或IPAC（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或許有助於破除對台灣地位的錯誤認知。台灣地位的國際法與歷史爭議，無法僅憑《開羅宣言》或單一政治立場定論。《舊金山和約》的未定論、邱吉爾的證詞，以及國際社會的多元態度，共同構成了這一問題的複雜圖景。無論是教育者還是公眾，面對這一議題時，應回歸歷史事實與國際法原則，而非被宣傳牽引。在當今地緣政治局勢下，台灣地位不僅是法律與歷史之爭，更是國際對話的焦點。唯有以理性與真相為基礎，方能超越分歧，為台灣的未來尋求和平穩定的出路。這也是每位教師與公民應共同承擔的責任。

投書美國關鍵製造業重建的可能性

美國關鍵製造業重建的可能性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總統川普推動製造業回流政策，試圖提振就業、降低對中國的依賴並強化國家安全。然而美國製造業是否真正都外移而產空洞化的現象？那倒未必。美國在高端製造與軍工領域仍領先全球，但半導體、造船、製藥、鋼鐵及稀土等產業因供應鏈外移與地緣政治風險，凸顯重建需求。在一起此分析各產業的回流必要性、重建可能性及具體進展，並總評整體狀況。半導體產業是現代科技與軍事的核心，美國在晶片設計領先全球，如輝達、高通等，但製造環節高度依賴亞洲，尤其是台積電。地緣政治緊張與供應鏈斷裂風險促使美國推出《晶片法案》（CHIPS Act），旨在重建國內先進製程，顯示其必要性無可爭議。高昂建廠成本與人才短缺，預估2030年前缺30萬工程師與9萬技術人員，這些因素才構成挑戰。具體進展上，2025年蘋果投資6000億美元打造美國晶片供應鏈，與德州儀器、GlobalWafers合作，在德州與猶他州設廠；台積電、英特爾亦擴建晶圓廠。政策補貼與企業投資使半導體回流可能性高，但需持續解決勞動力與成本問題。反方觀點認為，全球化供應鏈效率更高，美國應專注設計而非製造，但國安考量使回流成為必然趨勢。造船業的衰退直接威脅美國海軍實力與海運穩定性。2023年美國造船份額僅占全球0.13%，遠落後中日韓，軍艦建造速度與數量不及中國，凸顯重建的迫切性。高勞動成本與技術差距使重建難度大，中國船廠雖2025年上半年訂單下降68%，仍主導市場。美國正尋求與日本等盟友合作，推動技術升級與供應鏈整合，但勞動力短缺與長期投資需求限制進展，回流可能性中低。反方可能認為，國際合作與外包能更有效滿足需求，但戰時海運依賴外國的風險使國內造船不可或缺。具體做法包括政府補貼船廠現代化與吸引外資，進展緩慢但方向明確。製藥業的回流需求源於美國對中國與印度仿製藥及原料藥的高度依賴，戰時供應鏈斷裂將危及醫療安全。美國高端醫療器械（如嬌生、美敦力）領先全球，但低端仿製藥製造外包嚴重，凸顯國安隱憂。政策鼓勵國內生產，但企業因成本高與市場競爭猶豫不決，回流可能性中等。具體措施包括補貼國內製藥廠與技術轉移，但進展緩慢，企業更傾向維持海外低成本生產。反方可能主張，全球化供應鏈能確保低價藥品供應，但國安考量與疫情暴露的供應鏈脆弱性支持回流必要性。鋼鐵、鋁與稀土是工業基礎，美國依賴中國＇進口導致「鐵鏽帶」沒落與國安風險，川普的關稅政策與企業顯示重視程度。美國鋼鐵業有一定基礎，但稀土開採與加工技術落後，重建完整供應鏈需大量資金與時間，回流可能性中等。具體進展包括政府補貼鋼鐵廠現代化與稀土開採項目，但技術與規模差距仍存。反方可能認為，進口低成本材料更具經濟效益，但國安與就業需求使重建不可避免。其他產業如紡織業與低端製造回流必要性較低。財長貝森特指出，美國紡織業已雇用47萬人，產出8000多種產品，成本高限制擴張。軍工複合產業無需回流，僅需技術升級。AI與高科技製造則因美國技術領先，應擴大投資而非回流，機器人與自動化可彌補高勞動成本。總體評估來說美國製造業並非全面衰弱，高科技與軍工領域仍具優勢，但半導體、造船、製藥、鋼鐵及稀土因國安與供應鏈考量亟需重建。半導體回流進展最快，得益於政策與投資，造船業因成本與技術差距進展緩慢，需國際合作，製藥與鋼鐵，稀土具潛力，但成本與時間是挑戰。美國勞動成本高，iPhone組裝成本差數百美元。勞動力短缺，僅25%民眾願進工廠。加上與全球競爭，世界各地有自己的競爭優勢，以上這些因素都是主要障礙。AI時代的到來或許有機會重塑全球分工，以經濟結構來看，美國應聚焦高端製造與技術創新，而非一味追求低端產業回流。政治上誇大的論調掩蓋了美國製造業的潛力，實際上美國的目標是關鍵產業的重建，這是確保國安與經濟穩定的戰略核心，而不是單純的經濟秩序的重整。

投書瑞士視角下的台灣無人機革命：中立國眼中的科技地緣戰略轉型

瑞士視角下的台灣無人機革命：中立國眼中的科技地緣戰略轉型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瑞士最具權威的德語媒體《新蘇黎世報》（NZZ）近日刊出一篇深度報導，直指台灣如何在無人機產業中打造「非紅色供應鏈」，一個完全排除中國零件的生產體系。這篇文章不僅展現台灣科技產業的戰略轉型，也反映出在全球地緣政治日益緊繃的情勢下，民主國家對中國科技依賴的高度警覺。作為來自中立國瑞士的分析報導，《新蘇黎世報》以一貫的理性與數據導向風格，揭示台灣無人機崛起的現象如何成為繼半導體之後的另一張「台灣牌」。瑞士雖然以中立著稱，但在面對當前國際情勢時，其態度正發生微妙變化。位於歐洲心臟地帶、擁有近兩百年中立傳統的瑞士，長期以來能在國際風暴中保持穩定、扮演調停者角色。然而2025年3月13日外交部長凱西斯針對台海軍事局勢發表的「深切關切」聲明，打破了這份長久以來中立國不表態的作風。中國在台海進行的無預警實彈軍演，不僅讓亞洲鄰國感到不安，也震動了遠在歐洲的瑞士。瑞士對中立的理解，已不再侷限於「不選邊」，而是進一步延伸為維護國際秩序與和平的責任。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瑞士對俄羅斯祭出制裁，象徵其中立政策出現重大轉向。如今針對台海議題發聲，正是這種新路線的延續。瑞士國會議員讓盧克．阿多爾指出，台海的穩定對瑞士經濟至關重要，這一觀點說明了瑞士立場背後的現實考量，經濟安全、地緣穩定與國際法原則，已是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瑞士媒體特別關注的焦點，是台灣無人機出口的爆炸性成長。根據NZZ的報導，2025年上半年台灣無人機出口總值達1,200萬美元，較去年同期暴增約750%。其中超過一半出口至波蘭，其次是美國與德國。2024年全年台灣出口至波蘭的無人機僅約3,000架，但2025年8月單月就飆升至1.8萬架。這樣的數據不只是經濟成長的指標，更反映出歐洲在烏克蘭戰爭陰影下對可靠供應來源的迫切需求。對歐洲而言，透過相關報導，台灣的無人機不只是商品，而是「安全供應鏈」的象徵。報導指出，台灣的最大優勢來自「非紅色供應鏈」的堅持。政府要求供應商建立完全不含中國零件的生產系統，確保安全與可控性。這對歐美國家尤為重要，因為它們擔心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可能被嵌入後門，在戰時或危機時被遠端操控或洩露資訊。NZZ以中立的視角指出，這樣的疑慮並非毫無根據，過去華為5G的安全爭議就是前例。報導引述台灣民主、社會與新興科技研究院（DSET）專家Cathy Fang的話指出，台灣的無人機組件正成為「民主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句話精準捕捉了台灣科技產業的戰略雄心。報導也深入描繪台灣無人機生態系的多元與創新。從掌上型偵察機到可載重數十公斤的運輸機，乃至自爆式「神風特攻」無人機與大型海上無人艇，台灣產品涵蓋各類應用層面。更重要的是，許多傳統產業正轉型投入國防科技。例如遊艇製造商崑崙（Kunlun）開發的「Piranha 9」無人艇，長達九公尺，可執行偵察與對艦攻擊任務。這樣的創新顯示出台灣製造業的靈活性與OEM能量，能迅速量產並控制成本，逐步縮小與中國產品之間的價格落差。這不僅是技術進步，更代表台灣在全球防衛產業鏈中的新角色。然而NZZ也誠實指出台灣的挑戰。無人機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供應鏈純淨性仍有瓶頸。特別是在稀土磁鐵與電池材料方面，中國仍佔據全球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台灣要達成完全脫鉤，仍需國際協力。例如與美國、歐盟共同開發替代性稀土來源，或建立區域供應鏈合作機制。否則「非紅色供應鏈」可能在成本與時間壓力下難以長期維持。瑞士媒體的觀察因此具有警示意涵，產業自主的追求若沒有國際夥伴的支撐，可能淪為理想化的短期口號。從瑞士的中立視角看，台灣無人機革命不只是產業故事，而是民主國家如何面對科技戰與供應鏈安全挑戰的縮影。NZZ的報導以理性筆調對比中國敘事，中國將此視為「分裂活動」的延伸，而瑞士媒體則將之視為科技自主與安全防護的展現。這樣的觀點不僅揭示歐洲對台灣角色的重新評估，也反映出瑞士自身在全球化與道德責任間的掙扎。總結來說，《新蘇黎世報》的這篇報導是一份對台灣科技韌性的肯定，同時也是對脫鉤中國供應鏈之路的清醒提醒。若台灣能突破稀土與能源材料的瓶頸，其無人機產業有望如半導體般，成為民主陣營的「新盾牌」。對全球而言，這場來自瑞士視角的觀察，不僅是關於台灣，更是關於科技、地緣政治與民主聯盟未來走向的深刻寓言。

投書歐盟對烏克蘭加大援助支持力度

歐盟對烏克蘭加大援助支持力度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克蘭戰爭的局勢似乎還在膠著狀態，但是發展到現在，歐洲跟美國都站到烏克蘭這一邊。美國與烏克蘭於2025年4月30日簽署的《烏克蘭—美國礦產資源協議》標誌著兩國在經濟與地緣政治領域的深化合作，同時也對歐盟的對烏策略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協議不僅為烏克蘭提供了重建所需的資金與技術支持，還凸顯了美國在東歐地區，尤其是稀土與關鍵礦產供應鏈上的戰略主導地位。面對這一新局面，歐盟迅速調整其對烏克蘭的援助策略，通過加大經濟、軍事與人道支持力度，來維護歐洲安全、平衡美國的影響，並確保自身在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地位。歐盟的這些舉措既回應了礦場協議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為烏克蘭的長期穩定與區域和平奠定了基礎。在經濟援助方面，歐盟以「烏克蘭設施」（Ukraine Facility）為核心，計劃在2024-2027年間提供500億歐元的金融支持，其中包括330億歐元貸款和170億歐元贈款，以穩定烏克蘭經濟並推動戰後重建。2025年，歐盟已實施多項具體措施，例如支付50億歐元宏觀金融援助（MFA）貸款，這是G7「特別收入加速」（ERA）計劃的一部分，資金來源於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收益。此外，歐盟推出了「烏克蘭投資框架」，鼓勵企業參與烏克蘭的重建工作，並將對烏克蘭出口的免關稅、免配額政策延長至2025年6月5日。這些措施旨在幫助烏克蘭充分利用其豐富的礦產資源（如鋰和稀土），實現經濟復甦，同時減少對美國等單一外資的過度依賴，確保其經濟自主性。歐盟的經濟策略不僅抓住了礦場協議創造的機遇，也為烏克蘭的長期發展提供了堅實支撐。在軍事援助層面，歐盟積極應對美國軍援減少的不確定性，2025年初，美國軍援佔烏克蘭總軍援的比例從2024年的40%降至20%。為填補這一缺口，歐盟在2025年2月計劃提供200億歐元軍事援助，包括火砲彈藥、防空系統和無人機，並於5月追加10億歐元用於武器生產。歐盟外交負責人卡婕·卡拉斯（Kaja Kallas）提出的「鋼刺策略」（Porcupine Strategy）成為軍援的核心，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為烏克蘭採購更多武器，其次投資其國防工業以提升自產能力。此外，歐盟通過「歐洲和平基金」（EPF）提供35億歐元支持，並與北約及國際烏克蘭基金（IFU）合作，採購新武器以應對俄羅斯的長期威脅。這些軍事舉措不僅回應了美國礦場協議帶來的戰略變化，也旨在強化烏克蘭的防禦能力，同時提升歐盟在東歐的安全影響力。在人道與重建援助方面，歐盟持續應對俄烏戰爭帶來的嚴重後果。截至2025年1月，歐盟通過「歐盟民防機制」交付超過15.3萬噸援助物資，包括醫療用品和發電機，並協調4000名烏克蘭病患轉移至歐洲醫院。2025年，歐盟追加1.48億歐元人道援助，其中1.4億歐元專注於支持烏克蘭戰區內的脆弱家庭，確保其冬季基本需求。歐盟還支持烏克蘭基礎設施修復，例如能源和運輸系統，並通過歐洲投資銀行（EIB）與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BRD）提供擔保，吸引私人投資參與重建。這些努力與礦場協議的資源開發目標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烏克蘭社會與經濟的長期穩定。礦場協議的簽署顯著刺激了歐盟加大對烏克蘭的援助力度。美國在礦產領域的投資促使歐盟加速整合其援烏政策，例如利用凍結的俄羅斯資產收益來融資援助項目，從而減輕財政壓力。然而，歐盟內部也面臨挑戰，例如匈牙利等國反對部分軍援計劃，顯示出團結的困難。地緣政治層面，俄羅斯試圖通過向美國供應烏東礦產來分化美烏關係，但未獲成功，這進一步凸顯了歐盟需要更積極介入以平衡俄羅斯影響力。同時，中國在稀土市場的主導地位也推動歐盟與烏克蘭合作，建立替代供應鏈。礦場協議為烏克蘭創造了更多外交空間，而歐盟的支持，包括推動其2030年前加入歐盟，則強化了烏克蘭的國際地位，緩解了地區緊張局勢。儘管如此，歐盟的2025年援烏策略仍面臨諸多挑戰。財政壓力因歐盟經濟增長放緩而加劇，如德國持續衰退，軍事能力不足則因缺乏美國的情報共享和高階武器技術而受限，內部分歧如匈牙利總理奧班的反對，這些都影響了決策效率。歐盟需要進一步加強與北約及G7等多邊合作，並確保烏克蘭在礦產開發中保留自主權，以實現區域穩定與雙贏格局。總體而言，歐盟通過經濟、軍事與人道援助的全面升級，成功因應了美烏礦產協議後的新局面，不僅鞏固了其在東歐的戰略影響力，也為烏克蘭的未來發展提供了關鍵支持。未來歐盟需在內部協調與資源調配上持續努力，以確保援烏策略的可持續性與成效。

投書金磚國家還是金磚嗎？

金磚國家還是金磚嗎？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正值今年金磚峰會召開的時間，美國總統川普威脅將對「與 BRICS 採取反美政策（anti‑American policies）」的國家額外課徵 10% 關稅，不過後來也沒有明確採取什麼行動，應該就算是一個口頭的威脅。美國高關稅壓力也成為里約熱內盧第17屆金磚峰會的政治氛圍主軸。然而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雙雙缺席，內部裂縫清晰浮現。金磚國家是當今國際關係中的一股力量嗎？還是只是開開會說說話而已？面對外部挑戰，金磚是否仍是堅固的「金磚」，抑或已鬆散成一盤散沙？這是2025年峰會留給國際社會的深刻反思。BRICS 領導人也對川普總統所稱的「任意性高的進口關稅」表達關切，並譴責其威脅行為 。不過現實上好像起不了什麼作用，印度總理莫迪受到了美國懲罰性的高關稅，忿忿不平並且立刻大動作和其他金磚國家領袖聯絡，好像也只能抱怨一下。金磚國家有用嗎？金磚峰會確有針對貿易保護主義、全球治理改革、AI 管理、健康、環境等議題達成共識，BRICS 也對保護主義議題發表抨擊聲明，不過就像是開個會說一說，表達一下立場，也並沒有特別強調，顯然金磚國家大家立場各異，要變成一個具有對抗力量的集體意志，目前還說不上來，當然也就沒有辦法在這邊發揮什麼力量。習近平與普京是否雙雙缺席？是否顯示內部裂縫？習近平首次缺席 BRICS 峰會，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出席 。普京因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而僅以視訊方式參與，由俄羅斯外長代表出席。這反映峰會在象徵層面上的弱化，但也不代表整體解體；峰會仍達成多項宣言，且強調改革全球治理、AI 管理、氣候、健康、制度發展等合作 。金磚是否變成鬆散的一盤散沙？峰會的擴展與內部分歧確實帶來挑戰，例如民主與威權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參與領導人的不同方式（如缺席或視訊），都凸顯了協調困難，但峰會仍就多項議題發表《里約宣言》（Rio Declaration），顯示仍有運作與合作意願。金磚峰會最終通過《里約宣言》，譴責保護主義，並強調推動新開發銀行（NDB）與「金磚支付系統」（BRICS Pay），以降低對美元結算的依賴。這顯示金磚國家在美國高關稅壓力下試圖展現團結。然而深入觀察，這種團結更像是表面文章，掩蓋了嚴重的內部分歧。其實金磚國家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盤算，能夠有共同意見的成果就算是不錯了。對中國而言確實如此，習近平首次缺席金磚峰會，官方理由是「日程衝突」，但背後反映出中國經濟放緩、房地產危機與消費信心下滑等挑戰。習近平選擇聚焦國內治理，為「十五五計劃」做準備。隨著2024年埃及、伊朗、阿聯酋、埃塞俄比亞與印尼加入金磚，內部利益分歧擴大，北京對「大金磚」戰略價值的運用顯得猶豫。相較於在複雜的多邊框架中協調，北京更傾向投入一帶一路、上海合作組織或雙邊外交，這些領域更易由中國主導。普京的缺席則更顯尷尬。受國際刑事法院（ICC）逮捕令限制，他無法親赴巴西，只能透過視訊參會，由外長拉夫羅夫代為出席。這不僅削弱俄羅斯在金磚的象徵地位，也凸顯其因烏克蘭戰爭導致的孤立。俄羅斯經濟正面臨油氣收入下降、通脹高企與金融不穩，普京即使親自到場，也難以為金磚議程注入實質能量。其他成員國各有盤算。印度將於2026年接任主席國，積極推動數位轉型與綠色能源合作，但在「去美元化」議題上謹慎以對，避免觸怒西方貿易夥伴。巴西在盧拉政府下聲援「全球南方」，但仍小心維持與美國及歐盟的經濟關係。南非希望透過金磚提升國際能見度，但國內經濟疲弱，難以主導議程。新成員中，伊朗尋求突破制裁孤立，阿聯酋聚焦能源合作，埃及與埃塞俄比亞則希望爭取基建投資。這些目標多為各自國家利益，難以形成金磚共同戰略，甚至可能加劇分歧。在金融與經貿合作上，金磚的「去美元化」進展緩慢。新開發銀行貸款規模僅約400億美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的影響力相去甚遠。金磚支付系統仍處於試行階段，難以撼動美元主導地位。印度與巴西的保守態度進一步拖累進程，顯示金磚的金融替代方案仍停留在象徵層面，無法挑戰現有國際金融秩序。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金磚地緣政治凝聚力的流失。習近平與普京的缺席削弱了「反西方」敘事，中印邊境衝突與戰略競爭未解，兩國難以協調；巴西與南非則傾向左右逢源，不願將金磚推向對抗西方的前沿。金磚既無歐盟的制度化合作機制，也無G7的意識形態與戰略一致性，更像一個各懷心思的鬆散聯盟，缺乏將團體能量轉為行動的領導核心。只要欠缺共同戰略目標，金磚國家究竟在國際政治現實上能夠起什麼作用，答案並不樂觀。川普的關稅壓力雖促使金磚成員在言辭上團結，但內部現實顯示這種團結僅是防禦性反應，而非戰略共識。若金磚無法在擴張中找到平衡、無法落實金融合作、無法提升政策執行力，其影響力恐將逐漸消散。金磚曾被視為「全球南方」挑戰西方霸權的旗手，但如今更像一個龐大卻鬆散的舞台。若無法將規模優勢轉化為實質影響力，金磚國家恐難維持昔日光環，即使現在金山國家變成了大金磚國家，成員國已經超過10國，金磚國家會議也是只能開開會講講話，還沒有辦法發揮國際聯盟國家組織的作用。

投書從關稅衝擊到戰略重塑的台灣經濟轉型之路

從關稅衝擊到戰略重塑的台灣經濟轉型之路
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台灣師範大學）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啟動「對等關稅」政策，針對全球主要貿易夥伴全面調升關稅，對高度依賴對美出口的台灣構成重大挑戰。儘管在美台半導體及部分高科技產品尚在談判之中，但此舉仍如警鐘般提醒台灣長期以來的貿易結構風險，過度集中、過度依賴單一市場。面對這場地緣經貿突變，台灣不僅展開短期危機處置，更啟動中長期的經濟安全重建，藉此轉危機為轉機、重新定位全球角色。在短期應對上，台灣展現出高度的談判靈活性與政策反應速度。政府迅速啟動外交協商，積極向美方陳述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戰略價值，並提出實質讓步方案，如增加美國商品採購與投資承諾，換取半導體、ICT等核心產業的關稅減免。同時政府也推出緊急支援措施，為遭受出口成本壓力的企業提供短期紓困與融資支持，協助企業與國際客戶協調契約與價格調整，穩住產線與就業。中期發展策略則聚焦於供應鏈與市場的雙重重構。一方面，政府與企業合力推動生產基地多元化，從台積電在美日德的落地設廠，到中小企業在東南亞與印度的布局加速，皆旨在降低地緣風險與關稅衝擊。另一方面，台灣亦積極尋求區域與雙邊貿易合作的深化，強化與東協、韓國、日本等鄰近經濟體的實質連結，同時持續推動加入區域合作組織、提升與美歐在關鍵技術協議上的合作層級。數位與綠色轉型也在此階段加速推進，企業將智慧製造與ESG標準納入生產流程，不僅提升競爭力，也有助於取得更多國際認證與市場通行證。從長遠來看，台灣的因應策略已升級為國家級科技與戰略安全工程。面對中美科技戰與全球供應鏈重整的新局，台灣加速推動「科技自主」，以半導體、AI、電動車與先進通訊為核心，加大研發與人才培育投入，透過「2030科技藍圖」塑造台灣作為全球高科技樞紐的不可替代地位。同時台灣也深化與美、日、歐盟等民主盟友的「矽盾同盟」戰略，參與晶片四方聯盟、強化國際技術分工與標準協調，建構一個橫跨經濟、科技與安全的夥伴網絡。更關鍵的是，台灣正逐步建構一套制度化的經濟安全網，從知識產權保障、產學研合作，到建立半導體學校與人才全球交流體系，這些舉措不僅提升產業自主性，更打造出一個能應對未來風險、具備政策韌性的「矽島堡壘」。川普「對等關稅」所引爆的不僅是一場短期貿易衝擊，更是對台灣長期經貿戰略的深刻檢驗。而台灣的回應，也展現出一個中等規模經濟體如何在全球動盪中運用談判智慧、產業轉型與聯盟戰略，將危機轉化為重塑國家競爭力的契機。這不只是關於關稅的故事，更是一場台灣自主命運的實戰演練。

投書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供應鏈的理想與現實

小型模組化反應爐供應鏈的理想與現實楊聰榮（台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被譽為核能產業的新希望，承載著各國能源轉型與淨零排放的期待。然而隨著瑞典等歐洲國家積極推動SMR商業化部署，全球供應鏈卻暴露出結構性瓶頸，讓這項「未來核能」技術面臨嚴峻的現實考驗。從核燃料取得困難到關鍵零組件製造產能不足，這些挑戰不僅影響建置時程，更牽動著各國的能源戰略布局。目前全球正在開發80多種SMR設計，但截至2024年，只有中國和俄羅斯成功建造投入營運的小型模組化反應器。這個數據凸顯了SMR從概念到商轉的巨大鴻溝，也說明了供應鏈挑戰的嚴重性。核燃料供應短缺已成為SMR發展的最大絆腳石。大多數新一代SMR設計需要使用高濃縮低濃鈾（HALEU）燃料，但全球主要供應商俄羅斯因地緣政治因素遭西方國家禁運，俄羅斯的HALEU供應預計在2028年完全結束。美國能源部已向六家公司授予合約協助處理HALEU燃料，並積極布局新一代核能發展，但本土生產能力仍極其有限。美國能源部甚至因為缺乏足夠的HALEU儲存筒而延遲交付，顯示基礎設施建置的滯後。歐洲和美國政府雖然已投入專款建立自主燃料供應鏈，但要讓產能充分擴大仍需數年時間。這種燃料短缺不僅影響SMR的商轉時程，也迫使各國重新檢視對俄羅斯核燃料的依賴程度，凸顯了能源供應鏈安全的重要性。關鍵材料與零組件的製造瓶頸同樣令人憂心。SMR採取模組化設計，可在工廠製造後運至現場組裝，這是其相較於傳統大型核電廠的主要優勢。然而國際市場上能夠生產高規格核等級材料、特殊合金、大型壓力容器等關鍵零組件的企業寥寥無幾。這種供應商集中的現象造成裝備訂單積壓、交期冗長，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延遲，就會對多國專案進度產生連鎖反應。更棘手的是專業人力短缺問題。由於各國SMR設計尚未全面標準化，無法像汽車或電子產業般進行高度模組化、規模化製造。核能安全審查門檻極高，各個環節都需要大量合格的焊接、設備測試、品管人員，但這類特殊技術人力在短期內難以快速補足。這不僅增加了建置成本，也延長了專案執行時間。SMR被認為是助力供電資料中心、各大工廠的潛在幫手，但最近美國的研究顯示，SMR難題依然存在：太貴、太慢、風險高。即使大量模組可在工廠生產，現場仍需進行精密整合與調試，而各國法規、審查流程的差異都會造成組裝期的不確定延遲。現階段SMR多為首批部署的示範專案，缺乏足夠的經驗累積來支撐大規模快速複製。國際合作與競爭的複雜關係也為供應鏈帶來變數。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加拿大、阿根廷、韓國，甚至迦納都在建設或處於許可階段，印度也宣布將建造多達50座小型核反應爐。目前SMR領先國家多投入自有專案並緊盯知識產權，能否加速擴大交貨能力並分攤給像瑞典等新進市場，還存在競合關係與政策選擇上的變數。儘管面臨諸多挑戰，SMR仍具備其獨特優勢。SMR占地面積較小，可以安裝在不適合大型核設施的位置，這為偏遠地區或工業區提供了新的能源選項。隨著各國政府持續投資基礎建設、國際合作逐步加強，供應鏈瓶頸有望在未來十年逐步改善。SMR供應鏈的困局反映了新興技術產業化過程中的典型挑戰。從理想的技術概念到商業化應用，需要完整的產業生態系統支撐，而這個生態系統的建立往往比技術本身的發展更加複雜與耗時。對瑞典等積極推動SMR部署的國家而言，如何在供應鏈尚未成熟的情況下管控風險、確保專案進度，將是未來幾年的重要課題。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對於相關技術的評估要做謹慎的考慮，必須密切觀察技術的發展，不宜太早下結論。唯有透過國際合作、政策協調與產業投資的多重努力，SMR才能真正從實驗室走向商業應用，實現其在能源轉型中的願景。

投書台灣主權論述的轉折：從邊緣主張到外交主流

台灣主權論述的轉折：從邊緣主張到外交主流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9月，美國在台協會（AIT）與國務院罕見公開強調，《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舊金山和約》等二戰文件，從未決定台灣的最終政治地位。這不僅駁斥中國的歷史敘事，更象徵台灣外交論述的一大轉型。對長期推動台灣主體性的台派而言，這是歷史性的勝利：質疑戰時宣言效力的主張，終於從邊緣論點走向官方與國際的共同立場。台派早在1970年代就主張，戰時宣言只是政治聲明，並非具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條約。相較之下，《舊金山和約》才是具體的法律依據，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主權，卻未交由任何國家承接，留下「未定」空間。這一觀點過去常被貼上「台獨」標籤，但隨著民主化與國際法討論的深化，逐漸獲得重視。2025年成為轉折點。5月，外交部撤下馬英九時期將宣言視為條約的舊文件。7月，林佳龍在國際法學會論壇上公開指出，戰時宣言早被《舊金山和約》取代，台灣民主化後已是唯一合法政府。此舉獲得總統賴清德背書，代表台灣已形成新共識。9月美方進一步明確表態，直接回應中國利用「三個80周年」操弄國際輿論，並強調台灣前途應依民族自決原則，由台灣人民決定。這樣的發展，既是自決精神的勝利，也是台灣外交的新挑戰。一方面，澄清了歷史迷霧，強化台灣作為民主實體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中國已強烈反擊，持續以邦交與國際組織施壓。台灣社會仍須正視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爭議，並推動更廣泛的教育，讓新論述內化為全民共識。總體而言，台灣地位主權論述已從少數派意見，轉化為國際法與外交的主流說法。這是台灣擺脫黨國遺緒、邁向自決的重要里程碑。未來這一論述不僅是抵抗中國脅迫的盾牌，更將是台灣開拓自主國際空間的關鍵基石。

投書AI的合規管理與跨境數據傳輸的挑戰與策略

AI的合規管理與跨境數據傳輸的挑戰與策略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AI）系統的運作仰賴龐大數據集來訓練模型與持續優化效能，而這些數據往往涉及跨境流動，直接觸及歐盟《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嚴格要求。《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不僅規範個人數據的蒐集與處理，更對跨境傳輸設下多重關卡。企業若要在歐洲市場部署AI解決方案，必須面對合法性、透明性、目的限制與數據最小化等原則的挑戰。隨著AI技術的快速發展，跨境數據傳輸的合規問題，已成為國際化企業無法迴避的關鍵門檻。AI與個人數據的高度連結，使合規風險進一步放大。AI系統往往需要多樣且大量的數據，其中不可避免包含個人資訊，且數據來源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經由雲端平台、跨國數據中心及分布式開發團隊處理。這種全球化基礎設施雖提升了效率，卻使《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的履行變得更複雜。《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嚴格限制個人數據向歐洲經濟區（EEA）與英國以外的傳輸，而AI特有的「數據饑渴」與模型可重識別性，更加劇了合規壓力。例如，假名化數據仍可能在AI演算法下被再識別，決策過程的透明度不足也可能引發監管關切。忽略這些問題，不僅會導致鉅額罰款，更可能造成企業聲譽損害與創新受阻。跨境數據傳輸受《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第五章規範，涉及合規的技術與組織性挑戰。企業在實務上需進行數據流映射，明確識別數據的來源、傳輸路徑與存放地，並透過數據保護影響評估（DPIA）預測潛在風險。同時應加強數據治理與資訊安全控制，採取加密、存取限制與持續監測機制。此外第三方供應商管理至關重要，企業須透過合約與監管要求確保其符合《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標準。這些措施必須與員工培訓並行，讓合規意識融入日常運作，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數據安全文化，讓AI的發展與隱私保護相輔相成。未來《歐盟AI法案》等新規範將與《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交織，形成更完整的監管框架。這意味著企業不能只把合規視為被動負擔，而必須將其納入AI治理與創新策略的一環。合規管理的前瞻佈局，不僅能降低法律與營運風險，更能提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可信度與競爭力。《通用資料保護規範》（GDPR）雖然嚴格，卻也促使企業更重視數據倫理與透明度，推動更健全的AI發展模式。對台灣企業而言，積極理解並導入這些合規策略，不僅能確保進入歐洲市場的暢通，更能為本土AI產業注入「合規基因」。這不僅是符合法律的需求，更是建立永續與信任的核心。台灣若能將數據治理、隱私保護與AI創新同步推進，將有機會在全球數據經濟中，不僅是跟隨者，更成為規範與價值的倡議者。

投書美國想向瑞士要什麼？答案是黃金和製藥

美國想向瑞士要什麼？答案是黃金和製藥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對瑞士產品徵收高達39%的關稅，這不僅是貿易政策的調整，更反映出美國在全球貿易重塑中的強勢策略。瑞士長期以來作為中立國與經濟強國，一直維持與美國的穩定關係，但此次關稅風波揭露了美國對貿易逆差的零容忍態度。美國的核心訴求集中在黃金與製藥產業，藉由談判迫使瑞士在這些領域讓步，以縮減雙邊逆差。從整個過程觀察，美國的談判策略是以高關稅施壓，再結合經濟誘因與政治槓桿，讓對手在壓力下被迫妥協。瑞士政府的回應則展現了務實與克制。瑞士聯邦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後，宣布將提出更具吸引力的方案，以回應美方關切，並避免直接對抗。瑞士總統凱勒-蘇特雖赴美卻未能成功會晤川普，顯示談判的艱難，但瑞士依舊強調深化對話，而非報復。經濟部則僅表示談判仍在進行，沒有透露細節，凸顯其低調務實的外交風格。這場談判讓瑞士面臨經濟與外交的雙重壓力。經濟層面，美國市場對瑞士出口的重要性不容忽視，關稅可能讓瑞士GDP承受0.3%至1%的衝擊，長期甚至會導致增長停滯。外交層面，瑞士中立模式面臨挑戰，是否繼續維持孤立戰略或強化與歐盟合作，成為政策爭論的焦點。更有媒體建議，應透過瑞士名人如費德勒或前FIFA主席因凡蒂諾，進行非官方的「軟外交」溝通。產業界則提出以增加對美國的軍備採購或能源合作來換取貿易壓力的緩解。這些建議反映出瑞士社會的多重反思：如何在維持中立與確保經濟利益之間找到平衡。美國的核心要求相當明確：黃金與製藥。美方希望瑞士能在美國設立或擴大黃金精煉產能，並在製藥領域增加本土投資與出口，以平衡雙邊貿易。同時美方也釋出可能的交換條件，包括未來關稅豁免。瑞士則考慮增加對美軍備採購，並開放液化天然氣市場，作為妥協姿態。這場交鋒顯示瑞士不僅要在經濟層面讓步，也必須重新思考其國際角色。整體來看，美國透過這場談判展示了「先施壓、再交換」的強硬策略。高關稅是震撼手段，隨後再以經濟與市場誘因引導對手讓步，這種模式很可能成為美國未來對歐洲與其他主要經濟體談判的常態。而對瑞士而言，這場危機既是衝擊也是轉機。這個談判過程充分揭示出瑞士在中立外交下的脆弱性，也迫使其加速思考與歐盟及其他國際體系的整合，以確保自身在新一輪全球貿易秩序中的位置。總結來說，瑞士的回應凸顯三層意涵。首先是實用主義，優先選擇外交斡旋與協商，而非立即反擊。其次是制度考量，中立傳統雖讓決策步伐緩慢，但也保有談判空間。最後是戰略重構，這場關稅衝擊或將推動瑞士在國際經濟與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轉型。美國想要的答案其實不複雜，就是黃金與製藥。而瑞士的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在堅守自身制度優勢的同時，找到融入全球經濟整合的新平衡點。

投書沒有停火基礎的和平談判註定脆弱

沒有停火基礎的和平談判註定脆弱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025年8月15日在阿拉斯加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峰會，討論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可能性，但峰會結束無具體協議，川普隨後改變立場，不再強調停火，而是表示「它需要兩個人來探戈」，暗示烏克蘭亦需承擔責任。僅四天後，俄羅斯於8月19日發動一個月來最大規模的空襲，動用270架無人機與10枚飛彈，造成至少10名平民死亡、數十人受傷。這場攻擊發生在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剛結束與川普及歐洲領導人的白宮和平談判後數小時，無疑是對外交努力的直接挑釁。更耐人尋味的是，襲擊與川普致電普丁、試圖推動俄烏直接談判的時間幾乎重疊，顯示俄羅斯並未將「和平進程」放在首位，而是企圖以軍事行動作為談判籌碼。此後，俄羅斯攻勢持續升級：8月21日發動一個月來最大無人機與導彈攻擊，目標包括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8月26日發動系列無人機攻擊；8月27日恢復針對烏克蘭能源的導彈與無人機攻勢；直至8月28日，對基輔發動大規模攻擊，造成十多人死亡。這些連續攻擊凸顯俄羅斯在阿拉斯加峰會後的軍事意圖，試圖透過戰場優勢影響談判。烏克蘭防空部隊展現了相當的韌性，成功攔截230架無人機和6枚飛彈，但仍有16個地點遭到破壞，其中包括克列緬丘克的煉油廠等能源基礎設施。這種選擇性打擊暴露出俄羅斯意圖削弱烏克蘭民生與能源供應，進一步動搖其抵抗意志。襲擊地點接近北約邊界，引發波蘭與瑞典緊急出動戰機，全面啟動防空協議，凸顯北約對東翼安全的高度戒備與決心。在阿拉斯加峰會後，烏克蘭亦發起強力反擊，包括8月對俄羅斯煉油廠、泵站與燃料列車的無人機攻擊，損害俄羅斯相當部分煉油能力；8月23日針對俄羅斯能源基礎設施的攻擊；8月25日發射超過200架無人機攻擊克里米亞與俄羅斯西南部，引發爆炸與防空反應；8月24日烏克蘭獨立日時，據報攻擊俄羅斯核電廠；並在庫爾斯克地區持續反攻，儘管俄羅斯發起反擊。這些反擊不僅緩解俄羅斯壓力，還凸顯烏克蘭在資源有限下的韌性，同時促使俄羅斯在8月19-26日期間僅佔領48平方英里領土，較前一周增加92%，但整體進展緩慢。事件清楚揭示了當前和平談判的根本矛盾：在沒有停火作為前提的情況下，任何外交對話都缺乏實質意義。俄羅斯透過軍事升級向國際社會傳遞訊號，表明其更在意戰場上的優勢，而非談判桌上的妥協，尤其在阿拉斯加峰會後的連續攻擊，顯示普丁利用軍事行動塑造條件。對北約而言，這不再只是烏克蘭的戰爭，而是涉及整個聯盟安全的挑戰，迫使其在防務協調與戰略應對上展現更大團結。烏克蘭的反擊雖有效，但雙方能源基礎設施的互擊進一步延長衝突，強調停火的迫切性。和平談判需要最低限度的誠意與約束，而停火就是這一切的基礎。若俄羅斯持續以戰場壓力塑造談判條件，國際社會若未能堅持停火先行的原則，所有的外交努力終將流於形式。當下的現實提醒我們，若沒有停火，和平不過是一紙空談，尤其在阿拉斯加峰會後的衝突升級，凸顯談判脆弱性。

投書安華調停泰柬衝突有功手法細膩

安華調停泰柬衝突有功手法細膩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泰國與柬埔寨爆發的衝突，是東南亞半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跨境軍事對抗，短短數日戰事一度失控，造成重大死傷。美國總統川普自認透過關稅施壓才讓局勢降溫，但實際上，馬來西亞首相安華的靈活操作，才是讓這場急速升溫的軍事衝突迅速落幕的關鍵。安華的調停獲得澳洲領袖的高度肯定，其中諸多細膩的安排，值得深入討論。衝突本身代價慘重。短短五天交火，至少造成三十多人喪生，超過二十六萬名平民被迫逃離家園。更嚴峻的是，雙方互控違反協議，邊境地區的地雷與摩擦持續存在。這意味著停火雖然及時生效，但相當脆弱，後續仍需制度化的安排，才能避免戰事重燃。在馬來西亞行政首都布特拉加亞（Putrajaya）舉行的會談中，泰國與柬埔寨代表達成「立即、無條件」停火協議，為五天的激烈戰鬥暫時劃下休止符。談判由馬來西亞首相安華·依布拉欣主持，美國與中國派出大使層級到場旁聽。這場安排展現了一種精巧的外交布局，由東協擔任主場，大國退居背景，而當事國保有面子。安華推動的「東協主導，外力輔助」路線，不僅止住流血衝突，也示範小國如何在大國角力之間找到突破口。安華之所以能夠成功斡旋，首要原因在於他善用東協輪值主席的身份。當泰柬陷入互不信任的僵局時，安華不是以「雙邊仲裁者」自居，而是以「東協主席」名義邀請雙方對話。這層身份轉換相當關鍵，讓談判不再是「誰向誰低頭」，而是「回歸區域共識」。這不僅降低了兩國領導人在國內被批評「示弱」的壓力，也賦予停火協議「東協共識」的正當性。對於背後各有強大政治勢力的領導人而言，這樣的安排更容易向國內民眾交代。選擇布特拉加亞作為談判地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訊號。布特拉加亞是馬來西亞在1999年啟用的新行政首都，與吉隆坡的殖民記憶不同，這是一座精心規劃的「智慧花園城市」，象徵現代治理與秩序。這使布城帶有「去歷史包袱」的中立形象，成為東南亞少見的「外交舞台城市」。對泰國與柬埔寨而言，若會談在曼谷或金邊舉行，另一方必然心生不滿，甚至被視為「向對方示弱」。若移師紐約、北京或華盛頓，則容易被外界解讀為「大國介入」。布特拉加亞的好處就在於，既不是歷史首都，也不是大國場域，而是「第三地」。在這裡談判，雙方都能保全面子，也符合安華「東協主導」的外交框架。這樣的地點選擇，不僅消弭了雙方顧慮，也凸顯了馬來西亞作為東協主席國的正當性與掌控力。美中兩國大使的到場，提供了外部壓力與安全感。美國甚至在貿易上施壓，使停火成為雙方可接受的「體面下台階」；中國則維持「參與但不主導」的姿態，避免議題過度政治化。這種舞台設計，使東協掌握議程設定權，同時讓衝突雙方有理由在國際社會面前展現理性與克制。另外一個策略操作成功的關鍵，是安華先做程序性的安排，才開始討論問題。安華沒有追求冗長或複雜的協議，而是先宣布「立即、無條件」停火，並同步安排軍方指揮官會晤與邊境委員會議程。這種先止血、再治理的策略，符合衝突現場的急迫需求，先停下子彈，再逐步處理爭端。政治承諾被迅速轉化為軍事與行政層級的任務，讓協議更具操作性，也降低了雙方高層在國內面臨的反彈風險。安華同步提出擴充東協臨時觀察團的構想，透過增加觀察員與布點來確保停火落實。泰國一度保留甚至拒絕，擔心東協過度介入。但安華以「這不是干涉，而是維穩」為定調，成功把議題從「主權敏感」轉移到「集體安全」。這樣的辯證，讓馬來西亞既守住原則，又保留談判空間，避免衝突進一步被意識形態化。這次停火不僅讓馬來西亞在衝突中扮演「及時雨」角色，也因第三方讚譽而擴大聲譽。澳洲副總理公開稱讚馬來西亞的領導力與東協調停，等於給了安華一張「區域信用背書」。這對馬來西亞未來在處理緬甸問題、東帝汶入東協等議題時發揮主席國效能，具有長遠戰略價值。然而這場外交勝利不能過早慶祝。前線摩擦仍在，停火生效後雙方互控違規，地雷事故頻傳，戰術層面的「惡意接觸」隨時可能破壞政治承諾。戰俘與失聯人員問題若久拖不決，將成為民族主義動員的燃料，挑動國內政治。網路言論場快速極化，一旦出現傷亡畫面或假訊息，民意支持會瞬間流失，更突顯獨立監測與資訊透明的重要性。若要將停火轉化為長期穩定，東協必須把臨時機制制度化。觀察團應升級為「快速監測機制」，建立跨國軍政聯絡官名冊與常設熱線。軍方通報流程需要標準化，以便即時處理擦槍走火。人道救援措施也應同步啟動，特別是排雷、醫療通道與難民安置，否則停火隨時可能因人道危機而破裂。資訊透明同樣關鍵，定期發布觀察團簡報，清楚列出事件、處置與驗證方式，以降低陰謀論與極端敘事的影響。最後還需擴大國際支持，利用美中與澳洲的背書，在東協的框架下引入後勤、通信與醫療協助，讓外部資源成為穩定基礎，而非新的變數。安華此次調停的成功，不僅來自一紙停火聲明，更在於他將傳統「東協方式」從模糊的低調共識，推向可驗證、可監督、可持續的治理工程。他透過布特拉加亞這個中立舞台，結合東協框架、外部適度壓力與內部制度化安排，為區域危機管理提供新範例。對於泰柬這樣背後有深厚政治勢力的國家而言，能在布城這個「去歷史包袱」的舞台上停火，本身就是一種保全面子的政治平衡。真正的挑戰才正要開始，觀察團能否落實？軍事熱線能否暢通？人道救援能否到位？資訊戰能否有效管理？這些細節，將決定這場外交勝利能否轉化為持久和平。安華的調停為東協立下範例，但能否成為歷史性的轉折，仍要看未來能否把這個低調穩健的模式，轉化為「可持續和平」的制度成果，這就有達這些國家領導人的集體智慧，要持續再觀察。

投書高齡友善社會與延長退休年齡

高齡友善社會與延長退休年齡楊聰榮（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評審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年來隨著人口老化加劇與勞動力短缺問題浮現，全球各國紛紛調整退休制度，延後退休年齡已成為不可逆的政策趨勢。從丹麥將退休年齡調升至69歲，中國推動延後退休計畫，到義大利預計2050年退休年齡接近70歲，各國無不在為日益沉重的養老財政與勞動市場壓力尋找出路。這些政策的制定不僅是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回應，更是對社會公平、工作權益與代間正義的重大考驗。延後退休年齡成為全球趨勢的主要驅動力，在於平均壽命延長與出生率下滑。根據聯合國統計，全球60歲以上人口將於2050年達到20億，占全球總人口五分之一以上。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仍維持現行退休年齡，將導致養老金制度無法支撐、公共財政壓力倍增，甚至可能出現勞動力斷層。以歐洲為例，多數國家將退休年齡與預期壽命掛鉤，試圖建立一個動態調整的制度。這種制度也衍生新的挑戰，低收入、體力勞動者難以工作至高齡，中高齡者在勞動市場常面臨就業歧視，造成代際間的資源分配可能更趨不均。在退休年齡政策設計上，公平性與彈性是不可忽視的兩大原則，兩個原則缺一不可。單一的延退措施若不區分勞動類型與個人狀況，可能對某些族群造成不成比例的負擔。例如，長年從事勞力工作者因健康狀況提早惡化，延後退休可能意味著更長時間的病痛與失業，而非增加實質收入。德國與法國就曾針對此問題設立「彈性退休」方案，允許特定族群提早領取部分退休金，或逐步減少工時過渡退休。亞洲國家雖同樣面臨高齡化問題，但在延退議題上多半進展緩慢，部分原因是文化對「安享晚年」的期待仍根深柢固。以台灣為例，雖然延後退休討論已行之有年，但實際制度仍偏向保守，且缺乏針對不同職業別的差異化設計。中國則於近年陸續釋出延退政策方向，但因民間反彈聲浪強烈，進展步伐亦顯保留。這反映出延退不僅是經濟政策，也是高度政治性的社會改革，需要審慎溝通與制度配套。退休年齡的延後雖是國際趨勢，但政策不應只著眼於財政或勞動力指標，更應考量民眾的工作尊嚴與老年生活品質。如何建構一個讓年長者「想工作、能工作、被接納工作」的環境，是延退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唯有透過科學數據支撐、彈性制度設計與廣泛社會對話，延後退休年齡才能從「不得不做」的應變措施，轉化為提升整體福祉與社會永續的積極選擇，讓延退政策成為建立高齡友善社會的基礎。

投書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條例》要求產品碳足跡的挑戰

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條例》要求產品碳足跡的挑戰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條例》（Regulation (EU) 2023/1542）作為全球首個要求產品碳足跡的國際規範，開創了電池產業監管的先河，標誌著永續發展與低碳經濟的重大進展。以下從法規意義、挑戰與機遇、以及對全球與臺灣的啟示三方面進行評論。法規的開創性與全球影響 該法規首次將碳足跡納入强制性監管範疇，要求電動車電池、工業電池及輕型運輸工具電池自2025年起逐步提交碳足跡聲明，並最終設定上限。這不僅提升了供應鏈透明度，也推動了低碳技術的全球競賽。法規的全生命週期監管模式，從設計、生產到回收，整合碳足跡、回收材料比例及數位電池護照等創新要求，體現了歐盟對循環經濟與能源自主的雄心。作為全球電池市場的風向標，這項規範勢必影響其他地區的立法，例如美國或亞洲國家可能跟進類似標準，形成全球性的永續規範浪潮。挑戰與機遇並存 對全球電池產業而言，法規帶來顯著挑戰。碳足跡申報與數位電池護照要求企業升級數據管理與追蹤系統，中小企業可能因成本壓力而處於劣勢；高回收率與回收材料比例目標則需重塑逆向物流與材料精煉技術。然而，挑戰中蘊含機遇。領先企業可透過投資低碳技術與數位化解決方案，搶占市場先機。例如，數位電池護照的導入為區塊鏈與數據平台創造需求，促進技術創新；回收材料比例的提升則催生循環經濟新商機，特別是在鋰、鈷、鎳等關鍵材料的再利用領域。對臺灣的啟示 對高度依賴歐盟市場的臺灣電池產業而言，法規既是合規壓力，也是轉型機遇。臺灣的電子製造與ICT技術優勢為應對數位電池護照與碳足跡管理提供了基礎，企業可開發相容的數據平台，成為亞洲企業進入歐盟的技術橋樑。然而，中小企業需政府支持以克服技術與資金門檻。政府應加速制定補助政策，推廣生命週期評估工具，並與國際驗證機構合作，提升企業合規能力。同時，透過國際合作與標準制定參與，臺灣可提升全球電池產業話語權，實現從代工出口到綠色創新的轉型。歐盟《電池和廢電池條例》作為首個產品碳足跡國際規範，不僅重塑了電池產業的永續標準，也為全球淨零轉型樹立典範。對臺灣而言，積極因應法規要求，整合技術優勢與政策支持，將有助於在全球永續競賽中脫穎而出，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投書美國天才法案漏洞與穩定幣的潛在風險

美國天才法案漏洞與穩定幣的潛在風險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會於2024年7月18日通過的《GENIUS法案》被視為美國穩定幣市場監管的重要里程碑，這個俗稱天才法案的核心目標是為迅速膨脹的穩定幣生態建立明確的法律框架。穩定幣是一種與特定資產（通常是美元等法定貨幣）掛鉤的加密貨幣，其發行原理是由發行商將等值的儲備資產（如短期美國國債、銀行存款等）存放於可信賴的機構中，並在鏈上發行等值數量的代幣，以保持價格穩定。持幣者可以隨時按掛鉤匯率贖回法幣，形成「一幣一美元」的兌換關係。這種設計的初衷，是解決比特幣、以太幣等加密資產價格波動劇烈、不適合作為日常支付媒介的問題。穩定幣的崛起與加密產業的擴張密切相關。自2014年Tether（USDT）問世以來，穩定幣便在交易所結算、跨境匯款、去中心化金融（DeFi）等場景中發揮關鍵作用。近年來，美國企業如Circle（USDC）、Paxos（BUSD、PYUSD）等紛紛進入市場，提供與美元掛鉤的產品，推動穩定幣市值在2020至2024年間由不足300億美元暴增至逾1500億美元。穩定幣在跨境支付效率、費用與可編程性上展現優勢，也逐漸引起監管機構的高度關注，特別是其可能對銀行存款、貨幣政策及金融穩定構成影響。《GENIUS法案》針對發行與儲備要求作出明確規範，要求發行商必須以1:1比例的高品質儲備資產全額覆蓋流通量，並禁止直接向持有者支付利息或收益，以避免其與傳統銀行存款直接競爭。然而，法案卻遺留了重大監管缺口——「關聯企業漏洞」。該限制僅適用於發行商本身，而未延伸至其關聯企業，導致像Coinbase、PayPal這樣的加密平台，雖非發行商，仍可透過關聯方為客戶提供穩定幣收益，實際上繞過了法案的禁止條款，形成監管灰色地帶。Coinbase與PayPal的案例尤為典型。兩者分別與USDC發行商Circle、PYUSD發行商Paxos合作，卻能為客戶提供年化近4%的「獎勵」計劃。由於它們不是直接的發行主體，根據法案現行文字，這種做法並不屬於被禁止的「直接支付利息」。這種法律上的漏洞使平台得以在合規邊界遊走，吸引資金流入高收益穩定幣產品，而不受傳統銀行的監管與儲備約束。銀行業與經濟學界已對此發出警告，認為這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資金轉移效應。以2025年第一季美國商業銀行19.21兆美元的存款規模計算，若有10%的核心存款轉向穩定幣，高收益產品將吸走約1.92兆美元的資金，導致銀行籌資成本上升24個基點，貸款利率同步提高，放貸能力縮減，進一步壓縮企業與家庭的信貸空間。這不僅威脅傳統銀行業務模式，也可能削弱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傳導效果。從合規性的角度觀察，目前主要穩定幣在儲備透明度、審計與監管合作方面的表現差異很大。USDC與PYUSD相對透明，每月公布儲備報告並接受獨立審計，但Tether雖在近年改善資訊披露，仍因儲備成分不夠清晰而備受質疑。此外，多數穩定幣缺乏存款保險（FDIC）保障，其收益來源往往涉及高風險資產或流動性較差的投資，一旦市場出現恐慌，便可能重演2022年TerraUSD（UST）脫鉤的擠兌危機。相較之下，歐盟在2024年實施的《加密資產市場法規》（MiCA）採取更嚴格的制度設計，要求重大穩定幣發行商至少30%的儲備存放於銀行存款，並全面加強透明度、儲備品質與持有人保障，為美國提供了可借鑑的範例。《GENIUS法案》雖然在資訊披露與持有人破產優先索償權方面有所創新，但若不補足關聯企業漏洞，監管效果恐大打折扣。穩定幣發行商與相關平台在應對《GENIUS法案》時，應優先採取三項策略：第一，主動提高儲備資產透明度與即時審計頻率，以爭取監管信任與市場信心；第二，探索與銀行合作的模式，將部分儲備納入受保管道，降低脫鉤風險；第三，提前調整收益產品結構，避免在法規收緊後被迫下架或遭罰。對於監管機構而言，儘速修法納入關聯企業，並考慮引入有限的存款保障機制，將有助於在促進創新與維護穩定之間取得平衡。穩定幣作為金融科技的重要創新工具，其發行原理與崛起過程反映了市場對高效、低成本支付與價值儲存手段的需求。《GENIUS法案》是美國邁向系統化監管的重要一步，但漏洞與滯後的監管若不及時修補，6.6兆美元存款外流與系統性風險的威脅將難以避免。唯有結合國際經驗、加強法規適用範圍、提升市場透明度，才能在全球穩定幣競爭中保持領先，並確保金融體系的長期穩健發展。

投書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的半導體投資案

重塑全球科技格局的半導體投資案 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從現在的角度可以重新來衡量台積電半導體投資案當初決策的睿智。2025年3月，美國總統川普與蘋果執行長庫克共同宣布，台積電將追加1000億美元投資美國，總額達1650億美元，用於亞利桑那州興建三座晶圓廠、兩座先進封裝廠及一所研發中心。台積電半導體投資案讓台積電站穩贏家的角色，這項計畫不僅標誌著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大轉折，更在美中科技競爭與川普新關稅政策的背景下，牽動美中台三方關係及國際供應鏈重組。這項投資與美國《晶片法案》的結合，不僅是商業與政策的交會，更是重塑全球科技與地緣政治格局的關鍵事件。從現在的角度看，台積電投資案的時機抓得非常好，正好在美國高關稅政策對外宣布的前一個月。台積電追加的1000億美元投資，總額達1650億美元，展現了台灣半導體企業在全球布局的雄心，直接回應美國《晶片法案》的核心訴求。該法案提供527億美元補貼及35%投資稅收抵免，吸引台積電等企業赴美設廠。台積電亞利桑那州第一座晶圓廠已於2025年進入量產，採用4奈米製程，第二座與第三座廠預計分別於2028年與2030年投產，涵蓋2奈米及更先進的A16製程，滿足AI與高端晶片需求。 這不僅強化美國本土製造能力，也為台灣企業提供更廣闊的國際舞台，鞏固台美科技聯盟。蘋果承諾採購台積電在美生產的190億顆晶片，進一步凸顯這項投資的戰略價值。川普於2025年8月宣布對進口晶片徵收100%關稅，但對已在美設廠的企業如台積電、英特爾、三星等提供豁免，目標是在迫使更多企業將生產線轉移至美國。 此政策雖覆蓋範圍小於市場預期，卻明確體現美國「去風險化」與遏制中國半導體崛起的意圖。《晶片法案》限制受資助企業10年內不得在中國等「受關注國家」擴建先進製程產能，凸顯其地緣政治意圖。台積電的投資選擇不僅是商業考量，更是在中美博弈中的戰略站隊，進一步緊密台美經濟關係。川普對台積電投資額的公開說法反覆，從3000億美元改口為2000億美元，再確認為1650億美元，顯示政策宣布中的不確定性。美國《晶片法案》目標到2030年將美國先進晶片產量提升至全球20%以上，加速供應鏈本土化。台積電赴美設廠面臨勞工成本高昂、技術人才短缺及環境許可等挑戰。 台灣內部則擔憂產能外移可能削弱本土技術優勢與就業機會，甚至影響「矽盾」安全。專家警告，美國高昂的製造成本與政策不確定性，可能使企業投資承諾難以完全兌現。若台積電過度轉移產能，恐導致台灣產業空洞化，影響其全球半導體核心地位。台灣企業的全球擴張有助分散地緣政治風險，但需謹慎平衡本土發展與國際布局。政府應加大投資本土研發，確保技術領先，並與日本、韓國等印太盟友合作，打造多元供應鏈，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台積電也需與美國政府持續協商，確保關稅豁免與補助條件的穩定性，同時加速在美建廠進度以符合AI時代需求。這項投資不僅是台積電的商業決策，更是台美合作深化與美中競爭加劇的縮影。隨著川普關稅政策與供應鏈變動，台灣企業的靈活應對將決定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這項1650億美元的投資為全球晶片產業注入新動能，也讓台灣在AI與先進製程的浪潮中，持續扮演撼動全球科技格局的關鍵角色。

投書政策壓力愛用國貨而使DeepSeek遭遇挫敗

政策壓力愛用國貨而使DeepSeek遭遇挫敗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日DeepSeek嘗試採用華為Ascend晶片訓練R2模型的計畫以失敗收場，最終不得不回頭依賴Nvidia GPU，讓外界一片嘩然。這場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國貨優先」實驗，卻因性能不穩、軟體工具不成熟而導致悲慘結局，鮮明揭示了中國在「必須用國貨」政策氛圍下，AI自主化之路所面臨的巨大挑戰。DeepSeek的困境，說穿了就是「愛國有餘，技術不足」。華為Ascend雖在規格上號稱高效能，但實際應用中卻暴露出互連頻寬不足、訓練穩定性低，以及CANN軟體框架不成熟等問題。相比之下，Nvidia的CUDA生態經過二十年打磨，提供強大的開發者工具與優化庫，形成難以撼動的軟體優勢。結果顯示，中國晶片的硬體追趕無法彌補生態落差，這正是國貨情懷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在美國嚴格限制高端晶片出口的情況下，中國企業面臨「要嘛用國貨、要嘛停擺」的選擇。DeepSeek因政策期待被迫嘗試國產晶片，卻最終失敗，轉而採取「訓練用Nvidia、推理用華為」的折衷策略。這不僅突顯了技術短板，也凸顯中國AI產業在政策與市場之間的兩難：若繼續依賴Nvidia，就違背自主化政策；若全盤國產化，則技術競爭力不足，難以跟上全球步伐。DeepSeek的失敗雖是挫折，但也提供了反思契機。中國若要真正擺脫依賴，必須投入龐大資源建設軟體生態，否則硬體再怎麼堆規格都難以支撐大規模AI訓練。演算法與資源效率的創新，或許能成為突破瓶頸的路徑，例如DeepSeek過去在R1模型中利用混合專家（MoE）、知識蒸餾的嘗試，顯示在有限條件下仍有創新空間。更重要的是，技術自主不是單一企業的戰鬥，而需要整個產業鏈從設計、製造到軟體協作的全面協同。這場國貨至上卻遭遇現實困境的挫敗，並非單一企業的失誤，而是制度與技術之間碰撞的必然結果。光靠口號和政策壓力，無法替代長期積累的技術生態。對台灣而言，這同樣是一個警示：在全球AI競賽中，既要加速本土研發，也要維持與國際生態的連結，避免陷入閉門造車的困境。

投書美國對瑞士高關稅將兩敗俱傷

美國對瑞士高關稅將兩敗俱傷楊聰榮（新東向產業聯盟理事/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川普政府近期宣布對瑞士出口商品加徵 39% 關稅，涵蓋手錶、製藥、黃金等瑞士核心產業，理由是基於對瑞士長期貿易逆差的指控。此舉在經濟與政治上都帶有高度爭議，無論對瑞士或美國而言，都可能引發「兩敗俱傷」的局面。對瑞士來說，衝擊立竿見影。身為高度依賴出口的經濟體，美國是其主要貿易夥伴之一，39% 的高額關稅將直接削弱瑞士商品在美國市場的競爭力，預期出口額將顯著下降。製藥與鐘錶業首當其衝，價格上漲將壓縮市場需求；黃金精煉與金條出口同樣受阻，恐引發金價波動，進而影響全球投資信心。特定產業聚集的州，可能面臨失業率上升與經濟衰退的雙重壓力，整體經濟成長預測已從樂觀轉為負面。美國方面同樣難以置身事外。瑞士商品在美國市場價格攀升，將轉嫁成本給消費者，推高通膨壓力並減少消費選擇。由於美方對貿易逆差的計算忽略了龐大的服務貿易順差，這種以偏概全的數據依據不僅削弱政策的合理性，也可能引發瑞士對美國出口的限制，對美國企業在瑞士及歐洲市場的布局構成反效果。更廣泛來看，此舉可能成為全球貿易緊張的另一個導火線。瑞士可能加速將出口轉向歐盟或英國等關稅較低的市場，但短期內市場混亂在所難免。倘若雙方缺乏妥協意願，局勢恐演變為新一輪貿易戰，動搖投資人信心並威脅全球金融穩定。面對挑戰，瑞士政府已表達強烈遺憾，並傾向以外交談判為主要解方，試圖爭取降低或豁免關稅。瑞士也計畫透過產業支持、價格調整及多元化出口市場來緩衝衝擊，並不排除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尋求仲裁。川普短期內讓步的可能性極低，談判注定是一場持久戰。從目前情勢的發展來看，這場瑞士高關稅爭端不僅無助於縮減美國的貿易逆差，反而將同時損害兩國經濟利益，並在全球供應鏈與市場信心上投下陰影。在缺乏互信與合作的情況下，這場貿易豪賭只會演變為一場「兩敗俱傷」的長期消耗戰。

投書歐盟數位服務法引領全球數位治理

歐盟數位服務法引領全球數位治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創會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盟數位服務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自2022年通過、2024年全面生效以來，已成為全球關注的數位平台監管典範。這部立法被視為數位時代最具雄心的規範之一，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安全、透明且公平的網路環境，同時對大型科技公司施加更高的社會責任。然而，在賦予用戶更多權利與加強平台問責的同時，DSA也引發了關於言論自由、執法能力及地緣政治影響的重大爭議，成為全球數位治理過程中一個充滿希望與風險的試驗場。DSA的核心設計以「線上非法即現實非法」為原則，透過分層監管架構，規範社群平台、線上市集、應用程式商店等資訊中介服務。其主要目標包括強化用戶保護機制、提高演算法與廣告運作的透明度、禁止對未成年人的定向廣告，以及要求平台快速處理非法內容與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針對每月活躍用戶超過4,500萬的「非常大型線上平台」（VLOPs），DSA設下更嚴格的審核與審計義務，並要求平台公開其風險評估與管理對策，展現出歐盟在數位治理上試圖取得全球話語權的戰略佈局。執法方面，自DSA上路以來，歐盟對多個大型平台展開行動，包括對X（前Twitter）處理非法內容不力與廣告透明度不足的調查，對Meta在未成年保護與選舉風險方面的持續監督，以及對TikTok因其平台設計可能引發使用成癮的干預。這些案例不僅突顯DSA實際運作的強度與範圍，也促使平台開始重新調整其產品設計、推薦邏輯及用戶舉報機制。一些平台甚至選擇在全球統一執行DSA標準，以降低合規成本，進一步放大了歐盟的「布魯塞爾效應」。然而，DSA也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挑戰。首先是對言論自由的爭議。DSA雖旨在打擊仇恨言論與假資訊，但由於「非法內容」的定義仍帶有模糊空間，引發部分人權組織與學界對過度審查的疑慮。其次，歐盟成員國在落實DSA方面進度不一，部分國家的數位服務協調員尚未到位或權限不足，導致執法效率不均。更進一步，DSA的執行也不免捲入地緣政治的拉鋸，特別是針對與美國資本有密切關係的平台（如X）進行的調查，已引來美方施壓的揣測，使其監管獨立性受到質疑。除了內部挑戰外，DSA在全球層面的影響也值得關注。一方面，其制度設計已成為英國《線上安全法》、巴西《假新聞法案》等新興法規的重要參考；另一方面，其執法邏輯與模糊定義若被威權政體挪用，亦可能成為合理化資訊審查的工具，反而損及國際上對言論自由的最低保障。展望未來，DSA預計將於2025年11月進行首次政策評估，這將是歐盟調整法規條文與監管實務的關鍵契機。屆時，是否能釐清模糊概念、強化執法一致性並化解外部政治干預，將決定DSA能否真正成為全球數位治理的典範，而非僅是一場未竟的實驗。總體而言，歐盟數位服務法無疑為數位平台治理開啟了新的可能，也強化了公共利益在數位空間中的位置。但其成敗與啟示將取決於是否能在維護公共安全與保障個體自由之間，找到一條足夠清晰又兼具彈性的平衡路徑。在數位時代，這不僅是歐盟的課題，更是全球民主社會共同面對的艱鉅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