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一日下午的日本9級強震，引發了10公尺的海嘯、火災與核電廠爆炸所造成的輻射外洩污染，目前證實共有近9500人死亡，超過15000人失蹤。九級強震與海嘯都是日本災難記錄史上最大的一次。在舉世為日本哀悼之時，這次的強震也值得世界深思天災所帶來的教訓，在這邊我想談論天然災害、民主、與災難風險之間的關係。
雖然日本地震透過衛星畫面，讓世人看到駭人的海嘯畫面，即時感受到天災強大的威力，也讓人意識到災難規模之巨大，但是若這次的地震若沒有引發巨大的海嘯，則這次的9級強震對日本的重創或許有限。在2010年初智利的8.8級與海地的7級強震中，在震央的周遭，兩國約有100萬左右的居住人口，在智利造成了500人死亡，但地震威力小500倍的海地地震，卻造成了約440倍的死亡人數。在日本受災最慘重的宮城縣有超過200萬的居住人口，最壞的評估，死亡人數約為25000人左右，但是在大部分死亡與失蹤人口皆與10米海嘯有關的日本中，若除去海嘯的襲擊，強震的受創規模或許將比智利大地震來的少。
有學者將這種天災受創的差異歸咎於國家政權的差異，簡單的說民主制度是造成創傷程度巨大差異的重要因素。在民主國家中，領導人的政治權力來源為選民，迎合民眾偏好是獲得權力的方式，也迫使領導人若想要確保政權的延續，則將關注於災難事前的防範（例如在建築法規中制定高防震標準）、災難發生的處置；在後續重建的過程中，若能回應地越快、協調物資能力越強、越關心災民處境、越積極處理後續賠償或補助，則越能獲得選票的青睞。
反觀在獨裁國家中，政治權力的來源為一黨專政的政黨、軍事政權、皇室、家族、或政治親信，若是這些人發生了災難，獨裁政府應會積極作為，以迎合這一小撮的權力基礎。但災難通常是大規模的，涉及到的是一般民眾，當這些人無法決定獨裁者去留時，掌權者就不會對於災難的預防與救助有積極的作為。從政權的角度來看，民主政府似乎越能催生出健全的防災與救災的制度，日本民眾在面對無數地震的威脅之下，若政治領袖想獲得權位，則控制災難傷害的政策絕對將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也因此國家越能對抗天災。
日本雖然被公認世界耐震能力最優秀的國家，但卻似乎無法對抗海嘯與核能廠輻射外洩，原因或許不是政府無能，而是沒有料到會發生。我們常聽到重大天災害發生後，政府常用「沒有料到」來凸顯災難規模的巨大與難以對抗，這或許不是推託之詞，而是事實。就拿2005年的美國卡崔納颶風造成洪水例子來看，在事後的檢討中發現，州政府僅能對付強度3級的颶風，而無法對付4到5級破壞力最強大的颶風，因為政府沒有心思面對超級颶風，因為發生的機率太低了。也因此在紐澳良低於海平面的城市發展史中，地方政府用破壞能緩衝洪水的天然環境、與廣泛修築難以抵擋大洪水的提防，來換取城市的經濟發展，對抗5級颶風的政策被擱置。在卡崔納後，最極端的批評即是「紐澳良或許在兩百多年前根本就不應該被開發」，政府根本不應該冒險開發這塊海平面之下且常淹水的地區。
這種「一個發生機率極低，但若發生卻會造成毀滅性災難的風險」稱為尾端風險，卡崔納、日本10米海嘯、甚至核電廠的設置，均有著這種風險。政府在面臨這種風險時其實常陷入兩難，若事事規避這種風險，國家的發展可能將受到阻礙，美國可能不會有紐澳良的爵士樂文化，世界各地可能將缺乏電力或用高成本的方式發電，而傷害到經濟發展。
當科技讓世界變得越來越複雜時，人類卻難以在「發展」與「風險」中取得平衡，究竟日本政府是否早就該將防堵10米海嘯列入優先的政策選項呢？是否核電廠本來就不應該興建呢？在資源有限的制約下，若選擇對付尾端風險也意味著將犧牲政治利益，例如人民質疑為何不將錢花在福利政策，而要蓋這麼龐大堅固但看起來毫無用武之地的堤防？為何不多該一些核電廠，讓工業能夠取得便宜且乾淨的電力呢？在駭人災難尚未發生之前，這些民眾的質疑會讓政府選擇忽略尾端風險。
日本災後引發對於地震、海嘯、核電廠政策的討論，但這幾十年來大地震頻傳、南亞海嘯剛過不久、廢核團體也活躍於國際社會之中，但這些教訓與擔憂尚未成功喚起各國政府的重視。或許人類是健忘的，透過災難引發的檢討只會在災後數月中發酵，一旦風頭過了，政府與政黨將重回政治選舉的懷抱中，然後慢慢地重新與這些尾端風險妥協。或許民主政府更能夠對付「災難」，但是對付「百年一次的大劫難」，卻也顯得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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