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書拯救哥倫比亞治安的政治
南美洲的哥倫比亞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剛落幕，前國防部長Juan Manuel Santos獲得46.6％的得票率，領先第二名綠黨參選人，前首都波哥大（Bogotá）市長Antanas Mockus的21.5％。兩人將在6月20日舉行的第二輪投票中分出勝負，哥倫比亞當地媒體預估，雖然第一輪投票兩名候選人的差距懸殊，但在僅有兩人的第二輪投票中，雙方的差距將縮小至10個百分點以內，Mockus並非完全沒有機會。 在這次選戰中影響選民投票的重要變數有四個，包括哥國政府對左派游擊隊的策略、與鄰國委內瑞拉的關係、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內政問題。這些因素不僅與美洲國家有關係，其實也直接或間接影響亞太地區的情勢。 哥倫比亞雖然是南美洲第一個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且政治上沒有遭受軍事政變的頻繁騷擾，但是在近代史中卻在左派游擊隊、右派游擊隊、兩大毒品集團、與政府的彼此爭鬥中度過，哥國也在21世紀初的前幾年，蟬聯謀殺率（遭暗殺而死的人佔死者的比例）的世界第一。「哥倫比亞革命武裝部隊」（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 Colombia, FARC）是目前依舊存在的武裝勢力，在總統Álvaro Uribe從2002年上任以來的嚴厲掃蕩下，FARC的勢力已被逼迫到邊境，在Uribe的強勢掃蕩之下，哥國的謀殺率雖仍名列前茅，但名次與受害者的人數正在明顯的降低之中。 在Uribe總統任內時，領先的總統候選人Santos擔任內閣的國防部長，他參選使用的策略，就是打嚴厲掃蕩FARC的形象牌，這個策略贏得大量長期痛恨哥國治安敗壞選民的支持。相較於Santos對游擊隊的強勢，Mockus想採用「與游擊隊對話」的方式化解衝突，但這種較為軟弱的形象，除了能獲得與游擊隊存活利益相關的團體支持之外，難以贏得大量選民的信任。 兩位候選人在處理游擊隊問題時，也牽涉到與鄰國委內瑞拉的關係。哥國政府認為委內瑞拉在兩國邊界故意開放漏洞，讓左派游擊隊得以自由來往兩國之間，造成政府掃蕩的困擾，成為兩國間的紛爭。委國總統查維茲（Hugo Chávez）已經部分限制兩國的貿易往來，日前更進一步威脅，若Santos當選，他將全面禁止貿易，查維茲的表態已經引起許多邊界城市居民的恐慌，擔心貿易中止後，將失去賴以維生的邊境貿易，這些票雖然不多，但卻可能大量地轉向支持Mockus。 對於北美洲的美國來說，Uribe總統任內掃蕩毒梟、游擊隊的強勢政策，有效抑制毒品進入美國社會，因此美國繼續編列龐大預算，支持Uribe政府，除了戰事頻仍的中東與南亞地區之外，哥倫比亞名列美國對外軍事援助的第6名，在911事件與伊拉克戰爭之前，哥倫比亞收到的美國軍事援助更僅次於以色列，可想而知哥倫比亞動盪與否，的確相當受到華府重視。 現任總統Uribe在美國與英國的名校接受過教育，與西方政府維持相當好的關係，但也因此疏遠了左派勢力濃厚的拉丁美洲。在這個背景之下，這場選戰另一個重要的指標為，Santos是親西方的象徵，而Mockus想將過去親西方的哥倫比亞，重新送回拉丁美洲的懷抱，是拉美左派的象徵，而選民在投票前必須思考的國際政治變數，就是究竟哪一條路對哥國的未來比較好。 對於亞太國家的強權中國來說，若是Santos當選而接續Uribe繼續成為美國在南美洲的盟邦，這將不利中國在南美洲的外交發展，尤其是哥國擁有能源，最主要的天然資源出口是石油。因此若是由與委內瑞拉關係較好的Mockus當選，將能夠吸引中國進一步涉入拉丁美洲事務，透過與哥國的合作，進一步深化互賴的網絡，提升北京在南美洲乃至於世界上設定或影響國際議題的力道。而中國與世界各崛起中的左派的、民主程度較差的強權將進一步形成一股勢力，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而這一個面向對東亞政治的影響，值得我們繼續追蹤。 備註1：Antanas Mockus的專題報導：http://www.youtube.com/watch?v=flgIjKH0okw 備註2：若想透過電影感受哥倫比亞的游擊隊、毒品、治安問題，可以參考羅素克洛與梅格萊恩主演的電影「千驚萬險」（Proof Of Life）或哈里遜福特主演的「迫切的危機」（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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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3月26日，南韓軍艦「天安艦」遭到不明魚雷炸毀後，國際社會擔心這起疑似北韓犯下的攻擊事件，恐將掀起朝鮮半島的戰事，甚至捲入南韓與北韓各自的軍事盟邦。在最近公佈了國際調查報告後，儘管北韓否認，但國際社會幾乎完全認定那發魚雷是來自北韓的潛艦。 在這種認知下，南韓總統李明博表示若北韓再一次侵犯南韓，南韓政府將會立即啟動自我防衛權力，且南韓不會再容忍北韓的挑釁，而會維持積極赫阻政策，切斷北韓艦艇進入南韓海域，切斷與北韓的貿易。北韓也不甘示弱，旋即斷絕與南韓的所有關係，驅逐開城工業區的南韓人，禁止飛機船艦進入北韓領空和領海，北韓領袖金正日更下令部隊備戰。南北韓處理的作法讓國際社會擔心戰爭一觸即發。 在許多的分析與猜測之外，或許我們可以使用政治學家在研究幾百年的戰爭後，理出戰爭發生的重要條件，去檢視南北韓開戰的可能性究竟高不高。Stephen Van Evera的著作「戰爭之因」（Causes of War）是研究戰爭發生原因的重要著作，他提出五個最重要的論述，認為戰爭這五個條件之下，發生的機率比較高。若朝鮮半島開戰，北韓是較為可能的發動者，因此以下分析的對象為北韓。 首先，當國家對於戰爭的結果有過於樂觀的評估，戰爭發生的機率會增加。在南北韓的案例中，除了北韓處在美國、日本、南韓強大的軍力環伺之外，一旦開戰，中國不見得願意冒風險與美、日、韓開戰，這可從中國在聯合國中對制裁伊朗與北韓的態度比以前軟化而窺知。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在戰爭中獲勝的機率並不高。若北韓有正確的、理性的評估，對開戰的結果應該有較悲觀的評估，因此會降低北韓對南韓開戰的機率；反之，若對戰爭結果有過於樂觀到近乎不理性的程度，則會增加南韓開戰的可能性。 第二，當戰爭對首先發動的一方較為有利的話，戰爭發生的機率會增加，這裡的利益指的是較低的軍事成本或更優渥的回報。在朝鮮半島中，北韓首先發動戰爭能取得的利益不高，除非北韓擁有更強的軍力或使用核子武器快速殲滅南韓，或南韓擁有北韓亟需要的資源，才能促使北韓進攻。但核武是北韓最終保住金家政權的赫阻神主牌，北韓妄用的機率不高，且南韓沒有什麼資源是無法替代且北韓垂涎的，因此北韓先發動戰爭的好處並不高，因此會降低北韓對南韓開戰的機率。 第三，當權力結構發生變化時，戰爭發生的機率會增加，對於實力將快速隕落的國家來說，為了擔心往後無力贏得戰爭，會傾向在隕落前發動戰爭。就朝鮮半島的局勢來看，北韓在遭受國際制裁，且主要援助國中國、南韓與日本開始加入封鎖北韓的行列後，北韓除了軍事力量之外，各方面的實力均十分虛弱，若平壤的獨裁政權意識到其實力越來越無法嚇唬外國的話，會增加鋌而走險發動戰爭的機率。就這一點來看，北韓是有可能因擔心日後隕落而對南韓開戰。 第四，若國家擁有足夠的資源（工業與天然資源），則會增加開戰的機率，因為開戰國可以擁有足夠資源，去保護或掠奪更多資源。北韓國內本身沒有足夠的天然資源，且一旦開戰，若沒有像韓戰時取得中國與蘇聯的、或近來取得南韓、日本、美國的援助，北韓沒有太多的實力可以支撐長久的戰爭，因此也不太可能擁有足夠的力量，透過戰爭去搜刮本身天然資源也不豐沛的南韓。因此，在這一點上來看，北韓對南韓開戰的機率不高。 最後一點，當戰爭可以輕鬆獲勝的話，則會增加發動戰爭的機率。若北韓發動戰爭的話，平壤能輕易獲勝嗎？除非北韓可以一次用核武殲滅南韓、日本、美國、乃至於整個世界，否則即便在戰爭中，贏得不太可能來臨的勝利，其他親西方的勢力，甚至中國都有可能在戰爭中或之後出面動用武力制止，因此朝鮮半島戰爭對北韓來說，絕對不會是能夠輕鬆獲勝的戰爭，因此這會降低平壤對首爾開戰的機率。 由上面簡單分析了發動戰爭的五個要點可以窺知，支持朝鮮半島發動戰爭的條件既不多又不濃，就歷史上的經驗來看，除非平壤這個獨裁政權對於戰爭有過於樂觀的錯誤認知與評估，且面臨到政權即將滅亡的威脅之下，才有可能鋌而走險開戰。因此，朝鮮半島開戰雖然有可能，但發生的機率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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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總統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與土耳其總理Recep Tayyip Erdogan剛完成一項重要的國際談判，讓伊朗願意將1,200公斤的低濃縮鈾（low-enriched uranium, LEU）運至土耳其，用以換得20%濃縮度的鈾礦，以供民用核子反應爐所使用，藉以避免伊朗自行提煉出核子武器等級所需要的高濃縮度鈾礦。類似的交易案在去年十月曾經由由法國、俄羅斯、伊朗與國際原子能總屬IAEA提出，但最後破局。 在巴西–土耳其–伊朗三方的協議之後，美國國務卿Hillary Clinton旋即宣布一直未獲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一致通過的對伊朗制裁案，但終於在中國與俄羅斯的支持下，有望在近期的安理會中通過制裁伊朗的決議文。巴西與伊朗認為這三方的協議已經降低伊朗的核武野心，因此不再需要安理會對伊朗的制裁案。然而國務卿 Clinton則認為在去年十月協議破局後，伊朗已經偷偷生產出更多低濃縮的鈾，且很快能提煉到可供核子武器使用，類似的協議案，僅是伊朗的拖延戰術，伊朗的核子野心並未消除或減緩。 從伊朗發展核子武器野心，可以觀察到出中東世界結構的轉變，目前的中東在美軍決心退出伊拉克之後，其結構有點類似冷戰後不久的歐洲。在當時，原本權力較為平衡的雙極體系崩解，讓美蘇在各個區域的雙極爭霸結構一夕之間消失，留下的是沒有強權保護的中小型國家。國際關係學者John Mearsheimer認為冷戰結束後，美蘇勢力撤離歐洲，讓歐洲重回到多極體系之中，這種體系下的衝突發生機率較高，因此需要有適度核子武器存在必要性，以形成強而有力的嚇阻力。由於核子武器擁有極大的毀滅力量，若一國擁有核武，則其他國家會因為擔心遭到核武報復後的龐大損失，而迫使放棄用拳頭解決糾紛的行徑。 目前在中東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即是以美國、以色列為核心的勢力與回教世界的敵意，以及回教世界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的敵意。從伊朗發展核子武器面向來觀察，目前以色列並未承認擁有核子武器，但一般認為以國的核武科技相當進步，即便沒有，在擁有核武的美國支持之下，將造成區域內回教國家的不安。也因此，以色列的核武，讓伊朗擁有發展核子武器的戰略條件與藉口，希望用發展核子武器，去幫助伊朗解除安全上的顧慮，而這或許是讓中東局勢更穩定的作法之一，但是這必須建立在伊朗的核武政策是建立在防衛國土而非向外侵略的基礎上。 另一方面，伊朗是個九成人民信奉什葉派（Shi'ite）的國家，若核武發展順利，會讓與什葉派向來不睦的遜尼派（Sunni）國家，開始擔心伊朗將藉由核武成為區域強權，擴大權力的差距，加深這些沒有核武的國家的生存危機感，這可能會造成這些國家競相推動自己的核子發展計畫，中東的核武擴散將成為問題。就這個方面來看，伊朗若發展出核武，可能會讓中東更不穩定。 在中東，要逼迫被回教世界環繞的以色列放棄核武勢力幾乎不可能，因此從上述的分析來看，處理伊朗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消減伊朗所感受到來自美國勢力與遜尼勢力的不安全感，讓伊朗適度地開展核子計畫不失為一個排解威脅感的好方法，但重要的是讓伊朗接受國際核武機制的規範，透過法規的約束、和與國際社會分享資訊、深化溝通管道的方式，除了確保核武的用途是和平的，也讓其他中東國家能夠確認，並感受到伊朗核武帶來的和平意義。 美國嚴厲制裁伊朗的政策，只會加深伊朗對美國與以色列勢力的敵意，對於區域的穩定作用有限，反觀在相對中立的巴西與土耳其所達成的協議之下，應該更能抑制伊朗在發展核子武器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且讓伊朗接受更多國際社會的監督與約束，對中東和平可能可以帶來正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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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受邀去政大新聞系主講專題講座「站在巨人的肩膀 - 用國際關係理論看世界」，會對這個議題有興趣，且有點心得的原因在於台灣培養國際新聞人才的資源嚴重不足，因此用幾百年來歷史得出的國際關係理論看世界，或許能夠成為資源匱乏下的一個選擇。 台灣媒體的國際報導幾乎是來自於外電的翻譯或編譯，除此之外，在報紙上面的國際分析，幾乎都來自於學界或對國際議題有研究的資深媒體人，除了偶爾公司或學校出錢讓人員到實地採訪報導或研究之外，這些內容大部分是來自於閱讀西方的媒體。 昨天我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deman的「麥當勞和平論」來說明理論與實務應用的關係。之後有個學生提問，問我Friedman先生為什麼能夠有今天的成就。我初步的答案是，除了他能夠將很複雜的議題，用淺白的文字傳播出去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是紐約時報在他的身上投入不少資源，才能讓他在八０年代成為第一名進入中東採訪衝突的猶太人，之後也能夠遊走世界各地，尋找全球化的蹤跡。 邀請我去發表的是資深媒體人朱立熙教授，當Friedman在1984至1988年被紐約時報派駐在中東時，朱教授也在1985至1988被聯合報派駐在韓國的漢城，他與Friedman一樣，把記者的工作看待成一份深入的研究工作，不僅止於流水帳式地記錄事情，而是需要不斷地抽絲剝繭、深入訪談、找尋其他獲得內幕消息的管道，把記者的工作升高為區域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當然，他們也都具有能把複雜情事說地清楚簡單的天賦，讓他們的作品容易進入一般人的世界。Paul Krugman這個經濟學家為何能寫專欄？原因在於他被認為是近代最會寫的經濟學家，只需要花一點功夫，就能讓讀者瞭解艱澀的經濟學理論精華。 除了本身的天賦與努力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實地採訪的經驗，唯有蒐集並運用第一手的資訊，報導出來的東西才有說服力、才深入，且實地採訪常能夠發現令人吃驚的真相。我再舉一個從紐約時報記者變成專欄作家的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例子，他這幾年來在報社的支持之下，遊走於世界最危險的地區，將蘇丹種族滅絕危機與巴基斯坦婦女低劣的人權悲劇，傳送到世界各地，喚起大家的關注。他的筆專門揭露世界的不公不義，正因為這種印象，讓我回頭看他與他太太伍潔芳（Sheryl Wu Dunn）在2000年9月24日的文章時大吃一驚，但他們的報導或許最接近事情的真相。 他告訴大家，我們應該為「血汗工廠」喝采。的確，在人權團體眼中，惡劣的工廠環境讓勞工被剝削的「血汗工廠」成為進步、富有社會攻擊的對象，這些社會的公民拒絕購買來自血汗工廠的產品。但是，在泰國「血汗工廠」工作的人民，卻很感激這樣的工作機會，工廠的條件雖然惡劣，但對於一貧如洗的他們，這是改善生活機會更好的選擇，是窮國進入工業化的必經之路。他因此呼籲大家不能拒買血汗工廠生產的產品，這樣除了西方人權、勞工團體達到精神滿足之外，對當地人民一點好處都沒有。 若從事國際傳播的目的在於揭發世界的真相，那麼鎖在國內的國際傳播人員難以貼近世界；又媒體業主只短期地派駐記者去採訪花編新聞，去國外騷擾新聞對象，對於記者知識與經驗的成長難有建樹；又或者駐外記者的實地報導，國內老闆認為不會賣座而撤掉，對於駐外記者而言，追逐老闆要的國際新聞將成為重點，前幾年採訪王建民的都是不懂棒球，但在國內成為第一流記者後，外派出去的菁英，或許他們自己夜深人靜時，常暗自深思自己在媒體界的價值何在？ 講了這麼多，回到那位同學問題的本質上，我認為台灣的條件與環境要培養出台灣的Thomas Friedman有客觀條件上的限制。但是，當中國的新華社大舉進行海外擴張的同時，台灣的媒體主是否也該思考進行全球佈局，願意花更多的資源，去培養下一個朱立熙或台灣的Thomas Friedman。許多新聞台常以「XX新聞，世界報導」的名義介紹自己的新聞節目，但其中真正有價值的世界報導又佔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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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朋友進電影院看完最近最熱門華語電影「葉問2」之後，在臉書（Facebook）中留下這段評論，「看完葉問2，走出去戲院時，剛好走在前面是外國人，真想過去打他。」 昨天晚上看完這部電影後，我也產生類似的感覺，或許是裡面英國官員、英國拳王的霸道、蠻橫演得太好，讓看過的人，尤其是曾經被西方國家殖民，或被掠奪過的國家人民會像我朋友一樣，興起一股想打外國人的衝動。 這種感覺延伸了一陣子後，心中突然有種不寒而慄的感覺，對這個世界的未來感到有些悲觀，悲觀的原因來自於，這電影是個繼續為中國人民族主義加溫的火種，當一個像中國如此既獨裁，又怕人海抗爭的政權，玩弄民族主義，或說被民族主義所逼迫之下，容易形成好鬥的對外政策。 許多研究中國外交政策的書籍有個共同點，作者都會用很大的篇幅去探討中國被西方列強、俄國、日本侵略的歷史，我想大部分的中國通應該不會反對從清末到二戰結束的中國史，深深地烙印在北京領導階層的心中，這股被西方侵略史影響的負面情緒，絕對是個影響中國外交政策的重大變數。 在國際關係的學界中，現實主義派認為國家發展軍備、向外擴張權力是為了自保，其原因在於「無政府世界」的鐵律下，沒有國際權威可以救你，唯有發展實力，才能避免被消滅，這是一個不容改變的客觀條件，所有的國家都如此，無一例外。因此現實主義重視的是在這種無法改變的國際結構下，國家如何回應？ 然而最近二十幾年來崛起的建構主義學派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不認為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建構在客觀的「無政府世界」鐵律之下，而是建構於歷史上的經驗或遭遇，逐漸形成對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說，國家發展軍備以求自保，不是為了回應無政府世界的結構，而是因為歷史上的教訓告訴他們國家一定要發展軍備，對外界強硬，才是確保生存與發展的鐵律。建構主義派重視的是國家對「無政府世界」的觀點是如何建構出來的。 兩派的差別簡單說就是，現實主義認為不能殺人的原因在於外在法律的存在，讓人因為怕被判重刑，所以打消殺人的念頭；而建構主義會認為不能殺人的原因在於從小到大的家教、學校的教育、或與人的互動之中，慢慢建構出不能殺人的概念，因為他們相信這是不對行為。 說這些不是在說哪一派是對的，而是想說中國歷史上的痛，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重大因素。中國人在經歷過或認識到從鴉片戰爭以來被西方社會欺負的歷史時，會激起一股反對、甚至仇視西方與日本的情緒，這種情緒會逼迫政府必須靠壯大自己的實力來回應，讓人民因為中國崛起的強，而去抵銷民族歷史上的恥，與對西方與日本的恨。 研究中國的學者Robert Ross最近的論文「China’s Naval Nationalism」提到中國海軍發展策略時表示「海軍民族主義是一種維持尊嚴的策略，是政府為了鞏固在國內的聲望，才去進行的一種在國際中尋求成功的方式。」因此，中國政府也不斷地尋求具有向外擴張能力的軍備實力，像是航空母艦，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為了安撫國內的民族主義，為了雪歷史上被欺侮的恥。 不論中國發展軍備是對是錯，將必然造成區域或世界各國的緊張，因此當1999年美國飛彈擊中中國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館、在2001年美中軍機在南海擦撞、以及日本首相去參拜靖國神社後，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除了在國內騷擾外國人，也迫使中國強烈譴責，甚至報復外國政府。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唯有繼續強硬地崛起，才能確保國家安全，挽回民族自信。 中國新京報對電影評論下標「票房輕鬆破億，民族主義成了票房良藥」，因為導演把民族主義拍得十分熱血，能夠輕易地挑起那根歷史神經。中國的和平論壇中也有人發文，標題為「燒起中國人內心一團愛國之火！」作者說當片中洪門派掌門洪振南喊出「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國武術就不行」這句話時，在座的觀眾無不內心澎湃。但我想中國人想的應該更是「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國就不行」。 我相信許多台灣人看完後，心中也會泛起些許漣漪。台灣人如此，更何況是中國人，這部電影成功地挑起並放大了中國的民族主義，但這也是我對世界悲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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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關係學界當中，民主和平論被許多學者視為最接近社會科學鐵律的一個理論，當許多理論只能用來解釋某些國際社會的現象時，民主和平論似乎難以找到例外的案例，且若將「民主」與「戰爭」的定義訂得較嚴格的話，民主和平論似乎無懈可擊。簡單的說，這個理論想說的是，民主國家不會與民主國家發生戰爭，但是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間是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為什麼說這個理論很接近鐵律呢？因為擁護這個理論的學者認為，在他們所定義的「民主」與「戰爭」之下，的確沒有兩個民主國家發生過戰爭。若這條社會科學的鐵律成立，那麼，若要避免衝突的發生，就應該透過推動舉世民主化，以成就出和平的世界。這個觀點深深影響美國政府，例如柯林頓總統在1994年的國情諮文就提到：「美國若要確保自身安全，並建立持續的和平，則推動世界各地民主化的進展是最終的與最佳的策略。」 為什麼民主國家間不會發動戰爭呢？其中有三種重要的說法。首先，民主背後是由「自由主義」的思想所建構，認為人皆生而平等，每個人享有生存與追求物質利益的權利，並且以不侵害他人自由為基礎。在每個人追求利益的過程中，這些追求私立與避免衝突的概念加總後，可以帶來整體和諧的利益。因此自由主義認為和平地避免衝突能夠獲取最大的利益，因此不喜歡發動戰爭。 第二，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被認為是合理的（reasonable）、可以預測的（predictable）與值得信任的（trustworthy），這些國家的人民認為發動戰爭的成本很高，且恐危及國家安全，這對信奉自由主義而追求私利的公民來說是不好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社會當中，推動戰爭的氛圍難以產生。民主國家在其他人眼中是值得信賴的，特別是對共同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而言，也因此他們對自由民主國家的態度更為友善，不願意與對方發動衝突或戰爭。 第三、信奉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能夠抑制好戰的政策。在表達意見的自由、選舉制度、政府單位間的制衡、與自由的媒體監督之下，人民希望在和平的環境中追求利益的想法能夠充分地被表達，並且能有效地在政府決策過程中，形成避免衝突的外交政策。特別是當其他國家是民主國家時，人民對他國的認知也是願意追求和平的。因此，牽涉兩個民主國家對彼此的外交政策時，對彼此的好感，能夠透過民主機制反應出來，從而避免戰爭的發生。 若這條鐵律成立的話，目前台灣與中國是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第一、雖然台灣人普遍擁有自由主義思想，追求個人利益的心態遠超過對發動戰爭的渴求，這從大多數台灣人民希望兩岸關係維持現狀的態度可看出，其中就是希望能夠避免因走向極端而引發戰爭。但是中國政府與民間社會有多少自由主義的靈魂難以測知，且政府時常發動民族主義攻勢對台灣、西藏、新疆，甚至日本、韓國採取好鬥的對外政策。對中國而言，以戰爭滿足中國民族主義的心態可能超過對個人利益的追求。換句話說，取得具爭議性的領地的企圖，可能凌駕於在和平中追求個人私利的自由主義精神，讓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上升。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被視為是難以預測且不值得信任的政體，因為獨裁者的決策過程無法受到人民的監督，即便民間普遍信奉愛好和平的自由主義，但自由主義的民意難以打入中南海的決策圈。再者，政府改變政策需要考量的因素較民主體制少，制度的阻力也較輕，讓朝令夕改發生的可能性大於制衡力道強的民主政府。 因此，當台灣被幾百顆飛彈瞄準時，應該思考自由主義的和平觀點，以及所推導出的悲觀場景如何對兩岸關係產生意義。即便台灣人一相情願地信任中國的兩岸政策，但民主和平論中的和平因子，尚未注入中國社會，當然更難以進入決策核心，尤其是當北京認為台灣的自由主義不可能塑造出對中國的強硬政策時，中國更可以肆無忌憚地打台灣的主意，這也是台灣的舵手必須認知到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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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英九總統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將針對ECFA辯論前，我想談談這個議題對台灣可能的影響。雖然很多人認為自己不懂ECFA，但這其實沒有多大學問，ECFA就是規範兩個國家之間進一步貿易自由化的基礎罷了，對於經濟學家來說，越自由的貿易，對國家總體而言會越有利，當然這不免會傷害到一些國內競爭力低的產業。但若這些產業的勞工，能夠在勞動市場中快速找到新的工作，或政府的補救措施完善，則雙邊貿易自由化對彼此絕對是利大於弊的。 然而，若是我們把政治的變數納入考量，則國際政治經濟學者對貿易自由化的看法或許與經濟學家有所出入。在政府大利宣傳ECFA將為台灣帶來的好處後，我在這邊想提出兩個看法，去說明ECFA簽訂，對台灣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首先，除了關心國家總體經濟成長外，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更重視自由貿易與國內政治的關係，簡單說就是在自由貿易之後，哪些企業類別（即工商產業類別）或生產要素別（即擁有土地、勞力、資本密集的產業）將成為贏家與輸家，這些人又如何在政治體制中競爭，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這種看法認為國家在制訂貿易政策時，最關心的不是如何在自由貿易後，公平地重新分配利益，反而是社會中利益團體力量最強大的勢力，因為領導者相信這些團體可以出錢出力，幫助執政黨保住下次選舉的勝利。 通常這些利益團體不會是關心社會議題的非政府或非營利組織，而是與自由貿易有著強大利益關係的官員、政治人物或企業家，政府為了讓政策順利進行，與這些團體共同在社會中，塑造出自由貿易的美好假象，而忽略負面的影響，造成社會大眾在缺乏因應負面影響的認知下，受到傷害，常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 美國媒體人John MacArthur的書《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認為NAFTA會在美國通過就是因為企業總裁、公關公司與政府為了私利，在社會成功散播「不簽訂NAFTA就完了」的訊息，而民眾也買單了。他認為這些社群聯合運作宣傳，讓NAFTA在許多密室交易下，草率地通過，也造成後來法規上的重大缺失，更犧牲掉大量勞工的權益。或許美國整體而言獲利了，但對於受害者並未有效地處理，畢竟政府更在乎的是利益團體的勢力。結果自由貿易反而衍生出大量勞工失業與貧富差去擴大等社會問題，這是總體經濟成長數據難以看出的負面影響。 第二，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相當關心國際的結構，也就是世界處在一個無政府的狀態中，沒有超越國家的權力機構可以有效地透過懲罰去約束國家的行為。這個前提不變的話，國家在亂中求生存將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挑戰，畢竟若國家滅亡了，再多的利益也無益。在求生存的前提下，若國家面臨強大的威脅時，可以能夠靠「進攻-防衛平衡論」（Offense-Defense Balance）中的增強防衛能力，讓侵略者在意識到進攻需付很大的代價下，打消攻擊的念頭。但是，若潛在的被侵略國相當依賴貿易的話，則進攻國可以包圍該國，切斷其與外界的聯繫與貿易，任其斷炊而亡。對於強調防衛攻勢且依賴貿易的環海國家來說（例如：台灣），貿易自由化將在戰爭中，大大損害國家的生存能力。因此，若國家的國防政策以發展防衛軍事力量為主，且發生戰爭時的策略為以時間換取空間的話，則儘可能自給自足，降低貿易依賴是較好的戰略選擇。 就這兩個自由貿易的負面影響來看，我們可以試想台灣簽訂ECFA之時與之後的場景。首先，在民主的台灣，能夠提供最多財力與動員最多人力，幫助政黨勝選的是他們最關心的對象。台灣是個資本密集的社會，自由貿易將會對握有大量資本的企業主有力，因此他們應該是最熱愛自由貿易，且是執政黨最在乎的對象。在ECFA之中，對政府決策影響力最大的應該是與中國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後會獲利的企業家，這些人考量的是如何讓企業獲利而非如何照顧ECFA的受害者，關心若是可能反而產生利益衝突，例如為了要簽訂ECFA，中國可能在密室談判中，要求台灣在製造業與農產品貿易上大幅退讓，為了順利簽訂ECFA，弱勢的利益不會是企業家考量的重點，當然也不會是需大企業支持的政府所優先關心的。 再來，若是ECFA簽訂了，台灣對世界的貿易依賴度就進一步增加了，且依賴對象是個潛在的安全威脅者。若目前唯一可能進攻台灣的中國對台灣開戰了，台灣依靠本身優秀防衛武力，還能努力抵禦一陣子。但是，若中國為了快速奪下台灣，大量封鎖台灣對外的聯繫，造成依賴貿易甚深的台灣（更慘的是，依賴最深的竟是威脅最大的對象），在消耗光囤積物資後，已經無法透過進口滿足國內所需。因為依賴貿易，造成國內許多產業早已沒有能力製造生產民生與國防必需品，這種被斷炊下的台灣必死無疑。 從這兩個面向來看，簽訂ECFA就會產生問題。若要簽，則政府必須準備好配套的措施，不能對與ECFA有重大利益的企業源完全讓步，這個協定必須是公開受到監督，讓大家清楚ECFA的輸家並沒有被完全犧牲掉，但是這在民主國家的結構中是個相當大的挑戰。另外，若台灣與中國未來可能發生戰爭的話，簽訂ECFA絕對會犧牲台灣的生存安全，與其依賴潛在敵人，不如多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確保在戰爭中不會被對方切斷與國際的聯繫而耗光資源。 最後，我知道大家會說「都全球化時代了，哪可能發生戰爭！」但若是往回走150年去看當時的世界經濟發展，會訝異的發現，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貿易程度高的難以想像，活在當時的人難以想像Thomas Friedman 說的「全球化1.0至2.0」竟會被戰爭毀滅。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的確很深，但這或許僅是活在一小段時間中產生的和平錯覺，未來50年、100年的變化才是關鍵。我相當喜歡Jeffrey Frieden的一句話，他觀察世界經濟幾百年的歷史後說：「Globalization was a choice, not a fact」，全球化是個很政治性的選擇，並非必然發生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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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4月14日的上午，中國青海省發生規模7.1級的強震，目前至少造成400人的喪生。今天蘋果日報將今年發生過規模超過7的地震列出，包括一月發生的兩起，分別在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外海與海地大地震，二月在智利發生規模8.8的強震，造成六百多人的死亡，以及四月的三起，分別是先前美墨邊境7.2級與印尼蘇門答臘北部規模7.7的強震。 最近幾年來，每當超過七級的大地震發生，我們總能看到兩種不同的反應，一種是以菜籃族與電視主播為代表，認為大地震頻傳，這個地球快要癱塌了；另一種是以氣象或地質專家為代表，常認為大地震僅是正常的能量釋放，呼籲民眾做好地震的準備，但不用恐慌。對於這兩種看法，應該如何看待？或許觀察一百多年來的超強地震案例，可以窺知一二。 在參考了美國政府USGS（美國地質調查，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從1900年至今對規模超過8的地震統計數據，下圖可以看出一百多年來的超強地震趨勢，在這段期間內，世界共發生88次規模超過8的超大地震，且這些地震似乎在1950 – 1960發生的最密集，規模相當強大。觀察大地震發生的趨勢，似乎可以看到超強地震循環的軌跡。 若地震的循環模式可以參考，那麼二十一世紀初的現在正在經歷超強地震爬升的階段而接近高點，皆下來超強地震發生的機會應該會下降。根據圖表，二十世紀年半部發生的頻率與規模似乎比較小。雖然是二十世紀後半段看起來發生的機率比較高，但我們不能忘了前半段是資訊傳遞較落後的時代，實際的案例有可能比USGS統計的要高，這樣或許會讓超強地震循環趨勢更明顯。此外，這似乎也說明了地震是一種正常能量的釋放，累積一段時間後，就會開始爆發。 在一百多年來的超強地震中，發生最多的地方在日本與俄羅斯之間的千島群島（Kuril Islands），共發生八次，人煙稀少，造成的傷亡不多。再來是智利、印尼、日本、秘魯各發生了七次，其中包括在1960年5月22日9.5規模的地震（近百年來最大），其震央距離今年智利大地震的震央不遠，這起地震造成了1,655人死亡。印尼在2004年的9.1級大地震引發南亞大海嘯，損失最為慘重，受傷的十四個國家共帶走超過22萬條人命。日本在1933至1946年共密集地發生過三次，共帶走超過5,500條性命。另外在美國的阿拉斯加也發生過六次，包括1964年9.2級與隔年的8.7超強地震。 其實最有理由恐懼大地震的人應該是住在太平洋兩邊的住民，以及1940 – 1970年代的人們，他們最常經歷大地震，也應該聽過最多次這種慘劇，這樣親身的經歷，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地震將會越來越嚴重的錯覺，但1970 – 2000這段期間超強地震的次數與規模開始下降，所以當時若有人將對地震的感受訴諸極端，後來應該會發現到落差。現在隨著通訊科技的進步，世人對地震的感受透過立即的報導與畫面，更能直接感受到地震的威力與其帶來的不幸，我們應該要警惕，但若因此訴諸感受的極端，而得出世界將要滅亡的結論，這大可不必。 分享這個數據的目的在於，希望媒體（尤其是電視主播）在報導地震時，只要描述事實的部分即可，不必加油添醋，唯恐天下不亂，除了這應該不是事實之外，還會讓閱聽者陷入恐慌當中。畢竟，根據一百多年來的超強地震趨勢來看，地球還不至於到癱塌的地步。 後記：我的這個統計圖或許會有爭議，包括 Y 軸應該要用次數還是規模還是兩個的積，X 軸要用年份還是以一段時間為單位，大地震的規模要多大以上才算數，在範圍所及的權衡與測試後，我認為現在的統計圖表比較能夠看出地震能量釋放的趨勢。興趣用不同方式去分析的，可以到USGS網站去看更多資料，說不定會有不同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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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中關係最大的困境在於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以及人民幣價值被低估所造成的大量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若人民幣升值，美國人購買的「中國製造」產品將要用更多的美金支付，因此會降低美國人購買中國貨的意願，讓降低美國對中國商品的依賴，藉此改善龐大的貿易逆差，並償還在大量逆差所舉的國際債務。 中國領導人胡錦濤就由參加於美國舉辦的「核子安全高峰會」，在四月十二日與美國總統歐巴馬舉行雙邊會談，其中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希望人民幣升值。根據會後的報導，胡錦濤在會談中宣稱在人民幣問題上，中國不會屈服於外部的力量。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中國又宣佈將對美國的鋼鐵產品，施加懲罰性的關稅，藉此報復美方對中國輸油管徵收懲罰性關稅的行為。 許多專家認為，在美國與中國間的大量貿易逆差，以及中國因此握有大量美國債務的情況下，美中經濟關係的天平嚴重倒向中國，美國將更依賴中國，以避免中國藉由大量拋售美金，或拒絕人民幣升值的作法，重擊美國的經濟。究竟這種論述是否有可反駁之處？也就是現在的美國真的這麼不堪中國一擊嗎？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中，至少有三種說法可以稀釋中國債權無敵的論述。第一、若中國大量拋售美國債券，除非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願意購買，要不然中國施展的「重貶美金」武器將難以發酵。就這一點來看，目前名列前茅的美債持有國包括中國、日本、英國、石油輸出國、巴西、俄羅斯、香港、台灣等國，他們的對外金融政策皆採用浮動匯率，若他們與中國結盟，聯合拋售美金，必定會讓美元大貶。此時人民幣會跟著美金大貶，但是這些美債大國的貨幣，相對於人民幣與美金，將會因採用浮動匯率而升值。這將進一步惡化他們現在已經不如中國的出口競爭力。為了避免這現象發生，這些握有美國債務的國家，應該會避免美金重貶，方法之一，就是買進中國可能大量拋售的美金。 第二、若中國製裁美國所遭受到美國的報復機率越低，或雙方發生衝突的可能性越低，則中國越可能用經濟手段制衡美國。就這一點來看，美國很難坐視中國拋售美金的行為。因為當美國民眾因美金走貶，感受到國際購買力下降的壓力時，人民會運用民主機制，迫使華府對中國做出懲罰，這種懲罰不一定是軍事行動，而在國際貿易上限制中國貨物的進口。若華府開始對中國展開關稅制裁時，對中國而言，出口商品的市場將縮減，恐提升中國的失業率，造成中國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影響共產黨統治的基礎。對現階段北京政權面對日益激烈且增加的民間抗爭情形而言，沒有什麼比維持共產政權穩定更重要的事。因此中國若施展「重貶美金」武器，美國在民主機制的運作下，報復中國的機會不低。 第三、若中國繼續採取固定匯率，則對美國的影響力將受限，因為若中國大量拋售美債，將導致中國為了要維持對美金的匯率，需要使用擴張性的金融政策以穩定人民幣與美金的匯率，消耗外匯存底，這將影響中國的金融準備，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人民幣購買力下降等負面影響，這也會引起中國基層民眾的不滿，而造成中國國內政治的動盪。因此若人民幣繼續盯住美金，則中國若施展「重貶美金」武器，嚴重受創的可能包括中國與共產黨政權。 就這三點來看，或許北京對華府的支配力，並沒有外界所判斷的強大，中國想靠金融權力制衡美國的行為，可能會因上述三個限制，配合美國民主與中國基層力量崛起而大量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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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二十八日，中國又發生礦災，這次的地點位在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的大型國營煤礦「王家嶺煤礦」，預估這次共有153名工人受困於其中，目前大部分的礦工已經獲救。在幾天後的四月五日下午，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由美國第四大煤炭生產商梅西能源公司（Massey Energy Co.）經營的「Upper Big Branch」礦場，也發生礦災，目前初步研判是因為有毒沼氣所引發的爆炸，此礦災被視為是自1984年以來美國發生最嚴重的礦災。 由於這兩個礦災發生的時間相當近，因此不免讓人在批評中國礦災不斷時，也抨擊美國政府對於防止礦災發生能力的薄弱，也提供為中國辯護的人一個藉口。但其實這兩件礦災發生的背後，以國家治理與社會關注層面的的角度來看，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同。 首先，在王家嶺礦災發生後，中國網民發表了許多的想法，對於礦災的發生感到麻木，也質疑北京在處理礦災時的決心與能力。反觀美國，在礦災發生不久後，美國各大媒體開始抨擊政府對於煤礦安全管制的鬆散，無法貫徹法令上對於開礦的安全要求。比起美國各界大聲地、公開地抨擊，中國內部對於礦災的其實是噤聲的。當然，在少有檢討聲浪下，中國煤礦業的工業安全將難有改善空間。 第二，雖然兩國在同一個時間點發生礦災，容易讓人產生兩個國家的礦災發生率相去不遠。然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在2006年2月於《當代中國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的研究，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每生產一百萬公噸煤礦所造成的礦工死亡人數約為0.03％左右，而中國則高達4-5人之間。即便我們去看1984年於猶他州Orangeville造成美國近25年來最嚴重的，造成27人死亡的Wilberg Mine礦災，當年美國的致死率也僅達0.16人，遠低於當年中國約7人左右的致死率。 第三，美國在《聯邦煤礦健康與安全法案》（The Federal Coal Mine Health and Safety Acts）於1969年開始對礦場的要求進行嚴格的法治規範下，致死率已經由0.5下降至0.03左右：反觀中國雖然有許多規範礦場安全的法規，但卻沒辦法落實，使得中國的煤礦安全遠不及美國的程度，致死率超過美國的一百多倍。 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矛盾是造成此一差異的重要原因，由於中國礦場大部分都是國營事業或鄉村企業所經營的，政府單位涉入的程度相當深，而在地方政府為了營收，追求資本主義的獲利下，靠煤礦賺了許多錢，但政治上的獨裁，讓這些公營的礦場不太需要去回應勞工的需求，靠著削減福利與經營成本的方式，提高利潤，賺的錢不用回應老百姓的需求，反而是要以亮眼的經濟表現討好上級，這才是他們進一步陞官的誘因來源。 在經濟自由化沒辦法與政治民主化並存時，增加的經濟資源沒辦法被有效地分配，也造成法規無法落實，礦主也沒有誘因改善勞工的工業環境，這也是中國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矛盾下所造成的惡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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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中國受到國際能源署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邀請，希望其加入這個處理國際能源事務的多邊體制，IEA的執行總裁Nobuo Tanaka說：「這個組織的用意日益模糊，因為目前有超過一半的能源消費都是在非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與開發中國家內，對於石油而言，主要的消費將會是在非OECD國家」。Tanaka的這番話點出了IEA在功能上的問題。 IEA是一個在1973年石油危機發生之後，由先進國家號召組成的，幾乎都是富有的OECD成員國。他們認為中東國家主導的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因不滿西方社會的中東政策（尤其是支持以色列的態度），進行干預而哄抬油價，讓西方國家在石油危機中受到重創。西方國家因此設立了IEA，希望透過定期提供透明的國際能源市場概況、設立能源儲備的機制、並透過與能源供應方的協調機制，避免將來危機再度發生。例如在2005年卡崔納颶風（Hurricane Katrina）襲擊下，IEA以每天釋出兩百萬桶石油的策略，彌補了美國在墨西哥灣的能源產出的下降，藉此穩定國際油價。 雖然在兩次石油危機之後，IEA與OPEC試圖修補關係，希望共同合作穩定國際能源市場，但在本質上IEA是被創造用來對付OPEC的組織，中國在這種條件下，若選擇加入IEA會產生許多問題。 第一，在國家擔心生存的國際環境本質之下，如何維持經濟自主成為一大課題，在這種觀點下，全球化的潮流其實正削弱高度依賴國際市場國家的安全，中國在製造業的自給自足沒有關係，但在能源上相當依賴能源進口，在中國無法短期間中開發出足夠的國內油田，或研發出替代性能源之下，選擇與站在規範面的IEA並肩作戰，對相當依賴OPEC能源的中國來說是負面影響，將不利於中國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佈局，影響中國國內的能源安全。 第二，IEA是由西方國家所成立的多邊體制，擁護的民主與透明的機制，會員需要公開國家內部能源部門的資訊，這對於一個獨裁國家並不是能夠接受的狀況，目前二十八個會員國，除了土耳其、日本、南韓之外，都是西方的富國，且國內都擁有相當程度的民主機制，中國一旦加入IEA除了要遵守規範之外，恐遭到民主集團的包圍，在其他議題上讓步，這絕對是中國不願遇到的情況。 第三，IEA成員的意圖在於想透過世界能源消費大國的加入，去提升維持能源市場穩定的談判籌碼，此外，更想透過IEA的機制去制約中國的外交政策。這些對於西方國家是好的，但卻對中國沒什麼好處，在目前歐美國家需要中國的程度似乎大於中國需要他們的環境下，他們沒有太多籌碼可以吸引中國加入。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中國願意加入IEA，接受其規範的可能性並不高，且在國際能源主要的需求已經由西方轉向東方的之下，發展中國家影響國際能源議題的力量將會更大，IEA也的確如其執行總裁說的將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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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在自由時報的社論版發表了對Google退出中國的個人看法，但由於篇幅的不足，有許多想進一步分享的看法並未說完，所以就沿著自由時報的社論繼續說下去，也將標題改成原文的初衷「中國民主化中的夾縫」。 我在民意論壇的文章中提到了2008年在北京舉辦奧運的夏天，我前往北京一個推動基層民主化的政策研究單位工作的經驗。那個由美國的基金會贊助的單位，建立了目前在中國相當有影響力的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評論網站，每天皆可收到相當多學者或市井小民的稿件，宣揚著中國的民主改革。 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中，部門的主管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用MSN的即時通，與中國審查網路內容的官員跟對刊登文章的內容討價還價，若網站中出版的文章被認為過於激進或毀謗政府，就得被迫刪除。審查的標準是難以掌握的，往往皆來自公部門的自由心證。 伴隨著這項工作的是當年六月底的貴州省甕安騷亂事件，當時一起死因離奇被懷疑遭官員吃案的女學生命案竟擦槍走火，成為甕安縣萬人火燒政府大樓的事件。當時我剛到單位工作，尚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透過北京的網路，依舊可以看到相關的評論與影像，但心中一直有個疑問，不知為何這類批評政府的素材竟安然無恙，未遭到關切。直到約一週後，我發現網站中有些文章被刪除時，才得知通常基層民眾的反抗事件在發生後的大約一週內，是網站散播民主力道的「黃金七天」，當公部門尚不知該如何為事件定調前，不敢輕取妄動，但過了這黃金七天，政府的勢力旋即又開始霸道干預，網站也被迫刪除許多被政府官員指控抹黑政府的文章。 在網站開站這幾年來，因為單位同仁對民主的堅持，曾發生過幾次因為拒絕配合政府審查而網站被迫關閉的困境。這些支持基層民主運動的勢力後來發現，在曖昧不明的夾縫中與政府周旋的力道要比負氣逃離大的多，因此他們選擇在一次次與政府對抗的經驗中，摸索出突破控制之道，離開，則一切的力量就滅了，唯有存在，才能累積出繼續突圍的能量。 在中國叫「谷歌」的Google就是一個能夠與中國政府周旋，幫助民主裂縫繼續擴張的重要媒介，雖然中國有過濾網站內容的機制，但使用過中國網路，並稍微懂電腦的人都知道能夠用像「無界瀏覽」的破解軟體來突破政府的過濾，效果相當好。當時在北京，西藏暴動的影片都能夠透過Google旗下的Youtube呈現出來，這在配合政府審查的「百度」是不可能發生的事。若 google.cn 能繼續存在，就能讓網路使用族群用計取得被過濾掉的資訊，讓更多中國人知道獨裁政府的黑暗之面。Google實際上如同我工作的單位一樣，擁有相當多的「黃金七天」可以運用。 如今Google決定退出中國的決定將對民主化運動造成相當大的打擊，儘管有人支持Google退出中國以表示對政府干預網路自由的憤怒，但留在中國，作為民主勢力的後盾，才能繼續加強民主化的力道，這道民主化中的夾縫需要Google的存在，負氣離開將大大地弱化網路民主化的力量。中國的經濟自由化在一波又一波外商公司與中國的討價還價逐漸被打開，政治的民主化也藉由市井小民不斷的衝撞而取得進展，在過程中，他們需要Google。若Google依舊懷有靠網路力量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初衷，請留在北京與夾縫中的人民站在同一個陣線，繼續跟政府周旋對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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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幾年中引爆的金融風暴中，有許多國家因為腐敗的財政狀況受到嚴重衝擊，在各層級的政府中，都有無法以財政永續經營之道，去維持國家財政收支的平衡。再加上投機客的炒作之下，儘管逼出外部總體數字亮眼的成長假象，但是各國內部的金融問題卻問題重重，讓金融風暴很快地搓破這團泡沫，我想最令人驚訝的是，受害者不乏冰島、愛爾蘭這種世界級的模範生。 在面臨金融風暴的襲擊之中，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因應的爭議性相當大。以歐盟為例，成員國對於希臘所欠下的龐大債務究竟該如何因應依舊存在相當兩極化的差異，歐元區的各國，應該投入大量的金援，拯救希臘，免得波及到歐元在國際市場中的形象嗎？還是要讓希臘嚐到財政極度浪費後的苦頭，即便可能波及到歐元與其他財政問題同樣脆弱的國家，但歐元區依舊應該用嚴厲的教訓去逼迫希臘政府未來負責任的財務政策？ 歐洲這些國家財政問題的根源很簡單，其實就是「浪費」。政治人物為了兌現經濟成長的選舉支票，政府不斷提供誘因讓公部門能夠大量舉債，或是降低各種投資的門檻，讓信用不良的人或組織都能更輕易地取得超出償債能力的債務，或者讓資金不足的銀行對投資人做出過渡的承諾，雖然這些可以提高經濟成長的數據，但卻也養成金融體系中各方浪費揮霍的的心態。 在這種情況下，若政府不斷地以債養債，或國際金融體系持續提供援助，解救國家的財政危機，這將容易讓政府或民間陷入「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的危機。這種道德危機簡單的說就是，因為過渡浪費之後的爛攤子不斷地有人幫忙收拾，讓這些人的心中認為繼續腐敗下去也不需要付出代價，因為國家或世界一定會來救我，也容易養成沒有責任感的態度。就如同買保險的心態一樣，雖然從事危險的行為不好，但因為擁有保險的保障，讓我們覺得從事危險行為所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降低，因此反而鼓勵了從事危險行為的念頭。 就這一點來看，若歐元區的國家與國際金融體系願意挹注資金去拯救希臘政府過去的揮霍無度，這將提升希臘未來發生道德風險的機會，也提供了希臘繼續不負責的誘因，讓希臘繼續寬鬆的財政政策。若是懲罰希臘，任其自行處理，或許才能讓政府認知到財政責任的重要性。然而，任由歐元區國家財政崩潰，會波及歐元的價值與形象，因此如何解決歐洲某些國家的金融危機，將是歐洲整合的重大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次貸風暴中，政府任由雷曼兄弟倒閉，以及美林被併購的作法，或許值得做為借鏡，華府的政策讓華爾街的金融機構知道，若繼續不負責任地放款，或做出本身無法負擔的財務策略，結果將會是得到任何的政府援助的失敗。在感受到潛在的代價提高之後，會促使金融部門未來更謹慎。同樣的，國際金融機構若降低對國家揮霍行為伸出援手的意圖，或設下嚴格的援助條件，或許將能夠幫助國家去思考財政永續的問題。 由此觀之，歐洲應該堅持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的「不予援助條款」（No-Bailout Clause）的精神，該條款規定歐盟及其會員國沒有義務對其他國家負責，會員國也不能假定其他會員國需對其負責。這項條款是歐盟創立者所吸取到的紐約經驗。在1970年代紐約市面臨財務危機時，紐約市長警告紐約州政府說，若不援助紐約市，則紐約市將宣佈破產而拖欠債務；紐約州告訴聯邦政府，若不提供援助，則華爾街與美國金融體系將遭受重大損失。結果聯邦政府告訴紐約州政府說：「請繼續欠債吧！」（Please Default!）。結果，紐約市與紐約州都沒有拖欠債務，反而自立自強，慢慢地走陰霾，並在聯邦政府後續的抒困中爬起來，再一次步入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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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盤踞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前三名的國家冰島在二０一０年三月六日舉辦了讓非民主國家最羨慕的「公民投票」。在冰島，不論是國家政治制度或社會環境，都是許多人嚮往居住的地方，然而這次公投的議題與結果或許讓世界許多角落相當失望，也或許潛在地撼動了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冰島這次公投題目為是否要同意政府保證在償還「存款者與投資人保障基金」（Depositors' and Investors' Guarantee Fund）所積欠的債務中，對英國與荷蘭所協調出的償債條件。這保障基金是冰島政府所通過設立的，目的在於對冰島銀行提供償債的擔保。然而在金融風暴中，倒閉的冰島銀行所積欠的債務，超過了保障基金所能擔負的金額，使得外國投資人與存戶無法取回在冰島銀行的投資與資產。 其中一間崩潰的冰島銀行Landsbanki在英國與荷蘭發行的金融商品「Icesave」讓40萬名客戶受到損失，最後被欠下的債務先由兩國政府自行吸收，但是他們要求冰島政府必須在事後償還兩國政府。在這個背景下，冰島政府承諾將分期償還英、荷政府，不希望債務問題影響國家的信譽。但此舉在冰島內部引起相當大的反彈，議題也被政治人物操作成是「替私人銀行還債」而不是「償還英國與荷蘭政府先墊付的擔保基金」。最終公投的結果是在62.7%的投票率中，93.18%的人投下反對票，也就是冰島人不讚成政府花人民納稅錢去償還英、荷政府代墊的銀行保險費用。 冰島的公投結果對於國際社會間的信任感將造成衝擊。根據美國Stanford 大學Michael Tomz教授在「信譽與國際合作：三百年來的主權債務」（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overeign Debt across Three Centuries）書中對三百年來歐洲國家的債務研究中發現，一個國家償債的信譽會累積成為國家的信譽，國際市場中的投資人會隨著該國的歷史信用記錄以及政權的性質，而對該國家償債能力與意願的信譽做出調整，若信譽提升，該國能夠從國際金融市場中得到比較優惠的條件，反之，自國際市場借貸的成本將提高。在冰島的開始顯示出不太願意償還債務後，國際債信公司已經調降其評等，這也代表冰島的個人、公司、政府將以更高的成本自國際市場借款，這對國家經濟發展相當不利。 國家內的個人若欠錢，可以透過強制性的法治制度迫使債務人還錢，但是國際社會中並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機制可以強制地迫使欠下債務的國家償債。在二十世紀前，西方社會常用「船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方式，用軍事力量討債，這或許具有強制性的作用。到了二十世紀後，武力行為已經不被視為是正義之舉，因此讓國際市場中的投資人與各國政府或個人之間的關係變的脆弱，這時國家償債的承諾與過去的表現更加顯得重要，也就是國家信譽成為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條件，國家償債的信譽也成為維繫國際金融交易順進行的重要基礎。 冰島一向給人一種國際中模範國家的形象，因此其金融組織在世界中容易獲得信任，能夠容易吸引國際投資人的信賴，但這種容易取得資金的狀況也容易造成所謂的「道德風險」（Moral Harzard），讓冰島金融業不覺得失去投資人信任的風險是存在的，因此在對這些金融資產的操作上更加肆無忌憚，一旦金融風暴發生，那些泡沫資產，被瞬間搓破。 若這次冰島的償債問題最終得到國際社會的諒解與援助，可能將引起其他國家的倣傚，認為若國家沒錢償債也沒關係，將國際金融市場的承諾視為具文也無妨，這對國際社會中，各國間的信任與合作非常不利，根據Tomz教授的研究，這也會降低國家的信譽，而推升借款利率，這將提高國家間經貿來往的成本，不免地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衝擊。 或許冰島人民在這場公投戰役中贏得了勝利，看緊了個人的荷包，但卻讓國際金融市場對先進國家、民主國家、這些世界中的模範生國家產生或多或少的信任危機。若連冰島都不能信任了，國際投資人還敢相信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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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美國與中國關係降到歐巴馬上任後的最低點，外界評估認為歐巴馬上台後對中國在民主、人權議題上的讓步與善意，並未獲得中國實質的回報，爭議包括去年底美國官員在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中受到中方的冷落與批評，人民幣匯率過低所引發的美中嚴重貿易失衡，中國不願在聯合國中對伊朗發展核子設施施壓，以及Google指控中國侵害網路資訊自由。 在這些問題上華府得不到北京善意的回應，因此今年初歐巴馬政府開始展現出對中國強硬的姿態。在不顧中國的反對下同意對台軍售；歐巴馬日前接見達賴喇嘛；並對外發言批評中國操弄人民幣匯率。著名的政治風險評估公司Eurasia Group在年初的報告中評估認為二○一○年名列美國政治風險第一名的議題將是下降中的美中關係，美中關係正在迅速降溫中。 在這美中角力戰裡，中國也對美國展現強硬的姿態，在美國宣佈對台軍售後，中國宣佈將對供應對台軍售內容的美國公司進行商業制裁、將取消美中軍事交流計畫、並以外交部副部長召見美國駐中國大使表達抗議。然而僅在一個月中，中國開始放低姿態，允許美國副國務卿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與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Jeffrey Bader）訪問中國，這兩位是華府處理亞洲事務的高層官員，中國允許他們入境有相當大的政治意涵，代表北京不願與美國進一步交惡，對華府繼續釋放出威脅的訊息，硬碰硬對中國的利益有限。這似乎違背外界所認為中國在操作對美政策時，應該握有相當大的籌碼，但為何中國會這麼快地對美國示弱？ 原因可能有幾點，第一、中國對美國的籌碼可能被高估了，根據塔夫斯大學（Tufts University）教授丹尼爾‧德茨納（Daniel W. Drezner）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2009秋季號）中的評估，中國握有美國龐大的債權並不能威脅美國政府，原因在於即便拋售美金，國際市場依舊會有願意購買美國債權的國家，因此影響幅度或許不大；另外中國可能會擔心遭到美國的報復；且當中國繼續採取的固定匯率，則拋售美金將會使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連帶受到重創。這顯示出在經貿層面的硬碰硬對中國的潛在傷害恐怕也相當大。 第二、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間的權力平衡是決定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有學者進一步認為一國權力的上升不必然會引起其他國家因擔心生存問題而發展軍備，重點在於對威脅的感受程度高低。拿美國與中國的例子來分析，即是當中國持續維持亮眼的經濟成長，且積極發展軍備力量的話，可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不安，若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崛起的階段，繼續釋放出威嚇的訊息，這會加速區域內各國合作抵制中國的意願。依照歷史經驗來看，這些國家 － 包括拿破崙時代的法國和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與德國 － 最後都被區域中的聯合勢力擊敗。中國或許是想避免在繼續釋放出負面的訊息後，遭到美國聯合區域勢力進行反制。 第三、許多中國政治學者都指出北京執政最大的目標就是維持獨裁政權的生存，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即是維持中國的經濟成長，這能抑制民間對中央政權的反感，引發政權崩潰的可能性。要維持中國的出口經濟，歐美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市場，若中國與西方社會的關係下降，將會提高中國商品進入這些市場的成本，將不利中國出口的經濟結構，若情況嚴重，將影響中國的經濟成長。一旦中國失去高速成長的動力，獨裁政權的合法性將受到社會各層面、甚至共黨內各派別的挑戰，這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權力中心最不願意看到的狀況。 當我們驚豔於時代中的大國崛起時，不應該過渡地誇大其影響世局的能力，歷史上有許多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成長、擴張，但最終崩潰的例子。雖然中國崛起的未來難以預測，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世界的體系依然停留在國家主體必須自立更生於無政府狀態中，大國以好鬥、強硬的姿態崛起必然會遇到其他國家的聯合阻力，若大國不顧這股勢力，終將獲得失敗的命運。最近中國慢慢釋出的善意，似乎是瞭解到這歷史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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