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以民主的方式實踐民主：把握機會投一次罷免票

以民主的方式實踐民主：把握機會投一次罷免票
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民主制度是當代社會的珍貴基石，我們以此保障人民的自由、人權與法治，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並塑造國家的未來。然而民主從不是一成不變的成就，而是需要持續守護與實踐的價值。尤其在極權威脅、資訊戰挑戰以及內部價值鬆動的當下，台灣正迎來一次難得的民主實驗，公民發起的大規模罷免行動。這不僅是對民主機制的考驗，更是展現人民力量的契機。我們應該把握這次機會，真正投一次罷免票，不論你是投贊成還是都反對，這都是真正以民主的方式實踐民主。2024年新一屆立委上任後，台灣立法院呈現朝小野大的局面，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形成藍白聯盟，屢屢以人數優勢在關鍵法案中壓制執政的民進黨。作為回應，公民團體發動罷免行動，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收到相關申請，目標直指部分國民黨區域立委。這波罷免潮不僅是政治角力的延續，更是台灣民主制度中公民參與的具體實踐。在民主國家中，這樣的經驗極為罕見，台灣有幸成為這場實驗的舞台，值得我們積極參與，讓世界看見民主的韌性。民主的核心在於公民的監督與行動。投票選出代表只是起點，而罷免則是人民手中制衡權力的利器。當民選官員背離選民期待、濫用職權或未能履職時，罷免機制讓人民有權依法糾正錯誤。這不是對民主的否定，而是對民主的深化。台灣這次的罷免行動，正是公民用合法程序捍衛民主的絕佳範例。我們不應將選舉視為四年一次的授權，而是要以罷免為後盾，確保公職人員時刻對人民負責。在資訊爆炸與假新聞橫行的時代，捍衛民主更需理性和智慧。社群媒體加速訊息傳播的同時，也成為政治宣傳與誤導的溫床。公民必須培養辨別真偽的能力，查證資訊來源，不盲從單一敘事，以免被操弄。台灣的罷免經驗提醒我們，民主的力量源於知識與參與，而非衝動或暴力。唯有透過理性對話與事實分析，我們才能守住民主的根基，讓這場實驗成為值得驕傲的篇章。這次罷免不僅是對個別立委的問責，更是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淬煉。民主社會的穩定仰賴每位公民的投入，民主實踐不應只停留在選舉日的投票，而是融入日常的關心與監督。言論自由、集會權利與問責機制，都是民主的支柱，而罷免則是這些支柱的具體實踐。當政治人物未能兌現承諾，甚至損害選民利益時，投下罷免票是公民的正當權利，也是對民主價值的再肯定。自由與人權得來不易，守護自由與人權更需持續努力。台灣的民主歷程充滿挑戰，從威權轉型到今日的成就，見證了人民的堅持。如今這場罷免行動讓我們再次站上歷史的十字路口。冷漠與分化是民主的敵人，而積極參與則是最好的解方。每位公民都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珍惜這次機會，投下罷免票，讓不適任的官員承擔後果，也讓下一代在自由與法治的環境中成長。台灣的罷免經驗是民主國家中的珍貴實驗，民主不是靠他人恩賜，而是由人民共同實現。選舉決定未來，罷免確保問責，兩者相輔相成，才是民主長存之道。我們不該袖手旁觀，而是要以行動參與這場民主實踐。投一次罷免票，不僅是對不義的抗議，更是對真相的追求，以及對台灣民主未來的承諾。以民主的方式實踐民主，讓台灣成為全球民主陣營的光榮一頁。

投書美中非洲策略競逐下的南非迫台遷館事件

美中非洲策略競逐下的南非迫台遷館事件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南非政府近期對台灣駐處的連串打壓行動，不僅引發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更成為美中在非洲大陸戰略競爭的一個縮影。從南非迫使台灣駐處遷出首都普利托利亞並擅自將「台北聯絡代表處」更名為「台北商務辦事處」，到美國隨後驅逐南非駐美大使。這一事件台灣應該用更高的格局來看，必須從美中在非洲競逐影響力的架構來理解，才能找出臺灣的反制策略。台灣在此危機中的反制策略，以及國際社會的態度，不僅影響台灣與南非關係的未來，更折射出美中在全球格局中的角力態勢。美國的態度很清楚，仍然是價值觀的戰爭，美中非洲策略的競逐，美國的車戰略目標就是遏制中國與推廣民主價值，美國在非洲的策略以遏制中國影響力為核心，同時推廣民主、人權與透明治理。根據2022年的一份文獻，《美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戰略》，美國試圖通過經濟伙伴關係與氣候合作，強化其在非洲的地位。南非迫台遷館事件中，美國迅速採取行動，驅逐南非駐美大使並凍結經濟援助，顯示其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並試圖通過外交與經濟手段懲罰親中行為。美國的強硬立場旨在警告非洲國家，避免過度倒向中國陣營，同時維護其在全球規則秩序中的領導地位。
中國的非洲策略則聚焦於經濟滲透與地緣政治擴張，通過「一帶一路」與中非合作論壇（FOCAC）深化與非洲國家的關係。中國以無條件援助和基礎設施投資為槓桿，換取資源與政治支持。南非事件被認為是中國施壓的結果，意在孤立台灣並鞏固其在非洲的影響力。南非作為非洲經濟大國，其外交轉向被視為中國「債務外交」策略的成功案例。南非迫台遷館的決定不僅觸怒台灣與美國，也使其國際形象蒙上陰影。曾以曼德拉精神自豪的南非，如今被批評為屈從中國壓力，民主價值蕩然無存。美國警告南非，南非政府的這個舉措將惡化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甚至可能失去G7的經濟支持。同時我們也特別關注到，南非內部執政聯盟的分歧加劇，民主聯盟（DA）公開支持台灣，反對非洲民族議會（ANC）的單邊決定。這顯示南非國內對中國影響力的接受程度並非一致，其外交政策可能面臨調整壓力。若南非政府執意推進親中路線，其國際聲譽與經濟前景將進一步受損。面對南非的打壓，台灣展現了堅韌與靈活性。外交部多次抗議並拒絕接受單方面降級，同時準備經貿反制措施，包括嚴審簽證、暫停合作，甚至中止經濟援助。在美中非洲策略的背景下，台灣的反制不僅針對南非，更間接挑戰中國的全球擴張。美國及盟友的支持成為台灣的重要後盾，美國國務院重申將台灣視為「可靠的民主夥伴」，與中國孤立台灣的企圖形成對比。台灣若能善用國際支持，有望在危機中轉守為攻。南非迫台遷館事件是美中非洲策略競逐的一個縮影，凸顯兩強不同的目標與手段。美國試圖以民主價值與懲罰性措施遏制中國，中國則以經濟滲透換取支持，卻面臨債務陷阱與透明度不足的質疑。南非作為非洲關鍵角色，其短視行為不僅損害自身利益，也使其在美中之間的平衡外交難以為繼。對台灣而言，這場危機既是挑戰，也是展現外交韌性的機會。如何在這個過程中加分，而不要因對抗而造成傷害，反制政策的輕重拿捏就很重要，南非事件無疑就是台灣發展對應策略作為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案例。

投書烏克蘭應該重新審視礦產協議 以更務實的策略確保國家利益

烏克蘭應該重新審視礦產協議 以更務實的策略確保國家利益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烏克蘭與美國的礦產協議談判，在近期因媒體直播前的外交風波陷入僵局，凸顯了小國在國際談判中的複雜挑戰。這項協議原本被視為一項具有戰略價值的合作方案，不僅能為烏克蘭提供經濟支持，還可能間接帶來安全保障。然而在協議推進的過程中，一些關鍵問題浮現，使得烏克蘭有必要重新審視這項協議，確保自身在國際博弈中獲取最大利益，而非淪為大國角力的附屬角色。這份協議的核心內容是烏克蘭將未來自然資源收益的一半投入美烏共同管理的重建投資基金，以換取美國的資金、技術與可能的戰略支持。表面上這看似一種互利共贏的安排，美國獲得了稀土等關鍵資源的開發權，烏克蘭則藉此獲取資源開發所需的資金與技術。該協議並未明確納入烏克蘭最關心的安全保障條款。美國前總統川普曾表示，這項協議本質上已為烏克蘭提供了一種「安全後盾」，因為美國企業與人員的進駐將對俄羅斯構成間接威懾。但問題在於，這樣的「戰略模糊」能否真正轉化為烏克蘭的實質安全保障，仍然存在變數。烏克蘭在談判過程中本來採取的是「經濟合作換取戰略支持」的模式，希望透過讓美國企業參與烏克蘭的資源開發，使美國的利益與烏克蘭的未來緊密相連，進而增強美國對烏克蘭局勢的關注與保護。然而這樣的安排在媒體提前曝光談判細節後，使雙方立場公開化，導致美國在政治壓力下態度轉趨保守，甚至開始考慮降低對協議的承諾。這種情況突顯了一個問題，即小國在談判時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保密性，避免讓大國因國內政治壓力而縮手。從經濟角度來看，這項協議確實能為烏克蘭帶來資本與技術，但也可能導致烏克蘭對外資的依賴加深，進一步削弱經濟自主性。歷史經驗顯示，當一國的關鍵資源掌握在外國企業手中時，其政策獨立性往往會受到影響。烏克蘭若全面開放礦產開發權，未來在國際市場上的談判空間可能進一步縮小。若美國企業獲得烏克蘭礦產的長期控制權，烏克蘭政府未來在國際能源與供應鏈談判中的發言權可能被削弱，甚至在政策決策上受到制約。因此烏克蘭應該重新檢視協議的條款，確保自身在資源開發上保留足夠的決策權，避免單方面依賴美國企業，並應設定明確的合作邊界，以確保長期經濟獨立性。這項協議的推進不僅影響烏克蘭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也將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美國的深入參與可能促使歐盟重新評估對烏克蘭的支持策略，而俄羅斯與中國則可能趁機調整對該地區的戰略佈局。如果美國的角色過於突出，俄羅斯可能視此舉為對其勢力範圍的直接挑戰，從而加劇區域緊張局勢。烏克蘭若希望這項協議真正帶來穩定與發展，必須謹慎處理與各方的關係，在外交戰略上維持靈活性，確保不因某一方的介入而失去與其他國家的談判籌碼。這份礦產協議原本是烏克蘭重建經濟與提升戰略地位的重要機會，但因談判過程的策略失誤，目前進展陷入僵局。烏克蘭若希望打破僵局，必須重新檢討談判方針，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蝕，同時在國際局勢中保持靈活應對能力。透過審慎調整與重新評估，這項協議仍然有機會轉變為一項真正對烏克蘭有利的合作方案，讓烏克蘭在國際談判桌上掌握更多主動權。

投書AI軟實力的警訊：從谷立言談台灣的挑戰

AI軟實力的警訊：從谷立言談台灣的挑戰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3月23日的公開發言中，美國代表谷立言點出台灣在當前國際局勢與科技發展中的關鍵挑戰。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對人工智慧發展的深層憂慮：儘管台灣在AI硬體領域如晶片製造、半導體技術等居於全球領導地位，但在軟體面向卻明顯落後，這種「硬強軟弱」的結構，正逐步暴露出台灣在AI時代的戰略脆弱。谷立言警示，不少中文大型語言模型目前充斥來自中共的政治宣傳與認知操作，這不僅是資訊戰的延伸，更可能對包括健康、國防在內的關鍵領域造成深遠影響。語言模型是當代資訊分發與知識建構的核心，如果其基礎語料或運算邏輯受到扭曲，將導致AI在政策建議、醫療輔助、國安判斷等多面向出現風險。這樣的情勢揭示一個關鍵問題：台灣是否已錯失建立中文語言AI主權的黃金時機？我們在晶片上領先，卻在生成式AI、語意理解、對話模型等方面依賴外部供應，不僅技術受限，還可能面臨資訊主導權旁落的風險。此外，這也牽涉到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的競爭。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價值觀與世界觀的載體。若中文語言模型的主流走向由北京主導，台灣社會將面臨不對稱資訊環境所帶來的認知滲透與集體判斷失真。這不僅是學術問題，而是民主防衛的前線。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不能再忽視AI軟體能力的培養。政府應加大對自然語言處理（NLP）、生成模型、AI倫理框架等方面的投入，支持本土語言模型的研發，並結合產業與學界共同建立可信任的中文AI基礎。這不僅是科技競爭，更是國家生存與民主安全的戰略投資。結語而言，谷立言的警示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一記當頭棒喝。當AI逐步滲透我們的每一個決策層面，從醫療診斷到軍事預測，從公共政策到媒體輿論，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真的掌握了那隻握筆的手？台灣要在數位未來中站穩腳步，就不能只是「晶片島」，更要成為能用自己的語言、價值與技術與世界對話的智慧之島。

投書打造台灣主權AI：建立本土高品質訓練數據庫，掌握未來競爭力

打造台灣主權AI：建立本土高品質訓練數據庫，掌握未來競爭力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人工智慧（AI）的發展高度依賴高品質、結構化的資料，數據的完整性、標準化與可用性直接影響AI訓練的效果。然而台灣在AI訓練資料的建構上仍面臨嚴峻挑戰，包括數據分散難以整合、企業與政府機構各自掌握數據但缺乏統一的標準與共享機制，以及繁體中文資料量相對不足影響AI的理解能力。此外資料隱私與法規限制也是關鍵問題，許多數據涉及個人資料與商業機密，導致資料收集與共享受到限制。面對這些挑戰，台灣必須採取策略，建立適合AI訓練的本土資料庫集，以支持AI產業發展，確保台灣在AI競爭中掌握自主權，實現主權AI的目標。AI訓練過程中，數據的品質與多樣性決定了AI模型的準確性、適用性與公平性。目前國際AI模型（如OpenAI的GPT、Google Gemini）主要基於英語與簡體中文訓練，對於台灣的繁體中文、地方文化、法規制度、專業領域知識的理解較為有限。因此台灣若要發展本土AI，必須建立適合的訓練數據，確保AI能夠提升繁體中文理解能力，優化語言模型表現，符合台灣法規與社會文化，確保AI生成內容的合規性與適用性，並支持產業AI應用發展，讓AI模型能夠真正解決台灣產業的需求。例如若要開發法律AI，則需要涵蓋台灣法院判決書、法條、法律解釋函令等資料；若要發展醫療AI，則需要大量台灣本地的病患數據與醫療案例。因此建立本土AI訓練資料庫，不僅是技術問題，更關係到台灣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並確保台灣在AI領域的主權。讓AI產業能夠獲取高品質、多樣性、安全合規的訓練數據，台灣應該從數據收集、標準化、共享機制等多方面著手，建構完整的AI訓練資料庫。政府應該建立台灣AI公共數據庫，集中管理與釋出可用於AI訓練的數據集，供產業與學術界使用。目前台灣的數據多為企業內部封閉，政府雖釋出部分開放資料，但仍然缺乏統一的AI訓練數據平台。因此應建立「台灣AI訓練數據中心」，集中管理可公開的AI訓練數據，並釋出政府機關、學術單位、企業可共享的數據，例如法律資料（法院判決書、大法官解釋、政府法令）、醫療數據（去識別化的病患數據、醫學研究資料）、金融數據（台灣股市歷史數據、銀行詐欺案件數據）、氣象與環境數據（台灣氣象觀測數據、碳排放數據）、交通數據（車流量分析、公共運輸數據）。這樣的資料庫能夠讓AI訓練時擁有更本土化的語料，確保AI模型適應台灣的產業環境，實現主權AI的目標。公共數據庫的建置之外，台灣應該推動產業資料共享機制，建立「產業AI數據聯盟」。目前許多產業內部數據被個別企業獨占，導致AI模型難以訓練出通用能力。例如製造業的生產數據、零售業的顧客行為數據、醫療院所的診療紀錄，這些數據都具有極高價值，但因競爭或隱私問題而未能共享。政府應該透過數據去識別化與區塊鏈技術，讓企業能夠安全地共享AI訓練數據，而不影響商業機密。透過「數據共享標準」，確保企業能夠互相交換AI訓練數據，並利用「聯邦學習（Federated Learning）」技術，允許AI在不同企業間學習數據，而無需集中存儲，確保資料隱私。此外政府應該鼓勵產業內企業參與AI訓練數據共享計畫，讓AI能夠學習更全面的產業資訊，以提升產業競爭力，實現主權AI的願景。產業數據共享之外，台灣也應發展「開源繁體中文語料庫」，提升AI語言能力。目前全球AI訓練語料主要以英語與簡體中文為主，繁體中文語料數量少，且資料品質不一。為了讓AI更適應台灣繁體中文環境，政府與學界應該共同建構開源繁體中文語料庫，並鼓勵AI社群使用。這包括蒐集台灣新聞、論壇、政府公告、學術論文等繁體中文語料，建立高品質的開源語料庫，參考開源AI社群（如Hugging Face），開發適合繁體中文的開源語言模型，並鼓勵台灣企業與學術單位使用開源語料庫進行AI訓練，以提高AI模型的語言能力，確保台灣在AI領域的主權地位。AI訓練數據涉及個人資料、隱私、倫理問題，若未能妥善處理，可能導致法律風險或社會爭議。因此台灣應該建立AI數據治理機制，確保AI訓練數據符合隱私保護、倫理規範與公平性的要求。政府應訂定AI訓練數據隱私標準，確保個資在AI訓練過程中不被濫用，透過區塊鏈技術確保數據可追溯，避免數據濫用風險，並建立AI倫理審查機制，確保AI訓練數據不含偏見與歧視性內容，讓AI發展符合社會價值觀。AI的發展競爭不只是演算法與算力的比拼，更是數據資源的競爭。台灣如果希望在AI產業鏈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須建立完整的AI訓練數據基礎，讓AI能夠學習台灣本土語言與產業知識，提升應用價值。政府應該建立「台灣AI公共數據庫」，釋出高品質AI訓練數據，推動「產業AI數據聯盟」，促進企業之間的數據共享，發展「開源繁體中文語料庫」，提升AI語言模型能力，並強化AI數據治理機制，確保AI訓練符合隱私與倫理標準。透過這些措施台灣才能在全球AI競爭中掌握數據優勢，推動AI產業升級，並確保技術自主權！

投書如何對抗以簡體中文為主體的 DeepSeek？

如何對抗以簡體中文為主體的 DeepSeek？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快速發展，生成式 AI 和大型語言模型（LLM, Large Language Models）已成為全球競爭焦點。其中中國的 DeepSeek 以簡體中文語言理解為核心，透過龐大的語料庫與強大算力，正在擴展在華語市場的影響力。面對這樣的趨勢，台灣應當積極發展本土 AI 語言模型，確保技術自主權，並建立具有台灣特色的 AI 生態系統，以應對語言與文化影響力以及市場與技術競爭壓力的挑戰。台灣需要發展自主 AI 模型來對抗 DeepSeek，確保繁體中文 AI 技術的獨立性。目前主流 AI 模型（如 OpenAI 的 ChatGPT、Google Gemini、DeepSeek）以英語與簡體中文為主要語言進行訓練，繁體中文的數據量相對較少，導致 AI 可能無法正確理解台灣繁體中文的專有名詞、社會文化與歷史背景。這可能影響 AI 生成內容的語言邏輯，使其偏向簡體中文，進而削弱台灣的語言與文化特色。此外若依賴簡體中文 AI 模型，台灣將在 AI 技術應用與發展上受制於人，無法主導自身的科技發展方向。因此建立符合繁體中文語言特性的 AI 模型，不僅能維護台灣的語言與文化，也能確保技術發展的自主性與市場競爭力。台灣必須建立自主 AI 模型，以降低 AI 技術與數據外流的風險。使用 DeepSeek 或其他國際 AI 服務時，企業與政府機構的資料可能會傳輸至國外伺服器，進而產生數據安全風險。如果台灣未能發展自己的 AI 模型，可能會讓本地企業的數據掌握在外部機構手中，影響隱私與商業競爭力。此外 AI 產業的核心技術如果受制於國外，將使台灣無法掌握 AI 的發展方向，只能依賴外部解決方案，進一步削弱產業競爭力。政府應當積極推動 AI 本土化發展，確保技術不受國際政治與市場環境變化的影響，讓台灣的 AI 產業能夠自主成長，並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政府正積極推動台灣成為「人工智慧之島」並加強主權 AI 來強化技術自主性。國科會主委吳誠文表示，台灣必須建立 AI 系統研發能力，不僅限於硬體製造，更要涵蓋 AI 軟體系統的開發與應用。此外台灣需要發展 AI 系統設計與製造的產業，而不只是專注於晶片與運算設備的生產，否則將難以突破代工模式，無法真正進入全球 AI 競爭的核心領域。為此國科會正積極整合科技供應端與產業需求端，透過跨部門合作擴大 AI 內需市場，推動 AI 廠商設計符合台灣產業需求的應用架構，引導技術與人才發展，確保 AI 能夠真正落地並為產業創造價值。台灣應該建立「台灣 AI 訓練數據庫」強化語言模型的本土化競爭力。AI 語言模型的核心優勢來自於「高品質的語料」，政府應開放各種領域的數據，包括法律資料（法院判決、法規條文）、醫療數據（醫學論文、診療紀錄）、金融數據（股市數據、銀行風險評估）、新聞與社群資料（繁體中文新聞、台灣論壇）等，確保 AI 模型能夠準確理解並適應台灣市場需求。此外學界與企業應共同建立開放語料庫，透過 AI 訓練與應用開發，讓 AI 模型能夠適用於各種台灣本土場景，例如繁體中文的智慧客服、智慧翻譯、智慧醫療與法律 AI 諮詢等應用。台灣應該專注於產業 AI 應用，以提升市場競爭力，與其全面競爭 DeepSeek，不如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 AI 產業應用，例如 AI 法律諮詢、智慧醫療、智慧製造、智慧農業、智慧金融等領域。政府應與企業合作，建立「產業 AI 模型共享平台」降低企業研發 AI 的成本，並透過政府補助推動企業加速 AI 應用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正與地方政府及企業合作，如台南市與高雄市正在發展智慧城市，引進鴻海的 CityGPT，整合交通、觀光、市民服務等應用，透過數據驅動決策，提高政府效率。同時台灣也在發展「可信任生成式 AI 對話引擎（TAIDE）」推動台語、客語等本土語言 AI 模型，例如台南大學的台語對話 AI 機器人，協助中小學進行台語主題式對話學習，陽明交大的「台客語 TAIDE 大語言模型＋AI 介面」，讓 AI 具備華台客英多語翻譯能力，推動台灣 AI 應用的多元發展。台灣應該強化 AI 算力與基礎設施，以確保技術自主。目前 AI 模型的發展高度依賴 GPU 計算資源，政府應建立 AI 算力中心，確保 AI 訓練與運行不受國際供應鏈影響。政府計畫在 2028 年將台灣的公部門 AI 算力提升至全球前 10 名，並鏈結南臺灣半導體 S 廊帶，打造 AI 產業基地。此外透過 AI 計算資源與技術研發平台，培養 AI 人才，推動 AI 與半導體、製造業、醫療等關鍵產業的深度整合，確保台灣 AI 產業在國際競爭中的領先地位。面對 DeepSeek 等簡體中文 AI 模型的競爭，台灣不能只當「技術消費者」而應該主動發展本土 AI 語言模型，確保技術自主權，並推動產業 AI 應用發展。透過建構台灣 AI 語言模型，強化繁體中文 AI 競爭力，建立台灣 AI 訓練數據庫，確保 AI 語料庫符合本地需求，發展產業專屬 AI 應用，創造 AI 產業競爭優勢，以及強化 AI 算力與基礎設施，確保技術自主，台灣才能在 AI 產業中確保競爭力，不僅避免受制於國際 AI 巨頭，更能在全球 AI 市場中發揮自身優勢，與 DeepSeek 等簡體中文 AI 模型形成競爭與互補關係，確保台灣 AI 產業的長遠發展。

投書人工智慧驅動國防革命，技術進步與倫理挑戰並存

人工智慧驅動國防革命，技術進步與倫理挑戰並存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2025年2月10日於巴黎舉行的人工智慧行動高峰會（AI Action Summit）上，法國國防部長勒克努（Sébastien Lecornu）指出，人工智慧（AI）正推動軍事國防領域的革命性變革，從資訊處理、自主作戰到戰略規劃，AI已深度融入國防體系，影響各國軍事決策與作戰模式。然而這場技術變革帶來的不僅是軍事優勢，還有對倫理規範、國際安全與軍民界線的深遠影響。勒克努強調，AI在軍事領域的應用主要體現在三大關鍵領域。第一AI能夠迅速分析大量戰事數據，提高情報的精準度與決策效率。第二無人機與機器人不僅能自主執行偵察與攻擊任務，還能動態調整作戰策略。第三AI協助目標識別、預測敵軍行動，並強化網路防禦機制，提升國防安全。這些應用顯示，AI技術不再僅限於輔助情報分析，而是直接參與戰場行動，甚至影響作戰決策，這無疑將重塑未來戰爭的模式。隨著AI在國防領域的重要性提升，科技企業與軍方的合作愈發緊密。以Google為例，其近期更新AI道德準則，移除了「不將AI技術應用於武器或監控」的限制，顯示出科技公司對軍事應用的態度發生轉變。這種趨勢不僅影響企業的社會責任，也使得軍民界線變得更加模糊，甚至可能促使軍備競賽進一步升級。AI軍事化的快速發展，勢必引發一系列倫理與安全問題。例如AI自主武器的決策權問題，應該由AI還是人類決定開火？當AI在戰場上做出致命決策時，責任應歸屬於誰？國際法規與軍備競賽的挑戰，各國是否應該制定AI軍事應用的國際規範，以防止技術濫用？網路安全與戰爭風險，AI可能被駭客攻擊，導致軍事系統失控，甚至引發無法預測的衝突。這些挑戰顯示，在推動AI技術進步的同時，各國必須建立完善的倫理規範與國際合作機制，以確保AI軍事應用不會失控，進而威脅全球安全。無可否認，AI正深刻改變國防軍事的面貌，各國必須在技術創新與倫理規範之間取得平衡，確保AI技術發揮積極作用，避免潛在風險。未來的關鍵在於如何制定全球性的AI軍事應用規範，確保技術在提升國防能力的同時，也能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AI帶來的，不只是戰爭方式的變革，更是一場關乎未來安全與倫理的重大挑戰。各國若無法及時應對，AI軍事化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技術失控點。

投書台灣民間力量在大阪世博會的突圍與展望

台灣民間力量在大阪世博會的突圍與展望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即將在日本大阪舉辦的世界博覽會，是全球矚目的文化與科技盛會，匯聚了160個國家的參與。然而台灣因中國的國際壓力，無法以國家名義設立官方「台灣館」，再次凸顯其在國際舞台上的挑戰。據報導日本外務省要求台灣以非政府形式參與，並敦促台灣當局表態，導致官方館在大阪世博會中缺席。在這一背景下，台灣民間力量挺身而出，推出以「台日共丸」為名的「台灣自己館」計畫，試圖以民間之力突破困境。這一行動既令人振奮，也值得我們深入反思其意義與未來方向。「台灣自己館」可以說是民間創意填補官方缺席，根據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楊聰榮表示，此一活動是由多位學者與民間團體共同發起，計畫在大阪世博會中建造一座木構造展館，展現台灣的文化與文學特色。該計畫透過募集2300支木樑柱的認養，象徵台灣2300萬人民的集體意志，不僅具象徵意義，也以務實方式確保台灣的國際能見度。相較於官方館的缺席，民間參與或許少了國家象徵的正式性，但其靈活策略成功避開政治紛爭，讓台灣的創意與文化得以呈現於世界舞台。這項民間行動不僅是臨時補救，更是一次深具策略性的亮相。楊聰榮教授指出，大阪世博會是推動地方創生與經濟活化的絕佳機會。台灣若能借鏡日本瀨戶內海藝術季的經驗，整合文化與旅遊資源，打造如「台灣假期」或「台日創遊」等品牌，將進一步提升國際影響力。「台灣自己館」因此不僅填補了官方缺席的空白，更成為展現台灣潛力與活力的窗口。儘管民間努力令人讚賞，背後的政治現實卻不容忽視。日本要求台灣以非政府形式參展，顯然受到中國對台灣國際空間的長期壓制影響。據報導有人批評執政黨在世博會議題上態度反覆，在野時譴責官方缺席，執政後卻因預算問題讓「玉山館」計畫受阻，甚至對民間參與缺乏積極支持。民間企業「玉山數位科技株式會社」計畫設立的「玉山館」，也因立法院預算刪減而面臨資金短缺。這反映出台灣在國際外交中的兩難：官方參與受限，民間努力雖具創意，但受資源與組織能力的限制，難以與160個參展國的規模抗衡。「台灣自己館」雖展現熱情與潛力，其影響力能否持久，仍需時間驗證。「台灣自己館」的誕生不僅回應了當下困境，更為未來提供了啟發。楊聰榮教授以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為例，強調台灣應把握每一個全球舞台，結合官方與民間力量，讓自身聲音傳遍世界。然而日本作為台灣的友好國家，此次卻在世博會中要求非政府參展，甚至放大檢視台灣的官方表態，令人感到遺憾。長遠來看，單靠民間熱情無法徹底解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政府需在外交策略上更具主動性，例如爭取國際盟友支持、深化與日本等國的合作，並避免在政策與預算上的反覆。民進黨立委許智傑提出的台日航線計畫或許是一個開端，但需更全面的政策配套來支撐。台灣民間力量在大阪世博會的參與，展現了在政治限制下的創造力與韌性，讓世界看見台灣的活力。這場突圍也暴露了台灣政府推動國際參與的困難與國際環境的制約。我們應將這份努力視為起點，推動台灣從「民間補位」轉向「主動出擊」，在國際舞台上尋求更穩固的地位。唯有如此，台灣才能不僅讓世界看見其存在，更贏得國際社會的認可與尊重。這既是對民間行動的肯定，也是對政府與全民的未來期許。

投書台積電的靈活應對川普政府的晶片關稅政策

台積電的靈活應對川普政府的晶片關稅政策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隨著全球供應鏈安全議題成為各國經濟與戰略政策的核心，台積電這家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在這場競賽中既是技術領導者，也是各方角力的焦點。近年來美中科技戰、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以及日歐的半導體復興計畫皆讓台積電處於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風暴中心。如今川普重返白宮，勢必會進一步加大對中國的科技封鎖，同時對美國半導體本土化提出更嚴苛要求，這將對台積電的全球布局帶來新的挑戰。然而台積電憑藉其技術優勢與靈活戰略，正在尋求平衡發展，以確保其市場主導地位不受削弱。川普政府推行「美國優先」政策，這讓台積電必須在全球供應鏈中做出抉擇。川普執政時期對中國祭出嚴格的半導體制裁，如華為被禁購美國技術、限制中國晶片產業發展等，讓台積電不得不切割與中國客戶的關係。若川普再度當選，美國的科技封鎖勢必升級，可能進一步要求台積電停止供應中國市場，甚至施壓其將更多產能遷往美國。為回應美國政府的供應鏈安全訴求，台積電早在2020年便宣布投資120億美元於亞利桑那州建廠，隨後又擴增第二座工廠，總投資額超過400億美元。然而美國設廠成本高昂，據業界估算，其成本是台灣的四至五倍，加上技術人才短缺、基礎建設不及台灣成熟，使得台積電的海外擴張充滿挑戰。川普總統進一步要求一台積電增加美國生產比重，甚至限定先進製程必須落地美國，這將影響台積電在台灣的技術集中優勢，對其長期競爭力構成風險。台積電採取靈活應對戰略，以因應美國政府的壓力。面對美國政府的壓力，台積電並非被動接受，而是透過精心布局來尋求平衡。目前台積電在美國的亞利桑那廠以成熟製程為主，包括5奈米與4奈米技術，最先進的3奈米與未來的2奈米製程仍留在台灣。這是台積電的技術護城河，確保核心研發與製造不被迫分散。另一方面在日本熊本的投資則專注於成熟製程，以滿足日本市場需求，同時避免美國獨攬供應鏈主導權。台積電深知其技術領先地位來自台灣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因此持續投資新竹與台中等地的研發中心，加速2奈米以下技術的開發，確保技術競爭力不因海外擴張而流失。即使美國施壓，台積電仍堅持最關鍵的先進製程必須留在台灣，以鞏固產業核心競爭力。台積電透過多元市場布局，分散風險並提升競爭力。隨著中國市場的不確定性增加，台積電積極拓展歐洲與東南亞市場。歐盟《歐洲晶片法案》希望提升本土半導體產能，台積電正在與歐洲洽談合作機會，可能未來在德國或其他歐洲國家建立新據點。同時台積電也與新加坡、印度等國保持密切聯繫，以分散市場風險。此外台積電也加強防範技術外洩風險。美國曾要求台積電提供生產數據，引發對技術機密外洩的擔憂。台積電未來若面臨川普政府更強硬的要求，可能會採取更嚴格的技術保護措施，如限制美國廠房的技術等級，確保最先進的技術不受外部干預。美中博弈加劇，使台灣面臨供應鏈風險與機遇。台積電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其發展與台灣的經濟與國際地位密切相關。美國與中國的科技戰升級，讓台灣成為供應鏈安全的關鍵樞紐，但這也帶來更大的風險。如果川普政府進一步加強科技戰，甚至要求盟友企業完全與中國市場切割，台積電將面臨失去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晶片市場的風險。然而若台灣能夠善用這波變局，加速推動半導體設備國產化，例如與東京威力科創等企業合作，並深化與歐日的技術聯盟，則可在全球供應鏈重組中掌握更大的話語權。台積電必須在供應鏈安全競爭中做出最佳抉擇，確保長期優勢。台積電正處於全球供應鏈安全賽局的核心，面對川普可能重返白宮帶來的壓力，其應對策略必須更靈活且具前瞻性。目前台積電採取技術集中與產能分散的策略，既回應美國與盟友的需求，也保留台灣的核心競爭力。然而未來若美國加強施壓，要求更高層級的技術轉移，台積電必須確保其技術與市場布局不受過度干預。在這場全球供應鏈安全競賽中，台積電的成功關鍵不只是技術領先，還在於如何靈活應對美中博弈，平衡全球佈局與核心競爭力。如果能掌握這股變局，台積電不僅能保持市場領導地位，更能讓台灣在全球科技競爭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投書孫中山與罷免權的民主啟示

孫中山與罷免權的民主啟示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3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一百週年的紀念日。在這個特別的時刻我們終於有人回顧並提起，孫中山是最早提倡罷免權的政治領袖。他不僅是中華民國的奠基人，更是一位洞悉民主精髓的思想家。他的理念深受國際民主制度的啟發，尤其與瑞士的直接民主傳統有著深厚聯繫。值此紀念之際我們有責任探討，罷免權在台灣的歷史淵源與其在當代的重要性，任何試圖削弱這一權利的行為都應受到警惕。孫中山早在百多年前便提出罷免權的概念。他認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若公職人員未能履行職責，人民有權通過罷免撤換。他曾提到，現代罷免權的觀念源自美國。這顯示了他對國際民主制度的敏銳觀察與借鑒。其實在美國的罷免權之前，瑞士伯恩（Bern）1846年就有大罷免制度，人民可以通過直接投票實施罷免。這一點與孫中山的理念不謀而合，孫中山本人可能有得到瑞士直接民主傳統的影響。如今台灣憲法第17條明文規定人民享有罷免權，這正是孫中山民主思想與國際經驗結合的產物。我們應當認識到罷免權在台灣的重要性。罷免權不僅是公民監督政府的重要工具，更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之一。資料顯示，瑞士自133條規定「被選舉人得由原選舉團依法罷免之」後，1947年第一屆立法委員開始，人民就可通過直接投票行使罷免權。這一制度啟發了台灣，近年來台灣民眾多次行使罷免權，向失職的政治人物問責，體現了人民主權的實踐。然而任何試圖限制或剝奪罷免權的行為，都是對民主精神的背叛。罷免權作為台灣民主發展的歷史遺產，其價值不容忽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此刻我們應當重溫他所提倡的民主原則，並從瑞士經驗中汲取啟示。任何個人或團體若試圖隨意剝奪公民的罷免權，不僅違反憲法精神，更是對孫中山與國際民主傳統的否定。作為公民我們有責任保護並行使這一權利，以確保台灣的民主制度在歷史與全球視野的交融中繼續前行。

投書歐洲移民政策比較與對等原則的應用

歐洲移民政策比較與對等原則的應用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洲國家的移民政策為台灣提供借鑑。德國採取技術移民優先政策，吸引高技能勞工並給予公民權路徑，但對非法移民設嚴格遣返措施，強調對等互助與安全。法國則以文化融入為核心，新住民需通過語言與公民考試方可獲公民權，其政策建立在雙邊友好基礎上。瑞典曾以人道主義聞名，接納大量難民，但近年因社會壓力轉向限制，對公民權審查更嚴謹，反映對等與融合的平衡。義大利作為前線國家，面對地中海移民潮，採取強硬邊境管控，公民權授予需長時間居留與貢獻，凸顯對等原則的重要性。這些政策顯示，歐洲以對等為基礎，結合文化融合與國家利益，管理新住民身份。對等原則是融合的前提，需以歐洲經驗為鑑。對等原則要求權利與義務相符，意味著新住民的融入需基於母國與接收國的相互尊重。有人或許認為，限制公民權不利融合，但歐洲案例如德國與法國顯示，對等是公平的基石。若一國無視接收國主權卻要求特殊待遇，其他新住民難免感到自身努力被貶低。以瑞典為例，其過度開放後調整政策，顯示無對等基礎的融合難以持久。中國籍配偶的公民權應受對等檢驗。中國籍配偶政策從6年變4年，看似促進融合，實則隱藏危機。在中國放棄武力威脅並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之前，中國籍配偶應僅限於居留權，而非公民權。這不是排斥，而是對等下的必要考量。若無對等基礎，恐讓台灣民主被操弄，影響多元融合。中國不認台灣，我們就不能認其國民為公民，這是理性且公平的立場。現實挑戰顯示，公民權需謹慎授予。公民權不僅是身份認同，更是選舉權、參政權的延伸。在中國不承認台灣主權的情況下，單向賦予公民權恐讓融合淪為滲透工具。歐洲的前線國家如義大利，對非法移民設高門檻，確保本地多元性，台灣可從中借鑑。台灣應提供居留權，讓中國籍配偶參與文化生活，但公民權需待中國展現誠意：承認台灣主權並停止武力威脅。台灣應借鑑歐洲堅持對等以促進融合。這場爭論不僅關乎政策，更關乎新住民的文化未來。對等原則告訴我們，融合與主權相輔相成。以歐洲新住民為例，其母國多與接收國互認，公民權的取得反映雙邊友好，反觀中國不承認台灣，若無對等基礎，其配偶的融入難以公平。台灣作為多元社會，必須在包容與安全間找到平衡，以保護所有新住民的融合環境。

投書從新住民的角度看對等原則捍衛台灣主權與尊嚴

從新住民的角度看對等原則捍衛台灣主權與尊嚴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中國籍配偶政策從「6年變4年」看似寬鬆實則暗藏危機。在中國放棄武力威脅並正式承認台灣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前，中國籍配偶應僅限於居留權而非公民權。這不是歧視，而是國際關係中最基本的對等原則。對等原則是國家間交往的基石意味著權利與義務必須相互匹配。當中國拒絕承認台灣的主權甚至以武力相逼，台灣若單方面賦予中國籍配偶公民權等於自廢武功，放棄對等的立場也對其他新住民不公。國際案例顯示新住民待遇應與母國立場掛鉤。以來自越南的新住民為例，越南政府承認台灣為獨立實體，並與台灣保持友好關係，其公民在台申請公民權時享有明確路徑，無須面對主權爭議的疑慮。再看日本或美國新住民這些國家與台灣互助互認，其公民來台定居時公民權的取得建立在雙邊對等基礎上，從未引發爭議。反觀中國不僅否認台灣主權，還以「一省」視之，若其配偶直接享有公民權，等於讓其他新住民的努力顯得不值。這不僅傷害台灣主權，也破壞新住民間的公平性。中國不承認台灣的國家地位，台灣就沒有義務賦予其國民超越居留權的待遇，這是對所有新住民的尊重。現實威脅要求我們考量新住民的整體處境。試想來自菲律賓的新住民，他們的母國與台灣無主權衝突，其在台居留與公民申請過程反映的是雙邊友好關係的成果。若中國籍配偶因「6變4」政策跳過對等檢驗，直接拿公民權，其他新住民難道不會質疑為何自己需經歷更嚴格程序？公民權不僅是身份認同更是選舉權、參政權的延伸。在中國視台灣為「叛亂地區」的情況下，單向賦予公民權，恐讓台灣民主被操弄，這對其他辛勤融入台灣的新住民而言，是潛在威脅。對等原則在此成為防線。中國不給台灣對等尊重，台灣就不能讓其國民享有對等權利，以免動搖新住民社群的信任。台灣立場應顧及新住民的共同感受。有人或許認為限制中國籍配偶公民權有違平等。但來自印尼的新住民或許會問，當我的母國尊重台灣主權時，為何中國籍配偶能在其母國威脅下享有同等待遇？對等原則不是冷酷而是公平。台灣作為多元社會必須在包容與安全間找到平衡。居留權已足夠保障中國籍配偶的生活，而公民權應留待中國展現誠意。中國需承認台灣主權並停止武力威脅。只有在對等的基礎上所有新住民才能共享真正的平等。這場爭論不僅關乎政策，更關乎台灣對所有新住民的態度。對等原則提醒我們主權與公平不可分割。若台灣人不能正視對等的價值，其他新住民的權益也將受損。中國不認台灣我們就不能認其國民為公民。這是理性、公平且必要的立場，捍衛對等就是捍衛新住民公平正義的權利。

投書全球科技霸權與供應鏈重構的深層博弈

全球科技霸權與供應鏈重構的深層博弈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台灣師範大學教授）近期台積電宣布斥資1000億美元在美國興建晶圓廠，並由總統川普於2025年3月公開細節。這項計畫與2022年8月9日拜登簽署的《晶片與科學法案》（CHIPS與科學法案）形成強烈共振，不僅標誌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轉折，更在美中台三角關係與供應鏈重構中扮演關鍵角色。這場投資與政策的交織，揭示了經濟、地緣政治與技術霸權的複雜博弈，對全球晶片格局的影響不容小覷。台積電這筆千億美元投資與《晶片法案》的結合，深化了台美半導體合作，其動機與潛在效益值得探究。法案提供527億美元直接支持，而台積電的資金注入則展現其全球布局雄心。目前台灣掌控全球90%以上先進製程晶片產能，這項投資將部分技術轉移到美國。這並非單純經濟互助，而是美國借助台灣技術實現供應鏈「去風險化」的戰略部署。台美聯手雖提升美國晶片自給率，卻讓台積電面臨技術外溢與本土產能分配的兩難。美中科技競爭升級，為這項投資與法案賦予深刻地緣政治意涵。法案嚴禁受資助企業10年內在中國擴建製造設施，並配合對華出口管制，意圖遏制中國半導體發展。台積電亞利桑那州工廠計畫不僅受法案補貼推動，更承載美國國防與經濟安全的期待。中國半導體自給率僅約15%，高端晶片依賴進口，這項投資與法案聯手恐加劇中美技術差距。然而台灣也因此陷入中美博弈核心，若台海緊張加劇，其本土供應鏈將承壓。供應鏈重組的複雜性在這項計畫中顯露無遺。美國目標是到2030年將先進晶片產量提升至全球20%-30%，但其製造成本高出亞洲30%-50%，勞動與能源價格劣勢明顯。台積電赴美設廠會有更多半導體工程師赴美工作，以及基礎設施落後的挑戰。若台灣過多產能轉移，其本土晶圓代工優勢恐被削弱，影響全球供應鏈中的主導地位。這項投資與法案對台灣產業生態的影響需長遠評估。台積電的全球化擴張分散了地緣風險，但若美國工廠占比過高，可能動搖台灣「矽島」的技術根基。若美國廠大幅擴張，本土人才流失與產能外移將成隱憂。法案附加的勞動與環境要求雖提升企業責任，卻增加運營成本，壓縮利潤空間。台灣政府需推出稅優與人才培育配套政策，平衡全球布局與本土發展，否則其半導體霸主地位恐受挑戰。台積電千億美元投資與《晶片法案》的交織，不僅是商業與政策的協作，更在全球科技霸權爭奪中掀起波瀾。美國意圖重奪晶片製造主導權，台灣則在中美壓力下尋求生存與發展的平衡。美中關係的演變將持續影響供應鏈走向，若美國整合台灣技術並克服內部障礙，其科技霸權或得以鞏固。這場博弈的結局，將決定全球晶片產業的下一階段格局，也為台美合作開啟充滿機遇與挑戰的篇章。

投書2°C目標已逝，氣候行動的最後機會

2°C目標已逝，氣候行動的最後機會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詹姆斯·漢森博士（DR. James Hansen）近日發表的研究無疑是對全球氣候行動的一記警鐘。他的研究指出，地球升溫的速度被嚴重低估，控制全球升溫在攝氏2度以內的目標已經不可能達成。這一結論意味著過去數十年來國際社會所制定的減排承諾和氣候協議遠遠不足以應對現實的挑戰，甚至可能早已落後於氣候變遷的加速步伐。漢森的研究強調地球氣候對溫室氣體的敏感度比我們以往認為的更高，這意味著即便各國遵循巴黎協定全球仍可能在2045年前突破2°C的臨界點。此外近年來航運業減少氣溶膠污染雖然有助於改善空氣品質，卻也讓大氣中反射陽光的微粒減少，進一步加劇了暖化效應。這些現象證明氣候變遷並非單純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涉及多重變因的複雜系統，可能比預期更快推動地球進入極端氣候的時代。國際減排承諾的落後已經讓現實挑戰變得更加嚴峻。早在2019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就已指出，即使各國完全履行既有的減排承諾，2030年的碳排放仍會超過實現2°C目標的安全範圍38%。這證明全球的氣候行動不僅嚴重滯後，甚至還遠遠不及彌補過去數十年的碳排放累積影響。如今科學家宣告2°C目標已「死亡」，意味著全球暖化已進入無可挽回的階段，未來的氣候變遷政策恐怕需要從「減緩」（Mitigation）轉向「適應」（Adaptation）與「復原力建設」（Resilience Building），以降低對人類社會與生態系統的衝擊。從幻想到現實，人類必須加速能源轉型並制定更完善的適應策略。現實已經擺在眼前，問題不再是「是否」達成2°C目標，而是「如何」因應一個不可避免的暖化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放棄對不切實際的減排速度的幻想，轉而積極投資於各種應對措施。全球應加快發展再生能源，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擴大碳捕捉與封存技術的應用。傳統燃煤與燃氣發電仍占世界能源結構的主要部分，若無法快速轉向風能、太陽能等綠色能源，碳排放將持續增加，惡化暖化趨勢。此外，投資碳捕捉技術將有助於減少工業與發電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成為減緩氣候變遷的重要手段。全球必須強化氣候適應能力，包括改善基礎建設、發展耐熱農業技術、防範極端氣候災害，並提升城市與社區的適應能力。極端高溫、強降雨與海平面上升等氣候變遷現象已經對全球各地的基礎建設與農業生產造成嚴重影響。各國應優先投入資源，加強防洪、耐熱建築、供水系統以及農作物基因改良技術，以確保人類社會能夠在氣候惡化的情況下持續運作。全球暖化是一場無國界的危機，各國必須放下短期經濟利益，建立更緊密的合作機制，以應對氣候災難帶來的全球衝擊。氣候變遷影響的不只是個別國家，而是全球性的問題，若各國仍以本國經濟優先，不願協調一致行動，將使氣候災難進一步惡化。國際社會應加強碳定價、排放交易機制，並制定更嚴格的全球減排目標，以確保所有國家都能共同承擔減少碳排放的責任。氣候行動已進入最後的關鍵時刻。2°C目標雖已逝，但這並不代表人類應該放棄努力。相反地這更應該成為我們行動的最後催化劑。如果現在不改變，未來的極端氣候將會改變我們。與其悲觀地接受現實，我們更應該在這場與時間競賽的賽局中，尋找新的生存方式，讓人類文明得以在變遷的氣候中延續下去。＇

投書公民運動的女性力量

公民運動的女性力量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台灣的民主進程中，罷免運動已成為公民運動的重要一環，體現了「由下而上」的參與精神。回顧各地公民團體發起罷免運動的過程中，許多來自社區的媽媽與中產女性主動跳出來，成為罷免團體的志工，甚至是行動的中流砥柱。她們的參與不僅改變了傳統上對女性在公共事務中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展現出台灣女性公民意識的成熟與實踐力。婦女在公民運動中的參與，不只是輔助性的角色，更是推動變革的核心力量。這些基層女性不僅在街頭發放傳單、協助行政事務，甚至承擔組織動員、媒體聯絡與策略規劃等關鍵工作。她們的努力讓罷免運動不再只是政治菁英的操作，而是反映民間真實聲音的集體行動。今年的婦女節，不僅是慶祝女性在社會、文化、教育與經濟上的貢獻，更應特別感佩這些默默為公民運動付出的女性朋友。從歷史到現代，女性的力量一直深植於台灣民主的發展過程，她們以堅定的信念與實際行動，證明公民參與不分性別，而是一種對社會未來的承擔。當我們談論「罷免舔共、超越藍綠」這樣的政治行動時，往往容易聚焦於政黨對抗，卻忽略了背後推動這些運動的無名英雄。這些女性志工用她們的時間、勞力與智慧，撐起了公民運動的根基，也為台灣的民主深化提供了穩固的支持。我們不僅要向過去那些為台灣社會發展奮鬥的女性致敬，也要特別向當代為公民運動奉獻的女性朋友們表達感謝與敬意。她們的努力不僅影響了當前的政治環境，更為未來世代的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樹立了典範。讓我們共同支持這股來自基層的力量，讓台灣的民主更加深化，讓女性的聲音更加響亮。

投書預算審議應確保政府穩定運作與權力制衡

預算審議應確保政府穩定運作與權力制衡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審議202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立法院要求行政院自行刪減636億元預算的做法引發爭議。此舉不僅違背國會應負起的預算審查責任，更可能危害政府機構的正常穩定運作，破壞民主政治中的權力制衡原則。權力制衡作為民主制度的基石，旨在確保各權力部門相互監督、相互約束，而此次事件暴露了立法院在預算審議中未能有效制衡行政權的缺失，值得深入探討。國會放棄審查責任削弱權力制衡的機制。權力制衡的核心在於立法、行政與司法三權分立並相互監督，其中預算審議是立法院制衡行政權的重要手段。通過審查預算，國會得以監督政府支出的合理性，並確保行政部門的施政方向符合民意與國家需求。按理立法院應針對各部會預算逐項審查，判斷是否有刪減或調整的必要，並以此對行政院形成有效的財政約束。然而這次立法院卻未進行具體討論，僅要求行政院「自行刪減」636億元，將審查責任轉嫁給行政部門。這種做法不僅讓國會喪失對行政權的監督主動性，更削弱了權力制衡的機制，使行政院在預算執行中獲得過大的自主權，卻無須接受國會的實質問責。這一失衡狀態，違背了權力制衡的基本精神。採用總額限制的方式，可以說是立法權的怠惰，當總額刪減玩過頭了，變成把一個機構的業務費全數刪減，完全無法發揮權力分立互相制衡的力量，破壞整個預算與預算審查之制度設計的背後精神。政府機構穩定運作因權力制衡失靈而受影響。權力制衡的目的之一是確保政府運作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而預算審議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環節。當立法院未明確指出刪減項目，僅要求行政院達到特定削減數額時，行政部門被迫在缺乏國會指引的情況下自行調整預算。這種做法可能導致計畫因資金不足被迫中止，或部分部門臨時縮減業務以應對缺口，進而影響施政效率與公共服務品質。從權力制衡的角度看，國會未能在審議中扮演積極的制衡角色，反而將壓力完全轉移給行政院，導致行政部門在執行過程中承擔過多不確定性。這不僅損害政府機構的穩定運作，也凸顯了權力制衡在實踐中的斷裂。在野黨的政治操作進一步破壞權力制衡。立法院此類做法並非首次，而是長期存在的預算審查陋習。部分在野黨常以「凍結」或「自行刪減」等手段進行政治角力，試圖干擾政府政策執行，而非透過理性討論進行精準調整。這種做法表面上是對行政權的監督，實則偏離了權力制衡的初衷。權力制衡要求國會以專業審查為基礎，對行政部門形成有理有據的約束，而非將預算審議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當在野黨放棄具體審查，轉而要求行政院自行承擔削減責任時，他們不僅未能有效制衡行政權，反而製造了權力運作的混亂，影響政府穩定性。這種以削減數字為目標的審查方式，已成為政治宣傳工具，背離了權力制衡的專業要求。我們應呼籲預算審議重塑權力制衡的平衡。權力制衡要求立法院在預算審議中積極履職，具體討論預算的去留，而非簡單要求行政院「自行刪減」。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長遠來看將削弱政府治理效能，損害人民利益。未來預算編列與審查應強調透明、專業與精確，確保國會在審議中對行政權形成有效監督，並由立法與行政部門共同承擔各自的責任。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政府機構正常穩定運作，實現財政紀律與國家發展目標。權力制衡的健全，需要國會從被動推卸轉向主動制衡，讓預算審議成為權力分工與合作的典範。總之立法院要求行政院自行刪減預算的做法，不僅危及政府機構的穩定運作，更破壞了權力制衡的原則。權力制衡要求各部門在權力行使中相互監督，而非單方面轉嫁責任。國會應以具體審查取代政治操作，讓預算審議成為權力制衡的堅實支柱，而非民主運作的絆腳石。

投書人工智慧邁向中小型化的發展

人工智慧邁向中小型化的發展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 AI 領域，人們過去習慣認為「更大就是更好」——更強的運算資源、更龐大的模型、更高的預算，才能推動技術突破。然而DeepSeek 以僅 500 萬美元的投資，打造出能與 GPT-4 和 Claude 匹敵的 AI 模型，顛覆了這一傳統觀念。這場變革不只是技術上的突破，更象徵 AI 發展路徑的重大轉向。DeepSeek 的成功關鍵在於技術精簡與高效能的突破。他們透過精簡數據表示，將 32 位元精度降低至 8 位元，保持模型準確度的同時，顯著減少記憶體使用，使運算資源節省達 75%。他們採用革命性的multi-token model 處理系統，突破傳統逐字處理的模式，改用短語識別方法，讓 AI 的處理速度提升兩倍，準確率更提升至 90%。這種以效率優先的策略證明，創新思維與技術優化比單純擴大硬體資源投入更具競爭力，也改變了 AI 發展的遊戲規則。這一趨勢對台灣而言，正好與我們的產業結構與 AI 應用策略不謀而合。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企業規模雖然無法與國際 AI 巨頭相比，但擁有靈活的技術應用能力與高度專業化的市場需求。傳統的 AI 發展模式需要大規模的運算資源與資本投入，使許多台灣企業望而卻步。然而當 AI 開始朝向「精簡化」、「高效能」、「低資源消耗」的方向發展，台灣的企業反而能夠更快速適應這一變革，透過優化演算法、提升應用開發能力，實現更具市場競爭力的 AI 解決方案。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台灣應積極調整 AI 策略，將重點從純硬體競爭轉向軟體與演算法優化，強化 AI 在智慧製造、醫療應用、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等領域的發展。例如，台灣的科技公司可以專注於開發輕量化 AI 模型，為特定產業提供高效能、低成本的 AI 解決方案，而非僅追求大規模 AI 訓練模型的運算能力。此外政府與產業界應該加強投資 AI 軟體開發與應用層面的創新，例如提升 AI 訓練數據的品質、發展低功耗 AI 設計，以及優化 AI 的計算資源管理，讓台灣在全球 AI 競爭格局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DeepSeek 的成功已經顯示 AI 產業正在進行範式轉移，從「資源密集型」轉向「效率導向型」，這種模式的轉變為中小企業帶來了更多參與 AI 發展的機會。對於台灣而言，這場變革不僅降低了進入 AI 產業的門檻，也讓我們有機會發揮自身在技術整合、應用開發與產業鏈結上的優勢。面對這股趨勢，台灣應當迅速調整策略，掌握這波 AI 產業轉型的機會，讓 AI 成為台灣未來產業升級與國際競爭力提升的關鍵推動力。

投書從德國公共媒體的去中心化談媒體制度安排

從德國公共媒體的去中心化談媒體制度安排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德國公共媒體的去中心化制度，是其廣播體系的核心特徵，也是全球媒體體系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特殊案例。這種制度安排不僅深植於德國聯邦制的政治結構，也與戰後對集權的警惕與平衡權力的理念密不可分。透過分散的組織結構、完善的法律基礎與多層次的監督機制，德國成功建立了一套平衡多元聲音與保障公共利益的媒體制度，為其他國家的媒體治理提供了啟示。去中心化的組織結構是德國公共媒體制度的核心，其設計目的是避免中央集權，確保資訊多樣性與媒體獨立性。以德國的九個區域性廣播電視台為例（如ARD成員台），這些台分布於各邦，獨立運作但相互合作，構成了區域與全國協調並存的媒體架構。同時，像全國性的ZDF電視台則由各邦共同組建，提供全國性的節目服務，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區域性的資訊覆蓋。這種分權模式既能因應不同地區的文化與語言差異，也有效防止媒體資源過度集中於某一權力中心。完善的法律基礎與憲法保障，是德國媒體制度的另一支柱。德國憲法（基本法）明確規定廣播與新聞自由，為公共媒體的獨立性提供了法律保障。邦際協議在各邦之間建立了清晰的合作框架，而聯邦憲法法院的多次裁決進一步強化了公共廣播在民主社會中的核心角色，確保其不受政府干預並忠實履行公共服務使命。這種法律框架的存在，不僅讓公共媒體得以在多方利益中保持平衡，也鞏固了其作為民主基石的地位。此外德國公共媒體的監督機制以廣泛參與為特徵，體現了民主治理的原則。廣播委員會由包括工會、教會、文化團體等在內的社會各界代表組成，負責監督節目方針與預算運作，確保媒體內容能夠反映多元觀點並服務於公眾利益。同時，行政委員會則專注於財務與行政的監督，確保資金的有效利用。這種多層次的監督機制避免了公共媒體成為單一利益集團的工具，也增強了其在公眾中的信任度。從收費制度的角度看，德國公共媒體亦採取了一種去中心化且穩定的資金模式。自2013年起實行的「廣電負擔金」制度，將收費標準與家庭掛鉤，不再依據是否擁有收視設備進行徵收，確保了收入來源的穩定性與公平性。這一制度由獨立的KEF委員會評估，並需經16個邦一致同意方能調整，充分體現了協商與共識的原則。德國公共媒體制度的去中心化安排，對全球媒體治理具有重要啟示。首先，它展現了在聯邦制框架下，如何通過分權與協作避免媒體集中化，從而維持資訊多樣性與媒體獨立性。其次，強調法律與監管的作用，確保媒體在民主社會中能夠忠實履行公共使命。最後，資金機制的穩定性與透明性，為公共媒體提供了可靠的運行基礎，避免其淪為商業或政治工具。在當今全球化與數位化的浪潮中，德國的經驗提醒我們，媒體制度安排不僅關乎技術與經濟層面，更是政治與社會結構的體現。對於那些正面臨媒體集中化、商業化或政治干預挑戰的國家來說，德國的去中心化模式提供了一條可供參考的道路：通過分權、法律保障與多元參與，建立一個既能滿足公共利益又能反映多元聲音的媒體體系，為民主與社會穩定注入更多活力。

投書巴黎AI高峰會的公益倡議

巴黎AI高峰會的公益倡議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2月在巴黎舉行的人工智慧（AI）行動峰會，儘管美國與英國未簽署最終宣言，但仍取得了顯著成果，重新定義了全球AI議程，特別是在創新、就業與公共利益方面。峰會宣言草案提出了「公共利益人工智慧倡議」，旨在通過提供高品質的AI訓練數據與開源工具，縮小數位科技差距，確保AI技術的普及性。這一舉措強調，AI的發展應服務於全人類，確保其成果為廣大人民所共享。然而美國與英國對該宣言持保留態度，主要擔憂過度監管可能限制創新，並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在峰會上強調，過度的監管可能扼殺AI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其初期階段。儘管存在這些分歧，峰會仍成功地將全球AI議程的焦點轉向如何確保AI技術的發展能夠造福全人類。這包括促進創新、創造就業機會，以及確保AI技術的應用符合公共利益。與2023年在布萊切利園（Bletchley Park）舉行的AI安全峰會相比，此次巴黎峰會的重心從AI安全轉向了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美國副總統J.D.萬斯（J.D. Vance）強調經濟機遇優先於安全，表明美國傾向於減少對AI的監管，以促進技術快速發展。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呼籲簡化AI限制，強調歐洲需要重新加入AI競賽。然而這種對創新與發展的強調，引發了對倫理與安全規範制定的擔憂。國際安全與倫理AI協會主席斯圖爾特·羅素（Stuart Russell）批評宣言草案刪除了先前在布萊切利園宣言中的關鍵安全措施，認為這種忽視可能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在推動AI技術進步的同時，制定適當的倫理與安全規範至關重要。各國政府、企業和國際組織應共同合作，確保AI技術的發展符合人類價值觀，避免潛在的風險。這需要在促進創新與確保安全之間取得平衡，制定全球統一的標準和規範，以確保AI技術的可持續和負責任的發展。總體而言，巴黎AI行動峰會強調了AI技術應服務於人民的理念，並在推動全球合作以確保AI技術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然而，峰會也暴露了在倫理與安全規範制定方面的不足。未來的AI發展需要在創新與安全之間取得平衡，確保技術進步能夠造福全人類，同時避免可能的風險。

投書四接能源轉型政策邁步向前，環境爭議如何因應？

四接能源轉型政策邁步向前，環境爭議如何因應？楊聰榮（台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第四座天然氣接收站（簡稱「四接」）環評正式通過，這不僅意味著我國能源轉型再往前邁進一步，也代表政府在能源供應與環境保護之間做出了權衡與決策。四接計畫的核心目標，是將基隆協和發電廠的燃油機組改建為燃氣機組，以降低碳排放、提高發電效率，並確保北部地區的電力穩定。然而此計畫自提出以來，一路伴隨著環境影響評估、地方反對聲浪與政策調整，終於在多次修改後通過環評，進入實質推動階段。協和發電廠自1971年啟用以來，長期支撐北部電力需求，但隨著全球淨零減碳趨勢與台灣能源政策的轉型，燃油機組逐步退場已成為必然。台電自2017年推動「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規劃興建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確保能源供應穩定。然而由於天然氣接收站選址於基隆港附近，此計畫引發了對海洋生態與航運安全的關注，導致環評過程歷經多次修正。環保團體擔憂填海造地可能影響當地海洋生態，特別是珊瑚生態系統的存續。港務與航運業者則對四接可能影響基隆港的航道安全提出質疑。面對這些爭議，台電多次調整方案，包括將填海面積從最初的29.25公頃縮減至14.5公頃，以避開珊瑚群聚區域，並採取相關補償與生態保育措施。這些調整最終獲得環評委員會的認可，使得四接計畫得以過關。此次環評結果顯示，政府在能源轉型政策的推動上，已做出公共決策，在確保供電穩定的同時，試圖兼顧環境影響。台電強調，四接將提升發電效率、減少燃煤與燃油發電的碳排放，是邁向淨零碳排放的重要步驟。然而部分環保團體仍對此決策有所質疑，認為即便縮減填海規模，仍可能對當地生態造成長期影響。隨著環評審查的結束，四接計畫已進入實施階段，這顯示台灣的能源轉型政策將持續推進。如何在後續執行過程中，落實環境監測、確保生態補償措施的有效性，仍是政府與社會必須共同關注的課題。未來在推動能源基礎建設時，如何更早期地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並透過更多元的溝通機制，取得社會共識，將是政策能否順利落實的關鍵。四接的環評通過，象徵著台灣能源轉型政策進入新的階段，但這場能源與環境的拉鋸戰尚未結束。如何在發展與永續之間找到最適合的平衡，仍需政府、企業與社會各界持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