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瑋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自111、113、114年政府調整軍公教人員薪資，114年再度調高中小學導師費與鐘點費，表面上是改善教育勞動條件、回應教師荒等，實質上此一連串政策卻對私立學校形成結構性、長期性的財務擠壓，甚至已觸及法律所保障的私校經營權與教育多元原則。這不只是財政技術問題，而是是否遵守教育基本法的檢驗，誠懇呼籲政府讓私校收費回歸市場機制，理由何在，且由紛說。 《教育基本法》第4條，「教育應保障學習權，並促進教育機會均等與教育多元化。」第8條，「國家對於私立教育，應給予尊重與保障，並協助其健全發展。」這些條文是規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必須避免以公部門標準全面套用，導致私校無法生存。然而政府卻以行政命令要求私校比照公部門標準，在學雜費調整上高度管制，造成「成本由私校承擔、風險由私校吸收、決定權卻不在私校」的矛盾。 依《私立學校法》第1條與第5條，私立學校為依法設立之教育法人，應依其財務能力自主經營。然而，111-114年軍公教調薪，及114年導師費、鐘點費調整，在實務上已對私校形成「準強制性支出」。公立學校調薪由國庫支應，私校卻必須在既有學雜費凍漲或微調的情況下，自行吸收所有增加成本，這種差別對待，已與《教育基本法》第8條「保障私立教育健全發展」的立法意旨明顯衝突。 《教育基本法》第9條要求政府在教育政策上遵守合理性與公平性原則；《私立學校法》第49條亦明定，私校財務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然現行學雜費審議制度，卻以社會觀感與行政裁量為核心，形成實質凍漲的管制現實。在物價、人事、能源全面上漲的情況下，卻要求私校長期維持低於成本反映的收費結構，已非合理管制，而是以行政權力實質干預價格機制，侵害私校依法享有的經營自主權。 政府常以補助回應私校的困境，但補助並非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而是行政裁量。補助附帶條件不具穩定性，也無法支撐長期財務規劃，更不可能取代《教育基本法》所要求的制度性尊重。若私校只能靠補助生存，而無法透過合理學雜費反映成本，那私校的角色將被扭曲為「準公校」，卻不享有公校的財政保障，這正是最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讓私校學雜費調整回歸市場機制，並非放任無限上漲，而是讓價格、品質與選擇回到正常運作軌道。政府應做的是資訊揭露、弱勢補助與品質監督，而非以行政凍漲方式，犧牲私校的生存空間，教育基本法保障的不是單一體制，而是多元共存。若政策制定無視私校現實，只會加速私校退場，最終傷害的是學生的教育選擇權與整體的教育韌性。 111-114年的調薪政策，私校正承受著不對等的制度壓力，呼籲政府遵守《教育基本法》與《私立學校法》，正視學雜費機制改革，讓私校依法回歸市場調整空間。保障私校調整學雜費的權利，不是圖利，而是回到法治與制度理性的起點。

在台灣，政治早已不只是引導公共政策的力量，而是逐步演變成一種壓制專業、扭曲制度的主宰者。當政治正確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專業不再是決策的基石，而是淪為被選擇性使用，甚至必須低頭配合的工具，整個社會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治理失能的惡性循環。這不是偶發現象，而是一場長期累積，正在全面爆發的結構性危機，憂心於未來，該如何看待，且由紛說。 我們的公共決策，越來越呈現一種荒謬景象，結論先決、理由後補，政治口號先行，專業報告事後背書。不論是教育、司法、醫療、防疫、能源或公共安全，只要牽涉政治攻防，專業意見就必須先經過「是否有利於執政」的政治審查。說真話的專家被冷凍、被抹黑、被質疑動機，至於迎合政治需要的意見，哪怕漏洞百出，也能被包裝成「權威共識」。 在這樣的氛圍下，專業早已失去其應有的尊嚴，許多第一線的公務員、教師、醫師、司法與技術人員心知肚明問題所在，卻被迫噤聲，因為「專業正確」往往敵不過「政治正確」。一旦專業判斷與政治立場衝突，錯的永遠不是政治，而是專業，被指控「不合時宜」、「缺乏高度」、「不懂大局」、「破壞團結」，久而久之，文官制度不再篩選能力，而是篩選順從。 為了短期輿論與選票，合理犧牲專業底線，原本應該獨立運作的審查、調查與評鑑機制，頻頻被政治力量介入、重塑，甚至淪為政治鬥爭的延伸戰場。所有程序仍在，外觀合法，實質卻早已空洞化，更遑論目標的達成，制度不再用來防止錯誤，而是用來包裝錯誤。當政治全面凌駕專業，受害者不只是專家，而是整個社會，政策反覆、標準浮動、責任模糊，讓民眾對政府產生普遍不信任。 一旦專業判斷不再被檢驗其內容，而是被質疑立場；不是討論對錯，而是劃分敵我，這種默許的邏輯，只要站在對的政治陣營，即便錯得離譜，也可以被原諒，反之，即使專業嚴謹，只要不合政治期待，就會被清算。諷刺的是，無力反抗卻又必須承擔後果，教師面對制度失衡動輒得咎，醫護人員在政策搖擺中疲於奔命，公務員為了配合政治修辭不斷偏離現實，司法與行政在輿論壓力下失去原則。 這樣的困境，並不是缺乏專業，而是專業被刻意壓制，不是沒有制度，而是制度被政治掏空。要走出這個困境，關鍵並非更高喊口號，而是必須重新劃清政治與專業的界線。政治可以做價值選擇，但不能竄改事實；可以承擔風險，但不能逼專業說謊。更重要的是，社會必須停止縱容「為了政治正確而犧牲專業」的集體自欺，否則再多改革口號，終究只是另一場政治操作。 台灣若繼續在政治喧囂中消耗專業、破壞制度，付出的不會只是政策失誤，而是一整個世代對國家的徹底失望，未來將付出沉痛代價，各級領導人皆應甚懼。

「程序」是民主用來防止權力恣意、保障少數，確保公共決策理性與正當性的關鍵，然而，當今的政治與治理現場，卻愈來愈頻繁出現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程序仍在，形式俱全，但精神早已被掏空，法律通過了，規範寫明了，卻在執行端被選擇性忽視、拖延，甚至刻意架空。當程序無法真正落實，民主不但不會前進，反而在制度內部慢性腐蝕，您怎麼看，且由紛說。 有心人經常將程序視為「工具」，有利時高舉程序正義，不利時則斥之為技術性杯葛、效率障礙，甚至被直接繞過。最典型的例子是「立法通過卻無法或不願落實」，法律在立法院完成三讀，行政部門可以用配套未齊、子法未定、預算不足、解釋歧異等理由，無限期延宕執行，或用「研議中、滾動修正」等模糊語言，讓法律停留在紙上，這種做法已實質否定了立法權的民主正當性。 當一次次法律通過卻沒有執行，民主不再被理解為「可以透過程序改善現況」，而是成為「一場空轉的政治表演」。最嚴重的是，程序失靈會助長權力集中，當行政部門可以透過不作為、選擇性執行來否定立法結果，實質上便取得了凌駕於程序之上的裁量權。這種權力不需要修憲、不需要戒嚴，卻能在制度內悄然擴張，雖然民主制度仍然運作，選舉仍然舉行，但程序卻是少數掌權者的政治意志。 程序無法落實的問題，也同樣出現在行政與司法、專業與政治的關係中，制度上強調依法行政、專業審查、獨立判斷，實務上卻常被政治考量凌駕。當程序結果不符政治期待時，程序本身便被質疑；當專業結論不利於既定立場時，專業就被貼上標籤遭到否定。久而久之，制度內部形成一種「順政治則暢行、逆政治則卡關」的顯規則，程序成為權力的裝飾，而非限制，失去限制，民主蕩然。 這種情況對民主的最大傷害，不在於一次政策成敗，而在於價值的錯置，民主原本教導人民，遵守程序比追求短期勝利更重要，少數服從多數之前，多數必須先尊重程序。但當社會反覆看到程序被操弄、被架空、被雙重標準對待，公民便學到另一套邏輯，只要掌權，程序可以被忽略；只要立場正確，手段就能被原諒，這正是民主走向空洞化的開始。 要挽回民主價值，關鍵不在於口號的響亮，而在於對程序重新建立共同的敬畏，成熟的民主在於，立法不只是表決通過，行政不只是技術操作，監督不只是政治對立。面對制度須有的體認，不完全符合自身利益的程序，才是真正的民主程序。當程序能被落實，即便結果令人不滿意，民主仍然值得信任；但若程序本身被掏空，再漂亮的結果，都只是權力運作下的自證預言，非真民主。 民主的價值須靠程序的實踐，當程序不備就無法限制權力，民主會失去靈魂，最終只剩下形式，社會進步將停滯或倒退嚕，非全民之福。

正常的民主國家，立法通過，行政執行，是最基本、也最不可動搖的政治倫理。但在今日的台灣，這條看似理所當然的民主底線，此刻正在被公然踐踏。法律可以被通過，卻可以不被執行；民意可以被表決，卻可以被擱置；憲政分權不再是相互制衡，而是被扭曲成行政對立法的消極抵抗。當「不執行」成為常態，民主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憂心於未來，您怎麼看，且由紛說。 立法院不是諮詢機構，而是人民授權的最高立法機關，法律一旦通過，無論行政是否認同，都有執行的義務。然而現實卻是，行政部門可以用一句「窒礙難行」，就讓法律躺在那裡動彈不得，可以用「配套未完成」、「社會仍有爭議」、「需要再研議」為由，無限期拖延，甚至可以選擇性執行，只做對自己有利的部分，其餘則置之不理，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赤裸裸的權力傲慢。 當行政可以選擇性尊重法律，憲政秩序就已經出現致命裂痕，因為這意味著，法律不再具有普遍拘束力，而是取決於執政者的政治意志。今天不執行這一條，明天就可以不執行另一條，今天是因為「配套不足」，明天就可以是「時機不宜」。最終，法律淪為裝飾品，而行政成為實質上的立法者，這樣的體制，還能稱之為民主嗎？ 真正令人扼腕的，不只是行政不執行，而是它躲在「程序」後面逃避一切責任。而當立法權試圖行使監督，要求行政說明或限期執行時，迎來的卻往往是政治攻防、輿論抹黑，甚至被指責「干預行政」、「破壞憲政分際」。這種說法完全顛倒黑白，真正破壞分權的，正是拒絕執行法律的行政權力，而不是要求依法行政的立法監督。 長此以往，社會對民主的信賴必然崩潰，如果法律只是參考用，那國家與極權體制的差別在哪裡？更危險的是，這種「不執行」文化，正在為極權鋪路。因為它實質上承認了一件事：真正決定國家方向的，不是民意，不是法律，而是握有行政權力的少數人。當社會逐漸習慣「法律可以不執行」，也就等於默許權力凌駕法律，極權不必廢除國會，只要讓國會的決議失去效力即可。 歷史告訴我們，極權從來不是一夕之間降臨，而是透過一次又一次「例外處理」而慢慢成形。今天為了政策需要不執行法律，明天為了國家安全繞過監督，後天為了效率而集中權力。如果立法通過卻可以不執行，那民主就只剩下投票這個儀式，而治理就會走向專斷。法律若不能約束執政者，只能約束人民，那它就不再是民主法治，而是披著法治外衣的統治工具。 台灣真正的民主危機，不在於朝野衝突，不在於立法激烈，而在於行政拒絕服從民意卻不必付出代價。當「依法不執行」成為常態，當違背民主卻毫無後果，極權就不再是想像中的威脅，而是逐步在發生的現實。

在教育現場中，「品格教育」始終被反覆談論卻又最容易被忽略，原因不在於其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以至於每個人都知道應該要做，卻又因為牽涉責任廣泛，難以落實，即便如此，在所有推動方式中，身教言教仍是最根本也是最具影響力的方法。然而，一個關鍵問題總是被忽略，推動品格教育的對象到底是誰？是學生、學校、家庭、社會？還是師長本身？且由紛說。 大多數人第一反應會認為品格教育的對象是學生，彷彿學生才是唯一的受教者。然而，品格教育真正的目的並非只是讓學生變「乖」，而是塑造能面對未來挑戰，能與他人合作，能在社會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換言之，透過品格教育的推動，社會期待的不是只培養一個守規矩的學生，而是一個會負責任，懂得尊重他人與環境，願意一起解決問題，在價值混亂時能堅守原則的人。 若認為品格教育的對象只是學生，那麼很快就會落入「言行不一致」的陷阱，例如：要誠實，卻常說謊掩飾責任；要尊重他人，卻在溝通時不耐煩；要勤勞，自己卻常遲到或敷衍；要正義，卻看到不公時選擇沉默。因此，品格教育最重要的意義是，讓師長自我反思與成長，能夠真正做到「以身作則」。一所學校是否讓人感到溫暖、安全、有秩序、有尊重感，往往來自於師長對學生的身教言教示範。 當師長示範的不是說教，而是日常中好的習慣與態度，學校自然會逐漸形成一種好的氛圍，行政尊重教學，師長尊重學生；師長守規矩，學生自然也守規矩；師長講道理，學生也願意溝通；發生衝突時，師長願意負責解決，而非相互推諉，校園文化不是掛在牆上的標語，而是在生活中的示範。因此，品格教育的對象不只是學生，因為這些品格態度，都是學生從師長的身教言教中學來的。 當今資訊爆炸、價值多元、社會衝突增加、假訊息、片面資訊充斥，每個人都在網路上暴露情緒而非思考。在這種時代，學生最需要的是什麼？不是知識，因為手機就能查；不是技能，因為科技會更新，需要的是在人類最困難的價值選擇中，如何成為一個有教養的人。因此，品格教育是為整個時代而辦的，唯有透過師長的身教言教，才能真正的被學生吸收。 推動品格教育，有以下六個目的：1.為學生提供正確的人生核心價值，成為值得信任的人。2.為師長提醒自己，讓自己成為更成熟的人。3.為學校打造安心的學習環境，形塑優質校園文化。4.為家庭將在學校養成的態度帶回家，形成正向循環。5.為社會培養參與公共事務、具責任感的下一代。6.為時代在混亂的價值環境中，重建生活所需的倫理基礎。 品格教育之本，就是師長的身教言教，簡單的說，就是以身作則。學生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取決於他在學習過程中，師長是怎麼示範的。

我國憲政體制賦予各級民意代表在議會內的「言論免責權」，其本意在於避免他們因揭露真相或批判權力而遭受報復，藉以確保代議制度不受威權打壓。然而，當這項制度性保護，從「防止秋後算帳的盾牌」，逐漸被濫用為「恣意爆料的護身符」，甚至淪為作秀、抹黑、鬥爭的工具時，社會不得不正視民代的言論免責，對那些「爆料翻車」者，應承擔何種責任？且由紛說。 民主國家對於言論免責權的設定，主要限於民代在議會內的發言、質詢與表決行為。其核心精神並非保障謊言的自由，而是保護政治問責的勇氣，換言之，民代可以在議會殿堂上無懼權勢地批評、質疑、揭露，但這一切的前提，仍然應該立基於「合理懷疑」、「公共利益」與「事實基礎」。免責，是為了保障真相的追求，不是為了保護謊言的擴散，不是讓民代可以無成本地操弄輿論，尤其是社群。 少數民代濫用「免責權」，透過質詢台、記者會、網路社群，將尚未經過查證的資料、來源不明的訊息，甚至是帶有惡意動機的片段內容，恣意發表，對外宣稱是「民眾反映」，再把自己包裝成正義的使者，贏取美聲。但有錯誤經媒體轉傳，即便事後證實內容與事實不符，發表者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也是受害者」、「我是善意提醒」，未有道歉，卻已造成當事者傷害，下回還會再來一遍。 輿論習慣只記住第一個震撼的指控，卻很少知道最後的真相，即使當事人清白了，也已經形同社會性死亡，縱使證據不足，傷害也難以回復。而那些引爆風波的少數民代，卻因言論免責的庇護，繼續在鏡頭前高談闊論、標榜自己「勇於監督」。當爆料變成一場表演，社會付出的代價，卻是真實而沉重的，它侵蝕人們對政治的信任，摧毀對制度的尊重，讓公權力逐漸失去正當性。 當今現況，少數民代爆料錯誤後，只需在一個冷清的時段發個聲明、口頭致歉，甚至乾脆裝作沒這回事，法律追究困難、政治責任模糊、選民記憶短暫，讓「翻車成本」低到幾乎可以忽略，只要聲稱站在「民意」與「監督」的角度上隨意指控，翻車道歉只不過是走個流程罷了。但受害者卻可能需要花上數年時間與鉅額金錢，才能稍微恢復名譽，如此扭曲的現象，實毫無公義可言。 面對此類行為，制度上應有明確的約束，1.對惡意造謠與重大非事實的言論，建立議會內部的懲戒機制，如警告、停權、罰款或公開譴責。2.當爆料被證實明顯不實時，應以同等規格的澄清與道歉，而不是躲在一行小字聲明裡草草了事。3.在涉及嚴重人身傷害或商譽損失的案件，研議讓民代承擔法律責任。此種為權力設定界線的做法，可以讓民主更臻成熟。 言論自由不等於言論免責，道德勇氣更不等於輕率指控，真正值得尊敬的民意代表，不是最會爆料的人，而是懂得節制、求證與承擔的人，才是選民的最愛。

近日，立法院召開校事會議要點修正公聽會，希望廣徵各界意見，以期改善因校事會議所造成的困擾。於此之前，校事會議在運作失衡、規範模糊、訴求失序的情況下，演變成「教師成箭靶、行政被綁架、學生與家長失去界線」的混亂舞台，其後遺症摧毀教師長久以來「愛之深責之切」的信念，讓他們不再敢教、不願管、甚至想掛冠求去，這場教育的風暴，該如何面對，且由紛說。一位教師因管教學生被家長投訴，校事調查上被迫逐條解釋行為動機，行政擔心輿論撻伐，家長要求道歉，學生不明就裡，但程序仍必須進行，此情此景在許多學校反覆上演著。校事會議變成壓力鍋，教師成為最脆弱的被告，制度應是保護教學，卻成為壓垮教育者的稻草。校事會議的後遺症，讓教師深刻理解一件事，就是你太用心就是錯了，你做得越多，越容易被逮住痛打。 以前的教師願意推學生一把，罵醒懶惰的孩子，糾正不當的行為，只因相信「責之切」是愛的一種方式，但如今，責之切不但得不到理解，還可能引來家長與各方無止境的追究。於是教師必須學會一條絕對安全的準則，不碰、少講、不干涉，這絕不是放棄學生，而是避免自己被制度反噬，而這種自我保護心理，使得教育現場從「用生命教孩子」的熱情，熄火成「一切照章行事」。 校事會議讓學校陷入左支右絀，家長施壓→行政妥協；教師被投訴→行政切割；學生抱怨→行政讓步，行政不是不想挺教師，而是制度讓他們沒有空間相挺。最後校園出現荒謬現象，越會吵的家長越有影響力，越被投訴的教師越被孤立，學生越知道自己有籌碼就越任性，行政越怕事就越強化不合理的存在。這種「制度性懲罰用心者」的文化，此刻正在全面腐蝕教育。 當教師從一開始的熱情到最後的疲憊，從願意付出到只剩「做到剛好即可」，這已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制度選擇造成的後果。校事會議的後遺症，就是教師心裡的深刻領悟，既然付出與責備都會被曲解，那不如誰也別愛太深，這不是情緒化，而是長期被消耗之後的理性判斷，這不是教師拒絕愛學生，而是制度拒絕讓教師去愛。教育的崩壞，不是教師冷淡造成的，而是制度讓熱情無處可留。 校事會議既有如此高的爭議，則必須因應，立法院公聽會修法建議包括：校長應邀校事會議教師代表、家長代表及外聘調查人才庫的專家決定是否受理；建立巡堂、觀課、行政晤談、親師生溝通等預防機制；增列「輔佐人」保障當事人接受訪談時的權益；刪除匿名檢舉，但若涉霸凌、性別平等、體罰，仍應保留匿名檢舉管道。些都是各界的聲音，然而濫訴未見有任何處罰條例，值得關注。 若教師連嘮叨、提醒、要求都要冒風險，「愛之深責之切」的後遺症就是讓教師不敢再愛、再管、再負責，最後損失的絕對是孩子，期待修法撥亂反正，還校園友善的空間。

近年來，校事案件逐漸增加，從學生申訴、家長投訴、校內性平，到教師間的糾紛，行政與司法體系在不同階段介入，使得原本應以教育專業與校務管理為核心的校事問題，演變成行政裁量與司法審查相互衝突的難題。行政與司法源於兩套制度邏輯不同，因介入時機不清、法律規範模糊，造成社會對教育責任失望的落差。此衝突不僅影響教師專業、學生權益與學校運作，如何看待，且由紛說。 校事處理方式有二：行政要求快重視整體，可以迅速恢復校園安定，保護學生與家長的權益，依循行政程序完成調查與裁量，行政系統傾向「即時處理」，避免事件持續發酵。司法要求準重視個體，強調程序正義、權利保障、證據標準，嚴格證據認定，法律上的程序正義，個案權利義務的釐清，不受行政系統干擾。然而，校事案件一旦同時進入兩個系統，衝突便自然產生。 常見教師遭遇投訴，行政機關立即調職或停聘，但若法院最終判決無罪，教師名譽與職涯已然受損。又行政調查常以片面陳述或初步事證採取措施，但法院審理須以明確證據判斷，兩者可能產生矛盾，一旦當事人提告，法院便會審查學校程序是否合法，若經判定瑕疵，決議須予撤銷，此弱化了教育專業。校事案件涉及教師法、性平法、行政程序法、刑法、個資法等，行政與司法常有解讀衝突現象。 衝突帶來的後果會讓教師陷入訴訟與行政程序泥淖，調查和訴訟時間動輒數年，無法安心教學，即使最終獲得清白，也難挽回名譽與信任。學校行政擔心法律風險而過度保守，校事會議被迫轉向法律審查性質，偏離教育本質。而學生權益延宕拖延過久，受害學生得不到即時救濟，校園氛圍也因訴訟化而更不安定。最終，行政處分與司法判決若落差太大，社會對教育信任勢必下降。 解決之道：1.建立由具教育專業的獨立機構，作為行政與司法間的緩衝，提高專業性與公信力。2.限制匿名檢舉與濫訴應受罰、保密與保障當事人陳述權、調查委員具備專業背景、程序透明化等，以健全制度。3.明訂校事案件行政或司法介入範圍，以避免權限模糊。4.辦理親師生研習，了解自身權利義務，強化司法對教育專業的認知。5.教育場域不應全面司法化，應兼顧保護學生與教師權益。 教育管理需在兩套制度之間找到平衡，行政與司法在處理校事案件中產生衝突，是目前教育管理面臨最大的挑戰。行政追求效率、保護學生與維持校園運作；司法追求程序正義與法律公平，兩者價值並無對錯。但當兩套制度的邏輯缺乏協調時，最終犧牲的往往是教師專業、學生權益與學校正常發展。教育管理不應傾向僅以法律框架運作，也不應讓行政裁量凌駕教育專業。 要真正改善校園管理，必須在效率與正義、秩序與權利之間取得平衡。唯有行政、司法與教育專業三者協調，才能讓校園回到以教育為本的初衷。

近年來，校園中因教師或學生濫訴所引發的紛爭屢見不鮮，家長對教師感覺「被羞辱了」，學生不滿成績或感到不舒服，同仁之間因故誤解，投訴事件此起彼落，最後成案受到處分者比例並不高。投訴隱藏著大量的濫訴，濫訴者幾乎沒有成本，卻能啟動龐大的調查程序，造成巨大行政負擔與人際傷害，當濫訴者不需負責，教育現場便陷入失衡狀態，如何面對，且由紛說。  一句主觀感受（我覺得不舒服）、一段模糊描述（老師語氣不好）、一項未查證的指控（學生偏差危險），即投訴啟動調查，最後「不成立」形成濫訴，卻讓被訴者受盡輿論與壓力折磨，濫訴者卻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教師為求免責，只要小事或學生衝突事件即校安通報，用紀錄與報告取代與學生對話，學生亦從大人身上學會「以投訴為武器」，導致師生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 如此過度敏感的投訴環境，使教師陷入「越認真、越易錯」的心理狀態，而選擇保守、安全、放任的方式教學，學生則認為投訴可作為反制的工具，希望教師受到糾正與處分，以解心中憤恨。大量的投訴占用大量的行政資源，衍生出家長不信任教師、師生互不信任、同仁互相提防、合作意願下降，學校愈來愈像法庭，而不是教育場域。為此，提出以下解決之道。 首先，建立「投訴判定標準」，應有明確判定，濫訴包括：捏造事實或刻意誇大、反覆提出已查證不成立之案件、無具體事證，僅以主觀情緒指控他人、惡意攻擊、報復或意圖造成對方名譽損害。啟動調查後經認定為濫訴，可採取以下作法，第一次：教育性提醒；第二次：限制短期內重複投訴；第三次：記錄於校內資料備查，若情節重大，則進入校規或法律責任。 其次，保護教師免受無端指控，教師常因無事實的指控承受壓力，須建立未查證前不得公開教師姓名，不得以安撫家長為由要求教師先道歉，教師可提出反證與自身說法，結案報告需具體列出「不成立原因」以還清白，教師若被惡意誣陷，學校可以提供法律資源。對教師濫訴也應受到相同的規範，教師若因個人原因或情緒對學生、家長或同仁之間濫訴，也應納入規範，而非偏袒任何一方。 最後，建立「調解制度」及「第三方調查員」，濫訴多源自誤解，校內可商請具有中立、專業、保密、能化解衝突等特性，德高望重的同仁調解；主管機關則建立第三方調查員制度，雙管齊下，避免情緒造成濫訴。學校利用機會向親師生說明，濫訴是有害的，會損害他人的名譽權，讓大家了解濫訴對學校及個人的傷害，且須承擔後續的處分與法律責任。 教育是一種互相信任的關係，而非攻擊或防衛的戰場，當投訴被合理規範，濫訴才會減少，友善校園才能恢復，教師安心教學，學生正常學習成長。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競爭不再只是政策差異，而是以身份認同「台灣」或「中華民族/中華民國，獨立、維持現狀或統一，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透過媒體與社群平台的推波助瀾，使同溫層內的言論強化對立，為了選舉以情緒化、道德化操作動員、遊行、連署或罷免，導致議題難以回到理性討論。意識形態占據話語主導，緩衝空間限縮，政策的延續性與協商能力崩解，如何面對，且由紛說。 當意識形態演化成「零和化的社會分裂」時，它將不只是思想上的分歧，而會把公共政策、經濟決策、年輕世代的選擇、社會信任，甚至國家安全都拖入消耗性的內耗之中。若不反思與調整，這種由意識形態驅動的撕裂，會把台灣推向治理效率下降、社會資源浪費、國際競爭力削弱等困境。近年來政治的極端化與意識形態的激化，實已造成治理與社會凝聚的困境。 意識形態主導社會脈動，首先，社群媒體強化極端或情緒化內容的擴散速度，年輕世代在碎片化資訊中僅接觸到單一視角，進而改變政治態度與行為。其次，政黨為了動員基礎、拉高投票，往往把議題激化，在選戰中強化既有支持者的認同而非擴大中間選民，長期下來造成政策討論的碎片與短期化。再者，外部勢力利用台灣社會的裂縫，投放有利於分化的內容，擴大不信任感與內部矛盾。 因意識形態而陷入險境，當立法與行政被意識形態牽制，政府難以推動長期、跨黨派的政策，導致治理斷層與政策反覆，外部失去對台灣的信心。年輕人失望選擇出國發展，人才流失，國外對國內產業降低投資機會。政府在面對外部威脅時，難有一致且穩健的策略回應。意識形態的對立侵蝕兄弟姊妹、同事和鄰里的信任，使得社會在面對疫病、天災或經濟衝擊時，難以合作。 解決困境的建議：1.學校推動媒體識讀教育，鼓勵跨立場的公共論壇與地方對話機制，把重要政策問題，從情緒化的二元對立中拉回正軌，讓政策討論能回到事實、數據與成本效益的評估。2.強化制度設計以降低短期政治操作的傷害，例如檢討選舉與罷免制度的設計缺陷，避免被少數激進力量長期利用製造不穩定，同時建立跨黨派的政策委員會以提升政策連貫性。 3.政府與民間應強化資訊安全、透明度與事實查核機制，並對年輕世代推廣數位素養，讓公民能分辨資訊來源與意圖，降低被外部勢力利用的可能性。4.教育、研發與社會保障的長期投入，能讓年輕人看到在地發展的機會，降低因意識形態摩擦而選擇移居，或放棄公共參與的意願。政策若能兼容並蓄，則社會成本會顯著降低，以上建議，當然有賴執政者願意調和與實踐。 多元價值的衝突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唯有把意識形態的能量轉化為理性討論與務實合作的動力，台灣才能在地緣政治與全球變局中保有自主、繁榮與韌性，大步向前。

出生於1951至1970年代的四、五年級生，自幼經歷物資不足的年代，長大後又遇上經濟起飛與政治民主化，是從匱乏走向富裕、從威權邁向自由的過渡世代。父母是白手起家的苦難世代，子女則生長於物質豐富與自由民主的環境，人生軌跡深刻反映了台灣的發展脈動。這樣的特殊身份，使得自己在看待台灣現況時，有著與其他世代難以體會的複雜情緒與憂慮，且由紛說。 四、五年級生的童年多在節儉與大家庭中度過，生活雖不富裕，但也養成務實、勤奮與抗壓的特質。進入職場時正值台灣製造業崛起，見證了加工出口區、科技產業、代工模式迅速擴大，是台灣經濟奇蹟的背後推手。同時，在學生時代仍處於戒嚴體制，但成年後迎來了社會運動、媒體開放、政黨競爭，從壓抑走向自由，因而格外珍惜民主，也特別害怕看到民主轉變為對立與撕裂。 四、五年級生常被稱為「三明治世代」，上一代需要照護、下一代仍需養育，家庭與經濟責任長年壓在肩上。面對 6、7、8、9 年級生甚至更年輕的世代，他們經常感到難以理解，認同自由民主，卻也擔憂過度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的情緒化，帶來凶險。期望社會務實向前，但看到後生世代對工作選擇的彈性、自我價值的追求，也會覺得，與當年相比，現在的年輕人其實壓力也不小。 外界常將四、五年級生的焦慮簡化為政治立場，但實際上，他們的煩憂更深、更廣，涵蓋整個台灣的未來。曾一起努力推動民主，如今卻看到社會因政黨、語言、歷史認同而分裂，擔心民主被情緒化消耗，變成互相攻擊而非彼此合作。曾經親手打造台灣經濟，最清楚現今的困境，工資低薪、產業外移、人才外流、年輕世代買不起房、向上流動變難，這些都是他們的憂慮。 作為率先面臨退休潮的一群，最能感受到人口老化的衝擊，擔心長照資源、醫療負擔與社福開支會成為社會壓力。例如：自己的老後是否無人照顧？年輕人是否會被迫承擔沉重負擔？成長於冷戰背景時期，比其他世代更敏感於戰爭風險。面對當前兩岸對抗升溫，他們既希望維持自由，也希望避免被捲入衝突，更盼望政策保持務實，不要被極端政治主導。 四、五年級生渴望為台灣找到一條穩健的道路，他們共同的心聲是：1.台灣的政策方向更穩定，避免政黨輪替就整套改變。2.年輕世代能在健康環境中發展，不被房價與低薪壓垮。3.社會能從對立回到合作、從意識形態回到務實。4.台灣能以和平、開放的方式面對外部壓力。5. 無論政治立場如何，不捲入戰爭。這些都是他們最深沉的心聲，也是最不願看到被犧牲的價值。 四、五年級生期待的是，台灣能成為一個讓每個世代都能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被意識形態綁架、不被對立撕裂，而是繼續延續他們曾經努力書寫的那段台灣奇蹟。

當今已不是「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日年代，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拋頭顱灑熱血，也已是昨日黃花。台灣長期處在的生存安全的不確定、地緣威脅的真實感，以及國族認同的未終結，比起烏克蘭、巴基斯坦、中東等地區更為兇險。年輕人想知道的是，上戰場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台灣人是否能如以色列一樣，遇國家危難時，會放下一切投入戰場？且由紛說。 上一代看戰爭來自課本、紀念碑、軍歌、國家敘事，這一代看戰爭則是來自網路短影片或媒體報導，烏克蘭壕溝裡被炸裂的第一視角令人怵目驚心。透過實況畫面無人機空投炸彈砸穿掩體，士兵在前幾秒還在喘息，下一秒就被炸沒了，這些具體影像烙印在年輕人的腦裡。所以戰爭不是舞台表演，而是碎片化的死亡，這種直接看死亡經驗，讓現代的年輕人上戰場的意識，不是浪漫而是風險。 當年輕人看見了戰爭的真實、死亡的數據、破碎的身體，他們真正害怕的是，把戰爭想得很浪漫，以為死了就是英雄，把年輕人視為可以消耗的資源。俄烏戰爭教會了世界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資訊透明」，而不是舊時代的「情緒動員」，只有資訊透明才能讓人願意冒險。年輕人不願意被迫無意義地死去，若我們把上戰場的意義說得一清二楚，相信年輕人會願意挺身守護家園。 過去講戰爭時常用的形容詞，熱血、英勇、犧牲、榮光，但現代年輕人看的不是如此，而是成本與交換值。年輕人其實不是怕死，而是怕「白死」，怕「死了之後，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人會記得你」；怕「官僚決策錯誤，整代年輕人當彈藥耗盡」；怕「用力喊英雄，但制度卻無能力照顧」。換言之，現代年輕人愈來愈清醒，不願意被當成消耗品。 年輕人認為，我之所以活著，是因為我要去完成我的人生，而不是如別人所願要自己替政治買單，國家存在的目的，是讓自己的人生能夠展開。所以現代年輕人對於上戰場的認知，實際存在著大量清晰的價值排序：如果我上戰場，那是我的人生中斷，這就是為什麼，年輕人不是簡單「怕死」，而是不願意被當成別人故事裡的替代角色。 年輕人不是逃避戰爭，而是拒絕被當成「可消耗」的資源，閃兵事件之所以在社會掀起大量討論，不僅只是有人投機鑽漏洞，而是它像鏡子般，把一整個世代的集體心理照得極度清楚，台灣年輕人確實有一種「共同意識」正在進行。不是「不願意打仗」而是「如果要我死，我要清楚知道我為什麼要死」，到底為何而戰？武器裝備及後勤支援是否到位？換言之，不是逃避死亡，而是拒絕無意義的死亡。 這一代年輕人比上一代更具有「自主性」，願意保家衛國，但絕不願意被濫用。所以年輕人對上戰場的自主意識是，我會為我愛的人、這塊土地、自己的生命底線而戰，但不會為不透明、不可檢討、沒人負責的政治決定而死。

國際《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雖將台灣列為「自由國家」，但民間觀察與學者分析卻指出，台灣的民主體制已逐漸出現「失衡」現象，雖民主的外殼仍在，但內部的權力制衡、理性對話與公共倫理卻日益崩解。此種「失衡的民主」既非專制回潮，也非單純的政黨輪替困境，而是一種制度與文化上的偏移，民主程序雖存在，但民主精神卻在流失，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我們，該怎面對？且由紛說。 探究民主失衡原因：首先，執政黨往往以「效率」為名，強化行政主導，削弱立法與監察的獨立性，立委問政的監督力道減弱，法案多以黨意取代民意。其次，法官法與監察制度設計原為防止政治干預，但在實際運作中，政治事件常被司法化，而司法裁量又被政治詮釋。再者，政府官僚因政治傾向被拔擢或懲處案例屢見不鮮，當官僚體系的專業被政治忠誠取代，政策品質與施政透明度自然下滑。 台灣的媒體在商業化、政黨化與社群化的浪潮下，早已失去平衡，傳統媒體長期受到政商結構影響，新聞報導常以政治立場為導向，輿論場域形成「藍綠分眾」。許多新聞節目不再是資訊傳遞的平台，而是意識形態的擂台，主持人與來賓分別代表不同政治立場，彼此激辯卻缺乏理性討論，這種「對立式媒體文化」不僅削弱了公共理性，更讓社會陷入情緒化的政治對抗。 社群媒體的崛起雖擴大了言論自由，不同陣營的民眾活在自嗨的平行時空中，缺乏交集與理解，當民主社會失去共同語言與事實基礎，任何政治辯論都淪為互相攻擊。此外，假訊息與網軍操作更為加劇輿論的操控，當輿論可被政治資源影響，公共議題的焦點被轉移或扭曲，民主便失去了「理性參與」的功能，媒體不再是監督者，而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 政黨以情緒與對立為主要策略，選民以立場取代政策思考，長期的對立政治讓人民對公共事務產生「政治疲勞」，投票成為非理性選擇的行動與宣洩不滿的儀式。許多社運團體與民間組織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缺乏超越立場的共同價值，社會運動從追求公共利益轉向「立場動員」，彼此競逐資源與輿論聲量。部分公民誤解民主為「我有權說、你不能管」，忽略了言論自由的界線與責任的承擔。 引頸企盼：1.重拾立法院的實質監督功能，避免政治任用與報復文化，司法機關強化獨立性與透明度，以重建社會信任。2.教育體系應培養學生的媒體識讀能力，讓公民能夠辨識假訊息與立場操控。3.教育應將民主倫理、公共對話與批判思考納入核心課程，鼓勵學生從多元角度看待議題。真正的公民社會應超越立場對立，以公共利益為核心價值，重拾對話與包容精神。 民主的真正意義，不在於誰執政，而在於權力如何被監督，人民是否能理性參與。為避免「民主失衡惡化」，必須重新找回民主的倫理價值──理性、包容、責任與對真理的尊重，期待…。

近日全國教師團體提出廢除校事會議意見，而另一基金會卻持相反論述，外界霧裡看花。從本質看，校事會議原為保障教育專業自主與校園正義的重要制度，然而，隨著時代變遷、教育現場的法治化與媒體輿論的介入，校事會議的運作逐漸陷入制度與實務的雙重困境。而今，校事會議究竟是維護校園正義，還是被濫用的行政機制？面對層出不窮的爭議，到底該存或廢？且由紛說。 校事會議的主要困境有：1.匿名投訴：依《行政程序法》第173條規定，匿名或無具體內容之陳情，原則上不予處理。但實際上，校事會議卻常陷於兩難，若拒收，恐遭批評「漠視受害者」；若受理，則違反法定程序並增加冤案風險。結果是，校事會議不得不以「初步調查」名義展開行政調查的程序，造成行政成本與人力的龐大浪費，也使得教師與學生雙方長期陷於不安與猜疑。 2.委員專業不足：校事會議多由校內教職員兼任，有時甚至彼此存在上下隸屬關係或同事情誼，難免影響判斷中立。雖規定須設外聘委員，但實際上外部委員多為學者專家，對學校實際運作與人際脈絡並不熟悉，難以掌握案情全貌。此外，校事會議所涉案件往往牽涉法律、心理、教育與行政多面向，若缺乏跨領域專業支持，決議品質自然參差不齊，甚至之後訴願與行政訴訟判定「程序有瑕疵」。 3.輿論壓力：在資訊透明化與社群媒體盛行的時代，校園事件往往在校事會議調查尚未完成前，便已被外界放大檢視，輿論壓力使學校不得不以「政治正確」或「輿論平息」為考量，犧牲程序公正。有些案件甚至演變為「以學生或家長為中心的情緒審判」，教師的名譽與教學權益在未經充分證據前即被抹煞，造成教育現場寒蟬效應。 4.行政與司法模糊：校事會議本質上屬於「行政調查」，但其功能與程序卻與「司法審理」雷同，當事人常誤以為校事會議具有懲處或裁決權，導致其結果被過度放大。再有，校方若以校事會議決議作為懲處依據，又可能因程序不完備而遭司法撤銷。如此「不行政又不司法」的中間地帶，使校事會議陷於尷尬，既背負正義期待，卻無充分法律授權支撐。 改革之道：1.校事會議應回歸「事實調查與建議」之功能，而非「懲處機構」。2.建議建立跨校「校事會議委員庫」，由主管機關統籌派任，確保委員之專業中立與法政背景。3.程序應兼顧保密與透明，避免輿論審判。4.面對校園衝突，可嘗試引入「修復式正義」模式，透過對話、理解與責任承擔，修補人際與信任裂痕，使校事會議成為「修復」而非「懲罰」的場域。 校事會議並非原罪，其問題在於設計與運作脫節，若因運作失靈而全面廢止，可能導致教育現場失去一個內部修復與自省的空間。反之，若能釐清定位、補強專業、落實程序與修復導向，校事會議仍可成為教育正義的象徵。

由於角色定位、權責劃分、溝通落差、情緒管理或價值觀不同，校園衝突時有所聞。這些衝突若未能在初期妥善處理，往往會逐漸擴大，最終演變為正式的校事會議案件，甚至進入行政或司法程序，不僅傷害關係，更耗費時間、人力與信任。因此，如何建立一套「前端調和機制」介入協調、引導對話、促進理解，以降低校事會議啟動的機率，且由紛說。 校園衝突的型態可分為：1.師與生：課業表現、管教方式、權威挑戰、溝通語氣或誤會等。2.生與生：如霸凌、排擠、誤會、競爭、網路衝突等。3.師與師：教學理念、行政分工、資源分配或溝通不良。4.教師與家長：理念落差、溝通誤會或學生處理爭議。5.行政與教師：決策、權責不明或行政舉措的認知問題。若未適時溝通或中立第三方介入，即可能觸發申訴、檢舉，最終進入校事會議程序。 調和機制並非單純的「衝突解決」，而是一種教育性的「關係修復」，其核心理念可歸納為：1.以「人」為本：尊重每一方的感受與立場，避免以權力或懲處為主要手段。2.以「理解」為橋：透過傾聽與對話，澄清誤會、重建信任。3.以「共好」為目標：強調修復而非對立，讓事件成為成長與反省的契機。此機制符合天主教「仁愛、尊重與寬恕」的精神，也與「修復式正義」思維一致。 具體做法：1.學校可設立校內「調和委員」或「輔導小組」，由具心理輔導或教育行政經驗者負責評估衝突性質，判斷是否需介入調和。2.由第三方協談人安排雙方在安全、保密的環境中表達感受與需求。協談者的角色是促進理解、釐清事實，而非裁決對錯，若雙方能取得共識，可簽署簡易協議。3.若初步協談無法緩和，則由校內行政、教師或家長、學生代表組成的「調解委員會」主持正式會議。 如同民間的調解委員會，都是具有一定社會聲望與專業的人士擔任，上述的委員需有經驗與公信力的人員為之，雖有難度但可努力。再者，倘若衝突暫時平息，若沒有後續關懷與觀察，舊傷容易復燃，學務或輔導應持續追蹤雙方情緒狀態與互動情形，必要時安排心理諮商、輔導課程或關係重建活動。所有調和過程應有適度紀錄，供內部參考，並嚴格遵守保密原則，以避免當事人二次傷害。 調和機制若能制度化，可大幅降低進入校事會議的機率，具體建議：設立「校園調和中心」或「校事前置協調小組」，明定職權，規範所有投訴案件須先經調和程序。建立「分級處理制度」：將校園爭議分為輕度、中度與重度事件，輕中度者先行調和，重度或涉及違法者再進入校事會議。主管機關辦理教師與行政的調解訓練，讓調和小組具備衝突管理與溝通技巧，並給予減課或實質獎勵。 調和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教育的愛，當學校建立起有效的調和機制，能在衝突初期即引導各方理性溝通，就能大幅降低進入校事會議機率。

「撕裂」幾乎成為當今社會的普遍現象，從意識形態的對立、階級的分化、世代的矛盾，到媒體與社群網絡的分化，人們的思想不再容易交集，價值觀的斷裂使得公共理性逐漸被情緒取代。政治人物不僅是政策的推動者，更是社會共識的塑造者與倫理的示範者，其影響力甚大。社會撕裂不只是意見的差異，而會演變為族群、階層乃至國家內部的長期對抗，政治人物應有何責任，且由紛說。 社會撕裂有下列現象，首先，政策的極端化，當政治成為敵我對抗的戰場，妥協與理性討論便不再可能，政策因此失去連貫性，社會資源被浪費於政治鬥爭。其次，公共信任的崩解，當人們不再相信選票能改變現狀，就容易被威權或極端主義誘惑，尋求「強人」來替代制度，這正是許多民主國家退化的警訊。再者，凝聚力的喪失，導致國家無法面對外在挑戰，尤其兩岸、關稅、國際競爭等。 政治人物的角色可為溝通的橋樑，也可為撕裂的刀鋒。當政治人物選擇以對立、敵我分明的語言動員群眾時，會造成心理上的群體偏見與敵意；相反地，若政治人物以包容、合作的語氣面對不同意見，社會的緊張就有緩和的可能。而社會撕裂的深層原因，就是「人民不再相信制度能公平運作」，若政治人物貪腐或利用權力操控司法、媒體，人民便傾向相信陰謀論、假新聞，社會理性因此瓦解。政治人物最大的責任是維護社會的公共理性與集體信任，有以下五點剖析：1.政治人物在面對社會矛盾時，應秉持誠實與理性，不以民粹或恐懼煽動群眾。正如英國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所言：「政府的合法性來自於被統治者的信任。」2.政治人物應搭建公共對話的平台，鼓勵不同立場的群體理性討論。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種族對立的時代，選擇以寬容與談判化解仇恨，成功帶領國家走向和解。 3.政治人物應推動具包容性的政策，如教育機會均等、勞工保障與居住正義，使人民感受到制度的溫暖。社會撕裂的真正修補，往往不是靠口號，而是靠實質的公平。4.政治人物有時為了選票，故意搞分化，破壞社會信任，政治人物應有道德自制力，明白「分化的勝利，是國家的失敗」。5.政治人物的行為展現謙卑、誠懇與自省，社會風氣便會隨之改善。 政治，是一場關於權力的競賽，但更是一場關於道德的試煉，當社會撕裂加深，真正考驗政治人物的，不是口才與手腕，而是良知與責任。正如美國總統林肯在南北戰爭中所說：「我不希望上帝站在我這一邊，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帝那一邊。」這句話揭示了政治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勝利，而是追求正義。 政治人物若願意超越黨派與私利，真正以人民的幸福為依歸，那麼社會撕裂就不再是命運，而是可以修復的傷口。當政治重回倫理的軌道，當權力被道德所節制，撕裂的社會終能重新找到共同前行的方向。

校園霸凌防制的推行，使得學校除了習得知識以外，更是培養尊重、理解與公義的場域。然而，在多元價值與權力結構並存的現實中，霸凌事件仍時有發生。當事件進入「校事處理」階段，學校不僅要釐清事實與責任，更需在情理法之間取得平衡。針對「師對生」、「生對師」、「生對生」、「師對師」四個面向剖析，校事應有何處理之道，且由紛說。 師對生：教師若未能覺察師生是一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便容易在無意間傷害學生。例如以「玩笑」方式評論學生外貌、身體、性別氣質，或在輔導過程中過度涉入私領域，皆可能構成性騷擾或情感壓迫。甚有以「維持秩序」為名，在公開場合以言語攻擊學生人格，或以懲罰為報復手段，持續羞辱、孤立或貶抑特定學生，均屬霸凌。教師應有強烈的覺察力，以專業、正向輔導管教，避免觸法。生對師：學生若感受到教師的歧視或霸凌，則會出於個人恩怨、課業壓力或誤會而濫用檢舉，並以匿名投訴，雖內容模糊、證據不足，卻也容易以媒體或網路放大攻擊霸凌，引發輿論審判，造成教師名譽與心理傷害。此時，對於誤會或輕微爭議，可透過調和機制，導入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機制，面對面對話、理解彼此立場，重建信任。 生對生：教師應建立敏銳的觀察力，透過課堂氣氛、同儕關係、網路言行等面向，察覺可能的不當互動。一旦接獲反映或目擊情事，學校應立即啟動通報機制，並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展開調查。對行為人與被行為人的訪談應公平、非指責式，避免二度傷害；同時應維護雙方的隱私，防止輿論或同儕排擠。事件處理不應止於懲處，更應著眼於修復同儕關係與重建安全感。師對師：師對師的霸凌問題，常因「同儕關係」或「職權結構」而難以被揭露。例如女性教師因懷孕、育嬰被排除升遷；男性教師因不符陽剛刻板印象遭揶揄；主管藉職權要求非工作事項，教師畏懼權勢被迫配合。教師法、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均定有明確的職場規範，倘有此類事件，校事會議皆以外部調查委員處理，以確保公正。 師與生霸凌事件的校事處理，建議有三：1.調查委員須具有心理、法律與教育專業，堅守程序正義與保密。2.教師應反思專業界線與管教態度，學校可導入性別與情緒教育，轉化事件為學習的起點。3.對於輕度衝突事件，學校可採修復式對話，讓加害者理解行為造成的傷害，並與受害者共同討論關係修復的方式。 相對於霸凌，目前性平事件無調和機制，只能直接進入性平會處理。面對師與生霸凌事件的校事處理，唯有建立制度的公正、程序的透明與文化的尊重，才能真正成為安全、信任且有尊嚴的友善校園。

教師團體在教師節舉行記者會，公布教育施政調查結果，其中以「無差別受理校園投訴機制」（96.7%）為最高。實務上校園相當多的投訴屬於「匿名」或「未具體內容」，此種匿名檢舉沒有真名，卻能被成案調查，造成教師冤案層出不窮。若嚴格適用法條，匿名投訴得以不處理，但可能忽視潛藏的校園問題；若進行調查，則可能引發行政濫用或教師權益受損之疑慮，如何看待，且由紛說。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73條第1項「無具體之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或住址者，得不予處理。」此條文立意在於避免行政資源浪費。首先，規定姓名與住址，並要求內容具體，目的是避免大量匿名、空泛甚至惡意的申訴。其次，若有真實身份與住址，學校能與投訴人聯繫、查詢事實。最後，讓投訴人須揭露身分，能避免及減少惡意抹黑或謠言攻擊，確保投訴行為兼具責任與誠信。 然而，匿名投訴也藏有其合理性，在校園中，學生權力相對於教師或行政人員弱勢，若學生具名投訴，往往擔心遭受報復或標籤化，導致不敢提出具體指控，教育涉及未成年人，其隱私與安全尤為重要。許多家長或學生傾向以匿名方式反映問題，以減少個資外洩或遭人知悉的不安。在部分學校文化中，檢舉教師，可能被視為「挑戰權威」，匿名投訴因此成為學生得以突破沉默結構的重要管道。 在實務上，若學校拒絕處理匿名投訴，可能導致：1.學生受霸凌卻無處申訴。2.教師不當行為長期被隱匿。3.家長對校方信任度下降。這些情況最終錯失防範重大事件的機會。然而，若學校逕自受理並展開調查，卻可能被質疑違反《行政程序法》的規範基礎，導致程序正當性不足，甚至可能淪為惡意檢舉的工具。這種「受理與否兩難」的局面，是學校行政最常見的困境。 匿名投訴若啟動行政調查，可能面臨：1.即便最後調查結果為無據，但過程中被傳聞放大，對教師聲譽造成傷害。2.投訴人匿名，使教師難以釐清指控來源，亦難以行使答辯權。3.若匿名檢舉成為報復工具，教師將承受無端壓力。4.學校行政人力有限，行政能量難負荷。5.家長或社會大眾認為「有投訴就應處理」，若不受理，學校恐容易被指責為「推卸責任」。 如何補強現行制度的缺漏，建議：1.分級處理：涉及行政或教學、管教，要求具體化，否則僅作為參考。2.具體化標準：主管機關可頒布指引，將「具體內容」界定為「能提供進一步查證之基本事實」。3.吹哨者保護：涉及重大不法或公共利益的案件，可導入檢舉人保護制度。4.行政透明：學校可先進行初步「合理性審查」，在確有可疑線索時才進一步調查，以避免教師無端受累。 在教育場域中，行政程序法的適用不能僅停留在形式，更應兼顧「教育的特殊性」與「學生弱勢保護」的需求。如何在法律嚴謹與教育人性化之間取得平衡，相信主管機關會做出最適當的修正。

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人格的塑造與社會化的過程。在校園中，學生不僅學習課本上的內容，更透過日常自律與人際互動，理解社會如何運作。然而，隨著社會愈趨多元、民主價值普及，學生自主權的呼聲越來越高，「自由」與「自律」之間的拉鋸，成為當今教育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學校面對開放服儀、訂外食、延後上學與開放手機，應有何思維，且由紛說。 對學生而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要「選擇權」，例如，是否能自由選擇穿著、選擇餐點、延後上學、使用手機，這些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以開放服儀來說，確實是可以展現個性，這不僅是外表的選擇，更是心靈自主的展現。然而，自由並非單純的「隨心所欲」，而是學習在選擇後承擔結果的自律。在此自由的氛圍下，包容不同社經、文化差異，使學生理解並彼此尊重。教育現場若僅強調自由而缺乏自律，校園生活勢必陷入混亂，自律的存在，正是為了保障集體的秩序與公平。首先，學校是群體生活的場域，若無自律，將難以進行有效的教學與管理。其次，自律能避免因自由而導致的差距擴大，引發炫耀或歧視。再者，透過遵守校規，理解社會自律的重要性，也是人格養成的一環。自律並非單純限制，而是幫助學生理解「自由與自律不可分割」。 校園中自由與自律常見矛盾，如服儀：開放能展現個性，但自律能避免攀比與失序。訂外食：能增加選擇，但自律確保健康與環境清潔。延後上學：能符合生理需求，但自律確保學習進度與教學秩序。手機：開放能提升便利，但自律避免沉迷與霸凌。這些都反映了同一個問題，如何在滿足個人權益的同時，兼顧群體利益，若自由無限上綱，秩序必然瓦解；若自律過於嚴苛，則壓抑學生發展。 最理想的教育價值，是讓學生明白，自由並不代表沒有約束，而是與自律相伴隨。自由是目標，透過教育手段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選擇的能力。而自律是途徑，透過遵守自律，讓學生學會在自由中自律，在自律中享有更大的自由。正如哲學家康德所言，自由不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是「依循理性與道德的規律行動」，在校園中，就是要幫助學生理解「遵守自律，享有自由」的真諦。 「自由」讓學生擁有選擇與尊嚴，「自律」則保障了秩序與公平，兩者看似矛盾，實則缺一不可。校園不應是絕對自由的樂園，也不應是僵化自律的牢籠，而應是一個能夠讓學生在安全、秩序中逐漸學會自律、享有自由的生活體驗場。 真正理想的教育，不是壓抑自由以維持自律，也不是放任自由而忽視自律，而是透過制度設計、民主參與與對話引導，讓學生學會在自由中自律，在自律中尋找平衡點。唯有如此，才能培養學生健全人格與具有思辨能力的公民。

近日報載，桃園某國小三天二夜畢業旅行，費用近七千三百元，家長咋舌，社會熱議。畢業旅行向來是學生生涯中最令人期待的一段旅程，它不僅是對學習階段的一種青春儀式，更承載著與同窗共創回憶的美好意義。然而，近年來不少學校卻出現了畢業旅行報名人數逐年下降的情況，引發教育界與社會的關注。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這個本該熱烈響應的活動逐漸冷卻？且由紛說。隨著物價不斷上漲，畢業旅行之交通、住宿、餐飲、門票以及保險等，三至五天的畢業旅行動輒需要上萬元，若選擇出國更可能高達數萬元。對於收入有限的家庭而言，這筆開銷造成了沉重壓力。尤其在經濟景氣不佳、家長必須精打細算支出的情況下，許多人不得不將「能否負擔」作為考量，最終選擇讓孩子不參加。這樣的現實困境，造成報名率下滑。隨著旅遊方式日益多元，學生與家長擁有更多替代方案，有些同學會選擇自行組團，安排更符合興趣的輕旅行；有些家庭則會利用暑假安排海外自助行，讓孩子獲得更自由的探索經驗。相較之下，學校統一規劃的畢業旅行顯得彈性不足，甚至過於「千篇一律」，傳統三六九的主題式遊樂或水上活動早就玩過了，若無新方案吸引，學生自然不再把學校畢業旅行視為唯一選項。如果班上有一部分同學因費用、家長反對或其他原因不參加，可能會帶動其他學生跟進。畢業旅行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和同學一起」，若缺少了最要好的朋友，參加的意願便會大幅降低。這種同儕效應，常常造成「一人不報名，幾人跟著放棄」的連鎖反應。且學生可能不再認為畢業旅行是唯一的「青春儀式」，尤其當旅行被定位為「娛樂」而非「教育學習」，參加意願也隨之降低。過去畢業旅行被視為「不可或缺」的回憶，但隨著社會變遷，部分家長認為，家庭自主安排的旅行更能符合孩子的需求。許多家庭會選擇在暑假安排親子旅遊，既能照顧到全家的喜好，又能掌握行程與預算，相較之下更有彈性。此外，部分學生可能已經多次參加校外教學或社團旅行，畢業旅行的重要性因而被弱化，參與意願自然下降。要解決畢業旅行費用過高的問題，建議：1.學校在規劃行程前，充分聽取家長與學生的意見。2.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可考慮為畢業旅行訂定「費用上限」。3.與其追求奢華，不如將重點放在文化體驗與生態踏察，也可安排城市探索，降低費用。4.對於經濟弱勢學生，學校或政府可提供補助，避免因為費用過高而被迫缺席，讓「人人有機會」參與。畢業旅行安排的天數、星級飯店、主題樂園、餐、交通、保險、領隊、晚會…都是費用的關鍵，當費用高到讓部分學生無法參與時，我們就應該重新思考畢業旅行的意義？畢竟它是一段集體青春的見證，而不是金錢堆砌的奢華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