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國家是機器人還是社會人？
國際關係學者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政府的對外政策究竟是如何決定的？什麼是影響國家外交政策行為最重要的變數？從這個問題出發去思索，會有很多理論與預測，但發展至今，最重要的有三個，分別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在這裡不是想要論述各理論的內容，也不是要辯論那個好，但想淺談一下各理論背後的邏輯為何，或許能夠對觀察各種層面的國際政治有幫助。 首先來談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思想有一個特點，就是把國家視為一個機器人，影響機器人做出反應的程式都一樣，在接受到外界刺激時，機器人的反應都一樣，不用去管機器人會怎麼想。例如，若裡面有個程式告訴機器人說，若室內遭到不明人士入侵，馬上啟動防盜鈴，通知派出所前來處理，那麼，機器人感應到不認識的人入侵，則在一百次的事件中，機器人會做出一百次同樣的反應，不會因為入侵者是親友而改變，因為機器內的程式不會改變，機器人只會反應，不會判斷。 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把國家想成機器人，在面對國際環境時，只會根據程式的邏輯去反應，例如對現實主來說，這個程式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生存」，國家要生存的話，就要擴張權力，並防止其他國家擴張權力，才能確保自己最強，只有「強」才能保護自己。 因此，當蘇聯看到美國在二戰時投下決定勝負的核子武器時，它的機械反應則為，只有跟著積極發展核子技術，才能避免在未來被美國消滅。因此，對於現實主義思想家來說，發展實力永遠是最重要的利益，國家的外交政策是取決於「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因此國家僅會針對「權力」做出永遠一樣的反應。 自由主義的想法也類似，他們也認為國家會對於利益做出機械式的反應，但強調的利益著重於經濟利益的面向。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追求「比別人強」的思維，終究會釀成戰爭，對世界的未來相當悲觀；反觀自由主義則認為，國家雖然追求利益，但是國家能夠在對利益做出機械式反應時，獲得好處，而且有助於和平。 舉例來說，他們認為每個國家機器人的程式不見得相同，不同的機器人會有不同的程式，會對外界做出不同的反應。若國家都是民主國家的話，因為民主政權的可預測性較高，所以因猜疑造成的衝突可以避免，再者，若是國家之間可以建立起更暢通的溝通管道，可以為此降低「無知」所造成的成本（例如會錯對方的意而引爆衝突），因此只要國家內部的特質不同、或擁有機制去消滅不確定性，自由主義認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可以創造和平。 現實與自由主義都有濃厚的理性主義味道，理性主義套用在國家身上，認為國家會依照機械規則而反應，這種本質是無法改變的，所以賽局理論常用在這兩個理論中，其基礎就是國家只會選擇對未來效益最高的政策，因此，國家只會選擇最能增強國防、經濟實力的政策。但世界真是如此運作的嗎？ 賽局理論有個有趣的例子，今天有三個人A、B、C，其中A是金主，拿出了一百元，A跟B說，你可以把這一百元分成兩份，一份給自己，另一份給C，若最後C接受的話，B跟C可以平分這一百元，但若C不接受的話，大家一毛錢都拿不到。若我們用「世界是唯利是圖」的邏輯去推想B的反應，則B會把一百元分成99跟1塊，自己拿99塊，C拿1塊，而C應該要接受這1塊，因為1塊總比沒有好，但是若你是C的話，你會接受這1塊嗎？又或者你是B的話，你會提出這麼唯利是圖的方案嗎？結果大部分的C寧願用兩敗俱傷去懲罰B的貪婪，而大部分的B寧願更公平地去分配這一百元！因為除了追求利益之外，人心中的「公平」價值決定了人的行為。 在聽了現實與自由主義的理性思維之後，建構主義學者說「且慢」，難道你們沒有注意到人在成長的過程中，除了唯利至上的物質主義思想之外，也會在家庭中、學校中、社會中學習到許多價值觀嗎？也會與各種不同的人建立起不同的關係嗎？在與各種社會成員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人的價值觀常是超越物質考量的，例如一般人或許較常與在壽險業界的朋友購買條件普通的保單，而不太願意跟陌生的壽險業者購買條件更優渥的保險，為何？因為朋友關係被認為是值得信任的。 所以，國家不是一個只會對外界刺激作一樣反應的機器人，世界是一個社會，國家更像是一個被社會塑造而成的社會人，當中的程式無時無刻都在被塑造，國家利益不是被機械程式所寫好就決定的，國家利益是在國際社會生活之下，被環境、被同伴、被教育、被歷史、被概念塑造出來的。 建構主義學者會問，若國家真的是對力量做出一樣的反應，那印度的核武與英國的核武對美國的含意都一樣嗎？若是的話，美國應該也要到聯合國安理會譴責印度的核子技術發展，而不是與之簽約，幫助印度發展民用核子設施，即便是民用設施，一旦衝突爆發，民用核設施將有相當重大的戰略價值。 建構主義說國家是個社會人，會在國與國交往中，建立起社會關係，若是朋友關係，即便對方擁有核子武器，你都會覺得他是為了自保，若是敵對關係，即便對方只蓋了一間核電廠，你都會覺得他是為了提煉核子武器原料而蓋的，終將威脅到自己。 因此雖然國家利益是重要的，但利益不是由冷冰冰的、毫無彈性的物質因素所決定的，國家利益是國家在國際社會化的過程當中去建構起來的，國家的思維是會因為交流而改變的，這也是為何建構主義借用的理論大多來自於社會學、心理學，而現實與自由主義的理論多來自經濟學。 研究國家的外交政策相當有趣，國際關係學者有的對於自己信奉的主義相當堅持，常為了一點細節爭辯，但在這邊，我們不用去追求或死硬地信奉任何一個。國際社會相當複雜，不像是物理環境中的地心引力，除非離開地表，任何物質都逃不掉。在複雜的社會環境中，解釋任何現象不可能化約成一個簡單的、任何人或國家都逃不掉公式，重要的是要敞開自己的心胸，才能在各種論述的精華之中，用最適切的內涵去理解各種不同的問題。 而對於現階段的社會科學來說，重點不在於找到完美的理論或答案（這種東西應該不存在），而是在於不斷地改善不甚完美的理論或答案；重點不在於找到光明，而是在於剝開一層層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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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學領域中，Asch Experiment（姑且稱做Asch實驗）是個在1950年代相當著名的實驗，他主要的目是想瞭解人類有時的不理性的行為，而這行為的出發點是來自為對團體壓力的順從。這樣講或許有點懸，但以下對實驗過程的描述，應該可以讓讀者瞭解到真實世界的部分真相。 以我當受試者為例，我被帶進實驗室，旁邊同樣坐了五個我不認識的受試者，接著我們眼前出現了一個畫面，當中有四條直線如右圖，我們六個人逐一被研究人員詢問，必須回答右邊A、B、C三條線之中，哪一條線的長度與左方的線一樣長。在正常情況之下，我的答案是B，但是在這時，其他五人回答認為A才是正確的答案，這時研究人員告訴大家六人當中，只有一個人的答案是錯誤的。當然，這時的我隨即意識到自己的答案被認為是錯誤，遂開始懷疑自己的眼睛或其他生理或心理是否存在著缺陷，或者是聽錯題目，而為團體答案找尋各種合理的藉口。 但是，在這個實驗中，其實其他五人是研究人員設計好，要來測試我對團體壓力的反應，即便這股壓力在正常的情況之下是違反我對於日常生活的理解。這個著名的實驗結果發現，有稍微高於三分之一的受試者，在隨後的答案中，選擇了實際上是錯誤的答案，他們順從了團體的壓力。 在大家身經百戰的考試生涯中，每當考完後，總會有些人聚在一起，討論剛考完題目的答案，這時即便你對自己的答案再有自信，當你聽到有幾個人的答案一樣，但跟你不同時，通常會對自己的答案失去信心，而認定自己寫的必定是錯的，但三不五時我們會發現，我們的答案其實是對的。 寫這些的目的不在於批評社會當中的假象，把大家耍得團團轉（雖然假象是存在的），而是想強調，這個世界是一個資訊非常不對稱，且人類無法僅靠眼神交流（或其他超感現象）就能理解對方心態的世界，我們必須理解世界這個部分的真實。試想，假如你事先知道Asch實驗的另外五個人是設計好的，那麼那稍微高於三分之一的受試者應該會繼續堅持自己的判斷，而不會受制於團體的壓力。 我們在世界上所理解到的知識，有許多都是建立在部分的非真實之中（當然什麼是真實或正確又會有爭議）。我們相信、且認為是事實的事實，常是屈服於團體壓力的結果。若是我說大部分的台灣人都相信陳致中沒嫖妓的話，你相信嗎？這也是為什麼大部分中國人曾經相信台灣人只能啃香蕉皮；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曾認為伊拉克可能有大規模毀滅武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人有人相信ECFA會帶來災難或希望。資訊或知識的重點常不在對錯，而在於團體壓力的大小。 在Asch的實驗中，線條長短的比較算是個對錯相當明顯的問題，但還是能讓部分的人改變心中原本根深蒂固的價值與信仰，在世界上價值非常不明確、且資訊非常不對稱的本質之中，人們更常出現的是服從、接受團體壓力下的新價值，而忘卻了之前已經習以為常的認知。說不定，這個在希臘哲學家眼中視「集體暴力」的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一個集體壓力的價值，這或許也說明為何世界各地的獨裁者，整天得把「民主」掛在嘴邊；也或許世界上沒有「好」與「壞」的差別，只有「主流」與「非主流」的差別。 最後來交代一下為何要寫下如此難以吞嚥的東西，原因在於常聽到許多人又開始經歷選前症候群，為了敵對陣營的政治人物、call-in節目搞的火冒三丈，睡都睡不好。所以想說若我們能理解到社會構築事實與價值背後的運作模式，或許能更超然地去體會到政治僅是個展現團體壓力的行業，要用各種價值觀去評價是非與對錯幾乎不可能，因為我們永遠沒辦法瞭解到事情的真相，夫妻同床都不見得知道對方在想什麼，光是靠媒體或小道消息，難道就能瞭解到政治人物、政黨、或政治本身嗎，而這些媒體與小道消息的來源又是其他的媒體與小道消息，政治不過就是帶有一層層偏差之後的結果，這樣想或許可以更釋懷。 當社會中大部分資源都投入到某政治團體中，該團體壓力自然就大，民眾也就容易受影響。或許解決之道在於盡量讓社會的資源做更公平的分配；而我們在接觸到集體壓力之前，先避免投入情感而立即接受集體壓力中的評論，並退一步盡可能縮小資訊的不對稱問題，才能做出更接近事實的判斷。但人類有著不勞而獲的本性，所以速食資訊的影響力通常是最大的，但這些資訊卻也是最危險，最不接近事實的真相，必須要小心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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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若您不認同的話「大學應該研究與教學並重」這句話，讀下去恐怕將讓您血壓升高，建議您還是不要閱讀下去比較好。 政治大學政治系的郭立民副教授遭到政大不續聘的待遇，因為郭教授已經十八年沒發表過具有學術品質的論文，在大學日益重視重視「研究」成果，且教授上課品質在學生眼中似乎每況愈下而遭批時，「教學」認真優秀的郭教授一時成為扭轉「重研輕教」大學生態的焦點，但這股潮流似乎將輿論帶向了極端，成了「只要教授上課認真，受學生歡迎，即便沒有研究成果，也應繼續以教授身份待在大學」。但若要高等教育更進步，問題應該是「高等教育制度應該如何制訂，才能讓教授同等重視研究與教學」。 一般學生除非上課需要，不會去閱讀授課教授的學術研究作品，與教授最直接的聯繫，是透過課內課外的授課過程，影響大學生對教授好惡最直接的來源，是透過「教學」而非「研究」。世界知名大師在學生心中的地位，不見得優於教學認真的講師。這樣看的話，則教學受認同的老師，更容易獲學生愛戴，這也反應出在聲援郭教授的人，大部分是他教過的大學生，他們在受郭老師啟發的過程中，與他建立了正面的師生關係，這一層關係，也似乎是支撐「聲援郭老師」的主要力量。 試想，若今天有一位「研究」相當認真的教授，但大學因為他教學奇爛無比而迫其辭退，他教過的學生會出來聲援他嗎？我想火上加油的學生應該更多！若您認同「大學應該是個研究與教學並重的產業」，那麼郭教授在研究上的表現，的確不值得鼓勵。當教學零表現的教授受到學生撻伐的同時，研究零表現的教授，難道該鼓勵嗎？兩個都是50分的教授，卻在學生心中有不同的份量，但這種情感的份量不應該是客觀評價教授的標準。 社會值得透過郭教授的案例，去思考「研究」與「教學」該如何平衡。每當社會開始探究高等教育評鑑制度時，「研究」與「教學」常被塑造成完全排斥的兩種高等教育業務。學術界常抱怨，光研究就忙翻了，哪有時間與精力教學，但是難道颱風天報新聞的記者不累？難道爆肝的竹科工程師不累？小學教師整天要上課、改作業、三不五時還要處裡學生的家事、私事，他們會比高等教育從業人員輕鬆嗎？在各行各業的崗位上，每個人都有多重角色要扮演，都在眾多角色中求取平衡。研究與教學是對教授最基本、最卑微的兩項要求，而當民眾用放大鏡去檢視公務員的績效時，為何要獨厚只教學不研究，擁有準公務員身份的教授呢？教育與研究是在「大學產業」中，教授最基本的績效來源，「只教學不研究」代表學術績效的低落，為何應該被容忍？若今天一間民間企業有一名毫無業務績效，但卻常能帶給同仁歡樂，當他因績效不佳被公司開除時，除了人情之外，你會同情他嗎？ 大學應該是個「教學」與「研究」並重之地。相較於國民教育，大學之所以可貴就是在於除了傳遞知識外，更是一個「累積知識」的產業，若沒了後者，大學僅是個補充知識的場所，難以對理解高度變動的人類社會做出貢獻。若高科技的目標是獲利，獲利的單位是金錢，那麼在大學被賦予的任務中，其目標就是「傳遞、累積、創造知識」，單位就是研究成果。高科技產業賺越多錢，表示獲利越高；教授研究成果越豐富，代表在這知識產業的成果越豐碩。 談到這，不免牽扯到如何評量「教學」與「研究」的問題。要評量「研究」相對地容易，我們藉由學術出版的品質與數量衡量之，許多學者對所謂追逐SSCI的制度相當不滿，但在社會科學界，雖然SSCI期刊不見得本本經典，但是品質最好、最受學術界肯定的研究成果，幾乎都在SSCI收錄的期刊當中，這些代表了學者對知識產業做出世界認同的貢獻，讓世界上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有被研究並理解的機會，這份知識也能讓各地的學者繼續探究下去。研究並非要發現真理，而僅是要慢慢地剝去世界的曖昧不明。高等教育制度用這種方式去刺激研究人員「創造新知」，避免怠惰，合情合理。 問題較大之處在於如何評鑑「教學」。據我在台灣受高等教育的經驗是，教學零分的教授，幾乎沒有退場機制，教授職位受到保障，沒有實體的「條文」能對教育品質做出規範，也沒有學生能製造出壓力，迫使教授看重教學品質的重要性。每年雖然都有學生線上評鑑，但結果是不空開，僅教授與校方能知道有限的資訊。即便學生可以靠口耳相傳探聽課程品質，但如此一來，學生只能消極地選擇離開爛教授，而沒辦法用制度積極地誘使教授重視「教學」。學生評鑑教師結果應該公開，且評鑑分數也應納入教授升遷之考量，才能誘使教授教研並重。 體制沒有完美的，各行各業的各種業務也不該是相斥而無法平衡，體制應該誘使人類往被期待的方向邁進，用不完美的體制盡可能地誘使教授往「教研並重」之路邁進，過度偏離一方，都不是大學這個產業被創造的初衷。 最後，大學有講師職位，可以讓「只教不研」的名師一展長材，而不受研究成果限制，若真不想研究，可以去當講師。然一旦選擇追求教授職位的路，就應該努力成為「教研並重」，令人敬重的教授，而非消極地對抗並非完全不合理的體制。可喜的是，在台灣，兼顧兩者的名教授並不少，這些才是我們應聲援鼓勵的對象。
留言0喜歡投書為何中國核武不嚇人？
要談國際政治，有個避免不了的議題，就是國家的軍事實力。即便認為全球化與民主化將讓戰爭的威脅程度降低，但在歷史上，貿易糾紛足以導致衝突，且廣義的說，民主與民主國家間也曾發生過戰爭。軍事力量雖然已不是完全決定國際政治的因素，但仍相當重要。若國家沒有國防，則維持生存之道，只能祈禱所有其他有軍事力量的國家永遠不要入侵，但是又有那個國家敢冒這種風險呢？ 軍事力量是重要的，即便不是用來侵略其他國家，也必須維持一定水準來捍衛國家在國際上的生存權，要看國家強不強，得看軍事力量的質與量夠不夠水準。通常在強權崛起的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到擴張軍備，提升軍事技術的行為，在現今世上，擁有核子武器是個晉升強權的重要象徵，除了在軍事實力上的象徵意涵外，更代表了科技的進步。 在中國崛起的路上，即便在1964年，中國就已經在新疆羅布泊做了第一次的核試爆，但若與歐美核武實力相比，中國一直是個核武實力虛弱的崛起國家，即便到了現在，核子武器的發展速度似乎沒有對應到崛起的步調。當美俄加起來共有約7,000枚的現役核彈時，中國僅有180枚左右。中國在快速崛起時，核武發展的龜速是個有趣的現象。這一期的《國際安全》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中，東亞安全專家M. Taylor Fravel與Evan S. Medeiros在「中國尋求有把握的報復」（China’s Search for Assured Retaliation）論文中，給了一些解釋，值得參考。 核子武器被認為是最棒的嚇阻工具，當A國遭到B國的威脅時，若A國擁有核子武器的話，B國若不能一次毀滅A國，或在第一波攻擊就將A國的核子武器與相關設施消滅的話，則B國可能會遭到A國使用核子武器的嚴厲報復。因此，若A國與B國都擁有堅強的核武實力的話，一旦戰爭爆發，兩國可能會在核武戰爭中同歸於盡，這也就是所謂的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保證互相毀滅）。因此為了確保國家生存，擁有堅強核武實力的國家，能夠展現出最有效堅強的嚇阻作用。 在Fravel與Medeiros的研究中，他們認為美國與蘇聯在冷戰中的核武實力與戰術，均依循MAD的邏輯，因此雙方始終不敢啟動核子武器，這是種恐怖的平衡。再者，為了避免先被對方使用核武攻擊，雙方在彼此的核武發展上，不僅盡可能生產出更多的核彈頭，且要讓核彈的發射更機動，更隱蔽，避免在第一波攻擊時，核武反擊的能力就被擊潰。反觀中國在發展核子武器的道路上，不僅沒有在核子彈頭的數量上做進一步的努力，也沒有在飛彈推進的距離、機動性、有效性上面做積極的研發，導致中國成為核武力量相當脆弱的國家，即便有核武，但力量是有限的。 兩位作者認為根本的原因在於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到現在的胡錦濤，歷位領導人都沒有把核子武器看成是執行MAD邏輯的工具，並沒有把核武當成是攻擊別國的重要武器，核武僅需要達到至少能夠嚇唬別人即可，只要讓對手知道若威脅、勒索、甚至攻擊中國的話，可能會遭到北京的核武還擊。因此，中國不求核武的「量」，只求核武的「有」。中國領導人對核武觀感的不同，也導致中國一直沒有如何使用核武的方針輿論述，遂讓外界覺得，即便中國有核武，但這個強權的核子實力依舊相當脆弱。 核子武器在中南海的心中，不用做到若敵國進攻，保證它毀滅的地步；只要做到至少能夠嚇嚇對方，讓對方心生恐懼而打消威脅即可。換句話說，核武不用多，夠用就好！若再學術一點，這個研究也說明了現實主義認為最重要的因素「結構」，難以解釋國際政治的現象。建構主義在這裡似乎證實了不同國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與歷史、文化、國際社會等因素的相互影響下，才造就了國家特有的行為，只是這個研究並未說明中國這種「核武不用多，夠用就好」的心態，從何而來，是孫子兵法、儒家思想、歷史教訓、又甚至是毛澤東在童年的某個創傷使然呢？這又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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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我在一篇文章中有談到人民幣升值的話題，有提到升值對共產黨內部統治帶來的威脅。在這裡，我還是想談談這個目前中美關係間的熱門話題，用幾個數字來滿足大家對人民幣升值的想像，並談一些後續可能引發的國際政治經濟效應。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在今年八月發表了一篇政策分析，作者William R. Cline運用統計工具分析後得知，若中國的實質匯率升值百分之1的話，則以中國2010年的經濟規模為基準來看，中國的GDP恐將減少百分之0.3至0.45，這個數字將介於約170至250億美金，這筆錢的損失將來自中國經常帳的損失，也就是世界各國在人民幣升值、變貴了之後，就越來越不喜歡進口來自中國的商品。 當然，人民幣升值後，國際企業投資中國的意願也會降低，因為外幣換成人民幣的成本將提高，因此到中國設立工廠、購買設備、雇用勞工變得更貴。當世界各國都想為國際企業降低生產的成本，創造更有力的生產環境時，中國在外資眼中的競爭力將相對降低，而東南亞、南亞、非洲、南美洲國家可能成為中國強大的競爭對手。當然，中國依舊擁有供應鍊完整、龐大內需市場等優勢，但是若人民幣升值，對於世界工廠發展將構成不小的威脅。 另一方面，從力促人民幣升值的華府角度來看的話，Cline的分析認為同樣1趴的人民幣升值，將能夠增加美國經常帳約22至63億美金之間，也就是美國的跨國經濟損失將減少22至63億美金。90年代初期，在美軍為了捍衛科威特主權進攻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中，據美國國防部估計，約花了610億美金（相當於現在的920億美金左右），若人民幣升值百分之15至20的話，幾乎就可以無本地再懲罰一個華府眼中的流氓國家。 事實上，自2005年中國開始調整人民幣匯率之後，至2008年，升值的幅度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然而外界認為，人民幣真正的市場價值應該還需要升值百分之20至30左右。根據Cline的分析，這將讓中國的跨國經濟損失約3400至7500億美元之間，將為美國創造440至1890億美元的跨國經濟利益。這將降低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提高世界各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提高世界各國國內產業的生產力。 若中國在世界的權力或影響力有很大一部份是奠基在經濟實力的話，人民幣升值，將弱化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削弱中國在國內、亞洲與世界的影響力；對於與中國競爭外資的開發中國家來說，人民幣升值，將是他們以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的契機；對於與中國存在龐大貿易逆差的先進國家來說，短期間可能會部分改善貿易逆差的狀況，但若是經濟、投資、產業發展的環境未改善，將來貿易逆差依舊會擴大，差別可能是從大量買中國貨，變成大量購買非洲貨，當外資找尋到更好的低成本投資地點時，先進國家的貿易失衡依舊會受到威脅。 這些可能會是未來中國政府或中國企業與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利益矛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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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員貪污在世界各地並不是新鮮事，不管國家被認為的政治清廉度有多高，三不五時總是會在媒體上，看到各國公部門的貪腐或舞弊事件發生，在台灣，政黨或政治人物也常被指控貪污，例如台北市政府近來被指控的「新生高架橋」或「花博」案例。撇開單憑直覺或依循個人邏輯所得出的論述後，社會科學界（尤其是公共行政學界）用許多具有科學性的研究方法，試圖找出造成貪污的原因，研究出究竟貪污與哪些因素有相關性與因果關係的存在。藉由這些指標，我們可以檢視台灣的案例。 首先，有研究指出，若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則貪污的情況越輕微。這個論述的邏輯在於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將越能帶動一國的教育程度、都市化程度、媒體發展、運輸與通訊的基礎建設、更進步的管理與會計制度、更多的資產與中產階級、都市的勞工數量、以及提升對政府財政的監督力。這些經濟發展所帶動的因素，能夠有效地抑制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 第二，也有研究發現，若一個地方的所得分配越不均勻，貪污的程度將會越高。當中的邏輯與上述的經濟因素類似，認為所得分配越均勻的地方，將有較多的中產階級存在，而這批中產階級將會透過組織各類的利益團體，去保護自身的利益，這些利益團體的存在，可以扮演監督的角色。當然，因果關係也可能是顛倒的，有就是貪污程度越高，自然造成所得分配的不均，因為龐大的利益將集中在少數透過貪污而得利的人手中。 第三種因素與政府組織的大小有關，認為經濟規模類似的國家之中，若政府部門的規模越大，則貪污發生的可能性越高。因為過渡龐大的官僚體制，將會促使官員挪用資金或非法訂定合約的可能性，因為這些行為更不容易被發現，這將降低公部門官員做壞事被發現的機率，也因而增強了官員嘗試貪污的心態。 皆下來幾個因素與文化有關，也就是一個國家的人（包過政府官員）對於這種價值的取向與看法為何，個人看到事物或對社會的價值觀將影響對於貪污行為的看法。Gerard Hofstede 是荷蘭著名的組織社會學家，他整理出具有文化意涵的四種價值取向，包括「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權力間距」（power distance）、「規避不確定性」（uncertainty avoidance）、「陽剛性格」（masculinity），其中「個人主義」的價值觀為比較不在乎、也較不願意參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高權力間距」指的是個人強烈感受到並認可來自上位者的權力，並願意視其為合法、合理的社會位階；「規避不確定性」若越高，指的是越不喜歡遇到模糊不明的事件，越喜歡能夠提供明確依據的方式或制度；「陽剛性格」指的是喜歡成就、英雄主義、自信與魄力、與物質上的成就。 根據這些描述文化的因素，有些學者認為在「個人主義」價值越弱的社會中，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在這種文化中，家族、團體的利益更為重要，因而越容易傾向於參與貪污行為，或默許自己成為團體中共犯結構的一員，維繫團體中的和諧；「權力間距」程度越高，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在這種社會中，下屬較願意聽從長官的意思，下屬的利益來自長官的施予，因此容易創造出貪腐的氛圍與誘因；在「規避不確定性」傾向越高的社會中，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當遇到不明確的事情時，貪污常被視為解決問題之道，例如略施小賄常能解決許多問題中的環節；「陽剛性格」越高的社會，則貪污的情況越糟，因為這種社會越重視物質上的成就，而貪污能快速達到目標。 綜合以上的各種學界觀點，在一個國家當中，若經濟發展程度越低、所得分配越不均勻、政府規模不成比例地龐大、「個人主義」價值越弱、「權力間距」程度越高、「規避不確定性」傾向越高、與「陽剛性格」越高的社會，則貪腐越嚴重。前三項指標中，台灣似乎只有所得分配日益不均的問題。而在四個文化面向上，Hofstede 的調查發現台灣是屬於「個人主義」價值弱、「權力間距」程度稍高、「規避不確定性」傾向高、「陽剛性格」不明顯的國家，而這些人類所具有的文化與價值取向，常是造成公部門貪污行為的發生。 藉由這些簡單的分析，我們也能去檢視其他國家的貪污狀況，甚至透過這些因素去設想，若政府欲降低公部門的貪污，應該透過政策，致力於消除這些促進貪污行為發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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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進黨執政的2004至2008年的四年之中，台灣一共舉辦了七次重要的選舉，包括二００四年三月的公投與總統大選、十二月的立委選舉、二００五年五月的任務型國代選舉、十二月的縣（市）長選舉、二００六年十二月的北高市長選舉、二００八年一月的公投與立委選舉、以及三月的公投與總統大選。平均一年會遇到1.75次的重要選舉。在每次的選舉前，我們常聽到政治競爭者批評在位者「選舉考量」，將政策解釋為把資源運用在對勝選最有幫助的人或組織之中。 被批評為選舉考量的例子相當多，例如在台灣2004年與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一併舉行公民投票的方式，被嚴厲批評為「公投綁大選」，除了想藉公民對總統大選的高參與度，升高公投的參與度之外，更想藉由公民投票這項台灣新興的民主制度，去拉抬執政黨候選人的選情。在五都大選前，台北市長郝龍斌與台中市長胡志強紛紛喊出公務人員應調薪、內政部一連串獎勵生育的政策也都被批評為選舉考量。不論那個政黨，只要是握有權力的當權者，在選舉前，都會被挑戰者貼上各種不同「選舉考量」的標籤。 選舉考量一向是個相當負面的詞彙，但若撇開個人主觀情緒來看待的話，大選前的政策利多，只不過是在面臨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下，一種正常的政治反應，而這種反應也是民主制度被設計出來，所希望發生的結果，但是我們卻又時常去要批評這種結果，這似乎是種很矛盾的心態。 民主制度的誕生部分源自於不相信人性，不相信握有權力者，會利他地將社會資源公平公正地分給人民，不相信當權者一旦掌握權力後，必定會制定出有利於社會大眾的政策，因此我們需要定期的選舉制度，用選票去約束任何想連任的當權者或其他候選人，迫使他們用有利於社會大眾的政策或承諾，去吸引民眾的支持。 不管是扁政府被批評的公投綁大選，或者是卸任前才拚命正名的政策，或者是國民黨在五都選舉前拚命釋出的政治利多，都應該是民主制度所帶來正常且健康的結果，政治人物參選或尋求連任提出的政策或政見，本來就是「選舉考量」下的產物，正因為有選舉考量，政治人物才不敢違背民意，才不敢浪費社會的資源。 若是陷入「選舉考量」的口水戰中，反而讓我們誤解了民主制度的邏輯，而妖魔化了這種政治生活中正常的誘因機制。企業的目標是獲利，因此任何決策必須考量到獲利；在公部門的政府，目標是取得分配資源的權力，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透過勝選，因此政治人物的行為當然要根據「選舉考量」。若人性是「無私地利他」，我們就不需要用政治制度去箝制政治人物，僅需要一個獨裁制度下的哲學家皇帝即可。但正因為人的「利己」天性，所以需要用「選舉考量」，將政治人物鎖進「利他」的行為模式之中。 看清這一點之後，我們才能拋開「選舉考量」的負面觀點，進而去檢視政策本身究竟對社會大眾是否有益，政策品質是否禁得起考驗，而不要一開始就對政策的顏色做任何無益的聯想。選舉考量應被用更正面的態度觀之，政治人物不削「選舉考量」才更應該是人民要擔心的事。
留言0喜歡投書美軍撤出伊拉克之後
美國歐巴馬總統在日前向全美人民說明華府的伊拉克政策，為了兌現競選總統時的撤軍承諾，目前正陸續將武裝人員與設施，自伊拉克撤出，預計在明年底之前，將完全撤出。伊拉克的安全，將由美軍這段時間協助訓練的伊拉克軍警所扛下。雖然軍隊將全部撤出，但協助重建工作的各非武裝團體，將持續幫助伊拉克進行民主化的轉型工作。然而，外界不斷抨擊美軍在伊拉克內部尚未穩定就撤出的舉動，恐將伊拉克推入內戰的危機之中。 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發生後，大部分美國人將事件定調為回教激進勢力與西方社會的衝突，許多解釋衝突的論述因應而生，包括文化的差異、政治體制運作效能的差異、歷史上交替興衰所造成的敵意、冷戰時期抗共所殘留的遺毒等，這些說法試圖用突顯回教與西方差異的方式去理解問題，在這種理解下，推翻或幫助顛覆對西方存有敵意且激進暴力的回教政權，遂成為華府外交政策的主軸。更何況，在當時美國人高度震驚與警戒心態之下，如此定調議題，並推動進攻阿富汗與伊拉克的政策，才能滿足美國民眾的期待。因此，當世界各地掀起反戰浪潮時，美軍依舊選擇重擊伊拉克。 這種對伊拉克問題的理解，主要來自政策界或政治界，他們通常認為政策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效率與選票考量。突顯回教與西方差異、以及進攻潛在敵人，似乎最能夠在短期內收到高報酬。但是，許多長期涉入中東事務的媒體界與學界，不斷地釋出不同聲浪，其中最關鍵之處在於，這並不是一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回教世界的戰爭，而是一場回教世界的內戰，美國的九一一事件僅是內戰中衍生出來的災難。因此，若要解決回教激進勢力的國際問題，關鍵在於解決回教內部的問題，而非製造出更多問題。 對中東事務有第一手採訪經驗與消息的Thomas Friedman認為，目前至少有三個不同的回教內部衝突，包括沙烏地阿拉伯極右派（far right）與極極右派（far-far right），這是沙國皇室與賓拉登之間的戰爭。他傳神地描述，這就是一場認為女人「不能開車」與認為女人「根本不能出門」理念間的戰爭。美國因為石油利益，大力支持沙國皇室，才因此造成賓拉登的蓋達組織發動九一一攻擊。此外，回教世界還有以巴基斯坦為例的極端遜尼派（fundamentalist Sunnis）與其他各派別的戰爭，以及牽動回教世界權力平衡的遜尼派（Sunni）與什葉派（Shiite）之戰。其中伊拉克政陷入最後一種內戰之中。 在伊拉克的境內，遜尼派佔少數，但是在海珊獨裁的領導下，遜尼派掌握了權力與資源，並迫害佔多數的什葉派。當海珊政權被推翻了之後，伊拉克的新憲法盡可能地依照族群比例去分配權力與資源，這讓什葉派取得上風，而遜尼派擔心被什葉派迫害，一直不想玩憲政遊戲，許多什葉派也難以化解對宿敵的仇恨，雙方的敵視讓伊拉克的民主化陷入危機。美軍的撤出，讓伊拉克控制群族衝突的力量出現真空，加上缺乏有力又有效的憲政制度，什葉派與遜尼派的權力平衡將變得危險。 中東事務學者Vali Nasr在「When the Shiites Rise」文章中提到德黑蘭政權在伊拉克未來發展中的角色。伊朗是個近九成信奉什葉教派的國家，以往在海珊時代，伊朗四周被遜尼派統治的國家所包圍，若是伊拉克回到什葉派手中，伊朗的被威脅感將大大降低，因此德黑蘭一直暗中地幫助伊拉克的什葉派擴權，提升伊拉克什葉派的力量，但此舉更加深遜尼派的不安全感，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也隨之提升。 在伊拉克仍存有憲政爭議，甚至缺乏制度與公權力去控制政治遊戲規則之下，恐怕會讓伊拉克的派系鬥爭，演變為內戰。國際關係學者Edward Mansfield與Jack Snyder在研究民主化與戰爭的關係就發現，獨裁政權在轉型至民主國家的過程中，常導致內戰的發生。在一個虛弱的中央體制，且族群存在衝突危機的社會中，政治人物最常訴諸的是釀成流血衝突的民族主義。 歐巴馬重視伊拉克政治重建工程的看法固然正確，但是沒有武裝勢力捍衛的虛弱權威，恐將讓巴格達政權成為伊拉克境內回教內戰的禁臠。這場戰爭是回教的內戰，推翻海珊並未化解衝突，而是牽動了回教國家間權力平衡，在當中，各國、各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存在，這不僅是美國與伊拉克間的糾葛。
留言0喜歡投書為何菲律賓警察荒腔走板？
前天香港旅客遭到菲律賓暴徒挾持，造成八名人質被射殺的事件，透過國際媒體，在家家戶戶的新聞台放送。一看到這起事件的第一個直覺是，或許是一樁菲律賓南部的政治激進組織所為。後來真相慢慢明朗才知道，這是單純的社會犯罪事件，由一名高級巡官Rolando del Rosario Mendoza因不滿遭到革職，所犯下的案子。然而，菲國警方在談判中的無能、草率且無顧人質性命安全的荒腔走板、到疑似誤殺多名無辜人質的攻堅行動，受到嚴厲地質疑。或許菲律賓警方不是無能，而是僅想草率地應付涉及華人的案子，這種現象可能反映出的是東南亞社會對華裔族群的忽視與怨恨，這起事件也讓我聯想到華裔法律學者蔡美兒教授（Amy Chua）在她的著作《World on Fire》中所勾勒出的世界。 在社會科學界之中，不論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都試圖提出論述，去解釋國家內、社會間、文化（文明）社群中爆發衝突的原因。例如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衝突常爆發於靠資本主義獲利的老闆與勞工階級的矛盾；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衝突容易發生於兩個不同文明交界的衝突斷層線上；有的內戰研究認為，衝突常發生於掌權的與無權且分不到資源的團體之間。這些解釋都有獨到之處，但我覺得蔡教授所提出的解釋涵蓋性最廣，解釋了世界上許多衝突發生的原因。 蔡美兒的《World on Fire》跟港客在菲律賓的慘案有何關連？在書中，她一開始就提到她在菲律賓經商的姑姑，於1994年遭司機謀殺的慘案，以及後來菲律賓警方對這起案件表現出無關痛癢的態度。這對在西方受教育的Chua來說，是個難以理解的現象。或許因為她親身經歷過這段過程，因此能夠用難得精闢的分析，去說明衝突發生的原因。她認為世界各地的衝突多是來自於「掌控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y）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之間。 在菲律賓與東南亞國家中，華裔商人相當地成功，他們雖然只佔少數，卻掌控了龐大的市場與資源，利用資本主義經商模式，以及上達天聽的政商關係，從當地社會賺了許多錢，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大多淪為華裔族群的工人或幫傭，雖然為他們賣命，確認為沒有分配到足夠且公平的利益。這種憤恨的心情，常導致華裔商人遭到謀殺的悲劇，許多政治人物為了選舉的選票，遂利用華裔與國內群眾的矛盾，鼓動民族主義，讓華裔的處境更危險。因此，電視上的菲律賓警方，或許不是無能，而是無心於涉及華裔性命的犯罪。 除了東南亞，非洲的盧安達、蘇丹、中東的伊拉克與以色列、東歐的波士尼亞與科索沃曾發生過的流血衝突，都可以找到「掌控資源的少數」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矛盾的火種。為什麼在1994年的盧安達，Hutu族要屠殺Tutsi族？因為在被殖民時代，比利時政府重用僅佔不到兩成的Tutsi族，去統治超過八成以上的Hutu族，因而種下種族滅絕的火苗。蘇丹的南北內戰與達佛（Darfur）悲劇根源均來自於政府與當地居民的矛盾。握有資源與權力的中央政府，在南部掌握了當地多數人民認為屬於自己的石油財富；在達佛，政府暗中資助了相對少數的遊牧回教民族，殺害多數以農業定居的人民，導致當地民眾與政府爆發嚴重衝突。 2003年之前的伊拉克，是由海珊率領、佔少數的遜尼派（Sunni），去統治佔多數的什葉派與庫德族，這使得遭到海珊屠殺的什葉派，至今仍不意輕易遜尼派，希望架空遜尼派在新政府的政治權力，這個問題是美軍撤出後，伊拉克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稍有不慎，內戰恐一觸即發。以色列位於中東，人口相對少數，卻控制了重要的水源地與宗教聖城耶路薩冷，並獲得美國龐大的援助，少數以色列與背後的美國欲控制中東的野心，導致了周邊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爆發過至少五次規模不小的戰爭。 在二十世紀末，巴爾幹半島爆發了波士尼亞與科索沃種族滅絕，其起因也是由掌控資源與權力的少數塞爾維亞人，屠殺在當地佔多數的回教徒、克羅埃西亞人與阿爾巴尼亞人（其中阿爾巴尼亞裔在科索沃境內佔超過九成）。塞族極端的作法源自於這些多數族群，想脫離塞爾維亞主導的南斯拉夫聯邦。但是主政的塞族無法公平分配資源與其他族群，甚至歧視或惡性騷擾其他族群，以致於種下日後衝突的根源。 世界上仍有許多持續進行的衝突，用蔡教授「掌控市場的少數族群」與「佔多數的當地群眾」的分析邏輯去檢視，可以發現許多衝突的根源相當吻合她的理論。這似乎也告訴我們，資源分配的不均，常導致社會中或國家間嚴重的衝突。對資本主義社會來說，若要避免衝突，企業對外投資，應儘可能將賺取的龐大利益，公平地分配給當地居民；對於正在重建的社會，若要避免衝突，憲法中應公平地制定出適當的權力分配結構，讓各族群均能夠合理地參與政治。許多國家正經歷這些挑戰。
留言0喜歡投書菅直人為何不參拜？
在1978年之前，日本靖國神社供奉的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與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軍人與眷屬。1978年10月之後，神社的名簿中增加了將近兩千名二次大戰中的日本戰犯，其中包括東條英機與13名甲級戰犯。自此，日本首相參拜神社的意義改變了，從向國家忠烈義士致意，轉變為象徵日本政府是否願意對二戰的亞太悲劇負責並懺悔。若再進一步地上綱，可以視日相參拜神社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野心的再次崛起。 二戰結束後，日本首相在每年的重要紀念日（例如8月15日的終戰紀念日），幾乎都會參拜靖國神社，但是1978年後，參拜行為滲入濃厚的國際政治味，使得日相對於參拜相當地謹慎。福田赳夫是第一位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神社的首相，之後陸續有日相大平正芳參拜3次、鈴木善幸參拜9次、中曾根康弘參拜10次、橋本龍太郎參拜1次、小泉純一郎參拜6次。若扣除掉福田赳夫，從1979年開始至現在的菅直人，擔任過日相的共有19人，但是只有5人親自在特定日期，去參拜靖國神社，每一次的參拜的遭受到來自中國與韓國的強烈抗議。 今年8月15日是終戰紀念日的65週年，民主黨首相菅直人選擇迴避，並且創下在過去幾十年間，沒有任何閣員前往參拜的紀錄。不僅如此，菅直人也在8月10日，意外地在日韓合併條約100週年（也就是日本併吞南韓），向南韓人民道歉，並表示日本將會痛切反省殖民給韓國帶來的龐大損失與痛苦。菅直人放下身段，一改日本偏向於否定侵略歷史的態度，引起各界熱烈討論，許多人開始問，為什麼日相有時參訪靖國神社，有時拒絕？又為何安倍晉三任日相時選擇迴避，但下台後旋即於2007年9月前往參訪？究竟影響日相決策的因素究竟為何？ 有些專家將原因歸咎於，日本試圖化解東北亞的歷史恩怨，進而促進區域整合機制，提升日本經濟發展。若民主黨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計畫要實踐，東北亞各國的歷史和解是必要的。這個理由看似合理，然而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在2008年9月28日發表的的民意調查指出，在2002年，日本人有93％認為日本的經濟相當差，2007年認為差的比例為71％，到了2008年又回升至85％。若日本政府認為東亞整合是促進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則像徵改革力量、振興日本經濟的小泉純一郎就不應該在二十一世紀初，造訪神社六次，讓日中、日韓關係繼續惡化。因此東北亞情感上的國際政治考量，似乎難以解釋日相參拜神社的決定。 也有人認為日相參訪與否是個人因素問題，對於神社與日本歷史有著不同的情感，對於日本民族主義的感召程度也不同，認同濃厚的首相將會前去參拜，反之則否。然而，這不能解釋為何中曾根康弘、橋本龍太郎任首相時時而參拜、時而放棄，更不能解釋安倍晉三在下台後，馬上前往參拜的行為。似乎有更重要的因素，影響了日相參拜與否的行為。 最新一期學術期刊《The Pacific Review》中，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者 Mong Cheung 提出了一個可能的解釋，他認為根據「政治生存理論」（Political Survival）的邏輯，決定國家領導人決策的因素，在於「如何能繼續執政」。這個理論認為，要想維繫政權，就要設法掌握「勝利聯盟」（Winning Coalition）的支持。決策的結果必須滿足勝利聯盟的利益，因為其成員是決定能否獲得權力的關鍵。對於一黨獨大的國家而言，勝利聯盟是由黨內決策圈組成，例如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於總統制國家而言，是半數以上的選民，例如台灣選民；對於像日本的內閣制國家而言，除了日本選民之外，更重要的是政黨黨魁選舉中的多數勢力，因為先要贏得黨魁地位，才有可能因國會勝選，擔任首相。 根據 Cheung 的分析，小泉純一郎在參選自民黨黨魁之前，並沒有強烈意願去參拜靖國神社。但是，在2001年自民黨黨魁的選舉中，小泉瞭解到，作為黨內最強「橋本派」（Hashimoto Faction）的反對派，自己的勢力不足以獲得黨內的強力支持。當時的日本自民黨內，仍存在支持日相參拜靖國神社的勢力，因此小泉在競選黨魁前就宣佈，若當選日相，將每年參拜，用此突顯出橋本派領袖、前日相橋本龍太郎不願參拜的姿態。Cheung 認為參拜靖國神社，是小泉贏得黨魁，進而擔任日相的重要因素，更進一步推論「政治人物尋求政權」，才是最能解釋領導人行為的變數，作為一個使用理性主義的推論方式，Cheung 提出的論證相當可信。（Cheung 在論文中也說明了，為何安倍晉三選擇放棄參拜。礙於篇幅，有興趣者可自行閱讀） 用這種「尋求政權穩固」的變數去看菅直人的決策，就顯得清晰了。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菅直人大動作放棄參拜原因在於維繫他與民主黨的政權。目前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要穩住民主黨的執政優勢，以及選民對民主黨的認同。因此現階段，日本國會選舉比黨內政治更重要，若對民意的處裡不當，恐惡化人民對民主黨的抱怨，進而讓自民黨奪回政權。如此一來，即便他仍是民主黨黨魁，也無濟於事。因此菅直人必須要回應日本民眾的需求。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Nihon Keizai Shimbun）今年六月的民調顯示，日本民眾有58％認為菅直人內閣要優先處理的是日本經濟與就業問題，僅有25％認為是外交與安全，22％認為是政府改革。因此民主黨若想繼續執政，振興經濟是最需要表現出來的政績。在這個目標中，中國龐大的、潛在的人口與消費力，是能夠幫助日本提升經濟的重要市場。雖然日本不見得喜歡中國，但改善與亞洲鄰近大陸關係而促進經濟發展的呼聲，仍舊充斥日本民間。因此，菅直人的考量或許不是「促進亞洲整合」，「區域整合」只是「維繫民主黨政權」的附帶產物。 最後，我把1979年之後，扣除菅直人的18任日本首相「參拜神社次數」與「執政天數」的資料，做了簡單的統計迴歸分析，在僅分析這兩個變數之下，我發現這兩個變數呈獻高度的正相關（P值為4.9E-5，R平方為0.593）。也就是說日相參拜神社的次數越多，其執政的天數越高。（見註一）在18位首相中，有5名曾以首相的身份參拜國神社，其中有4名是執政天數的前5名。（見表一）這或許部分說明了「參拜靖國神社」與「維繫政權」間存在正向關係關係，參拜神社似乎能幫助日本首相延續政權。但是，若這個關連性存在的話，或許菅直人選擇不參拜，是不智的行為，又或者這個關連性僅存在於自民黨執政的日本政治，而非民主黨的日本，這一連串衍生出的問題，就值得有興趣的人細細推敲研究了。（見註二） 表一 日相參拜靖國神社次數與政權延續 首相名 參拜次數 執政天數 參拜日期 大平正芳 3 554 1979-04-21、1979-10-18、1980-04-21 鈴木善幸 9 864 1980-08-15、1980-10-18、1980-11-21 1981-04-21、1981-08-15、1981-10-17 1982-04-21、1982-08-15、1982-10-18 中曽根康弘 10 1806 1983-04-21、1983-08-15、1983-10-18 1984-01-05、1984-04-21、1984-08-15 1984-10-18、1985-01-21、1985-04-22、 1985-08-15 竹下登 0 576 宇野宗佑 0 69 海部俊樹 0 818 宮沢喜一 0 644 細川護熙 0 263 羽田孜 0 64 村山富市 0 561 橋本竜太郎 1 932 1996-07-29 小渕恵三 0 616 森喜朗 0 387 小泉純一郎 6 1806 2001-08-13、2002-04-21、2003-01-14 2004-01-01、2005-10-17、2006-08-15 安倍晉三 0 366 福田康夫 0 365 麻生太郎 0 358 鳩山由紀夫 0 266 註一：當然，兩個變數的正相關可能出現內生性的問題，也就是因果的方向也可能是反過來的，是執政天數越多才導致參拜次數越多，但我認為這個因果較為不可信。 註二：從學術角度來看，僅分析兩個變數的統計結果，是不足信的，但是作者相信，這樣的結果比媒體對單一事件的評論更有根據，也希望藉由這個相當初步的結果，能引發其他人在控制更多變數下，做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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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與一位在公共行政領域重要的美國學者對談，他剛來台灣教書。我們談到了分析事情的態度，他提到，當被問到「要如何提升高等教育品質」的問題，台灣學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用很複雜的理論與圖表，去說明提升品質的方法。但以他從一個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他會先用一段時間，去觀察大學課堂的情況，透過深入地與教授與學生的訪談，再去評估可以改善的空間，以及可行的方案。 那位美國教授描述中的台灣學者心態，或許是一種「表象文化」的表現，這種文化就是只看表面的現象與數字，而完全忽略了事情背後的意義。台灣學者拿歐美的教育或管理的理論，就可以立即洋洋灑灑地提出許多提升台灣教育品質的方法，若僅是為了腦力激盪，就無妨，但若這些建議會對台灣教育體制產生重大的影響，那麼將大部分的力氣花在「瞭解並應用理論」，而非花在瞭解台灣教授、台灣學生、與台灣教育體制的方法，只會產生出更多的問題。 當政府需要在有限時間的限制下，完成某項政策，或是研究人員需要在有限的計畫時間內，完成研究報告時，表象文化常顯露無遺。近期最好的例子，就是政府對苗栗大埔農地「以地換地」的政策。拿其他地方的地，去交換被政府徵收土地的政策，表面上看似合理，政府認為已經盡到補償的責任。然而，與土地擁有世代感情的農民們可是這麼想的嗎？農地對他們而言，不只是可以交易的量化資產，可能是象徵著歷史傳承文化的祖產，可能是投入擁有畢生心血而擁有情感聯繫的伴侶，可能是一個家族畢生打拼精神的象徵，這些不能以表面價值去衡量的內在美，是「表象文化」所看不到的。 在去年的八八風災後，總統的心態是「就是因為災民還待在家裡，但是卻沒有理解到這次災害的嚴重性」。用這種表面的「還待在家裡」的方式去理解災情，得出結果就是「強迫遷村」。許多靠山而活的住民，被迫遷到平地，但卻在不熟悉且不甘願中度日。對只看表象的政府來說，讓他們在平地安居樂業是首要目標，所以讓他們當臨時工，給他們新的土地耕種。或許這是個方案，但能夠安撫被迫遷村的災民嗎？或者政府應該深入瞭解山林，讓熟悉山林生活的住民與防災達到平衡，讓他們成為家園與山林的守護者。消極地用表象施政，只能解決問題，卻無法使人心甘情願。 表象文化的根源或許出在教育，從小到大，解數學題目的方式，靠的是背數學公式尋找解答。大部分人到最後根本不知道公式背後的推導邏輯，更不可能用數學家的眼，去欣賞公式背後的美，以及瞭解一個公式可能是幾百年累積的科學成就。不瞭解這些，當然只能把公式看成相當「表象」的解題工具，而無心且無能為力，用既有的公式去發展新的數學觀念，或用其背後的邏輯，去解決其他的問題。表象文化我們會「用」數學，卻不會「應用」數學。十二年下來的表象教育，為國家養成了一批龐大的僵化部隊。 最後想說的是，一開使用美國教授的例子，目的並非強調美國樣樣好，台灣樣樣爛，用「台灣的表象文化」當標題，也不是在說這是台灣特有的爛現象，我只是想說台灣有這種問題，至於其他國家有沒有，已是超出了我的理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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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有個難以解釋的現象，根據現實主義理論，正在崛起中的強權，將會遭遇到對抗其勢力的反制聯盟，但為何目前世界的霸權美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崛起，並未遭遇到抵抗美國勢力的聯盟。雖然在冷戰時期有華沙公約組織的存在，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但是這股勢力更大程度上是為了反制歐陸的民主勢力，並非針對美國本身，若美國沒有在二戰之後介入歐洲事務，或許對抗美國的勢力將更小。更值得注意的是，冷戰結束，造成反西方軍事同盟的瓦解，但是並沒有另一股明顯且有力的勢力形成，去反制美國霸權。這個違反現實主義理論的現象，引發相當多的討論。 反觀在亞洲，中國的崛起獲得許多關注，不論是世界各強權，或周邊國家，均相當警惕於中國的崛起，雖然沒有一股很明顯且有制度的反制聯盟成立，但許多跡象都顯示，或明或暗防堵中國的勢力正慢慢崛起。例如七月底，美國與南韓在朝鮮半島東部的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這是美國海軍自一九七一以來每兩年「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的一環，參與中國周邊國家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RIMPAC假想的情境為中國在台灣宣佈獨立後隨即入侵，以及北韓對日本、韓國與美軍的威脅。 另外，稍早在七月二十一日由東協主導，包含中國與日本的「東協高峰會」的非正式外長會議中，決定明年將邀請美國與俄羅斯成為新的成員國，其戰略意涵為，各國希望將美國重新拉回亞洲。這項政策的動機源自於對中國崛起的猜疑，周邊國家不願意對中國投懷送抱，而希望聯合世界其他強權，去牽制中國的實力。以下的內容將分析世界對美國與中國差別待遇的根源，並探討中國崛起對各國外交政策的意涵。 為了解釋這個矛盾，國際關係學者Jack Levy與William Thompson在在2010年夏季號的《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中，發表了他們研究五百多年來的霸權歷史後的結果，他們認為世界上沒有抵制美國霸權的因素在於，美國是個海權國家。相較於陸權國家常以陸軍去騷擾鄰國，透過陸上侵略的方式，主宰陸地上的國際體系，海權國家感興趣的並非侵略其他國家的領土，而是透過其海洋權力，提供國際公共財，並獲取貿易利益。海權國家的崛起，靠的是創造出與穩定住能大量獲利的國際經貿秩序。 Levy與Thompson認為相對於陸上強權來說，海上霸權越強，則能提供更多利他的國際公共財，也因此強權不僅沒有因感受到威脅而結盟抵抗，反而願意與之合作，獲得利益。他們研究統計出在歷史上，各強權結盟對抗陸上霸權的機率比海上霸權高出三倍之多，且海權越強，各強權結盟的意願越低。他們的證據或許解釋了為何沒有強權願意結盟抵抗美國，但是世界上卻出現一股或明或暗的抵制中國勢力。 對於中國來說，雖然近年來致力發展經由海洋向外擴張的能力，像個海權國家，但是中國的海權較具侵略性，因而容易挑起他國的戰略敏感神經，例如對於東海與南海的企圖，讓日本、菲律賓、印尼等海洋國家備受威脅。此外中國也作為亞洲大陸的陸權國家，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中國崛起無可避免地會引發與鄰國爭奪利益的大小糾紛，就現實主義的歷史宿命論來看，中國的地理位置已決定了悲觀場景的中國崛起。因此若中國在海權發展上，繼續以製造威脅的模式進行，則未來出現「抵制中國崛起聯盟」的機率將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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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以來有兩件相當值得關注的國際事件，它們彼此之間的聯繫，或許是世界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過程中的縮影。第一件為聯合國的國際法庭裁定在七月二十二日時，公佈他們的諮詢意見，認為全世界最新的國家科索沃（Kosovo）於二００八年宣佈獨立的行為並未抵觸國際法；另一件為聯合國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將前赤柬厲行種族滅絕時的S21監獄典獄長康克由（Kaing Guek Eav）定罪，判了三十五年的刑期。 這兩件國際大事的關連為對國際法的使用。在科索沃的案例中，法官們表達了他們對於科索沃自行宣布獨立的看法，重要的除了諮詢意見的內容外，最重要的就是判決的約束力。假如在台灣發生了難以解決的法律問題時，可以請大法官提出解釋文，作為以後判決的依據，這對於台灣法律管轄內的各主體，將產生重大的影響，並且將反映在未來判決的約束力之中。然而，國際法庭的判決缺乏的正是約束力。即便這項判決讓科索沃人民興奮，但這並不能逼迫其他國家去承認科索沃的獨立地位。 反觀在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中，法院判了康克由三十五年徒刑，但因為他在一九九九年被捕後。就已經被法庭監禁，所以扣掉已經服刑的役期，他只需要做十九年的牢獄，甚至有獲得假釋的機會。這個法庭在柬埔寨的同意下，包含了柬國的與國際法官，所判決的依據是國際法中，針對違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戰爭罪刑（war crimes）與種族滅絕（genocide）所做的規定，康克由的判決是國際法上的勝利，雖然國際法庭沒有監獄可以讓康克由服刑，但是可以交由指定國的法院去執行，所以這項判決結果雖然讓當年的受害者與其家屬不滿，但卻是少數動用國際刑法秩序，去執行國際公權力。 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s）的《巨靈論》（Leviathan）一開始談的是人類在無政府狀態下，必定會為了生存與私利而自相殘殺，因此人類社會需要一個像是國家的巨靈，以法治秩序去約束人類的行為，也就是說，國家一定要法治的規則，並且擁有執行公權力的權威，才能夠讓各國人民因為擔心被懲罰，而遵照國家的秩序生活，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公權力必須要是「可信的」（credible）。 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缺少的就是國際公權力，雖然規定國際秩序的法律已經越來越完整，但是並沒有一個國際上的巨靈能夠根據法律的判決，去對違法的國家執行公權力，因為每個國家都不希望主權受到國際法或國際組織的侵犯。儘管如此，世界上依舊有許多力量，希望建立起具有公權力的國際秩序，目前國際戰犯法庭對種族滅絕罪犯的判決，以及世界貿易組織中仲裁機構的判決，似乎慢慢地接近這個目標，讓各國或各國當中的人民，能夠被國際秩序約束。 但是有更大的力量再抗拒這股力量，其中不乏反對國際刑事法庭運作的美國，它們擔心將主權部分地讓渡給國際組織，將受到國際政治角力影響，而侵害國家安全利益。例如美國擔心若國際刑事法庭步入軌道之後，美軍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中的不義行為，將受到起訴並判刑。 科索沃宣布獨立的國際法庭意見，以及柬國的國際特別法庭對殺人魔的宣判，就象徵了這兩股勢力，前者的宣判毫無約束力，或許只能做為未來相關國家政治運作的根據。但是後者成功地發揮公權力，雖然不是對國家宣判，但是能夠動用國際法去懲罰參與政府犯罪的重犯，已經為國際法治秩序跨出一大步，兩個事件背後的運作力量，正是國際間兩股勢力拉扯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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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碳監督行動」（Carbon Monitoring for Action, CARMA）持續在監控全世界超過五萬座發電場的溫室氣體排放情形，富比士雜誌在去年十一月在網站上引用該資料庫的數據，製作了全世界前兩百大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圖示中，台中火力發電廠名列全球加重溫室效應發電廠的冠軍，也被雜誌冠上「最糟的犯行者」（Worst Offender），麥寮電廠也名列前茅。 當初的台中電廠僅官腔式地回應將努力改善，卻沒提出任何解決方案，以擺脫溫室效應罪魁禍首之一的惡名。現在從台中發電廠往南不到兩小時車程的濁水溪口海域，恐成為另一個破壞生態環境的兇手。在政府支持下，國光石化擬在此地興建輕油裂解廠，不僅將污染瀕臨絕種的台灣白海豚的生存環境，石化廠排出的氣體，也將對民眾的健康產生影響。 最近挪威與印尼政府達成一項協議，由挪威政府出錢，以換取印尼政府停止濫墾雨林。印尼政府是世界上生產棕櫚油的冠軍，為了維持國家經濟發展，中央政府有誘因容許破壞環境行為存在，即便挪威政府願意提供印尼援助，但外界認為地方勢力不見得會遵守印尼政府在協議內的承諾。 政府的公共政策一項很弔詭，美其名為「公共的」政策，但是政府的政策更常滿足的是少數人或少數團體的利益。其中的原因可以從1965年Mancus Olson的《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書中獲得大部分的解答，也就是所謂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理論。此理論認為在團體中的每個個人，在想要採取集體行動去完成一件任務時，他們會有誘因變成所謂的「搭順風車的人」（Free Rider），他們本身不願意付出心力，只會坐在那邊，讓資源更多或利益涉入更多的人去努力而坐享其成，利益越是分散的集體計畫，越不容易獲得人民積極響應，並出錢出力。 台中電廠製造的污染、國光石化傷害的海洋生態、印尼雨林的濫墾濫伐都不會對社會的大多數人，造成立即的、實際的、感受強烈的傷害，因此與台中電廠休戚與共的少數人、國光石化的老闆們、印尼伐木業的團體才是最關心環境的、生態的議題一群，只是他們關心的是如何破壞環境而獲利。因此影響許多政府公共政策最強的來源並非大多數的民意，而是少數團體的利益，這些利益也常在政治活動中，透過合法或玩法的方式，分配給政治人物。 這種問題是民主國家所必須面對之惡，唯有靠另一群少數利益團體的壓力，才能喚起民眾對公共政策的關心，進而迫使政府必須面對。這群少數團體多是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他們關心的是創造出一個公義的、永續的世界，這對於維持整個團體的運作相當重要，他們必須做出成效，才能社會認同，進而取得繼續推動目標的資源，不論他們行動的動機為何，他們多數時刻是站在政府政策的對立面，迫使政府注重到真正「公共的」政策。 這一次在台灣環境保育團體的努力下，大量宣傳國光石化的計畫，並教育民眾維持海洋生態的重要性，用全民認股的方式，拯救白海豚，並讓政府看到人民拯救生態的力量，世界需要更多這種民間自發性的力量，才能對抗公共政策中「集體行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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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在非洲的東部一個稱為索馬利蘭（Somaliland）的土地上，剛選出一位新總統Ahmed Mohamud Silaanyo，他選後宣稱將積極地爭取國際社會對這塊領土的「承認」，也就是承認統治這塊土地的政權是合法的，能夠成為履行國際義務、參與國際活動的主體。索馬利蘭想要掙脫的對象是國內呈現無政府狀態許久的索馬利亞（Somalia），但在獨立的客觀條件上，索馬利蘭已經獨立二十年了，是一個民主的、溫和的伊斯蘭世俗政權，它的穩定有別於混亂的索馬利亞，但目前沒有國家願意給予外交承認。 同樣在非洲東部的另一塊土地，也曾透過長年血流成河的內戰，最後爭取到獨立的可能，這個地方位於蘇丹南部。目前國際社會對蘇丹的關注集中在西部的Darfur地區，致力於阻止種族滅絕持續惡化下去，但在Darfur問題出現之前，蘇丹長期處於南北的內戰中，由信奉回教的中央政府對抗非回教的南方居民，在2005年雙方簽訂停戰協定之前，內戰持續了22年。內戰發生的主因在於南部居民認為長期被政府邊緣化，沒有獲得足夠的照顧，這個原因與西部Darfur居民對政府的抱怨一般。 在2005年的停戰協定中，南部蘇丹獲得三個承諾，包括能參與中央政府的運作、石油的利益與北方均分、以及在2011年能夠以公投決定南部蘇丹是否獨立。目前蘇丹南部居民的獨立意識相當高漲，證明了蘇丹政府與希望蘇丹維持統一的努力沒有成功。實際上執政的 Bashir 政府為了覬覦南部的石油資源，自2007年以來與阿拉伯社群聯合製造事端，與南部居民爆發多起衝突，深入蘇丹採訪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當時曾警告說此地可能發生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種族滅絕事件。 蘇丹的石油資源大約有85%都位於蘇丹南部，但是獲得利益的中央政府，並未將這些黑金利益，成比例地投注在蘇丹南部事務中。若是南部政權獨立而漸漸掌控石油生意，將對於Bashir 政府帶來財政上的重大衝擊；對於依賴蘇丹石油的國家來說，維持中央政府持續掌握黑金資源是重要的，對於同樣存在分離主義問題的國家來說，獨立是不被鼓勵的；但是對於支持和平協定的其他國家來說，依照協定內容的模式更重要，這也等同於支持蘇丹南部的獨立。 國際社會擔心明年決定獨立與否的公投將遭受到蘇丹政權的阻撓，如此一來，南北衝突可能再度大規模爆發。環顧近幾十年來國際上的獨立運動，血流成河的規模、強國的介入與支持似乎獨立成功的必要條件，目前已有聲音希望歐美政府出面介入，讓公投能夠順利舉辦，並逼迫Bashir 政府尊重公投的結果，認為唯有強國介入，如此才能讓蘇丹內戰幾十年來付出的流血代價，有一個較為圓滿、且依照制度運作的結果。 相關資料： 評論蘇丹獨立問題（紐約時報） 蘇丹獨立的非洲各國反應（Int. Crisi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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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沒有獲得足夠國際承認，但具備國家實質內涵的政治實體。由於沒辦法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即便台灣是促進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這兩千多萬人，卻成為遭國際社會所遺棄的孤兒，無法充分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也無法享有國際組織間流通的資訊，這種情況不利於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生存。 即便如此，台灣在國際社會上依舊具備有效治理一個國家所需的功能，在對外政策上，能夠透過操作國家名稱或以非官方的形式，自主地與國際社會交流；對台灣內部，亦能夠進行有效的統治，提供人民生存與發展的環境與機會，統治機構更能保障人民與其財產的安全，即便未獲得國際承認，台灣人依舊可以享有一般世界公民所得到的政府保障。 但是在當今世界上，有另外一群兩千萬人，不僅沒有獲得國際社會的承認，更沒有獲得當地政府的承認，他們被拒絕發給國籍證明，這群人是沒有國籍的一群（Statelessness），這些人遍佈世界各地，其中為人知的包括遍佈歐洲的吉普賽人，希特勒崛起後以色列建立前的猶太人，遍佈伊朗、伊拉克、土耳其、敘利亞交界地的庫德族（Kurdish），居住在以色列境內但被隔離的巴勒斯坦人，居住在肯亞貧民窟的努比亞人（Nubian），居住在多明尼加的海地裔族群。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球無國籍的人約有一千五百萬，但外界專家學者認為，數字應高達兩千萬人。 研究極權主義負盛名的猶太裔學者漢娜˙萼蘭（Hanna Arendt）曾擁有德國的國籍，但是希特勒制定法律，撤銷了猶太裔的德國國籍。萼蘭在躲避德國納粹的追殺，成為美國公民之前，過著16年無國籍的生活，他寫過：「被剝奪公民權，就是被剝奪參與世俗社會的運作；這就像是一個回到原始生活的穴居人或野蠻人 … 不論死活都不留下一點足跡。」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日前報導了居住在美國多明尼加的海地裔無國籍人民的困境，由於海地與多明尼加共享迦勒比海上的Hispaniola島嶼，且多國人均GDP是海地的六倍多，較優渥的生活水準使得許多海地人試圖非法地進入多明尼加。由於多國政府擔心過多非法移民將造成國內的社會問題，因此不傾向給予這些海地人多國國籍。在報導中，一名土生土長的海地裔女學生Sonia Camilise，因為無法提出父親是合法多明尼加人的證明，因而無法取得上大學所具備的多國國籍，她受教育的權力被政府剝奪了，即便多明尼加是她生於斯長於斯，擁有認同感的土地，即便他擁有出生證明與身份證明，即便她的母親是多明尼加人。他同樣無法取得海地國籍，因為海地政府規定，擁有其他國家的身份就無法取得海地國籍，Camilise仍在為取得多國國籍而努力。 除了各國拒絕外來移民所造成的無國籍問題外，有更多的無國籍是源自於戰爭與殖民主義。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都宣稱目前以色列政府統治的土地是自己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人雖然存在有限的政府功能，但卻無法提供巴勒斯坦人能夠自由進出的國籍，僅能靠政治庇護的方式尋求外國國籍。巴勒斯坦人想建國，但他們要求的土地範圍是以色列無法接受的，於是兩邊長期爆發流血衝突，導致以色列封鎖了這批沒有國籍的人群。 居住在非洲肯亞的十萬努比亞人（Nubians）居住在環境最惡劣的貧民區中，他們來自蘇丹，在英國殖民時代，被徵召為士兵，與大英帝國共同對抗反殖民的非洲民族主義，當非洲獨立後，肯亞政府不願意給這批被視為叛徒的人國籍資格，造成這批人只能當難民，無法出國、就學、工作、享受政府的社會福利。 目前在孟加拉境內有一群比哈爾人（Biharis），他們在大英帝國撤出印度後，由於信仰與文化與印度存在差異，在1947年印度分裂時，被迫遷出而加入東巴基斯坦（即現在的孟加拉境內）。當1971年東巴基斯坦要獨立成為孟加拉時，比哈爾人選擇認同巴基斯坦，卻又因此受到孟加拉政府撤銷國籍，被認為是叛徒，走在歷史錯誤的一方。 不論成為無國籍原因為何，這些人無法自由進出居住國家，無法以合法方式工作生存，無法接受教育，也無法受到政府保障生命安全，他們的困境成為匪徒的目標，婦女成為人口販子的獵物，被迫到各地被迫賣淫、販毒，沒有政府願意出面保護。另外，緬甸約有二十萬信奉回教，且無國籍的的少數族群羅興亞人（Rohingyas），他們付錢給走私販子，希望能偷渡到泰國與馬來西亞工作，賺更多錢。在2009年1月，他們再度踏上這條不歸路，然而泰國軍方因為擔心他們加入泰南的回教分離勢力，因而驅趕他們，讓他們在食物、飲水與能源不足的情況下，任由其在海上自生自滅。據報導最後造成五百多人死於大海之中，沒有政府有責任介入，也沒有國家有興趣救援。 無國籍人口的生存是岌岌可危的，難民能夠隨衝突而捕捉到國際關注，獲得救援物資，但這群散落世界的無國籍人口難以集中力量，因而無法對世界發出有效的訴求。歐美國家已漸漸注意到這批人的困境，開始立法幫助這些人民，聯合國與國際上的基金會也開始提供物質上的幫助。但是這些努力遠不如居住所在地的政府給予國籍來的有效，讓這些人民得以擺脫原始人般的生活，進而融入社會以及整個世界，讓不論是內戰、二戰、冷戰、殖民主義的遺毒能夠告一個段落。 想瞭解更多相關資訊可以進入以下連結： World Policy Journal: Stateless People, Violent States The 12 million people without a country, and their need to become a citizen Open Society Institute: Stateless Refugees International: State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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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八月號的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處理了一個聳動的議題，雜誌評出了世界前23名的獨裁領袖，前五名分別為讓人民餓死的北韓總統金正日、近來屠殺鑽石礦源民眾的辛巴威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囚禁翁山蘇姬的緬甸軍頭丹瑞（Than Shwe）、放縱種族滅絕發生的蘇丹總統巴席爾（Omar Hassan al-Bashir）、與土庫曼總統Gurbanguly Berdimuhamedov。 其他榜上有名的都是鼎鼎大名的劊子手，為了捍衛自己的資源與利益，利用獨裁統治的方式壟斷資源分配體系，使資源分配的權力永遠集中在獨裁勢力當中。他們在國內政治上，想盡辦法壓迫其他政治團體崛起的可能，用極端殘酷的壓迫手段，嚇阻民間社會爭取自由民主的聲浪，且制止媒體勢力的發展，希望政府的惡形惡狀不會被攤開來檢視。 這是我們對獨裁政權的印象，也因此在我們的腦中，每當想到獨裁政權時只剩下這種印象，而忘了去思考即便是獨裁政權也有不同的樣貌，在對內與對外政策的思考上，不同獨裁政權或許會有不同的考量。就如同民主國家一樣，在總統制與內閣制、單一選區或多數選區的制度當中，政治人物必須討好的對象不同、數量也不同，因此政策內容也有或多或少的差異。 美國喬治城大學的學者James Vreeland在2008年冬季號的「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中發現了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文中的問號是在獨裁國家中，為何施用越多酷刑的國家，反而越願意加入聯合國反酷刑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的規範，反之，則不願意加入？這個現象違背了一般對於獨裁政權的運作邏輯，越暴力的政權願常用酷刑去壓迫人民，但為何卻願意加入這種約束他們行為的公約？ Vreeland的答案建立在獨裁政權必須被細分的基礎上，他發現會用酷刑壓迫人民的國家之中，通常擁有兩個或多個政黨存在，在這樣的社會中，獨裁政權漸漸地允許其他政黨或社會團體存在。若獨裁政權沒有政黨或只存在一個政黨，這種獨裁政權不太容易遇到民間的反抗，因此較不需要用酷刑去壓迫，人民自然百依百順。前者是一種正在轉型中的獨裁政權，其領導人必須回應部分社會力量，才能維持國家的運作，加入反酷刑公約是政府必須做的妥協。 舉例來說，中國雖然是獨裁國家，但已不是國家主席說了就算的統治方式。1970年代末開始經濟開放政策不是主席的個人意志，而是在共產黨內邊鬥爭邊磕頭才成形的政策，且為了保住政權，鄧小平必須跟黨內反對派妥協，才能避免權力流失而受到嚴厲的挑戰。另外，在中國發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必須自己尋找生財之道，許多權力漸漸下放到各省手中；經濟起飛後，工人與農民因政治貪腐產生的不滿情緒，也是影響政府決策的一股新勢力。中國已經慢慢成為民間、地方力量四散的獨裁政權。 反觀北韓是個所謂個人領導的獨裁政權（Personalist Autocracy），所有權力集中在金氏家族的金正日手中，目前他正在著手將權力傳給兒子。在這種社會中，只要能夠穩定住權力核心內少數菁英的力量，基本上不會受到太多政治挑戰，政府為了保住政權，不用像民主政府考慮選民的需求，不用像中國一樣考慮龐大的共產黨利益與地方勢力，金正日只要能照顧好權力核心份子的利益，就能保住政權。 最後，獨裁政權也有軍事政權（Military Junta）的形式，例如緬甸的軍事政府，這種形式的獨裁權力集中在軍事執政團手中，當中的領袖若想保住政權，必須能夠穩定住這個稍大的軍事團體，避免這些握有軍事力量的親信或地方軍頭叛變，軍政府決策的考量在於如何滿足軍事團體的利益。 對民主國家制度的比較研究相當多，但世人對於獨裁國家的瞭解相對較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獨裁國家不願意分享資訊，且管制來自國外人、事、物的干預與影響，更沒有民主制度迫使政府公開資訊。近幾年來民主發展呈現停滯甚至微幅倒退的狀態，上海合作組織更成為亞洲獨裁集團的大本營，吸引其他獨裁國家的加入而擴大勢力，許多獨裁國家開始經濟高速發展，成為驅動世界經濟成長的力量，且握有龐大資源能夠影響國際社會。 在國際獨裁勢力崛起的現在，獨裁政權應該獲得更多的關注與研究，或許可以先從瞭解獨裁政權有幾種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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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南非正在舉辦世界盃足球賽，享受屬於非洲的光榮成就之際，北邊的鄰居辛巴威近來也獲得媒體的注意，這次的焦點不同於以往的獨裁、人權、超級通膨等極度負面的議題，而是辛巴威準備正在大量開採鑽石，希望靠著這幾年來發現的礦藏，為這個衰敗的國家另闢一條財路。但問題是在一個獨裁國家發現鑽石，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人民能從中分到多少好處？這會不會是辛巴威政府繼續壓迫人民的幫兇？ 鑽石與其他天然資源一樣，能夠為產量豐富的國家帶來財富，但有越來越多政治經濟學研究顯示，天然資源豐富或非常依賴天然資源出口做為國庫收入的政府，通常帶來的是經濟衰退、民主倒退、政治腐敗或是內戰。雖然天然資源本身沒有這麼大的力量決定國家的進步或衰敗，但是許多研究指出，若一個國家陷入鬥爭、戰亂、衰敗時，天然資源能夠將國家加速帶進地獄中，這種現象被稱為「能源詛咒」（Resource Curse）。 能源詛咒隱含了許多面向的惡果，最常被談及的就是能源收益，加重了政治獨裁與內戰的程度，最為人知曉的或許就是西部非洲獅子山共和國的革命獨立陣線（Revolutionary United Front, RUF），這個叛軍為了控制獅子山共和國的鑽石礦脈，凶殘地殘害人民，他們拿這些鑽石與鄰國賴比瑞亞總統泰勒（Charles Taylor）交換武器，與政府軍對抗。當獅子山國辦理選舉時，許多人民沒辦法蓋手印投票，原因在於RUF為了阻止人民投票，將許多人民不分長幼地截肢。 這些涉入衝突而生產出來的鑽石，人們常稱為血鑽石（Blood Diamond），為了促使鑽石的生產過程和平化，國際社會訂定了一套鑽石認證的標準，叫做Kimberley Process，若是鑽石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涉入衝突，則無法拿到Kimberley Process的認證，也因此無法在世界上70%的市場中流通，當然還是有許多黑市願意買賣這些來自非洲的安哥拉、獅子山共和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血鑽石。 近幾年來辛巴威也發現鑽石的蹤影，根據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最新的人權報告，在2008年，辛巴威的政府軍隊為了控制Marange的鑽石礦藏，已經屠殺了200多個人，並且以毆打、強暴的方式，逼迫當地人民幫政府開採鑽石。目前的獨裁政權陷入嚴重經濟危機，鑽石的財富造成更嚴重的貪污與衝突，人民難以享受到這比財富帶來的利益。 有一組挪威的學者研究「鑽石的詛咒」發現，鑽石的因素的確在當代的內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且證據顯示次生礦床（Secondary Deposits）的鑽石比原生礦床（Primary Deposits）帶來的衝突更加明顯與嚴重。原生礦床指的是鑽石藏在地表下，需要靠技術精良、擁有大型機具的採礦公司才有能力開採；而次生礦床指的是只要用一般輕型工具（例如鐵鏟、篩子）就能進行挖掘或篩選的礦脈，一般我們所認知的鑽石都是透過這種方法取得。 在次生礦床中，鑽石的取得較為容易，容易成為幫派、叛亂團體覬覦的對象，因此在一個政府機能不彰的國家中，政府沒有能力維持礦區的穩定，因而容易成為衝突的源頭，或加重衝突的幫兇，甚至政府本身也涉入開採過程的暴力行為。辛巴威所發現的礦脈就屬於次生礦床，因此容易吸引政府與其他團體為了爭奪而爆發流血衝突。 紐約時報引述辛巴威獨裁總統親信的話，他說這個鑽石資源是獨裁執政黨的救星，鑽石被賣到黑市中，得利的是權力核心的少數個人，許多政治領導人因而獲利，但其他人根本無法分享，且政府掠奪礦藏的程度，在過去六個月之中越來越劇烈。 有人或許會說許多盛產石油、鑽石的國家並沒有內戰或嚴重的衝突，例如北歐產油國與產鑽石的南非、波札納與俄羅斯。的確石油或鑽石無法催生衝突或戰爭，但是若這些資源存在一個動盪不安的獨裁國家，從這些國家幾十年來的戰爭史看來，石油與鑽石的蹤影真是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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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海員工跳樓事件之後，引發各界廣泛探討，有些人稱讚郭董的後續處理方案，但更多人抨擊的是鴻海廠內管理制度的非人性化，也有人以陰謀論視之，揣摩出風暴的擴大是北京刻意的縱容，希望與鴻海交換條件。這個問題可以擴大來看，進而去問為何中國勞工權益沒有因經濟發展而跟著高速起飛，又為何跨國企業情定中國，究竟中國的魔力在哪？先不論投資條件、工資這些經濟、經營層面的考量，有一個國際政治經濟的因素尚未受到注意。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有個很有趣，但爭議性很大的問題，究竟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能夠吸引跨國企業的青睞進而投資？學者Quan Li 與Adam Resnick在2003年冬季號的國際組織期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中撰文《Reversal of Fortunes》，認為獨裁國家更能吸引對外投資；而在半年後的2003年夏季號同本期刊中，學者Nathan Jensen的《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文章，確認為民主國家更能吸引對外投資。 我們不用去深究兩篇論文細部的優劣，當中的論點都有部分真實的成分存在，都可能是企業在找尋合適投資地點時所考量的因素。認為獨裁政權享有優勢的主因在於，跨國企業到國外投資經常會遇到當地居民的反彈，發動抗議或社運，阻止他們進入市場，且他們常會遇到優待本國企業的國家工業政策，讓他們取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對於以獲利為優先的跨國企業來說，那個國家最能夠透過政治行為降低這些障礙，哪裡就是理想的投資地點。在民主國家之中，民間組織或勞工可以透過合法的集會、遊行、罷工，對企業施展壓力，更可以透過身為選民的身份，對政治人物施壓，以制定出保障勞工或本國產業、甚至不利跨國企業的政策。然而，在獨裁國家中，政府可以壓制社會運動的勢力，跨國企業在營運時受到的政治干擾較小，民間勢力沒有做為選民身份去影響工業政策的力量。因此只要跨國企業將政府搞定後，它們的後顧之憂較少。 然而，投資獨裁政府不全然是正面的，對於保障外國企業資產、智慧財產權而言，民主政府做的比獨裁政權好，且在完整的制度制約之下，民主政府的政策比較有延續性與可預測性，因此投資獨裁政府，資產被扣留或沒收的風險較高，技術或資源被竊取的容易度較高。民主政府在保障外國投資的權益上，能夠做的比獨裁政府好。 在鴻海事件中，為何中國能夠吸引這個多的投資，除了經濟、地理位置因素考量外，中國地方政府能幫外國企業搞定一切的神通是另一個致命的吸引力，然而隨著中國經濟高速起飛，勞工脫離貧困之後，勞工意識的高漲，讓他們開始思索跨國企業的獲利，是否公正地分配下去，對於一個標榜著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來說，避免勞工被企業剝削應該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有責任照顧勞工的權益與福利，為勞工向跨國企業爭取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工作條件。 這股勞工勢力的確有再成長的趨勢，只是在一個沒有民主機制作為發聲管道的中國，這股力量成長的力道不快，且一旦中國任由勞工勢力抬頭，增加企業的生產成本，將嚇跑一些企業，而傷害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旦沒有經濟發展的神主排，中南海的獨裁政權將岌岌可危。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在吸引外資的經濟成長與維持社會主義元素穩固中找尋平衡，是目前一大挑戰，或許這次北京在平衡中靠向了社會主義，容許勞工自殺事件不斷在國營電視台中播放，助長勞工意識的蔓延。對於鴻海與其他企業來說，政府幫企業打理一切事情、打通所有管道的模式漸漸式微。然而，在獨裁統治能力的情況不變中，若勞工勢力過渡抬頭，北京可能又會開始增強獨統治的力道，讓這個勞工與經濟的天平再度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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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在1960至1970年代出了一個舉世皆知的球王比利（Pelé，全名是Edi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他在22年的足球生涯中共踢進了1,281球，留下許多醉人的經典畫面。在1958年世界盃的半決賽中，球王比利以尚不滿18歲的年齡，踢進三球，帶領巴西以五比二擊敗法國。在決賽對決瑞典時，他又踢進兩球，率領巴西也是以五比二取得世界盃冠軍。當時球王也成為有史以來參加決賽最年輕的選手，且巴西在比利參加的四屆世界盃中，共奪得三次冠軍，是球王比利與巴西足球史上最輝煌的時代。 在球王比利意氣風發的時候，非洲國家奈及利亞正深陷內戰，交戰雙方分別為奈及利亞政府軍，與希望從國土中分離出一個共和國（Republic of Biafra）的Igbo分離主義勢力，他們希望奈及利亞東南部以Igbo族群為主的土地能夠獨立，脫離政府的控制。這場內戰從1967年持續到1970年，據估計戰爭帶走了三百萬條性命。但在1969的戰火中，球王率領他巴西的Santos隊造訪奈及利亞，與奈國的球隊進行兩場表演賽。為了目睹這兩場賽事，巴西政府與分離主義份子停戰了三天，讓足球的魅力勝過了對政治利益的渴望。 在距離更近的2006年的世界盃足球賽中，西非國家象牙海岸也深陷內戰，由掌控北方的叛軍與掌控南方的政府進行戰爭，從2002年開始，一直持續到2007年，雙方才府簽訂和平協定，終結內戰。在內戰期間，2006年是象牙海岸國家隊史上第一次踢進世界盃，這支球隊的陣容包含來自交戰各方的球員，當他們取得世界盃門票凱旋歸國時，象牙海岸罕見地不分政治派別、種族，在首都共同慶賀狂歡，這支足球國家隊凝聚了分崩離析的國家，讓交戰的雙方開始願意跟彼此交談，總統也宣佈停戰。當時在基督教論壇報的報導中，原本為政府徵兵的人員，為了看世界盃，放下手邊的軍事任務，回家躺在沙發上看比賽去了。 在上一屆世界盃賽事期間，美國的廣告出現了U2樂團主唱Bono的身影，他在廣告中說：「世界盃讓學校放假、讓店家歇業、讓城市暫停、更讓戰爭停息」（World Cup closes the schools, closes the shops, closes a city and stops a war）。當國際關係學者著迷於尋找戰爭發生與休止的原因時，世界盃足球賽似乎成了另一個答案。雖然世界盃本身不是解釋戰爭的重要變數，但卻扮演一個催化的角色。國際間運動賽事的競爭，讓人民對國家的認同瞬間凌駕於對族群的認同，這股團結的心理力量短暫地化解了的衝突。 雖然世界盃或其他國際體育競賽多少催化了國家內部的衝突，但若衝突是國際間的，世界盃似乎成為衝突的推手。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9年的「足球戰爭」，衝突發生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與宏都拉斯之間，歷時約100小時的戰爭。當時兩國正在進行進入爭奪世界盃入場卷的地區資格賽，同時，兩國也正為了薩國在宏國的移民問題發生糾紛。 資格賽系列為三戰兩勝，第一戰在宏都拉斯舉行，地主國獲勝，第二戰在薩爾瓦多舉行，也是地主國勝利，在殊死戰前的詭譎氣氛中，兩國媒體報導了薩爾瓦多在宏都拉司的移民遭到宏都拉斯當地人毆打與其他暴力事件的襲擊，薩國政府憤而在第三戰開打前，宣佈與宏國斷絕所有外交關係。雖然第三戰在隔天進行到延長賽後結束，且由薩國贏得比賽，取得世界盃的門票，但是薩國政府兩週後，在民航機上繫了炸彈，炸燬宏都拉斯的機場與戰略目標，陸軍也隨即出動，佔據宏國幾個城市。四天後，在美洲國家組織的調停之下，雙方才停火，薩國軍隊也撤出佔領之地。 世界盃對於國家內部的衝突雖然有療傷的作用，但對於國家間的緊張情勢，似乎又成為啟動戰爭的最後一根稻草。值得慶幸的是，本屆世界盃前，在亞美尼亞對上土耳其的資格賽中，兩國的總統碰面共同觀看各自國家隊的表現。但是，大約在一百年前，亞美尼亞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土耳其人發動種族滅絕屠殺，據估計有60萬亞美尼亞人遭到屠殺，這歷史悲劇也一直橫跨在土耳其裔與亞美尼亞裔之間。雖然足球沒能抹去歷史記憶，但至少為雙方的正面交談提供了管道。 至於今年的世界盃能在戰爭與和平中扮演什麼角色呢？32個國家之中，沒有一個深陷嚴重內戰衝突，但是有南韓與北韓的加入。依照分組，若南韓、北韓、日本與美國的戰績亮眼，北韓是有機會在八強中遇到這三個北韓的眼中釘，到時會擦出什麼火花，北韓媒體會怎麼報導，滿值得玩味的，但是這樣的組合出現的機率應該不高。 有企管學專家針對世界盃與國家經濟做過研究，得出來的結果是在世界盃中踢輸而打道回府的國家，之後幾天會對國內股市產生非常負面的影響。就像王建民效應一樣，只要他勝投，台股隔天漲幅發生機率非常高。或許這其中沒什麼學問，純粹是人性受到國家英雄的良性刺激下，寧願拋棄封閉、算計的情緒，而願意用更開闊的心情面對生活。或許討厭La New熊隊的球迷，看到當陳金峰為台灣隊出征時，也會瞬間愛上他！世界盃的和平或許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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