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無條約時代來臨，核軍備競賽再起

無條約時代來臨，核軍備競賽再起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2026 年 2 月 5 日，《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正式到期失效。這項由美國與俄羅斯簽署的條約，是過去 50 多年來限制雙方戰略核武數量的最後一道法律防線。條約終止後，美俄首次進入沒有任何具法律約束力上限的核武狀態。雖然 2025 年底雙方曾提出暫時遵守上限的說法，缺乏核查機制的安排，使這種承諾難以建立信任基礎。核武透明度下降，戰略誤判風險同步升高。條約失效的直接後果，是戰略穩定性開始鬆動。美俄均有能力擴充彈頭數量與投射載具，也都在規劃現代化工程。當核武部署缺乏明確上限與定期查核，對手只能依賴最壞情境推估對方實力。軍備競賽的邏輯往往源於不確定感，而非實際攻擊意圖。這種安全困境一旦形成，便會推動更多軍事投資與升級計畫。核戰略的風險不僅來自彈頭數量，資訊與網路安全也成為關鍵軟肋。現代核指揮、控制與通訊系統，也就是 NC3，高度依賴數位網路與即時資料傳輸。如果偵測系統遭入侵並出現虛假攻擊警報，決策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面臨是否報復的壓力。冷戰時期曾出現多次誤判險情，如今在網路攻擊能力更成熟的環境下，誤判來源更加多元。核戰略已不再只是飛彈與潛艦的問題，也涉及資安防護與系統韌性。全球核格局同時出現結構性轉變。過去數十年，美俄構成雙強對峙架構。中國近年快速擴充核武庫與洲際飛彈發射井建設，逐步改變力量平衡。趨勢顯示，中國正朝向與美俄並列的核三強格局前進。三方互動比雙邊對峙更加複雜，任何兩國之間的軍備安排，都難以忽視第三方的存在。美國面臨的戰略壓力明顯上升。華盛頓必須思考如何同時威懾兩個具備龐大核武能力的國家。這種壓力促使美國加速推動核武現代化計畫，包括 Sentinel 洲際彈道飛彈與新一代核潛艦。軍事升級被視為維持可信嚇阻的必要條件，軍備升級也可能刺激其他國家跟進。對台灣而言，這些變化並非遙遠議題。亞太地區正處於大國競逐核心地帶，核戰略穩定性的鬆動會影響整體安全環境。核威懾架構若出現裂縫，區域軍事布局與危機管理難度都將提升。數位時代的核風險更提醒各國，科技與安全已高度交織。《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走入歷史，象徵一個管控核武的時代告一段落。新的規範尚未出現，三強競逐與網路風險交織，全球核秩序正進入高度不確定期。未來能否重建信任機制與核查安排，將決定世界是走向可控競爭，還是滑入新一輪失序軍備競賽。

投書AI信任危機：專業顧問也被幻覺誤導，企業該如何自保？

AI信任危機：專業顧問也被幻覺誤導，企業該如何自保？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勤業眾信（Deloitte）澳洲分公司，近日因一份AI生成報告的嚴重錯誤而陷入信任風暴。這份長達237頁、價值44萬澳幣的政府委託報告，原本旨在協助澳洲就業及工作關係部（DEWR）檢討「目標合規框架」（Targeted Compliance Framework），卻被揭發包含多項虛構的學術引用、捏造的聯邦法院判決，甚至連教授姓名都被AI「幻覺」出來。這起事件不僅重創勤業眾信的專業形象，也讓全球顧問業對AI工具的濫用問題造成衝擊很大這次醜聞由雪梨大學健康與福利法研究中心副主任Christopher Rudge博士揭露。他指出報告中多項資料根本查無實據，明顯是生成式AI在「缺乏足夠資料」時自動編造的產物。這種現象被稱為AI的「幻覺」（hallucination），但當這樣的錯誤出現在政府委託、涉及公共政策的正式報告中，問題已不僅是技術缺陷，而是制度信任的崩塌。其實澳洲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早在2023年就曾被揭發使用Google Bard產生假資訊，事後雖公開道歉，但仍未建立嚴謹的AI審核機制。如今AI幻覺再度釀成公關災難，讓「專業顧問」這一行的招牌蒙上陰影。勤業眾信在澳洲負責審計全國前200大企業中的193家，其報告被信任為政策依據，如今的錯誤，等於動搖了整個專業諮詢業的根基。在輿論壓力下，勤業眾信雖承認使用了微軟Azure OpenAI的GPT-4o模型，但聲稱AI僅用於「文件補足與追溯用途」，錯誤應歸因於人為疏失。公司同時宣布放棄合約尾款，退還部分費用。然而令人諷刺的是，幾乎在同一天，勤業眾信又宣布與AI新創公司Anthropic擴大合作，讓全球47萬名員工全面使用Claude聊天機器人，並計畫培訓1.5萬名員工取得AI認證。這種「一邊道歉、一邊加碼」的作法，凸顯了企業在AI時代的矛盾處境，既想展現創新能力，又害怕失控風險。顧問業專家指出，顧問公司目前面臨雙重壓力：若不導入AI，會被視為落後；導入AI，若未監管好，又容易因幻覺與誤用引發信任危機。KPMG近期的內部報告就直言：「在AI主導的時代，最該強化的不是演算法，而是人工驗證與倫理治理。」這起事件同時揭露了澳洲政府在AI使用規範上的監管缺口。Rudge博士指出，勤業眾信的修訂報告雖刪除部分錯誤引用，但新增內容仍有多處無法查證，顯示問題根本未解決。澳洲參議員Deborah O’Neill批評該公司「不只是AI出了問題，而是人腦也出了問題」，並揶揄政府「乾脆直接訂閱ChatGPT就好」。專家建議，政府未來在採購案中應強制要求明確揭露AI使用比例與工具來源，設立人工審核檢查點，並將AI幻覺列入違約條款。根據國際律師協會統計，僅2025年7月，全球就有超過50宗AI生成虛假法律引用的案例，顯示問題已非個案，而是制度層面的警訊。Gartner數據指出，近半數企業因AI錯誤而蒙受聲譽損失，平均每起事件損失高達55萬美元。儘管GPT-4o以多模態處理能力與高速反應著稱，但在引用驗證與邏輯推理上仍顯得不穩定。AI風險顧問公司Resilience Forward提醒，生成式AI的輸出應具備「實體密度控制」，也就是每段文字中應包含可驗證的事實比例，並由人工審核確保資料真實。德國聯邦資訊安全局（BSI）甚至建議，對法律、財務、政府顧問等高風險領域，應禁止單獨使用AI生成內容。勤業眾信事件再次證明，再強大的AI，也無法取代人類的專業判斷。專業報告若缺乏嚴謹的審核機制，AI生成的速度優勢就會變成最大的風險來源。這場AI信任危機為企業帶來深刻啟示。未來的商業合作，不再是「付錢買專業」，而是「付錢買透明」。企業應要求顧問公司提供研究方法論、原始數據與第三方驗證報告，並將AI生成內容納入揭露義務。企業AI治理的重點應包括三項原則：合約條款中明確規定揭露與稽核機制、成立AI倫理與風險治理委員會，以及加強員工辨識AI幻覺與錯誤資訊的能力。隨著各國監管機構效法歐盟AI法案，強制要求高風險應用納入人工審核，若企業仍盲目依賴AI而忽略驗證，不僅聲譽受損，還可能觸及法律責任。勤業眾信事件不只是一次技術事故，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在AI浪潮下的焦慮與盲點。生成式AI的出現讓知識生產更快、更廣，但也讓真實與虛構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對企業而言，AI不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信任治理的新考驗。唯有在透明、驗證與倫理監管的基礎上，AI才能真正成為專業的助力，而非信任的毒藥。台灣企業在積極導入AI之際，更應汲取這起國際案例的教訓，在追求創新的同時，絕不能忽略「真實」、「責任」與「信任」這三項民主經濟的根本價值。

投書繞過否決權的和平新路，川普和平委員會能否開創國際秩序新頁？

繞過否決權的和平新路，川普和平委員會能否開創國際秩序新頁？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川普「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自問世以來，外界對其法理定位的質疑從未停歇，尤其圍繞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的「歡迎」措辭，批評者認為這與正式授權之間仍有落差。這樣的觀察並非全無道理，然而若將視野拉得更寬，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套架構的設計邏輯，或許會看到一種刻意為之的制度創新，而非單純的法理漏洞。聯合國安理會第2803號決議將和平委員會納入整體加薩方案的框架，並明確表示歡迎，這在國際政治上已具備相當的正當性基礎。這份背書固然不等同於將和平委員會轉化為聯合國正式機構，但正是這個「不等同」，反而可能是整個設計中最關鍵的一步棋。國際社會對聯合國安理會運作機制的挫折感，並非今日才有。長期以來，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屢屢在關鍵時刻阻擋國際行動，無論是敘利亞、烏克蘭還是加薩，現實政治的博弈往往使聯合國集體行動陷入僵局。川普選擇以聯合國決議作為政治背書的起點，同時刻意將和平委員會保持在聯合國正式體系之外，這並非規避責任，而是一種務實的制度設計，讓行動本身得以擺脫否決權的拘束，在各方取得共識的框架下靈活推進。委員會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其集資能力。在首屆會議上，川普宣布已籌集超過7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其中美國承諾貢獻100億美元，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籌集20億美元，國際足總（FIFA）貢獻7,500萬美元用於加薩體育項目。此外，九個成員國，包括卡達、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摩洛哥、巴林等，額外承諾70億美元用於加薩人道主義和重建工作。這些資金遠低於估計的700億美元加薩重建總需求，但已展現出委員會在短期內動員資源的一定效率。這樣的思路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許多成功的國際合作機制，最初都並非依賴嚴格的條約授權，而是在既有國際法框架的默許與背書下，逐步建立運作慣例、積累行動正當性，最終形成有效的協調平台。波士尼亞和平實施委員會的完整法律基礎，也是在衝突各方反覆磋商後才逐步成形，而非一開始便完備。和平委員會目前的法理模糊，未必是終點，更可能是一個制度建構過程的起點。從實際成果來看，和平委員會在短時間內已展現出相當的動員能量。超過45個國家加入或承諾參與，首屆會議籌得逾70億美元重建資金，五個國家承諾派兵參與國際穩定部隊，這些都是具體且可量化的進展。批評者固然可以指出這距離700億美元的加薩重建總需求仍遠，但任何大規模國際合作機制在初期都必然面臨資源不足的挑戰，重要的是方向是否正確、動能是否持續。對台灣讀者而言，觀察這個機制的演變有其現實意義。國際秩序正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既有的多邊機制在面對複雜衝突時愈來愈顯得力不從心，新型態的合作架構是否能填補這個空缺，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在摸索的問題。和平委員會的嘗試，無論最終成效如何，都提供了一個值得認真觀察的案例。質疑並不因此消失。治權安排、部隊部署的法律基礎、資金分配的問責機制，這些都需要在推進過程中逐步釐清和補強。然而制度的成熟往往需要時間，在法理框架尚未完備之前便斷言失敗，恐怕過於倉促。這套以聯合國背書為起點、以美國主導為動力、以多邊參與為形式的新架構，究竟能否在加薩乃至更廣泛的衝突地區創造真正的和平紅利，答案尚未揭曉。值得做的，或許是保持開放的眼光，靜觀這場制度實驗如何走向下一步。​​​​​​​​​​​​​​​​

投書紅色滲透南非：解析南非違法輸出中國有關北約戰術的前因後果

紅色滲透南非：解析南非違法輸出中國有關北約戰術的前因後果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南非近期捲入的一起軍事技術轉移爭議，不只是單一企業的法律問題，而是清楚揭露南非在中美地緣對抗中逐步向北京靠攏的結構性選擇。南非的 Test Flying Academy of South Africa，簡稱 TFASA，被美國政府指控協助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飛行員，並非法輸出涉及北約體系的軍事訓練技術。美國司法部在 2026 年 1 月正式提起民事沒收訴訟，鎖定兩套自南非運往中國途中遭到攔截的軍事訓練設備，事件迅速升高為國際安全層級的對抗。整起事件的脈絡早在 2023 年便已浮現。當年美國商務部將 TFASA 及其多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實體清單，理由是該學院長期使用西方與北約來源的訓練技術，培訓中國軍事飛行員，違反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利益。這是美國首次針對南非相關企業祭出如此明確的國安制裁，美國政府已經正式提出對第三國協助中國軍事能力提升的容忍底線。在 2024 年至 2025 年間，美國當局於設備運輸途中攔截兩套代號為 MCTs 的使命組員訓練器。這類設備外觀為可移動式教室貨櫃，內部整合高階模擬系統，主要用於訓練空中預警與反潛作戰任務，功能與美軍 P-8 Poseidon 反潛機的訓練邏輯高度相似。美方認定，相關設備已構成受管制軍事訓練技術的非法出口。針對被內部稱為 Project Elgar 的整體計畫，美國司法部現在已經提起民事沒收訴訟，要求法院正式扣押遭攔截設備。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指控 TFASA 對外包裝為民用飛行訓練機構，實際運作卻成為中國空軍與海軍的重要支援管道，將北約航空專長、戰術操作經驗與受限的美國軍事技術轉移給解放軍。具體作法包括使用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開發的 Prepar3D 模擬軟體，並整合西方反潛戰戰術資料進行訓練設計。更引發安全疑慮的是 TFASA 招募來自英國、美國等前北約成員國的退休飛行員，直接傳授反潛作戰與協同戰術經驗。這種以顧問與訓練名義進行的知識移轉，讓軍事專業與戰術流程成為無形卻高度致命的戰略資產。美國官員明確指出，相關行為可能直接威脅美軍水下作戰優勢，並且會在未來衝突中增加美軍人員風險。TFASA 成立於 2003 年，長期被視為南非推動中南合作的重要平台，據稱獲得政府層級的政策支持，甚至在中國境內設有訓練據點。面對美方指控，南非試飛學院全面否認違法行為，聲稱未刻意招募現役北約軍人，也未轉移北約專長或非法出口技術，並對 2023 年遭制裁表達不滿，強調訓練內容屬於民用航空範疇。南非政府尚未就最新訴訟發表正式立場，但在南非身為金磚國家成員，且與中國持續深化軍事互動，包括 2025 年聯合演習的背景下，事件已無可避免地加劇美南關係緊張。從地緣政治角度觀察，這起案件具有高度指標性意義。美國正把反中戰略延伸至非洲與第三國，透過司法行動與出口管制，切斷中國間接取得西方軍事知識與訓練能力的管道。過去英國、澳洲已多次警告中國招募前北約飛行員的風險，如今美國選擇以具體法律行動回應，顯示相關灰色地帶正在快速消失。若把視角拉回台灣，這起南非事件並非孤立案例，而是與台灣近年在南非遭遇的外交困境形成清楚對照。台灣與南非曾有一段特殊且緊密的歷史連結，尤其在 1948 年至 1994 年南非種族隔離時期。雙方於 1976 年正式建交，台灣成為當時亞洲唯三與南非維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在南非遭國際孤立期間，台灣提供經濟援助與軍事技術合作，高層互訪頻繁，雙邊貿易額自 1970 年的 700 萬美元，成長至 1980 年代近 10 億美元。1993 年曼德拉訪台與 1994 年李登輝出席曼德拉就職典禮，象徵雙邊關係的高峰。1994 年南非民主轉型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執政，成為雙邊關係的關鍵轉折。ANC 長期將台灣視為舊種族隔離政權的盟友，政治認知上始終保持距離。1998 年 1 月 1 日南非與中國建交，雖依據 1997 年協議維持具準外交性質的聯絡辦事處安排，但政治結構已決定南非逐步疏遠台灣的方向。ANC 自 1994 年起長期執政，其左傾與社會主義路線，與中國高度契合。深層原因可追溯至冷戰後期與解放運動年代。中國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對 ANC 的反種族隔離運動提供武器、訓練與資金，加上 ANC 內部南非共產黨勢力影響深遠，形塑強烈的親中政治路線。在意識形態層面，ANC 將中國視為反帝國主義夥伴，共同對抗西方霸權。即使曼德拉個人曾對台灣援助表達感謝，ANC 全國執行委員會仍集體選擇優先深化對中關係。經濟現實進一步強化此一選擇，中國已成為南非最大貿易夥伴，2023 年雙邊貿易額超過 500 億美元，並在礦業與基礎建設領域大量投資。南非於 2010 年加入金磚國家後，雙方連結更為緊密。在一中原則的政治壓力與貿易報復威脅下，南非不僅與台灣斷交，近年更加速推動去台化政策。2023 年起雙邊關係急轉直下，南非多次片面違反既有默契。2023 年 12 月南非口頭要求台灣駐普利托利亞辦事處遷往約翰尼斯堡，遭台灣抗議。2024 年 4 月南非發出正式行政命令，要求半年內遷館，台灣拒絕並警告將採取對等措施。2025 年 3 月南非政府網站擅自將台灣代表處更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並更改地址，同年 7 月更透過政府公報公告降級，不承認首都辦事處地位。面對持續打壓，台灣經濟部預告將對南非實施晶片出口管制，涉及 47 項貨品。雖然 2025 年 9 月南非方面主動尋求協商，台灣暫緩反制，但仍保留進一步行動空間。從 TFASA 協助解放軍訓練飛行員，到系統性逼迫台灣代表處降級，這一連串發展清楚顯示，南非在 ANC 長期主導下，已逐步成為中國全球戰略布局中的重要節點。台灣若無法正確認清這一現實，未來在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外交與經貿布局，勢必持續承受結構性壓力。

投書新核能時代的理性抉擇，超越政黨對立的能源轉型新思維

新核能時代的理性抉擇，超越政黨對立的能源轉型新思維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2026年2月，隨著行政院長卓榮泰對新核能技術展現開放態度，台灣能源政策正式走到一個關鍵轉折點。這不僅是一次政策語氣的變化，更是一場攸關國家產業結構、能源安全與國際競爭力的深層討論。面對在野黨立委的質詢與批評，社會輿論不應只停留在政治攻防，而應從國家發展與科學研究的長期視角重新檢視這場能源對話。立法委員基於過去政策脈絡提出質疑，本就是憲政體制中的監督機制。民主制度的成熟度，正體現在政策轉向時是否能接受檢驗與辯論。行政院在此時更需要承擔主動說明的責任，提出清楚、透明且具有科學基礎的論述。這份論述必須建立在對歷史發展的尊重之上，必須肯認非核家園政策在過去十多年所累積的階段性成果。再生能源占比的提升，民眾對能源風險的認識深化，企業對永續與淨零碳排的重視增加，都是這段政策歷程的重要成就。能源政策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個時間點的社會共識。全球科技快速演進，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SMR 與先進核能技術正在多國推動示範與測試。這些技術在安全設計、被動式冷卻機制與廢料管理模式上持續優化，帶來新的討論空間。政府若選擇關注並研究這些發展，並不等同於否定過去理念，而是回應產業結構變化與 AI 時代電力需求成長的現實條件。晶片製造、高效能運算與資料中心擴張，都將使基載電力的重要性再度浮現。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套科學導向的評估框架。這套框架必須涵蓋技術成熟度分析、國際實證資料比較、環境影響評估、社會成本與風險分攤機制。所有數據都應公開，所有假設都應被檢驗。能源決策不應建立在情緒動員之上，而應建立在跨部門專業審議與長期國家利益的計算之上。在野陣營若以髮夾彎或立場轉移作為主要批評工具，將無助於問題解決。能源安全涉及供電穩定、產業競爭與國際投資信心，這些議題都超越單一政黨的政治利益。執政團隊若能清楚說明研究方向與評估原則，在野黨若能以專業監督回應，台灣政治將展現更成熟的治理能力。未來能源決策需要一個嚴謹而神聖的過程。這是一條需要時間的路徑，需要反覆論證與公開辯論。任何執政者都無法迴避這種科學與社會雙重檢驗。AI 時代正在改變電力需求結構，全球淨零趨勢正在重塑能源版圖。台灣若希望維持科技島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在能源供應穩定與環境永續之間找到更精準的平衡。新核能是否成為未來選項，並不應由口號決定，而應由證據與評估決定。當透明論述取代情緒標籤，當專業研究取代政黨對立，台灣才能真正進入能源轉型的下半場。

投書高市早苗的重金屬政治，喚醒沈睡的日本年輕世代

高市早苗的重金屬政治，喚醒沈睡的日本年輕世代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東南亞國家研究引論）日本政壇長期以來被視為充滿妥協與模糊語言的場域，導致年輕世代普遍存在政治冷感。高市早苗在這次大選中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領導風格，她意圖扭轉這種社會氛圍，選擇果斷持球對決的姿態，直接向選民訴求要讓日本列島更加強盛富裕。這種直截了當的強國論述，不僅打破了傳統政治人物的保守框架，更成功激發了選民的熱情，將一場原本被視為沈悶的選舉轉化為對國家未來的熱血公投。高市早苗作為日本憲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本身就具有打破玻璃天花板的象徵意義。這位被稱為日本鐵娘子的領導人，並未受限於性別角色的傳統期待，反而以強硬的保守派立場著稱。這種個人魅力在這次選戰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對年輕選民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吸引力。過去自民黨總給人一種高齡男性主導、與年輕人脫節的刻板印象，高市的出現徹底翻轉了這個老舊政黨的公眾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獨特的文化背景與溝通方式。她不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公開熱愛重金屬音樂的前搖滾鼓手。這種非典型的文化元素讓她與年輕世代建立了獨特的連結，重金屬音樂所代表的直率、強烈與不妥協，恰好呼應了她在政治上清晰明確的溝通風格。高市在演說中往往捨棄晦澀難懂的永田町語言，改用節奏明快且充滿力量的語彙，這種風格成功將自民黨轉化為一個具備現代感與戰鬥力的政黨。這次選舉結果顯示高市早苗的策略獲得了巨大成功。她所提出的讓日本列島更加強盛富裕，不只是一句空洞的競選口號，而是對日本長期經濟停滯與國際地位下滑的正面回應。年輕選民支持高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厭倦了無止境的協商與推託，渴望看到一位敢於承擔責任、敢於正面迎戰困難的領導者。高市這種持球對決的態度，讓選民相信日本有能力在全球競爭中重新站穩腳步。高市早苗的勝利象徵著日本政治文化的深層轉變。當一位喜愛重金屬音樂的女首相能夠獲得壓倒性支持，代表日本社會已經準備好接受更具個性的領導風格。這對台灣而言也是一個重要訊號，一個由高市領導的日本，將會是一個更自信、更勇於表達立場，且在文化與價值觀上更願意與年輕世代對話的日本。這種新氣象不只改變了自民黨，也將深刻影響未來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

投書眷改不是提款機，政治不該消費歷史奉獻

眷改不是提款機，政治不該消費歷史奉獻楊聰榮（前外省台灣人協會理事長，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修法爭議，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立法院通過的修正方向，將原本限定於民國69年前的老舊眷村，大幅放寬至民國85年，並新增所謂有改建必要的彈性條款。這樣的調整，已不再單純針對居住條件惡劣、急需改善的老舊眷戶，而是可能讓地段精華、屋況良好的國宅一併納入補助範圍，修法是否仍符合原條例精神，自然引發廣泛質疑。修法帶來的後果，並不只停留在制度層面。隨著適用範圍大幅放寬，國家財政風險同步浮現。相關估算指出，潛在支出規模可能高達2000億元，這不只是單一年度的預算壓力，而是牽動長期稅賦負擔與公共資源配置的結構問題。當有限的社會福利資源，被用於改善原本就具備良好資產條件的住宅，真正需要協助的弱勢族群，反而可能被排擠在外，這樣的結果，難以說服社會。更令人憂心的是，修法論述大量訴諸照顧榮民的情感語言，卻在實際效果上，將榮民群體推向社會對立的風口。當民眾開始質疑，納稅人的錢是否被用來替少數人創造更高的資產利益，原本長年累積的正面形象，反而成為政治操作下的犧牲品。這種以情感包裝政策爭議的作法，對榮民與軍眷而言，並非尊重，而是一種變相的消費。回顧《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的歷史定位，更能看出今日爭議的落差。條例在台灣歷史上，曾是一項少見的跨黨派共識。制度設計的初衷，在於讓在戰亂年代隨政府來台、歷經顛沛流離的老兵與眷屬，能夠擁有基本而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條例推動過程中，不僅完成多處老舊眷村的更新安置，也讓國家在制度層面，回應了一整個世代的犧牲與奉獻。那是一段光榮的公共政策記憶，時代任務也早已在當年完成。正因為如此，行政院對修正案採取不副署立場，具有清楚而正當的憲政意義。這不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權力互動，更是對財政紀律與社會公平的制度性表態。當立法內容已引發廣泛爭議，且可能造成長期結構性後果，行政體系站出來踩下煞車，本身就是憲政制衡機制應有的功能。眷村改建是一項有清楚歷史定位的政策，不應被無限延伸，更不該被反覆挪用作為政治交易的籌碼。真正值得被守護的，是當年基於公共利益所形成的共識精神，而不是在情感包裝下進行的利益重分配。支持對弱勢榮民的實質照顧，與反對圖利性修法，本就不相衝突。台灣社會此刻更需要清楚分辨，什麼是照顧，什麼是操弄。拒絕讓眷改榮光淪為政治分贓的遮羞布，並非否定歷史，而是為了守住制度的正當性與社會的信任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還給榮民與軍眷一份不被政治污染的尊重，也為公共財政與社會和諧留下必要的底線。

投書美國海外軍事基地治理經驗，從帛琉到關達拉摩，美國如何重塑格陵蘭的戰略位置

美國海外軍事基地治理經驗，從帛琉到關達拉摩，美國如何重塑格陵蘭的戰略位置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格陵蘭議題再度升溫，關鍵早已不在於是否出售土地，而在於北極戰略如何被重新配置。隨著美國重新拋出購島論述，並以關稅、國會授權與外交施壓多線並進，丹麥與格陵蘭迅速劃下政治紅線，明確排除主權移轉的可能性。表面上購島方案被封殺，實際上，美國的戰略操作並未因此停滯，而是轉入更細膩、更具制度彈性的治理路徑。格陵蘭的未來選項，正逐步被納入美國長期累積的海外治理經驗之中。考慮美國已經存在的海外軍事基地治理經驗，從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到擴大原有的軍事基地，美國有各種不同的經驗，我們將這所有不同的經驗整理成光譜的兩端，是一條從形式獨立到實質控制的連續光譜。光譜一端，是以太平洋島國為代表的緊密自由聯合模式，另一端，則是以長期軍事基地租借為核心的實質管轄區。格陵蘭的位置，正被拉向這條光譜的中段，依政治承受度與戰略需求動態調整。在成為獨立國家的方案中，有一種自由聯合的構想，在緊密自由聯合的構想中，形式主權得以保留，外交人格仍然存在，國防與戰略設施使用權則高度集中於美國。謝謝謝謝謝謝OK OK這樣可以嗎？想說能夠能夠對美國而言，這種安排的價值不在於行政管理，而在於以條約形式確保排他性的軍事與資源可及性。對格陵蘭社會而言，自由聯合提供了一條理論上的出路，可以降低對丹麥長期財政補貼的依賴，同時回應部分政治力量對更大自治空間的期待。這種交換關係看似折衷，實質上卻是高度制度化的戰略依附。另一條同步推進的路徑，則更為低調也更為務實。美國在格陵蘭北部既有的軍事存在，正成為擴張實質控制力的核心支點。依據 1951 年美丹防禦協定，美國得以在不重新觸碰主權議題的情況下，持續擴建與升級既有基地設施。跑道整修、港口強化與監測系統現代化，這些技術性工程正在把單一基地轉化為北極戰略網絡的重要節點。名義上的主權結構維持不變，實務上的行動自由度卻不斷向美國傾斜。更關鍵的是，美國的實際操作並未在這兩條路徑之間擇一，而是採取分層疊加的治理方式。在政治與經濟層面，持續釋放擴大自治與制度選項的討論空間，降低當地社會對外部介入的警惕感。在軍事與安全層面，則透過既有法律架構，逐步累積難以逆轉的既成事實。這種作法讓主權在形式上保持模糊，實質權力卻穩定集中，既顧及盟友顏面，也確保戰略控制不受政治波動影響。這樣的發展，使格陵蘭問題不再是是否出售或是否獨立的簡化命題，而是一個逐步被納入美國北極戰略架構的過程。從高度自治但安全依附的政治設計，到事實上長期化的軍事存在，所有選項都服務於同一個核心目標，也就是確保北極的軍事排他性與資源安全。當稀土供應鏈與航道控制成為大國競逐焦點，戰略可及性正逐步取代傳統領土主權，成為真正的權力指標。對台灣而言，這場北極對奕具有間接卻實質的意義。美國若能穩固北極防線，將有效牽制中俄在極地與繞道航運上的布局，對全球高科技產業與關鍵資源供應鏈形成穩定效果。同時這套灰色、漸進且高度制度化的治理模式，也提供了一個觀察美式權力運作的窗口。主權未必消失，但在制度設計與軍事現實的層層包覆下，實質影響力的轉移往往早於政治宣告完成。北極競逐已進入新的階段。格陵蘭的未來，不再只是地方政治或象徵主權的爭論，而是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深刻影響大國戰略版圖重組的重要環節。

投書從安理會到董事會，加薩走廊和平機制的治理轉移

從安理會到董事會，加薩走廊和平機制的治理轉移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圍繞美國主導提出的「和平理事會」構想，國際社會最核心的疑問並非多了一個處理衝突的機構，而是這樣的機制是否正在改變過去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安全治理慣例。答案其實同時存在兩個方向，在形式與法理層面，和平理事會並未完全凌駕聯合國，在實質運作與權力配置上，卻已明顯偏離多邊體系原有的設計邏輯。從法理結構來看，和平理事會並非完全繞過聯合國而存在。相關安排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授權的框架下成立，授權範圍以加薩走廊的戰後穩定與治理為核心，並設定明確期限與任務邊界。這讓美國主導的機制在國際法形式上仍具正當性，也避免直接挑戰聯合國憲章的法律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和平理事會並不是一個脫離聯合國的非法組織，而是一個掛靠在聯合國授權之下的特殊安排。問題出現在實務設計與權力運作層面。和平理事會的組成方式與決策邏輯，已不再遵循主權平等與集體決策的原則，而是引入高度交易化的制度門檻。草案設計中，成員資格與席次長短與出資金額直接掛鉤，永久參與權被明確與高額資金承諾綁定，決策權隨財力集中。這樣的結構，讓和平理事會在運作上更接近企業董事會，而非以公共責任為導向的國際組織。這種轉變也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角色出現微妙位移。安理會仍然負責授權，卻逐步退出實質治理核心，從衝突處理的中樞，轉為為他國設計的機制提供合法性背書。過去安理會即使陷入僵局，至少仍是唯一具有普遍性與法理權威的安全決策平台，如今卻面臨被功能性外包的風險。加薩走廊成為這套新治理模式的第一個實驗場。和平理事會被賦予對停戰監督、重建資金、治權安排與去軍事化的整體統籌權，實際上主導了戰後治理的關鍵方向。地方社會與既有政治實體在決策結構中的位置相對邊緣，治理權力集中於由少數國家與政治人物主導的理事會之中。這樣的安排，雖然以效率與穩定為名，卻讓和平逐漸被重新定義為一種由外部管理與資本運作維繫的狀態。對多邊秩序而言，真正的衝擊不在於是否需要改革聯合國，而在於改革的方式是否正在改變國際治理的價值基礎。當和平機制開始以出資能力決定參與深度，當治理權力由少數人長期掌握，聯合國長期累積的普遍性正當性便被逐步侵蝕。聯合國沒有被正式取代，卻在實務中被降格為眾多權力平台之一。從台灣視角觀察，這樣的轉變具有高度警示意義。國際秩序正在從以規則與程序為核心，轉向以效率、資金與政治影響力為導向的治理模式。和平理事會是否成功運作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加薩走廊已成為一個象徵性節點，標示出全球安全治理正從安理會模式，滑向董事會模式。這不只是中東問題，而是整個多邊體系未來走向的縮影。對關心規則為本秩序的國家與社會而言，關鍵不在於支持或反對某一位政治人物，而在於是否願意接受一個以財力與個人權威為核心的平行安保機制，逐步改寫原本以國際法與普遍性為基礎的聯合國架構。這場關於和平理事會的爭論，本質上是一場關於全球治理未來形態的選擇題。

投書誰才是美國真正的血盟，從韓戰記憶到台海現實

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誰才是美國真正的血盟，從韓戰記憶到台海現實在中文語境中，「血盟」向來不是輕率使用的詞彙，這個詞彙所指涉的關係，往往建立在共同作戰與實際犧牲之上，強調的是願意為彼此承擔戰爭風險的承諾。放在美國的同盟體系中檢視，真正符合這種定義的案例並不多。回顧美國歷史，美國最常被形容為擁有血盟關係的國家，是韓國。1950 年至 1953 年的韓戰期間，美軍為協防韓國投入大量兵力，美方陣亡超過 3.6 萬名士兵，韓國社會同樣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這段經驗深刻塑造了韓美同盟的政治語言，韓國政界與媒體長期使用「血盟」來形容雙方關係，將這種連結視為用鮮血鍛造而成的安全共同體。歷任韓國領導人，包括朴槿惠與尹錫悅，都曾公開使用這個詞彙，凸顯美韓關係在韓國政治想像中的特殊地位。相較之下，日本、英國與澳洲雖然都是美國極為重要的盟友，但在中文討論中被稱為血盟的情況相對有限。日本在安倍晉三時期曾強調美日共同防衛的深度，但多半仍以同盟或夥伴來描述。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更多來自歷史、文化與制度的連結，而非戰場上的共同流血。澳洲長期與美國並肩參與多場軍事行動，卻較少被直接冠上血盟之名。整體而言，血盟這個詞彙在美國同盟敘事中，仍然主要指向韓國。這樣的背景，讓近期圍繞在台海周邊的軍事動態顯得格外值得關注。近期出現的所謂「飛虎隊 2.0」並非重現二戰時期的秘密志願編制，而是美軍將具有飛虎隊歷史血統的正規精銳部隊，重新調整編制與部署方式，以回應台海高度緊張的安全環境。2026 年初，美國空軍進行名為「馬賽克老虎 26-1」的大規模演習，演習的核心單位是第 23 戰鬥機群，這支部隊正是二戰期間陳納德將軍飛虎隊的直系傳承者，戰機至今仍保留鯊魚頭塗裝。演習的重點放在敏捷戰鬥部署，模擬在通訊受阻、補給受限的孤島環境下，小規模分散單位如何自行維修、起降與作戰。這種設計，刻意呼應當年飛虎隊在資源極端匱乏條件下仍能維持戰力的經驗。與此同時，美軍近年推動的空中遠征聯隊 2.0，也被外界視為現代版飛虎隊的組織轉型。作戰思維不再依賴單一大型基地，而是將兵力拆解為多個具備獨立作戰能力的單位，能夠迅速進駐第一島鏈各個節點。這類單位的設計目標，是能與盟友部隊即時銜接，進行情報共享與戰術協同，形成真正的並肩作戰。2026 年 2 月初，台美雙方被證實正推動設立「聯合火力協調中心」。這項規劃的意義，不只是技術交流，而是戰力整合的制度化安排。透過這個平台，美軍的打擊能力將與台灣既有防禦系統進行整合，涵蓋無人機運用、反艦飛彈部署與精準打擊協調。相關報導指出，美方將派遣顧問與技術人員進駐，協助台灣精銳部隊熟悉非對稱作戰武器的實際運用，這種深度合作，已經超越象徵性的軍事互動。從戰略層次來看，這些動作與美國在《2026 年國防戰略報告》中所強調的「拒止式嚇阻」高度一致。文件雖然未在標題中直接點名台灣，但透過分散式部署、快速反應部隊與台美軍工體系的緊密勾連，實際上正在建構一套讓北京無法在短時間內掌握台海控制權的防禦架構。這種策略不是事後反擊，而是讓進攻成本高到難以承受。對台灣而言，關鍵不在於是否被正式稱為血盟，而在於美國是否願意為協防台海，預先調整兵力結構、承擔前線風險，並將自身作戰體系與台灣防衛需求深度連結。當軍事部署開始以台海情境為核心進行設計，當聯合協調機制不再停留在演訓層次，而是進入制度化運作，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投入，已經超越口頭承諾的層次。血盟從來不是靠宣示獲得，而是靠準備流血的決心來證明。從當前的軍事調整來看，美國正在用行動重新定義何謂並肩作戰，而台海正處於這個定義被實際演練的現場。

投書權杖、代幣與詞元：算力單位的時代意義

權杖、代幣與詞元：算力單位的時代意義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進入2026年，算力已不再只是工程師之間的技術名詞，而是逐漸成為國家競爭、產業布局與治理決策的核心指標。在這樣的背景下，token 這個看似微小的單位，正悄悄扮演起新時代度量衡的角色。理解 token 的意義，不只是語言翻譯的問題，而是能否看懂 AI 時代如何計算成本、分配資源與界定權力。在大型語言模型的運作邏輯中，token 是模型進行語言運算時的最小單位。這個單位不必然等於一個中文字或一個英文單字，有時是一個字，有時是一個詞的一部分，有時甚至是一個標點符號。模型並不是以句子或語意為基礎運算，而是將所有輸入與輸出拆解為可計算、可累積、可收費的 token 序列。這個設計，讓語言第一次被完整地轉換為工程上的計量單位。正因如此，token 在 AI 情境下的翻譯必須非常謹慎。若在學術、課綱或正式教材中，使用「詞元」最為穩妥，因為這個詞對應語言學與自然語言處理的既有傳統，也能精確描述語言被拆解後的運算單位。若面對非資訊背景的讀者，使用「語詞單位」或「文字單位（token）」較容易理解。在工程實作與 API 文件中，維持 token 不翻，反而是專業與清楚的選擇。這種依情境轉換的寫法，本身就反映了 token 已跨越單一學科，成為橫跨工程、政策與治理的共同語言。token 的重要性，並不限於 AI。回到資安與 Web 架構中，token 所代表的是一種權限與信任的載體。CSRF token、Access token、Authentication token 等概念，中文慣用翻譯為「權杖」，原因在於 token 的核心精神是 bearer，只要持有，就具備通行或操作的權利。這種設計邏輯，讓權限可以被攜帶、被驗證、被撤銷，也讓數位世界的信任關係得以模組化管理。在區塊鏈與 Web3 的脈絡中，token 則被翻譯為代幣，成為價值、權利與治理參與的載體。功能型代幣、證券型代幣、治理代幣，各自對應不同的制度設計。這個情境下，token 已完全脫離語言或驗證的範疇，而進入經濟與政治結構之中。同一個英文單字，在不同系統裡承載截然不同的權力關係，正是當代數位治理的縮影。若將這些情境放在一起觀察，會發現一個關鍵轉變。token 正在成為算力時代的共同計價單位。在 AI 系統中，token 決定運算成本與服務價格。在資安架構中，token 決定誰能進入系統、執行指令。在區塊鏈世界中，token 決定誰能參與治理、分配利益。語言、權限與價值，全數被壓縮進可計算的單位之中。這樣的變化，對台灣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台灣長期在半導體製造與硬體算力上具備優勢，但進入 AI 與平台競爭階段後，真正被計價與被競逐的，不只是晶片數量或製程節點，而是能否掌握 token 所代表的運算權、服務權與治理權。誰能定義 token 的價格、使用規則與分配方式，誰就能在算力經濟中取得主導位置。從治理角度來看，token 的普及也正在改變政策語言。當 AI 的使用成本可以被精確量化為詞元數量，公共部門在採購、監管與效能評估上，將面臨全新的衡量方式。算力不再抽象，而是可以被列入預算、被審計、被比較的具體項目。這種變化，對於熟悉會計與資訊系統的治理者而言，既是挑戰，也是重新設計制度的機會。回到語言本身，token 不適合被簡化為某一個固定的中文詞彙。強行統一翻譯，反而會遮蔽背後的制度差異。真正重要的，不是選哪一個字，而是清楚說明所處的系統、用途與權力關係。這也是為何在嚴謹的寫作中，常見「詞元（token）」這樣的並列寫法，讓讀者同時理解概念與實務。算力時代已經到來，而 token 正是這個時代最關鍵的基礎單位。看懂 token，等於看懂 AI 如何被計價、如何被治理、如何被納入國家競爭的框架之中。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技術語言的選擇，而是能否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精準對齊規則、站穩位置的現實課題。

投書北極理事會的地緣政治：從合作論壇到全球治理裂解

北極理事會的地緣政治：從合作論壇到全球治理裂解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師大華語系，著作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在全球地緣政治快速升溫的背景下，北極理事會於2026年1月迎來成立滿30年的時刻，卻同時陷入前所未見的存續危機。這個1996年成立的國際論壇，原本是環北極八國與原住民永久參與者共同組成的合作平台，重點放在環境保護、科學研究與永續發展，並刻意避開軍事與安全議題，長期被視為國際合作中少見的低政治典範。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七個西方成員國宣布暫停與俄羅斯的合作，理事會的正常運作幾近停擺，原本建立在共識與互信之上的制度基礎開始動搖，北極理事會逐漸轉化為大國博弈的縮影。北極理事會的制度設計以共識決策為核心，不具軍事性與強制力，過去曾促成北極搜救協定與海洋油污應急合作等具體成果，並吸引包含中國、印度、日本、韓國與歐盟在內的多個觀察員國提供資金與專業資源。這種包容俄羅斯在內的安排，長期維持北極地區的相對穩定，但在大國全面對立的情況下，也暴露出結構上的脆弱性。俄烏戰爭後，西方國家開始在理事會框架外單獨推進部分科學與環境計畫，俄羅斯則暫停資助並修訂北極政策，降低對理事會的重視，原本仰賴共識的合作模式難以為繼。合作中斷之後，北極理事會的分裂更加明顯。部長級會議延宕，多數工作小組停止運作，西方成員在挪威擔任主席期間，逐步建立不包含俄羅斯的替代協調機制，讓理事會實質上出現雙軌運作的狀態。2025年丹麥王國接任主席國，以團結為主題，嘗試重新聚焦原住民權益、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希望恢復最低限度的對話空間，但格陵蘭相關爭議與美國的單邊壓力，使丹麥在捍衛主權與維繫多邊合作之間陷入兩難。俄羅斯方面也多次表態，若西方無意恢復實質合作，未來將完全退出既有的多邊架構，北極治理的制度性裂解風險持續升高。在這樣的局勢下，中國作為觀察員國的角色更加受到關注。自2013年加入以來，中國積極投入極地科研與相關基礎建設，並與俄羅斯在北方海路等議題上深化雙邊合作。理事會功能弱化，客觀上使雙邊與小多邊安排更具空間，中國的科研能量與破冰船隊也持續擴張。西方國家對此抱持高度警戒，美國在最新的北極戰略中將中俄並列為主要挑戰，歐洲則強調去風險化，未來不排除另起排除中俄的新平台，使北極治理走向更加碎片化與多極化。對台灣而言，雖然無法成為北極理事會成員或觀察員，卻無法忽視北極變遷帶來的實質影響。北極暖化直接牽動全球氣候系統，影響海平面上升與極端天氣頻率，這些變化與台灣的環境安全與產業發展高度相關。台灣的極地研究機構近年積極參與國際科學計畫，在理事會分裂的情勢下，仍可透過與挪威、丹麥等國的非官方合作，擴大在北極環境監測與氣候資料上的貢獻，累積科學外交的能量。同時，北極治理的多軌化，也為台灣在供應鏈多元化與航道風險分散上，提供觀察與布局的空間，避免過度捲入特定陣營的結構性依賴。北極理事會今日面臨的地緣政治困境，反映出冷戰後多邊合作架構在高強度對抗下的脆弱性。丹麥於2025年至2027年的主席任期，被視為能否促成有限恢復的重要窗口，若能在非軍事與科學合作層面維持最低共識，理事會仍有延續的可能，否則北極治理將走向西方成員加上部分觀察員國，與俄中雙邊並存的多軌體系。格陵蘭相關爭議提醒世人，北極早已不再是政治例外區，而是大國競逐的前線。對台灣而言，北極理事會的轉變是一面映照全球治理變局的鏡子，在多邊主義退潮的時代，唯有更靈活運用科學與產業外交，才能在逐漸成形的冰融新戰場中，保有可見的位置。

投書AI競爭的新尺度，國家實力用瓦特來計算

AI競爭的新尺度，國家實力用瓦特來計算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 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微軟執行長 Satya Nadella 提出 Tokens per Dollar per Watt 作為衡量人工智慧經濟效率與國家競爭力的新宏觀指標，我們翻譯為每瓦特美元的AI算力。這項概念的關鍵，在於將過去抽象的算力競賽，轉化為可以被衡量、比較與治理的能源與成本效率問題，也象徵人工智慧正式進入資源約束的現實階段。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體系中，token 已成為最基本的運作與產出單位。無論是文字生成、程式碼撰寫或資料分析，所有工作都被拆解為 token 的處理與輸出。產生的 token 越多，代表完成的有效工作量越高。這種特性，使 token 逐漸扮演起類似工業時代噸鋼或電力時代千瓦時的角色，成為人工智慧產業中可以量化的產出指標。將 token 與每美元成本結合，反映的是人工智慧系統背後的整體金錢投入。相關成本不只包括 GPU 等硬體設備的採購與租用，也涵蓋雲端服務、人力維運與系統管理費用，但最核心的仍是電力轉化為運算能力所產生的能源支出。當相同預算可以產生更多 token，代表企業或國家在人工智慧部署上的成本結構更具優勢。進一步把電力消耗納入計算，則直接點出人工智慧發展的真正瓶頸。大型語言模型在訓練與推理階段都高度耗電，單次對話看似微小，但在規模化使用下，資料中心的年耗電量已達數十億度。Nadella 特別指出，未來的限制不再只是晶片數量，而是是否能取得穩定、低價且可長期供應的電力來源。將這三個面向結合後，Tokens per Dollar per Watt （每瓦特美元的算力單位）所衡量的，其實是人工智慧的綜合資源效率，用最少的金錢與電力，產生最多可用的智慧產出。高數值代表低成本、高效率的競爭優勢，低數值則意味著昂貴且耗能的系統結構，長期將面臨被市場與政策淘汰的風險。這項指標之所以受到重視，反映人工智慧競賽邏輯已經出現轉變。競爭焦點不再只是模型參數規模或單點效能，而是誰能在現實條件下大規模、可持續地部署人工智慧。能源成本將直接影響企業獲利能力與國家經濟成長潛力，未來各國的 GDP 表現，可能與低成本 token 生產能力高度連動，正如過去石油資源決定工業強國地位。若無法在效率與能源面向取得突破，人工智慧甚至可能因高耗電、效益集中而失去社會支持。當公眾開始質疑龐大用電是否真正帶來普遍利益，人工智慧的發展將不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治理與正當性的考驗。從全球布局觀察，能源條件優越、電價相對低廉的地區，正快速成為資料中心投資熱點。美國部分州、冰島的地熱資源，以及中東的大規模太陽能布局，都具備吸引人工智慧基礎建設的結構優勢。相對而言，若歐洲無法有效解決高電價問題，在人工智慧競爭中可能逐步落後。大型科技企業積極投資核融合、再生能源與高效率晶片，本質上都是為了提升這項綜合效率指標。對投資人而言，瓦特美元算力提供了一個比模型參數量或短期基準測試更具長期預測力的觀察角度。誰能在能源與成本受限的環境下，持續產出高價值智慧內容，誰就更可能成為下一階段的贏家。當瓦特美元算力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能源生產力指標。掌握這項能力的國家與企業，不只是技術領先，更握有未來十年經濟主導權的入場門票。

投書世界經濟論壇沒有台灣代表，達沃斯如何把台灣推向舞台中心

世界經濟論壇沒有台灣代表，達沃斯如何把台灣推向舞台中心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呈現出一個高度矛盾卻極為真實的畫面。台灣在會場中沒有正式席次，卻在所有關於人工智慧、算力與供應鏈安全的討論裡，台灣卻像是無所不在。這種表面缺席與實質核心並存的狀態，正是2026年達沃斯最值得深思的訊號。近年來，達沃斯論壇長期以氣候變遷、淨零排放與永續金融作為主旋律，ESG語言幾乎成為全球治理的共通辭彙。今年的討論重心則明顯轉向人工智慧所引發的競爭現實，議題關注不再停留於如何降低風險，而是聚焦於如何在新一輪科技競賽中取得主導權。討論的本質已從守住地球的下限，轉向掌握未來秩序的上限。在這樣的議題轉換下，台灣的角色產生根本變化。當論壇談論減碳與永續時，台灣被視為全球供應鏈中的一環，重要但可被替代。當論壇談論人工智慧與算力時，台灣直接成為產業結構中的瓶頸與源頭。所有關於兆級參數模型、AI工廠與算力擴張的藍圖，若缺乏先進製程支撐，終究停留在概念層次。這種結構性現實，使台灣即使沒有站上講台，仍主導了討論的物理邊界。台灣在論壇中的存在方式，也呈現出高度特殊性。受限於地緣政治現實，官方代表難以在會場內進行高調互動，但在每一場關於晶片、算力與供應鏈安全的對話裡，台灣的產業角色不斷被點名。無論是Sam Altman談論的算力擴張想像，或是黃仁勳描繪的AI工廠藍圖，最終都必須回到現實世界的製造基地。訂單的終點不在瑞士、不在矽谷，而是在台灣的科學園區。這種高度集中的生產能力，讓台灣成為會議室裡無法忽視卻難以公開言說的關鍵存在。今年論壇中對台海風險的討論，也出現明顯質變。過往國際場合談論台海議題，多半從軍事衝突或民主價值出發，今年的語言則直接連結全球經濟體系的存續。貝森Scott Bessent以「經濟末日」形容台海衝突可能帶來的衝擊，這種定性方式將台灣的安全與全球金融體系、科技產業與人工智慧發展緊密綁在一起。台灣不再只是需要被同情或聲援的地緣政治熱點，而是支撐全球AI經濟運作的結構性基石。這樣的現實，也重新定義了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台灣是否出現在合照中，已不再是衡量影響力的關鍵指標。在人工智慧時代，真正的入場券來自不可替代的硬實力。即使缺乏正式代表團，全球科技產業的命脈仍高度依賴台灣的製造能力。這種缺席的主角狀態，反而比任何形式性的外交出席更具說服力。從達沃斯傳遞出的訊號清楚顯示，未來的國際競爭將同時承受人工智慧擴張與能源、碳排限制的雙重壓力。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半導體優勢的延伸問題，更是如何在AI與ESG交會點上重新定位自身角色的關鍵時刻。當世界的創新議程離不開台灣，台灣自身如何回應這份結構性重量，將決定下一個十年的戰略空間。

投書台灣應該發展新台幣的穩定幣

台灣應該發展新台幣的穩定幣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這個世界的金融版圖正在急速變動，穩定幣的發展成為金融領域最受矚目的趨勢之一。美國在去年正式通過全球第一個政府認可的穩定幣監管法案，俗稱「天才法案」（Clarity for Payments Stablecoins Act），為穩定幣合法化與合規化奠定基礎。香港也緊接其後，完成港幣穩定幣的監管制度設計，準備在亞洲率先推動法定貨幣上鏈。相較之下，台灣在這波數位金融浪潮中正面臨關鍵轉折點。穩定幣作為連結傳統金融與區塊鏈技術的橋梁，已成為全球金融創新的焦點。這不僅是一項技術議題，更攸關國家金融主權與未來支付基礎建設的競爭力。台灣應該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的發展，讓國人擁有更安全、更高效率的支付管道，並趕上全球數位貨幣的創新節奏。從美國的天才法案推動美元穩定幣的大規模應用，到歐盟MiCA（Markets in Crypto-Assets）法規的全面上路，世界主要經濟體已經進入穩定幣監管的成熟階段。各國都意識到，穩定幣不僅能強化貨幣主權，更能提升整體經濟運作效率。台灣的支付體系雖然發展完善，擁有信用卡、金融卡與電子支付等多元工具，但若遲遲不推進新台幣穩定幣的制度建構，恐怕會在這場全球金融基礎建設的競賽中落後。重點不在跨境匯兌的便利，而在於透過穩定幣技術優化國內金融流程，使資金流動更快速、更低成本，並推動創新金融應用，真正提升台灣整體的金融效率。穩定幣的最大優勢在於價格穩定與即時結算。這對台灣金融體系而言，正是提升效率與創新動能的關鍵契機。央行的研究報告已指出，新台幣穩定幣的性質類似於電子支付的「代幣化」版本，能夠在現有體系中作為支付工具使用，而不會對既有金融結構造成衝擊。想像一下，穩定幣讓線上購物、轉帳、繳費等交易能在區塊鏈上於數秒內完成，傳統跨行匯款或跨境轉帳的中介成本則可大幅降低，節省高達九成的手續費。雖然台灣的電子支付普及率高，但仍存在系統碎片化的問題，不同錢包與平台間難以互通。穩定幣若能被廣泛採用，就能讓這些支付系統在區塊鏈上無縫整合，真正實現資金即時流通與資料透明化的支付環境。值得注意的是，金管會近期已草擬穩定幣監管架構，包含發行許可、準備資產管理與資訊揭露等規範，若能加速落實，將可在防範洗錢、詐騙與市場脫鉤風險的同時，讓銀行與金融機構依法發行穩定幣。這不僅能創造新業務機會，也能帶動資產代幣化（Tokenization）等新型態金融產品的發展，進一步提升台灣金融科技的競爭力。許多人將穩定幣視為跨境結算的利器，的確穩定幣能降低台商的匯兌成本，並擴大新台幣在國際市場的流通潛力。然而這並不是台灣發展穩定幣的唯一方向。台灣是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跨境支付需求固然龐大，更主要還是以美元報價，短時間內不太可能改變，因此跨進會對並非目前討論的重點。國內金融效率的提升才是更迫切的任務。根據央行分析，新台幣穩定幣對廣義貨幣（M2）影響有限，只會造成資金配置的重新分配，而非貨幣供給膨脹。相對地，台幣的穩定幣能顯著優化實體經濟中的應用場景，如企業供應鏈融資、小額支付與B2B結算。穩定幣若能結合悠遊卡、街口支付或LINE Pay等平台，將能實現真正即時、低費率的支付體驗，建構起以新台幣為核心的數位支付生態圈。產業界也普遍認為，穩定幣未來不僅能作為支付媒介，還能成為金融創新的基礎單位。舉例來說，可用於比特幣ETF的計價、區塊鏈資產交易或衍生品合約結算，為傳統金融市場帶來新的流動性來源。如果台灣僅將穩定幣視為跨境結算的工具，而忽略其對國內金融體系的深層轉型潛力，將可能錯失數位經濟的重要契機。台灣發展穩定幣仍面臨挑戰，包括監管［門檻高、合規成本增加，以及脫鉤風險管理等問題。不過，台灣的制度環境已具備良好基礎。金管會預完成相關立法，央行也將參與子法的制定，以確保準備金足額、資訊揭露透明、風險監管落實。國際經驗顯示，在嚴謹監理架構下，穩定幣市場可呈現爆發性成長。美元穩定幣市值已突破千億美元，並成為鏈上支付的主要媒介。台灣若採取漸進式納管與監理沙盒制度，就能兼顧創新與風險管理，為數位金融開創可持續的發展空間。產業專家指出，穩定幣的真正價值在於推動金融包容與普惠創新。穩定幣能讓中小企業、青年創業者與偏鄉使用者更容易參與數位經濟，降低進入門檻，並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及性。穩定幣不只是支付工具，更是一場讓貨幣與技術融合的結構性改革。總而言之，台灣應該推動新台幣穩定幣的發展，將焦點放在提升國內金融效率與創新，而非僅僅著眼於跨境應用。這不僅能鞏固貨幣主權，也能為台灣的金融體系注入新的活力，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政府、金融業與科技產業若能攜手合作，借鏡國際制度並設計符合本地需求的監理架構，台灣完全有機會在全球數位金融競賽中站上前沿。未來的金融格局正在改寫，而現在，正是台灣行動的時刻。

投書申根法規不是政治工具，歐洲對北京法律戰的冷處理

申根法規不是政治工具，歐洲對北京法律戰的冷處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英國《衛報》等國際媒體披露，中國外交系統正悄悄在歐洲發動一場新型態的「法律戰」。北京當局向多個歐洲國家發出外交照會，試圖引用《申根邊境法》（Schengen Borders Code）中的條款，要求各國拒絕台灣高層政治人物入境。這看似是一次精密的外交突襲，但若細究其邏輯與手段，卻不禁讓人啞然失笑。這不僅是北京對台打壓手段「黔驢技窮」的真實寫照，其鑽營法律漏洞的行徑，更在崇尚法治精神的歐洲文明國家面前，淪為一場貽笑大方的鬧劇。這起事件的核心，在於中國試圖重新解釋申根法規中關於拒絕入境的理由。該法規原本是為了防範恐怖份子、跨國罪犯或威脅公共衛生者進入歐洲，其中有一條關於「威脅任何成員國國際關係」的條款。北京外交官竟異想天開，主張台灣官員訪歐會破壞該國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構成「對國際關係的威脅」。近期歐洲多國的實際反應，清楚勾勒出一條共同立場，申根體系是歐洲法治與主權的產物，不是第三國用來輸出政治壓力的工具。英國、芬蘭、挪威等國在媒體詢問下所呈現的態度，沒有情緒化對抗，也沒有配合演出，而是回到制度與主權本身，簽證與入境審查屬於各國自主權限，申根規範的解釋與適用也只能由成員國依法決定。北京嘗試把申根邊境法中關於威脅國際關係的條款政治化，在歐洲並未引發實質共鳴。歐洲政策圈普遍理解，該條款的設計目的在於公共安全、犯罪防治與重大風險管理，並非用來處理第三國之間的政治不滿。把台灣民選官員的正常訪問行程，硬性納入安全威脅的框架，這種法律解釋在歐洲法治文化中難以成立，也缺乏比例原則與正當性。歐洲國家選擇低調而一致的回應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清楚的訊號。沒有國家公開宣示配合北京的主張，也沒有成員國啟動任何修正申根實務的程序。相反地，政策說明多半回到既有慣例，個案審查、專業判斷與國家主權，這些關鍵詞反覆出現，顯示歐洲並不打算讓申根制度成為地緣政治角力的延伸戰場。這樣的冷處理，其實反映出歐洲對北京近年外交手法的累積觀察。從經濟施壓到法律操作，歐洲社會對制度被工具化的警覺日益提高。當中國試圖用法律語言包裝政治意圖時，歐洲回應的方式不是情緒性反擊，而是以程序、制度與主權界線作為防線，讓政治壓力自然失效。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波操作在歐洲公共輿論中產生了反效果。媒體報導與專家評論多半聚焦於法律被誤用的問題，討論的核心不在台灣是否該被排除，而在於第三國是否有權干預歐洲的法律詮釋。這種討論結構，反而讓歐洲社會再次確認，申根制度的合法性來自法治共識，而不是外部政治力量。整體而言，北京這次的法律戰並未動搖歐洲的制度運作，反而讓歐洲更清楚地劃出界線。申根體系維持其原本功能，歐洲國家也再次重申主權與法治不可被外力挾持。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一次未遂的打壓，更是一面照妖鏡，讓國際社會看見，北京在對台問題上已經從硬實力施壓走向制度鑽縫，而歐洲的實際反應，則用冷靜與法治，把這場政治操作留在門外。中國政府這種論述充滿了荒謬的邏輯跳躍。將台灣民主體制的民選官員與恐怖份子、重大罪犯相提並論，試圖套用同一套限制標準，這本身就是對現代法治精神的褻瀆。北京這種「指鹿為馬」的解釋，不僅是對歐洲法律體系的曲解，更是對歐洲國家主權的公然冒犯。從戰略層面來看，這恰恰暴露了中國在對台政策上的焦慮與無力。過去數年，從軍機繞台的武力威嚇，到禁止農產品輸入的經濟脅迫，北京幾乎用盡了「硬實力」手段，卻始終無法阻擋台灣與國際社會日益緊密的連結。當軍事威懾出現邊際效應遞減，經濟制裁又傷敵一千自損八百，北京無計可施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翻箱倒櫃找出歐洲法規的字句縫隙，企圖用文字遊戲來遂行政治目的。這正是成語「黔驢技窮」的最佳註腳，當龐大的技倆都無效時，只能使出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最後一踢。更諷刺的是，這種小動作不但沒有實質作用，反而產生了極大的反效果。歐洲國家長期以法治（Rule of Law）自豪，對於法律的解釋權有著嚴謹的程序與主權堅持。中國這種試圖「教歐洲人解釋歐洲法律」的行為，只會引發歐洲各國的反感。正如芬蘭、挪威與英國等國的回應，簽證政策是國家主權，絕非第三國可以指手畫腳。北京以為抓住了法律漏洞，實則是在羞辱歐洲人的智慧。在文明國家眼中，這種行為既非大國外交應有的風範，反而更像是一個無理取鬧的巨嬰，試圖用詭辯來掩飾自己的霸道。總結來說，中國此次的「申根法律戰」，既無法在法理上站住腳，也無法在實務上阻擋台灣走向世界的腳步。這次法律戰唯一的「成果」，就是讓國際社會再次看清北京政權為了打壓台灣，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甚至不惜扭曲國際法規的地步。這場由北京導演的鬧劇，最終除了讓歐洲文明國家看笑話之外，絲毫無法撼動台灣作為國際社會良善成員的事實。

投書虛幻與現實的交錯：從電影《格陵蘭》看北極圈的戰略再發現

虛幻與現實的交錯：從電影《格陵蘭》看北極圈的戰略再發現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近期國際局勢中，一個長年被視為世界邊陲的地區，突然成為各國戰略討論的核心，格陵蘭這座被冰雪覆蓋的巨大島嶼，頻繁出現在國際新聞、政策辯論與軍事安全分析之中。這股現實世界的聚焦浪潮，恰巧與電影《格陵蘭：遷移》的上映形成耐人尋味的時間重疊，讓虛構敘事與地緣政治現實產生了高度呼應。回顧5年前《格陵蘭》首集上映時，片名對多數觀眾而言僅是一個遙遠而冷僻的地理名詞。當時的格陵蘭，存在於地理課本與氣候報告之中，距離全球政治與經濟核心相當遙遠。隨著續集在今日上映，現實世界卻同時出現關於購地傳聞、資源競逐與軍事部署的密集討論，使這部原本屬於科幻災難類型的電影，意外帶上了強烈的現實既視感。電影《格陵蘭》系列雖然以彗星撞擊地球作為劇情主軸，敘事背景與現實世界的國際政治並無直接關聯，但整體設定卻精準呈現了格陵蘭在極端情境下所展現的關鍵地位。當全球多數地區不再適合人類生存，位於格陵蘭的美國空軍基地成為少數仍具備生存條件的場所，這個設定影射了現實中的圖勒空軍基地，也突顯出地理位置在危機時刻所產生的決定性影響。這正是電影與現實產生交集的關鍵所在，一個在平時被忽略、被視為荒涼的地帶，卻在結構性危機中轉化為生存與戰略的核心。電影中的格陵蘭，因為地質條件與軍事設施而成為避難之地；現實中的格陵蘭，則因氣候變遷而重新進入全球視野。北極冰層逐漸消融，使格陵蘭不再只是冰封陸地，而是掌握新興北極航道的要衝，同時蘊藏高科技產業高度依賴的稀土資源，其地理位置更連結北美與歐洲的防務體系，成為北極圈監控的重要節點。過去被視為邊緣的位置，正在轉化為未來秩序中的關鍵節點。電影中，人類為了延續文明而奔向格陵蘭，現實世界裡，大國則基於戰略安全、資源掌控與長期競爭考量，將視線集中於此。動機雖然不同，一方是面對天災的生存選擇，一方是回應氣候變遷與強權競逐的結構調整，最終指向的結論卻高度一致，格陵蘭因為不可複製的地理條件，成為無法被忽視的戰略存在。續集電影的敘事進一步強化這項象徵意義。首集描述世界各地的倖存者逃往格陵蘭，續集中，格陵蘭成為毀滅後人類重新出發的起點，主角群從格陵蘭前往廢墟後重生的歐洲大陸，象徵文明重建的路徑。這樣的設定，也在無意間突顯格陵蘭在北美、歐洲乃至更廣泛跨洲連結中的樞紐角色，顯示這座島嶼不只是終點，更是通往新秩序的中繼站。當觀眾坐在戲院中，隨著劇情看見角色為了生存奔向極地時，或許也能從中思索現實世界的變化節奏。電影的情節還是展現人性光輝的災難片，家庭成員互相合作提攜再一次一次的災難中劫後餘生，劇情與現在國際關係的現實討論無關。然而在快速變動的國際秩序中，那些長期被視為邊陲的地理角落，往往在關鍵時刻牽動全局。格陵蘭從地圖邊緣走向全球戰略舞台的中心，不只是電影敘事的巧合，也是現實上格陵蘭這個名稱成為矚目焦點的反差效應。

投書文化保護與戰略獨立之間，美國海外治理給格陵蘭的啟示

文化保護與戰略獨立之間，美國海外治理給格陵蘭的啟示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師大華語系，著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格陵蘭議題在 2026 年初迅速升溫，美國總統川普將戰略安全與貿易工具直接綁在同一張談判桌上，對 8 個歐洲盟邦加徵關稅作為施壓手段，2 月 1 日起調升至 10%，並揚言 6 月 1 日進一步提高至 25%。相關作法引發歐洲多國公開反彈，部分政府甚至以敲詐定性，丹麥與格陵蘭同步出現「Hands off Greenland」的抗議浪潮，北約內部緊張程度隨之升高。在這樣的對峙結構中，談判桌上最先被淘汰的，往往不是理論上最完整的方案，而是政治成本最高、同盟摩擦最大的選項。直接併入或盟約式政治聯合之所以難以推進，並非單一因素所致，一方面格陵蘭社會對主權移轉高度排斥，另一方面北約盟邦長期將主權完整與集體安全緊密連結，美國若以領土工程撕裂同盟基礎，反而削弱北極戰略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當「買島」不再只是口號，而是進入制度化討論，美國更可能回到海外治理史上反覆使用的兩條路線，一條是以身分與文化例外換取長期穩定，一條是以形式獨立換取戰略排他，美屬薩摩亞與馬紹爾群島正是這兩條路線的代表。美屬薩摩亞帶來的啟示，不在於地理或人口條件的相似性，而在於制度設計如何成為文化防波堤。美屬薩摩亞居民屬於美國國民，但並未自動取得完整公民身分，這種差異在美國海外領土體系中具有高度象徵意義，因為相關安排與土地制度緊密結合，當地超過 90% 的土地維持共同所有，並以法律限制外來者取得土地，避免資本化浪潮直接衝擊傳統社會結構。這套制度語言傳達的訊息並非要求全面同化，而是允許文化與社會形態被制度性保留，只要安全與治理框架能夠對接。放回格陵蘭的脈絡，因紐特人土地權益與社會結構的敏感度，往往比財政補貼更具動員力，若談判要持續推進，文化與土地的法律屏障將是任何方案不可或缺的核心零件，而非附帶選項。馬紹爾群島的自由聯合協定，則呈現出另一種更貼近地緣政治現實的交易邏輯。形式上的完整主權與國際人格得以保留，換取的是國防與戰略空間的高度排他性委託。美國國務院對雙邊關係的官方說法清楚指出，在協定架構下，美國擁有國防責任與相關安排能力，並由此形成高度密集的防務合作與戰略排他。在協定文本層面，常被提及的戰略否決權也以具體條文呈現，也就是美國得以排除第三國在相關區域的軍事進入與使用，這正是自由聯合被視為兼顧獨立與安全的關鍵所在。對格陵蘭而言，這種模式的吸引力在於，最難被民意接受的主權移轉，被改寫為較能理解的國防外包安排，將「被併入」轉化為「以主權換取安全保證與財政支撐」，同時讓美國取得真正關切的戰略拒止能力。文化保護與戰略獨立兩條路線表面上差異甚大，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核心命題，美國未必需要形式上的主權擁有，依然可以建立長期而穩定的控制力。這也是 1951 年《格陵蘭防禦協定》在當前局勢下重新被拉回討論中心的原因。相關文本將格陵蘭納入北大西洋條約的防禦架構，並在防禦區域的概念下，容許設施運作與人員進出安排，形成一條不改變主權外觀卻能擴張軍事實力的制度通道。2004 年於 Igaliku 簽署的修正與補充協定，進一步將資訊共享與諮商機制納入三方互動，使格陵蘭自治政府以制度身分被正式納入決策框架，但也同時顯示，即便程序性安排有所增加，美國的核心軍事權利並未因此被實質削弱。若相關工作小組試圖尋找一個政治上能夠前進的落點，最可能浮現的，並非單一模式的直接複製，而是一種混合式拼裝。土地與文化層面可透過薩摩亞式的法律例外建立護欄，主權與國際人格可借用自由聯合的語言維持象徵完整，軍事與戰略拒止則沿用 1951 年與 2004 年的既有法律軌道確保實質利益。這種看似複雜的拼裝結構，反而更貼近美國海外治理的歷史實踐，也更符合北約盟邦所能接受的政治邊界。這套制度光譜的意義不在北極話題本身，而在制度語言所透露的現實訊號。美國在北極方向反覆展現的取向，顯示真正追求的是戰略排他與基地支點的耐久性，而非旗幟插上去的名義主權。當資源供應鏈與地緣安全被綁成同一條線，北極穩定支點將牽動稀土等戰略物資布局，也會影響印太航運與盟邦協調的節奏。歐洲盟邦對格陵蘭議題的集體反彈，任何安全安排若以撕裂同盟作為代價，長期可行性必然下降，唯有同時顧及地方社會的文化安全感與同盟體系的政治可接受性，危機才有可能被轉化為制度，而非成為新的不穩定來源。

投書中國戰狼外交加速日本整軍經武

戰狼外交加速日本整軍經武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中共的戰狼外交本身不是日本整軍經武的唯一原因，但目前軍事脅迫與經濟施壓疊加在一起，的確大幅強化了日本必須加速軍備正常化的共識與正當性。這是一種戰略上的自我實現預言，北京越是試圖透過高分貝的威嚇來阻止日本，反而越是成為日本鷹派推動國防改革的最佳助攻。戰狼外交具體表現為一種言語暴力與欺負鄰國的姿態。這種源自北京在習近平時期的外交風格，特徵包括高調的口頭威脅與民族主義式語言，以及對批評中國的國家動輒扣上反華與復辟軍國主義等帽子。近年對日本的例子尤為明顯，例如針對台灣議題的紅線喊話。2025年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表示，中國若武力犯台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依法可能啟動集體自衛權。中國外交部與官媒隨即強烈譴責，質疑日本是否真正與軍國主義切割，並把日本描繪成重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中方甚至喊出日本跨越紅線等說法，並在社群媒體上聲稱誰若挑釁中國就會在14億人民用血肉築成的鋼鐵長城面前頭破血流。這種帶有威嚇意味的宣傳語氣，在日本社會引發了大量反感。日本安全戰略文件已將中國定位成前所未有的戰略挑戰。2022年底日本公布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等三份文件，這被普遍視為日本戰後安全政策的大轉折。文件中首度明確指出中國在東海與南海改變現狀的企圖，以及對台灣施壓與加速軍備及核武擴張，對日本與國際秩序構成壓力。日本政府提出在數年內把防衛費提高到GDP約2%的目標，實質上走向北約標準。此外更決定取得反擊能力，強化飛彈戰力與長程打擊及整體聯合作戰能力，而不是只停在本土專守防衛。這項戰略大轉向雖然受到北韓飛彈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刺激，但對中國行為方式與外交姿態的警惕，無疑是整個戰略調整的核心背景。軍事與灰色地帶衝突讓戰狼話術變成有牙齒的威脅。日本感受到的不是只有難聽的話，還有連續的軍事壓力與灰色地帶行動，兩者放在一起看，戰狼外交就不再只是嘴上逞兇，而是具備實際威懾感的整套組合拳。東海與琉球周邊的軍事對峙升級便是明證，解放軍艦艇與軍機持續在宮古海峽與沖繩周邊活動，並與俄羅斯進行聯合轟炸機巡航。2025年日本指控解放軍戰機在沖繩附近兩度以火控雷達鎖定自衛隊機，稱之為危險且極為遺憾，形成高危險的擦槍走火情境。而在安倍曾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高市早苗將台海有事與日本存亡危機連結後，台灣情勢與日本南西防線連動已被明文化。日本民意在戰狼外交推波助瀾下逐漸轉向對中強硬。長期追蹤中日互評的言論NPO民調顯示，把對方視為不友好或威脅的比例在近年持續偏高，日本社會對中國的印象整體惡化。岸田政府以來，日本社會對中國威脅的認知已大幅強化，而香港議題與新疆問題及戰狼外交都是累積不信任的因素。戰狼話術配合經濟脅迫削弱了日本國內的溫和派，原本主張對中合作或慎防軍事正常化的政治與學界聲音，在一次次外交羞辱與經濟施壓之後，很難向選民解釋為何還要對中國讓步。戰狼外交其實在幫日本的軍事正常化做球。當中國一邊在東海與台海強化軍事壓力，一邊用戰狼式語言指責日本，執政黨要說服國會與社會接受防衛費翻倍及取得反擊能力就變得更容易了。中共的高調威脅言論並不是日本整軍經武的主因，但明顯起到催化劑和放大器的作用。這不僅在政策層面提供NSS等文件對中國採取更嚴厲表述的正當性，更在民意層面把中國形象從競爭對手推向實質威脅。日本在感到被威嚇的情況下，與美國、澳洲、菲律賓等國安全合作更緊密，加速了東亞的陣營化與軍備競賽風險，這或許是北京在發動戰狼外交時始料未及的戰略代價。

投書權力轉移與效能優先，重塑美國主導的新全球治理

權力轉移與效能優先，重塑美國主導的新全球治理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隨著全球局勢快速震盪，長期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治理架構，正逐步顯露結構性疲態。無論是在加薩衝突、烏克蘭戰爭，或其他高度對立的安全議題上，制度設計原本期待透過程序協商化解分歧，實際運作卻頻繁陷入否決權僵局與政治對峙。在此背景下，近期浮現的「和平理事會」構想，象徵一種不同於傳統多邊主義的治理思路，此一模式以權威政治人物結合私有部門領袖為核心，試圖以更直接的權力與資源配置方式，回應當前國際體系的治理失能問題。這樣的治理轉向，反映出全球治理邏輯的根本變化。過往制度高度重視程序正義、主權平等與普遍參與，卻在重大衝突情境中難以快速形成有效行動。新興模式則明確將重心放在結果導向與執行效率，透過決策集中化，將主導權交由具備強烈政治意志與資源整合能力的少數領導核心，試圖跳脫繁複官僚程序所造成的停滯狀態。這樣的安排，往往伴隨私有部門深度介入，將戰後重建、安全維護與市場穩定緊密結合，使和平不再只是外交語言，而成為可被資本運作與管理的治理目標。當特定衝突區域被視為治理模式的實驗場時，一種不依賴全球共識的「平行安保與治理機制」逐漸成形。這類機制不再追求普遍性授權，而是建立在政治盟友關係、資金流動能力與利益共同體的基礎上。對急需秩序恢復與重建資金的地區而言，此種結構雖然缺乏國際法的完整正當性，卻在實務層面提供了快速動員資源與恢復穩定的可能性，也重新定義了穩定與包容之間的優先順序。全球秩序在此過程中，逐步呈現出雙軌化發展的樣貌。一方面，聯合國體系仍維持名義上的國際法框架與普遍對話功能，象徵國際社會對規則與程序的共同承諾。另一方面，實際的資金配置、安全安排與戰略決策，則越來越多由權威導向的治理組合主導。這種結構並不迴避權力集中與金錢動員的角色，而是將競爭力、執行力與政治忠誠度視為維持秩序的關鍵要素。對支持者而言，這樣的轉向是一種務實回應，試圖調整因應長期存在的全球治理困境。對多邊主義的捍衛者來說，這卻意味著國際體系正在被重新洗牌，規則的重要性逐漸讓位於權力結構與資本配置。當治理邏輯從普遍共識轉向核心圈協調，排他性與層級化風險也隨之上升。面對美國主導的新全球治理時代，真正需要被理解的，並非單一政治人物的風格選擇，而是整個國際體系在高度衝突與不確定環境中所進行的制度自我調整。未來的全球穩定，可能不再完全建立在條約文本與正式會議之上，而是取決於權力核心之間的協調能力，以及資本在安全與重建議題中的動態配置。對各國政府與公民社會而言，一個更有效率、卻也更具排他性的治理現實，正逐步成形，如何在此結構中維持自主性與價值選擇，將成為無法迴避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