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最辛苦的莫過於南韓總統
為何說南韓總統李明博最辛苦？因為他11月在亞洲跑攤應該是跑得最勤的一個！ 若想到歐洲各個國家，歐盟這個概念很容易出現在腦海中，這個帶有權力與影響力，能夠協調歐洲各國的國際組織，似乎是唯一一個有意義的單位。但想到亞洲，似乎沒有一個區域的概念能夠立即從腦海中浮出。以亞洲、東亞或亞太為概念或目標的單位卻相當多，他們在功能、目標、與涵蓋範圍上有太多重疊部分，這種疊床架屋且互相競爭的國際組織，分散了區域整合的力量與資源，或許也因此降低了整合的可能性。 在今年的11月，至少有四個重要的區域整合機制正運作當中，這些整合背後的含意，也展現出濃厚的國際政治味。首先是11月12至13日在美國夏威夷舉辦的APEC領袖會議，出席的代表均是各國領袖，除了APEC例行性的外交演出之外，美國總統歐巴馬提出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希望能夠促進區域內自由貿易的整合速度與規模。 在APEC會議之外，各國也利用空檔談起加入TPP機制的可能性，而事實上這個機制的目標範圍與宗旨與APEC是一致的，雙方接將目標設定為促進亞太地區國家的自由貿易。然而APEC的成員國太多，東亞國家彼此之間仍存在潛在的衝突性，使得APEC最為人詬病的一點即在於無法明確地、具體地展現出國際組織以促進各國在各方面合作的目標，且APEC有時成為政治議題的傳聲筒，讓厭惡在經濟架構中討論政治議題的國家更不信任APEC的機制。 在這種環境之下，TPP成為另一個區域經濟整合的希望。在2005年時，TPP的創始國僅有新加坡、汶萊、智利與紐西蘭，之後在美國表達高度興趣與大力推動之下，目前又增加包括美國的6個國家。雖然TPP被視為APEC旗下的多邊組織，但美國的積極也透露出想利用TPP加強參與亞洲事務的念頭，希望TPP的效果與功能能夠超越APEC。 許多參加完APEC會議的各國元首，接著在11月18至19日趕場至印尼參加第六屆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這是個由「東南亞國協加三」（ASEAN+3）的區域架構所主導的元首會議。相較於在APEC較弱勢的主導權，東亞勢力在當中扮演重要的主導角色，東亞高峰會也存在著「排除非東亞國家涉入東亞事務」的意味，也因此美國、俄羅斯直到去年才願意加入這個由亞洲人主導的對話機制與APEC、TPP相同的是，促進區域貿易的整合也是這個機制相當重要的目標之一。 最後，利用在東亞高峰會的機會，中國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及南韓總統李明博參加了一個難得的、純東北亞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談」，這個機制從2008年開始運作，對於積怨甚深且容易挑起民族仇恨的這部三國演義來說，領導人彼此的對話相當不易，希望排除外人的介入，自行整合這塊亞洲龐大的中日韓經濟體，不意外的是，這個機制的目標也是朝向促進三國自由貿易談判邁進。 一個月出現了四個備受矚目的區域盛事，目標幾乎一致，稍微不同在於目標的範圍與參與的國家不同。在這當中，最辛苦的或許是南韓總統李明博，他每個會議都參加了，但是諷刺的是，這些「會員國多、差異多、是非也多」的區域組織們，還不如南韓直接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比較快，也逼得其他國家希望與美國一樣，趕快打開南韓的大門。這種雙邊大勝多邊的宿命，也是亞洲區域整合的悲哀。 這些亞洲的多邊機制們設想的是以多邊協商，能夠一次協調解決所有的問題，也能讓各國在區域之中能夠享受公平的機會與待遇，但是亞洲區域整合的輪廓依舊相當模糊，究竟是一個「亞洲的」、「東亞的」還是「亞太的」國際組織？究竟是一個「美國主導的」、「中國主導的」、還是「東協主導的」機制？這些組織彼此也在競爭，希望最終能夠脫穎而出。也因此各國領袖，深怕壓錯寶，只好趕場參加這些大同小異、卻乏力的區域組織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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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喜歡談未來，尤其是談下一代的未來。談未來所談的是「永續發展」的觀念，當談如何避免將舉債留給下一代的子孫時，談的是國家財政的永續發展；當談環保或廢核的未來時，談的是地球環境的永續發展；又或者談核子武器問題時，談的是國際安全穩定的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是個「政治正確」的口號與目標，也有選舉賣點，但是永續發展與民主政治卻相當地矛盾！ 曾經參與過血淋淋選戰的政治學者常提到，民主政治是一個任期制的國家治理制度，時間到了，就必須下台，雖然政黨有可能在政壇中尋求永續發展的可能，但是在民主制度中，參選的、當選的或尋求連任的政治人物，是不可能永續發展的，驅動政治人物或掌權者比較喜歡的支票或政策經常是有短期賣點的，而不是需要時間醞釀的永續政策。當資源有限、且長短期政策又相斥時，民主制度或許難以創造出永續發展的結果。 歐洲的債務問題凸顯了這個現象，欠下大筆債務的前希臘政權也有類似的症狀，為了選舉支票，不斷地偷偷舉債，提供優渥的待遇，而忽略了國家競爭力的提升，以致於即便希臘欠下的債務對歐元區的國家來說並不多，但希臘財政與經濟發展體質的虛弱，遂造成嚴重的倒債風暴。當歐元區要出手相救時，炒政治短線的希臘總理巴本德里歐還曾宣布，要讓希臘人民以公投決定是否接受歐盟的撙節方案。人民與政治人物更在乎的不是永續發展，而是如何取得歐元區的救命錢，卻又不用勒緊褲腰帶。 作為世界民主指標的美國也有類似問題，凸顯出民主與永續之間的矛盾關係。今年八月初，美國國會通過歐巴馬極力推動的「調高舉債上限」，在美國欠下的債務數量即將違法時，政府更在意的是必須調高舉債上限，至少在明年大選之前，政府衝業績的預算必須足夠，從柯林頓掌權以來，美國的舉債上限已經從5兆美元調升至剛通過的14兆多，財政的永續經營絕不是用「不斷調升舉債上限」的手段來完成。 民主制度雖然是世界中的主流價值，但是其內部運作的邏輯卻造成難以協調永續發展的問題。選民是個感官動物，對於能立刻感受到的刺激較有反應，因此在選戰中，為了要吸引更多的選票，就必須迎合選民的胃口，因此不斷對老農津貼喊價與加碼的口號與支票，比改革老農福利結構並予以制度化的長久之計更引人入勝，不趁選戰時喊一喊，難道要等行政立法等龐然大物曠日廢時的研議與通過嗎？到時選戰早結束了，而對於喊輸的人來說，老農的票可能也沒了！ 探討民主制度的缺失，不等於認同獨裁制度的相對優勢，雖然獨裁國家的運作邏輯，較可能配合永續發展的政策，但是走獨裁的回頭路是不智的。民主制度依舊是較為符合人性對於自由與自決的追求，且較能夠驅動人類社會的發展。但是當民主制度慢慢被接受之後，更應該思考民主制度中「治理」面向的問題，調整出既能夠符合民主原則，又能夠與「永續發展」相契合。 我相信人類與社會是被利益所驅動，因此永續發展不能只是意識型態或理想支撐，當大家失去耐心與興趣時，理想也消失了，永續經營需要的是有效的制度與結構去刺激永續發展的催生，畢竟對人類來說，實際的利益「永遠」不嫌多。例如，當抵抗全球暖化的全球的長期目標時，我們不能僅靠這份理想活下去，不能整天想依靠在國際組織中尋找民主共識，我們需要的是能夠在民主價值中，找到刺激國家與人類對抗全球暖化的誘因，這或許是民主制度皆下來在「治理面向」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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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的希臘陷入了罷工與街頭激烈抗議的衝擊，這股民間抗爭從上個月開始發酵，當時的希臘政府同意新一輪的財政緊縮政策，希望藉由71億歐元的緊縮，不僅幫忙希臘本身省錢，也希望此舉能夠在向「歐元區」老大哥們展現出解決債務危機的誠意之後，獲得大筆資金的抒困。這一波緊縮政策在希臘國會第一輪的表決中，以154票同意、141票反對下通過。 這次的財政緊縮決議案中，包括了刪減薪資、養老金、更將裁掉數千名的希臘公務員，但是這次估計超過十萬人的抗議活動中，更有許多私部門的員工參與，雖然砍的是公家機關的福利，但公部門治理的私部門也將帶來衝擊，例如民間可以承包的公共工程數量將下降。令人好奇的是，在這麼劇烈的抗爭之中，為何希臘民主的國會並未反映民意，反而讓非常不受歡迎的緊縮政策通過呢？ 或許希臘國會已經在不得以的環境當中，反映出了民意，依照154票對141票的結果去看，只要有7名議員改投下反對票，這個議案就不會通過第一輪的投票，也因此雖然受創最深的行政部門極力呼籲民眾支持緊縮政策，但結果也僅以52%低空飛過，也讓希臘更能夠展現出解決債務問題的誠意。 除了希臘之外，其他國家也涉入這場金融醫療行為。對於主導歐元的大國德國與法國來說，即便捍衛歐元區的穩定是首要任務，但是他們除了需要對外面對希臘債務問題之外，更要突破國內民主政治所帶來的限制。根據民調，80%的德國民眾反對政府自掏腰包救希臘，他們用選票讓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率領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屢屢在地方選舉中挫敗，也危及了在2013年的大選，若德國大選將在今年底舉行，梅克爾政府或許會有不同考量。 對於希臘這個病患來說，國內民眾反對政府的自救方案，更幾近的甚至希望讓希臘倒下，脫離歐元區的限制；對於德國這個醫生來說，國內民眾也反對向病患投藥。結果沒有一個號稱民主的政府，願意反映民意，讓希臘自生自滅，而似乎漸漸地與民意脫勾，似乎死了都要救希臘，這究竟為了什麼？單純地用民主政治下的功利主義、利益算計的邏輯來看似乎難以解釋。 若以學者Kathleen McNamara觀點來看，歐元或許是靠理念活下去的。在他的書「理念的貨幣：歐盟中的金融政治」（The Currency of Ideas: Monetary Politics in the European Union）之中，他認為許多歐盟國家願意放棄貨幣的自主權而使用共同貨幣（歐元）的原因在於歐洲各國領袖對於追求「貨幣穩定」的理念。尤其在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歐洲各強國的領袖感受到貨幣不穩定所帶來的金融脆弱性，因此以德國為首的政府，努力地提倡歐洲需要有共同強勢貨幣的理念，這種理念在歐洲各國政府的決策圈蔓延，也漸漸成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共識。 也因此，雖然在捍衛歐元穩定時需要付出沈痛的代價，且救了希臘，就沒有理由不救其他岌岌可危的國家；若不救的話，歐元將不被其他想加入歐元區的國家所信任，對於歐元的發展也會受挫。在遭遇到短期的負面震盪，且各國領袖專門推動對國內政治利益有害的政策之下，歐元或許靠的就是「理念」而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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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談到天然資源（尤其是石油）的政治經濟學時，我們一定會碰觸到「能源詛咒」（Resource Curse）這個議題，當談到這個詛咒時，我們不能跳過 Michael Ross 的作品，他是 UCLA的政治學教授，他在2001年發表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的論文「石油阻礙民主嗎？」（Does Oil Hinder Democracy?），具體地論證了在世界各國中，石油輸出與民主的負相關，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出口石油的比例佔總出口貿易量越高時（也就是越依賴石油輸出），這個國家將更不民主。他更發現，礦物（例如鑽石與銅礦）的生產與石油擁有同樣的負面效應。 Ross認為石油這份「黑金」阻礙民主發展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石油輸出國政府「賺黑金」相當容易且豐碩，即便不用課稅，光是靠賣石油累積的財富就足夠治國。對人民徵稅的不積極，也讓主政者藐視民間的訴求，而石油財富創造的社會福利也讓民間對政治改革的要求相對較低，因此容易催生出官商勾結下的獨裁政府；第二，政府為了鞏固控制權力，收到的石油財富往往被政府用來組織軍隊，以維持國家內部的穩定，軍隊常被被執政者所操縱。第三，這些黑金通常沒有被用來投入在教育、職業訓練等社會基礎建設上。而第二與第三點將使得民主難以在社會中萌芽。 Ross在這一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中也談到了中東的「茉莉花浪潮」，他發現除了利比亞之外，被浪潮席捲的國家都不是「石油輸出國」，突尼西亞、埃及、摩洛哥、約旦、黎巴嫩都不是，比這些國家更獨裁的巴林、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似乎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Ross從這些證據認為，「能源詛咒」依舊存在，石油的財富仍舊讓獨裁者能夠收買公民、隱藏國家財富、並大量增強防衛力量，除了防外侮，更要防內亂。 他因此呼籲，若美國希望這股浪潮燒到這些中東的「石油輸出國」， 則白宮需要促使石油市場的財富透明化，讓這些國家的老百姓知道政府藏了多少「私房黑金」，讓財富分配不均的事實在社會中醞釀，否則民眾會滿足於社會福利，而忘了被政府相對地剝削。此外，他也呼籲華府（甚至各能源消耗大國）應該要抑制對石油的「癮」，畢竟阻礙民主的原因是「能夠輕易取得的財富」，若世界對石油的依賴度降低，讓需求下跌，油價跟著下跌，這些獨裁國家控制國家的資源將減少，也減少國家走上民主的障礙。 雖然「石油輸出國」的獨裁系統依舊強悍，但對追求中東民主化的人來說，有兩個好消息，第一個來自於「茉莉花革命」的社群網路戰，網際網路讓資訊便宜且便利的傳遞，這對於揭露社會不公的情事有幫助，若石油詛咒之因出在於政府的欺瞞與人民的無知的話，網際網路將對獨裁政府來記當頭棒喝。第二，雖然高油價讓石油輸出國賺翻，但油價不是一直在高點，在過去近百年來，呈現出不穩定的波動，因此有大漲，就可能出現大跌。在1979年因能源危機而飆漲的高油價之下，沙烏地阿拉伯的國民所得攀升至 28,600美元，但到了2001年當油價回穩時，卻跌落至6,800美元。當下一波油價大跌時，或許就是政府的「油王」們開始要夜夜膽戰心驚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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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的國家會擁有出什麼樣的領導人呢？民主國家會選出什麼哪一種領袖？而獨裁國家又會選出何種獨裁者？最新一期《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當中有一份相當有趣的論文，調查了從1848至2004年超過1,400位國家領袖之後，得出一個結論，民主國家擁有比獨裁國家高20％的機率選出一位教育程度較高的領導人。 Timothy Besley 與Marta Reynal-Querol兩名學者認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能力越強且越誠實，高知識者的辯才與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越強，越能夠展現出面對群眾的說服力，也越願意投入公共事務的領域。當然，研究或許並非在否定「教育程度低者」的能力或操守，只是相對於教育程度低的人來說，教育程度高者具備上述優勢特質的機率較高，也因此比較有機會透過不同的政治制度，將優勢轉化為領導地位。 而高知識份子擁有的優勢在民主與獨裁國家之中得以展露的機會存在差異。在民主國家之中，「選閒與能」的可能性較高，因為選民能夠取得更多公開透明的資訊，瞭解候選人的品行與能力，而候選人有能透過競選活動，宣傳能夠吸引選民的能力。反觀，獨裁國家選拔領袖的機制並非透過公平的選舉制度，而是由把持政府的團體以挑選組織接班人的方式呈現，所以對組織與意識型態「忠誠度」的重視，可能大於潛在接班人的能力。因此即便獨裁國家不乏高知識教育份子，但是高知識份子較難以透過競爭，取得領導權。 這份研究也對1848至2004年以來的領袖背景做了調查，在1848年代的世界，領袖多半是王室家族，大約佔了75%左右，但至今已經約不到10%，可以看出王權式微的歷史軌跡，取而代之的是由公務員、科學家、教授、律師、商人所組成的高知識族群，大約有一半的各國領袖擁有這些背景，變動不大的是擁有軍人背景的領袖，還存在於許多獨裁國家當中。 若將政治體系納入考量，民主制度與「律師領袖、教授領袖與研究所教育程度的領袖」擁有相當明顯的正相關，所以民主化的浪潮可能也是帶動世界高知識領袖紛紛出籠的因素；而軍事政權正好相反，越獨裁則越不容易選出擁有研究所學歷的領袖，也或許在取得軍事政權領導地位的過程當中，時時需防備部隊中競爭者的挑戰，而抽不出空回學校充電。 這篇論文可能也會讓人有個「低教育程度者能力不強」的錯覺，但這並非作者的原意，而只是高知識份子的優勢，比較能夠透過民主國家的選舉制度取得領導地位，且高知識份子也比較願意投身公共事務，但英雄不怕出身低，只是這些英雄或許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較低，且教育程度較低者也較不容易出頭天，但是若郭台銘或嚴長壽想出來領導的話，相信有許多人會舉雙手贊成，也相信他們的能力不輸哈佛博士，只是在選舉制度的牽制之下，他們仍難以出頭天，且他們應該也較無投身公務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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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衡盎司」（Troy ounce）是國際市場中用來衡量黃金價格所用的重量單位，每一盎司大約等於31.1公克。在過去一百多來的歷史中，若以每一「金衡盎司」來計算黃金價格的話，從1900至1933年，黃金價格為持平的20.67美元；自1934至1967年，黃金價格為35美元。這表示在前一段時間，20.67美元的美金能夠換回約31.1公克的黃金，而之後每35美元能夠換回31.1公克的黃金。 黃金被認為是擁有穩定價值的金屬，而各國印行的鈔票，就像是贖回黃金的收據，因此在二十世紀的前三分之二，美金與黃金價值兌換相當穩定，有多少鈔票就代表你有多少黃金，當一個國家的人民遇到同面額的鈔票越來越沒有價值的時候，對鈔票貨幣的信心會下降，因此增加兌換黃金的需求，希望手中握的財富是真正的價值，而不是價值的收據。這也是為何經歷戰亂時代的人民，因擔憂通貨膨脹，所以盡可能地將財富化成黃金。 從1968年開始，雖然各國在進行國際清算時，黃金的價格仍然維持不變，但在私有市場中，黃金的價值被允許浮動，因此黃金的價格開始依照市場機制波動，黃金的價格也越來越能反映出世人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當金價升高時，代表著世界對黃金需求量的增加，反映出來的是對貨幣價值–這張黃金的收據–失去信心；反之金價下跌時，反映著的是對國際貨幣需求的增加，反映著的是國際金融市場的繁榮。 當美金兌換黃金價格固定時，外界的政治與經濟因素難以撼動金價，然而1968年解禁之後，金價對外界環境越來越敏感。在1973年開始的石油危機時，金價從1971年的41.17美元，飆升至1975年的160.91美元。雖然金價隨後回到124.71美金，但1979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時，1979年金價再度狂飆至304.83美元，隔年更飆升至614.61美金。若把1980年代的國際衝突或內戰爆發的次數與金價的漲跌做比較，也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小的關連性存在。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金價維持在300美元左右，但在2006年，醞釀爆發美國次貸風暴的一年，平均金價爬到603.95美元，一路飆升至2008年的平均871.65美元，伴隨著歐洲各國債務風暴的負面效應，國際市場對於世界各國的經濟能力開始失去信心，金價到了2010年已經超過1224.52美元，這代表，世人對於貨幣的價值開始失去信心，因此競相希望用持有黃金來規避貨幣貶值的風險。 許多國家除了本身的債務危機之外，也必需面對經濟成長停滯的危機，其中的方法之一在於利用貨幣貶值的方式推動出口貿易，因此許多先進國家紛紛透過財政與貨幣政策，而希望貨幣貶值，此種根據自身國家利益考量的決策觀點，可能導致「貨幣貶值」的囚徒困境，雖然各國合作維持貨幣穩定的能力遠大於雙方各完各的遊戲，但是在私利考量之下，雙方開始競相貶值，「貨幣貶值競賽」恐如同「武器競賽」一般出現，這似乎是目前國際金融市場的氛圍。 在這種「貨幣競相貶值」的氣氛之下，人們將會降低對於未來貨幣價值的信心，購買黃金避險遂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而狂飆的金價，反應了世人對於國際金融體系不確定性的恐懼，在各國經濟情勢混亂一籮筐之際，要各國犧牲部分利益以合作重建人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將是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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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公認的老牌民主國家紛紛爆發危機。若沒有主播的介紹，英國倫敦所發生暴動事件的新聞畫面，可能會被誤認為是發生在「即將推翻獨裁政權」的民主化國家之中，畢竟民主國家的社會看起來不是應該更和平嗎？在美國，國家債券的評等史無前例的由AAA等級被調降到AA，雖然AA等級仍然表示美國的償債能力從「極有能力」變成「很有能力」，但這象徵著全球經濟霸權的經濟實力正在下降中。民主不是應該跟經濟繁榮掛勾嗎，美國與歐洲民主國家怎麼反而變成欠債的代言人？ 還記得Paul Kennedy在「霸權興衰史」所說的，「過度對外擴張」耗盡了歷史上各個霸權可以運用的經濟資源，因此實力漸漸地被其他國家所取代，雖然不會立即被取代，但長期而言，霸權與其他國家的實力正在接近當中，目前除了歐盟之外，民主美國與獨裁中國的實力正慢慢接近當中。老牌民主國家漸漸爆發許多社會問題，且拼命欠債，新興獨裁國家漸漸地願意面對並解決社會問題，且拼命借貸。民主所標榜的「和平」與「繁榮」似乎在式微當中，獨裁被冠上「衝突」與「貧窮」的污名正被洗刷之中，究竟為何會發生這種落差？ 許多分析將英國倫敦與幾個城市的暴動事件歸咎於種族、階級、貧富差距等社會因素，認為若過度地以自由競爭催生經濟成長的思維治國，雖然能夠鼓勵競爭與創新，但也無可避免地將擴大貧富的差距，資本將集中在少數有錢人的手中。在民主國家之中，經濟表現是選舉當中相當重要的政績與承諾，而在上個世紀的最後幾十年當中，以追求自由經濟以達到目標的思維蔓延於各老牌與新興民主國家之中，也因此財富分配的正義漸漸失衡，社會之中的階級感也逐漸形成。 此外，在民主國家之中，擴大公共建設是表現政績的最佳之道，當選民成天看見政府在造橋修路，成立遍佈起重機大興土木時，容易提高對政府正面的印象，在位者舉債搞建設成為選戰中的利器，不夠就再借，不能借就修法修到能夠再借，似乎難以出現信用破產的一天，這是美國目前的財政困境，也是在民主體制中的政治誘因驅使之下，很自然的理性抉擇，政權想要延續，就必須用最直接的績效讓選民感受到政府的作為，對於缺乏政治道德的政權來說，國家財政的紀律遂成為民主制度下的祭品。 談到這些問題並不是希望消滅民主制度，並不是要歌頌獨裁制度可能帶來的治理績效，捍衛民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個大前提，只是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民主國家必須體認到制度本身與其所帶來政治誘因存在瑕疵，進而引發社會公平正義價值觀的墮落，民主需要一套誘因機制，使得在位者或候選人，在從事治理工作的時刻，能夠提高「公平正義」在決策過程當中的考量順序，並且漸漸地淡化純粹政治利益至上的思維，讓民主制度成為實踐政治理想的場域，而非純為獲取政治利益的工具。這的確是陳腔濫調，但卻是老牌民主國家已漸漸遺忘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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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歐巴馬極力推動的「調高舉債上限」法案在2011年8月2日的美國國會當中通過，歐巴馬也立即簽署，希望可以解決美國法律不准白宮增加舉債的窘境。白宮於2009年也遇到過類似的狀況，當時規定的舉債上限是12.104兆美元，但是美國國債鐘顯示的債務已經高達12.135兆，換句話說，白宮已經沒有任何繼續舉債的法律基礎，但是當時靠著「特殊的會計伎倆」，硬是清出了1,500美元的空間，平息了舉債危機。 到了2010年2月12日，國會又通過了一次「調高舉債上限」的法案，這次將舉債上限調高至14.294兆美元，增加了1.9兆的舉債空間，也就是說美國政府能夠透過金融工具，向國際金融市場借入14.294兆的資金，以支應國內所需。到了2011年7月，美國的總債務又超過上限，這次來到了14.4兆，若美國國會否決調高舉債上限的議案，則白宮又將面臨不能夠合法舉債的窘境。 若比較柯林頓、小布希與歐巴馬時代的情況，在柯林頓時期，除了在1992至1997的任期內，從將近5兆的舉債上限，調高至進6兆，約20％的幅度，但是柯林頓任期最後幾年，完全沒有再調高債務上限，降低美國的債務也是柯林頓最引以為傲的政績之一。然而到了小布希時代，舉債上限不斷提高，這與「全球反恐」與「剷除海珊與重建伊拉克」的海外軍事費用擴張有不小的關係，也因此舉債上限由柯林頓時期的6兆至2008年調升至11.3兆左右，這是調高將近一倍的「債務上限」。 歐巴馬上任面對次貸的金融危機以及醫療健保制度的改革，必須花鉅額鈔票去拯救美國金融市場與兌現競選時的承諾，而民主黨訴求社會公平價值的背後，也需要有足夠的資金去支持社會福利政策，債務壓力並不小，上任至今兩年多，已經從小布希時代的11兆多的上限，調高至現在的14.4兆，增幅達27％左右。 在這次國會同意調高舉債上限的同時，法案也包括白宮必須減少公共開支的預算，但是同時也讓舉債上限有可能在2011年底再次調升1.2至1.5兆美元，預估這個舉債額度，將能夠讓歐巴馬政府在2012大選之前，避免再次遇到無法舉債的窘境。在大選年，若執政黨沒有預算呈現公共政績或足夠的銀彈開立競選支票，選情將對執政黨參選人不利，這也不是歐巴馬團隊所樂見的。 雖然共和黨想抵制歐巴馬「調高舉債上限」的法案，但是一旦上限無法提高，則美國政府將沒有足夠的資金履行債務，這將對美國舉債的信用造成影響，國際投資人對美國債券的信心將會下跌，這將衝擊美國經濟，特別是金融界與產業界，而這些人大部分為共和黨的選票基礎。因此，共和黨也有允許美國擴大舉債的壓力，因此這不是政黨之間的戰爭，而是美國整體的困境，因此外界皆預料國會一定會同意提高舉債上限，但是必須找到兩黨以及白宮與國會之間的最大公約數。 最後，若美國因無法提高舉債上限而還不出錢的話，所有持有美國債務國家的經濟與產業發展、以及緊盯美金匯率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將受到衝擊，除了美國國內因素來的壓力之外，白宮也面臨了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讓提高舉債上限的政策能夠繼續延續下去，但是若沒有配套的金融或財政政策的話，這將會是個國家財政的無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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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被金融債務危機席捲，陷入危機的政府被批評胡亂舉債下所創造的並非經濟成長，而是無限制擴大且虛弱的泡泡，歐美國家被認為是不愛存錢又浪費的地區，而存款率高且外匯存底龐大的亞洲常被視為是歐美國家使用金融資源的對比，其中中國握有龐大的存款、外匯存底以及債券，相較於歐洲空虛的經濟泡沫，中國目前握有龐大的金融權力，一旦中產階級崛起帶動內需市場的蓬勃，十三億人口將創造出驚人的、紮實的經濟實力。 因此，當歐洲大量舉債的行為被視為泡沫堆積時，中國舉債所大量開展建設的行為被視為是為將來所做的準備，尤其是中國能夠靠舉債達成雙位數的經濟成長，但即便是二十世紀初歐洲的新興希臘，其大量舉債搞建設，也不過造就百分之四左右的經濟成長，且規模經濟跟中國比起來，顯得渺小。歐洲的舉債被視為危機，但中國的舉債被當作中國的希望。 然而，也有不少人跳出來質疑中國過度舉債將造成危機。當西方世界尚未從債務危機驚醒時，「中國製造」大量輸出，歐美國家大量購買，中國舉債搞的建設以及民間舉債興的產業，是有西方國家買單的實質成長，但是當歐美國家因金融危機而降低消費慾望，並緊縮過去寬鬆的放貸條件時，這代表國際上購買「中國製造」的市場正在萎縮。 當歐美對「中國製造」的需求萎縮時，中國為何仍能維持高度的成長？原因在於政府持續以擴大公共建設的財政擴張政策來挽救經濟成長，若別人不買「中國製造」或中國人的勞務，那麼北京政府買，買來大興建設，創造出足夠的需求，於是我們到北京、上海等巨型城市，依舊能看到大興土木的榮景，看到絢爛的城市建設，但這若不是透過政府出錢，就是大量舉債下的結果。 史隆管理學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教授黃亞生提到，中國的中產階級依舊乏力，內需市場並不像外界所想的旺盛，城市的基礎建設供給已經大大地超越需求，例如北京與上海的人口密度是巨型城市中算低的，這表示我們看到的巨型住宅的空屋率不低，大多數的中產階級依舊難以負荷，在黃教授的眼中，這種都市化與現代化的瘋狂其實是種浪費，最終將變成大量的不良債務。 這似乎與歐洲債務危機前的狀況有點類似，過度舉債下的成長卻沒人買單，僅有少數投機份子得到好處。目前世界第一的出口國中國依舊有許多市場願意買單，但若未來其他地區趕上來瓜分中個出口市場，且中國的內需市場不足以支撐瘋狂的成長，那麼都市化的絢爛或許也將成為昔日「歐豬五國」（PIIGS）的泡沫，潛在的債務危機也存在於中國；更悲觀的學者則認為中國舉債建設的模式是「自殺式」的政策，債務危機必將爆發，只是「何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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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０一一年七月九日，非洲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南蘇丹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Sudan），這是非洲第54個國家。在同年一月舉辦的公投當中，將近99％的公民投下了「脫離母國蘇丹獨立」的同意票，原本的蘇丹將喪失大約四分之一的領土，而當中最具有爭議性的部分即在於「南蘇丹共和國」領土中的石油資源。 在南蘇丹宣佈獨立後，原本的母國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Hassan al-Bashir）加入英國與美國的陣營，是第一批承認南蘇丹主權的國家，並表示會參加在南蘇丹首都朱巴（Juba）所舉行的慶祝會。在面臨被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以「種族滅絕罪」所指控的時刻，即便希望南蘇丹獨立失敗，但他並沒有太多的籌碼去對抗西方國家所支持的南蘇丹獨立運動。 在一九五０年代蘇丹由英國殖民統治時，脫離英國獨立的聲浪高漲，但脫離英國之後，以「基督教」及「泛靈論」為宗教信仰基礎的南部蘇丹，被位於蘇丹北部、以回教文化為基礎的喀土木（Khartoum）政府統治。在缺乏對中央政府的認同、信仰文化的差異、以及中央政府邊緣化南部蘇丹地區並侵害其權益之下，南部蘇丹積極地想脫離母國的統治，也因此引發了數百萬人死亡的蘇丹南北內戰。在2005年南北簽訂停戰協定之前，內戰持續了22年。 在南蘇丹獨立後，除了關注這個新國家之外，原本的蘇丹也將發生變化，巴席爾總統認為蘇丹將近入「第二共和」時期，在領土改變之後，憲法必須重新撰寫，政治制度必須重新規劃，政治與經濟資源分配也必須重新思索。而南蘇丹獨立成功，也激勵了其他想獲得「更高自治權力」的地區（例如Nuba Mountains的非回教徒、達佛地區（Darfur）與藍尼羅河州（Blue Nile State）等地）的士氣，讓巴席爾頭痛不已。若巴席爾率領的政權繼續壓迫不認同其政權的地區，將會讓西方國家更願意支持各地的分離主義，提高蘇丹分崩離析的機率。 在南蘇丹獨立的過程中，石油資源的分配問題被認為是競爭最激烈的議題。獨立後，南蘇丹將能對擁有原蘇丹境內約85％石油蘊藏的領土行使主權，但對於這地球上最落後的地區來說，他們需要北方政權能夠掌控的石油產業網與技術，讓油管能夠將源由送至北方提煉，並輸出至世界各地，若沒有北方喀土木政權的參與，這些石油無法為南蘇丹創造財富。因此在石油議題中，蘇丹與南蘇丹形成了「唇亡齒寒」的格局，存在著高度的互賴關係。國際社會也正在幫忙調解石油利益的分配，深怕全球能源市場受到蘇丹問題的衝擊。 有些國家在脫離殖民母國獨立後，陷入內戰危機，結果引發新國家中的另一波獨立運動，巴基斯坦、孟加拉、庫德族區域、南蘇丹等就是明顯的案例。然而這些戰功彪炳但缺乏治理國家經驗的人一旦掌權之後，對於國家的未來不見得有正面的助益。多明尼加為何願意將部分主權讓渡給美國政府，因為自己難以解決內部困境，若能引進美國的實力，就能派兵解決內戰、經濟與外交問題，許多專家因此認為，多明尼加當初若選擇完全獨立，則內戰可能早把這個國家給毀了。雖然南蘇丹人民歡欣鼓舞地迎接獨立，但獨立之後呢？這將是另一個硬碰硬的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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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3日的泰國大選後，「塔克辛」這個名詞再次蔓延於國際媒體，過去紅衫軍與黃杉軍對抗的畫面也再次迴盪。這一次大選中，流亡海外的前總理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最小的妹妹盈拉（Yingluck Shinawatra）成為「為泰黨」（Puea Thai Party）大選中的政黨名單提名的榜首（也就是挑戰「總理」職位的人），一旦為泰黨贏得過國會過半席次，盈拉將順利接任總理職位。 目前選舉結果顯示，在500個席次中，為泰黨贏得265個席次，若無意外，盈拉將擔任泰國總理，這是泰國第二次有單一政黨在大選中取得過半席次，有許多人將這次選舉視為泰國公民對泰國政治的公民投票，究竟人民要的是被指控貪污腐敗、但受到中下階層擁戴的「塔克辛」勢力，還是要選擇代表皇室貴族、軍方等上層階級勢力的執政黨，這兩派勢力的對峙是泰國近幾年來政治動盪的根源。 前面提到本次選舉是第二次有單一政黨取得過半席次，第一次則是發生在2005年的大選，當時塔克辛總理所領導的「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取得375個席次（約61%）。塔克辛崛起於1997年金融風暴後，打著搶救貧窮的口號，提出幾乎免費的健保方案、債務得以延期償還、補助農民以及救濟村落的等政策，席捲了泰國中下階層的支持，泰國公民也用選票在2005年與2011年將代表他們的政治團體送進政府。 但是在2006年9月，泰國軍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塔克辛與其「泰愛泰黨」，雖然焦點集中在塔克辛家族的貪污，但另一個讓泰國人氣憤的面向在於保皇勢力陣營將塔克辛描繪成一個「共和主義者」，想用民主制度來推翻泰皇權力的份子，這激發了泰國的民族主義以及擁護皇室力量的勢力，且對景仰泰皇的泰國人相當不敬。 在泰國雖然有大選，但是有一股勢力民選領袖難以控制，這股勢力是由皇室、建言皇室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以及軍隊所組成，這三股利益相近的團體不受民主政府控制，雖然皇室在憲法上並無太多實權，但挾著其社會地位以及在民間的高支持度，皇室常能有效地介入政治糾紛。當塔克辛勢力取得過半數（甚至將近2/3的支持）的民意支持時，保皇派勢力遂開始緊張。此外，掌控軍隊的權力握在泰皇手中，並非民選的總理，軍隊不受民選政府控制的結構，是阻礙泰國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在泰國遂出現了一股強大的「非民選勢力」，享有能夠否決、甚至推翻民選政府的實力。 在泰皇依舊是人民心中最高權威的象徵時，塔克辛家族與其中下階層的支持者，在選舉中用選票將其勢力提升到超越軍隊的地位，2005年與2011年兩次大規模勝選就是最好的證據。然而若泰國政治制度無法有效改革，建立出穩定的軍文關係，則塔克辛的妹妹盈拉將繼續成為一個卡在泰皇與軍隊之間的政權，除了受到皇室實質的政治牽制之外，依舊無力面對以軍隊為首的保皇勢力反撲，畢竟在本次大選中，這股勢力也取得了約32%的席次。 塔克辛家族的貪污或許是值得譴責的事實，但在泰國公部門猖獗的貪污問題背景下，貪污前總理的未來僅是個註腳，泰國未來的關鍵在於政治制度的革新，以及軍文關係的治理。最後，過半數民意追求的或許不是塔克辛能不能被特赦或回國，或是塔克辛家族的政治未來，他們在乎的是選出一個重視且有能力處理中下階層社會問題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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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理溫家寶這幾天率團前往歐洲訪問，最後一站大陣仗率領13名部長級官員訪問德國，中德之間簽署多項協議，包括中國向德國購買88台空中巴士飛機的合約。中德之間也似乎泯除了2007年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接見達賴喇嘛時所結下的怨氣。在同個時間，被國際戰犯法庭起訴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Hassan al-Bashir）訪問中國，受到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高規格接待，在人權團體眼中看來，北京的舉止助長了蘇丹種族滅絕的行為，重挫國際人權的發展。 在分析中國與德國關係的升溫時，西方媒體不免地提到美國仍是德國最重要的盟邦，但根據經濟學人的分析，中德兩國在國際議題上的看法越來越接近，與美國間慢慢增加距離，例如去年G20高峰會時，兩國共同反對美國對國際經常帳失衡的抑制政策提案。許多國家的利益取向似乎慢慢接近中國，並願意配合中國較不被國際主流社會所接受的政策與價值，例如胡錦濤接見國際戰犯嫌疑人巴席爾的行為，似乎完全沒有影響國際社會對前進中國的積極態度。 「比爛」（race to the bottom）是一種國際現象，一般指國與國之間為了要競爭外資的進駐時，願意用最優惠的租稅政策或最寬鬆的勞工政策，用以吸引外資的投入，血汗工廠被認為是「比爛」的後果。例如中國沿海或鄰近東南亞邊界的製造業工廠，資方常被指控惡意且任意地剝削勞方，而其他國家為了與中國競爭外資，願意用比中國更寬鬆、更優惠的財政與勞工政策，讓本地勞工受到更嚴重的剝削，許多人遂抨擊，全球化不僅加速世界發展，也帶來各國紛紛「比爛」的惡果。 「比爛」的現象為何能夠延續呢？或許是人類追求經濟利益的理性思維所致，在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國際政府約束各國「比爛」時，國家與企業為了本身的經濟發展，自然必須挑選對其最有利的環境，德國人為了跟壯大中的中國做生意，自然必須先隱藏對「人權」與「民主」等價值觀的重視；即便中國不認同蘇丹總統放縱或涉入達佛地區（Darfur）的種族屠殺行徑，但為了「能源」與「海事安全」等問題，也必須對巴席爾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雖然許多人擔心「比爛」將衝擊世界文明的發展，但也有不少人認為「比爛」的國家，將慢慢地受外界影響，提升國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上水平，例如當德中關係升溫時，德國人重視「智慧財產權」的概念，會為中國帶來正面的影響，也會提升「保障私有財產」的意識；而蘇丹也會慢慢地接受北京當局的勸解，停止武力殘殺人民的舉措。中國正在設立訪德國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就是個從「比爛」到「進步」的跡象。 世界各國正同時在「比爛」與「進步」當中拉扯，有些被視為高度文明的國家正在降低標準與價值，有些被視為惡劣的國家正在提升標準，或許世界正慢慢地朝向中間地帶趨近，而當共識慢慢地建立起來之後，大家在一口氣朝向更進步的價值與標準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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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女網希望李娜剛贏得法國網球公開賽的冠軍，這是來自東亞的網球選手最高的一項成就；另一個亞洲的新興大國土耳其將在6月12日舉行大選，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被外界看好將取得勝利，問題僅在於會取得多大勝利。為何要將這兩個事件混在一起談？這兩個現象正好是政府應該給人民更多的「自由」還是「專制」？ 中國是個管制運動員的國家，除了管制運動員的生活大小事之外，也提供相當的資源，讓健兒們能夠在競技場上為國爭光。2008年或許是李娜網球生涯的分水嶺，在這之前的她屬於國家，受國家資源的栽培，也將大部份的獎金繳到國庫之中；2008年之後，她「單飛」了，單飛在中國是指國家不再綁住她，他必須自己找尋資源，將自己職業化，亦不必上繳大部分的獎金。 李娜應該是東方世界中唯一一個在網壇的四大滿貫賽中，皆至少晉級八強的女選手，這六次至少晉級八強的經驗，有五次皆都發生在2009年之後，在這之前，雖然她的世界排名曾經到達前20，但是始終無法在大滿貫賽事中嶄露頭角，直到取得法網冠軍後，6月6日的世界排名已經竄升到第4。今年她已經是處於表現應該要走下坡的年紀，看看曾叱吒風雲的Roger Federer，現在已經不敵小她五歲的西班牙世界球王Rafael Nadal，李娜以網壇中高齡之姿取得法網冠軍，就更顯得可貴。 有中國人認為李娜崛起的關鍵在於「單飛」，當選手不再被國家種種限制所束縛時，選手的潛力才能真正發揮出來，當人們能夠擁有更多努力來的成果，自發向上的動能就越強，中國經濟崛起的關鍵之一，不正是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能夠保留更多財源，刺激地方政府去尋求發展的機會，自由與自主才能釋放出人類的能量。中國的社會也正在經歷釋放自由能量的過程。 在被視為世俗與民主的回教國家土耳其，在1990年代經歷金融風暴而凋蔽之後，2002年開始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在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帶領之下展現出經濟實力，且在回教世界與西方世界中充當了有效的溝通橋樑，不僅受到歐盟的讚賞，也成為中東國家眼中的發展模範生，這黃金的十年發展成為執政黨在下周大選的最佳政績，人民自然毫無疑問地將以選票肯定執政黨。 然而，執政黨在這段期間也不是完美的，外界批評這是用鐵腕換來的穩定與發展，土耳其記者被關的數量比中國記者還多，但是當人民感受到國家正在起飛的訊息時，反而感受不到政府暗中擴權與規避體制行為的長遠危機。正也是埃爾多安正在找尋的，希望能夠在大選中取得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會席次，用以修改土耳其的憲法，其中一個嘗試即在於延長總理的任期。這也讓外界擔心土耳其將變得越來越獨裁。 究竟是「自由」所帶來的「爆發力」重要，還是「專制」帶來的「穩定」重要？又或者「政府」與「體制」要如何設計，才能在社會穩定之虞，釋放出社會的爆發力？可以確定的是民主制度一點都不完美，在政黨為了政治利益鬥爭的過程當中，以及政府官員越來越擔心被「究責」的考量下，時常是國家國家發展的阻力。當然，享受過民主自由的人類絕不想走回獨裁世界，但是對於當代各國來說，民主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缺陷，要如何權衡「自由」與「穩定」是個難題。對於李娜來說，她選擇的結果是「法網冠軍」，而非「中國第一」；對於土耳其人民來說，目前的選擇似乎是「犧牲民主」。
留言0喜歡投書從悲觀的歐洲整合看亞洲
亞洲一向被視為是「區域整合」的地獄。亞洲不像歐洲各國擁有相近的文明與價值觀；亞洲各國並沒有明確的共同敵人；更沒有美國在戰後源源不絕對歐洲的經濟與軍事援助與承諾；加上亞洲歷史上的戰爭衝突，以及未妥善處理敏感歷史問題等因素，區域整合在亞洲一直難有實質進展。在亞洲，東北亞被視為最難以出現「整合」的地區，而冷戰的陰影持續籠罩著台灣海峽與朝鮮半島。整合難度之高也突顯出5月22日於日本東京舉辦的「中日韓領袖高峰會」之難能可貴。 日本的災難讓中國總理溫家寶、日本首相菅直人、與南韓總統李明博在開會之餘能夠取得「共同救災」的共識，彼此承諾全力協助日本完成重建。各國的救災行為是個「正面價值」相當明確的政策，且「國家利益」涉及程度不高，因此要各國針對災難問題合作並不難，但若是牽涉「經濟」或「安全」涉及實質經濟利益，甚至國家存亡的議題時，將增加各國合作（甚至進一步整合）的難度。因此當談論到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稀土價格飆升，以及中日東海天然氣田開發問題時，三位峰會的主角顯得保守，難以做出實質承諾。 對於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來說，「區域整合」究竟是場「美夢」還是「白日夢」的議題存在許多爭議。對於看好這股國際趨勢的人來說，區域整合必將在未來漸漸成形，各國將會慢慢讓渡主權取區域政府，整合進另一個世界上的政治實體，「國家」這個單位與概念，將會被「歐盟」、「聯合國」這種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所取代，最終將形成一個對各國擁有實權的「世界政府」。 然而，對於悲觀的人來說，「地球村」不可能出現，連「區域政府」都不可能形成，因為「民族國家」的概念仍深深牽制著人類的思維。人民僅願意捍衛祖國、繳稅給國家，願意為國家利益犧牲，國家概念之外的意識，尚無法主導人類與其政府對外政策的模式。也因此，國家之間爭權奪利求生存與發展的原則依舊存在。雖然歐盟在過去幾十年取得許多區域整合的進展，但是目前也出現許多跡象顯示歐盟漸漸地衰落，甚至有瓦解的可能。 最近有一個相當有趣的研究認為，歐盟的未來有兩種可能，要不是「行屍走肉般地存在」，就是「瓦解」。提出這個論述的學者Sebastian Rosato認為歐洲權利分配的結構將主導歐盟的未來。他推測「整合」最可能發生在「一群弱國」共同面臨「一個強權」威脅的時期，原因在於若「一群弱國」不將資源此實力透過一個跨國政府的協調，將難以協調夠強大的資源與權力的運用以抗衡強權。 反觀，若「一群強國」共同面臨一個「區域強權」的威脅時，這群強國也可能選擇整合，但不用讓渡主權的「合作」將是更好的選擇，除非「合作」不足以自保，「整合」才會成為選項。Rosato因此認為冷戰時候蘇聯在歐洲獨霸的態勢，是「歐洲整合」美夢的重要因素。在冷戰結束前，即便把法國、西德、比利時、義大利、荷蘭與盧森堡六國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加起來，蘇聯的實力依舊比這六國高出一倍左右，西歐擔心被蘇聯赤化的憂懼，加速也加深了歐洲的區域整合。反觀，當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實力已無法叱吒歐洲，這也大大削弱了歐洲深化整合的誘因，歐洲政府出現的機會將顯得渺茫。 借用Rosato的研究與冷戰後歐洲整合的經驗，則亞洲整合更顯得不可能，特別是中日韓三國之間的整合更顯得無望。這三國彼此都是區域強權，但他們並沒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來驅動「東北亞整合」的構想；且這三國的實力均不弱，他們不需要像弱國一樣用「讓渡主權」的區域整合來提升共同的實力，以抵禦外侮；此外，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這三國在周邊地區與許多國際議題中，是競爭者的關係，更削弱了整合的必要性。 雖然歐洲被亞洲視為「區域整合」的模範，但或許亞洲人在羨慕之餘，可以觀察歐洲近來停滯的整合腳步，且將亞洲更不利於之區域整合的客觀環境以及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邏輯納入分析，或許將重新調整對「區域整合」可能性與必要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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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主席史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欲性侵下榻飯店的女服務生不成，反遭到紐約警方逮捕關進監牢，也因此錯過了與歐洲財政部長們在布魯塞爾的會議。這事件除了當政治醜聞來看之外，外界更關注的是誰將接掌史特勞斯卡恩可能丟掉的主席位子，這個話題讓IMF內部權力分配的爭議再度浮上台面。 各國中央銀行是國內金融問題發生時的救星，但若各國央行都無法解決因國際金融行為所造成的金融危機時，IMF將扮演世界最後救星的角色，提出放貸計畫，挹注資金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協助其度過難關。 IMF最終目標並非營利，而在於維持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幫助各國維持匯率穩定，解決各國債務問題。但是IMF貸款常伴隨著條件，例如要求借貸國在收到第一筆貸款之前，必須先制訂並通過IMF能夠接受的國家預算，用以節制開支。這種「附帶條件式」的借貸政策被批評為帶有濃厚的國際政治味，尤其是IMF的放貸決策被抨擊為盡在滿足最大股東美國的要求，當發生危機國家的金融秩序與美國金融市場息息相關時，IMF會用最優惠，且附帶條件最少的借貸方式協助該國。 在1995年IMF對墨西哥的貸款就有這種現象，美國希望IMF能夠立即解決墨西哥的金融危機，降低對鄰近美國金融市場帶來的衝擊，然而其他大股東卻沒多大的興趣，大股東們對墨西哥危機的利益觀點不同，為當時各國IMF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oards）的代表之間帶來濃濃的火藥味。 IMF各項決定需要執委會的通過，各國在執委會中投票的影響力是依據各國對基金投入的多寡所決定，因此票數加權後，前五大股東幾乎掌握IMF五成的影響力，大股東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法國，而其他大股東大多是已開發的西方國家，因此若金融危機將嚴重影響西方已開發社會的話，通常IMF會以較寬鬆的條件，大量地借貸，但若申請貸款的國家無關緊要，則貸款條件通常比較嚴厲，且金額不高。前者國家像是南韓、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後者像是中美洲、中東與非洲國家。 根據學者Mark Copelovitch的分析，IMF前五大股東間的政治的確影響了IMF的借貸政策，他的證據顯示當國際上的金融危機將嚴重影響五大股東的集體利益時，貸款相對容易；然而，當對五大股東的集體利益影響不大或五大股東間的利益觀點差異大時，則IMF的經濟學家依據各國狀況所開出的藥方，則能夠脫穎而出，這種貸款常有嚴格的附帶條件，批評IMF的聲音認為IMF需要的正是這種獨立與客觀分析下的藥方，而非國際政治權力運作下的假藥。 也因此，當國際社會呼籲改革IMF的決策體制，期望增加大型發展中國家在IMF的決策力量時，Copelovitch認為這並非良方，原因在於歷史上IMF的決策模式是根據前五大資金投入國的利益在運作，即便因中國成為IMF的第三大股東，而提升北京的決策影響力，IMF依舊是前五大股東的政治舞台，「政治性」考量依舊難以被「專業性」或「獨立性」所取代。 在史特勞斯卡恩醜聞爆發後，許多歐洲國家不願對此事表態，因為史特勞斯卡恩是IMF持續拯救歐元區國家的重要推手，若IMF被非西方國家力量所取代，則歐元區陷入金融危機的國家恐將面對一個不友善的IMF。如同歐美國家對金援中美洲小國興趣缺缺一般，發展中國家對於金援愛爾蘭、希臘、葡萄牙等國可能有相同態度。若IMF由開發中國家主導，或加強開發中國家的決策力道，或許難以呈現出支持改革人士期待的IMF獨立性，而將帶來新的開發中國家間、或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間的股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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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在新頭殼發表的文章中提到，賓拉登的死在客觀上並未對世界帶來明顯的改變，他的理念依舊存在，回教激進組織依舊在重點國家活躍著，賓拉登的理念依舊散佈著，美國依舊恣意到各國敲鑼打鼓。經濟學人雜誌本期的封面標題是「現在，殺了它的夢吧！」（Now, kill his dream），這說明了賓拉登的死只是另一波反恐戰爭的開始，若前一波消滅的是賓拉登的肉體，這一波的重點應放在毀滅他的靈魂。 然而，對於許部分美國人的情感來說，獵殺賓拉登是美國反恐反到現在最耀眼的成果，在情感上，賓拉登的死象徵著反恐戰爭的一個句點。這或許也是歐巴馬政府想要塑造出來的氛圍，讓反恐戰爭在美國人的情感上告個掉落，接著慢慢撤出部屬於海外的軍事力量，將資源投入於更重要的經濟議題當中。 根據美國著名的Pew研究中心在五月初的民調，高達72％的人認為賓拉登的死，讓他們「鬆了一口氣」，60％的人覺得相當驕傲，僅有16％的人覺得害怕，而歐巴馬的施政滿意度從四月的47％提升至56％，對於歐巴馬政府反恐的滿意度從今年一月的55％升高至五月的69％。然而，對於經濟施政滿意度，幾乎沒有改變，僅有四成左右。 對於公共政策的優先順序，Pew研究中心一月的民調顯示，高達87％認為「經濟議題」是相當需要優先考量的議題，「反恐」排行第三名，共73％的人認同。賓拉登死後，這項政策優先順序的排名或許將往下掉，讓美國民眾對華府施加拼經濟的政治壓力。獵殺賓拉登不僅讓歐巴馬的聲望小幅回升，更能夠擠出資源權力拼經濟，拼二０一二總統大選美國公民最關心的議題。賓拉登的死為歐巴馬解除許多煩惱。 若這種思維是合理的，則賓拉登的精神雖然沒有死，世界也並未更安全，但是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屬或許將轉變。冷戰後，亞洲國家對於美國軍事力量要求銳減，當時美軍在亞洲最大的海外基地蘇比克灣海軍基地（U.S. Naval Base Subic Bay）在菲律賓國會的決定之下，於1992年關閉，將美軍趕出菲律賓。美國與昔日的亞洲盟邦在冷戰結束後，漸漸分道揚鑣。 但是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反恐戰爭成為美國與許多亞洲國家重拾軍事合作的誘因，美國甚至不顧民主價值的推廣，與中國在中亞爭奪獨裁國家的軍事基地，與獨裁國家妥協；同時，中國也透過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壓縮華府在中亞的空間。幾個東南亞國家政府也擔心境內回教激進組織橫行，宣揚賓拉登主義理念，顛覆並未嚴厲實行回教極端教義的政府。在軍事反恐任務上，這些政府與美國政府擁有共同利益，因而共同羅列「恐怖組織名單」，更時常進行反恐戰爭的演習與訓練。 在美國與部分亞洲國家的軍事合作是建立在「反恐戰爭」前提下，賓拉登的死，相當於冷戰的結束，共同的敵人消失了，軍事合作的意義跟著降低，美國人想拼經濟，不願親人死在外地的戰場，華府的歐巴馬想拼連任，這讓美軍漸漸離開亞洲的機會大增。對於亞洲來說，前一波反恐戰爭獵殺了許多頭號恐怖份子，雖然恐怖攻擊威脅仍在，但嚴重性已降低，在這種氛圍下，強留美軍在亞洲，更像是對抗中國的崛起的象徵意味，這態勢對於想推動亞洲整合的各國政府來說，並不是最好的選項。 在美國與亞洲各國對於彼此的軍事需求降低時，亞洲強權的崛起將更肆無忌憚，尤其是中國、日本與印度，昔日美國與亞洲盟邦堅強的力量將下降，其他崛起的、有軍事野心的強權力量將上升，強權間的力量將分配的更平均，亞洲的權力結構恐將變成部分現實主義學者認為最不穩定的「多極」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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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０一一年將成為世界歷史中非常重要的一年，北非幾個國家成功推翻獨裁政府，中東民眾亦展現實力，步步進逼獨裁政府，而發動九一一攻擊的凱達組織領袖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遭到美國特種部隊擊斃，這些事件加總起來，讓西方社會歡欣鼓舞，認為中東世界將朝民主之路邁進，套用Thomas Friedman的話來說：「我們做了該做的事，用子彈（bullet）殺了賓拉登；現在阿拉伯與回教世界有機會做他們的事，用選票（ballot）消滅賓拉登主義（Bin Ladenism）。」 賓拉登的死與茉莉花革命們將改寫中東面貌嗎？樂觀的人覺得賓拉登的死，將為中東帶來民主與世俗的政治和經濟繁榮；悲觀的人認為，即便頭號通緝要犯被殲滅，仍有千千萬萬個恐怖份子前仆後繼。在以賓拉登為首各地的恐怖組織已經成功「在地化」之後，各國的組織不需要以賓拉登的凱達組織為中心，也能夠獨立靈活地從事攻擊行動。 在美國進攻伊拉克前後，Abu Musab al-Zarqawi就成功地在伊拉克建立起凱達組織的分支，在伊拉克境內攻擊美軍，裂解境內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團結，此種裂解回教團結作法遭到凱達組織的批評。然而，扎卡維能夠不顧批評，堅持這個路線的主因之一在於，他的組織能夠獨立運作，不需要依靠賓拉登和凱達組織。在美軍於二００一年進攻阿富汗之後，賓拉登和凱達組織雖然元氣大傷，但許多組織內成員紛紛進入有興風作浪條件的國家，用賓拉登的國際觀點吸引當地人民，將思想訓練與攻擊模式在地化，賓拉登本人不再重要，宣揚賓拉登的理念才是重點。 因此Friedman說的對，對世界構成威脅的不是賓拉登，而是「賓拉登主義」（Bin Ladenism），這個思想的散播讓一群人堅信，這個世界應該要由回教極端教義為本，並要透過恐怖攻擊行動來達成這項目標。這群人不僅想消滅西方價值，他們也與部分中東回教國家為敵，在他們眼中，沙烏地阿拉伯國家過去禁止「女人開車」是不夠的，女人根本不應該出門。除了西方政府之外，受到西方自由開放風氣影響的中東皇室與政府，都是他們積極剷除的目標。 若這信念仍深植於以「賓拉登主義」為首的各地恐怖組織中，賓拉登的死在短期內恐將加深「賓拉登主義」的深度與廣度。在柯林頓任內在華府負責反恐工作的Richard Clark認為「賓拉登已死，但凱達組織並沒死」，在阿拉伯半島與索馬利亞由賓拉登扶植的恐怖組織依舊相當活躍於社會，他認為北非革命與賓拉登的死並沒有減緩回教激進勢力的發展。 賓拉登的死並不等同於中東和南亞的民主與發展，更不等於西方與回教世界的和解，當「賓拉登主義」仍活躍在這些地區時，即便多數人不認同極端攻擊行為，但「反西方」氛圍仍然籠罩了部分地區。在評論狙擊賓拉登事件時，「阿拉伯新聞」（Arab News）社論版訴諸群眾的方式為，抨擊美軍的賓拉登情報是建立在許多「關塔那摩」的虐囚基地中，只要美軍反恐戰爭不結束，不當刑求中東嫌犯的情節將持續；更有人質疑賓拉登沒有受審即被美軍任意擊斃的行為。此外，美軍宣稱攻堅行動排除巴基斯坦軍警參與的言論，激怒了部分巴基斯坦民眾，不僅認為國家軍警受辱，更塑造出美國可在巴基斯坦為所欲為的惡霸姿態。 也因此，賓拉登主義的崛起除了本身教義能夠吸引特定群眾之外，歐美社會用西方價值觀到回教世界敲鑼打鼓的作為，更醞釀與助長「賓拉登主義」興風作浪的幫兇。若要徹底反恐，除了要「反擊」恐怖份子之外，更要能夠「反思」中東社會敵視西方的根源。從這點來看，賓拉登的死似乎僅是個歷史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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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金磚四國、G20、其他國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others）等概念充斥二十一世紀的開端，這些概念背後隱含的是西方世界即將沒落，尤其是以美國主導的世界即將被取代，在未來的世界中，國際間關係的互動模式與規範，可能將由崛起的發展中國家主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已開發世界將漸漸沒落，以金磚四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將逐漸崛起，全球權力結構將發生重大轉變。 雖然美國實力依舊獨霸全球，但與崛起強權的差距正慢慢接近中，最顯著的變化在於經濟實力的漲跌，例如高盛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27年將超過美國。類似預測不斷地出現，即便許多專家跳出來否認這些預測，但足以提醒我們其他國家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減。對於強權來說，衰退是個煩惱，能夠所掌握的資源漸漸消失，越來越不足以支付廣泛的國際事務，他們應該怎麼面對現實？ 緊衣縮食（Retrenchment）的策略是個選擇，也就是在面臨相對實力的衰落時，將投入於國外事務的資源撤回，停止涉入風險過高的事務，將以往的國際責任轉移到其他國家身上，以期藉由休養生息，恢復元氣，期待將來有回到霸權的一天，為了將來重回光榮，強權將從「無役不與」變成「冷眼旁觀」。種作法不同於歷史上霸權的過渡擴張，從歷史學者Paul Kennedy的觀點來看，霸權過渡的軍事擴張常常是衰退的開始，這種現象被稱為「Lippmann差距」，也就是國家涉外事務的程度已經超過本身能力所能夠負擔。 然而，緊衣縮食的策略常遭到批評，認為此舉將會讓強權喪失國際聲望，而崛起的挑戰者將會見獵心喜，嚴重威脅衰落強權的安全。也因為出於這種擔憂，強權將不傾向緊褲腰帶；再者，即便衰落強權願意縮減開支，民間的國防與國際事務相關利益團體，將遊說政府放棄緊衣縮食的政策，以滿足民間社會的經濟利益，這更讓休養生息的策略難以力行。 若以美國的相對權力的變動觀之，降低國外的軍事行動似乎是理性的決策，讓經濟資源能夠轉而投入提昇產業競爭力、科技研發，這些才是支持美國稱霸後冷戰世界的關鍵；若持續在海外開闢戰場，將不利於提升國力，反而可能讓惡化的經濟資源，再度陪葬於另一個戰爭的無底洞。但是，面對國際盟邦對美國領導世界的期待、對發展中國家崛起的擔憂、以及國內強大利益團體的遊說，短期間內，華府不太可能從國際事務退出，但可能將漸漸地把責任交給其他國家，例如歐美聯軍進攻利比亞的行動即是由法國主導，歐巴馬政府似乎無意願承擔這份擁有「宣揚民主價值」美名的國際任務。 即便對衰落強權採行「緊衣縮食」策略的觀點大部分均相當悲觀，但有學者研究1879至1987年間，18個強權實力變動的案例（日、英、法、俄等）後發現，衰落的強權其實相當理性，會在衰退時期以和平的姿態休養生息。在這些歷經短暫休養生息的衰退強權中，大部分在數年之後，皆能夠再度回覆強權的位階，且衰退速度越快的強權，越願意緊衣縮食。然而這些研究案例大部分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在當時強權的社會中，並未有強大的利益團體以及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來箝制政府的政策。 對於衰退中的美國來說，緊衣縮食或許是最理性的決策，能夠幫助美國減緩相對實力衰退的困擾，甚至重新擴大與崛起強權的差距，但是國內因素透過民主機制的干擾，將使得華府的政策選擇變得複雜，而世界上崛起中的開發中國家正等著美國重蹈歷史上「霸權崛起與衰落」的覆轍，等著成為主導世界的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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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十七日芬蘭國會大選中，「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 Party）的斬獲為歐洲的統合之路帶來變數，在2007年的選舉中，他們僅贏得5個國會席次，但幾天前，他們卻贏得39個席次，得票率約19％，成為第三大黨，僅輸第一大黨「保守派全國聯合黨」（National Coalition Party）不到1.4％的選票，正統芬蘭人黨有進入聯合內閣的機會，將黨的選舉訴求轉化為國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訴求在於停止拯救「歐元區」（Eurozone）國家的金融危機。 歐元區由17個國家組成，在歐洲金融統合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從去年初開始，冰島、希臘、愛爾蘭紛紛爆發金融危機，需要歐元區其他國家動用緊急資金挹注，才能夠度過難關。接下來一段時間中，歐元區又將決定是否要再度動用資金拯救葡萄牙，並研擬擴大緊急準備金的計畫，希望能夠在未來一併拯救西班牙。正統芬蘭人黨在選戰中的大幅度進步，象徵著歐洲內部仍有許多對「歐洲整合」疑慮的聲浪出現，不願意承擔統合必須帶來的陣痛，這不僅是一個「金融」現象，更是一個「區域反統合」的政治現象。 正統芬蘭人黨的黨魁Timo Soini提到：「我們無法接受芬蘭人必須為其他國家的錯誤買單 … 我們對於歐洲太過於軟弱了」。動用歐元區的資金需要全體17個成員國同意，雖然芬蘭仍可能投下同意票，但卻不願意買單，這將增加其他國家的負擔，且可能帶來骨牌效應，讓其他國家也不願花錢。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也是合作理論中難以避免的問題。當國家看到更短期且鮮明的利益時，將會脫離合作的架構，尋求自身的利益。 不論何處，區域整合都需要付出代價，在長期的整合道路上，有些國家專門製造爛攤子，也有的國家專門收拾，「收拾」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活容易淪為選舉訴求，讓「反統合」聲浪出現，當民眾被灌輸自己繳的稅要去幫「敗家子」善後時，「整合」是否會拖累自己將變成議題，並透過民主選舉過程成為各國政府的政策。這個現象不只在芬蘭出現，北歐其他國家雖然不在「歐元區」當中，但是在這幾年的丹麥、挪威與瑞典大選中，民粹右派勢力（Right-wing Populist）紛紛得勢，其中與過去社會民主左派最鮮明的訴求差異，即在於反對將國家主權讓渡給歐盟，為歐洲統合帶來阻力。 歐洲的統合經驗讓亞洲各國羨慕不已，然而，在追求歐洲國的道路上，企盼「歐洲國」誕生個各國政府是否禁得起民主選舉帶來的干擾將成為考驗。對於崛起中的新政黨來說，訴諸短期利益最能立竿見影，打動人心，打擊執政黨的政策比編織長遠夢想更顯得實際，這是民主政治必然遇到的、對統合的負面影響。若歐洲各國政府的回應無法讓民眾接受，則民粹的「反統合」勢力恐將逆轉「歐洲國」的理想。這個理想未必一定出現，歷史上出現許多國家或區域的「合久必分」，尤其是當我們的世界依舊跳不開「主權國家」的概念，在國家利益依舊至上、且缺乏有力和有效的規則制約時，敗家子將繼續敗家，而善後者將慢慢地被嚇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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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日本東北的九級強震導致了十公尺的「重大海嘯」（高度達到三公尺即屬於規模最大的「重大海嘯」），地震與海嘯更導致福島核電廠一至三號反應爐接連爆炸，引發嚴重的「核子外洩」危機。雖然日本政府剛開始對核災的預估相當保守，與國際社會的評估有一段差距，然而一個月後，日本政府依舊無法有校抑制輻射外洩的問題，而在四月十二日將核災由原本聲明的「四級」升高為最嚴重的「七級」，前者的規模僅會對地方範圍帶來輕微的安全影響，不需要強力對抗；然而後者的規模將對生物帶來嚴重的輻射污染影響，需要政府擴大抑制擴散的對策。在此之前，「車諾比事件」是史上唯一的一次七級核災。九級強震、十米海嘯加上七級核災皆是日本災難記錄史上最大的一次。 日本擁有對抗九級強震的能力，但卻未能對十米海嘯作足準備，導致災區的基礎設施遭到大水吞沒，成為帶來破萬人民死亡悲劇的元凶。海嘯之後的核災，雖然輻射外洩尚未直接帶來傷亡，然而日本民眾對於輻射污染的恐懼，除了恐有生理上的負面作用之外，心理層面更將受到長遠的衝擊。在地震與海嘯在短期內結束後，輻射外洩核災的規模持續擴大，除了引發災區外圍日本人的恐懼之外，周邊國家也擔心輻射將無聲無息地跨越國境，帶來許多政治效應。許多依賴核能作為電力的國家內部紛紛爆發反核運動，歐洲的綠黨從核災中獲得政治動能，台灣的反對黨與反核團體也再度提出反核訴求，試圖將此議題帶入明年大選政見中。 可見核災不是日本人的事情，更是國際社會的大事，對世界經濟帶來影響。許多經營核能相關產業的公司股價應聲下跌，讓「可再生資源」（例如太陽能）產業成為國際投資的寵兒，日本東北的工廠也受創慘重，無法供應重要零件，預料日本產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缺貨，間接促使消費者紛紛搶進日貨。核災讓各國嚴格把關來自日本的商品與食品，這將阻礙日本經濟成長。日本做為旅遊勝地的品牌也將在核災陰影未退散前，難以重振。在茉莉花革命浪潮導致國際市場因為擔心原油供給不足的預期心理而上升時，由核災帶動的國際反核聲浪更進一步推升油價，因為當核電廠人人喊打時，替代核能的發電方式將成為各國能源政策的重心，其中燃燒石油的發電方式成為方案之一，讓石油在市場上更顯搶手。 除了國家之外，與能源相關的國際組織亦成為核災中被檢討的對象。「和平使用核能」的概念受到挑戰，國際原子能總屬（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被批評僅能提供安全規範的建議，卻不能強迫會員國遵守，對核能的使用過於鬆弛。更重要的是，IAEA無法取得各國政府關於核能的完整資訊，導致在日本核災後，國際社會無法得知可靠的資訊，並藉此做出及時與正確決策。 災難雖然無情，但卻是喚起「核能」公共議題被密集討論最棒的催化劑，唯有當歷經重大災難後，人類才能夠認真檢討錯誤，保握這稍縱即逝的聚焦時刻。有學術研究指出，災難與經濟成長有關連性，原因在於「禍」伴隨的是擁有「改良」與「進步」的「重建」，讓社會具備了面對未來挑戰時的堅毅，至少無情的災難仍舊擁有正向的成分，而日本與世界應該善用這次大難背後的契機，喚醒一個能更嚴肅面對「核能」問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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