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聰榮

投書台灣能源轉型新里程：次世代深層地熱政策成為穩定基載的政策選擇

台灣能源轉型新里程：次世代深層地熱政策成為穩定基載的政策選擇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6年，也就是民國115年度，再生能源躉購費率正式公布，相較2025年多數項目維持不變，整體政策延續穩定預期，但在細部設計上已清楚展現能源轉型的策略轉向。新增的次世代深層地熱單一費率，每度8.5522元，專門適用於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先進技術案件，成為本次費率調整中最具指標性的政策突破。這項新分類不僅補上長期缺位的制度空白，更反映政府開始正視再生能源結構中穩定基載不足的核心問題。地熱能長期被視為再生能源體系中的隱形冠軍，不受天候限制，可24小時穩定供電，容量因子可達90%以上，明顯優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台灣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理論地熱蘊藏量高達數萬MW，但實際開發進度卻遠遠落後，關鍵原因正是深層地熱的高技術門檻與高風險特性。鑽探深度往往超過數千公尺，前期投入資金龐大，勘探失敗風險高，過去僅以淺層地熱費率支撐，難以吸引業者投入次世代技術。此次政策直接針對這一結構性痛點，設定每度8.5522元的躉購費率，釋放極具明確性的投資訊號。相較目前太陽光電與風電費率多已落在3到5元區間，深層地熱的費率設計，清楚反映政府願意為高風險、高穩定度、高系統價值的基載電源支付溢價。這樣的政策架構，有助於引導業者導入先進鑽探技術與強化型地熱系統等次世代解方，也為國際資金與跨國技術合作創造合理誘因，推動台灣從地熱潛力國走向地熱實力國。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政策並非全面拉高地熱費率，而是採取精準護育的差異化設計。政府僅針對鑽井深度超過3000公尺的案件設立專屬費率，同時保留既有淺層地熱誘因，形成清楚的階梯式支持結構。這顯示台電與能源主管機關在費率制定上已更成熟，開始依據技術難度、投資風險與電網貢獻度進行政策分層，避免補貼資源錯置，也為未來新技術預留調整彈性。若能進一步搭配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環評流程加速、融資保證與風險分擔機制，深層地熱的實質開發動能將可望大幅提升。政策落地仍面臨現實挑戰，技術與人才仍是最直接的瓶頸。台灣目前在深層鑽探與高溫地層管理上的經驗有限，亟需與冰島、紐西蘭等地熱先進國家深化合作，建立在地技術能量。環境與地震風險評估同樣不可忽視，宜蘭與大屯火山帶等潛力熱區多位於環境敏感地帶，開發過程必須建立更嚴謹的監測與風險管理標準。電網接納能力亦是關鍵，地熱電廠多位於東部，輸電西送瓶頸若未同步處理，將限制整體效益發揮。整體來看，2026年次世代深層地熱躉購費率的設立，是台灣能源政策少見的前瞻性突破。這不只是單一費率調整，而是對再生能源結構的重新定位，補上最欠缺的穩定基載拼圖，也清楚傳遞政策訊號，在淨零轉型的路徑上，政府願意為真正具系統價值的技術支付相應代價。若後續配套得宜，這項政策有機會成為台灣地熱產業的轉捩點，讓長年沉睡於地下的綠色能源真正甦醒，為2050淨零目標提供關鍵支撐，也為台灣能源轉型開啟全新篇章。

投書一個半世紀的戰略延續，美國對格陵蘭領土的長期關注

一個半世紀的戰略延續，美國對格陵蘭領土的長期關注楊聰榮（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師大華語系，著作有「太平洋國家研究新論」）美國對格陵蘭領土的興趣，並非近年國際新聞中的突發話題，而是一條橫跨1個半世紀、歷經多次政權更替的長期戰略軸線。自1867年美國完成阿拉斯加購併後，華府即開始將視野投向北極圈周邊，評估格陵蘭在北美防禦體系中的潛在價值。這種思維並非出於浪漫的領土擴張想像，而是立基於地理位置、資源潛力與大國競逐現實的冷靜盤算。在19世紀中葉的帝國擴張背景下，美國國務卿 威廉．史瓦德（William H. Seward） 主導的評估報告，已明確指出格陵蘭在北大西洋航道與資源分布上的戰略重要性。這套邏輯延伸自門羅主義，核心目標在於防止歐洲列強持續向西半球滲透。將格陵蘭納入戰略視野，等同於在北大西洋築起一道前置防線，為北美本土安全爭取更多縱深。在這個時間點，中華民國、蘇聯甚至德國都還沒有建立。進入20世紀初期，美國對格陵蘭的態度轉為更務實的戰略交換模式。1917年，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下，透過向丹麥購買加勒比海島嶼的交易，正式承認丹麥對格陵蘭的主權。這項安排表面上為美國暫時擱置領土企圖，實際上卻保留了對格陵蘭的長期戰略關注，確保北大西洋與加勒比海防線同時受到掌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徹底改變格陵蘭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1940年丹麥遭納粹德國佔領後，美國立即將格陵蘭視為可能威脅北美安全的關鍵節點。1941年，在丹麥駐美大使 亨利克．考夫曼（Henrik Kauffmann） 主導下，美軍在防衛協定下進駐格陵蘭，使其成為盟軍空中中繼站與資源供應地。當時格陵蘭的冰晶石礦產，對鋁材生產與軍用飛機製造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也讓這片冰封土地首次成為戰爭核心。冷戰高峰時期，美國對格陵蘭的戰略企圖達到最具體的階段。1946年，哈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 政府正式向丹麥提出以1億美元黃金購買格陵蘭的方案，雖然遭到拒絕，卻成功換取廣泛的軍事使用權。隨後建立的圖勒空軍基地（Thule Air Base），也就是今日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Pituffik Space Base），成為美國最北端的戰略據點，部署彈道飛彈預警系統，構成核威懾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即便後來冰層下的核部署計畫未能實現，仍充分反映美國對此地的高度戰略投注。進入21世紀，氣候變遷與大國競逐再次將格陵蘭推上國際舞台。冰層融化使北極航道逐漸成形，連結歐亞（Eurasia）的最短海路開始具備實際運輸價值，加上格陵蘭蘊藏的稀土與戰略礦產，引發中國等國家的高度關注。2019年川普總統重提購買構想，雖在外交上引發爭議，卻並非突發奇想，而是冷戰時期戰略邏輯在新時代的延續。美國隨後重開努克（Nuuk）領事館並加強經濟與外交投入，顯示其目標已從領土取得，轉向實質影響力的長期經營。回顧這段歷史，美國對格陵蘭的執著，始終圍繞地緣防禦、飛彈預警與戰略資源3個核心支柱展開。從北大西洋防線的咽喉位置，到洲際飛彈最短飛行路徑的監控節點，再到不斷變化的資源需求，格陵蘭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功能，卻始終位於美國國家安全計算的中心。這段歷史清楚顯示，美國對格陵蘭的關注，並非政治人物的即興發言，而是一套深植於國家戰略結構中的長期選擇。

投書台灣犬的敍事主軸是守護家園

台灣犬的敍事主軸是守護家園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你一定聽過這個名字，把紐西蘭人比作「kiwi」，讓你立刻聯想到奇異果。的確奇異果低調外表卻內在豐富、無害又充滿營養，簡直生動到讓人會心一笑，很多紐西蘭人自己也愛用這個比喻，覺得這個名詞完美捕捉了他們友善、謙虛、隨和卻很有實力的國民性格。實際真正的紐西蘭原生種是那隻可愛的奇異鳥（kiwi bird），一種不會飛的夜行性小鳥，外表毛茸茸、個性低調卻堅韌無比，正是紐西蘭的國鳥，也是一戰時期紐西蘭士兵徽章上的圖案，從那時起大家就開始把紐西蘭人暱稱為「Kiwis」，象徵獨特又不張揚的特質。紐西蘭人在國外常自豪地說「I’m a Kiwi」，這個稱呼從鳥延伸到人，完美體現他們的隨和、創意和實做精神卻不愛炫耀的個性。台灣犬之於台灣，也許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名字。這不是行銷語彙，不是外來包裝，而是一個真正來自這塊土地的生命記號。牠不是被引進、被改良、被移植的品種，而是在島嶼山林、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與人犬共生的長時間互動中自然形成的原生犬種。當這樣的生命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見、被稱呼、被尊重，我們自然會感到一種安靜卻深刻的榮耀。台灣犬的國際正名並非偶然。2015年，台灣犬正式獲得「國際畜犬聯盟」認證，英文名稱為 Formosan Mountain Dog。這個認證不只是血統文件，更是一種文化承認，象徵台灣不只輸出科技與製造，也能輸出自身獨特的自然與文化遺產。台灣犬因此成為少數在國際犬種體系中，以台灣為名、以台灣為根的存在。從外觀到性格，台灣犬展現的是高度功能性與生存智慧的結合。中等體型、肌肉勻稱、直立耳與鐮刀狀尾巴，使牠們在山林地形中具備極佳的行動能力。短毛、低體味與相對穩定的健康狀況，反映的是長期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非為了外觀而過度人工繁殖的產物。更重要的是牠們的性格，聰明、忠誠、警覺性高，能獨立判斷，也能團隊合作，這正是原住民族長期倚賴牠們狩獵山豬的重要原因。近年來，台灣犬逐漸出現在海外，包含美國加州等地，也開始被國外飼主與動保團體注意、收養與推廣。網路上流傳一則關於「台灣犬在加州社區驅趕郊狼、守護孩童」的故事，情節溫馨、象徵鮮明，廣泛被轉載與引用。必須誠實地說，這個故事在具體事實上缺乏可靠新聞來源，更接近一則寓言或被誇張化的敘事，而非可查證的公共事件。現實中的郊狼問題，仍然主要仰賴專業的野生動物管理，而非單一犬種的介入。即便如此，這樣的故事之所以被反覆講述，正因這個故事觸動了人們對「守護」的集體想像。台灣犬在敘事中所代表的，並不只是某一次具體行動，而是一種來自土地的力量，一種熟悉環境、忠於夥伴、勇於面對威脅的象徵。寓言的價值不在於真假，而在於它被用來說明什麼樣的精神值得被記住。這也正是許多台灣人讀到這個故事時產生共鳴的原因。當社會面對外來壓力、內部動盪與價值衝突時，人們自然會尋找屬於自己的守護象徵。台灣犬之所以被反覆提及，不只是因為牠可愛或勇敢，而是因為牠「原本就在這裡」，牠熟悉這片土地，知道如何與人一起生活，也知道什麼時候必須站出來守住界線。從這個角度看，台灣犬被世界看見，並不只是犬種的成功，而是一種文化自信的延伸。牠提醒我們，真正能守護家園的力量，往往不是華麗的外來方案，而是那些長時間在地累積、被忽略卻始終存在的本土資源。當台灣犬在國外被稱讚、被肯定，我們與有榮焉的，正是那份來自自身的價值感。理解台灣犬，也是在理解台灣。牠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告訴我們原生並不等於落後，在地並不等於封閉。只要被正確看待、被妥善對待，來自這塊土地的生命與文化，同樣能走向世界，也同樣值得被守護。

投書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賭與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歷史承擔

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賭與日本國家正常化的歷史承擔楊聰榮（ESG碳減量聯盟理事長，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將此次提前大選明確定調為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大選，這不僅是一場政權存續的選舉操作，更是一場攸關日本未來戰略方向的政治豪賭。在中日關係持續惡化的背景下，高市選擇在個人支持率突破8成的高點，直接訴諸民意並解散國會，試圖以最快速的方式為其對中強硬路線取得民主背書。這種透過選舉來確立國家戰略方向的作法，在戰後日本政治史上極為罕見，也顯示高市對自身政治判斷的高度自信。這場豪賭的風險並不低。儘管高市個人與內閣支持度維持在高檔，自民黨整體支持率卻仍停留在約40%，尚未回到過往45%以上的安全區間，能否單獨過半仍存在不確定性。正因如此，高市勢必將以自身高人氣為黨內候選人全國助選，試圖將個人魅力轉化為政黨席次，突破目前國會未過半所造成的政策卡關困境。這次解散國會的戰略核心，在於打破執政受制於國會結構的僵局。若自民黨能在選後單獨過半，高市將取得前所未有的政策主導權，也意味著高市時代的正式到來。屆時，日本的對中路線、國防政策與印太戰略，將不再只是漸進調整，而可能進入明確而快速的推進階段。這場選舉的意義早已超越日本內政。這是一場向北京與國際社會清楚展示日本社會集體選擇的選舉。選舉結果將被視為日本是否願意正面回應中國軍事擴張與地緣壓力的民意表態，也將成為其他民主國家觀察日本角色轉變的重要指標。高市預計在選後訪問美國華府，並可能與川普討論台灣議題，顯示日本在美日同盟與印太戰略架構下，正積極強化自身主體性。日本近年已逐步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在稀土與關鍵戰略物資方面，同時投入史上最高規模的國防預算。西南諸島的軍事建設、飛彈部署與後勤強化，皆與台灣安全高度相關，顯示挺台已不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的立場，而逐漸成為日本政壇的主流共識。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高市早苗近日於靖國神社參拜時，手捧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遺像的畫面，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共鳴。這一幕不僅是對政治前輩的追思，更是一種高度象徵化的政治宣示。靖國神社作為日本戰後國家認同最複雜的場域之一，高市選擇在此公開致意安倍，傳達的訊息十分清楚，日本正持續走在國家正常化的道路上，並準備承擔隨之而來的責任。安倍晉三在日本政治史上的角色，正是這條道路的重要節點。他推動集體自衛權的重新詮釋，強化美日同盟，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逐步鬆動戰後安全框架。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安倍象徵的是日本不再逃避現實、重新定位自身國際角色的政治轉折。高市以捧持遺像的方式致意，等同於宣示自己承接的是一項尚未完成的歷史工程。這個畫面之所以動人，在於這個方向結合了情感與國家制度建構。中國軍事擴張、北韓飛彈威脅與區域不穩定，使得單純依賴戰後和平敘事已難以回應現實挑戰。許多日本人從這一幕中看到的，不是戰爭陰影，而是一種不再迴避風險的政治姿態，一種願意守護國家並承擔代價的公開承諾。對外而言，這也清楚宣告日本國家正常化並非短期政治操作，而是一條跨世代延續的長期路線。從安倍到高市，所傳承的是日本在民主陣營中成為安全責任承擔者的共識。對美日同盟而言，這意味著日本不再只是被動的安全受益者。對印太區域而言，這代表日本已將台灣安全與區域穩定內化為自身國家戰略的一部分。從台灣的角度觀察，高市早苗的選舉豪賭與靖國神社的一幕，共同構成一個清楚訊號。日本正透過民主程序與歷史象徵，重新定義自己的國家角色。這不只是一次選舉或一次參拜，而是一場關於日本未來方向的集體選擇，也是一條伴隨風險卻無法迴避的道路。

投書台灣成長的假象與分配的失靈

台灣成長的假象與分配的失靈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過去20年來的經濟成長在國際間表現相當亮眼，一般民眾並未同步享受到經濟成果，這正是當前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社會現象。即使20年來台灣GDP持續成長，科技、AI與ICT產業帶動了出口與投資，人均GDP更在2022年超越了南韓，這種總體數據的優越感與現實生活存在著巨大的體感落差。多數市井小民及中產階級對所謂的高經濟成長感到無感，薪資增長的速度遠遠追不上GDP的增幅，難以抵消房價飆漲與物價通膨所帶來的沉重生活成本壓力。官方數據顯示每人每月總薪資有所提升，對比實質GDP成長率與資產分布的狀況，中產階級以下的群體多數未能直接受惠，造成了工資停滯與所得分配嚴重失衡。近20年來的實質工資幾乎處於停滯狀態，薪資增幅極為緩慢，勞工所得占GDP的比重受到產業外移、弱勢產業發展受限以及勞動市場彈性過大等因素影響，始終未見明顯的提升。這種勞動報酬與生產力脫鉤的現象，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大多流向了企業盈餘而非勞工口袋。主計總處2024年的家庭財富分配統計顯示了貧富與財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殘酷事實，最富有的20%家庭平均財富高達5133萬元，最貧窮的20%家庭僅有77萬元。兩者相差達到66.9倍，比起30年前的16.8倍呈現大幅惡化的趨勢。若進一步採用收支最頂端與最底端的5%來計算，所得差距甚至高達150倍以上，顯示資產結構與社會流動性已經高度固化，財富累積的不平等正在加劇階級複製的危機。經濟成果分配陷入了結構化的困境，經濟成長高度集中在科技產業，使得大型企業與資產階級受惠極大，基層傳統產業、年輕勞工、服務業以及南北與都市鄉村間的發展落差卻愈發明顯。真正能夠共享經濟成果的人僅限於上層中產階級與資本階級，絕大多數的勞工與基層家庭難以改善生活水平，只能在邊緣掙扎。這種產業發展不均導致的所得兩極化，是造成民眾相對剝奪感的主要來源。數據好看但體感貧窮已經成為台灣受薪階級的主流感受，迫切呼籲政府與社會必須對政策與社會結構進行再思考。未來應當進行更積極的分配調整、推動產業全面升級以及勞動制度的革新，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產業與族群。若無法有效解決成長不共享的問題，這種經濟上的斷裂將衍生出更嚴重的社會剝離感與世代衝突，動搖社會穩定的根基。

投書綠色金融輔助綠能不能只剩合規，誰該為氣候風險管理失靈負責

綠色金融輔助綠能不能只剩合規，誰該為氣候風險管理失靈負責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金管會近年持續推動氣候相關風險管理，要求金融機構辨識實體風險與轉型風險，並將氣候因素納入授信、投資與風險控管流程。這樣的政策方向本身並沒有問題，但近期多起太陽能光電設施在強風與極端天氣中受損的事件，卻正好提供了一個極具警示性的案例，說明氣候風險管理若只停留在制度建置與文件合規，實際上可能完全失效。太陽能光電設施原本就是因應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的重要工具，被視為降低碳排放、分散能源風險的關鍵基礎建設。但當這些設施在極端天氣下大規模毀損，甚至造成二次災害與公共安全疑慮時，問題已不只是單一工程品質，而是整個氣候風險治理體系的結構性失靈。這顯示過去在金融機構與開發端之間所推動的綠色金融，並未真正把氣候風險當成一項需要被量化、被壓力測試、被長期管理的核心風險。過去多數太陽能設施的設計與融資評估，仍高度依賴既有法規與歷史氣候資料。抗風標準多半以過去經驗值作為基準，只要符合主管機關規範，即被視為風險可控。這種做法在氣候穩定的年代或許勉強成立，但在極端氣候頻率與強度明顯上升的現實下，等同於系統性低估風險。當超過設計假設的強風成為常態，所謂合規的設施，反而成為高度脆弱的資產。更值得檢討的是，金融體系在這個過程中並未真正發揮風險守門人的角色。許多再生能源專案在取得融資時，被歸類為綠色投資或永續金融標的，審查重點放在是否符合政策方向、是否具有減碳效益，卻未對場址條件、結構設計邊際、長期氣候變化情境進行嚴謹的實體風險分析。氣候風險管理在實務上被簡化為揭露報告、問卷填寫與制度對齊，卻沒有真正影響資金配置與工程決策。這正是當前 ESG 治理中最危險的誤區。環境面向被視為加分項，治理面向卻退化為合規檢查表。企業只要完成揭露、取得標章、符合最低標準，就被視為已盡責任，卻忽略治理的核心本質在於風險判斷與決策品質。當氣候風險被低估，最終反映的不只是個別企業的損失，而是金融體系、保險制度與公共安全共同承擔的外部成本。太陽能設施的災損提醒我們，氣候風險管理不是寫報告、不是勾選欄位，也不是等待法規修正後才被動調整。真正的氣候治理，必須承認極端氣候已成為新的常態，並將這個現實納入設計標準、投資決策與金融評價之中。抗風係數不再只是工程細節，而是資產韌性與風險定價的核心指標。如果金融機構仍以最低合規作為風險管理的終點，綠色金融只會不斷累積隱性風險，直到下一次災害發生才一次爆發。氣候變遷不會等待制度慢慢調整，市場也不會替治理失靈買單。從太陽能設施的損害事件來看，真正需要被重建的，不只是結構物本身，而是我們對氣候風險治理的基本認知。在極端氣候時代，能否承受風險，才是永續最真實的考驗。

投書後珍·古德時代的啟示，台灣需從淨零碳排邁向自然正成長

後珍·古德時代的啟示，台灣需從淨零碳排邁向自然正成長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2025年10月，世界向「叢林女王」珍·古德博士道別。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失去一位長年支持台灣、關心台灣生態的國際友人，更是一個必須正視的時代提醒。珍·古德一生反覆強調，人類不是站在自然之上的管理者，而是生態系的一部分。這個看似簡單的觀念，正在 2025 年後成為國際永續治理的核心邏輯。當全球在紀念她對黑猩猩研究與和平倡議的貢獻時，一個更深層的轉變也同步發生。國際永續發展的重心，正從單一聚焦氣候變遷，轉向結合生物多樣性與自然正成長的整體視角。珍·古德半世紀前指出的雙重危機，氣候與生態從來無法切割，如今正被寫進全球規則。問題在於，台灣是否已準備好面對這個新座標。過去十多年，台灣的政策與產業幾乎把所有永續能量投注在淨零排放。碳盤查、碳權、綠電採購成為顯學，這些努力並非錯誤，也確實必要。但國際趨勢已清楚顯示，單靠減碳已不足以回應風險。全球的關注焦點正從單一的「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向更宏大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與「自然正成長（Nature Positive）」偏移。過去十年間，台灣的產官學界傾全力於「淨零排放（Net Zero）」，企業忙著計算碳足跡、購買綠電。這固然重要，但國際風向球已經改變。隨著「自然相關財務揭露（TNFD）」的框架日益成熟，以及《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的落實，國際市場不再只問「你排了多少碳？」，更開始問「你的商業模式是否破壞了自然棲地？」。自然相關財務揭露架構逐步成熟並開始落地，國際市場不再只關心排放數字，而是直接檢視企業與國家的商業活動，是否破壞棲地、水系與生態功能。在這樣的背景下，珍·古德的提醒顯得格外尖銳。氣候危機與生物多樣性流失是一體兩面，忽略其中之一，另一個問題終將失控。對台灣而言，這不只是環保議題，而是競爭力問題。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高度依賴水資源與穩定的自然環境，如果只交得出碳盤查，卻無法說清楚用水來源、生態衝擊與棲地修復，未來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勢必受到挑戰。台灣當前最突出的矛盾，正發生在綠能發展與生態保育之間。近年能源轉型過程中，屢屢出現砍樹設置光電、濕地鋪設太陽能板的爭議，這並非單一個案，而是政策設計缺乏生態整體視角的結果。珍·古德多次來台時關心的，不只是演講現場的掌聲，而是台灣黑熊、石虎與山林是否仍有生存空間。若為了帳面上的減碳成績，犧牲高密度且脆弱的生態系，最終付出的代價，將以水源涵養失衡、土壤退化與災害風險的形式回到社會與經濟本身。這也意味著，台灣的永續戰略必須出現結構性調整。生物多樣性不能再被視為環保部門的附屬議題，而必須成為國家發展的核心指標。國土規劃、能源路徑與產業政策，都需要納入具約束力的生態檢核，確保綠能發展不與自然爭地。自然不是發展的障礙，而是長期經濟穩定的基礎。對產業而言，自然資本的概念必須被真正理解。導入自然相關財務揭露，不是增加一份報告負擔，而是重新辨識企業風險。高科技產業所需的大量用水，來自健康的森林與流域。投入棲地復育、植被恢復與水系保全，不應只被視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附加項目，而是確保供應鏈韌性的必要投資。這正是自然正成長的核心精神，經濟活動不只是減少傷害，而是回饋與修復。在教育與外交層面，珍·古德留下的「根與芽」精神，為台灣提供了一條獨特路徑。這項行動網絡在台灣深耕多年，培養了世代的生態意識。台灣若能將這股力量轉化為生態外交，從經貿導向擴展到保育合作，透過分享特有種保育經驗、生態監測技術與數據治理，將能建立一種不依賴金錢的長期信任關係。自然與保育，正是跨越政治界線的共同語言。珍·古德曾反覆強調，行動才是希望的來源。她在 2025 年離開，但她所代表的自然價值，正在重塑全球經濟與治理規則。對台灣而言，最好的紀念方式不是象徵性的追思，而是誠實調整國家發展方向。從單純追求低碳島，進化為與自然共榮的生態韌性之島，這不只是對一位世界級行動者的致敬，更是台灣在全球變局中，確保生存與繁榮的關鍵選擇。

投書2026年是氣候變遷行動年，警鐘鳴響，刻不容緩

2026年是氣候變遷行動年，警鐘鳴響，刻不容緩楊聰榮（台灣環保聯盟學術委員，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迎接2026年新的一年，回顧過去，對地球來說，什麼是最重要的轉折變化。2025年已清楚顯示，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存在於科學模型與長期預測中的風險，而是以更高頻率、更高強度與更高損失的形式，直接進入各國治理結構與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氣象組織在2025年的最新更新指出，2015到2025年構成觀測紀錄中最暖的11年，2025年1到8月的全球近地面均溫顯著高於工業化前水準，暖化趨勢仍停留在異常高檔。這樣的訊號意味著，極端事件的成本不會自然回落，而會在風險持續累積下不斷放大，並逐步侵蝕社會與經濟的承受能力。極端災害在2025年的樣貌，已更接近一種結構性常態，而不再是零星偶發的意外事件。大西洋流域在2025年10月28日出現的颶風Melissa，以第5級強度侵襲牙買加，災後評估顯示人命、基礎設施與生計同時遭受重創。這類事件已不只是單一風災新聞，而是對公共衛生體系、心理健康、財政韌性與保險制度的全面壓力測試。災害不只摧毀建築，也同步消耗社會的復原能力。亞洲在2025年後段同樣承受劇烈衝擊，多國遭遇由熱帶系統引發的破紀錄豪雨與洪災。快速歸因研究指出，海溫升高與人為暖化明確提高了降雨強度與致災風險，死亡與失聯人數攀升的同時，也暴露出氣候衝擊在社會中的不均分布。受災者往往集中在防洪能力不足、居住條件脆弱、社會支持網絡薄弱的族群，氣候風險在此呈現出清楚的階級差異與地理不平等，也提醒氣候問題本質上同時是社會正義議題。科學數據在2025年持續敲響更刺耳的警鐘。歐盟哥白尼氣候服務與世界氣象組織的資料顯示，2025年1月在拉尼娜條件逐步浮現的背景下，仍成為史上最暖的1月之一，全球均溫約達到1.75°C高於工業化前水準。這種現象凸顯，人為暖化所形成的底噪已強到足以壓過短期自然變率可能帶來的降溫效應，地球系統正被推向一個新的高風險平衡狀態。更深層的憂慮來自地球反照率變化所引發的加速效應。NASA彙整的研究指出，近年衛星觀測顯示地球反照率呈現下降趨勢，代表反射回太空的太陽能量減少，地球系統淨吸收能量增加。這種變化使高溫更容易被鎖定在系統內，進一步推升海洋熱含量，也為更頻繁與更極端的天氣事件創造條件，形成難以逆轉的正回饋循環。制度與法律層面的轉折也在2025年逐漸具象化。國際法院於2025年7月23日發布關於氣候變遷下國家義務的諮詢意見，針對各國在國際法架構中對氣候系統與人權風險所承擔的責任，提供了更清晰的規範語言與論證基礎。即使諮詢意見本身不等同於對個別國家的強制判決，仍可能深刻影響未來氣候訴訟與政策辯論的方向，使減排義務與損害責任更難再被輕易推回自願承諾或道德呼籲的層次。在這樣的脈絡下，部分公共討論將比爾蓋茲提出聚焦人類福祉，特別是健康與貧窮脆弱性的觀點，誤讀為氣候政策應該降溫。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健康與減排何者優先，而在於氣候衝擊本來就會直接穿透公共衛生系統。熱浪、洪災、糧食壓力與傳染病風險往往同時疊加，最先承受衝擊的始終是資源最少的人群。將氣候行動與健康議題切割，忽略了減排與調適能同時降低空氣污染與疾病負擔的共同效益，也忽略了公平正義的核心，在於不再讓脆弱者被迫用生命與生計去補貼高碳發展的成本。把2025年視為轉折年，並不是因為世界突然覺醒，而是科學證據與現實衝擊正在同步逼迫治理體系做出選擇。巴黎協定後的十年已充分顯示，若排放管理缺乏更高強度的政策工具與穩定的投資路徑，代價只會在一次次更劇烈的災害中被放大，並以更高的社會成本回頭索取。站在迎向2026年的門檻上，氣候行動的意義已從警告階段，進入必須系統性落實的歷史窗口。對台灣而言，能源轉型、產業減碳與氣候調適不能再停留在口號或零碎專案，而需要回到清楚的時間表、可檢核的責任分工、足額而穩定的韌性預算，以及對弱勢族群具體可行的保護設計。2025年敲響的警鐘，真正指向的是2026年及其後的選擇，我們究竟要以較低成本的預防迎接未來，還是繼續以更高成本的災後重建，承受遲疑與拖延所累積的代價。

投書國防特別預算的戰略意義與風險

國防特別預算的戰略意義與風險楊聰榮（澳洲國立大學亞太研究博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強化防衛韌性及不對稱戰力計畫採購特別條例草案》是賴清德政府於2025年11月提出的重要國防政策工具，規劃上限為新臺幣1.25兆元，執行期程自2026年至2033年，為期8年，平均每年約1,562億元。這項特別預算的核心目的，在於加速籌獲關鍵武器裝備，補強台灣不對稱戰力與整體防衛韌性，回應中國大陸軍事壓力持續升高的現實，包括灰色地帶侵擾常態化與環台軍演的制度化。截至2026年1月9日，該草案仍停留在立法院程序委員會階段，已第6度遭藍白陣營聯手暫緩列案，尚未進入付委審查，更遑論進行實質細目討論或完成立法程序。這樣的延宕，已不只是議事技術問題，而是直接影響戰力建構節奏的國安風險。武器系統採購具有高度時間敏感性，任何程序卡關，都會轉化為戰略落後。從政策設計角度來看，這項特別預算延續前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的精神，但戰略重心更加明確轉向不對稱戰力與防衛韌性。其核心邏輯在於建立多層次、多領域的拒止體系，也就是俗稱的台灣之盾，並大量引入AI與高科技應用，加速從偵測、辨識到打擊的擊殺鏈效率。同時，政策設計亦將本土國防產業納入戰略考量，透過國造與商購並行，逐步形塑非紅供應鏈，降低對中國大陸產業鏈的結構性依賴。在戰略目標上，這項預算鎖定空中與飛彈防禦能力的重層化，指揮與決策系統的智慧化，多層次削弱敵軍優勢的作戰設計，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的擴充，作戰持續量能的強化，以及軍備生產量能的本土化提升。這不只是軍事投資，同時也是產業政策，相關營建與製造項目預估可創造超過9萬個就業機會，帶動超過4,000億元的附加價值，顯示國防與經濟並非對立，而是可以形成政策協同。在實際籌獲內容上，草案將經費規劃為7大類別，主要透過對美軍購、商購與國造方式執行。內容涵蓋高機動精準火箭系統與其他精準火砲，遠程反艦與對地飛彈，多層防空、反彈道與反裝甲系統，無人機、無人艇及其反制系統，大量戰備彈藥與後勤物資，AI輔助的C5ISR體系，以及台美共同研發與採購的相關裝備。這些項目多屬長交期、高技術門檻的建案，越晚啟動，戰力落差只會越大。在制度設計上，條例僅設定總額上限，並未於此階段列出年度細目，這是歷屆特別預算的通行作法。實際金額分配與採購內容，將於條例通過後，逐年納入年度預算程序，接受立法院逐案審查與監督。將條例階段的「上限授權」與年度預算階段的「實質監督」混為一談，並不符合預算制度的運作邏輯。藍白陣營對此預算提出的質疑，主要集中在明細不足、舉債規模、以及要求總統國情報告作為交換條件。這些訴求在政治上各有支持者，但問題在於，將國防特別預算長期卡在程序階段，並未增加監督品質，反而直接阻斷後續公開審查的可能性。若真正關切監督，最合理的作法應是讓條例付委，在委員會中逐項檢視，而非拒絕進入任何實質審議。從戰略影響評估，這項特別預算若能順利推動，將顯著提升台灣拒敵於岸外的能力，強化持久作戰的韌性，並加速軍事體系的智慧化轉型，同時深化台美軍事合作與本土產業升級。反之，若持續卡關，不僅影響既有軍售時程，也可能削弱整體嚇阻可信度，讓對手誤判台灣的防衛決心。這項國防特別預算，實質反映出台灣國防轉型已從追求數量，轉向品質、韌性與不對稱的階段性調整。在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的環境下，是否能讓這類關鍵政策進入理性審查，而非成為政治對抗的犧牲品，考驗的不只是朝野協商能力，更是國會對國家安全的基本責任感。後續發展，社會與國際都將持續關注。

投書強化不對稱戰力：垂直起降戰鬥無人機的戰略啟示

強化不對稱戰力：垂直起降戰鬥無人機的戰略啟示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防科技公司Shield AI本週率團訪台並推銷未來概念的垂直起降X-BAT無人戰鬥機，這顯示台美軍事合作已從單純的硬體採購轉向高科技軟硬體整合的深水區。這次交流不僅是針對單一武器系統的推介，更是台灣構建不對稱戰力與強化國防韌性的重要契機。面對中國日益升高的軍事威脅，傳統依賴跑道的戰機起降模式面臨極大風險，具備垂直起降與人工智慧自主飛行能力的無人載具，正成為防衛固守的關鍵拼圖。垂直起降技術與AI自主導航將重塑戰場生存能力，Shield AI所開發的X-BAT概念機延續了V-BAT系列的優勢，核心在於解決台灣空防最脆弱的跑道依賴問題。一旦台海發生衝突，機場跑道極可能成為首波飛彈攻擊目標，傳統定翼機將難以升空。X-BAT具備垂直起降能力，無需跑道與攔截網，且體積小、部署彈性大，可由兩人小組在狹小空間或移動載具上快速施放。更重要的是該系統搭載的Hivemind人工智慧飛行員技術，能在強烈電子干擾與GPS訊號阻斷的環境下自主執行任務。這種不依賴外部通訊與導航的特性，正是應對解放軍電子戰優勢的有效反制手段。智慧無人機群將重新定義不對稱作戰的嚇阻效能，台灣的防衛戰略正積極向不對稱作戰轉型，意即利用低成本、高存活率且具殺傷力的武器系統來對抗敵方昂貴的正規軍力。X-BAT若能結合群體作戰技術，將能形成空中狼群戰術，對敵方登陸船團或空中目標進行飽和攻擊。相較於昂貴且訓練耗時的有人戰機，這類AI驅動的無人機群能以數量優勢消耗敵方防空飛彈，並執行危險係數極高的偵察與打擊任務，從而大幅提高國軍的戰場態勢感知能力與打擊彈性。台美產業鏈合作有助於落實國防自主與技術升級，此次Shield AI訪台的另一層戰略意義在於供應鏈的整合。台灣擁有全球頂尖的半導體製造與資通訊產業優勢，是AI無人機關鍵零組件的最佳供應基地。透過與美國頂尖國防科技公司的合作，台灣不僅是終端使用者，更有機會成為共同開發者或關鍵供應鏈的一環。這種合作模式能將台灣的科技實力轉化為國防實力，並加速國內無人機產業的技術升級，構建出平戰結合的國防產業生態系。美商訪台推銷新世代無人機凸顯了未來戰爭型態的改變，台灣必須把握機遇加速建構智能化與無人化的防衛網絡。X-BAT所代表的技術方向，精準對接了台灣防衛作戰中對於跑道獨立性、抗干擾能力以及不對稱打擊的需求。透過引進先進技術並結合本土產業能量，台灣將能更有效地將有限國防資源轉化為具備實質嚇阻力的不對稱戰力，確保在變局中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的力量。

投書台灣如何將「少子化危機」轉化為「智慧國力」？

台灣如何將「少子化危機」轉化為「智慧國力」？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的少子化警鐘已經響了許久，但直到新生兒跌破 13 萬大關、私校退場潮湧現，以及鄉鎮空屋率逼近三成時，這股焦慮才真正實體化。這不再只是這代人不願生的個人選擇，而是撼動年金、醫療與產業根基的國安危機。然而就在人口紅利即將耗盡的懸崖邊，人工智慧（AI）的爆發性成長，或許為台灣遞上了一條險峻卻充滿希望的繩索。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台灣正從人力密集被迫轉向算力密集發展。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與代工奇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充沛且優質的勞動力之上。如今這條路已到了盡頭，面對勞動力短缺，AI 不再是企業的加分項，而是生存項。正如我們所見 AI 自動化正在填補製造業與農業的缺口。這並非單純的機器換人，而是一場質變。當一位農民能透過 AI 管理數公頃的智慧農場，或是一座工廠能透過數據分析實現 24 小時無人運作時，台灣正被迫從追求人口數量轉向追求人均產值。少子化逼迫我們必須高效，而 AI 提供了高效的工具。這將促使社會結構從勞力密集型，加速轉型為以維護、分析、決策為主的知識密集型經濟。值得深思的是托育與長照領域中，科技能否填補溫度的缺口。少子化的另一面是高齡化，這導致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壓力倍增，進而更不敢生育，形成惡性循環。AI 在此處的角色顯得矛盾又關鍵。雖然科技無法完全取代人類的情感連結，但 AI 驅動的照護機器人與遠距醫療，確實能釋放稀缺的護理人力，讓人類照護者能專注於更有溫度的陪伴。在教育端面對師資因減班而流失，AI 個性化導師也能成為彌補城鄉教育落差的利器。如果政府能將 AI 視為公共基礎建設來投資托育與長照平台，降低家庭的育兒與養老成本，這或許比單純發放津貼更能從根本上提升生育意願。即使技術帶來希望，我們仍需留意數位落差，避免 AI 加劇兩個台灣的現象。然而我們不能過度樂觀，AI 是一把雙面刃，若引導不當，極可能加劇社會斷裂。隨之興起的單身經濟與虛擬社群雖能緩解孤獨，但也可能導致現實社會連結的崩解。更危險的是數位落差。在人口凋零的偏鄉，留下的多是難以適應新科技的高齡者。如果未來的醫療、交通、甚至行政服務都高度 AI 化，這些無法操作智慧介面的老人將面臨更深層的邊緣化。此外勞動法規的僵化也是隱憂。當 AI 取代了重複性工作，中高齡勞工若無終身學習的轉型機制，將面臨結構性失業。台灣需要的移民政策，也必須從單純補充體力勞工，轉向能與 AI 系統協作的技術人才引進。這正是從人口紅利到科技紅利的最後一哩路。台灣沒有本錢繼續等待人口回升，少子化已是不可逆的趨勢，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人少的未來。但人少不代表國力弱。未來的國家競爭力，將不取決於你有多少年輕人，而取決於你如何用 AI 武裝現有的國民。政府與企業的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科技包容的社會，既利用 AI 極大化生產力，又透過政策網接住被科技拋下的人。少子化是危機，但若能藉此倒逼台灣完成 AI 數位轉型，這將是我們從人口紅利跨越到科技紅利的關鍵轉機。未來台灣的樣貌，將取決於我們現在如何駕馭這股力量，讓科技成為延續國運的薪火，而非取代人類的寒風。

投書重新思考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的戰略布局

重新思考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的戰略布局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在2012年由時任總理吉拉德政府發布，被視為21世紀初澳洲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戰略文件之一。這份白皮書清楚宣示澳洲必須全面轉向亞洲，把亞洲視為未來數十年的優先戰略方向。文件指出，隨著中國、印度與東南亞中產階級迅速崛起，預估到2030年亞洲將佔全球GDP的一半以上，澳洲要在這場結構性變化中取得優勢，必須在外交政策、產業布局、教育與人才培育上，全面調整為亞洲優先的國家路線。白皮書不只是描繪願景，也提出具體經濟推估。當時評估如果政策調整得宜，澳洲到2025年對亞洲出口可以增加約3成，資源、農產品、教育、旅遊與專業服務等領域都有機會成為新一輪成長引擎。澳洲社會在那個時間點仍帶有強烈的英語世界傳統連結，白皮書的意義在於說服國內接受一個新的現實，也就是澳洲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將越來越深地系在亞洲市場與區域整合進程之中。時間推進十餘年，這份白皮書的許多關鍵判斷在現實中被一一驗證。到2024至2025財年，澳洲對亞洲的商品與服務出口已接近總出口的8成，其中對中國大陸、印度、印尼、韓國與日本的出口占比最大。鐵礦砂、天然氣、牛肉、乳製品、葡萄酒與教育服務早已成為澳洲經濟結構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而這些恰好是當年白皮書點名的優先發展領域。從結果回頭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可以說成功完成了一次國家戰略的心理建設工程，讓政府與企業在面對亞洲時不再只是短期機會的思維，而是把整個國家定位放進亞洲世紀的長期框架。今天重新閱讀這份白皮書，可以看到世界已經比2012年更加複雜。地緣政治緊張升高，供應鏈重組加速，淨零轉型與數位經濟成為各國競逐的新戰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上路，印太經濟框架談判持續推進，這些變化都超出了當年文本的原始想像。這並不代表白皮書失效，反而凸顯它作為戰略起點的價值，在於確立了澳洲必須長期深耕亞洲的共識，為之後的政策修訂與新文件預留了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澳洲在亞洲世紀白皮書是一份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宣言文件。這份白皮書成功把澳洲從過去以大英國協與美國為主的想像，推向一個以亞洲為主舞台的國家定位，也為後續各種政府版與民間版的亞洲報告提供基礎坐標。當我們今天討論澳洲在印太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中的角色時，很難忽略這份白皮書在十多年前所埋下的戰略種子。

投書台灣族群在多元中尋求共識

台灣族群在多元中尋求共識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台灣作為一個多族群、多元文化的社會，如何在差異中尋求共識，建立穩固的國家認同，是當前國家發展與團結的核心課題。總統賴清德在「團結國家十講」的第二講中就指出，「團結」不只是面對外部威脅、守護主權的重要依據，更是台灣社會能否持續發展、深化民主的基礎。這樣的觀點點出了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壓力日益升高的情勢下，必須透過內部團結來強化對外的抗壓性與韌性。族群共融正是台灣社會團結的根本。回顧歷史，台灣經歷過多次移民潮與不同政權的治理，形成了今日由原住民族、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新住民共同構成的多元族群樣貌。這樣的歷史脈絡帶來豐富的文化資產，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的認同與張力。威權時代的國族建構多以同化政策處理族群多樣性，壓抑了部分族群的主體性。然而隨著民主化與本土意識的逐步崛起，台灣社會逐漸轉而正面看待族群多元，形成「多元即主流」的新共識。每個族群都是台灣的主體，彼此欣賞、互為主體，這樣的觀念逐步取代過去以單一文化、語言為正統的想像。在實際操作層面，建立共同認同可以透過幾個重要策略來推動。首先是尊重差異、促進平等。政府必須持續落實「族群主流化」政策，讓原住民、客家、閩南、外省、新住民在語言、文化及教育資源上都能獲得平等發展機會，並在公共事務中擁有代表性與發聲權。其次，現代國家的認同基礎應超越血緣與族群，而是以地域和公民身份作為共同體的核心。只要願意認同台灣、為這塊土地努力，不論出身，都應被視為國家的主人。共同的記憶與未來想像至關重要。台灣社會可透過強化彼此的共同經驗，例如民主轉型、抗疫行動、對外抵抗壓力的歷程，來累積共享的歷史情感，並將共同的未來發展與利益設定為團結的正面目標。面對如國家認同、主權定位等重大分歧，應以民主程序與對話來取代對立，尋求台派與中華民國派在維護主權、反對外來威脅等「最大公約數」上的合作。然而我們也必須正視國家認同的現實挑戰。台灣社會在國家認同上仍存在多樣，部分人自認為台灣人，部分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兩者皆是。儘管如此，調查顯示以台灣為主體、支持主權獨立的比例逐年攀升，顯示出一種正在逐步形成的共識。這種共識的凝聚，並非自然發生，而是仰賴政府與社會持續推動族群平等、文化包容及擴大公民參與，讓每個人都能在台灣找到自我的定位與尊嚴。綜上所述，台灣的團結不能也不應建立在抹去差異、追求單一同質的基礎上，而是要在尊重多元、包容異質的前提下，尋找共同未來的方向。唯有讓所有族群都能在台灣找到歸屬感與參與感，國家認同才會穩固，團結才會具備真正的力量。這樣的內部韌性不只是抵禦外來威脅的基礎，更是對世界展現台灣民主、多元與主權的重要證明，也將是台灣未來走向長遠穩定與繁榮的關鍵。

投書Meta 禁廣告風暴，歐洲公民社會正在失去數位發聲權

Meta 禁廣告風暴，歐洲公民社會正在失去數位發聲權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歐盟《政治廣告透明度與針對性法規》（TTPA）自 2025 年 10 月 10 日全面適用後，Meta 以合規困難為由，選擇在歐盟境內全面禁止政治、選舉與社會議題相關的付費廣告。這項看似技術性、風險控管導向的決策，實際上對非政府組織造成了結構性衝擊，也暴露出數位平台在民主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失衡問題。許多 NGO 長期依賴 Meta 平台的付費廣告來觸及新受眾、募集資金與推動公共倡議，禁令將廣義定義下的「社會議題」一併納入封鎖範圍，使大量合法的公益廣告被一刀切移除。這種作法不僅放大資源不平等，更削弱公民社會在數位公共空間中的可見度，形成實質上的輿論斷層。2025 年 10 月 28 日，歐洲慈善協會 Philea 與歐洲募款協會 EFA 聯合發表聲明，公開譴責 Meta 的全面禁令。兩個組織指出，Meta 內部文件已明確顯示，絕大多數公民社會廣告，包括慈善組織的倡議內容，都將被移除。這項政策直接衝擊歐洲數以千計的基金會與 NGO，涵蓋貧窮救助、教育平等與人道援助等核心公共議題。Philea 強調，這些廣告原本用於觸及弱勢族群或募集必要資源，卻因 TTPA 將公共利益議題納入廣義規範而遭全面封鎖。對於無法負擔傳統媒體廣告費用的小型組織而言，募款效率的驟降已開始威脅其基本運作能力。在此之前，2025 年 9 月，歐洲公民自由聯盟 Liberties 已聯合 17 個公民社會組織發起公開信，警告 Meta 與 Google 的相關禁令將實質關閉大量合法的公民行動。信中指出，這些措施不僅影響 TTPA 規範範圍內的政治廣告，連許多公共意識推動、倡議行動，甚至 NGO 維持生存所需的募款訊息，也一併遭到封鎖。移民權益、人權保障、氣候行動與公共衛生推廣等議題，經常被平台的自動分類系統歸入「社會議題」，導致廣告無法投放。Liberties 進一步指出，TTPA 第 18 條所提供的有限豁免，僅能讓 NGO 接觸既有支持者，卻幾乎切斷了擴展新受眾的可能性，使倡議影響力被嚴重侷限。從具體案例來看，環保與健康倡議組織正承受最直接的壓力。多份分析顯示，推動減碳、反污染或能源轉型的氣候團體，其付費廣告常被視為可能影響立法或監管方向，而被歸類為政治廣告加以封鎖。同樣地，涉及反歧視、心理健康或公共衛生意識的宣傳，也頻繁遭遇相同處境。Iternum Digital 的研究指出，Meta 的 AI 審核系統在判斷募款與志工招募廣告時，極易產生誤判，即使提出人工複審申請，流程冗長且結果不確定。2025 年 10 月後，多個歐洲 NGO 回報廣告帳戶遭凍結，被迫全面轉向有機傳播，但在演算法高度偏好娛樂與商業內容的環境下，公益訊息的觸及率出現斷崖式下滑。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 TTPA 實施後的結構性後果。法規原本以提升政治廣告透明度為目標，卻在平台選擇過度順從甚至惡意半合規的操作下，轉化為對公民社會的系統性懲罰。大型政黨與資源雄厚的組織仍能透過傳統媒體、自有通路或跨國網絡維持影響力，小型公民團體則因資源有限而被迫退出公共討論空間。Tech Policy Press 警告，當付費公益訊息消失後，公共辯論將更依賴演算法主導的有機內容，反而讓極端敘事與假訊息更容易填補空白。從民主治理的角度觀察，這顯示私營科技平台已在公共領域中握有過大的實質裁量權，當 Meta 能單方面定義並執行「斷流」標準，公民社會的多元參與便受制於商業風險管理邏輯。TTPA 對 NGO 造成的衝擊，已從制度設計階段的抽象疑慮，轉變為正在發生的治理危機。Philea、EFA 與 Liberties 等組織的集體抗議，反映出歐洲公民社會對當前監管與平台互動模式的深層不安。要化解這場危機，歐盟有必要盡速修正相關法規，縮小灰色地帶，明確區分政治動員與純公益倡議，並要求平台提供實質的合規協助與透明審查機制。NGO 也必須加速分散對單一平台的依賴，發展電子報、去中心化工具與跨組織聯盟，降低被單一企業「斷流」的系統性風險。唯有重新建立對科技巨頭的民主制衡，數位公共空間才可能真正承載多元聲音，而不成為少數企業掌控下的隱形枷鎖。這場圍繞 TTPA 的斷流風暴，已成為歐洲民主治理能否自我修正的關鍵考驗。

投書重新思考台灣的AI治理與國際合作

重新思考台灣的AI治理與國際合作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谷立言於二〇二五年年初在臺灣大學與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論壇上發表演說，對台灣的AI與科技發展提出一段帶有戰略意涵的診斷。他觀察到台灣在人工智慧與高科技領域呈現硬體領先與軟體落後的雙軌現實。台灣在晶片製造、AI加速器、先進封裝等方面站在世界前端，在全球供應鏈的貢獻已毋庸置疑，但在大型語言模型與軟體開發上卻相對薄弱。這不只是技術落差，而是與數據治理、資訊安全與價值體系相關的深層挑戰。谷立言指出，台灣的AI軟體發展之所以相對滯後，除了資源與市場規模，使研發成本與維護負擔較高之外，還涉及中文語言模型由中國大陸高度主導的現狀。中文語料、算力與訓練平台幾乎都集中在大陸，其模型內容往往帶有政治立場與宣傳導向。對台灣而言，這種結構性現象讓軟體採用與資料安全充滿風險。這不只是單純的科技疑慮，而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認知安全挑戰。谷立言強調，大陸主導的中文大型語言模型的滲透具有資訊安全上的敏感性。他以百度文心一言等為例，其生成內容多次被研究者指出存在特定政治傾向，在歷史敘事、地緣政治、公共議題等方面呈現導向性。台灣若直接依賴此類模型，可能讓偏頗資訊在公共領域形成影響。若AI被用於醫療建議或公共衛生政策，錯誤或偏向性的資訊可能造成誤導。若應用於國防情報、戰略模擬與輿論分析，資料偏誤可能削弱國家決策品質，這些風險遠比傳統軍事威脅更隱性卻同樣深刻。台灣的硬體強與軟體弱現象凸顯科技體系的結構性不平衡。硬體製造雖然是台灣的經濟命脈，但在AI時代的價值鏈中，真正的競爭力來自數據、演算法與軟體治理。AI競賽正在從硬體效能轉向價值觀與資料主權的較量，台灣若沒有足夠的語料自主、模型自主與平台自主，就難以在這場全球競賽中維持中立並保障自己的認知安全。科技的主權不再只是晶片製造的供應鏈問題，而是演算法與語言模型是否反映自身文化與價值的核心議題。面對這些風險，谷立言的提醒如同給台灣敲響一記清醒警鐘。台灣已意識到語料主權與模型主權的重要性，科技部推動的TAIDE計畫正試圖打造可信、公正，並能反映台灣價值觀的中文大型語言模型。這些計畫還在起步階段，但已指出台灣建立AI主權的方向。未來政府應整合產學研能量，擴充台灣本地語料來源，強化多元與中立的語料庫建置。資料若無法自主，就無法保證安全。台灣必須讓AI倫理、模型透明度與資料治理成為技術品牌的核心要素。谷立言在演說中也說明，美台在先進科技、供應鏈安全與AI治理上的合作關係正快速深化。美國推動以經濟韌性、供應鏈安全與民主價值為核心的印太科技戰略，台灣在此脈絡中是重要夥伴。與美國、日本、澳洲與歐洲等民主國家深化合作，有助於在技術標準、資料安全與演算法治理上形成共同的民主聯防。這種跨國合作不只關乎科技本身，更是讓民主國家能在AI時代維持資訊透明、價值一致與制度競爭力的重要基礎。谷立言的發言既是對台灣AI現況的診斷，也是對全球AI競賽的提醒。科技現代化並非只是產業升級，而是制度與價值的競爭。台灣除了維持既有的硬體優勢，也必須正視軟體與語料的落後現況。台灣未來的科技戰略應從製造導向轉向智慧治理，從生產效率轉向價值體系，建立屬於民主社會的AI生態系。唯有強化軟體能力、資料主權與演算法自主，台灣才能在科技競賽中保持競爭力，同時維持文化主體性。AI的發展在未來十年將深刻影響民主社會的韌性。台灣若要在這場制度性競爭中站穩位置，就必須讓科技現代化成為民主價值的延伸，而不是外部敘事的附屬。谷立言的提醒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對台灣面向AI未來時的關鍵指標，讓科技不只是發展，而是自由社會自我定位的具體實踐。

投書毒品戰爭軍事化：從芬太尼被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框架看美國的治理資源重組

毒品戰爭軍事化：從芬太尼被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框架看美國的治理資源重組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川普在 2025 年 12 月 15 日簽署行政命令，把「非法芬太尼」及其「核心前驅化學品」指定為大規模毀滅武器，並以「更接近化學武器而非一般毒品」的語彙定調，這不只是政策口號，而是治理框架的升級與重排。  這個動作可以被理解為施政者試圖用國家安全工具，去回應一場被視為近乎戰爭規模的公共災難。美國在 2023 年約有 105,000 人死於藥物過量，其中近 80,000 涉及鴉片類，芬太尼等「合成鴉片類」仍是死亡結構的核心，美國統計口徑下，2023 年芬太尼過量死亡約 72,776 人。   在如此巨大的死亡負擔下，任何政府都會面臨一個尖銳問題，既有的公共衛生與刑事執法路線，為何仍不足以壓住黑市供給與致命風險。把芬太尼「國安化」與「反恐化」，可以視為一種用更高權限、更高資源密度來強行突破僵局的治理選擇。支持這項政策的理由，不必建立在把芬太尼等同真正戰場化武的絕對論上，而可以建立在更務實的治理邏輯上。行政命令與白宮說明的重點，是把反擴散、制裁、情報協作、跨境執法與國防支援等手段，從原本較分散的反毒架構，整合進一套更能快速動員的體系，並把打擊標的前移到「供應鏈」與「前驅化學品」層次。   對施政者而言，這代表不再只是在邊境攔截成品，或在國內追捕末端販運者，而是嘗試用金融凍結與二級制裁、產地與轉運地的情報鎖定、國際出口管制合作等方式，把風險管控延展到更上游、更制度化的位置。在對外戰略上，這個框架也具有清晰的訊號功能。芬太尼的前驅化學品高度全球化，供應鏈牽涉多國企業與灰色貿易網絡。把「核心前驅物」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的論述，等於把化學品出口管制與金融監理的要求拉高，迫使合作國家更積極配合，也提高不配合者面臨制裁的政治成本。   這種做法未必能立刻減少過量死亡，但是這樣做確實可能讓跨國販運集團的成本上升，讓洗錢與採購網絡更難運作，並讓美國在與相關國家談判時握有更硬的籌碼。也要承認這條路線之所以引發強烈質疑，是因為這個安排在概念與法律上存在範疇錯置的風險。多位研究者與專家指出，把芬太尼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或化武語彙，可能模糊化學武器體系原本針對「敵對使用」與「戰爭或恐攻手段」的界線，甚至導致資源錯配，削弱對真正化武威脅的聚焦。   同時芬太尼具有合法醫療用途，主要致命性來自黑市濫用與污染藥品，若治理語彙全面軍事化，可能擠壓減害、治療、納洛酮普及與替代療法等公共衛生工具的政治空間，讓政策更偏向懲罰而非降低死亡。  在這些爭點之間，較「溫和而適度的支持」可以落在一個更可檢驗的標準上。支持不是支持語彙升級本身，而是支持政府把跨部會工具整合、把供應鏈上游納入打擊、把金融與化學品管制一併拉高的治理企圖，前提是這套作法必須接受結果檢驗，而且不能排擠公共衛生。換句話說，真正的關鍵不在於芬太尼被貼上什麼標籤，而在於這個標籤是否換來更有效的「降死亡、降供給、降污染、降販運利潤」的可量化成果。要判斷這樣的政策是否會成功，可以把成功定義為一組清楚的指標組合。過量死亡的中期趨勢是否持續下降，尤其是合成鴉片類的占比是否下降，這一項成果在每一年美國疾病管理局（CDC ）的最終年度數據，都有統計數據，是否成功會有清楚的數據可以追蹤。   另外其他的數據也可以清楚的呈現，上游供應鏈的實質受損程度能否被驗證，例如前驅化學品的查獲量、跨境洗錢網絡的破獲與資產凍結規模、關鍵節點企業的合規改變，這些問題應該都是可追蹤的問題。同樣的道理，國安工具用於打擊供應鏈，公共衛生工具用於減少死亡與復歸，兩者若互相排擠，成功機率會顯著下降。把芬太尼納入大規模毀滅武器框架，確實是一種把毒品治理推向國安化的典型案例，但也可以被視為在災難等級的死亡壓力下，政府試圖用更強烈的國家能力，去切斷跨國犯罪的供應鏈與資金鏈，如果能夠有效地整合資源與上游打擊，成功打擊毒品的氾濫，也許概念範疇錯置的問題就比較不是人民在意的問題。

投書強化而未明言：美國對台軍售作為戰略訊號

強化而未明言：美國對台軍售作為戰略訊號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政府對台軍售幾乎是「開門見山」。僅在11月上旬，華府便連續批准兩筆總額超過10億美元的軍售案，一筆是約3.3億美元的F-16戰機與C-130運輸機備件，另一筆是近7億美元的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表面上看，這些軍售只是延續自1979年《台灣關係法》以來美國對台防禦承諾的慣性操作，也是例行性補強台灣戰力的一部分。若從更寬的戰略脈絡來看，這一連串動作其實透露出一個關鍵訊息，美國正選擇以軍售當作「未說出口的政策語言」，在不正式改變台海現狀的前提下，悄悄調整區域力量平衡。國防部報告顯示，目前18項對台軍售案中，有15項按期推進，只有少數案件延宕，這說明美台軍事合作的制度化程度已相當高。對台灣來說，NASAMS固然是能與現有戰管系統整合的有效防空補強，美方提供備件則有助於維持F-16與C-130的妥善率與持久作戰能力，單從技術層面看不到劇烈轉折。然而，若把這些軍售放回川普政府的政治背景就會發現，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武器本身，而是其搭配的話語與信號。川普在韓國會晤習近平後，對外聲稱北京承諾在其任內不會侵台，中方卻並未公開證實。美國國務院又在年初更新對台事實表時悄悄刪除「不支持台灣獨立」的措辭。法律文本與政治話語之間的微調，再加上實質軍售的持續強化，形成一種耐人尋味的落差，美國一方面維持「一中政策」框架，另一方面透過增強台灣防衛能力，把戰略模糊推向一個更高張度的版本。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察，美國此刻對台軍售的真正對象，其實是北京。中國這幾年持續透過軍機繞台、聯合戰備警巡、海警船進入鄰近海域等灰色地帶行動，試圖在不跨越戰爭門檻的情況下，改寫台海的軍事現狀與心理邊界。華府並沒有選擇以更明確的安全條約正面對撞，而是透過軍售堆疊出一種「不戰的威懾」。川普政府口頭上仍避免給出台灣安全保證的明言承諾，實務上卻利用精準彈藥、防空系統與後勤維保的加值方案，強化台灣的刺蝟防禦能力，讓北京清楚任何武力冒進都必須付出高昂成本。台灣考慮編列數十億美元特別預算，用於空防升級、反艦與反無人機能力，與美國官員口中「未來四年軍售規模將超越首任」的說法互相呼應，這不僅是單純的雙邊軍事交易，也同時是一場對日本與其他印太盟友釋放「美國不會在台海退場」的信心操作。這樣的強化當然也不是沒有代價。北京對美台軍售的慣用回應是抗議與制裁，從外交部發言到對美企業的象徵性懲罰，都在對外傳達一個訊息，美國每一次對台軍售，都被視為改變台海現狀的挑釁。顯示在這一套交易邏輯下，台灣的安全有被「議價化」的風險，軍售也不見得永遠站在單一戰略目標之上。對台灣而言，這些軍售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同樣值得正視。軍售再多，如果交付延遲、訓練不足或後勤維保無法跟上，實際嚇阻效果就會大打折扣。過去部分海岸防禦飛彈系統出現僅部分交付的情況，就是最具體的警訊。更根本的隱憂在於，台灣是否會在心理上過度依賴外部軍售，把國防改革的責任轉嫁給美方。真正能決定台灣安全的是戰略構想、部隊結構、後備動員與全民防衛意識的更新，而不是軍售清單上的金額。若國內對戰略定向仍存在巨大歧見，全民防衛與民防體系的實質演練始終跟不上口號，再精良的武器也難以發揮最大效果。總體來說，川普第二任期初期對台軍售的背後意涵，最主要的就是強化而未明言，美國選擇用軍售做為對中國崛起的靜默反擊，用實質軍事能力的提升維持台海現狀，卻刻意不把這種支持包裝成正式安全承諾。對台灣而言，這既是機會也是壓力。機會在於可以趁著美國願意投入資源與政治成本的窗口期，加速完成不對稱防衛與國防自主的關鍵改革，把外部協助轉化為內部韌性。壓力在於必須清醒地認知，沒有任何一個盟友會比台灣自己更在乎台灣的存亡，真正長久的威懾從來不是堆積多少軍售案，而是這個社會是否願意為捍衛自身民主與生活方式付出代價。美國的軍售可以改變對手的算計，但能否撐起台灣的意志，只能由台灣自己回答。

投書從晶片優勢到安全籌碼，台灣如何以「矽和平」重塑國際角色

從晶片優勢到安全籌碼，台灣如何以「矽和平」重塑國際角色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美國國務院舉辦首屆「矽和平峰會」並推動名為 Pax Silica 的供應鏈安全合作架構，台灣也以嘉賓身分參與。從「矽盾」到「矽和平」，是一種敘事重整，也代表一種政策重點的重新定位。過去談「矽盾」，多半把台灣放在被保護的位置，因為先進晶片高度集中於台灣，任何衝擊都會引發全球供應鏈災難，國際社會因自利而傾向維持台海穩定。如今「矽和平」的重點在於把這種結構性重要性，轉譯成可被外交談判、制度合作、國安規劃直接使用的籌碼，讓台灣不只是被動的風險來源，也是主動的秩序提供者。林佳龍外長近期被報導在美方主導的「矽和平」相關會議前後現身華府周邊，引發外界對台美高層互動的聯想，外交部對行程細節採取不評論的態度，也顯示此類科技安全外交往往具有高度敏感性與談判空間。美國國務院舉辦首屆「矽和平峰會」並推動名為 Pax Silica 的供應鏈安全合作架構，台灣也以嘉賓身分參與，訊號很清楚，科技供應鏈已被正式放進安全議程，台灣也被放進這個框架的討論桌。 「矽和平」真正的戰略價值在於這種論述方式把半導體從產能話語，升級為規則話語。當美國與盟友談的不是單一投資案，而是可信賴生態系、風險治理、供應鏈安全與關鍵礦物等議題時，台灣最能提供的不只晶圓代工，還包括製造治理能力、園區聚落效率、工程人才密度、以及在民主制度下可被驗證的合規與可信任。這些元素一旦被制度化，就能轉換成外交談判的交換條件，例如更緊密的科技協議、更高層級的政策對話、更明確的安全承諾與更穩固的國際參與空間。把「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落到可操作層次，「矽和平」可以成為台灣與盟友共同的去風險化方案，而不是單方面被要求分散產能。去風險化的核心不是撤離，而是把風險關鍵點變得透明、可備援、可協同處置。當台灣以「供應鏈韌性」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主動提出分工藍圖，例如材料與設備的友盟協作、先進封裝與製造的互補布局、資安與出口管制的共同標準，就能把外界對台海風險的焦慮，導向一套可被共同投資、共同監理、共同演練的治理架構。 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可或缺」必須被重新定義。不可或缺若只停留在市佔率與產能集中，容易被解讀為單點風險，盟友會想分散，對手會想奪取。不可或缺若能被定義成一套生態系能力，例如高良率量產經驗、跨供應鏈協作效率、製造與資安治理的可信任，以及能在危機時維持供應連續的韌性方案，就會變成國際社會更難複製、更難取代的公共財。這類公共財一旦與盟友的產業政策與安全政策綁定，台灣的安全就不再只是道德立場，而是各國自身安全與繁榮的必要條件。「矽和平」同時提醒台灣要處理一個現實矛盾，盟友一方面需要台灣，一方面也會要求建立備援，這不是不信任，而是安全政策的必然。真正的回應不是拒絕分散，而是把分散變成可控的合作，確保最關鍵的研發能量、最先進的核心製程、最敏感的供應鏈知識與資安能力仍以台灣為中心，同時讓海外布局服務於同盟韌性，而非掏空本土。當國際媒體與各國國內政治對「矽盾是否被削弱」出現疑慮時，台灣更需要用「矽和平」的語言，把海外投資說清楚是同盟分工的一部分，也是把風險外部化轉為共同承擔的設計。 把外交與國安籌碼具體化，台灣可以把「矽和平」落在幾個可被驗證的合作項目上。其一是「非紅供應鏈」或「可信任圈」的制度化，讓民主盟友在關鍵零組件、關鍵礦物、關鍵軟體與關鍵製造環節形成可追溯、可稽核、可互認的合作網。其二是把科技安全對話升級成固定機制，讓出口管制、投資審查、科研合作、資安防護與危機應變有共同語言與共同演練，而不是各做各的。台灣外交體系近年多次以「民主供應鏈」與可信任合作作為主軸，正是把科技優勢轉成安全合作的制度入口。 我們必須要把「供應鏈韌性」直接連到「台灣的國際角色」。在 Pax Silica 這類架構中，台灣即使以嘉賓參與，也能透過專案式合作累積實質地位，例如共同標準、共同研發、共同人才培育、共同資安防護，逐步把參與從象徵性移動到功能性，最後再推進到制度性。當台灣被視為可信任供應鏈的必要節點，國際社會對台海和平的投入就會具備更強的自我動機。「矽和平」也不該被誤解成用晶片換安全的單向交易，更像是把台灣的科技能力轉化為維持秩序的槓桿。台灣可以不必把自己說成全世界的唯一，而是強調全球分工的互補，強調沒有任何單一國家能獨占整條半導體鏈，台灣願意做可信任的夥伴，前提是合作要建立在規則、透明、互惠與安全之上。這種論述能把台灣從地緣政治的「問題點」，推向地緣經濟的「解方點」。 走到最後，「矽盾」提供的是嚇阻邏輯，「矽和平」提供的是治理邏輯。嚇阻讓對手計算代價，治理讓盟友看見利益，兩者相加才會形成穩定。台灣若能把技術領先、制度可信、同盟韌性這3件事綁在一起，並且用可落地的合作方案持續輸出，台灣在全球安全架構中的核心地位就不再是被動生成的副產品，而是可以被建構、被維持、被擴大的戰略成果。

投書澳洲的「16 歲以下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場值得各國關注的公共實驗

澳洲的「16 歲以下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場值得各國關注的公共實驗 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 澳洲從 2025 年 12 月 10 日起正式啟動全球首例，全國性禁止 16 歲以下兒童使用主流社群媒體帳號的制度。法律要求平台不得讓未滿 16 歲的兒童在 Facebook、Instagram、TikTok、Snapchat、YouTube、Reddit、Twitch、X、Threads、Kick 等 10 大平台擁有帳號，違規者可能面臨上千萬美元的罰款。Snapchat 等公司已宣布會鎖定澳洲未滿 16 歲帳號，部分媒體估計，短時間內可能已有數十萬個帳號被刪除或停用。對其他國家而言，這不只是澳洲內部的監管選擇，而是一場已經啟動、全世界都被迫成為旁觀者與評分者的公共實驗。 這項政策並不是憑空而來，而是源自真實而且嚴重的社會焦慮。澳洲官方與研究機構指出，10 到 15 歲兒少中，大約有 70% 曾在網路上接觸有害內容，包括厭女仇恨、暴力畫面、飲食失調與自傷相關資訊，青少年憂鬱與自殺風險也呈上升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澳洲政府把社群平台視為需要「加摩擦」的高風險環境，選擇用年齡禁令作為強烈的政策訊號。華盛頓郵報題為 The experiment Down Under 的社論提醒外界，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保護機制，而是一場攸關全球網路治理路線的大型實驗。禁令一方面可能讓部分兒少感到被同儕圈排除的孤立感，另一方面又很可能因技術執行與繞道空間而變成容易規避的象徵政策，這些疑慮也都是其他國家在觀察時不得不一起面對的問題。 如果回到問題本身，兒少在社群平台上受到的風險確實存在，而且程度不低。澳洲 eSafety 委員會與其他調查顯示，多數兒少在國小高年級或國中階段就開始長時間使用社群平台，不只接觸仇恨言論與暴力內容，也容易陷入外貌比較、霸凌、性剝削或詐騙等風險。全球研究也觀察到，2010 年之後青少年憂鬱症狀與自傷比例明顯上升，時間軸與智慧型手機和社群媒體普及高度重疊。即使學界對於因果關係仍有爭議，「社群與心理健康」已經成為全球公共政策中無法迴避的急迫議題。從這個角度來看，澳洲不再只依賴勸導，而是試圖用法律為兒少在數位世界畫出一條更清楚的邊界，確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強硬但具可理解性的政治選擇，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參考樣本。 真正麻煩的是，執行層面上存在三個巨大的結構性困境，分別是年齡驗證技術的兩難、幾乎可以預期的繞道行為，以及隱私與監控之間的灰色地帶。要讓平台有效阻擋未滿 16 歲使用，勢必需要某種形式的身份或年齡驗證，例如政府數位身份、第三方驗證服務、臉部辨識或行為分析等技術。這些做法本身牽涉大量敏感個資，可能要求每一位使用者都留下更多生物特徵與身分紀錄，和資料最小化與隱私保護的原則發生正面衝突。社會原本是要保護兒少免於傷害，卻有可能在技術實作過程中，把所有人都推向更嚴密的數位監控環境，這一層制度副作用也會被其他國家放在放大鏡底下審視。 繞道行為也幾乎可以事先預測。澳洲媒體實地訪問青少年，禁令上路第一天，多數受訪的 14、15 歲學生仍未被自動登出帳號，有些人準備改用 VPN、父母帳號或較小眾的平台繼續上線。新的年齡限制有可能促使兒少大量移往監管更鬆散甚至更地下化的平台，從主流社群被趕進更黑暗、更難監督的角落，安全風險反而提高。從政策效果來看，如果只是把風險從看得見的地方移往看不見的地方，對整體兒少保護並沒有實質進展。對正在觀望的各國政府來說，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沒有人希望在投入龐大政治成本與行政資源之後，得到的只是形式上漂亮、實質上落空的管理樣板。 在此同時，「誰在看你的臉」也成為隱性代價。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小孩，所有使用者都必須接受檢查，不論是提交證件、上傳自拍，或者接受某種形式的演算法判讀。這讓不少學者與隱私倡議者警告，全球若跟進類似制度，很可能以保護兒少為名，實際上擴張國家與巨型平台的監控能量，把強制實名與身分驗證變成日常生活的新常態。在社群成癮與心理健康之外，人們將不得不面對另一個同樣棘手的問題，也就是數位生活中可被追蹤與識別的程度要劃到多高的上限。這種以兒少保護為名，卻有可能改寫整體社會監控邊界的做法，更讓澳洲的政策不只關乎澳洲，而是直接觸動其他民主國家在價值與制度上的敏感神經。 從學術與政策研究角度來看，澳洲這套制度被稱為世界首創的自然實驗，許多研究團隊已經準備追蹤政策對兒少心理健康、人際關係與政治參與的影響。單一國家一次性、大規模地改變兒少的數位環境，確實提供了罕見的觀察機會，讓研究者可以比較政策前後在憂鬱、自傷、霸凌、睡眠與學習等指標上的變化。不過，關於社群究竟傷害兒少到什麼程度、哪一種限制最有效，現階段的實證證據仍然有限，很多關聯性並不等於因果關係。當政府把整個世代的成長環境視為自然實驗的對象時，更需要事先說清楚幾件事，包括政策成功要看線上時間的改變，還是要看憂鬱與自傷症狀、校園霸凌與性剝削案件數量是否下降，也必須交代評估時間到底是半年、一年，還是要追蹤整個青春期，並且釐清評估過程是否會開放數據，讓獨立學者與公民團體共同檢驗。如果缺乏這些事前設計與透明機制，自然實驗就很容易淪為政治話術，成效不彰時可以把責任推給科技演變太快，難以歸因，稍有亮點又可以被包裝成理所當然的政績，其他國家在參考時也會更加猶豫。 澳洲的決定不會停留在國界之內，而是迅速產生外溢效應。丹麥政府已經宣布規畫 15 歲以下的社群使用限制，預計 2026 年上路，並研議搭配年齡驗證 app。一些歐洲國家與亞洲國家也在觀望澳洲的成效，思考是否比照辦理。國際媒體報導與社群輿論中，支持者把澳洲視為替全世界父母出頭的國家，期待透過法律給孩子一個比較單純的童年，反對者則把這種立法視為壓縮兒少言論與參與權利的前兆，擔心這會成為大規模監控與審查的入口。換句話說，這場實驗如果被解讀為成功，未來幾年內全球很可能出現一波未滿某歲不得使用社群的立法潮，如果證據顯示成效有限或副作用過大，澳洲也有可能在下一輪政策設計中，變成被拿來作為反面教材的案例，提醒各國重新思考管制與自由之間的界線。 在這樣的國際氛圍下，與其把政策討論侷限在全面開放與全面封鎖的二元對立，不如思考多軌並行的防護路徑。社群平台可以被要求負起更多設計責任，預設關閉對兒少的精準廣告與追蹤，限制演算法把兒少推進極端內容漩渦，嚴格管制陌生人私訊與匿名群組，對直播打賞與各種強烈商業誘因設定更高門檻，這些做法直接針對高風險功能，而不是一刀切封鎖所有帳號。政府可以建立較為透明的數據揭露機制，要求平台定期公布兒少使用時間、被下架內容類型、霸凌與性剝削通報等統計資料，讓研究者與公民社會有能力監督，避免所有風險判斷都被鎖在公司內部，這些也是其他國家可以優先參考的中間路線。 教育與衛生體系也應該強化學校與家庭的數位素養與心理健康支持，單靠技術封鎖很難處理自我認同、同儕壓力與情感需求等深層問題，兒少更需要的是有人陪他們理解、評估與調節自己的線上行為。即使要設定年齡線，也可以採取風險分級，而不是一刀切的總體封鎖，例如限制未滿 16 歲使用匿名聊天室、端對端加密私訊或高風險直播打賞功能，比完全禁止所有社群帳號更符合比例原則，也較不容易造成孤立感與繞道效果。對正在尋找政策平衡點的國家來說，這些精細化的調整，可能比單一的全面禁令更具參考價值。 從澳洲的爭議回頭來看世界，也看台灣，兒少上網風險並不是澳洲獨有，台灣同樣面臨霸凌、詐騙、情色剝削與成癮問題。真正的差別在於，社會選擇的是以教育與自律為主、法律與監理為輔的路線，還是願意走向澳洲式的強力管制。如果要避免落入象徵性立法或者把整個世代當實驗對象的困境，任何新制度在上路之前都必須先說清楚目標、指標與配套，預留檢討與調整機制，並給予公民社會參與監督的空間。 澳洲的實驗未必能一舉解決青少年與社群媒體之間所有的矛盾，但是這個政策已經把一個關鍵問題丟到了全世界面前，那就是在演算法主導的時代，各國政府與社會願意給兒少多少額外的保護，又願意為這些保護付出多少代價。對各國決策者與公民而言，澳洲正在進行的這場高強度公共實驗，既是一面鏡子，也是一次壓力測試。台灣如果要在這場全球討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必須同時看見兒少需要被保護的一面，以及他們作為數位公民應該擁有的權利，在保護與自由、隱私與安全之間，畫出一條經得起時間檢驗、也經得起比較與學習的線。

投書當AI學會理解世界：超越大語言模型的下一步是從「語言模仿」轉向「實體物理」與「空間智慧」

當AI學會理解世界：超越大語言模型的下一步是從「語言模仿」轉向「實體物理」與「空間智慧」楊聰榮（台中科技大學會計資訊系兼任教師，中台灣教授協會理事長，任教於台灣師範大學）AI暫時還不至於成為泡沫，輝達公布營收年增62%的最新財報，再次點燃全球對人工智慧的熱情。市場對生成式AI的想像在短時間內被推升到新的高度，許多人認為大型語言模型已經代表AI的主流方向，甚至是全貌。然而人工智慧的發展遠不止於語言模型所呈現的樣貌，單一技術的熱潮往往容易掩蓋更深層的技術問題與真正的長期演進軌跡。大型語言模型的崛起確實改變了人類與資訊互動的方式，讓電腦第一次能以高度流暢的語言與人類溝通，不論在寫作、研究、客服或知識管理上，都展示出驚人的效率。不过愈來愈多學者提醒，語言模型並不能等同於通用人工智慧，也不能取代所有AI的應用範圍。Meta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指出，目前的語言模型雖然擅長處理語言，但缺乏世界模型，缺乏對物理、因果與邏輯的真正理解。語言模型產生的內容，是以統計方式預測下一個字，而不是從理解世界的角度進行推理與判斷。這使它容易產生幻覺，也缺乏在現實世界行動與決策所需的可靠性。AI若要進入更高層次的應用，必須從語言世界跨入物理世界。科技界正在重新考慮如何將深度學習與符號推理結合，形成神經符號AI，讓AI既能辨識資料中的模式，也能依循邏輯結構進行推理。這種結合能補足語言模型在理解能力上的不足，讓AI不僅能夠說，也能夠理解能夠推論能夠從現實的訊號中建構世界觀。這股新的研究方向也延伸出另一個關鍵概念，即空間智慧。空間智慧讓AI能夠理解環境中的位置關係、物體運動方式與行為後果，是機器人與自動化技術的核心。當AI具備空間推理能力，才能夠在工廠、倉儲、醫療或日常生活場景中執行安全可靠的任務。這種能力需要把AI從純語言任務中解放出來，讓它能夠與世界互動，能夠抓取物體、移動位置、操作設備並進行複雜的物理判斷。AI的未來將更像是一個從虛擬世界走向實體世界的過程。語言模型的成功讓我們看見機器可以「說」，但下一階段的挑戰是讓機器能夠「理解」與「行動」。只有當AI能夠結合感知、推理與操作能力時，這樣的人工智慧才能真正成為支撐工業自動化、醫療照護、智慧交通與各種高精準度任務的核心技術。一旦把視野從語言模型放寬，才能理解今天的AI不僅是聊天工具，也不會永遠停留在文字生成的階段。人類正在探索讓AI具備更完整的認知架構，包括世界模型、邏輯推理、空間感知與實體操作能力。這些方向也許不像語言模型那樣華麗易見，也不一定能瞬間引起熱潮，但是這樣會更接近人工智慧真正要面對的核心挑戰。AI的未來不只是一場語言革命，而是一場從語言跨越到世界的認知革命。大型語言模型開啟了新的大門，但是大語言模型絕不是人工智慧的終點，也不是唯一的道路。科技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正在悄悄成形，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看清這個更廣闊的方向，並重新理解人工智慧真正的本質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