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強權救得了象牙海岸？
在北非的「茉莉花革命們」仍在發酵的時刻，在人們的眼中，追求民主似乎得透過激情的群眾革命才能算數。然而，從三月底至今，東南亞的緬甸與西非的象牙海岸正在追逐另一種民主夢，前者平靜地令人意外，雖然前軍政府人馬仍對文人政府有絕大的影響力，且從選舉民主的標準來看，外界並不滿意整個過程，但政權的移交並未出現鬥爭與流血衝突；至於後者，雖然延續激烈，卻透露出強權對追求與鞏固民主的企圖心，這邊想淺談象牙海岸。 Fatou Keita住在象牙海岸的舊首都阿畢尚（Abidjan），是位小說家，住在輸了選舉卻不願下台的總統Laurent Gbagbo所在地附近，在這幾天以來，他的住家附近砲火四射，充斥著震耳欲聾的巨響，這些火砲是由選舉贏家Alassane Ouattara的反對派勢力對Gbagbo的最後通牒，希望活逮他，逼迫他下台，讓象牙海岸的民主選舉結果能夠被尊重，制度得以被保障。 Keita用法文描述的實況，被紐約時報翻譯成英文刊登，照他的描述，會讓人有種日本災後現況的錯覺，病人找不到醫生、斷垣殘壁叢生、水電與食物嚴重缺乏、人民生活在不安與恐懼中，國際組織已經開始擔心這國家的第一大城將爆發人道危機。在這種惡劣的城市環境下，為了求生存，一向壁壘分明、敵我意識鮮明的象牙海岸人開始團結，共同為了活下去而努力。原來除了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之外，恐懼竟是短暫凝聚力量的另一種可能。 這場遭受爭議的選舉原本在數年前就該舉行，但在內戰爆發與國家無能也無力舉辦全國性選舉的限制下，拖延至2010年底舉行。在10月31日的第一輪選舉中，掌控南方勢力的Laurent Gbagbo與掌控北方Alassane Ouattara均未獲得過半的選票，因此在11月28日舉行第二輪選舉。詭異的是選舉結果有兩個，「獨立選舉委員會」（Independent Electoral Commission, IEC）公布Ouattara獲得勝利，但是由Gbagbo親信掌控的「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al Council, CC）卻宣布IEC過了規定時間才公布結果，不能被認可，因此公布了一個扣除北方七個省分選票結果的資料，自然不利於來自北方的Ouattara，結果CC認為Gbagbo獲得過半的支持；結果Gbagbo與Ouattara皆自行宣布當選，並宣示就任總統。 在爭議之後，雙方在12月開始爆發流血衝突，獲得國際重視。聯合國認為IEC所發佈的結果可信，應該由Ouattara當選總統，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議通過決議文，譴責總統選舉爭議所導致的人權侵害，華府也強硬地要求Gbagbo下台，世界各國僅有安哥拉與黎巴嫩派大使參加Gbagbo的宣誓就職，世界各國一面倒地強制要求Gbagbo下台，但是Gbagbo依靠CC所發佈的神主排苟延殘喘。雖然在國際社會中，大家普遍支持Ouattara取得勝利，但是在象牙海岸，仍有許多Gbagbo的支持者，在IEC公布的結果中，Ouattara僅以54%的得票率小勝Gbagbo的46%。 當Ouattara認為所有和平手段都已用盡之後，雙方武裝衝突升高，象牙海岸的內戰有再度爆發的可能，但這次有了選舉作為依據的理由，法國與聯合國強勢介入，法國國防部的網站正播放著武裝搶救日本大使的影片，強權們盼這場人道危機能夠提早落幕，不論Gbagbo是死是活，希望選舉制度能夠公平公正地維持下去。但與利比亞的情況類似，象牙海岸的國內南北敵對狀態並未減緩，這種外力支持的衝突等於是火上加油，讓南方人更加仇視北方人，即便Gbagbo自願下台，Ouattara能獲得南方地區的認同嗎？若不能，或許有另一個Gbagbo正虎視眈眈地等待崛起與作亂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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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初的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反恐、反海珊反的很徹底，陸續發動對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戰爭。阿富汗現勢依舊嚴峻，以賓拉登為首的恐怖組織仍環伺在旁；在伊拉克，儘管多數人認同剷除海珊，但對美軍重建的失敗難以諒解，也讓布希的聲望衰落；前幾年美國又遇到金融海嘯。在美國此刻背負這些包袱時，華府又悄悄參與剷除格達費的軍事行動，只是這次不再強出頭，只盼扮演幕後角色，搭歐洲列強的順風車。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3月17日通過1973號決議案後，授權會員國以一切必要手段，結束格達費軍隊攻擊利比亞人民的行為；隨後，美英法聯軍在3月19日展開空襲。但美國在此次軍事行動中相當低調，不僅不願意涉入地面作戰，更將指揮權交給北約組織，讓法國主導。華府只想點到為止，不願再介入一場難以收尾的戰爭。 有人將美國此舉視為衰落的預兆。為了將海外軍費的開支移轉為振興國內經濟的能量，歐巴馬政府不敢另闢新戰場。加上大選將至，若對利比亞戰爭如同伊拉克戰爭一般歹戲拖棚，對於二０一二年的大選形勢將非常不利，除非歐巴馬有布希首任的「反恐正當性」，否則在全球經濟實力移轉到亞洲之際，拼戰爭而不拼經濟的總統難以獲得候選人的青睞。 再者，若美國介入利比亞太深，在干預的道德性上將被抨擊。歐美聯軍醞釀軍事干預的訴求雖然在保護平民，但選擇轟炸的時機點也恰好在格達費開始轟炸石油設施後不久，容易讓人質疑聯軍是為「石油」還是「人道」較多？若是前者，軍事行動雖能幫助維持世界能源供需穩定，但會讓國際擁有「唯利主義」的印象。 況且，華府一直以來均毫無軍事干預蘇丹的打算，即便其政府間接資助屠殺人民的行為；華府也未強力干預中東最獨裁的石油輸出國，似乎盛產能源的國家若能維善待能源，大家都可以交朋友；對於「波斯灣合作理事會」聯軍進駐巴林，幫助巴林獨裁政權平定反政府示威者的舉動，華府只以「政治解決」的呼籲帶過。 姑且不論美國是否具備霸權的實力，能否同時涉入數個戰場，若此時美國仍高調地主導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不僅將金錢投入另一個軍事無底洞，不僅看不到對美國經濟的幫助，更讓美國像一個「唯利是圖」且嚴重存在「差別待遇」的強權，將讓國際社會反感。最後，在冷戰結束且國際戰爭發生可能性降低的時代中，沒有國家喜歡外國侵略者，不論是民主或獨裁國家皆然。或許伊拉克與利比亞人希望剷除海珊與格達費，但他們更希望的是依靠本身實力，或「是非價值統一」且「毫無企圖」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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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一日下午的日本9級強震，引發了10公尺的海嘯、火災與核電廠爆炸所造成的輻射外洩污染，目前證實共有近9500人死亡，超過15000人失蹤。九級強震與海嘯都是日本災難記錄史上最大的一次。在舉世為日本哀悼之時，這次的強震也值得世界深思天災所帶來的教訓，在這邊我想談論天然災害、民主、與災難風險之間的關係。 雖然日本地震透過衛星畫面，讓世人看到駭人的海嘯畫面，即時感受到天災強大的威力，也讓人意識到災難規模之巨大，但是若這次的地震若沒有引發巨大的海嘯，則這次的9級強震對日本的重創或許有限。在2010年初智利的8.8級與海地的7級強震中，在震央的周遭，兩國約有100萬左右的居住人口，在智利造成了500人死亡，但地震威力小500倍的海地地震，卻造成了約440倍的死亡人數。在日本受災最慘重的宮城縣有超過200萬的居住人口，最壞的評估，死亡人數約為25000人左右，但是在大部分死亡與失蹤人口皆與10米海嘯有關的日本中，若除去海嘯的襲擊，強震的受創規模或許將比智利大地震來的少。 有學者將這種天災受創的差異歸咎於國家政權的差異，簡單的說民主制度是造成創傷程度巨大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民主國家中，領導人的政治權力來源為選民，迎合民眾偏好是獲得權力的方式，也迫使領導人若想要確保政權的延續，則將關注於災難事前的防範（例如在建築法規中制定高防震標準）、災難發生的處置；在後續重建的過程中，若能回應地越快、協調物資能力越強、越關心災民處境、越積極處理後續賠償或補助，則越能獲得選票的青睞。 反觀在獨裁國家中，政治權力的來源為一黨專政的政黨、軍事政權、皇室、家族、或政治親信，若是這些人發生了災難，獨裁政府應會積極作為，以迎合這一小撮的權力基礎。但災難通常是大規模的，涉及到的是一般民眾，當這些人無法決定獨裁者去留時，掌權者就不會對於災難的預防與救助有積極的作為。從政權的角度來看，民主政府似乎越能催生出健全的防災與救災的制度，日本民眾在面對無數地震的威脅之下，若政治領袖想獲得權位，則控制災難傷害的政策絕對將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因此國家越能對抗天災。 日本雖然被公認世界耐震能力最優秀的國家，但卻似乎無法對抗海嘯與核能廠輻射外洩，原因或許不是政府無能，而是沒有料到會發生。我們常聽到重大天災害發生後，政府常用「沒有料到」來凸顯災難規模的巨大與難以對抗，這或許不是推託之詞，而是事實。就拿2005年的美國卡崔納颶風造成洪水例子來看，在事後的檢討中發現，州政府僅能對付強度3級的颶風，而無法對付4到5級破壞力最強大的颶風，因為政府沒有心思面對超級颶風，因為發生的機率太低了。也因此在紐澳良低於海平面的城市發展史中，地方政府用破壞能緩衝洪水的天然環境、與廣泛修築難以抵擋大洪水的提防，來換取城市的經濟發展，對抗5級颶風的政策被擱置。在卡崔納後，最極端的批評即是「紐澳良或許在兩百多年前根本就不應該被開發」，政府根本不應該冒險開發這塊海平面之下且常淹水的地區。 這種「一個發生機率極低，但若發生卻會造成毀滅性災難的風險」稱為尾端風險，卡崔納、日本10米海嘯、甚至核電廠的設置，均有著這種風險。政府在面臨這種風險時其實常陷入兩難，若事事規避這種風險，國家的發展可能將受到阻礙，美國可能不會有紐澳良的爵士樂文化，世界各地可能將缺乏電力或用高成本的方式發電，而傷害到經濟發展。 當科技讓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時，人類卻難以在「發展」與「風險」中取得平衡，究竟日本政府是否早就該將防堵10米海嘯列入優先的政策選項呢？是否核電廠本來就不應該興建呢？在資源有限的制約下，若選擇對付尾端風險也意味著將犧牲政治利益，例如人民質疑為何不將錢花在福利政策，而要蓋這麼龐大堅固但看起來毫無用武之地的堤防？為何不多該一些核電廠，讓工業能夠取得便宜且乾淨的電力呢？在駭人災難尚未發生之前，這些民眾的質疑會讓政府選擇忽略尾端風險。 日本災後引發對於地震、海嘯、核電廠政策的討論，但這幾十年來大地震頻傳、南亞海嘯剛過不久、廢核團體也活躍於國際社會之中，但這些教訓與擔憂尚未成功喚起各國政府的重視。或許人類是健忘的，透過災難引發的檢討只會在災後數月中發酵，一旦風頭過了，政府與政黨將重回政治選舉的懷抱中，然後慢慢地重新與這些尾端風險妥協。或許民主政府更能夠對付「災難」，但是對付「百年一次的大劫難」，卻也顯得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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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出歐巴馬政府將提名現任美國華裔的商務部長駱家輝（Gary Faye Locke）出使中國，做為北京與華府溝通的橋樑。駱家輝出生於美國，不太會說中文，但擁有華裔血統的身份，以及與中國高幹的關係，讓外界看好美中關係將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外交事務難以為外人知悉，或許因此讓民眾難以感受到駐外使節對於處裡國際關係的重要性，但駐外大使在國外的所作所為以及與外國政府溝通的方式，常能影響雙邊關係，即便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不會有明顯地變動，但外國政府的官僚常能耍小手段，阻礙兩國關係的發展，外交突破雖然不可能僅取決於一個大使，但是卻會漸漸留下痕跡，痕跡若越黑越大，就能在未來對雙邊關係造成衝擊。 因此，當國家想改善與另一國的關係時，指派一個「適合」的，比指派一個「能力強」的大使更為重要，「適合」與否指的是這位大使能否講當地語言或方言，能否融入當地的文化傳統，能否依照當地的規矩交涉事務，能否尊重與本身文化的差異之處，這些條件看似容易，但對於來自文化背景差異極大的異國外交官來說，衝擊可能是巨大的，這種衝擊若不得調適，就可能慢性地破壞外交關係。在已故政治學者Samuel Huntington的眼中，這種文化間的差異性可能是近來與未來幾個世代衝突的重要來源，這也是九一一事件之後被廣泛被討論的「文明衝突論」。 衝突的來源一直是熱門的學術話題，原因可能包括對情勢的「誤會」或「誤判」、衝突協調機制失靈、國際權力結構的失衡、或對資源與利益的爭奪等。Huntington認為「文化差異」這種既主觀又客觀的人類或國家特質，就足以造成衝突，若一個國家內有兩種明顯的文明差異，國家就容易發生內戰，若差異的界線落在國際之間，則區域或世界就容易發生國際衝突。 廣義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就被Huntington認為是衝突發生的熱點，由於文明不可能一夕之間被另一個文明同化，因此差異性大的兩個文明僅能努力削減「差異」，並相互尊重，以改善這種因理解事物的差異所造成的緊張關係。因此，當評論如何改善美中關係時，學者除了提到客觀的外交或軍事工具來促進和平之外，設法尊重彼此的文化的策略越來越受到重視，這可從美中雙方雖然官方上的對峙仍存在，但是民間交流相當地密集，雙方都想瞭解彼此，讓對方習慣於自身的處事原則與方法。 社會心理學家也從實驗中找到相當多的證據，說明人的「屬性」就足以決定彼此的關係，兩個越像的人越願意形成一個緊密的團體，在團體內互相合作，藉此區隔出與自己差異性大的團體，兩個差異性大的團體發生衝突的機會將提高，也越難以化解糾紛。 駱家輝身以華裔的身份和作為華裔的概念出使中國，就在改善美中關係上獲得相當大的優勢，取得中國人的認同，更容易讓中國人接納進入中國的社群概念之中。但是在語言仍存有障礙，以及從小接受美國社會化後的性格與價值觀能否融入中國社會，仍待觀察。但對熱衷於改善美中關係的人來說，華裔大使出使北京的策略的確能帶來美中和平的願景，也看得出華府目前亟欲經營美中關係的企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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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埃及與利比亞一連串的國內衝突隱喻出獨裁者難有好下場的結論，前兩個國家的獨裁者被國內群眾對專制與經濟衰敗的怒火擊退，接著又一個屬於廣義下的中東獨裁國家利比亞，發生類似的國內衝突，這很容易讓我們把原因歸咎到獨裁與經濟蕭條，畢竟利比亞是區域、乃至世界中最獨裁的國家，但是將利比亞內亂歸咎於這些原因，恐不是事件的全貌。 若我們看利比亞的民主發展程度，全球近兩百個國家中，不論來自那個機構的評比，利比亞幾乎在最後十名中徘徊，但若我們去看利比亞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它怎麼樣看都不是個會讓人民因經濟生活不滿而憤怒的國家。在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見連結）中，利比亞在2010年拿了0.755分，這比世界平均0.624以及阿拉伯世界的0.590都高出許多，名列世界第53名，在區域內只輸給波斯灣四個產油的小國，反觀埃及僅有0.62分，名列101名，而突尼西亞取得0.683分，名列81名。 拿平均國民所得（GNI Per Capita）來看，利比亞名列世界第39名，比部分中歐、 東歐與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還高，而埃及名列85名，突尼西亞則為75名；以成年人識字率來看，利比亞為88.4%，高於埃及的66.4%與突尼西亞的80%，若看貧富差距，利比亞的貧富不均程度（見連結）在世界排名中算不上惡劣，雖不比北歐福利國家優秀，但比大部分拉丁美洲、中東國家與亞洲新興國家還好，不均程度與義大利、英國相當。不管從經濟數據或社會發展來看，這不像是個人民會因經濟問題跟統治者拼命的社會。 那麼政治的獨裁呢？若經濟不是衝突的主因，但是人類追求自由的天性，是否有可能迫使利比亞公民因受不了專制，所以即便生活過得不差，也要追隨「茉莉花革命」的浪潮，為了自由跟獨裁者拼命呢？這因素是可能存在的，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利比亞的反對團體與政府軍的規模已經升高到不像「為民主而戰」的規模，反而更像是場內戰，迫使國際社會必須介入，「爭民主、平等、經濟發展」等口號似乎僅是發動內戰的藉口。 事實上，這場對抗42年獨裁統治者格達費的衝突，是地方各重要部落合作想擊垮格達費的內戰，在利比亞境內，人民對於「格達費的利比亞」的國家忠誠度小於對「部族」的認同，許多在國內外辭職、譴責的官員，都來自於不同於格達費的地方部族中，在媒體中看到街頭抗爭中的武器與援助是來自於各重要部落的資源，若僅是一般群眾運動，或許難以看到人民在街頭用火箭砲對抗政府軍的實力。 即便許多人把利比亞的情勢，看成爭取民主自由的戰爭，然而有越來越多深入的分析認為，這是部族之間的戰爭，源自於對強人格達費高壓統治的不滿。掌控國家資源的格達費政府，為了建設出一個專制的「社會主義」經濟王國，持續地削弱各「部落」的地方體系，斷絕輸往各部落的經濟資源，甚至暗殺地方部落的重要人士。 這場戰爭更像是各部落在被逼到牆角邊之後，靠著周邊國家紛紛革命成功的勢頭，藉勢推翻格達費統治的戰爭，這場內戰更像是地方部族爭奪「政治權力」的戰事，而不像是個爭取「民主自由」的革命，也因此有悲觀的聲音認為，這種部族政治下的利比亞，若走了一個格達費後，反將帶來群雄崛起的亂世，更激烈的內戰將無可避免，直到下一個格達費崛起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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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與埃及的人民成功推翻獨裁政權之後，其他中東國家反獨裁的團體紛紛傚法，發動規模大小不一的街頭運動，試圖複製「茉莉花革命」的模式，推翻政府。最近最接近政權崩潰邊緣的或許是另一個北非國家利比亞，不僅民眾以持續抗拒數日，亦有多名身處國內外的高層官員辭職，但強人格達費也不甘示弱，動用軍事力量鎮壓。除了中東與北非之外，中國各地也有民主運動人士蠢蠢欲動，希望串連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 之前我曾經提到過這一波革命成功的原因，「網路科技」固然是資訊協調相當重要的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人民想要推翻政權的怒氣與勇氣，科技是助長火勢的「風」，真正的火種是人民（見連結）。而人民的怒火又是如何燒起來的？為何世界歷史中，存在於絕大數時間的獨裁政權沒有被當時的人民成功地衝破，而是集中在這一甲子相對短暫的時間之中呢？ 或許人民的怒火是源自於「比較」，當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與經濟繁榮成為一個既能滿足人類盼望自由與繁榮的發展模式之後，生活於其他各國的人類遂想要仿造，逼迫統治的政府改變、進步。在這裡的重點是「與理想的模式比較」，而比較的前提是，能夠得知其他國家與其社會發展過程的資訊，所以「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民主浪潮」席捲世界發生在同一個世代，或許不是巧合，而是相輔相成的結果。 我曾在其他地方介紹過「Ｊ曲線」，用來顯示「國家開放程度」與「政治穩定度」之間的關係（見連結）。簡單地說，一個由獨裁政府完全控制且極度封閉的社會之中，國家是相對穩定的，因為國內民眾無從知悉外界資訊，媒體報導、歷史資料都可以被政府操縱、甚至竄改。無知造成人民安於被獨裁統治，對政府不滿的示威遊行、騷亂、內戰等反抗行為是難以萌芽的。 「國家開放程度」與「政治穩定度」Ｊ曲線 但當外界資訊能夠竄入獨裁政權統治的社會中，鐵幕的人民開始瞭解世界，知道其他國家的生活樣貌，發展模式，開始對獨裁政府不滿，希望掙脫極權，找尋民主、法治、經濟發展的可能性。這個階段是國家發展最不穩定的時期，進入Ｊ曲線中往下凹的弧線時期，若能夠度過谷底的考驗，社會能靠著與獨裁政府衝撞，慢慢建立起民主與法治，且隨後社會將開始利用這套機制，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將由制度取代暴力。這時國家也進入了新的穩定時期。 我們可以用這個觀點來看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與中國。根據「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每年的報告，雖然這四個國家都是「不自由」（Not Free）的國家，但細看針對每個國家的報告可以發現，突尼西亞與埃及雖然獨裁，但是其「公民自由度」（Civil Liberties）項目的內容與分數比利比亞與中國的表現更好，這個「自由度」其中一個面向就是媒體、網路等資訊媒介在國家能夠流通的程度。 利比亞是公民自由度最低的國家，該報告提到利比亞只有一間網路服務公司，就是政府，能夠控制一切的資訊，媒體管控的密度也相當深。因此，想在利比亞革命成功就顯得問題重重，利比亞對資訊的管控是四國之最，民眾能夠找到空隙，用外界資訊說服並協調大批民眾，點燃他們怒火的機會小的許多，這也讓我對利比亞的民主化前景較為悲觀。至於四國中表現最好的是突尼西亞，或許也因此資訊流通度較高的緣故，「臉書」才能成就「茉莉花革命」。 至於埃及，我曾於美軍在二００三年進攻伊拉克之前造訪過，與開羅大學的學生相處兩週後發現到，埃及雖然埃及政府的產生方式相當獨裁，但是公民社會的活動能量卻相當旺盛，網路資訊的取得，比起我二００九年到北京時的中國還要自由許多，幾乎沒有發生網站被過濾的現象，也或許埃及人民能成功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在於，其公民社會當中出現了能與外界資訊聯繫的空隙，因此讓人民因「比較」而出現怒火。 至於中國，雖然資訊管控嚴重，但仍有許多方法可以突破，取得外界資訊，但中國的問題是，就算人民接觸到了民主自由的資訊，就能點燃中國人民享推翻共產黨政權的怒火嗎？中國經濟的繁榮似乎讓許多人忘卻了自由的重要性，沒有社會怒火，即便紐約時報在各大城市免費贈閱；即便Google能夠毫無限制地重回中國；即便沒有金盾工程，中國人民在「比較」之後，會覺得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成果不如其他國家嗎？若大多數人不這樣覺得，則自由之火將難以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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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０至八０年代初期，能源危機或許是影響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變數，當時的高油價不能完全歸咎於各國能源需求的增加，高油價的肇因更是中東產油國集體懲罰美國支持以色列軍事力量的結果。限制對美國石油的出口，威脅到西方世界的能源需求與工業發展的腳步。能源危機的教訓讓各國認識到「國際組織」協調國際糾紛的重要性，也讓美國更願意採取親近中東產油國的決心。 這個歷史事件不禁讓人想起「貿易」與「衝突」之間呈現何種關係的命題？在國際關係學界中，並未出現共識，有的認為國與國高度的貿易關係將帶動和平，原因在於貿易依賴程度高的兩國若發生戰爭，將讓貿易利益瞬間消失，因此理性的國家會因貿易關係升高而降低衝突的意願；反之，另一派認為，高度貿易關係將造成衝突，因為當A國相當依賴對B國的進口後，若B國切斷了對A國的貿易關係，則A國將因物資供給不足而走下坡。所以對A國而言，奪取B國資源以滿足國內需求是理性的行為，這種心態說明了高貿易依存度的負面結果。 國際政治經濟學者Dale Copeland曾提出了整合上述兩派意見的說法，他稱為「貿易預期理論」（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刊登於1996年春季號的「國際安全」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他提到貿易依賴程度的高低並不是決定衝突或和平的重點，更關鍵的因素在於各國對未來貿易關係的期待，若A國預期到B國可能在不久的未來停止對A國的出口，這將提升A國的不安全感，進而加深A國發動戰爭以奪取資源的意願。 Copeland拿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做例子，當時的德國高度依賴天然資源、能源與食物的進口，用以滿足國力的發展，但當希特勒政府在預期到英、美、法即將建立起各自的封閉貿易體系後，開始擔心德國的工業與軍事發展將因貿易障礙而受阻，因此要維持德國的發展，就必須擁有百分之百滿足工業與軍事發展所需物資的能力，Copeland認為當時希特勒政府對未來貿易預期充滿了深深的不安全感，這因此導致德國最終侵略歐洲。 這個論述對於這幾年來不斷升高的「糧食價格」能夠帶來些啟示。若高糧價是出於氣候變遷這種難以抗拒的因素，則地球糧食供需失衡的現象恐將持續惡化，導致盛產糧食的國家降低出口，而糧食匱乏的國家將無法餵飽人民。若能源消失了，國家可以不發展工業；糧食是人類最基本的維生物資，若糧食不足，人民將會餓死，「糧食貿易」的衝突性或許高於「能源貿易」。若一國對天然資源進口的悲觀預期，導致了國家間的衝突，那麼對糧食進口的悲觀，更可能導致國家間因對糧荒的恐懼，而爆發搶奪資源的衝突。 就這個面向來看，國際間深化貿易的現象（尤其是糧食貿易），並非是國際和平的保證，依賴度的升高，反而降低國家自給自足能力，一旦國際貿易市場出現供需失衡，且沒有超越國家且有權威的國際組織來協調市場失衡的現象，讓高油價或高糧價恢復平衡，則衝突發生的機會將升高。目前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因高糧價而暴動或革命，這股力量也將逼著各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搶糧，甚至為了鞏固糧食來源而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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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看到媒體報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針對世界各國的民主自由程度做量化的評比，設法用最合適的指標去衡量「民主自由」的程度，並將衡量出的現象量化並代入數學的演算公式中，算出一個數字，以評估民主自由的社會現象。在學術界，這種指標非常多，以社會科學來說，有學者用量化指標，去衡量一個國家的「文化」或「價值觀」，針對各種議題所做的民調，也是一種反應社會現象的指標。 在國際關係學界中，「國家物質實力」（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NMC）資料集常被拿來評估世界各國的相對權力，當中的「國家實力合成指數」（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bility, CINC），常用於分析權力平衡的變動。例如美國在二００七年的CINC為0.1421，這數字是由美國的人口數、都市人口數、鋼鐵生產量、主要能源消費量、軍事支出與軍隊人數六個指標所組成，每個指標是由各國前述的六項數量佔世界的比例所算出（例如美國人口數佔世界的比例），再將六個比例（百分比）相加後除以六算出平均，因而得出美國的0.1421。這個數字代表了若想衡量世界各國的相對硬實力，美國大約佔了世界的14.2％，台灣的CINC則為0.008。 雖然這個數字經常被國際關係學者運用（尤其是重視衡量權力的現實主義者），但是卻遭受到相當多的批判。例如，在2007年中國的CINC為0.1986，為世界第一，美國僅為世界第二，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科技與支出遠高於中國，但是中國在人口數、都市人口數與鋼鐵生產上遠超過美國，以致於大大提升中國的CINC，但是這個衡量合理嗎？中國在世界上的實力真的贏過美國嗎？若是中美爆發戰爭，中國會贏美國嗎？若將國家的科技發展程度（各國世界專利的數量）的指標，能讓CINC指數更合理嗎？ 許多學者不認為NMC是合理的指標，但卻會使用它，因為在社會科學的發展路途中，要把過去歷史上沒有記載過、統計過的資料，用估算的方式找出並量化，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雖然NMC中的CINC不完美，但卻是目前國際關係學界中最接近現況的指標，且資料集的公開，除了滿足學者對抽象概念的想像而具體化社會現象之外，更能讓後進學者能夠修正並改良。雖然用指標看世界的方式不完美，但不代表不應該做，反而應該大膽地提出量化指標，並在爾後小心謹慎地修正。 談到這個問題是因為台灣的「玉山電報」（http://www.formosamedia.com.tw）將推出「台灣安全警鐘」的計畫，試圖建立客觀的量化指標，用以反映出台海危機的緊張程度。這個計畫具有前瞻性，但必定存在高度爭議性，光是如何衡量、量化，應該納入哪些參數等問題，就能讓計畫裹足不前。其實，當我們朗朗上口用「民調」、「債信評比」、「自由度」等指標來論述事情時，就已經接受了這種不可能完美的指標衡量社會的方式，有時也出於堆積自己論述的便利性，而忘記對指標本身的批判。在過去，不乏聽到類似「台灣安全警鐘」的指標性設計，但皆胎死腹中，原因或許在於擔心「找不到完美」的衡量方式，或因畏懼於遭受質疑或嚴厲批判而放棄。 再有名的指標，都只能反映部分社會現實，不可能臻於完美；最有名的指標常是用盡可能合理且簡單的數學公式計算出來的，當中未必有過於高深的數理學問，設計指標的重點仍在於能不能在挺得住批判，並消除對量化指標的恐懼之餘，創造出合理、客觀、貼近衡量標的且簡單明瞭的指標。預祝「台灣安全警鐘」能夠避開對指標的偏見，站出來為台灣的安全把脈。沒有勇敢的開始，未來就不會誕生更接近現況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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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感召與催化之下，另一個北非國家埃及本週也在各地爆發示威遊行，埃及警方強勢鎮壓，政府也使用公權力控制網路的運用，希望平息基層爭取民主的聲浪。或許有人直接將「茉莉花革命」與「網路科技」連結為埃及街頭示威的原因，但這些因素僅達到了催化與散播的效果，最根本的原因是埃及總統Hosni Mubarak長達三十年的獨裁統治，以及經濟成長遲緩、失業問題嚴重，讓年輕人看不見希望。 在突尼西亞獨裁政權被街頭民眾橫掃後，關於中東民主化的討論再度延燒。在過去美軍推翻伊拉克總統海珊時，也被視為有助於帶動中東的民主化，而中東一直被看成民主化浪潮最難以突破的地區，除了伊拉克在美軍推翻、重建後，似乎接近民主之外，中東沒有一個稱的上民主的國家。最常用來分析「中東無民主」的論點將宗教因素帶入，認為出回教與民主政治有負面的關係，有研究就認為通常宗教性越強的地區（例如中東的回教世界），政治觀點越趨近保守，人民更畏懼於參與公共事務，挑戰權威。 當然這個解釋並沒有獲得太多的實證支持，且有幾個研究發現回教信仰或教條與中東人的民主觀之間找不到關連性，中東無民主的原因在社會科學界中，幾乎沒什麼共識，但存在許多有趣的探討。其中我認為外國勢力對中東民主的影響應該是個重要的關鍵，原因在於第一，中東第一個可能出現的穩定民主國家，是美國軍事力量強勢介入的結果；第二，中東最不民主但是卻很穩定的國家，都與西方與世界維持相當良好的關係。 針對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到沙烏地阿拉伯、波斯灣產油國（巴林、科威特、阿聯、卡達）是中東地區最獨裁的國家，但它們內部相當穩定，經濟上有能源帶來的財富，在安全上有美國的航空母艦群保護著，安全與生活皆無虞，且是美國反恐戰爭的盟邦。即便「民主全球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也看不到華府對中東民主有任何正面、積極的作為，除了反美反的很徹底的伊拉克、伊朗之外。美國對中東最獨裁國家最有力的有形與無形的支持，可能是民主化難以在中東推展的重要推手。 埃及總統Mubarak與西方社會和以色列的關係不錯，他協助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爭，美國也將Mubarak的心頭大恨「穆斯林弟兄會」（Muslim Brotherhood）列為恐怖組織，這個標籤相當具有爭議性。穆斯林弟兄會中的成員不乏教授等高級知識份子，宗教的信仰上偏向保守（但保守不等於恐怖），且是致力於推翻Mubarak萬年政權的龐大勢力，在埃及國會中約有20％的席次力量，華府看到的是這個組織歷史上曾犯下的暴行，而忽略他對埃及民主的貢獻；或者說，這「恐怖組織」的標籤是華府與Mubarak妥協的產物。 在埃及街頭示威之後，Mubarak說這是「穆斯林弟兄會」策動的陰謀，但透過媒體的報導，這看起來更像是自發性的街頭運動，沒有明顯的組織與領袖存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說：「埃及政府是穩定的，並且正在找尋方法回應合法的需求以及埃及人民的利益」，但她的話被參與埃及示威的民眾大力批判，其中一個參與者說：「穩定是一個惡性的字眼，這個穩定是用三十年的戒嚴與作弊的選舉換來的」。很顯然的，許多埃及人要的是民主而不是穩定，但是對於有實力干預他國內政的美國來說，「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只要中東最獨裁的國家依舊能夠穩定地供應能源，與華府密切合作，獨裁是可以容忍的。 像伊拉克這種不穩定又不與華府合作的國家，推翻海珊既有道德上的正面訴求，又能增加親美政權出現的機率，似乎合情合理又有利。像埃及這種不穩定又無能源，但是地理位置重要又親近以色列的友好政權，冷眼旁觀即可。有以色列人說：「若是Mubarak下台的話，我們還真不知道會出什麼事」。在中東的獨裁世界中，若要讓民主勢力發酵的最佳之道，就是請世界袖手旁觀，讓中東人自己衝撞出自己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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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26歲的突尼西亞失業青年，希望靠路邊擺水果攤維生，但在去年底，警方以無照非法擺攤的理由，將水果攤的商品沒收，這名青年隨後以引火自焚的極端手段抗議政府欺壓民眾的手段。這個案件透過網路不斷地在突尼西亞及世界各地播送著，突尼西亞人民凝聚起一股厚實的力量去對抗政府，持續的示威抗議成功迫使獨裁總統解散政府，並流亡海外。外界認為這又是一次網路科技對抗民主的成功戰役。 突尼西亞的事件又激起了「數位科技是否能促進民主？」的辯論，數位科技固然有利資訊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流傳，但獨裁政府也可透過科技，散播有利政府的消息，用軟體封鎖不利獨裁政府的資訊。再者，即便紐約時報或英國的BBC能出現於獨裁國家之中，這些國家中的人民也不見得照單全收這些來自西方的資訊，因此數位科技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仍未有清晰的答案。 Clay Shirky教授長期關注網路對社會與經濟的影響，他在本期的Foreign Affairs中批判美國的網路政策，並藉此帶出幾個他認為網路科技對社會真正的影響何在？首先他認為，採用數位科技的社會媒體對一個社會的影響是長遠的，這些工具的效果並不能立即發揮作用。拿突尼西亞的例子來看，獨裁政權並非一夕之間被網路科技擊敗，而是被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不滿所擊潰。公民在經過一段長時間地學習與利用網路後，能夠在網路中發表抨擊政府的公共論述，並在時機來臨時，有效地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沒有失業青年的自焚與社會的憤恨，就沒有Facebook的神話。 第二，Shirky認為社會媒體最重要的功能不在於資訊內容本身，而是新媒體科技在協調社會運動的廉價與強效。他提到在菲律賓、泰國、西班牙、白俄羅斯、伊朗的社會運動中，數位科技用低成本，成功地協調示威運動，用免費且隱密性高的電子郵件與低價的手機簡訊，告知社會大眾示威的時間與地點。作者也提到，或許大家高估了網路對民主的影響，而低估了手機簡訊對推生民主的能力。 第三，作者評論了共產集團的瓦解，他認為瓦解的關鍵在於「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權力平衡」的變動，國家因經濟衰退，造成控制社會的能力下降；在同一時間，公民社會對於獨裁統治的不滿，透過新數位傳播工具漸漸凝聚起來，逐漸壯大。傳播工具扮演的角色不是擊斃獨裁政府的那顆子彈，而是幫助公民社會成長的助力。因此，大家不能對網路科技有過度的幻想，認為有網路就有民主，或許更精確的論述應該為：當政府權力下降時，公民社會能夠適時地透過網路科技的幫助而壯大，以此進逼政府。 第四，Shirky認為世界各國在將網路科技當作政治工具時，應該關注的是如何透過數位科技建立強大的公民社會，而非突破網路封鎖。他批判美國國務院將研發與散播突破網路封鎖的軟體，做為網路外交的第一優先是值得重新評估的，與其花錢執行可能遭到「反間」的軟體，不如關注如何透過網路科技壯大公民社會。以此觀之，中國在乎的不是紐約時報、BBC的網站內容能不能出現，他們更應擔心Google或Facebook提供的網路平台，讓推動民主的社會運動者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並秘密地聯繫與協調社會運動的內容。 網路資訊發揮作用會經過兩個過程。首先，網民會接觸到資訊，接著，每一種資訊都會在不同的社會化過程中產生不同的效果。其中第二個社會化的過程才是對民主產生正向作用的時刻。在這過程中靠的是微網誌、電子郵件、Google地圖、Youtube、手機簡訊的散播與協調功能。紐約時報的文章並不是壓倒突尼西亞獨裁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是一名26歲青年的自焚故事，透過這些工具的幫助，在社會中凝聚成一股政府無法漠視與摧毀的社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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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斯的思想中，歷史的演進是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互動過程中所發動的，在這種矛盾中，歷史注定會歷經不同的階段，其中各種階級之間的鬥爭，是矛盾的具體表現，例如無產階級雖然投入許多勞力，提高了生產力，創造大部分的產值，但大部分利益卻進入資產家手中，真正創造產值的無產階級卻只能祈求大老闆的施捨。這種經濟利益在階級之間分配的不平等與所造成的紛爭，勢必成為社會變遷、演進的動力。 這期經濟學人雜誌的封面故事提到類似但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正慢慢升溫而席捲全球。雜誌提到了「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的矛盾與戰爭，這種現象具體表現在各種工會組成比例的變化之中。根據報導，在加拿大的1960年，僅有12％的公務員加入公會，這個數字到目前已突破70％；在美國，數字由11％提升到36％。反觀民間勞工加入工會的比例，由過去超過20％下降至目前的不到10％。在民間勞工勢力下降的今天，公部門的勢力逐漸壯大起來，這種現象不僅限於北美洲，而存在各先進國家之中。 看在非公務員的社會大眾眼中，公部門的服務並沒有更好、平均工作能力不見得更強、工時並沒有更長、工作壓力並沒有更大，但他們卻享有更好的待遇、更長的假期、更優渥的退休金、更誘人的利率與補助，且更有能力掌握社會政策的走向。公務員集團只會制定對他們自己更有利可圖的政策，而將成本轉嫁在民間社會，雖然民間也常獲得公共政策中的利多，但發財的常是企業老闆。在心理感受層面上，民間勞工常是被犧牲的一群，但他們所創造產值卻是支撐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基礎。 一旦成為公務員，就能享有終身且優渥的保障，這是公務員窄門吸引人之處。另外，公部門的退場機制被認為無法提升公公務員表現；反觀民間業者，必須面對失業、績效、以及各種沒有優惠的帳單，且必須透過更高度的競爭才能往上爬，在他們眼中，所得的報酬無法與公務員平起平坐。 加州的阿諾州長，原本想透過縮減公務員的保障與福利，來回應民意對州政府部門財務危機的不滿，但結果是被公務員大軍擊潰。阿諾財力雄厚，不需要公部門的福利支應生活，都無法對抗公務員的改造，其他公部門的領導人要如何抵抗誘惑，進而對抗公務員大軍就更是個疑問了；又例如，台灣政府原本想儘速推動公務員考績法「1％打丙等」這種非常卑微的政策，也確定在「缺乏配套」的理由中喊卡。 西班牙政府在去年中提出計畫將減少公務員薪資5％以因應財政困難後，有超過200萬名公務員技術性罷工，讓國家機器停擺。機場的航管員在年底也無預警地集體大罷工，以抗議政府通過的減薪方案，結果是三十萬旅客困在機場動彈不得。這種現象凸顯許多問題，例如民間公司能夠一天不上班，但國家可以容許公務員大軍罷工而暫停運作嗎？若不行，公務員的身份是否真的因特殊而值得更平均上更優渥的待遇嗎？又西班牙航管員薪資調降到約八百萬台幣，難道不夠優渥嗎？ 在公務員大軍開始集結時，也是政府開始思索瘦身的時刻。在希臘與愛爾蘭，公部門過度舉債與鬆弛引爆債務危機之後，政府開始醞釀大幅縮減公共預算，這直接反映在公務員的薪資與福利中。有些政府不得不開始對抗公務員大軍的福利，以維持財政永續，例如有學者估計，美國若不設法解決公務員退休金的結構，這些錢將在2020年之前耗盡；而台灣在舉債規模頻創新高的同時，似乎也開始進行公部門的縮水，例如最近通過的軍教人員恢復課稅。然而，政府似乎還不敢正面挑戰公務員，因此日前也同時將公務員十八％優惠存款利率予以法制化的保障，以保護公務員的福利。 不管是無產階級對抗資產家、或是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的矛盾，民間的中產階級似乎總是在吸收過高比例的社會成本，民主似乎沒有帶來平等，又或者民主本身就不能帶來正義與平等，尤其當社會大眾在努力追逐財富時，常忘記參與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怪的是，紅衫軍這種對公共議題著墨不深的運動，竟可以吸引這麼多人自願買紅衣參與，對於影響絕大多數社會分配公平與正義的公務員問題，卻累積不了足夠的社會能量。沒有公民社會的參與，即便政府想對抗公務員的體制，卻也顯得困難重重，全世界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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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不久前認為「只有笨蛋才看PTT、成功的人不會上臉書（Facebook）」，媒體馬上大肆報導，網友與鄉民紛紛發動攻擊，批評這位別人眼中的學者、教育家、或社會良心的最後一人。他也認為「與其沈溺於網路，不如將這些時間去做些有意義的事情，例如可以學他每天看七份國外報紙，或看看BBC的新聞，畢竟，要出人頭地不是靠臉書，而成功人士，例如教宗也是不會看臉書的。」 大家批評他跟不上時代的潮流，用封閉、古板的角度去看待時下的流行文化，在他的眼中，每天看七份報紙就能跟的上時代，就能陶冶性情，就能學到名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就能對國家與世界做出貢獻，或者生活就會變的更有意義。許多所謂的知識份子都有類似他的這種想法，例如中國時報每週一都會有一篇前外交官所寫的專欄，第一段往往出現批評台灣人沒有國際觀的文字，又例如某名校的校長曾說過「台大十三妹成為藝人有點可惜！」 我每天也看許多英文報，這種習慣已經十幾年了，但是回想在社會中影響我最深的畫面，是強投王建民與球王Roger Federer在球場上極謙遜的表現，這種謙卑與敬業的態度與他們的身份地位是不成比例的；是盧彥勳於溫布頓八強賽的逆勢中，靠著無比的意志力，擊敗Andy Roddick所帶來的震撼；是Hans Rosling結合網路科技與公共衛生領域的熱情，這些生活上的震撼與對人性的影響，全然不是透過每天看七份報紙可以看到的，反而都是透過臉書、PTT這種社群的分享才能不斷讓人回味。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與模範，為何要強迫大家將美國總統與教宗作為自己的典範呢？ 若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是造成誤會與衝突的根源，那麼科技縮短了人際關係的距離與經營人際關係的成本，其實是慢慢地在將世界帶向平靜的一方前進。被某些知識份子看不起的演藝人員，只要他們願意透過網路一吆喝，其影響力哪是區區「李家同們」可以比擬的。拿貧窮問題來看吧，若是Jeffrey Sachs沒有U2的Bono與之共同投入拯救貧窮國家的債務問題，他終日提倡的援助計畫或許難以獲得世界共鳴（當然許多人不認為他們救貧計畫是正確的）；又或者沒有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透過社群網路的力量，會有這麼多人願意出錢出力拯救白海豚嗎？這不是區區日讀七份外國報的「李教授們」可以做到的。 再來談日看七份報紙的國際觀，這是在以往沒辦法直接接觸國際資訊時的求知方式，現在的網路科技，讓五湖四海的朋友每天都能與彼此分享看法，且願意分享最新的資訊。每天上臉書，就能知道世界各地的朋友最近在想什麼，有的抱怨感情受創、有的埋怨工作負擔、有的評論東亞軍事演習、有的分享盧彥勳擊倒Roddick那一刻的經典畫面，這些資訊比起日讀七份外國報紙更能深入異地的生活，能夠知道澳洲的朋友看待工作的態度，瞭解新加坡人對政治參與的想法。若國際觀不僅是地理、歷史資訊的背誦，而可以被視為理解各國人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的話，或許每天泡臉書比日讀七份報紙更有效果與意義。若對涉及外國的國際情勢有興趣時，或許上上臉書，問問朋友想法得到的收穫，比日讀七份外國報更為重要。 李家同的這種想法不僅顯示他的落伍，更透露出對在社會中生活模式與他不同的人的歧視，他們眼中有他們自認的「出人頭地準則」，每個人都要有當偉人、名人的胸襟與知識，若偏離「李家同們」訂出的模式與標準，就會被認為是「笨蛋」。令人擔心的是，這些人通常在社會中握有權力，在他們調配下的社會，下一代的競爭力與多元性將被扼殺。 這些教授操控下的教育制度，是設計用來培養學者，雖然這類的人享有較高的社經地位，但是絕大多數的年輕人並不想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也不需要日讀七份外國報來培養自己的興趣與專長，他們透過臉書，就能知道在他們社群中的大事，並分享更有意義的資訊，這種客制化能力更強大的社群網絡，不是制式的媒體所能比擬的。 我喜歡看劉寶傑主持的節目「關鍵時刻」，當中充斥了被認為怪力亂神的內容，但若用更開放的胸襟去看待像是外星人的探討，這些只是我們尚無法解釋的現象，不代表未來不會發生，透過這種被認為不入流的節目，我們可以越過「國際關係」的思考，去發想若外星生物存在的話，「星際關係」是什麼、「銀河系際關係」是什麼，訊息與知識沒有貴賤，七份外國報紙的陳腔濫調或許比不上一個瘋子的想像力，但這種偏離「出人頭地準則」的行為、與追逐想像力的過程會被日讀七份外國報的社會賢達視為「笨蛋」。 反倒是日讀七份外國報的知識份子，獲得的資訊受限於所謂世界重要媒體的控制之下，伊拉克、蘇丹、阿富汗、愛爾蘭發生了什麼事，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真的這麼迫切需要嗎？這些媒體所描繪出的世界，又真的這麼貼切真實嗎？隨著網路漸漸縮短世界的距離，媒體的報導反而顯得越來越不可信、也不重要，反倒是這些整天拿「紐約時報」來說嘴的所謂知識份子，或許才是漸漸陷入越來越無知的窘境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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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為馬英九長的帥，就將選票投給他，這種用「選帥與美」的投票邏輯究竟是不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雖然用美醜作為投票依據的行為違背了民主政治「選賢與能」的邏輯與目標，但有許多比較政治學的研究發現，一個候選人長得美不美、帥不帥、看幾來行不行的確是選民投下神聖一票的重要依據，尤其在某些類型的選舉中，這種現象更為普遍。 最新一期的《世界政治》學術期刊中，發表了一篇相當有趣的論文「看起來就像贏家：新興民主政體中候選人的外表與勝選的關係」（Looking like a winner: Candidate Appearance and Electoral Success in New Democracies），研究人員上網找來一批美國人與印度人來做實驗，要求他們對墨西哥與巴西參選中央與地方選舉的候選人評分，這些受試者完全不認識這些異國候選人。 研究結果發現美國人與印度人評分的模式非常類似，在統計學中的關連性相當高（在幾個試驗中關連度介於0.7至0.87之間），用白話來說，美國人與印度人對於候選人長相的偏好非常類似，對於美醜認定的標準並未出現強烈的文化差異，作者因此認為或許世界上的選民對於候選人的長相有著相同的偏好。 接者，作者進一步進行更有趣的比較，他們發現在只有兩個候選人的選戰中，被美國人與印度人評為長相較優的人之中，有超過60%的候選人最終勝選，而在接近七成的選戰中，長相與勝選呈現了相當高度的關連性（想看進一步的統計數據，請點選此論文）。這個研究進一步顯示出，雖然選舉制度、選民結構、選舉規則、政黨傾向被認為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因素，但候選人的長相也日益被證實是重要的勝選關鍵。 但是要靠長相吃篇天下是有限的，這份研究也發現當一場選戰被塑造成為候選人之間的對決、或者選民對於候選人的政見或才幹一無所知時，「賣臉」的候選人才容易發揮「臉蛋攻勢」。然而，當選舉被塑造成政黨的對決、選民投票的依據為政黨、或者選民對候選人的瞭解越深入時，「臉蛋」能發揮的作用將變得十分有限。 台灣也有關於「長相與選舉」的相關研究，東吳大學的黃秀端教授分析了2004年的總統大選後發現，陳水扁比連戰取得了較高的形象分數，而這個形象分數與總統選舉的結果有個高度的關連性。但她研究的內容著重在比較候選人的魄力、清廉度、誠實有信用、等面相，而非「臉蛋」本身，且阿扁與連戰雖然在形象上的差異相當大，但選舉結果兩人幾乎平手，讓研究的解釋力顯得不足。 另一篇針對2004年立委選舉的研究論文「美貌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以2004年立委選舉為例」也相當有趣，作者先盡可能用最客觀的「美貌」評量方法，評出參選人的美醜，接著再比對選舉結果。他們發現男性候選人的分數普遍比女性候選人低，但是這項女性優勢會隨著年齡而消失。在比對美貌與選舉結果中，他們進一步發現「美貌」對於2004年採複數選區制（一個選區選多名立委）的立委選舉影響是有限的，候選人的政黨屬性明顯地重於候選人的「美貌」，但是對於無黨籍的候選人來說，美貌的影響卻又相當地重要（1個標準差的美貌提升，可以使得票率增加50%）。 這個研究也印證了文章開始討論的論文，當台灣舊的立委選制依舊是複數選區，且候選人人數眾多的情形下，選民比較容易根據對政黨的好惡而決定自己投票的人選，但是當立委選制於2008年改為「單一選區制」之後，候選人對決的態勢增強，讓「上相」的候選人更吃香，但是數量較少的候選人數，也能讓選民更為聚焦，對候選人的瞭解更深入，而這會降低「美貌」的影響。 與立委選舉的轉變相似的是台灣的總統大選，雖然個人對決態勢的塑造有利於「賣臉」的候選人，但是在一個候選人的個性、政績、魄力、清廉、信用等層面都被高度檢視的選戰中，「美貌決定選戰」的因素將被慢慢地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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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我們常把觀察世界的角度分成「悲觀」與「樂觀」，儘管這兩種觀點在幾百年的歷史脈絡中，均可找到相關論述，但是在過去一百年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歷史中，悲觀理論先於樂觀理論被廣泛地討論並被接受，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歐陸幾百年的強權戰爭、以及二十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之後，研究國家之間關係的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會發生國際戰爭？ 許多解釋戰爭的論述陸續出現，有的學者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認為人類是政治動物，追求的是利益與權力，由人所經營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自然表現出爭權奪利的行為。後來，有些學者修正「現實人性」的觀點，認為國家因爭權奪利而爆發衝突的原因在於國際結構的變動，當世界或某區域出現了快速崛起的強權時，原本「各國實力相當」的權力結構，將變成「一霸多強」的局面，其他強權將因害怕「霸」的出現，而聯合抵制之，這常是重大衝突爆發的時機。這些被歸為現實主義的思想所描繪出的世界是悲觀的，戰爭與和平將因為人性使然、或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動而不斷循環。 當兩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似乎變得更和平，雖然各國內戰發生的頻率提高，但是國際戰爭漸漸銷聲匿跡，以致於悲觀的現實主義似乎難以站穩腳步，讓許多樂觀的國際關係理論出現發展空間，這些樂觀派認為，雖然世界存在衝突因子，但是民主價值的推廣將消弭國家對戰爭的看法與依賴；各國經濟交流將提高發生戰爭的代價，讓發動戰爭越來越不值得；國際組織的出現將帶來更透明的資訊分享，也提供平台協助解決國際問題，這些特點都讓世界能朝向更和平的未來邁進，國際合作的程度也大大地提升。 儘管有這些樂觀的元素存在，現實主義者仍堅持未來將會出現戰場。當歐洲的民主價值壓倒共產主義，且歐盟協調並整合了以往歐洲衝突的因素之後，混亂的東亞成為他們論述的試驗場，其中的中國崛起似乎成為驗證他們論點的最後希望。 John Mearsheimer或許是現實主義學者中對未來世界最悲觀的代表，他這幾年來不斷論述出一個危險的東亞。雖然中國不斷宣稱其崛起將是和平的，但Mearsheimer認為，國際關係中一個不變的邏輯是「說的並不等於做的」，我們永遠不知道一個崛起強權國家想的是什麼，即便他有侵略的野心，他也可以包裝成和平崛起的態勢；再者他認為在現階段中，沒有人會說中國即將侵略東亞，但是若進一步推想20年後的東亞權力結構，將可能是一個美國勢力漸弱，而中國越來越強大的局面，在歷史上，這是最可能爆發衝突的結構之一。 在這種結構中，與美國互動密切的東亞國家（日本、澳洲、新加坡、韓國）、以及與中國有歷史糾葛或領土爭議的國家（越南、印度、俄羅斯）將會與美國結盟起來抗衡中國，而這個局勢也是中國設想的未來東亞，所以對於北京來說，如何變得更強，變得比這些國家結盟起來的力量還強，是中國確保安全與利益的不二法門。此外，當中國未來進口能源的路線將經過或靠近這些國家時，發展軍事力量以避免衝突發生時遭到封鎖的想法，也將迫使中國繼續擴張因應未來衝突的實力。 在Mearsheimer的設想下，歷史在戰爭與和平中不斷循環著，當今的短暫和平並非永恆，國際戰爭隨時有重回世界的可能性存在。歐洲的整合驗證了樂觀的國際關係學者的論述，而東亞的凌亂局面與看似悲觀的權力結構，似乎慢慢地朝向另一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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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記者常被 PTT 鄉民指控抄襲，只要勤上這全國最大的電子佈告欄，就有無數值得報導的素材等個記者挖掘，甚至直接抄襲網友的點子；或在電視新聞中，直接將畫面帶到鄉民們的回應，就能構成一則看似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報導。不論這是好是壞，網路科技的確影響了新聞製作的方式。這一陣子，維基解密網站（WikiLeaks）在世界各國的媒體中，造成類似風潮，記者只要將網站中揭露構成美國外交決策基礎的外交電文整理一番，就能做出效果十足的新聞。 這些難以為外人道的密電，隨便一則，都能夠在涉入國當中成為重要的話題，主導媒體報導的內容，有人質疑這些洩密將衝擊涉入國的國家安全。例如中國曾表示希望朝鮮半島能在南韓主導下而統一，若北韓事先不知情北京的這種想法，這則電文將激怒北韓，增加金氏家族政權鋌而走險與周邊國家同歸於盡的念頭；另外，揭露台灣重要的戰略目標，會增加台灣被敵人挾持威脅的可能。對於各國政府來說，維基解密將為各國帶來安全上的危機，是個燙手山芋。 然而，對於國際關係學者來說，維基解密可能是帶來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因子。「資訊不對稱」常被認為是造成戰爭與衝突的重要因素之一，簡單的說，因為世界各國不願意、也或許沒有足夠的管道可以與其他國家分享各種面向的資訊，導致於在制訂外交政策的時候，常常會猜錯對方的想法，或堅持私利而忽略雙贏的政策選項，最後恐導致同歸於盡的局面。 在理性的賽局理論中，資訊集（information set）是個相當重要的變數，有的賽局設定的場景為雙方能夠知悉對方是什麼或想什麼，它也可以是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在最基礎的囚徒困境案例中，為何兩個嫌犯在原本可以透過合作說謊而躲避嚴重刑期的情況下，最後卻搞到雙方都出賣對方，而獲判嚴重的刑期？當中最重要的假設之一就是雙方都不知道對方在想什麼。 在這種情況下，理性的人會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決策，也就是在對方沒有出賣自己的同時而出賣對方，讓自己因作污點證人而免刑，而對方卻因說謊又被出賣而被判重刑。當兩人都這麼想時，就會造成互相出賣而各被判重刑的後果。若在事前雙方能知道對方願意合作說謊的動向，則兩人可以因合作而躲掉刑期。這個賽局模型廣被用來解釋世界各國難以合作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相當不明的資訊，常讓決策者為了私利或錯覺而破壞合作條件。 就這種角度來看，維基解密的出現有助於增加國際資訊的透明，有助於幫助各國政府正確地研判對方的動向，而做出正確的、雙贏的決策，避免雙方陷入因錯覺而導致的誤判。拿北韓的例子來說，維基解密讓北韓認知到，可以靠中國撐腰一輩子的印象是錯誤的，北京也有北韓底限，是個會為了減少麻煩，犧牲地緣政治盟邦的國家。這也讓北韓更務實地了解到，若繼續興風作浪，可能會面對一個沒有中國挺身而出的場景下，被美、日、韓聯軍殲滅的可能性，這將對北韓構成一股相當有利的嚇阻力量，迫使平壤結束頻頻玩火的行為，而認知到繼續玩火可能會自焚的後果。 維基解密對於國際關係學者來說，除了提供豐富的研究素材之外，也創造了一個資訊更公開的世界，這也正是一個機會讓我們去檢視「資訊對稱促進合作、甚至和平」的論點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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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春天開始，冰島與希臘陸續爆發金融危機，當時專家也陸續點名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英國、甚至日本可能會是下一個爆發危機的苦主。近來，愛爾蘭首先跳出來印證這些預測。這三場經濟危機的成因與政府處理的狀況有些不同之處，若仔細推敲可以發現，愛爾蘭人民真是雙重冤大頭。 希臘債務危機起因於政府大量舉債而喪失償債能力；冰島危機的成因在於從2001年開始對金融交易鬆綁後，銀行過度向英國與荷蘭借貸，造成本身金融存款準備不足以應付短期的擠兌，銀行宣布破產；愛爾蘭則在經濟起飛後，銀行向歐洲其他銀行借錢去供資給房地產商，互相透過經濟泡沫而獲利，但最終無力支付債務而面臨危機。 這些經濟危機的原因可說是貪心、浪費、虛榮的惡果，政府為了創造亮眼的經濟數字，忘了顧及管制金融秩序，在希臘，政府自己忘了借貸應有的限度；在冰島，政府沒有加強管制銀行放貸的標準，讓民間能夠在擔保品不足時，依舊輕易地獲得貸款；在愛爾蘭，當經濟起飛時，一些新銀行積極進場，為了擴大勢力，大量地放貸給房地產商人，若資金不足，則向其他歐洲銀行借貸，這與冰島銀行的狀況類似，但是愛爾蘭的房地產泡沫禁不起市場的考驗，一破裂，愛爾蘭只能向外界抒困。 為何說愛爾蘭人是冤大頭呢？有兩個原因： 先不論希臘政府舉債的錢最終流向何處，但至少跟愛爾蘭比起來，希臘的債務是政府公部門的借貸，至少有部分必須用在公共建設，用在對全民有利之處，希臘危機可說是民主制度讓政府為了求表現，借貸搞建設借過了頭的惡果。但是在愛爾蘭的債務危機中，獲利的是先前貪圖私利的房地產商與金融產業，對於愛爾蘭民眾來說，他們像是唯私利是圖的華爾街金融圈。愛爾蘭政府用大量削減公共支出應對危機，等於是藉由懲罰民眾來拯救不肖投機份子。希臘人看愛爾蘭人時，可能會想，還好我們省吃儉用救的是高速公路，而不是不肖份子。 另一個區別在於，冰島政府在今年三月六日舉辦「公民投票」，內容簡單說為請冰島人民決定是否要同意政府協助償還冰島銀行積欠英國與荷蘭銀行的債務，結果93.18%的人反對此案。與冰島政府相反，愛爾蘭政府表示將負擔積欠外國銀行的債務。有人說，歐洲各國銀行在借貸給愛爾蘭銀行去創造房地產泡沫前，就應評估風險，如今愛爾蘭銀行還不出錢，就應該讓歐洲各銀行自行吸收損失，但愛爾蘭政府擔心這將讓國家失信於世界，影響外國將來的投資意願，且擔心接受外援，將喪失部分金融自主權，所以願意承擔損失，這表示民眾繳的稅，將被動用來拯救風險評估能力低落的歐洲各受害銀行。冰島人看愛爾蘭人時，可能會想，還好我們緊衣縮食下來的錢，不用去拯救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歐洲銀行。 歐洲各國一連串的金融危機牽涉了許多政治體制與公部門及私部門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值得未來持續觀察研究，並做為借鏡。例如，民主制度刺激政治人物舉債拼政績的誘因是否恰當，是否需要加以控制？又例如，放任自由的政經體制運作，是否會造就出私部門過度與無阻的貪婪？又例如，何種政治制度最能夠在刺激經濟的同時，創造出經濟上的公平與正義？這些問題相當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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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週想談談兩個跟民主有關的話題，一個是關於大家認為與民主相關的真理，實際上卻不這麼絕對；另一個是從課堂上聽到的最新研究，講的是民主可能是扼殺創意的殺手。這兩個關連或許不大，但都是民主社會需要面對的挑戰。 第一個民主話題是，網路科技能促進民主嗎？對於大部分人來說，這似乎是絕對的真理，網路科技穿越世界各國的障礙，讓各國的資訊能夠在地球流竄。只要網路打通了落後的、封閉的、獨裁的國家大門後，人民在面對接踵而來的大量資訊後，不再因無知而無聲，而能夠在知道與學習後，壓迫政府朝民主、開放、進步的發展路線前進。資訊科技的進步，是支持「平的、民主的世界」的基礎。 科技可能是促進民主的重要推手之一，在伊朗、烏克蘭、中國等地，微網誌、手機簡訊等科技都對政府帶來改革的壓力，但根據Ian Bremmer在Foreign Affairs的「Democracy in Cyberspace」文中，科技的力量只有在已經民主的國家，才有明顯促進改革的作用，對於獨裁國家來說，用處是有限的。Bremmer 認為，網路與通訊科技的存在，並不一定能帶來民主，當中必須要有民間對政府的怨恨存在，科技才能成功地成為民主的媒介。 不僅民間可以用網路科技對政府施壓，政府也可以運用這些工具控制社會，例如中東國家准許「黑莓機」進入的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允許政府加裝監控軟體，用以破解「黑莓機」優越的加密系統，以達到監控人民的目的。收音機、電視、錄音帶都曾在歷史上扮演著影響政治的角色，例如，伊朗在1979年趕走親西方巴勒維政權的革命中，靠的就是流亡海外的何梅尼錄製宣傳革命的錄音帶，將這些帶子在各清真寺播送，凝聚革命力量。這些科技曾被寄予成為民主改革推手的厚望，但是北韓依舊可以運用電視，透過愛國的萬年女主播李春姬用震撼人心的播報方式，為獨裁政權作最好的宣傳。網路、科技，或許只是力量的媒介，而不是力量本身，力量是來自人民的覺醒。 另一個民主話題是，民主能帶來創意嗎？看在政治大學Evan Berman教授的眼中，答案或許為「否」。政府處裡的業務各式各樣，包山包海，因此需要的是各公部門的中階主管對於政策做專業的提案獻與執行。但是在民主國家之中，公部門的中階主管往往認為執政的責任應該由選民選上的候選人承擔，因此只願意執行政府負責人提出的計畫，而不願意提供創新的點子，創新的責任漸漸地落在不熟悉市政的執政者肩上，施政創意來源受到嚴重的侷限。 Berman的研究發現，韓國首爾的市長在認知到這民主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後，提出了市長不再出點子的政策，而將這些創新來源的任務交給最瞭解市政的中階主管，而這成為他們升遷的重要依據之一，目前相關提案已經多達上萬種，有的已經成形，例如興建在漢江上能容納2200人且可以流動的表演舞台、民眾可以用儲值卡在捷運站小額捐獻給社福部門、提供民眾使用路邊的求婚電子牆，這些創新建設讓首爾的發展持續明顯地進步下去。 民主政治常促使執政者在任期內拼命建設，透過實體建設的政績，向民眾證明任內的表現，然而許多建設的點子往往是由上至下的命令，由可能最不熟業務的最高位團隊所制訂出來，不論其創意性、實用性與否，只要民眾看得到，選舉前能拿來坐坐文章即可。或許在公部門中，刺激更基層、更瞭解市政業務的公務員提出創意，才能解放出民主政治原本就應該更具創意的本質。 在這兩個與民主相關的話題中，或許我們可以說要創造民主政治，需要的是反抗的社會力量；而要解放出民主的正向能量，需要的是正確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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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將發生貨幣戰爭嗎？這個問題似乎是近來國際金融圈中相當熱門的話題，當中最關鍵的對手為美國與中國。從歐美國家抱怨人民幣被嚴重低估開始，美國也開始反擊，即將再度釋出大量美金到國際市場中，希望讓市場上充斥美金的現象，刺激美金的貶值。貶值後，在國際市場中，美國才能賣更多、更便宜的美國貨到世界各地。目前中國的策略似乎朝向，美國印多少鈔票，我就買多少。據估計，若是人民幣實質匯率升值百分之一，中國持有以美金為面值的資產，將減少約兩百億美金。 在這場「貨幣貶值競賽」之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美國經濟的停滯，失業率問題嚴重，與世界主要出口國有龐大的貿易逆差，即便美國的經濟仍居世界首位，但是當中的結構相當不利。在民主體制的運作之下，想入主白宮或國會的政治人物，必須提供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案，爭取選民的支持。 訴諸人民幣被低估的問題似乎是帖解藥，若能夠逼使人民幣升值，則美國人就不再想買變貴了的中國貨，而變便宜的美國貨，反而能更容易打入被認為即將崛起的十三億人口消費市場，擴大美國出口代表降低貿易逆差，降低逆差就是提升GDP（在GDP的計算等式中，有一項是出口減進口），國際對美國貨需求提升，也能刺激美國企業雇用更多的勞工投入生產，似乎人民幣升值是美國未來的希望。這也難怪在剛結束不久的美國期中選舉當中，許多候選人拿人民幣匯率問題大作文章。 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之前，對於美國來說，日圓與人民幣一樣是被認為價值過低的麻煩。當時英國、法國、西德、美國與日本簽訂了可能影響日本日後經濟問題的協議「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在這個協議之下，各國藉由大量拋售美元，干預國際匯率市場，在短短兩年內，日圓升值了一倍，雖然日本人買下紐約的洛克菲勒中心，但是日本貨在國際市場中變貴的現象，讓原本出口導向型的日本經濟吃盡苦頭，之後一蹶不振。這場歷史教訓看在北京的眼中，他們是不可能像當時的東京政府一樣，在匯率問題上，對美國做如此大的讓步。 回到美中貨幣戰的本質，美國的經濟問題真的是人民幣的問題嗎？國際金融史學者Barry Eichengreen認為，有許多人拿英國在世界大戰前經濟走下坡的原因來診斷美國，症狀包括，英國人不懂的升級，當美國與德國都在升級產業時，英國人還在賣衣服；或者英國的菁英份子一窩風地從政，導致在民間沒有商業人才；又或者當時的一流大學牛津與劍橋培養許多哲學家、思想家，卻少有一流的企業家。 但是Eichengreen認為以上的理由都難已是用美國的案例，他認為美國經濟的問題根源，在於一貫性的政策去處理經濟議題，政黨在乎的不是合作解決問題，而是互相割喉，這造成了金融政策的不穩定，這問題在根本上是政治性的，而非經濟議題。 前幾天有個新加坡媒體朋友跟我說，亞洲四小龍原本的起跑點一樣，現在的新加坡的人均所得已經成倍數地超越台灣，他認為原因是在政治問題，台灣的政府在政治紛爭中難以有效地推動永續的經濟、產業、金融政策。有時常想，新加坡與香港人口這麼小，要提高經濟發展容易多了，人口分母小，因此經濟規模的分子也不用太大。曾有朋友打趣地說，若台灣大手筆一點，援助我們人口只有一萬多人的邦交國諾魯一億美金，則每人的所得馬上增加一萬美金。 在「金磚四國」研究團隊的預測報告中，到了2050年，世界上每人平均GDP第二名的國家將可能是人口比台灣還多的昔日四小龍南韓。雖然南韓在台灣並不討喜，但過多政治或其他的考量，或許就是經濟停滯不前的原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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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心理學家Henri Tajfel在1970年代進行了一項相當有名的實驗，稱為「最小團體研究典範」（Minimal-Group paradigm），這個實驗室想測試人類如何為自己歸類。這個實驗找了許多完全不認識，沒有任何利益關係的人進入實驗室，在這些人中，實驗團對只賦予這些人某些微不足道的特質，例如某些人身上穿的衣服顏色相同。接著實驗人員給這些人數字卡，要求為其他人打分數，實驗結果發現，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特質，人們依舊傾向給相像的人比較高的分數，這個實驗後來被發展成「自我歸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 這個理論試圖傳遞的概念是，人類無時無刻都在為自己與他人歸類，對待同類人與異類人的方式存有差異。若今天是上帝造物、人類歷史乍現的第一天，在人與人之間沒有建立起任何一點關係之時，人類其實將會開始為自己與他人分類，分類的範疇可能是根據乍現在世界上的地點、語言、膚色、五官特徵、裝扮、資源、地位等範疇。這個理論在社會心理學中被廣泛的探討，也延伸出更多理論精華，例如同個範疇中的人（ingroup members）較能培養出信任；又例如當原本同個範疇的成員越來越不像其他成員的話，他可能會選擇離開，或被排擠；又例如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差異度很大的話，容易創造出團體與團體間的衝突。 這個理論常被用來解釋民族之間的關係（interethnic relations），自我歸類理論常推導出「我們」與「他們」的概念，而人類又似乎對「歸類」相當地敏感。在世界許多地方，有野心的政治人物常操縱這種微妙的關係，激起不同族群間的「差異性」，進而達到衝突的訴求，收割政治利益。對於社會心理學家來說，這是人類很自然的心理現象。對於由人類組成的國家來說，國與國之間的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似乎也存在類似的邏輯。 這個星期我在兩個場合中提出「為世界分類」的概念，我談的是中國在第三世界會這個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在於，第三世界國家覺得中國與他們在許多重要的面向中，都存在同個範疇之中，這些範疇包括獨裁政權、開發中國家、曾遭受列強殖民或侵略的歷史、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等。這些面向描繪了國家的特徵、與外界的關係、共同的歷史、信仰的價值等面向。我們常聽到中國人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開發中國家，非洲是世界上最多開發中國家的洲」，這就是在訴諸「分類的國際政治」。 這種說法當然會遇到許多的挑戰，例如世界應該怎麼分？哪些範疇對於國際政治來說是最關鍵的？又例如是範疇影響政治還是政治影響範疇，還是兩者都有？這些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可能略知一二，但社會心理學家的說法，提供了我們多一個看世界的方法，也就是怎麼樣的世界分類，以及國家屬於哪一類，或許在先天、後天上就決定了國家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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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在10月30日發了一則廣為轉載的新聞分析，篇名為「中國快速崛起讓其鄰居團結起來」（China's Fast Rise Leads Neighbors to Join Forces），分析認為中國快速崛起之後，在東海與日本發生釣魚台衝突，在南海的主權上與東南亞國家發生糾紛，在貿易問題中，也因為人民幣被低估的問題，打壓了周邊國家的貿易競爭力，以致於從東北亞的日本至南亞的印度，不再這麼將中國視為一個「善意強權」，反而越來越希望美國能夠重回亞洲，幫助中國的鄰居牽制中國。美國總統歐巴馬正在進行的亞洲之旅，更是讓「結盟抗中」的議題有發酵，甚至成形的機會。 持現實主義論的學者可能會說，「中國被圍堵」，早就在意料之中，為什麼呢？根據研究「聯盟」（Alliance）的學者的Stephen Walt發展的「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來看，當崛起的強權讓其他國家感受到的威脅越大時，他們會因為害怕國家無法存續，進而結盟抵制外在對象。 Walt認為「威脅平衡」當中有四個要素，分別是國家總體實力（aggregate power）、地理位置鄰近性（geographic proximity）、攻擊能力（offensive power）與侵略意圖（aggressive intentions）。也就是說，對特定國家而言，若外在強權的總體實力越高、地理位置上越鄰近、攻擊能力越強、且感受到的侵略意圖越明顯，越能激起該國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與國家利益，進而與其他國家聯合抵制強權。 對於「權力平衡論」（Balance of Power）的學者來說，東亞呈現的也是最不穩定的國際格局。John Mearsheimer認為在國際結構中，平衡的「兩極體系」（balanced bi-polarity），將會比「平衡的多極體系」（balanced multi-polarity）更來得穩定，「平衡多極體系」又將優於「不平衡的多極體系」（unbalanced multi-polarity），從而藉著權力分佈的情況提供穩定的國際秩序。總得來說，國際結構中的權力分佈地越平均，極數越少（強權越少），則整體的體系與結構將顯得更穩定。在權力分佈越不平均的結構中，較強的國家將佔盡優勢，進而造成強者愈強的現象；而較弱的國家對威脅的感受越深，不僅增加強國發動攻勢的機率，也增加弱國間彼此結盟抗衡的場境，因此衝突與戰爭發生的機率將提升。 再者，在之前的文章有提到過，有的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強權可以區分為陸上的與海上的強權，陸權擴張權力的方式為常為發動陸軍騷擾鄰國，希望透過侵略的方式，主宰陸地上的國際體系。因此對鄰國來說，當一個陸權持續發展勢力的話，鄰國的「被威脅感」將提升。反觀一個海權國家的發展模式，並非來自對陸地資源的掠奪，而是希望透過對海洋的宰制，塑造出對其有利的國際經貿體系，海權國家感興趣的不是侵略其他國家的領土，而是透過其海洋權力，提供國際公共財，獲取貿易利益。陸上強權因而將造成鄰國更強的威脅感受。 由這些現實主義的觀點看來，中國與其周邊國家形成的權力結構不利於和平、穩定的發展，因為東亞有中國、日本、印度、韓國幾個強權，與許多中小型的東南亞國家，雖然強權間彼此有互相抗衡的力量存在，但對於東南亞國家來說，所有國家加起來的軍事預算，也不及中國的30%，加上有一個陸上強權鄰居中國在旁環伺，這種嚴重的被威脅感，很自然的誘發這些國家團結起來，對抗中國。 在中國研究學者David Lampton的書「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 Might, Money, and Minds」中，他在東南亞進行的訪談中，找到許多忌殫中國的證據與因素。一個新加坡官員說：雖然他們不像美國這麼擔心中國，但中國不是可輕忽的大國；他們認為中國並不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status quo power），同時深知運用軟權力來拉攏鄰邦，更讓新加坡憂慮的是中國會如何將這些軟權力轉化為操作權力政治所需要的權力資源，因此新加坡始終希望能留住美國勢力，讓美國持續待在亞洲。 這段話似乎點出了「中國被圍堵」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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